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微痕---第四十九期 | |
| 送交者: 剛之柔 2010年06月29日20:44:54 於 [海 二 代] 發送悄悄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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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第49期 2010年6月5日
（文稿交流，免費贈閱） 目 錄
郭羅基：一個奇才和一部奇書—《〈漢書補註〉批註》介紹.... 34 謝錚口述 瞿碩整理：共產黨員的光輝代表——王子昌同志 . 57 祖丁遠: 難道知識分子又要回到“臭老九”時代了？.... 62 任彥芳：苦難經歷是寶貴財富 讀鐵流《我所經歷的新中國》………… 66 請記住：有一個人因為太愛我們而被殺掉 ——紀念林昭被殺害四十二周年 杜 光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是林昭被殺害的日子。在這一天的近兩年以前，1966年的5月6日，當北大的五七難友張元勛到上海第一監獄探望林昭時，林昭對他說：“如果有一天允許說話，不要忘記告訴活着的人們：有一個林昭因為太愛他們而被殺掉。”這是一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女兒在面臨死亡威脅的時刻留給我們的遺言：是囑託，也是期待。她囑託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記住，她是因為太愛我們，為我們爭取自由才會遭到殺害的；由此，她期望我們能夠繼承她為之奮鬥的事業，在祖國大地上掃除極權政治和一切壓迫、歧視、剝削和不平等的垃圾，建立起人們可以自由說話、平等生活的新社會。她把這個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身上！ 一、為了祖國與自由 林昭的一生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一生。在青少年代，她就在家庭的影響下，立下了以身許國的壯志。1949年高中畢業後，17歲的林昭拒絕母親要她考大學的勸說，義無反顧地奔向共產黨辦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結業後又以滿腔熱情投入工作。1954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想不到1957年竟被劃為右派分子。她給她妹妹寫信說：“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現在，“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她後來在一份血書裡說：“每當想起那慘厲的一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肺腑而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這是一個染滿着中國知識界與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林昭在政治思想上與共產黨的決裂就從那時開始。”這個嚴重的打擊，促使她重新考慮自己的選擇，從而開始了她那艱辛的苦難人生。 對祖國的一片赤子之心，把她推上政治反對派的道路。1959年，他因病回上海休養，結識了幾個志同道合的五七難友、知識青年，成立“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編印地下刊物《星火》，指點江山，針砭時弊，林昭還發表了激情奔放的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之日》，結果在1960年10月被捕，由“右派分子”升格為“現行反革命分子”。1962年3月，林昭因患肺病保外就醫，她仍不改初衷，與一些新結識的右派難友，繼續開展“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的活動，起草《盟章》和《政治綱領》，撰寫《我們是無罪的》和《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文章和傳單，當年11月再次入獄。1964年11月，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以反革命罪起訴林昭，1965年5月，靜安區人民法院判處林昭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4月改判死刑，立即執行。4月29日，林昭終於倒在罪惡的槍下。官方不許收屍，卻向家屬索取5分錢的子彈費。 在監獄裡被關押的五年半時間裡，林昭不斷抗議當局對她的迫害，揭露、批判執政黨和毛澤東的專制統治；在大量用自己的鮮血書寫的詩文書信里，她表述了對祖國的摯愛和眷戀，對自由的期待和渴望。她在一首題為《啊，大地》的詩里寫道：“啊，大地，祖國的大地，你的苦難，可有盡期？在無聲的夜裡，我聽見你沉鬱的嘆息！你為什麼這樣衰弱，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為什麼你血淚成河？為什麼你常遭亂離？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在寫於牢房牆上的《自由吟》裡，她以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為主題，抒發了願為自由獻身的崇高意旨： “生命我所重，愛情彌足珍；但為自由故，不惜作犧牲。 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來臨處，欣欣迎日華。 生命巍然在，愛情永無休；願為自由死，終不甘如囚。 生命蘊華彩，愛情熠奇光；獻作自由祭，地久並天長。” 熱愛祖國，渴望自由，正是縈繞於林昭腦際並孜孜以求的兩大主題，也是她希望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繼承、發揚的精神。 二、血的控訴與批判 不久以前，有一位朋友給我送來了林昭的血書複印本，那是她被關在上海第一監獄裡的時候，用竹籤沾着自己的鮮血，從1965年7月10日到12月5日 ，以近五個月的時間寫出來的。2000年經過她的未婚夫甘粹幾個月的辨認謄抄，這部長達13萬字的血書才得以面世。
在這部以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為形式的血書裡，林昭憤怒地控訴了執政黨的黑暗和毛澤東的罪惡，申明了自己反專制、反獨裁的鮮明立場。 她在評論毛澤東時指出：毛澤東“具有着一個極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靈魂！在這個靈魂中，除了艷羨‘江山如此多嬌’的野心家的貪婪，‘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龍盤虎踞今勝昔’的自鳴得意，‘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自我吹噓，以至屁股入文、蒼蠅入詩的輕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殘忍等等而外，我懷疑他還會有任何人情與人性的存在。”“狂妄者必自大而主觀者必片面，加上不義的權力助長了威風，又好歹弄出個某些局面，也頗加深了那種捨我其誰、唯我獨尊、剛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大成問題的精神狀態。”“那場臭名遠揚、血腥熾烈的所謂反右也者，首先正是獨夫之患得患失、反覆無常的結果。” 林昭還認為，毛澤東的專橫跋扈是同共產黨其他領導人對他的縱容分不開的。她在血書裡寫道：你們“長期以來對這個暴君一味遷就、姑息、放縱……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與偶像崇拜。……這種人為的偶像崇拜之風就更大大縱容了獨夫性格中那不足為訓的剛愎輕躁的一面，使他變得空前地自大狂而習慣於一意孤行。”因此，對於毛澤東犯下的種種罪惡，“獨夫本人固然應負主要責任，但你們這些每天每日、每時每刻都在那裡無原則地吹捧他、宣揚他、渲染他、粉飾他、神化他，把他的名字高唱入雲，而靠着收拾他的下巴涎來過日子的先生呢！！你們怎麼能躲得過這相當程度上分擔其種種行為的後果、責任、一直到恥辱呢？！” 林昭指斥共產黨的政治是“一個充滿罪惡、沾滿血污的不義的暴政”，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受着如此一個徹頭徹尾特務化於一層偽善外衣之下的所謂政黨的統治，我們還能向何處去尋找一點民主的氣息呢？！誰都不能供給人們以自己沒有的東西，而先生們的貴黨之內除了集中，集中，集中，而且是恐怖的集中，根本就早沒有任何民主可言！”“世界各國古往今來不論哪一代專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這樣聞所未聞、酷虐驚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統治！而不論世界各國古往今來的哪一名大獨裁者，都不可能像你們的陰險毒辣、十惡不赦的獨夫黨魁這樣壞事做絕，壞到入骨！”“今日的中國大陸在魔鬼政黨的極權恐怖統治下，成了如何一個黑氛迷天、血腥遍地、荒謬絕倫而慘厲無比的地獄！” 她指點着共產黨員們說：“你們蹲在那麼個徹頭徹尾地特務化的魔鬼政黨之內，那是作惡有路而向善無言，故只要是保有共產黨黨籍者，誰都跑不了在所謂的‘民主集中制’之下為虎作倀地造些惡孽而沾些腥血！越爬到了上層那惡孽就造得愈足，而腥血也沾得愈多。”“天父上帝再怎麼仁愛，也只好讓那地獄滅亡的火焰一步步向你們面前延燒過來！”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就如此深刻而尖銳地揭露和批判毛澤東和共產黨，表現了林昭的超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識見。但是，在這種深惡痛絕的控訴和譴責的同時，儘管“對於當前現實，那不絕如縷的一份感情真正是受到了殘酷的考驗”，林昭卻“總只是努力想把獨夫個人與先生們的群體分開”。