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人：

主持人：黄玉顺

时 间：2004年5月21日晚上7：00－9：30

地 点：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逸夫科技馆

讲 演

黄教授给我出了这个题目，叫我来讲讲关于《原道》的一些事情。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确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学界和媒体说我们《原道》做了什么，其实并没有。不过是“文化”问题太热门了，只要搞出了一点响动，就会被称为有巨大影响。大家都知道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三个大的路向，就是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还有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被称为是三足鼎立的格局。但是事实上，这一足是跛的。不过，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文化保守主义会成为其他二足的奠基的平台。

今年下半年，将有一个会，主题是“传统和宪政的对话”，他们也算我是传统里面的一个。这是自由主义者们和我们之间的一个良性对话。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对现实的把握是出自于传统的话，是他们的进步，也是中国之福。

但是我会问自由主义者两个问题。第一是他们对传统的尊重是出于什么？难道就仅仅是因为哈耶克说了要对传统尊重？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其他什么“克”出来，是不是他们就会不再尊重传统了呢？但是，我还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只要他们开始走向传统，必定有一天会弄假成真的。我对传统有这个信心。第二个问题是：自由主义者们怎么看待美国的利益。他们因为爱自由而乌托邦化美国，也因此而妖魔化传统。自由主义者们因为认为自由是全人类的普遍的利益，而把美国的利益就看作是全人类的利益，也就看作了是中国的利益。不过值得讽刺的是，也许有一天，美国人会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就成为了他们最大的敌人。

今天就只是随便谈谈一点关于《原道》的事情。现在一些学者们说，《原道》是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其实没有他们所说的那回事。我在谈论《原道》的时候，不会采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在实际上，《原道》的个人色彩很浓厚。并没有大家所夸赞的具有一面旗帜一样的地位。

89年以后，我的很多同学都下海经商。到了93年，由于大家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出身，所以就提议办一个刊物。而恰好我当时刚刚博士毕业，就牵头做这个事情。我的一个朋友出资5000元，买了一个刊号。他是董事长，而我就象是总经理这样一个角色。我和一些学者联系约稿，比如李泽厚、庞朴等人。但是，文章收集回来以后，我的朋友，也就是出资方却觉得这些稿件和他开始的设想并不一样。他所期望的并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原道》这种性质的刊物。于是，就决定退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一个闲置的刊号，如果不加以利用，就是一种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很多给我稿件的老先生那里，我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这样，我和一些朋友就决定先出了这一期再说。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个人凑钱出了第一期。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在学界、媒体反响很强烈。今年是《原道》十周年。这十年以来，我们《原道》的发展很困难。没有资金，没有固定的出版社。不过，还是走了过来了。

现在回头看来，当时命名为《原道》，是出于我对当时学界的一些做法的不满。你们知道，北大有《原学》，主要的特色在于朴学方面；另外还有《学人》，主要的特色在于思想史方面。这两个刊物可以代表了当时儒学研究的两种路子。一方面是利用传统文化的研究，使得传统文化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用来对抗当时所说的西方的“和平演变”的。另外一个方面，类似于清学之于宋学的关系，是一种由于西方的压迫之下的生存空间的缩小，而进行的反思。他们的工作作为一种启蒙意识是可以的。但我认为他们的话语需要调整。我会说，儒学不仅是“原学”，而是“原道”。我命名为《原道》，就颇有和《原学》对抗的意思。

今天，《原学》、《学人》都早已停刊了。而《原道》却坚持了下来。其中虽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不过还有一些必然的东西。传统并非是简单的知识。《原道》第一个方面，表示了对传统的正面认识；其次是经世致用，是面对现实的。（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层面上）契合传统。所以现在，《原道》越来越受到包括知识界、传媒等等的关注。此种关注不仅是儒学内部的关注，而是象自由主义者、新左派等等都开始自觉地和我们有一个对话。很多的知识分子，都义务参与到《原道》的工作中来，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原道》已经不再是一件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事情了。

