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曾經說過：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也成了基督徒處理信仰與世俗事務的一個原則。“上帝的歸上帝”指的是基督徒要敬拜上帝，服事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指的是基督徒要服從地上政府的權柄，並承擔應盡的義務，包括納稅、服兵役等。

羅馬統治者對基督教接二連三的迫害不但沒有把基督教消滅，反而更促進了它的發展。於是統治者基於自身利益和現實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調整政策，承認基督教的合法性，乃至最後將之升格為國教，作為帝國的國魂。君士坦丁大帝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隨着基督徒人數的不斷增加，他們對羅馬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基督徒遍布宮廷、軍隊、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門。軍隊中基督徒人數的增多使得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軍隊中的影響與日俱增，由基督徒士兵組成的“霹靂兵團”在多瑙河流域多次打敗日耳曼人，聲威赫赫。到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經構成羅馬帝國西班牙兵團的主要成分。到了君士坦丁時代，他自己的嫡系部隊高盧軍中也遍布基督徒。在各大城市，一些基督徒掌握着工商業和經濟大權。在這種情況下，羅馬統治者認識到，要維護帝國統治，重建國家秩序，都需要基督教來安定人心，穩定社會。

上文談到戴克里先對基督教進行的大迫害，只在帝國東部表現得比較殘酷，大批基督徒被殘殺，而在帝國西部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屠殺事件。因此，戴克里先的基督教迫害政策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

君士坦丁在剛成年時生活在戴克里先的宮廷中，對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的政策非常了解，也促使他反思。他認為試圖通過暴力抑制基督教的傳播與影響是毫無意義的，失敗是必然的。因此，在他於306年被軍隊擁立為君主後，便吸取戴克里先宗教政策失敗的教訓，完全改變了對基督教的政策，在其統治區域內，使基督徒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特權。此後，伽勒里烏斯皇帝也意識到濫施暴力並不能完全消除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於是311年他在彌留之際頒布一個寬容敕令，改變了對基督教的迫害政策。敕令的內容是:

“為社會的長遠利益，我們以前希望遵照羅馬人的古代法律和社會制度，要求背棄世代相傳宗教的基督徒重新回歸原來的信仰。之後，仍有許多人繼續這樣愚蠢的行為， 我們發覺他們既不敬拜天上的諸神，也不崇拜基督徒的上帝。由於我們所秉持的博愛和不變的慣例，我們寬恕所有人，已決定欣然赦免他們。因此，他們可以再度成為基督徒，而且只要他們不違反規定，可在他們習慣聚集的地方修建聚會的場所。所以，因為我們的寬容，基督徒應該為我們的利益向上帝祈禱，為國家的福祉向上帝祈禱。”

從這個敕令中不難看出，羅馬帝國的政治危機和信仰危機正在一步步加深，羅馬傳統宗教萬神教已經沒落，難以吸引民眾，維繫人心，那些被迫放棄基督信仰的人再也不願回到傳統的偶像崇拜。因此，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實在是出於迫不得已，也是出於自己統治的考慮。雖然這個法令仍稱基督徒的信仰“愚蠢”，但畢竟給予基督徒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個敕令也成為後來李錫尼烏斯和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的基礎。

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錫尼烏斯在米蘭會晤，就宗教政策達成共識。他們共同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並給各行省總督發出了詳細的指示，要求無償歸還基督徒的集會場所和教會財產。 後人將此稱為“米蘭敕令”。主要內容如下：

“無論何人都不應被拒絕其虔信基督教或其他他認為對自己最有利的宗教的權利。因此特通知你們，不必顧慮我們以前關於基督徒所頒布的法令中任何條款，允許所有人自由地選擇所信奉的宗教，不會受到任何干擾。即每人都可有無限的信奉自己所選擇的宗教之自由。

關於他們經常集會的場所，無論何人此前購得此種場所，或由國庫出錢，或用其它款項，均應將該場所交還給基督徒，不得要求付款或任何補償，不得作弊或有任何含 糊。如有任何人作為接受禮物而獲得此種場所，他們同樣應將原地點儘快交還給基督徒，這些所謂基督徒不僅擁有其經常聚會的場所，而且還擁有一些不屬個人而屬 其集體，即教會所有的財產。對此，你們應依我們上面所提之法令，毫不含糊而且無爭議地歸還給基督徒，即還給他們的組織或集體。當然，依照上述規定，凡無償交還教產者將被給予補償。”

“米蘭敕令”在基督教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標誌着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對基督教從鎮壓和寬容相結合的政策轉為保護和利用的政策。 而基督教很快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對促進羅馬帝國的社會穩定和文明轉型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