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２章　　不治之症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前方亂了，後方爛了。
兵敗如山倒，黨敗如山倒。

“研究研究”
10月4日，毛澤東在給“林羅劉”的電報中說：“在此以前我們和你們之間的一切不同意見，現在都沒有了。”⑴。
10月18日，林彪已經準備回師打廖耀湘了，蔣介石和衛立煌等人，還在“研究研究”⑵。
直到用不着研究了，也沒“研究”出個眉目。
20天武裝大遊行
——續戰犯錄之三
黃褐色的塵埃里卷着人流，在秋日的遼西。地上涌騰著。
汽車，炮車，裝甲車，騎兵，步兵。車吼馬嘶，10餘萬雙腳紛亂起落，汽油和機油味兒，人畜的汗味兒，攪拌著飛揚的塵土和牛馬糞的草末兒，在高遠的藍天下，騰捲起一條沒有盡頭的黃褐色的長龍。
明麗的陽光，清亮的河流，迷漫著谷香的曠野，都被這黃褐色的喧嘯充塞了，遮沒了。
黃褐色的士兵，就像衣冠機器一樣在進行。髒污的船行帽和鋼盔，在塵埃的河流中浮沉。汗水的溪流，在毫無表情的臉上沖刷。槍械的重負，只知始點，不知終點，也不知命運的跛涉，使他們疲憊不堪，那腳步彷佛不是自己邁動的，而是披黃褐色的洪流擁動的，鼻孔被塵土堵塞了，一個個大張著嘴巳喘息著，就像被一池渾水嗆得要浮出水面又俘不出來的魚，千軍萬馬，卻不顯零亂，特別是新1軍和新6軍，涉渡遼河、新開河和饒陽河，也是那麽迅捷，井然有序。
楊克明老人說，5縱（組建5縱，老人從3師調到14師42團任團長）任務是在遼西牽制、遲滯廖耀湘西進。站在新民西邊山上，遠遠的，就見塵士飛揚，像著地捲來一陣狂風。長那麽大，還沒見過這樣的大兵團行軍。望遠鏡里，車是車，炮是炮，一隊隊步兵整整齊齊，耀武揚威，本是平常行軍，卻像檢閒似的，可不像電影上的國民黨軍隊。走了那麽遠，就是那麽一股勁兒，真有股王牌軍的氣勢。
這是軍人對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的讚嘆。
沿途百姓則驚呼：過兵啦！
“八。一五”後，兵來兵往，槍響炮轟，老百姓已經見怪不怪，成了生活中一個重要內容了。但這次，8縱、9縱等部隊過去後，人們覺出非同尋常，是要“開大仗火”了。所剩不多的青壯年紛紛出逃，有的村子連老頭也剩不幾個了。
老百姓當然不知道，廖耀湘兵團所到之處，要實行蔣介石在豫魯曾經實行過的”三光政策“。當年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實行”三光政策”，如今該中國人對中國人進行”三光“了。舒適的美式吉普，顛箕不開廖耀湘緊皺的眉頭。黃褐色的塵埃中，他看不到出路在哪裡。而衛煌鐵嘴鋼牙，咬定”真理”，堅決“不變”，廖耀湘變了，不是變成出遼西，而是出營口。以營口為依託、經盤山向西打，進可攻，退可守，可謂一招好棋。他信誓旦旦：“出營口連一副行軍鍋都不會丟。”⑶。
變與不變，都不能改變蔣介石的決心。
不過，縣官不如現管。兵團司令廖耀湘，不動聲色地把蔣介石的錶針向自己回撥了。
10月2日就該出動，“研究研究”，10月12日還未全部集結完畢。
10月11日，先頭部隊攻占彰武。15日，兵團主力仍在彰武。彰武台門、新民以西徘徊。蔣介石連電催促，回答不是“橋梁未架好”，就是“正準備前進中”，兵團參謀長楊昆問：“我們為甚麽不趕快前進？”廖耀湘說：“我判斷不會出幾天，錦州就會被解決，那時我們就不要前進了，”⑷。
對於錦州決戰，不管林彪何時和怎樣想通的，一旦橫下心來，他就毫不猶豫，全力以赴地打下去。
廖耀湘恰恰相反。
東北人講“磨洋工”，廖耀湘是“磨蔣工”。
廖耀湘把蔣介石泡了，卻躲不過毛澤東的慧眼：“只要不怕切斷補給線，讓敵進占彰武並非不利。目前數日，你們可以不受瀋陽援敵威脅，待錦州打得激烈時，彰武方面之敵回頭援錦，他已失去時間。”·浩浩蕩蕩，轟轟隆隆，廖耀湘兵團20天武裝大遊行。
用黑土地上的話講，這叫“唬牌”的。
軍事智謀的第一個特徵，就是能夠區別哪些是能夠做到的，哪些是不能夠做到的。
錦州丟了，多米諾骨牌的第二塊骨牌長春也倒了，國民黨在黑土地上要幹的事情，就只能是如何救出廖耀湘兵團了。
唯一條路，就是廖耀湘早已存心的走營口。
這正是毛澤東一直擔心，並再三提醒林彪的。
蔣介石卻依然堅持東西對進，會師大凌河，收復錦州。
這正是林彪和毛澤東所希望的。
衛立煌還是“以不變應萬變”，要廖耀湘退守瀋陽。
最高統帥向前拽，頂頭上司朝後拖，廖耀湘營口走不成。
杜聿明又被蔣介石召回黑土地。他本是街總統之命來做廖耀湘工作的，一研究，也認為走營口是上策。
廖耀湘又去找衛立煌。一番口舌，衛立煌最後也同意先力圖出營口，萬不得已時退瀋陽。兩人都認定共軍將回師東進。廖耀湘說：“無論實行退營口或退瀋陽哪一條方案，要緊的問題是爭取時間，必須立即行動或採取預備行動。”⑹。
當前一塊多米諾骨牌倒下時，歷史確實存在著那麽一個瞬間，眼明手快，可以把後一塊骨牌抽脫出來。
“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衛立煌倘能當機立斷，廖耀湘兵團不能說一點救也沒有。可對於蔣介石出遼西頂得叮噹響的這條漢子，這一刻卻記起軍人的“天職”，要聽“天子之詔”了。正好，“天子”要他開會，於是又跑去北平“研究研究”起來。
一“研究”就是5天。
現在輪到廖耀湘體驗范漢傑臨覆滅前的滋味兒了。只是，這回在遼西大地上漫天攪動的黃褐色征塵，不再是虛張聲勢的“唬牌的”西進兵團，而是林彪急如星大的東進大軍了。
廖耀湘準備“獨斷專行”了：“只要能救出兵團主力，我就決定干，個人的罪責，出去以後再說。”⑺。