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我是谁？这些问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有着一整套的言说。清末以来，西方入侵之后，话语权威性丧失了。一个方面是政府不能有效发动民众进行有效的抵抗，另外一方面是西方用坚船利炮为自己的文明作证，此外还有执政党对传统的打压、排挤和妖魔化。这样，目前儒家的系统性不存在，将来以后会怎样，我个人还是比较悲观的。

对于我来说，现在所关心的第一个是大的思想版图，民间思想的左邻右舍。这是外部的立场和认同。作为一种话语，他们对于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第二个是保守主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守主义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话题。而事实上，在我被称为“保守主义”的时候，这个词语恰恰是用来给人在道德上抹黑的。这是今天那些称我为保守主义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在90年代，被称为是用知识反思80年代思想。当时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办刊物。这在实际上是给89以后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空间。然后就认为80年代没有成果。这是一种亵渎。90年代用知识或者说用知识的名义来反思思想，很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在知识的背后有权力、政党等等很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反思就不是一个朴学的问题了，而是要面对现实。对于孔子的批评，无非是逻辑的。但是，孔子是在不同的时候做出的，和我们是融洽的。而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把孔子作为了一个物，以客观的立场来说的。（这其中）会有很多的错误。

现在来看现在儒学的左邻右舍。首先是左派。左派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派别。而现代性问题是他们的一个中心话题。这是用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这是可以的。其次是自由主义。怎么处理自由和权力的关系，怎么处理美国的利益。这是我在讲演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的。

而保守主义首先可以起到一个基础作用。儒学的知识是复合性的，是有结构的。如果简单做一个政治学的解读，会遮蔽其他的很多方面，会扭曲很多的方面。儒学可以应对很多问题。他的功能是多维的：政治的建构和批判，政治的解释和解构，乃至于安身立命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眼下所要做的就是这些，而这是最紧迫的问题。在此之后，才要回来重新评价，才可以说我们在眼下做的事情是否也缺失了儒学的一些功能，然后再去修改。从而回到认同传统的很多思想。最近会有一次文化保守主义的聚会。康小光提出，要建立儒教为国教，用“仁政”来为中共的合法性寻求基础。这种意义上的儒学，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策论”。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尝试，但是其后果我会有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不敢太乐观。蒋庆谈政治儒学，实际上就是公羊学。他提出：以中国解释中国。头一个中国是汉代公羊学内部的家法。用来应对眼下，这是不行的。不过蒋庆提出的观点是面对当前学术界的一个做法，就是“汉话胡说”，他的意思在于“汉话汉说”。这里的前面一个汉是古代的汉，后面一个是今天的汉，是我们。就由我们的价值模式、生存情景来解说古代的汉。

对于儒学的态度，继承和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发展。他们是情感、信仰的投入，认为西方的文化是来自于游牧文化，是一个恶劣的文化。而今天，时代的变化非常的大，还用这种做法可以吗？近代以来，应对这个问题的实际上是三种策略。第一种是俄国人的路。第二种是李泽厚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第三种是我说的“中体西用”。

我在这里所说的“中体”，是中国生命形态的自我演绎，是在遇到压力的时候，民族生命意志所表达的一种努力。把中国的生命需要作为唯一的原则。我承认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我不会预设道的绝对有效性。我只会从中国的需要出发。

所以我说，今天儒学的工作在于重建而不是继承。《原道》的保守主义和其他的保守主义是不同的。

答 问

提问：您所说的保守主义和西方所说的保守主义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对于传统文化的界定就仅仅是儒家吗？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回答：首先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西方的保守主义和中国的保守主义是什么意思。我从来都没有说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也从来没有说我是一个儒者。这都是别人这么说我的。对于儒者来说，首先我觉得我和一个真正的儒者比较，我有很多的不足，我不敢自称是儒者。其次，我和现在一些自称为儒者的人之间是不同的，我不会自称我是儒者。传统是不是就是儒家，这不是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因为儒家是解决目前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最合宜的方式，我才会选择了儒家。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就是我在演讲中说的境域问题。文化保守主义是用来应对现在遇到的问题的。

