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孫中山的歷史問題――兼評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

林思雲

讀了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即所謂“孫文賣國檔案”，不禁為其滿紙的“書生氣”而啞然失笑。中國話的“書生”翻譯成英文是“scholar”，但是中國的“書生之見”與西方的“scholar’s view”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常把只知道讀書，不懂得社會實際的人稱為“書生”。袁教授讀書破萬卷，但他這篇力作滿篇“書生之見”，不免讓人感到惋惜。

中國有句名言“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在中國曆次革命中，書生秀才們煽風點火，拋輿論造聲勢，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但真要書生秀才們去領導革命，他們就不行了。清末康有為、梁啓超等一批書生發起一個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運動，煽動起一場戊戌變法。但這幫書生秀才們只會說不會做，他們不知道政治的複雜性，單單憑着書本知識，試圖在中國照搬日本的明治維新，結果很快就失敗了。

陳獨秀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學者，文章寫得非常漂亮，可是讓他當共產黨的總書記卻不行，勉強當了幾年總書記邊便共產黨的自己人趕下了台。1931年共產國際向中共派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試圖讓他們來領導中國革命。這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在蘇聯學習非常優秀的共產黨員，但他們只知道書本上的共產主義理論，不懂中國的實際國情，企圖在中國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結果也是輸的一敗塗地。相反毛澤東既沒有驕人的鍍金學歷，也沒有外國老闆的特別關照，可是毛澤東最後不僅當上了中共黨主席，還領導中共從山溝里走進了北京城，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試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陳獨秀、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批書生領導的話，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據說鄧小平曾講：“沒有毛澤東，共產黨現在可能還在上海的租界裡爭吵呢。”

中共黨內不乏學問過人的大學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滿腹經綸的大學者和理論家。一開始中國共產黨由他們這些書生領導，但都搞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就是在這些書生領導不了中共的情況下，才脫穎而出當上了中共的領導人。為什麼這些書生領導不了共產黨？就是因為他們的“書生氣”太重，他們不懂得現實中的“政治”與書本中的“主義”和“原理”完全是兩回事。

這裡我們看一下袁教授的“書生之見”吧。袁老從書縫中找出不少孫中山與外國列強簽訂的（或準備簽訂的）所謂“出賣中國利益”的文件證據，並在最後鄭重其事地說：【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為了長遠的崇高的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

之所以說袁教授是“書生之見”，是因為他用書本上的“國家利益”概念，去理解實際現實中的“國家利益”。袁老指出孫中山曾經試圖“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持，並把這作為孫中山賣國的鐵證。當然袁老指出的這些證據確實屬實，不過據此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帽子，倒是顯出袁老天真的“書生氣”。

當時孫中山一批人結成革命黨同盟會，他們的首要任務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是暴力推翻滿族人的異民族統治，恢復漢族人的主權。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革命黨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經費。在經費方面，革命黨沒有政權，他們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取資金，只能使用非常的手段收集經費，向外國政府借款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可是外國政府並不是慈善家，如果不給他們一定的“好處”，不給他們一些利益，他們是不會隨便借錢給革命黨的。孫中山“出賣滿蒙”來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持，不過是革命黨的一個政治策略而已，哪裡談得上什麼“錯誤言行”。

世間沒有免費的晚餐，革命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時的革命黨人也對此有所考慮。儘管武昌起義成功，可是革命軍要想打到北京城，直接推翻滿清政府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南北戰爭進行的不順利，革命軍與清政府軍長期對峙，這時外國的軍事經濟援助就非常重要了。對於外國列強來說，是支持革命政府還是清政府，取決於誰給他們的“好處”多，也就是哪個政府“出賣國家利益”較多，他們就支持哪個政府。

因此當時革命家們的策略有“上下兩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復滿清政府的全部領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復中原十八個漢族人省份的主權，把滿蒙疆藏“出賣”給列強，以換取他們對革命的支持。以前清政府只准許漢族在十八個內地省份居住，這十八個省是直隸（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浙江、安徽、江蘇、江西、福建、四川、陝西、甘肅、貴州和雲南，關外的滿洲（東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是不允許漢族隨便遷入居住的。當時革命黨人的“野心”並不大，“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十八個內地漢族人省份中恢復漢人的主權，革命只要恢復了內地十八省的漢人主權就是成功，西藏(青海)、蒙古(內外蒙)、新疆和滿洲（東三省）的主權都可以放棄。宣統三年武昌起義時，起義軍打出的革命軍旗是“十八星旗”，這“十八顆星”就是代表內地十八個漢族人居住的省份，後來也有人稱其為大漢族主義的旗幟。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作最壞的打算，先向日本做出“出讓滿蒙”的許諾，表現出政治家應有的未雨綢繆策略能力。不過後來南北戰爭很順利，滿清朝廷在袁世凱的背叛下很快退位讓權，這時“出賣”滿蒙疆藏就沒有必要了，孫中山對日本做出的“賣國許諾”也就自然收回，沒有變成現實。這種政治策略，對於“兵不厭詐”的政治軍事世界來說，本來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中國偏有這麼一幫讀書人，專門喜歡從書本里引經據典，給人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袁教授就從孫中山的故紙文件中考證出一堆“賣國罪證”，給孫中山扣上一頂“賣國”的大帽子。