其實，廖耀湘出遼西後徘徊、觀望，等待錦州“被解決”，已經是獨斷專行了。這當然有違軍人的天職。但在出營口這個問題上，一代名將廖耀湘的眼力，比所有人都高明。而蔣介石曾寄以厚望的衛立煌，這位當年的內戰和抗戰名將，無論其動機如同，在黑土地上的表現，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比之林彪當初在錦州和四平恰到好處的“獨斷專行”，智謀與將才簡直就是天壤之別了。）。
可連蔣介石的錶針都是毛澤東撥動的，廖耀湘豈能“獨斷專行”？
此前往遼西所以能夠如此，那是因為正中毛澤東和林彪的下懷。
10月19日晚，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直接致電蔣介石，決心要求經黑山、大虎山直退營口。
10月20日晚，蔣介石仍令全力攻錦州，必要時也可退營口。
中國的傳統，歷來是“誰官大誰表准”。在出遼西還是守瀋陽上，以出遼西為準，或多或少，蔣介石和衛立煌等人各自把錶針向對方撥動了一次。現在，蔣介石又把錶針向廖耀湘撥動了一下，只是，此刻出營口巳是一廂情願了。
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兒的事兒
10月19日（或是20）下午，蔣介石在北平東城圓恩寺行邸，召集東北和華北兩集團首腦衛立煌和傅作義開會，研究如同東西對進。
不倫不類，中間還夾着個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所主任杜聿明。
會間，蔣介石單獨和杜聿明“研究”，杜聿明：校長看收復錦州有幾成把握？
蔣介石道：六成把握總有。
學生：孫子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接下去是”而況於無算乎”——他未敢說出來）。”現在我們算到六成，只會失敗，不會勝利。
校長：你看如何才能收復錦州？錦州是我們東北的生命線。
學生：孫子說：“五則攻人，十則圍之，倍則奇正並用；有奇無正，有正無奇，每戰必殆。”以目前敵我兵力比較，敵倍於我，有奇有正，收復錦州是凶多吉少。
學生給校長講兵法。
校長要提升學生為瀋陽“剿總”總司令：我把東北全交給你好了，你自己發紙幣，找糧食，擴充軍隊。
學生趕緊推辭，卻又不敢大拗——杜聿明就是杜聿明。
於是雙方又把錶針撥動一下，當初的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司令長官重返黑土地，成了衛立煌的副手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
聽鼙豉而思大將，想起杜聿明也是自然的。陳誠無能，衛立煌不聽話，愛將杜聿明的表現確實比他們都好。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別說杜聿明也是林彪手下敗將，就是把國民黨精英全部調到東北，事到如今，誰能有回天之力？而且臨陣換將，將心士氣，豈不更亂？兵家所忌，蔣介石樣樣占全。
如果說北寧線上戰事正烈，東西對進尚不失下策中的上策的話，現在蔣介石是徹底舉止失措昏了頭。
而毛澤東，一不換將，二不“深入實際”，就在那情秀幽靜的小山村西柏坡，一封又一封電報，把蔣介石支使得東跑西顛，焦頭爛額。
10月6日，蔣介石帶杜聿明去瀋陽開會。衛立惶默不作聲。蔣介石一再問：俊如（衛立煌的字）兄意見如何？衛立惶說：請光亭、大偉（趙家驤的字）講講。杜聿明說：請大偉兄作判斷。
你推我讓，都很“謙虛”。
在北平開會，蔣介石和衛立煌無法統一思想，杜聿明和衛立煌意見一致，蔣介石問：宜生（傅作義的字）兄意見如何？傅作義道：關係國家大事，要好好地考慮。
會場與戰場，博作義都夠老練的。
蔣介石憤怒地說：我們空軍優勢，炮兵優勢，為甚麽不能打？
蔣介石氣壯如牛，10月26日第三次飛瀋陽那天的日記中卻寫道：“東北全軍，似將陷於墨盡之命運，寸中焦慮，誠不知所土矣！”⑻蔣介石說晚飯後繼續開會。飯後，杜聿明說腰痛坐不住，博作義和衛立煌也說不去了。三位也真做得出，讓總統在那兒傻等。
10月20日，衛立煌和杜聿明同機回沈。衛立煌說：我不同意就不參加意見，也不執行他的命令。
當晚在衛立煌家中，召集廖耀湘、劉玉章（52軍軍長）和趙家驤開會，由杜聿明傳達蔣介石的命令：西進兵團全力攻錦州，必要時可逐次抵抗退營口；52師出營口，攻占海上通路；53師及其在沈其它部隊守瀋陽。
在回顧這一段親歷時，杜聿明寫道：
我當時是這梓想的：蔣介石的命令我雖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達，希望衛、劉能頂回去，那我就可以向蔣介石回報說各將領皆認為不能執行，蔣介石要辦就辦大家，由大家負責，衛也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可是衛不敢說頂回去，我也不敢說頂回去，廖、劉更不放說頂回蔣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說大家皆認為蔣介石是失策，可是誰也不願意承擔起挽救東北國民黨軍免遭覆沒的責任，只是背後埋怨慨嘆，這就是當時國民黨特領的一般心情。⑼。
都覺著不是那麽回事兒，都想說，又都不說，都那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兒的事兒。
不管甚麽事情，到了這份兒上那就算完蛋了。
蔣經國是個孝子
