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孙中山的历史问题――兼评袁伟时教授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

林思云

读了袁伟时教授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即所谓“孙文卖国档案”，不禁为其满纸的“书生气”而哑然失笑。中国话的“书生”翻译成英文是“scholar”，但是中国的“书生之见”与西方的“scholar’s view”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常把只知道读书，不懂得社会实际的人称为“书生”。袁教授读书破万卷，但他这篇力作满篇“书生之见”，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中国有句名言“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在中国历次革命中，书生秀才们煽风点火，抛舆论造声势，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真要书生秀才们去领导革命，他们就不行了。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书生发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煽动起一场戊戌变法。但这帮书生秀才们只会说不会做，他们不知道政治的复杂性，单单凭着书本知识，试图在中国照搬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果很快就失败了。

陈独秀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学者，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可是让他当共产党的总书记却不行，勉强当了几年总书记边便共产党的自己人赶下了台。1931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派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试图让他们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苏联学习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只知道书本上的共产主义理论，不懂中国的实际国情，企图在中国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结果也是输的一败涂地。相反毛泽东既没有骄人的镀金学历，也没有外国老板的特别关照，可是毛泽东最后不仅当上了中共党主席，还领导中共从山沟里走进了北京城，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试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陈独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书生领导的话，会有现在的结局吗？据说邓小平曾讲：“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

中共党内不乏学问过人的大学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和理论家。一开始中国共产党由他们这些书生领导，但都搞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就是在这些书生领导不了中共的情况下，才脱颖而出当上了中共的领导人。为什么这些书生领导不了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不懂得现实中的“政治”与书本中的“主义”和“原理”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我们看一下袁教授的“书生之见”吧。袁老从书缝中找出不少孙中山与外国列强签订的（或准备签订的）所谓“出卖中国利益”的文件证据，并在最后郑重其事地说：【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

之所以说袁教授是“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用书本上的“国家利益”概念，去理解实际现实中的“国家利益”。袁老指出孙中山曾经试图“出卖满蒙”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并把这作为孙中山卖国的铁证。当然袁老指出的这些证据确实属实，不过据此给孙中山扣上一顶“卖国”的帽子，倒是显出袁老天真的“书生气”。

当时孙中山一批人结成革命党同盟会，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暴力推翻满族人的异民族统治，恢复汉族人的主权。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经费。在经费方面，革命党没有政权，他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资金，只能使用非常的手段收集经费，向外国政府借款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可是外国政府并不是慈善家，如果不给他们一定的“好处”，不给他们一些利益，他们是不会随便借钱给革命党的。孙中山“出卖满蒙”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不过是革命党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错误言行”。

世间没有免费的晚餐，革命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对此有所考虑。尽管武昌起义成功，可是革命军要想打到北京城，直接推翻满清政府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南北战争进行的不顺利，革命军与清政府军长期对峙，这时外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就非常重要了。对于外国列强来说，是支持革命政府还是清政府，取决于谁给他们的“好处”多，也就是哪个政府“出卖国家利益”较多，他们就支持哪个政府。

因此当时革命家们的策略有“上下两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复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复中原十八个汉族人省份的主权，把满蒙疆藏“出卖”给列强，以换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以前清政府只准许汉族在十八个内地省份居住，这十八个省是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甘肃、贵州和云南，关外的满洲（东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是不允许汉族随便迁入居住的。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十八个内地汉族人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革命只要恢复了内地十八省的汉人主权就是成功，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和满洲（东三省）的主权都可以放弃。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时，起义军打出的革命军旗是“十八星旗”，这“十八颗星”就是代表内地十八个汉族人居住的省份，后来也有人称其为大汉族主义的旗帜。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作最坏的打算，先向日本做出“出让满蒙”的许诺，表现出政治家应有的未雨绸缪策略能力。不过后来南北战争很顺利，满清朝廷在袁世凯的背叛下很快退位让权，这时“出卖”满蒙疆藏就没有必要了，孙中山对日本做出的“卖国许诺”也就自然收回，没有变成现实。这种政治策略，对于“兵不厌诈”的政治军事世界来说，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中国偏有这么一帮读书人，专门喜欢从书本里引经据典，给人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袁教授就从孙中山的故纸文件中考证出一堆“卖国罪证”，给孙中山扣上一顶“卖国”的大帽子。

