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我寫了暴力及其出路 探討了福建殺童事件的心理的、社會的原因。在文末，我說，“ 如果中國社會不能關注心理健康及其社會成因的話，這樣的惡性事件在將來只會更多。”不幸的很，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殺童似乎成為中國新聞的“流行關鍵詞”，類似的暴力事件不斷，中國兒童死的死，傷的傷，中國的父母們傷心欲絕。

中國人命賤是我們都知道的事實。出現這樣的一系列殺童事件，中國政府也不需要向國家的主人交代什麼，中國的父母們沒有任何保證：他們的小孩在幼兒園，在學校，但是他們不知道類似的惡性殺童事件是否會殃及他們的子女。而且，中國政府還封鎖消息，以為“掩耳盜鈴”是一種不錯的策略。本質上，中國政府壓根就不會把這些殺童事件看作他們自己的問題。其原因，除了中國的老百姓沒有選舉權，無權對誰當官這樣的事情說三道四之外，還有就是把殺童事件個人化、孤立化的流行注釋。

西方的女權主義提出過一個激進的看法：凡是個人的都是政治的。毫無疑問，“凡是”多少說明了這個命題有極端化、片面化的危險。但是把個人事件放在社會的、政治的大的背景里來理解這樣一種思路卻是很有意義的。這樣一種思路也是對於當代社會把問題個人化、脫離大環境來理解的趨勢的一種解毒。

對於殺童事件，個人化的解讀就是否認他們之間的關聯性，要求社會大眾把他們當作偶發事件，單個孤立的案件來理解，完全抹殺社會的大環境、政治經濟的大環境在殺童事件中的作用。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殺童事件被孤立化了，沒有什麼“暴力殺童現象”，而只有一個個殺童事件的個案，他們碰巧發生在相對短的時間範圍內而已。因此，殺童事件的原因被定義為不可知，也不需要知道。防範類似事件發生，被定義為不可能的任務，政府也被免去了任何義務來預防和制止類似事件的出現。

而事實上，殺童現象決不能簡單化地從純粹個案的角度來理解。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來看，殺人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固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造成或至少誘發了殺童行為的社會環境也難辭其咎。個人心理健康的問題有待於中國心理諮詢行業的進一步發展（政府也是有能力給予扶持和鼓勵的）。對於大的社會環境的問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定會仔細檢查這些個案，尋找對策，從而給中國的父母們一個交代和保證。

在中國政府負起應付的責任之前，可憐的中國的父母們依然要或傷心欲絕或提心弔膽；可憐的中國的孩子們依然要戰戰兢兢地背着書包上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