廖耀湘兵團浩浩蕩蕩向著黑山和大虎山進發，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勢。
當初的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蔣經國，在上海可是動了真格的，真刀真槍打起老虎來了。
蔣介石趕緊收束馬拉松式“研究”，飛去上海放虎歸山，前方亂了套，後方亂了套。
早就亂套了。
權力就是印鈔機
請看“八·一五”後第一個春節的各地春聯：
北平有：天上飛來，三洋開泰；地下鑽出，五子登科。⑽。
昆明有：本利輕微，捐稅請少抽點；生命寶貴，自由請放寬些。
重慶有：政治協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爺還發橫財麽？和平建國揭幕，天地回春，工人們再也窮不得！
甘肅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過關，年年難過，想哪年無過難過年？

勝利鑼鼓音猶在耳，中國人就用這種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搶地的悲傖，迎迭抗戰後中華民族第一個最隆重、最紅火的傳統節日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八·一五”後，國民黨政府在受降的同時，“接收大員”滿天飛。
原在淪陷區的國民黨特務首先從地下鑽出來，選擇油水最多的對象“劫收”。第二輪是航空司令部、海軍部、後勤總部，戰時運輸局和前線部隊，仗著現代化和地利之便，以閃電戰進入收復區，劫奪現金、物資、生產機構、倉庫、住宅等。待由陸軍總司令部到達開始正式“劫收”時，已是第三輪了。
京、滬、平、漢等大城市，雨後蘑菇般冒出40多個各不相屬的接收機關，各種服飾的接收人員揣著蓋有各種大印的封條沿街張貼，有的還在門口放上兩個槍兵。這撥剛走，那撥又到，撕去別人的，貼上自己的。有的一張門扇上貼著10多個封倏，有的乾脆破門而入，先是金銀現鈔，接著是貴重物品，後來有的連燈泡也沒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為強，二憑人多槍多後台硬。湯恩伯的第3方面軍，與上海警備司令部爭奪一所日本俱樂部，開槍互擊，死傷多人。
北平有敵偽房產1萬4千餘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餘所。南滿鐵路在瀋陽房產1千2百棟，最後只剩下兩棟。武漢180多座工廠，劫收過後，能開工的只有30多座。長沙和岳陽有3千4百多輛汽車和100多噸汽車零件，10多個劫收單住搶紅了眼，勢均力敵，算是沒有被劫分。
可監守自盜，最後幾乎全成廢車廢料。
列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序列的94軍軍長牟廷芳，到上海沒幾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條子撈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們看得見的，是兩棟洋房，四輛轎車，三個女人。
日本人早已熟諳國民黨的寡廉鮮恥，交出資產時故意留下一些不入人冊，另以副冊交給接收人，做“買路線”。日軍第6方面軍總司令岡部直三所部，在武漢投降後，留下大批現金、鴉片、軍糧、食鹽、輪船、汽車，另行呈繳給第6戰區副長官郭懺。這位接收委員會主任將大部變賣，餘皆用輪船裝運南京，“贈送”上層官員。
劫收敵偽物資拍賣所得總值達5萬億元，相當於國民黨政府1945年預算支出的四倍多。
劫收得沸反盈天時，蔣介石置若罔聞。第二年5月才下道手令，由國民參政會、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監察院，會同組織清查團。
又一場混戰。發了橫財的各派勢力，為了保衛“劫收”戰果，都往清查團里塞人，明爭暗鬥之烈，不亞於劫收。
京、滬為劫收重點。清查團從上海到廣州，兩個月末辦一個案子，就腰包滾圓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熱綏清查團，在北平檢舉了第11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親屬盜賣幾十輛汽車的案子。孫連仲立即以公函知會清查團，說是登記手續末備，現已補行登記了。
廣東各接收機關的接收清冊，概不交出，清查團只有坐冷板凳。
有的交出的清冊，都是後來偽造的。時隔一年，接收單住或者撤銷，或者改組，人員星散，辦移交的日本人更不知去向。上天入地隨便查，反正死無對證。
閩台清查團想干點真事，也真下了功夫，把台灣專賣局和貿易局長等人貪污罪證，移交給了法院。可貪污大蟲們，早像郭懺那樣買通了上下關節，結果，這些大蟲安然無恙，清查團灰溜溜走人。
天津公用局長等人發劫收財被部屬告發，市長張廷顎召集公用局全體職員，破口大罵：密告檢學的人是禽獸，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徹底嚴辦！
廣西乾脆拒絕清查團入境。
土皇帝閻錫山最實在，根本就反對清查，山西也就根本未派去清查團。
監察院參加清查的22個監委，出發前開會，一些人慷慨陳詞，大有同貪官污吏決一死戰的氣魄。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長于右任，摸著鬍子笑道：“御史豺冠，不畏強暴，自然是中國歷史上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們的神聖職責；但是也要體貼主席（指蔣介石）此次要三方面委員組織清查團的苦衷，總要做到不偏不激，使人心悅服，使政府過得去，千萬不要將來又有人說要‘清查’清查團委員才好。”⑾。
