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張惠言《水調歌頭》第二首（百年復幾許）的解讀

百年復幾許，慷慨一何多。子當為我擊築，我為子高歌。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
生平事，天付與，且婆娑。幾人塵外相視，一笑醉顏酡。看到浮雲過了，又恐堂堂歲月，一擲去如梭。勸子且秉燭，為駐好春過。


現在我們來看第二首，前面已經說過：“難道春花開落，更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寫的是生命的短暫。在此他承接前言，賦筆直敘繼續說：“百年復幾許，慷慨一何多。”人生在世，最多不過短短百年，這樣的日子難道會有很多嗎？百年之中，你有多少憂患，你有多少苦難，你有多少生離死別呢？而就是在這樣的日子景況下，“子當為我擊築，我為子高歌”直接將說話的對象指向了楊子掞，希望楊子掞慷慨瀟灑一點。“擊築”是個典故，語出《史記•荊軻列傳》，寫的是荊軻和高漸離之間激昂慷慨的感情。

“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海邊鷗鳥，出自《列子•黃帝篇》，上面記載了一則故事，說海邊有人好鷗鳥，鷗鳥常常飛下來與之嬉戲，後來有一天此人的父親聽說後，令其捉一隻鷗鳥回去，於是第二天此人再到海上去，準備捉一隻鷗鳥，可是鷗鳥“翔而不下”，也就是說因為此人內心已經有了想要捕捉鷗鳥的一種“機心”，他算計着要把鷗鳥捉到，所以鷗鳥自然也就不肯再飛下來了。現在張惠言說“招手海邊鷗鳥”，當然也就正表示了張氏已經沒有人間之得失利害的機心了。蘇東坡有另外一首《八聲甘州》，說：“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宋朝的新舊黨人之爭，蘇東坡因為此幾次被遠遣流放到遠方去，頭髮都白了，但是他沒有這個爭鬥的機心，不為這些事情所苦惱左右。他經歷了這麼多苦難，很多人寫文章來安慰他，但是蘇東坡自己反而覺得坦然，沒有任何的放不開，割捨不下。“看我胸中雲夢”，則出自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所以我說要懂得“互為文本”，他這裡面包含了那麼多的知識，《子虛賦》中記述了子虛先生和烏有先生兩個人在自誇，子虛先生就誇說：“我們楚國有一個湖，它方圓有九百里之大”云云，烏有先生則向之誇說齊國，說我們齊國更大，可“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在《子虛賦》中這原是對齊國之大的一種誇說之言，後人說“胸中雲夢”，則是寓言胸懷之博大，連雲夢之大都可吞入胸中，卻連纖微如蒂芥的不適之感都沒有，則其胸襟之大自可想見。不過這種博大的胸襟有時卻又正是從挫折苦難中磨鍊出來的一種修養。南宋陸游，在其《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一詩中，就曾有“看盡江湖千萬峰，不嫌雲夢芥吾胸”之句。昨天我在北師大時，幾位老師跟同學請我吃晚飯，席上談起近來幾年許多高校的學生和老師不少人都自殺了，跳樓了，這種現象不但在中國國內有，而且在加拿大也有，我在回來之前，就在溫哥華聽到有個中國的博士生在國外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但是最後卻跳樓自殺了，這種現象值得人們反思呀。張惠言說：“百年復幾許，慷慨一何多”。其實談到的就是人生有多少得失、多少苦難、多少憂愁，但是他有高遠的人生境界，可以能夠以一種偉大開闊的胸襟去包容它，而不為它所左右，提醒人們應該增加修養進境。

“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在這裡，張惠言又用了一個典故，出自《莊子•德充符》。裡面曾記載了一段孔子的談話，說：“仲尼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張氏所說的“楚越等閒耳”兩句，“等閒”二字是表示不重要的輕視之辭，也就是說“自其同者觀之”，雖“楚越”之異可以視為一體之意，而若“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雖在人體一身之內，卻也可以有如楚越之異，引生敵異之風波。所以莊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在這裡引用了“仲尼”之言，那便因為儒家思想中，原來也有一種“萬物皆備於我”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念。張氏從開端的“百年復幾許，慷慨一何多”的憤激悲慨，寫到“楚越等閒耳”的胸襟修養，已經完成了一大段落。

下半闕的“生平事，天付與，且婆娑”三句，就音樂而言自是另一新段落的開始；若就內容情意而言，卻實在是對前半闕結束時所寫的胸襟修養之境界，所做出的一種意脈不斷的闡發。其所寫者固當正是在有了前半闕所寫的胸襟修養之後的，一種“知命”“不憂”的境界。這種修養境界，就現在倡言革命與鬥爭之時代言之，固當不免於不合時宜的迂腐之譏，而且這種境界也並不易被一般人所體會和掌握，稍一不慎，就會成為了一些庸俗懦弱不求長進之人的藉口。而這種境界則又確實是儒家修養的一種極高的境界。孔子自敘其為學之體驗，就曾經自謂是經歷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後才達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境界。人真的有命運嗎？什麼叫做天命？就是你認識到天理之自然，認識到義理之當然，認識到事理之必然。對於人生的道理有了個了解，對於自然天理、當然義理、必然事理也都明確。你有自己的智慧對於人生的道路去選擇，去摯守。想想為什麼這麼多人自殺，為什麼他們不能是婆娑者，能夠悠悠地自得其樂地享受生活呢？真不理解這些道理。