她由於察見了“你們心靈深處多少還保留着未盡滅絕的人性”而悲痛地哭泣，為他們擺脫不了罪惡而哭，為這些“愈來愈深地沉入滅亡之泥沼的血污的靈魂”而哭。因為她“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奉着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本着“仰體天心、愛眾親仁、與人為善的本分”，堅持“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她把自己的悲劇“歸咎於我所懷抱之這一份該死的人性”。“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仁心啊！為什麼我要懷抱乃至於對你們懷抱這麼一份人性呢？歸根到底又不過因為是本着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她苦口婆心地告誡說：“先生們啊，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這特別對於你們來說是一條何等無情地確實的真理啊！”“你們若還有三分未泯的良心、未滅的人性，你們當汗流浹背地痛感愧對先烈的熱血，愧負國人的期望，以至愧欠自己的初志！” 三、 “監獄是我的反抗陣地” 林昭1962年再次入獄後，就“以自己的鮮血向人們作了宣告：監獄是我的反抗陣地。”她在血書裡接着說：“然則既進入了陣地，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一言以蔽之，戰鬥而已。這戰鬥較之反右以後絕然投身於反對現實的政治活動同其性質，可是更高了一些，高就高在其自覺程度已經更為強烈而且清醒。”在這幾年裡，官方一直軟硬兼施，逼她承認錯誤，她母親也勸她認個錯，以求釋放或減刑。林昭卻堅持她的信念和原則，絕不退讓。她在血書裡說：“自從反右以來，對於林昭，為人的門儘管關閉，為狗的門卻一直是敞開着的。”“然而我不能，……既然從那臭名遠揚的所謂反右運動以來，我已經日益深化地看到了偽善畫皮底下之猙獰的羅剎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容許自己墮落到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斷難模糊！”“此生寧坐穿牢底，絕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不怕你們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頭渣兒都還是一顆反抗的種子！”“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賜予我以這樣一份光榮！”她堅定地表示：“我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乾淨的生活權利——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永遠是無可非議的！誰也沒有權利對我說：要求生存就必須套上鎖鏈而忍受終身為奴的恥辱！”她還以“出淤泥而不染”來說明自己的品格：“入了這行誠然不免入鄉隨俗地蹚着渾水而無法再保持小知識者的潔癖，但內在的品性修養操守人格必須力持‘出淤泥而不染’！這特別是因為：正如內容與形式一樣，目的與方法之間也存在着某種相互制約的關係。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龍’！‘配成’一套‘下流的龍’！” 林昭認為自己“所固有的政治特徵”是“堅定與幼稚交集於一身”。她的堅定性突出地表現在雖然監獄裡條件惡劣，而且長期遭受着侮辱、毆打，有幾個月甚至戴上兩副反銬，但她始終沒有停止抗爭。她在血書裡表示：“一息尚存，斗就是了！死也無恨，犧牲在早已自許做殉道者的個人來說，正好作為鬥爭之一個無比光輝的頂點。”“氣可鼓而不可泄，只要這股子‘勁兒’存在，不論是處在看來如何優劣懸殊、眾寡不敵、乃至幾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們也仍舊可以找得到進行鬥爭的各種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她還滿懷豪情地宣告：“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來把萬惡的兇手埋葬——把他們的骨頭都砸成粉漿！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發出控訴的巨響而掀起滔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轟然如爆炸般地延燒開來，使他們淹沒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鐵，我就要把自己化為一柄人世間最最森冷、最最鋒利的刀劍，向那些殺不可恕的惡徒送去他所應得的當作懲罰的死亡！” 四、她為我們而死 林昭把自己的思想原則“簡單地歸納為兩句話：‘祖國至上！自由萬歲！’或者在前面加上兩句：‘公義永在！青春必勝！’”為了堅持她的思想原則，為了祖國和自由，她毫無保留地獻出了她的全部青春以至寶貴的生命。祖國，自由，不但是林昭的思想原則，同時也是一切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共同執守的思想原則。自從西學東漸以來，一百多年了，多少愛國知識分子為了祖國的自由，用自己的熱血譜寫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他們奮不顧身地追求的，主要還不是個人的自由，而是祖國的自由，社會的自由，後人的自由。林昭身在獄中，備受凌辱，她只要承認錯誤，停止抗爭，就可以重獲自由。但她始終沒有屈服。她不能放棄自由的理念和爭取社會自由的抗爭，來換取個人的自由；相反，她是寧願犧牲個人的自由，來爭取祖國的自由，民眾的自由。換句話說，她是為了爭取我們大家的自由而捨棄了個人的自由，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愛無疆”，林昭的鬥爭和奉獻，表現了她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誠如她對張元勛所說的：“林昭因為太愛他們而被殺掉！”遺憾的是，幾十年來，專制統治者封鎖一切有關林昭的信息，以致被她熱愛並為之犧牲的民眾對她一無所知；她的事跡、她的思想、她的精神，得不到應有的傳播和弘揚。這種情況必須改變，我們應該大力宣傳林昭的事跡，讓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林昭是為我們而死的，我們責無旁貸地應當繼承她的事業，發揚她的精神，擔負起爭取祖國自由的歷史責任，以此告祭林昭的在天之靈。 2010年4月29日
在林昭、張志新雕像揭幕儀式上的講話 杜 光 今天我們懷着虔誠的、敬仰的心情，來到張志新和林昭的雕像前，為這兩位因爭取自由民主而遭到殘暴屠殺的烈士舉行雕塑揭幕儀式。 感謝嚴正學、朱春柳賢伉儷為創作這兩尊雕塑所作的犧牲和貢獻。是他們的智慧、藝術和勇氣，把張志新和林昭的形象重新帶到人間；同時，也就向社會介紹、宣傳了她們的事跡、她們的思想、她們的精神。這對於推進現階段的 民主革命運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張志新和林昭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女兒，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應該成為全社會學習的榜樣，在全國各地建立她們的雕塑，在北京、上海、瀋陽等地為她們開設紀念館，作為在全社會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基地。但是，專制統治者卻害怕廣大民眾學習她們的思想和精神，把她們封鎖起來，以致現在的青年人連張志新、林昭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要說她們的事跡和思想了。張志新是人民大學的校友，林昭是北京大學的校友，有這樣傑出的校友，母校應該引以為豪。但是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卻把她們看做洪水猛獸，竭力迴避、排斥。嚴正學伉儷創作的雕塑，本來應該分別樹立在她們的母校——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校園裡，現在卻只能在這裡安身。這個事實，一方面說明專制主義統治的嚴酷，同時，也襯托出這兩個雕塑的歷史意義和社會價值。 中國的社會發展正在進入一個十分微妙的時刻。三股政治力量——力圖強化專制統治的權貴集團、企圖復辟毛澤東時代的毛左派、旨在推進自由民主的改革派，都以空前的力度展開活動，以求擴大自己的影響，拓展自己的陣地。面對權貴集團和毛左派勾結合流的危險局面，1989年遭到殘酷鎮壓的民主力量正悄然復興。張志新、林昭兩座雕塑的完成面世，正是這個復興大潮的一個小小的標誌性事件。 在已經過去的四月里，還有兩件可以稱之為標誌性的事件： 一是《人民日報》發表了溫家寶紀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它引起了毛左派的狂怒，有兩篇批判胡耀邦的文章捏造事實，肆意誹謗，如：把平反冤假錯案說成是對老百姓政治權利的全面剝奪，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血腥報復；真理標準大討論則被描述為摧毀中華民族道德體系和倫理基礎的“獸性化口號”；甚至說胡耀邦主持的團中央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到北京各中學，“整死斗死成千上萬學生”，“雙手沾滿學生鮮血的胡耀邦”，“開創了黨內鎮壓學生運動的先例”。如此等等，喪心病狂，喪失理智，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西方有一句諺語：“上帝要他們滅亡，必先讓他們瘋狂。” 這些毛左派究竟要瘋狂到幾時，還會有些什麼瘋言瘋語，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另一個標誌性事件是4月16日發生在福建福州市馬尾區法院前的街頭示威活動。去年六七月間，馬尾警方以涉嫌“誹謗”罪拘捕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和視頻，揭露“嚴曉玲事件”真相的三位維權網友范燕瓊、游精佑、吳華英。馬尾區檢察院今年以“誣告陷害”罪向區法院提起公訴。4月16日 是馬尾區法院開庭審理的日子，全國各地網友知道這個消息後，紛紛來到馬尾，除了大量福建本省和福州本市的群眾外，還有從北京、南京、深圳、香港、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趕去的網友，共達兩千多人。他們齊集在馬尾區法院門前，大部分被擋在警方的隔離線外。他們高呼“自由萬歲”、“正義萬歲”、“范燕瓊無罪”、“吳華英無罪”、“游精佑無罪”等口號，舉着“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光輝”、“陽光、真相、正義”、“公道自在人心”等橫幅，並且不斷地高唱《國歌》、《國際歌》和《草泥馬之歌》，場面十分熱烈。由於大家保衛網絡言論自由的目標一致，心氣相通，現場充滿了友好、團結、和諧的氣氛，有的網友把它形容為新的微型“八9六4”，意味着民主運動的新的崛起。