北平臨參會議長谷鍾秀，在歡迎清查團大會上致辭：“國難發國難財，勝利發勝利財，今天清查不希望再發清查財！”⑿。
有人說：清查是第四輪劫收。
虎狼當道，法幣也象洪水一瀉千里。
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14億元。抗戰勝利前夜，發行額達5千億元，1948年8月21日以金元券代替法幣時，法幣發行額已達660萬億元，為抗戰前的47萬倍。
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評述法幣購買力：法幣100元，1937年可買兩頭牛，38年買一頭牛，41年買一口豬，43年買一隻雞，45年買一條魚，47年只能買不到半盒火柴。
國民黨是槍桿子的財政，每年內戰經費占總支出的80％，1947年軍費開支100億元，全年收入只有17億元，那83億元全靠印鈔機彌補。
國民黨政權糜爛之快，如同軍事上的迅速崩潰一樣，令人吃驚。
京、滬要地，大案要案大部與豪門權貴有關，清查團當然是碰不得的。可像瀋陽西塔第四糧庫這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單位，又怎樣呢？
曾當過倉庫保管員的宋長青老人說：貪污“掃地糧”是公開的，吃空餉，雇10個工，少時報20個，多時報40、50。今天分這個，明天分那個，夏天黃卡嘰工作服，冬天是海軍呢，有甚麽分甚麽，一層層往下分，像我這樣的，小得溜的也給點，好堵你嘴。不堵嘴也不敢怎的。大小是個官，就和主任占親帶故。國民黨倒台那年，主任把幾十包出口豬鬃拉到親戚家盜賣，還勾結部隊搶糧食，搶10車報20車丟失。上邊來檢查，不知從哪弄來些人，你叫“張三”，他叫“李四”，交代一番，月報表，季報表，連宿大夜做假帳。遠接高迎，把檢查組請到最好的飯館喝一頓，再揣些“紅包”。檢查組抹抹嘴巴，“挺好”，走了。反正干甚麽吃甚麽，當多大官發多大財。誰也不害怕，因為誰都這麽干，誰在適當位置都有後台撐腰。
貪污腐化已經像癌細胞一樣，擴散到國民黨的整個肌體。
誠實的官員，要麽被通貨膨脹吞噬，要麽變成貪官污吏。
而軍人不必通過流血冒險就能得到升遷，誰還愛干傻事，拿腦袋當賭注呢？這是個到處都是“門”的世界，人人都在為自己選擇最佳途徑。貪財者斂財，好色者獵色，興趣廣泛者樣樣俱全。無論牛頭馬面，還是酒囊飯袋，大小隻要有個象徵權力的甚麽東西，就能在那方大地里無所不有。權力就是最大的印鈔機。
窮了百姓，富了黨人，這樣的黨能不垮台嗎？
在這點上，蔣介石是不糊塗的。
1948年7月27日，他在南京國防部會議上講：“我們在軍事力量上本來大過共匪幾十倍、制空權、制侮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論形勢較過去在江西圍剿時還要有利。但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⒀。
這種腐敗作風，很難說清是何時開始的。但在“八·一五”後，正直的官員和善良的百姓，是確曾對國民黨滿懷熱望的。而當人們目睹了這些“劫收大蟲”的劣行後，國民黨的“白日”就迅速地從“青天”上墜落了。

打虎記
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協助下，蔣介石搞出一個“經濟緊急處置方案”，決定實行“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
方案條文甚多，可以歸納為四大項：(1)自8月19日起發行“金元券”，以300萬法幣兌換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兌換完畢。(2)限期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與外匯，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違者嚴辦。(3)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外國的外匯資產，違者制裁。(4)整理財政並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及國際開支。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金融市場，“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開全國局面，黨國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8月20日，上海經濟督導員蔣經國，率領他一手營建的“戡建大隊”，殺氣騰騰，開進上海。
黨國存亡之秋，老子委兒子重任，看來蔣介石是咬牙橫心了。
與黑土地有過一段緣份的蔣經國，更是躊躇滿志，氣魄非凡。
一聲令下，上海六個軍警單位全部動作起來，“凡違背法令及觸犯財經緊急措施條文者，商店吊銷執照，負責入送刑庭法辦，貨物沒收”。⒁。
