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欧文、武者小路实笃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村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影响很大，曾和蔡和森等共产主义信仰者一道进行过“新村”空想社会主义实践，计划在岳麓山建设这样的“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希望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制度。

这种空想的“新村”并未付诸实践，事实上也根本无法实现，但这种梦想深藏在毛泽东心中。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似乎具备了实现“新村”梦想的条件，于是决定放手大干一场。然而此时已非几个家庭的“新村”，而是一个有着六亿人口的庞大试验场。

但是，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早年的“新村”计划实行的。不仅是因为规模庞大，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几十年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因素。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一再坚持，要把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引入到新的社会制度试验当中。于是，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失去了自由，变成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试场上的现代农奴。

按照当时的设想，人民公社化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步骤，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有多美好？那是一个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按照毛泽东的想法，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向农民描述的“共产主义公社”美好的未来尤其富于吸引力：
   “第一，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这个时期都谈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设想，陆定一对此作了总结，在1958 年5月19日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如下报告：

“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本来是几十年后才实现的设想，可是人们等不及了，说干就干。河南省一马当先，率先进行共产主义试验，省委书记吴芝圃在遂平县搞了一个碴岈山“卫星”合作社，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对社员实行‘十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冬季烤火和结婚。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每个生产大队为一个生产兵团，全公社共建立了27个生产兵团。兵团设团长、政委和参谋长，下设营、连、排、班，和解放军的编制一个样。干活讲究大兵团作战，起床、吃饭、上工、休息、收工、睡觉等都统一吹军号。男女劳力都分住男女营房，老人住敬老院，小孩住托儿所，吃饭在食堂。更有甚者，河南新乡县新宁人民公社宣布取消家庭，把全乡两万多人变成15个营50个连，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居住在集体宿舍。前来调查的吴冷西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当地干部却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老毛诗兴大发，要带领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画板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了。于是又提笔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写信，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还神秘兮兮地说，“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仍不变，还留了五到七年余地。毛发了一个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很快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还有的地方宣布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运动对几亿农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农民的财产全部充公，有的房屋被拆掉，搬进新的“居民点”，农民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有人想在充公之前变卖家产，比如缝纫机，可是此时缝纫机价格极为便宜，因为卖的人实在太多了，也有人把自己家的牲口杀掉。个人银行存款被政府拿去“投资”，甚至海外亲友寄来的钱也被劫走。全国有四亿人进了“公共食堂”。一开始，“食堂”还真红火了一阵，虽无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但大锅饭管饱。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然而好景不长，食堂渐渐捉襟见肘，食堂的粮食不过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凑在一起，放开糟蹋，很快就吃光了，农民渐渐抱怨吃不好也吃不饱了。

1958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正热火朝天，收割季节，几千万农民正在山头、地头、村边大炼钢铁，农村十人中有四人在炼钢，粮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在家里的农民都是老弱病残，无力也不关心，集体的东西不心痛，“油瓶倒了没人扶”，人的自私的罪性一开始就表露无疑。结果丰产不丰收。

经过一场全国范围的吹牛大赛，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昏了头的中央领导们作出了一个估计，“粮食已接近达到饱和。”会议认为，“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1958年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由于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会议决定，今后各级领导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

在这股热潮中，河北省徐水提出了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毛泽东亲自视察，树为典型。半年之内，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三千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了后，也表示赞扬。赫鲁晓夫有点不相信，派塔斯社记者专程前来采访调查，发现了破绽，露馅了！后来赫氏和老毛闹翻后，讽刺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毛泽东面子挂不住了，气急败坏地大骂赫鲁晓夫“放屁！”并作词曰，“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赫鲁晓夫在国际上以粗鲁闻名，在联大会议上敢脱下鞋子敲桌子，骂的粗鲁话连翻译都难为情翻出来，找个稍微文雅一点的词代替，还招来一顿臭骂。老毛和赫鲁晓夫比粗鲁，真是不分伯仲。

在发现农村出现饥荒问题后，毛泽东于1958年11月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参加的郑州会议。随后乘专列前往湖北等地视察，听了地方干部汇报后，毛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现在我们的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当听说湖北黄梅县60个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两二钱口粮，而上级还坚持要从该县调出40万斤粮食时，毛泽东自责地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一热，决定一切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是，灾难已经来临，毛泽东已经无能为力了，饥荒很快肆虐农村，三千多万农民饿死。老毛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乌托邦试验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如果毛泽东就此悬崖勒马，认识到他的乌托邦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明白自己不是搞经济那块料，放手让其他务实的领导人干，中国人民的苦难可能会减少一些。可惜老毛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主，宁愿错上加错，一条道走到黑，接下来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只折腾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凄风苦雨，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正是毛泽东乌托邦试验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