我覺得，對於這兩個事件的意義，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估計。如果說，前一事件反映了黨內高層改革派的奮起和背水一戰，後一事件表現了民間民主力量的凝聚，公民社會的成長，那麼，把這兩個事件聯繫起來，就更值得我們注意。網友們4月16日在馬尾區法院門前打出的最引人注目的口號“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光輝”，就是溫家寶在一次講話里提出來的；再聯繫溫家寶紀念胡耀邦的文章發表後，許多網友給以積極的評價，使我們可以從中窺見朝野民主改革力量聯合互動的徵兆。 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在這個民主運動悄然復興的歷史大潮里，我們今天為林昭、張志新的雕塑揭幕，將同溫家寶的文章和馬尾區的街頭示威一起，成為這個民主大潮的標誌性事件，預示着新的民主高潮的到來。 2010年5月2日
被判死刑的七名北大“右派分子” 王友琴 （這是《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書中的一章“北大的政治迫害歷史”中的一節。） 文革中北大發生的大規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從天而降、憑空發生，而是由文革前發生的一系列的迫害發展而來的。回溯北大1949年以後的歷史，人身迫害和人權喪失的由來和發展軌跡，清晰可見。 文革前在北大發生的規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的三個月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有589名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被劃成了“右派份子”；後來又再“補劃”，一共劃了716個右派份子 。另外，據1979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劃了715名“右派分子”，還有842人受到各種處分 。因為沒有公布被“劃”者的名單，現在不清楚這一人之差是如何產生的。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大總人數的7%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於學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 更加令人震動的是，1957年5月中旬，當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在學校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整風”的文件的時候，毛澤東已經開始在共產黨的幹部中部署反右（5月15日）。北京大學學生響應上面的號召，從5月18日 開始貼大字報批評共產黨的工作，進行上面所說的“大鳴大放”。他們對政府和大學當局的批評，進行了不到三個星期，就全部成為他們的罪行，使他們被劃為“右派分子”，從此陷入“敵我矛盾”的深坑。這種策略被毛澤東事後得意地稱為“陽謀”（作為對“陰謀”指責的反駁）。不管稱之為“陽謀”還是“陰謀”，這一“謀”的後果，僅僅在北大一所學校就是七百多名“右派分子”和八百多名被處分者的長期災難，在全國，則是數百萬人受到迫害。由於上面規定普通工人農民中不抓“右派分子”（不是網開一面，而是另有名稱，叫做“反社會主義分子”），而所謂“知識分子”又只有五百萬，那麼“右派分子”在其中的比例，顯然是非常高的。
“反右”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懲戒機制。首先，權力當局大規模地以言論定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並進行各種懲罰，儘管這些人並沒有違反當時的憲法也沒有危害他人。第二，本來學校能作的最高處罰不過是開除學生學籍或者解僱教職員。學校的學生教員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統可以審判。中共北大黨委把七百多名教師學生劃為“階級敵人”加以懲罰，這是人類學校史上和政黨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權力。 而且，對“右派分子”不但實行懲罰，而且懲罰不設定限量。一批“右派分子”被學校直接送去無限期“勞動教養”，以致他們失去人身自由長達二十年。他們中有人在“勞改農場”被餓死。有的在“勞動”中不堪折磨自殺身亡。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個壞身份。更加恐怖的是，他們中有人被判處了死刑。筆者現在找到的有七個名字。 這種大規模的迫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的“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他把人際矛盾分為兩類，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區分的標準，並不是法律。他宣布某一類人是“敵人”，就是敵人，並且實行他規定的懲罰。這個處罰可以一直重到死刑。這七名被判處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完全不曾有過一般法律上的重罪如殺人，搶劫或者強姦。他們被處死，罪名是他們的思想或者言論。一個人思想或者言論方面的“右”，就可以成為施行懲罰甚至死刑的依據。 北大劃“右派分子”是分兩期進行的。第一批劃了511人即百分之五的人為“右派分子”。但是“上面”認為中共黨委書記江隆基（他1927年加入共產黨，“反右”後離開北大後到蘭州大學任領導，文革一開始就被中共甘肅省委列為重點對象並遭到野蠻的“鬥爭”，1966年6月25日自殺身亡）工作不力，1957年10月，國務院派來了陸平（周恩來親自和陸平談話後派他來到北大，此前他為鐵道部副部長，文革中他也受到殘酷迫害），繼續進行反右“補課”——一個學校里關於教學的專門術語，被移用到了在學校里實行對教員學生的迫害中。這個“補課”，使二百多人被“補”進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總人口中的比例從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劃“右派分子”時，預先制定百分比或者各地人數配額，以確保實現總體效應。明顯可以看到，北大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人數比例劃了“右派分子”。後來“上面”傳下指示說北大劃百分之五不夠，北大就進行“反右補課”，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反右”時毛澤東在幹部會議上講，北京大學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 後來也確實是這樣劃的。這種按照事先規定的數字來抓人懲罰人，在歷史上只有斯大林作過。斯大林的指令，包括打字機打印出來的各地的死刑和逮捕數字以及他自己親手寫的有殺人數字的字條，都已經公布。 “反右”在北大雖然不像文革那樣普遍使用暴力對人進行毆打和侮辱甚至活活打死，但是已經相當野蠻。物理系學生劉奇弟貼大字報提出“胡風絕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釋放胡風。他因此被定為“右派分子”。一名受訪者說，1957年他12歲，家住北大旁邊海淀鎮，有一天到北大來看電影，在北大看到被捆在樹上的劉奇弟——因為聽到人喊“打倒劉奇弟”，他知道了被綁在樹上的人的名字。劉奇弟要說話，有人大喊“把他的嘴堵起來”。這名受訪者不記得那天是幾月幾號，但是記得那天去看的是蘇聯電影《綠色的鎖鏈》。應該是在6月上旬開始“反右”之後。劉奇弟後來被判刑15年，1961年死於獄中。 在“反右派”發生九年之後開始了文革。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了進一步的攻擊和懲罰。假使毛澤東活得長一些，沒有在1976年死亡，“右派分子”在1978年依然不可能“改正”，而且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年月。“右派分子”在毛澤東死後過了兩年才得“改正”，他們受迫害的全程長達21年。在採訪中，一名自己並非“右派分子”但一直同情“右派分子” 的受訪者使用了一個說法，叫做“右派面孔”，意思是當過“右派分子”的人臉上有一種特別的壓抑的表情，明顯到使人能把他們從人群中覺察出來，連他們得到“改正”以後那種表情都依然還在。顯然，這種特別的“右派分子”的面部表情，是長達21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後形成的。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七人（可能還會發現）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七人中有六人是在文革期間被判處死刑的。