10天中，蔣經國選拔1萬2千3百多熱血青年，組成“大上海青年服務隊”（又稱“打虎隊”），上街示威遊行，宣講“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響徹上海的口號是，“只打老虎，不打蒼蠅”，“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隊員帶武器擁入工廠、商店、倉庫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櫃，掘地挖牆，搜查金銀、強令兌換金元券。
第一個喪命的，是利用職權、串通商人拋售永紗股票投機的財政部秘書陶敵明。接著是警備部科長張亞尼，警備部第5稽查大隊長戚再玉，囤積商人王春哲。被捕入獄的巨商大戶，達64人。連上海黑社會頭子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被判8年徒刑。
真有股子“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威勢。
在那個“有條有理”的世界，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外國記者把蔣經國形容為“中國的經濟沙皇”。中國商人稱之“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上海百姓當時若是會唱的話，大概要打著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與國民黨作風判若兩黨的蔣經國，繼續聲色俱厲地發表著實實在在的宣言：
上海許多商人，其所以發財的道理，是由於他們擁有本店製造的兩個武器：一是造謠欺騙，一是勾結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與商人勾結，政府將要加倍的懲辦。戚再玉已經槍斃了，聽說不久的將來，還有類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樣的命運；這就是對於身為官史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姦商是革命的兩大敵人，我們對於這兩個敵人，決不能放鬆一個，要同樣的打，一起的打。⒂。
不過，上海畢竟叫“上海”。
警備司令宣鐵吾首先發難：今後經國兼任司令，經管工作當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強管制力量。酸溜溜的口氣中，透著股死硬氣。
市長吳國楨跑去南京，遞交辭呈，向老子抗議兒子。
社會局長吳開先，擅自批准絨線廠上漲五成，公然在太歲頭上動士。
商人的戰術，先是將700萬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來，叫你有市無貨。經管會宣限期登記存貨，實拖物價總檢查。一些商人就利用火車囤積，拉著各種貨物，今天開無錫，明天轉鎮江，和你打游擊。
與鐵路上的游龍對應的，自然是市場上搶購的長龍。
然而，已近不惑之年的蔣經國，是決心與官商集團、腐惡勢力拚個死活的。他是來者不善。而且，“蔣經國”是何許人也？
到了收拾“揚子公司”這隻大老虎時，何許人也不行了。
蔣介石的大姨姐夫孔祥熙，是孔聖人第57代直系子孫。這住胖得近乎球形的財政巨頭，有兩兒兩女。其中最不同凡響的，是長子和次女。
二小姐孔令俊喜著男裝，也真有“丈夫氣”，一次，在南京街頭架車兜風違反交通規則，警察不識尊容，說了幾句。她掏槍打死警察，揚長而去。她與龍雲兒子有隙。一次在重慶中央公園相遇，龍子龍女，拔愴大戰。鮮花滴血，綠葉綻紅，擊傷不少遊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黨很多名流危懸海外，蔣介石緊急調派飛機接運回國。號稱“南天王”的原廣東省長陳儕棠，豁出一把老骨頭才擠進艙，並搶得一個座住。豈料孔二小姐的愛犬沒有座位，立逼“南天王”下去。“南天王”不肯就範，孔令俊指揮隨從，硬把“南天王”趕下飛機。只道是窮人不如富家拘，這回也讓“南天王”嘗嘗滋味兒。
中國是這幫龍子龍孫的，他們當然可以為所欲為。
二小姐不學無術，除了胡作非為倒也不思“進取”。大少爺學績平平，卻眼紅一頂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帽。他把香港中央信託局一位職員弄去美國，冒名“孔令侃”，兩年寒窗，孔令侃“博士”就衣錦還國了。
使孔令侃名揚天下的，是蔣經國查封了他的“揚子公司”。
9月30日，蔣經國查封“揚子公司”當晚，南京總統官邸正在宴客。杯盤交錯之際，上海突來緊急電話，說孔令侃被捕。第一夫人宋美齡放下電話，立即給正在北平部署“東西對進”的蔣介石打電話。第二天，宋美齡飛滬。蔣介石也隨後趕到。10月9日，蔣氏夫婦帶孔令侃回到南京。
兒子抓，老子放，父子同演“捉放虎”。
如此勞動總統夫婦的“揚子公司案”，眾說紛紜。有人說：宋美齡是“揚子公司”的大股東。有人說：蔣介石是要美人不要江山。有的作品說蔣氏夫婦匆忙放虎歸山，是因為孔令侃準備公布姨父母存放在美國的財產數字。
此案中最尷尬的角色蔣經國，是這樣解說的：在法律上講，揚子公司是站得住腳的。倘使此案發現在宣布物資登記以前，那我是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的。⒃。
在不知出了多少“水門”和“伊朗門”醜聞，卻只能是當事者清的中國，此案至今仍是個謎。
但是，親手發行法幣的人最不相信法幣，爭相把錢財存放到外國，卻是不爭的事實。國難發國難財，勝利發勝利財，清查發清查財，改革發改革財，更是世人共睹，蔣經國倒是一身正氣，可他觸痛的正是國民黨巨頭們最敏感的神經。因為他們是絕不允許觸動這一切的。因為他們正是“這一切”的製造者和最大受益者。