提问：您如何评价张岱年先生。

回答：首先我说对张先生去世，我表示了我自己足够的伤心。但是我不会同意有人对张岱年先生的评价：国学大师。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的一个时代都可以没有大师，但是不能没有大师的标准。我这里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传统的知识上的把握，其次是传统价值上的认同。这两点在张岱年先生那里都没有。

提问：您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我觉得您一点都不保守，您如何来看这个问题？另外，我对于儒学重要的不是继承而是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儒学最重要的是继承，而不是发展。

回答：首先我会说，我希望我所有的批评都是错的。我希望在目前多种儒学研究中的问题都是没有的。但是，今天儒学已经有人在继承，这是一件好事。但儒学要走进生活的话，就必须要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你的问题不能成立。即使是要继承，也要有在今天如何继承的问题，就是发展。至于文化保守主义，我在前面回答那位同学提问的时候提到了。这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在起初的时候，这是一个负面的词，不过在今天居然成为了一个正面的词，这是别人的事情。我一直都是激进的。在89年的陈明会走上天安们广场，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从来都没有改变。

提问：您一直在描述一个变动不居的道，那么，在追寻道的过程中，是否有缺损？如何来避免呢？

回答：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月印万川。因为川有不同，月就有不同？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下午在论理学中心发言提到的“反对学科本体化”就是在说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接受我们的有限性，然后再来谈弘道的问题。是人能弘道，不是道来弘人。

提问：那么，您“原”的那个“道”是什么？

回答：寻找一个可以担当我们民族文化的话语系统，可以担当我们的民族利益，可以解决我们安身立命的问题的话语系统。

提问：您提到了“汉化汉说”，这是对“汉化胡说”的否定。但是在今天的情境之中，我们如何来避免西方的话语霸权，从而保持我们的话语本身的纯洁？第二，如果说西方闯进了中国，成为了我们现在中国时代问题的系铃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他们来担当这个解铃人呢？这个又是如何可以避免的呢？

回答：首先我没有把西方话语排除在外。作为文化文本，以前置于西方范型之下，当然是弊大于利的。但是把它放到它的情景中去看，它的文化本身就有异质性。对于你说的“解铃、系铃”的问题就解构了。这只要从文化自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的挺立”，只要你挺立了，就根本不存在压迫的问题。

提问：您的原道有原来的道，原先的道的意思，这个意义上，道还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吗？

回答：“原”是一个动词，是寻找的意思。韩愈、章学诚的《原道》都是这个意思，是寻找。

提问：听您的演讲，您的“道”不停的变，包括“时”。但是您所说的未能把握到“传统的核心的价值在那里”，您说站稳脚跟，您的脚跟在那里呢？

回答：我站在那里，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吗？我会不知道我站在那里吗？“圣人之所以为法”就是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立足点。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责任心，是一种使命感，是一种意志的召唤。

提问：您说的“中体”怎么理解？

回答：“体”就是特定情景中的需要，“中体”就是用中国人应对的问题和解决作为最高标准。人合义就是道。表现为：第一文化特征，第二主体相关，第三情境相连。

提问：您的实用主义要达到什么目标？

回答：我指的是，我“即体建用”，哪些是我们今天必不可少的东西。文化本身都是工具性的东西，我指它在儒学重建中是做什么用的。

提问：那么，有用的标准是什么呢？

回答：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吗？不存在这个问题。主体对于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

提问：那么，如何实现利益的一致性呢？

回答：这是一个正义问题。如果产生了利益的巨大偏差的话，就不实用了嘛，这个也是问题吗？

提问：在重建的过程中，是否丢掉了儒学呢？如何摆脱唯我论的可能呢？

回答：我的重建，以一个民族的利益的满足为目标，不存在唯我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