七個人占全部716人的百分之一。 這個死刑人數，不但對北大“右派分子”群體是非常高的比例，對任何一個大學的學生來說也是極高的比例。甚至現在也還沒有了解到在北大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有畢業生因刑事犯罪被判處死刑。 被判處死刑的七人中，六人在被劃為“右派分子”時都是北大學生。其中只有一人是教師，在兩年前從北大畢業留校任教。也就是說，他們被劃為“右派分子”和後來被判處死刑時，都很年輕。 黃中奇1957年時是哲學系學生，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在宿舍中他與看管他的學生發生身體衝突，1958年1月被公安局逮捕，同年夏天被以“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刑。文革後得到“平反”。關於他，校史《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8》寫道： （1958年）1月30日 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黃中奇（哲學繫心理專業學生）於29日晚持刀行兇，刺傷了心理專業四年級班會主席張博源和前去阻攔的楊恩寰同學。今日上午8時，學生會召開批鬥黃中奇的大會，會上，大學辦公室主任蔣蔭恩代表學校接受同學們的要求，宣布開除黃中奇的學籍並交送司法機關懲處。市公安機關當場將黃逮捕。 黃中奇被公安機關逮捕後，不久就被判處死刑。（日期待考。）當時讓北大各班派學生代表參加了“公審大會”。歷史系的一個學生代表回來後告訴班裡同學，在“公審大會”上，黃中奇被抓出來的時候，身上穿的是汗衫，臉色蒼白，白得像白報紙一樣，大聲地哭，說：“我有罪，我有罪，饒了我吧。”判決以後，立即執行。那是1958年的夏天。 文革結束兩年後，重新審理“右派分子”案件。北京大學有關辦公室向黃中奇的同學了解情況。當時黃中奇住在36齋（北大學生宿舍當時都稱為“齋”，文革中改稱“樓”至今）五層。黃中奇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受到批判鬥爭和看管，精神崩潰，爬上窗台要跳樓自殺，看管他的同學進行阻攔，發生了身體衝突。黃中奇情緒失控，揮動一把削鉛筆的小刀，劃破了一個同學的臉。傷情並不嚴重。被鉛筆刀劃傷的同學並無傷疤留下。但是黃中奇被作為“右派分子蓄意殺人”判處了死刑，還通報全國。只因為他是“右派分子”，劃破皮就和“殺人”等同了。1979年北大給“右派分子”“改正”時，也給黃中奇“平反”。其時他已經被處死20年了。 黃宗奇是“調干生”（即不是從高中畢業後升入大學，而是在上大學前已經是工作的幹部），在北大上學時已經結婚生子。他的兒子當時在唐山當架子工。給了他的兒子兩千元錢。這是北大為“反右”給予“右派分子”或其家屬的最大的一筆“賠償金”— 實際上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需要“賠償”，也沒有用過這個詞。當時用的詞叫“困難補助”。 上述校史記錄中提到的代表學校宣布開除黃中奇的辦公室主任蔣蔭恩，後來調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文革中受到殘酷“鬥爭”，在1968年4月6日上吊身亡。當然，這完全不是十年前被懲罰的“右派分子”報復的結果。相反，“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都受到了進一層的更加殘酷的迫害。而一批領導了“反右”的幹部們，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六名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是： 林 昭，中文系學生，1954年入學，1968年被處死； 任大熊，數學力學系教師，1955年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1970被處死； 顧文選，西語系學生，1956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沈元，歷史系學生，1955年入學，1970年被處死； 吳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處死。 張錫錕，化學系學生，1954年入學，1975年被處死。 六人中林昭為女性。她生於1932年。她因站出來為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同學辯護而自己也被劃成“右派分子”。她所在的中文系新聞專業58級（1954年入學），全班34人，劃了7名“右派分子”，占全班人數23%。7個“右派分子”的名字是林昭（女），何其慧（女），楊吉林，孫文爍，王國鄉，劉秉彝，趙雷。七人中兩個“勞動教養”，兩個“勞動考察”，三個“留校察看”。此外，還有7人被劃為“中右”，雖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遭到開除共青團團籍等處分。 被劃為“右派分子”後，在1960年代初，林昭和蘭州大學的“右派分子”學生來往，她寫的兩首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印入他們的油印刊物《星火》。參與《星火》的人很快被逮捕。1962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監獄裡，她寫了14萬字文章，用“極權主義”這樣的詞語分析和譴責權力當局如何欺騙和壓迫了青年一代，包括她自己。 1968年4月29日 ，林昭在上海被處死刑。那是“五一節”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解放日報》當時報道語）。這是文革期間“慶祝”節日的特殊方式。特別要在節日之前殺人，顯然是為了給普通人民更加鮮明的印象和更加強烈的威懾。另一方面，他們也真的在改變節日的內容和意義，在節日中增添了“革命”和暴力迫害的血腥氣氛。這確實可以算是他們的“文化革命”的一個內容。
一名受訪者講述了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見到林昭。監獄中召開大會宣判林昭死刑。在押犯人們在台下，林昭被押到台上。受訪者當時是台下的在押犯之一，在大學當學生時被劃成“右派分子”，後來判刑十年，和林昭同被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受訪者說，他看到林昭的臉脹得通紅，但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肯定是“被做了手腳”。他的意思是，監獄方面用什麼特別的方法使得林昭不能說話。他聽說，宣判會後林昭在監獄大院中的一角被殺害。 2003年，一位獨立製片人胡杰自費製作了一部數碼紀錄片，題為《尋找林昭的靈魂》。這位在1957年“反右”以後才出生的人，訪問了認識林昭的人和林昭生前住過的地方，在電影中展現了一名真誠、勇敢、堅持真理的青年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這部電影真實樸素，深深感動了觀眾。這部電影從來沒有能在中國發行，只是私下流傳。 在電影裡，能聽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的一段敘述。在林昭被槍決後，有幹部到林昭母親許憲明家中，通知她，她的女兒已經被槍斃，要她付五分錢子彈費。林昭被判死刑，沒有審判，沒有上訴，沒有刑場告別，已經是連被認為“黑暗”的皇帝時代沒有發生過的殘酷情況。至於要母親付槍殺的子彈費，恐怕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對殘忍的細節的想象力。 顧文選是英語系學生，1956年從杭州考入北大。1957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控訴“三害”（指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當時共產黨號召人們“幫助黨整風”以克服這“三害”）的會上，顧文選講述了他在1955年的肅反中的遭遇。他的談話記錄，後來以《我的控訴》為標題，發表在手工刻寫蠟紙油印的《廣場》上，有14頁。 顧文選的講話以一首詩開始，說明他的心跡，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只是反對共產黨里的錯誤。 本來我不計較我的不幸， 我以為時間， 這浩蕩長流會把它沖洗乾淨， 那時我將和過去沒有創傷時一樣，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靜， 可是我沒有力量擺脫那慘痛的記憶， 時常在寂靜的黑夜中被噩夢驚醒， 受了創傷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寧， 腦海里不時纏着鐐銬的聲音。 我們的時代是個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雲， 就是這些黑暗的東西， 毀掉了多少人寶貴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這人間的不平。 請人們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燒個乾淨。 顧文選自述，1949年時他15歲，在杭州“參加了革命”：他參加了共青團，以後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里的領導人就布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 顧文選認為他的不幸在於“過分心直口快”，“太單純，太忠厚”，所以被領導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於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只是他練習寫作，寫了兩篇小說，其中一篇寫了農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進城後遺棄原妻。