萬千“蒼蠅”不管，可以打出“廉潔”，打出“清正”，打出“黃埔精神”，打出“偉大形象”，“老虎”可是萬萬碰不得的，那是“國寶”，屬“特級保護動物”。
縱觀歷史，有幾多反腐敗鬥爭不是到這步卡殼的？
“我們已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⒄”直到一敗塗地逃到台灣，蔣介石才痛下決心“改造國民黨”。改造得如何？不可妄談。當大陸還在搞“憶苦思甜”時，台灣國民收入已達700美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
如果說北伐和抗戰是蔣介石一生中的兩個高峰，那麽台灣經濟的發展，應該說是第三個高峰。
只是，為甚麽一切都在掌中時就要腐敗、唷落，只有被逼到犄角旮旯，走投無路時，才能發展和強大自己呢？
11月1日，黑土地上的內戰結束前一天，國民政府宣布停止“經改”，取消“限價”。
長春被圍，有人建議將長大搬遷北平。鄭洞國說：“長春丟了，北平難道能保嗎？在中國，沒一個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險，只有搬到美國去！”⒅。
長大是搬不去美國的。一場虛驚的孔令侃，可是漂洋過海，到美國繼續經營他的“揚子公司”去了。
聲名顯赫的“打虎英雄”呢？
據說，蔣經國卸職離滬前個把星期，幾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虎狠橫行，國將不國，“打虎”如同為病危的母親割除腫瘤。不肯掏腰包的逆子，說母親好端端的，為甚麽要詛咒她老人家？送母親去醫院動手術的孝子，被一頓拳腳打個烏眼青。
兩個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響亮和振奮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雲霞當作了東方欲曉的晨曦，就輪到雄心壯志的“經濟督導員”淚酒黃埔了。
憂國憂民之淚！
比之那些禍國殃民的龍子龍孫，蔣經國實在是鳳毛麟角、夠光彩照人的了。
蔣介石有個好兒子。
“尼古拉同志”
9月12 日，蔣經國在上海“青年軍聯誼會”上發表演講：
“天下再沒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沒有話比人民的話更正確。”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
社會翻遏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⒆。
一口一個“人民”，真沒有在蘇聯白吃12年黑麵包。
“四·一二”，蔣介石在上海大殺共產黨人，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蔣經國，慷慨陳詞：
過去他是我的父親，革命好朋友，去了敵人的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⒇。
帝王之家，父殺子，子殺父，原本平淡無奇。但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政壇要人中，父子鬧到如此田地者，尚屬鮮見。
因此很在蘇聯紅火了一陣的“尼古拉同志”（蘇聯為每個中國留學生都取了個俄羅斯名字，蔣經國叫“尼古拉”），到底還是躲不過政治風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農村，繼而又去工廠。若不是“國共合作”出現轉機，還不知要“留學”到猴年馬月。
“當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寫在贛南幹部訓練班大門口木牌上的這段話，自然使人聯想到當年的黃埔。踏著晨曦和學員一道赤膊跑步的蔣經國，則使人聯想蔣介石當年黃埔夜巡的身影。但對於“尼古拉同志”，這一切已經無不帶着在馬列主義故鄉修煉的烙記了。
贛南的“蔣青天”成為上海的“經濟沙皇”、“雍正皇帝”；堅定的信念，踏着社會主義節拍。蘇聯十月革命後出現的經濟危機，不就是被布爾什維克的鐵腕打下去了嗎？他沒看到這段。但蘇聯共產黨人朝氣蓬勃的獻身精神，他是耳聞目睹的。
畢業於列寧格勒的托瑪卡軍政學校，後來成為二級上將的蔣經國，一生中未領兵打仗，卻敢打老虎，會做工種田。
種田，從農民干到村蘇維埃主席。做工，從工人到技師、廠長。
沒有住處，中國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車房裡，後來又和一位貧苦老婦共居一室。吃黑麵包，淘金，挑柴，背鐵條，抬機器，修馬路。比之今天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刷盤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換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許早不堪忍受，尋了短見。蔣經國就是在這種人生逆境中，錘鍊了他的大眾意識。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沒想到卻應驗在異國他鄉。
當然，誰也不能忽視他的身份（連斯大林都不能忽視）——他是“太子”。