近代中國歷史上當權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都算不上什麼學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凱只念過私塾就不必說了，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蔣介石的學歷也不高。國民黨中有像胡適那樣舞文弄墨的大學者，他的理論水平比蔣介石高出何止10倍，可是讓胡適來領導國民黨卻是不行。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為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骯髒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別崇高偉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騙子的一種。政治家不是宣言“仁義道德”愛國大道理的“君子”，而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謀求實實在在利益的“小人”。國際政治本來就是一種利益的交易，而且國際政治不受法律的約束，撕毀條約，背信棄義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戰期間，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蘇聯撕毀《蘇日互不侵犯條約》進攻日本，都是政治家的秀作；後來美國與中共建交而拋棄台灣的行為，也曾被蔣介石罵為“背信棄義”。中國祖宗流傳下來的兵書裡講得很明白：“兵不厭詐”，可是愛談論仁義道德大道理的書生們，卻偏偏不讀這些講述深刻政治哲理的兵書。

在辛亥革命的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並不是滿蒙領土被日本吞併，而是整個中國被列強瓜分。中國革命家的第一任務就是保存中國本土的十八省不被列強瓜分，而不是保全滿蒙的領土。如果中國本土都被瓜分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哪裡還談得上保全滿蒙？孫中山放棄滿蒙，保全中國本土的想法，不過是在當時緊迫情況下的丟卒保車迫不得已做法，因此而被扣上“賣國”的罪名，豈不是太冤了？

毛澤東打仗勝利的法寶之一就是不計較一個城池的得失，保存實力最重要，有了實力，失去的城池，以後還能收回來。在辛亥革命的緊迫環境下，保全中國本土十八省的統一是最首要的任務，只要中國本土的統一保全了，就是保全了中國的靈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中國本土實現了富國強兵，即使把滿蒙疆藏“出賣”了，日後也是可以收回的。台灣不就是在被“出賣”後又收回來了嗎？

退一萬步說，“出賣”的領土即使收不回來了，也未必是絕對的壞事。我們不妨反過來看問題：領土多未必一定就好，特別是武力強占的領土，為了維持鎮壓這些地方的反叛勢力，國家要花費很多人力物力，這些不安定的領土，不但不能成為國家發展的動力，反而成為國家發展的障礙和負擔。戰後英法兩個最大的殖民國家，被四處蜂起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搞得頭疼腦熱，大大影響了他們的經濟發展；相反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丟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領土也縮小了很多，只剩下了國家的核心部分，可是這兩個戰敗國家卻出現了驚人的經濟發展。他們成功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縮小了領土，同時也減少了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可以輕裝上陣，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丟掉領土反而成為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福音。

前蘇聯在二戰後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這些國家日後屢屢成為蘇聯政治地震的發源地，波羅的海三國率先發起的獨立運動，最終引發了蘇聯的總崩盤。如果斯大林當時沒有吞併波羅的海三國，蘇維埃聯盟也許會更長壽一些。同樣中國辛亥革命後，如果像革命軍打出的十八星旗那樣，中國只剩下本土的漢族十八省，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獨立出去，現在中國就少了很多頭痛的政治問題和民族問題，反而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地建設國家，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比現在更好。事實上西藏、蒙古、新疆這些地方給中國本土帶來的政治經濟負擔，遠大於它給中國本土帶來的利益。

如果當年羅斯福總統沒有好意把台灣歸還中國，讓台灣獨立了，現在中國就不會有煩人的台灣問題。不幸的是，現在台灣問題正成為引發中國政治大地震的最大地震源，這個地震源一旦爆發大地震，說不定真的會引發中國像前蘇聯那樣的總崩盤，這正應驗了中國一句古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假如當年孫中山一夥革命黨真的把西藏、蒙古、新疆和滿洲全部“賣”出去，反而為中國今後的長期安定發展鋪平了道路，我們現在說不定要感謝他們自己背下“賣國”的罵名，造福了中國的老百姓。

儘管孫中山是一個書生氣比較重的政治家，但其政治見識還是遠在批判他的袁教授之上。袁老所謂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不過是他這樣迂腐的書生難於理解而已，頭腦靈活的政治家們大概沒有不理解的。我們不妨反過來看袁老給我們提供的寶貴資料，會看到孫中山是一個有政治遠見、有靈活策略的“合格”政治家。在通向國家富強的道路上，中國最需要頭腦機動靈活的政治家來牽引。古訓云：“書生清談誤國”，可惜中國有太多迂腐的書生，卻有太少靈活應變的政治家，不免讓人折腕而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