僅僅為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就鬥爭了他一整天。 顧文選被連續鬥爭幾天以後，因為他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還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打電話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一個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裡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他被關在監獄裡四個月。 顧文選說，逮捕他是違法的。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他說他說的都是實情，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 以上是顧文選的這篇談話記錄的摘要。刊登了顧文選講話記錄的刊物《廣場》，實際上僅僅油印了一期。參與編輯《廣場》的學生，陳奉孝（數學系）被判處15年徒刑，張元勛（中文系）被判處8年徒刑，賀永增（西語系，他組織了顧文選講話的會議）被判處5年徒刑。 “肅反”沒有能把顧文選定罪，第二年他考進了北京大學。（幸好當時還可以通過考試進大學，而不是像文革中那樣全靠本單位的共產黨組織推薦。）他在北大講述“肅反”遭遇的講話使他被定為“右派分子”。那天和他一起發言的西語系學生周鐸也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在文革中受到長期的關押折磨和摧殘。主持了那天會議的西語系學生會主席汪士賢也被定為“右派分子”，1958年被送北京玻璃總廠“監督勞動”，每月只發18元生活費 顧文選被劃為“右派分子”後，又被判處8年徒刑。刑滿後仍然留在勞改農場“就業”。文革中他越境逃到蘇聯，被蘇聯方面遣送回國，在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運動中被判處死刑。 《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發［1970］ 3號，1970年1月31日）寫道：“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樣才令人心大快，敵人震懾”。顧文選的處死經過就是按照這一指示操作的。1970年2月21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出一份材料，把“顧文選等55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要“革命群眾”“提出處理意見”。當然，不會有人膽敢發表任何不同意見。據一名受訪者說，還有“革命群眾”大喊“槍斃槍斃”，然後大家散會回家吃晚飯去了。這種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人中製造更大恐怖，起殺一儆百的效果。同時，也是對普通人道德的深重的腐蝕。
這份材料寫道：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現行反革命犯周鴻東，男，三十七歲，遼寧省人，資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顧、周二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 就憑這不到１００個字的指控，“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反革命罪行”判處顧文選和周鴻東死刑。判罪根據只是兩條：“反動言論”和“投敵叛國”。中國憲法說人有言論自由，以“反動言論”判死刑，憲法成為假話。至於普通公民的出國權利，在毛澤東死後又過了十多年才漸漸開始實現。 這份材料發出僅僅兩個星期後，1970年3月5日，顧文選被處死，時年36歲。 與顧文選在同一份材料上還有沈元。 沈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從上海位育中學畢業。沈元在高考中以文史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年，位育中學另一名學生以全國理工科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這兩名學生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中，都被劃為“右派分子”。位育中學中學1955年的92名畢業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兩個考了全國第一名的人。 沈元被定為“右派分子”開除學籍遣送北京郊區勞動。1961年“摘帽”後，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產黨人歷史學者黎澍等人的幫助，到中國科學院現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時相對寬鬆了一點的條件下，他在《歷史研究》和《人民日報》上多次發表了論文。與其他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同學相比，他算是“幸運”的。這也說明他試圖努力和當時的主流社會合拍而不是對抗（其他“右派分子”當時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許）。但到了1965年初，他發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發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調入歷史研究所工作，成為幫助過他的領導幹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體塗黑，裝扮成黑人而進入馬里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自己離開中國。沈元也被判處死刑。想要離開中國，在文革時代就是死罪。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殺害。 假使沈元活在今天，他會是報紙上刊出的“高考狀元”，會是他的中學的莫大驕傲。但是在毛澤東時代，他不但被劃為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右派分子”類別，還被進而判處死刑。關於一個人的遭遇和政治的這種密切相關關係，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在1970年他被槍殺時，權力當局的說法是： 十九、現行反革命分子沈元，男，32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沈元的母親和哥哥，也成為判處沈元死刑的理由，這種設立罪名的方式，需要被打歷史系或者法律系的學生作專題論文來從學理方面做出分析和解釋。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處死刑。他1956年從北大數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1957年5月，他把北大圖書館英文《工人日報》上刊載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題為《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1956年２月25日）翻譯了一些段落，貼在學校閱報欄上。一名受訪者說，當時有很多人站在閱報欄前看報紙，同時也看了任大熊陸續貼出的翻譯稿，每次一頁兩頁，手抄在普通稿紙上。這名受訪者後來也被劃成了“右派分子”。 赫魯曉夫的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實行大規模迫害、監禁和殺戮的部分事實，譴責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這在當時是很大的震動。赫魯曉夫的報告在蘇聯內部發往共產黨的各層組織，在蘇聯人人皆知。蘇聯共產黨也把這份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但是報告文本從來沒有在蘇聯報紙或者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因此才被西方媒體稱為“秘密報告”。這個報告之後，斯大林的受難者在俄國已經開始大批得到“平反”（從現在公布的資料看，1956年有130萬受難者在俄國得到了“平反”），在中國，任大熊卻因翻譯了這個報告的一些段落，先在北大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又被指為“反革命”判刑，在文革中又被判處死刑。從筆者收集到的判決書上可以看到，判處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沒有援引任何法律條文依據（人類文明自有了法律，判刑就要寫上法律根據，哪怕是裝樣子呢，文革在這方面非常“徹底”），只寫着： 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准，特依法判決如下：…… 所謂“一•三一”指示，指毛澤東批准發出的“中發[1970]3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毛澤東在此文件上批的“照辦”二字就是判處死刑的依據。這是人類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決書格式。 在１３人中，任大熊被列為第三。關於他，判決書寫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歲，舊職員出身，學生成份，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灣。