贛南新政，上海打虎，滿口言論，與共產黨如出一轍。除非太子，誰敢？
孫科敢。他敢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卻不必擔心被戴上紅帽子投入監獄，或者殺頭。堂而皇之寫在憲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為他是國父孫中山的兒子。
而到了連太子也必須緘口的時候，深切體驗了中國政治的黑暗和變幻莫側的蔣經國，只有仰天悲嘆，用淚水傾訴“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間復起後，會變得無比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會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態，以百信的瘋狂去角逐權力。
政治家蔣經國的偉大和高尚處，在於對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並能在傳統的慣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撓地衝殺出一條符合時代潮流的民主和進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台灣《自立晚報》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觀點評價蔣故總統》，認為，蔣經國一生中值得稱道的兩件事，其一為“蔣先生能夠掙脫黨內保守勢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決定解除戒禁，開放黨禁、報禁，這是歷史性的決定”。
同年2月2日，台灣《民眾日報》刊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蔣經國的功過》，說：七十年代，他領導台灣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經濟建設，迅速創造經濟發展奇蹟。台灣經濟增長率近十二年來，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國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區行政專員兼贛州縣長蔣經國，在專區縣長會議上，說了一個令人陶醉的新中國的夢：
那時的贛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園樹木，而且警察也沒有了，路上都是機器來指揮交通。自衛隊也沒有了，因為大家都能安居樂業，沒有土匪強盜，所以用不到自衛隊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導員）。贛南的大禮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幾處煉鐵廠和飛機製造廠，那個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電車站，那個大禮堂，堂皇美麗，可以容納兩萬人。大禮堂之正中在轉映紐約的電影和維也納的音樂，幾處電視的慕上，正在映出倫敦的足球賽。那時候，已經成為電氣化的世界。(21)。
在那樣一個昏天黑地的世界，能發出這樣一番頗像個中學生的羅曼蒂克的暢想，也見一顆清潔之心。
更可貴的，是認準目標就百折不撓地走下去。
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寫50年代的蔣經國：
他幾乎沒半點我們在亞洲所常見的權力象徵或排場，他白己開車，不用保鏢。他叫他的司機“馬林可夫”，因為，很像那個俄國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車子沿海濱公路疾駛，遇到幾位候車的軍官。經國把他們帶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幣的車資。其中，居然沒有人知道他是誰。(22)。
在中國，地位如此顯赫，而能如此瀟灑、自信，具有平民意識的，還有誰？
父親總統，兒子總統，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繼父位。確實，蔣經國若不是蔣介石的兒子，既不會有蘇聯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說不定一場天花，不拋屍野地，也落滿臉大麻子。然而，忠賢之家也有好匱，茅草屋也出虎狼。關鍵在看他如何行動。
他說：“如果我們勤勤懇懇地為老百姓做事，我們是不會完蛋的。(23)”。
美麗的青島，化作一條騰飛的小龍，我們這條“大龍”呢？
在這個充滿競爭的世界上，機會確實不是均等的。台灣經濟起飛固然有天時地利的因素，可決定性的不還是“人和”嗎？
起碼，台灣沒搞“文化大革命”，我們失去了大多的機會。機會可以再抓，時間卻是一去不復返了！
下面題為《人命價值的地區差》的文章，載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報》第1版：