“幾人塵外相視，一笑醉顏酡。”在這個塵世之中，有幾個人能夠超越自己，能夠超越這個塵世，在大家都追求物慾，都講究得失利害的時候，都自私、弄虛作假、貪贓枉法的時候，你什麼時候能夠超越它呢？“幾人塵外”四字，就正表現了一般耽溺於得失利害之爭逐的塵世中人，對此“塵外”之境界不能共同享有和體悟，故曰“幾人”，其所表現的就正是“無幾人”的寂寞的悲慨。可是此句最後的“相視”二字，則又表現了相知者自有其人，其所指者，當然就正是被張氏認為“可與適道”的學生楊子掞了。“相視”二字寫得極為生動而有情致，可以使人聯想到一種“目成心許”的不假言語的真賞的意境。楚辭上說：“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滿堂這麼多美人，惟獨我們兩人相視，心中已經明確了對方的心意。知己難求呀。張氏為能有子掞這樣的學生而心歡，故接下來就寫了“一笑醉顏酡”的相知共醉之樂。可以把一切憂愁放置腦後，先來喝一杯酒，欣賞一下臉上泛起的醉後紅顏。

接下來張氏又將筆鋒一轉，寫下了“看到浮雲過了，又恐堂堂歲月，一擲去如梭。”我們說儒家的摯守，“言必信、信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可是現在卻豁達了，什麼都不在乎了，得失利害我們都放開了，這同樣都是不對的，故他用浮雲來作喻示。《論語》中孔子曾有言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則“浮雲”自可指人間利祿之被學道者之視同“浮雲”；其次，則辛棄疾《西江月》詞，也曾有“萬事雲煙忽過”之言，是則“浮雲”當然也可以喻指人間萬事的無常與多變，張氏說“看到浮雲過了”，當然也就隱喻有一種閱盡人間萬事的一種超然自得之意。可是此句之下張氏卻即刻承接以“又恐堂堂歲月，一擲去如梭”的兩句悲慨憂“恐”之言。蘇東坡在遭受變故前後都是一樣的，看到了什麼都是要直說的，比如民生疾苦呀，社會的腐敗呀。蘇東坡和周邦彥兩人都經歷了黨爭，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蘇東坡只要還把他調回朝廷去，他該說的他還是要說，不怕得罪人。而周邦彥則不同，周邦彥是在新黨執政的時候，他入學做了太學生，不久又提升為太學正，等到神宗去世、哲宗上台，高太后掌政，新黨都失勢了周邦彥也出去了，出去後十年，等到哲宗真正掌權的時候，他再回來朝廷，周邦彥什麼都不說了，“人望之如木雞”。這與當年新黨執政時，他在朝廷急於表現自己的才華，他寫了《汴都賦》，等到他經歷了這麼多痛苦經歷後，他學乖了，變得自以為聰明了。周邦彥的詞也寫的很好，但與蘇東坡比，他得失心思太重，而蘇東坡是把自己的得失置之度外，該說的還是要說，該做的還是要做，不是都放過去。“堂堂”寫歲月之無情。唐代詩人薛能在其《春日使府遇懷》的詩中，就曾有“青春背我堂堂去”的詩句，可以為證。至於“一擲去如梭”，有兩種聯想，其一可能是指歲月之擲人竟去，陶淵明《雜詩》就曾有“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之言，可為參證。其二則也可能是指人們對歲月之拋擲而不加珍惜。從前句的“堂堂歲月”看下來，則此句之“一擲”固當指歲月之擲人竟去；但若從下面的“如梭”二字來看，則此處之“一擲”自當指人之拋擲歲月而任其如擲梭之不返。此二義既可以相輔相成，故以詞之感發而言，此二義可並存而不必強加區分也。

“勸子且秉燭，為駐好春過。”歲月擲人雖屬一件無可奈何之事，但人之虛擲歲月則是可以挽回和補救的。所以張惠言在此詞最後要以這兩句作結，表現了一種對於“好春”歲月的珍惜之意。“秉燭”二字，所表現的自然是一種夜以繼日的追求，然其所追求者究為何事？張氏此詞言之，實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對《古詩十九首》的“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的聯想，從此一聯想來看，則此二句詞固當是勸楊子掞應及時行樂之意；其二則“秉燭”不寐所追求者，也不必然只是行樂。杜甫詩就曾有“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之句，則“秉燭”自然也可能有“秉燭夜讀”之意，從張氏詞看小詞中的儒家修養，是該放過你就要放過，你該掌握就要掌握。“駐”，是把馬停下。美好的春天來到你的面前，你怎麼能隨便把它放走呢？但春天畢竟是留不住的，它自然一天一天會走，所以你必須要在春天來到你的面前時，你趕快好好地將它把握住。歐陽修的詞說：“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只有看盡了洛城的美麗的花，我享受了它，沒有讓它白白的流逝。春天走了，我也就無愧於春天，我才沒有遺憾呀。所以說春天來到了你的面前，我勸大家好好的把握住。“為駐好春過”，“過”字押韻，是平聲。春天來到面前，但一閃就過，形容春天來去匆匆，時光的珍貴呀。回應了他的題目是春天，絲絲言語都是勉勵他的學生去學道的，而下面的第三首遂又返回春天之興象中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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