該犯一九六零年因糾集反革命集團、企圖叛國投敵，被判處無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積極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共聯”，任小組長。參加制定反革命綱領，發展反革命成員，預謀搶奪我保衛人員武器。先後書寫“時事述評”等反動文章九篇，極其惡毒地誣衊、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禁閉室挖穿獄牆，與主犯常瀛清訂立攻守同盟，妄圖負隅頑抗。反動透頂，猖狂至極。罪惡累累，死有餘辜，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仍然記得任大熊的北大同學說，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樣子，南方人，很瘦，是個很聰明的人，畢業留校後住在校內全齋（文革中改名為“紅七樓”），被劃成“右派分子”時還沒有結婚。他的同學一直不知道他已經在文革中被處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還有家人在。 上引判決書，是一名和任大熊關在同一監獄的人莫興齡的兒子提供的。莫興齡是一名基督教醫院的醫生，曾到美國醫院學習，因為這些原因，1954年被逮捕並被判刑15年。莫興齡在還有17天刑滿時死於獄中，監獄當局說他“自殺”了。文革後莫興齡的兒子到山西大同監獄尋找父親的埋葬處並給父親築墓。他沒有能得到關於他父親的文字記錄，但得到了這份有任大熊在內的死刑判決書。他給筆者提供了判決書的複印件。 吳思慧，男，四川榮縣人，生於1932年或者1933年（判決書上說他在1970年3月“時年37歲”），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他的父親吳祖楠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軍人，在1949年隨國民政府去了台灣，1962年去世。吳思慧與他的哥哥和妹妹留在大陸。他在1951年和班上三個同學一起參軍。（四個人中，一人被槍決，兩人後來“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並非通常意義上說的自殺，而是迫害的結果。必須注意到這種迫害密度）。1953年他從軍隊復員後到北大物理系（清華物理系已經在1952年被取消）繼續讀書，畢業後在北大讀研究生。1958年2月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從時間看，他是在1957年已經劃定5%的“右派分子”後又被“補課”進去的。上文已經寫到，“補課”後，北京大學的“右派分子”比例提高到了7%。） 1959年，他被分配去洛陽工學院。同年12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勞動教養”兩年。（那是一種工作單位就可以決定的刑罰。每個工作單位的領導人可以有權把那裡的工作人員送去“勞動教養”，這一點就足夠恐怖的了，更不要說他們的標準是多麼荒唐與狠毒。）“勞動教養”期滿後，他在洛陽修鞋為生。1965年被指控“盜竊”判刑十年。1970年“打擊反革命”運動開始後，他被“揭發”和同牢的人說了咒罵毛澤東和其妻子江青的話。他被河南省革命委員會（這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權力機構的名稱，除了行政權力，還有權判死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後，1981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案件，撤銷1970年的死刑判決。 報告說，原判認定的“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越獄投敵叛國”兩項的事實，“均構不成反革命罪”。他們也同時撤銷了1965年的判決。 張錫錕是化學系學生，畢業於成都列五中學（後改名為第五中學），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學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園的短暫的“鳴放”時期，他貼出了題為“衛道者的邏輯大綱”的大字報： 一、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二、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三、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四、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五、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七、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八、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九、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這些“邏輯”，也都被運用到對他的指控上。張錫錕被劃 為“右派分子”後，對他的處分是“勞動考察”，送工廠勞動。1965年他試圖逃往國外被抓，並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這雖然會被判重罪，但是還不至於如文革中那樣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專區鹽源農場“勞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發“企圖組織越獄”，在鹽源農場被槍斃。 文革結束兩年後，開始給“右派分子”“改正”。北京大學有關辦公室的一名楊姓幹部曾經到四川該勞改農場交涉。但是那邊不給張錫錕“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陽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園書屋）書中，作者楊澤泉記錄了他所了解的張錫錕在勞改農場的最後的日子。楊澤泉當時也被關在那個勞改農場，當然無從得到張錫錕的死刑判決文件。他記得，判決是由當時的西昌地區革命委員會人保組發出的。死刑執行地是鹽源農場農七隊的監院門口。 一名受訪者說，他和張錫錕幾乎同時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們集體乘坐同一輛大蓬卡車，沿川陝公路北上，到寶雞換火車去了北京。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們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後他得到“改正”。他記着35年前被殺害的張錫錕。 七名被判處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殺害。這六人中，有四人是在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活動”運動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由權力當局用國家機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所謂“群眾專政”來實行）的迫害行動。僅從他們的死亡時間，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死亡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他們的死亡是一場群體性的迫害的結果，他們死於集中領導下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之中；他們的死亡清楚體現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續，同時還是“反右”迫害的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方面，請參閱筆者的文章,〈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吳思慧的名字是筆者在查訪多年後，在2009年底最後找到的。筆者曾經問吳思慧的同學，你們為什麼不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呢？今天，你們可以紀念死者，說出真相。你們中有的是聰明才俊之士，寫出他的事情對你們來說完全不是困難的事情。你們為什麼要把吳思慧的故事隱藏在你們班的幾個同學之間呢？為什麼要讓吳思慧成為一個至今都不得公布名字的受難者呢？ 我聽到一些解釋。一個說法是，不了解情況啊，吳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學）應該比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經另外結婚，丈夫還是個所長。——現在是什麼時代，難道還會有人指責他的女朋友嫁給了別人沒有為他“守節”？她的丈夫也還會不准她講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還有一個說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學擔任過較高的職位，認為吳思慧的事情要緩辦，降溫，避免不良影響。——吳思慧已經被殺害40年了，還要“緩辦”到什麼時候去？曾任較高職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學嗎？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對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懷有敬意。他出生於1921年，抗戰期間畢業於西南聯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鬥爭”，被長期關在“牛棚”中。