淮海戰役前夕，美國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國人，賠償相當於購買一頭騾子的錢：兩年前，北京某電器廠向該廠電器產品用戶宣傳：“如確因質量問題發生觸電死亡時，由我廠支付人民幣3000元，不再承擔任何其它責任和費用，”一個工廠竟隨便給人命標定價格！不過總算是中國人自己定的，沒有異族凌辱的痕跡。
我們不妨再看看外國人命的價格：英國一婦女在醫院接受剖腹分娩，手術中因麻醉革物失靈造成疼痛（注意：僅僅是疼痛）。經法院列決，獲1.72萬美元賠償。美國一個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歲小孩碰翻造成燙傷，向生產取暖器廠方索賠，法院判給25萬美元賠償費。
中國人食用廠制食品中毒，有間公司不可能給中毒者償忖損失；出口食品因質量不合格退回來，可以“轉內銷”餵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殺、逼死，被私刑拷打致傷、致殘、致瘋、玫死者難以計數，哪一個受害罹難者向法院告狀要求以命償命以血還血？可能生活早已教會他們懂得自己在這塊上地上享有的價格。
形成這種“地區差”的社會因素是甚麽？我曾苦苦思索，卻一無所獲。但有一個發現，那就是不管其它物價如何升降變易，而中國的人命價格卻始終保持穩定：解放前相當於一頭牲口到現今的3000元人民幣，並無多大波動！
這篇文章旁邊還有篇短文，題目叫《公費“買春”》：
據說，日本、台灣、南朝鮮、泰國有一種“買春旅遊”，旅客交給旅行社的費用中，包括了嫖妓宿娼的費用，最近看報，上海出現了“陪酒女郎”，廣東一些地方也辦起了“桑拿浴室”、“按摩中心”，不少是色情場所，一個鐘頭要花四五十元。
報上是說“有人利用公款，互相請領導去‘按摩’”。這就在公費吃喝、公費旅遂之外又出現了當宮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而可以玩女人的公費“買春”這一種中國特色的“新”事物了。
這一切，都在向今天訴說著甚麽呢？
當年講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那個“老大哥”，曾當過領導人的赫魯曉夫，被趕下台過退休生活後，回顧歷史，發出這樣的懺悔：
“我在1914年結了婚，那時我是20歲，因為我做的是高度技術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間。這套房間有會客室、廚房、臥室和餐室。革命後好多年，回想起我做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位條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後很長一段時閒內，我們甚至不能滿足工人們包括那些曾在紅軍中服役過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們結婚之前會到我們這裡來，要求給他們一套房間。我們不僅不能給他們一套單獨的房間——我們甚至常常不能為他們在宿舍里找到一個池方，這不糟糕嗎？”
“就物質條件來說，人們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供應。我不打算從我作為革命前頓已斯的一個工人和革命後十餘年作為莫斯科一個黨的工作人員在生活方面的對比中作出結論，雖然我不否認我在對比的時候常常悶悶不樂。”
“只要指出這點就夠了：革命後工資太低，而物價太高。(24)。
我們那些逝去的和離休的當家人，在回顧造成40年後還是“初級階段”的一幕又一幕不堪回首的歷史時，會作何感想？
彌留之際，蔣經國對於生命結尾處那個“。”前的一切，是應該欣慰，甚至自豪的。
1945年12月11日，南京《中央日報》發表山東省主席對中央社記者談話：《魯難未巳！日本控制八年之損失不及共黨三月之破壞——何思源痛述山東共禍》。
1980年6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蔣家王朝》一書中，寫道：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後，“瀋陽一帶的老百姓都說：‘小鬼子的時候也不過這樣慘呀！那時候頂多鬧個餓不死吃不飽的日子。現在不得了啊！眼看要餓死了。’(25)”。
而在共和國成立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台灣當局說“大陸兩個人穿一條褲子”；在大陸人心目中，台灣則“到處都是貧民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除了當年那些漢奸賣國賊，沒人會懷戀那8年（東北是14年）亡國奴生涯。而“大陸兩個人穿一條褲子”，“台灣到處都是貧民窟”，“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苦的不都是老百姓，丟的不都是中華民族的臉嗎？
1987年12月”日，《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說：“如果將日趨先進的台灣技術和大陸廉價的勞動力結合在一起，將能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
果真如此，那是悲劇，更是喜劇！
屆時，倘若編一部《中國名人大辭典》，名列前茅的應該是甚麽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