近代中国历史上当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算不上什么学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只念过私塾就不必说了，孙中山的学历也和毛泽东差不多，算是专科文化程度吧（孙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发材料了），蒋介石的学历也不高。国民党中有像胡适那样舞文弄墨的大学者，他的理论水平比蒋介石高出何止10倍，可是让胡适来领导国民党却是不行。有人说“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说这句话的人就书生气了，因为他把政治看成一种崇高的事业。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脏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别崇高伟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骗子的一种。政治家不是宣言“仁义道德”爱国大道理的“君子”，而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谋求实实在在利益的“小人”。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而且国际政治不受法律的约束，撕毁条约，背信弃义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战期间，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苏联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进攻日本，都是政治家的秀作；后来美国与中共建交而抛弃台湾的行为，也曾被蒋介石骂为“背信弃义”。中国祖宗流传下来的兵书里讲得很明白：“兵不厌诈”，可是爱谈论仁义道德大道理的书生们，却偏偏不读这些讲述深刻政治哲理的兵书。

在辛亥革命的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是满蒙领土被日本吞并，而是整个中国被列强瓜分。中国革命家的第一任务就是保存中国本土的十八省不被列强瓜分，而不是保全满蒙的领土。如果中国本土都被瓜分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谈得上保全满蒙？孙中山放弃满蒙，保全中国本土的想法，不过是在当时紧迫情况下的丢卒保车迫不得已做法，因此而被扣上“卖国”的罪名，岂不是太冤了？

毛泽东打仗胜利的法宝之一就是不计较一个城池的得失，保存实力最重要，有了实力，失去的城池，以后还能收回来。在辛亥革命的紧迫环境下，保全中国本土十八省的统一是最首要的任务，只要中国本土的统一保全了，就是保全了中国的灵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富国强兵，即使把满蒙疆藏“出卖”了，日后也是可以收回的。台湾不就是在被“出卖”后又收回来了吗？

退一万步说，“出卖”的领土即使收不回来了，也未必是绝对的坏事。我们不妨反过来看问题：领土多未必一定就好，特别是武力强占的领土，为了维持镇压这些地方的反叛势力，国家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这些不安定的领土，不但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和负担。战后英法两个最大的殖民国家，被四处蜂起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搞得头疼脑热，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相反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丢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领土也缩小了很多，只剩下了国家的核心部分，可是这两个战败国家却出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他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缩小了领土，同时也减少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地建设国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丢掉领土反而成为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福音。

前苏联在二战后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日后屡屡成为苏联政治地震的发源地，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发起的独立运动，最终引发了苏联的总崩盘。如果斯大林当时没有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维埃联盟也许会更长寿一些。同样中国辛亥革命后，如果像革命军打出的十八星旗那样，中国只剩下本土的汉族十八省，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全部独立出去，现在中国就少了很多头痛的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反而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比现在更好。事实上西藏、蒙古、新疆这些地方给中国本土带来的政治经济负担，远大于它给中国本土带来的利益。

如果当年罗斯福总统没有好意把台湾归还中国，让台湾独立了，现在中国就不会有烦人的台湾问题。不幸的是，现在台湾问题正成为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的最大地震源，这个地震源一旦爆发大地震，说不定真的会引发中国像前苏联那样的总崩盘，这正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假如当年孙中山一伙革命党真的把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全部“卖”出去，反而为中国今后的长期安定发展铺平了道路，我们现在说不定要感谢他们自己背下“卖国”的骂名，造福了中国的老百姓。

尽管孙中山是一个书生气比较重的政治家，但其政治见识还是远在批判他的袁教授之上。袁老所谓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不过是他这样迂腐的书生难于理解而已，头脑灵活的政治家们大概没有不理解的。我们不妨反过来看袁老给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料，会看到孙中山是一个有政治远见、有灵活策略的“合格”政治家。在通向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中国最需要头脑机动灵活的政治家来牵引。古训云：“书生清谈误国”，可惜中国有太多迂腐的书生，却有太少灵活应变的政治家，不免让人折腕而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