文革後他曾經擔任北大副校長，退休後他編寫了《西南聯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年修訂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139個“右派分子”的名單。其中教員8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這139人中，有吳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吳思慧離開北大後的遭遇。 據筆者所知，這樣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單全面系統地寫出來，記錄下來，印刷出來，是很少見的。儘管文革後的當局給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記載、報告和發表他們的遭遇一直是被禁止的。這是我對沈老師充滿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條有理。和他談話，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種由理性和道德煥發出來的文雅力量。 關於“右派分子”的“處理”（這是當時用的動詞），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8》中，沒有記錄數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車到學校來裝去“勞教”和“監督勞動”的事情，也沒有記錄被殺害的人。關於那一時期北大發生的事情，有一行記載是： （1958年）4月22日 4月19日至21 日，全校突擊圍剿麻雀。三天共殲滅麻雀502只。
以北大一萬多人停課停工三天的代價打死502只麻雀，確實像瘋子傻子所為，然而那時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準的北京大學校園裡發生了。這並不僅僅是北大一個學校的行為，那時候在最高權力當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這一歷史的醜聞當然應該記錄。但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分子”受到的迫害，是更應該記錄下來的。 本文的目的，是記載在殺死麻雀之前和同時發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沈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分子”名字寫出來，就能知道到底應該是多少人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北大教員學生中被判處了死刑的七個人。 調查不夠深入仔細，敬請讀者補正。 北京大學第八名被處決者——黃立眾 在《觀察》上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第七個死刑：吳思慧》一文，想起從反右鬥爭到文革結束後，北大除了已知的黃宗奇、林昭、任大熊、顧文選、沈元、吳思慧、張錫琨等七人外，還有一名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處決的北大學生、一位勇敢的反抗者——黃立眾。 黃立眾(又名黃美琦）於1936年生於安徽無為縣，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來自農村的黃立眾因講述農民生活困苦的真相，被開除團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黃立眾因堅持個人觀點、"思想反動"被開除學籍，遣送回鄉。 當這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時，黃立眾感到深深的絕望和悲憤，於是他毅然決然地走上一條與黨和政府對立之路：他秘密發起成立了中國勞動黨，制定了明確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他積極進行宣傳，以喚醒民眾，並暗中搜集武器，準備通過暴動改變悲慘現狀，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權而戰。他還寫下《致全國同胞書》，說明他們武裝起義的原因。 黃立眾是至今發現的北大第八名被處決者，這八人中有五人死於一打三反運動，可見這場運動的血腥恐怖，其中顧文選和沈元僅僅因為想出國被以叛逃罪殺害，張錫琨的死因則是華國鋒掌權後為樹立新權威而祭刀的那1%中的一個冤魂。 由此我想到，只要司法不獨立，野蠻專制的體制存在一天，那麼無論誰當政，都會產生無數的冤案冤魂。許多人可能都在網上看到過那個青春妙齡的女孩兒陶靜被公審處決的照片，她不過是替男友帶毒，而且是平生第一次，就被專制機器殘酷無情地剝奪了生命，這是活生生的不教而誅的例子，而且是公元2000年後發生的慘禍。看着她那雙無知無辜的眼睛，和被押赴刑場時茫然漠然的神態，我不禁問專制的屠刀怎麼永遠對着百姓婦孺這些社會的弱者，不但不保護他們，卻要屠殺他們，之後還要展覽這些愚昧和殘忍。如果當局對各種社會問題還只知沿用"亂世用重典"這句封建古訓，那麼你永遠也無法加入文明國度的行列。 南京街頭驚心動魄的一幕 杜 高 1970年元旦前後，我父親從五七於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並回到家鄉，要我到他那裡小住，養養身體，我便到了南京。 一天早晨，妹妹買菜回來，不安地悄悄對我說：“今天要槍斃一批罪犯，布告貼出來了，有像你這樣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萬萬沒有想到，在被槍斃的罪犯名單上，我看到了姚祖彝、王桐竹、陸魯山、孫本喬這幾個十分熟悉的名字，他們的罪行是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 在當時的右派隊裡，姚祖彝算得上是衣着最整潔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登一雙長筒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組裡任何人都不交談，打掃完廁所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他枕頭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來的豬油，每到吃飯時，他就悄悄把豬油抹在窩頭上，令我們羨慕不已。因為有豬油，他的腿沒有浮腫，還能挑得動糞桶。 一天上午，風和日麗，人們出工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曬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靠在牆邊上休息，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進燕京大學英語系，1952年畢業分配到外貿部當翻譯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僅這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沒見過面。 王桐竹是我在勞教隊裡的一個好朋友。他很年輕，很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長得很英俊，娶了一個西藏姑娘，但被打成右派後，家庭破裂了。他的父親很早入黨，後來被打成"托派"，開除黨籍，這對他的政治處境可能有影響。我們彼此很信任，經常交談對形勢的看法，深信誰也不會出賣誰。我們也談文學。在麥田裡鋤草時，我們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裡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勞教，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9點，他會把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裡。到了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果然在草叢中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裡偷偷吃掉了。這在當時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樣好，我從心裡感激他。 陸魯山和孫本喬同我沒有個人交往，他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生，一個是北京農機學院的，一個是北京工業大學的，都是1960年以後"升級"送來勞教的。他們都是很可愛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樣飢餓難忍的年月里，仍拼着命賣力幹活。甚至在很冷的冬天，他們都會脫光了膀子拼命干，顯示出青春生命的頑強。 1961年冬天，我們在清河農場一個叫“584”的分場勞動，每到親人探視的日子，總可以看見一個戴紅圍巾的姑娘從遠處走來。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紅圍巾在雪地里顯得格外耀眼。這是陸魯山的戀人，北京一個工廠的女工。陸魯山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工廠勞動。這位姑娘愛上了他。陸魯山勞動教養後，多次提出同她斷絕來往，姑娘堅決不同意，並以身相許，等待他早日獲釋。每到探視日，她都從北京一早坐車趕到茶淀農場，帶着自己省下的糧食，辛辛苦苦走上幾十里路來看他。因為沒有人來看我，我只能站在監舍門口，遠遠望着那些從北京來的家屬們的身影，心中不是滋味。姑娘的故事在右派隊裡傳誦，讓我們在嚴寒中也分享到一絲暖意。 孫本喬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青年，遵守紀律，積極勞動。他寧願忍受飢餓，也從不偷吃地里的東西。幹活時他從不偷懶，從不說一句牢騷怪話，在隊長面前始終保持着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他很聰明，在一起勞動的大學生們都很佩服他。大學生們幹活時常討論一些數學題，他總能很快地算出答案，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 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里，看着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身旁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捆綁着，身後插着一塊牌子，垂着頭，在短短幾秒鐘里，我一下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彝。我還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我站在街頭，渾身戰慄，不敢想像他們被槍決的那個恐怖的場面。這之後連着幾天，政府組織了幾個知青到各區居民當中巡迴控訴他們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沒有勇氣去聽，我不想知道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但我猜想，他們當時一定是對這片土地絕望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四個可憐的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們譴忘。"文革"中何止千萬個普通人蒙冤死去，並非每個冤案後來都能得到平反，我也無從再打聽到這個案子是否有新的說法。但是，他們被綁赴刑場的那可怖的一瞬，永遠印刻在我的記憶里。 被槍殺的山東大學右派學生鄭介農 李昌玉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
大學生中的右派，有極為少數的幾個被羅織罪名槍決，而這幾個被槍決的右派大學生卻多是極為優秀的俊逸之才。例如北京大學的沈元、林昭，四川大學的馮元春，山東大學的鄭介農等。 一、一篇兩千字的文章使一個優秀大學生喪命黃泉 山東大學的右派學生中，鄭介農（1935——1969）寫的《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是當時學生右派寫的影響最大、最驚世駭俗的文章之一。他因這篇不足兩千字的文章定為極右分子，隨後，1969年12月4日在廣饒縣監獄被槍決，時年34歲。 鄭介農是1957年畢業的中文系學生。正當他們準備畢業，而他已經被導師相中準備留校做助教的時刻，毛澤東發動的大鳴大放開始了。鄭介農因為他在校報《新山大》上發表了雜文《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1957年6月5日）打成極右分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中國先哲傳遞的教誨。鄭介農是一位聰穎過人的學生，受到教授們的青睞。這樣一來，我記得有位特別鍾愛他的教授因為過於偏愛他、袒護他而在斗右大會上受到頻頻批評與指責。一個教師培養的學生走上“白專道路”，墮落成右派分子，那是最大的錯誤。 這些陳年老酒早已被流水一般的五十年歷史沖刷得無影無蹤了無滋無味了。其時我在一年級，雖然也打了右派，應當和鄭介農在一起勞動過，但是“破帽遮顏過鬧市”，我的印象和記憶中，並不認識鄭介農。除了我們經歷過並且也打過右派的人，或者他的同班同學，屈指算算當時的右派“名角”，因為留下一篇名文《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所以我還記得鄭介農。 大約在將近兩年前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一個陌生人陌生口音的電話，翻來覆去地聽了幾遍，我終於聽懂了對方濃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話：他叫張士雄，在浙江台州，想要尋找他的一位同鄉同學鄭介農在“大鳴大放”時寫的一篇文章《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問我可否找到。巧的是該文我有。他告訴我，鄭介農後來在在監獄中，被羅織罪名處以死刑，被槍決了。這是我第一次聽說的。 鄭介農是一位出類拔萃、才華橫溢的俊傑之才。那時，報紙刊物奇少，1956年他就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發表了《也談李後主詞》，令老師青睞，令同學艷羨，何況他還只是一個大三的學生啊！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天字第一號的文壇霸主，是誰也不敢和他輕易“商榷”的權威，可是鄭介農寫了《與郭沫若先生論曹植》，收到該文的《光明日報》，由總編輯儲安平出面轉呈郭沫若。郭看了原稿後，復函表示“同意該文某些觀點”，但是《文學遺產》的主編陳翔鶴沒有敢發表該文，而是將該文和郭沫若的復函一併退給了鄭介農。1957年，鄭介農為參加文化部、作家協會、電影事業管理局、團中央等4個單位聯合舉辦的電影文學劇本評獎，他創作了電影劇本《紅樓夢》（上、下集）。他還寫了論文《論林黛玉及其典型意義》，山大校刊《文史哲》起先表示要發表，但因為涉及批評某些人的觀點幾經推脫推延而未發。但是隨後他就陷身於政治災難。 千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之語，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商君列傳》。按照司馬遷的意思，對當權者千萬人眾口一詞的唯唯諾諾、奉承恭維、順從附和、隨波逐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聽話要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不如一個人身懷浩然正氣，敢於直言諫諍，說真話，說實話，於國於民有利。鄭介農在該文中他揭露批評了生活中的許多不正常風氣，極力張揚獨立人格和寧折不彎的浩然之氣。讓我們再讀讀該文： “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中文系學生 鄭介農 費孝通 先生說中國知識界是“早春天氣”、“乍暖乍寒，最難將息。”在我們系裡，老實說，我卻只擔心着“怎敵他晚來風急”。某些“左”的可怕的面孔，據說已改變表情，物美多了，但仔細看去，依然是“舊時相識”。說話很難！“離騷”是不能讀的，“露才揚己”，罪名着實不小。有職有權的人士只希望我們做點“漢賦”有時連“漢賦”都不准。漢朝的賦家司馬相如、楊雄輩還不免“勸百諷一”，他們所要的卻只是歌功頌德。“學校太平，師生相應不議。”我因為好提意見，就被認為是“調皮鬼”。去年高教部楊秀峰部長來校視察，系裡邀各班的代表座談，卻偏不讓我知道，我要求校長接見，談中文系的教學問題，一年多了，還沒有見到。大概是怕我“調皮”吧。“侯門深似海”！可我卻得做官僚主義的“調皮鬼”倒也是不壞的。今兒又不免“調皮”一番。“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擔待則個！
肅反有副作用是大家承認的，消除副作用的辦法應該是“實事求是”，誰錯誰負責，不要把一切都推給黨委會。黨委會也不必一股腦兒的包下來，像過去皇帝的下罪己詔，“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恕我比喻不倫！）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而且也未免有點兒委屈了我們的黨委會。譬如，我們班上的肅反鬥爭，被斗的同學甚至小便的次數多了，都不許，這也由黨委負責？黨委下過這樣的指示？幹部負責。這些看上去是小事，但最足以損害被斗者的感情。高爾基說，“文學是人學”，我們是學文學的為什麼不能體諒別人的痛苦？誰損害了誰的感情，就該向誰道歉。這才是“朋友之道”、“同學之道”。否則，隔閡是免不了的。凡此種種是造成班裡緊張的原因之一；但還不是全部原因，把什麼都歸結於肅反情緒，也是錯誤的。 班裡有主要矛盾：大多數人，（包括幹部、同學和團員）要求擴大民主，而少數人卻要繼續其“三害”俱全的作風。特別是宗派主義，甚為嚴重。同學和同學，團員和團員，吵的怎麼樣都沒有關係，有一位團員還大打出手呢！可同學和團員吵架那就是罪近“反動”。據云：是借批評團員發泄其對社會主義的仇恨。組織上只向幹部了解同學的情況，但從不向同學了解幹部的情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而有些幹部的匯報，卻又是“浪漫主義”的，隨便就記你一筆黑賬。——在這裡，我提倡“自然主義”，一絲不苟。再加上奇妙的特種邏輯，系分下列兩種：一是歸納法，從個別到一般，針對同學，明明只是對個別團幹部，某一位系領導，或者某一事情的不滿，卻立刻歸納到一般，團幹部是代表團的，團是黨的助手，你這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向新社會猖狂進攻”。有點秦始皇，路易十三、十六的味道，“朕即國家”。另一是演繹法，適用於幹部。隨便誣人是“反革命”，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也只是偶爾說錯，動機還是好的，是為了“幫助”你，無關大體，絕不從思想上檢查。這能服人嗎？ 宗派主義在山大到處都是，說的誇大點“罄竹難書，更僕難數”。《文史哲》有，這兒也不妨提這麼一點半點。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一次《紅樓夢》討論會上發言，發言稿是《談林黛玉及其典型意義》，本來是預備給其他刊物的，系裡的一位教師卻一定要我給《文史哲》拿去了。過了不到五天，就代表《文史哲》向我保證，三月份絕對發表。到了三月份，卻說稿子要修改一下，最好把對於李希凡和一位編委的批評刪去，四月份發表。我修改了，可不是刪去批評，而是加重批評。大概這麼一來就罪名大了，四月份推五月份，五月份推六月份，一直就推倒十月，那時文章早失去時間性了，只有拿回。據說《文史哲》有一個“慣例”，某些人的文章，是不論好壞，概不登載的。只看名字，就可以放進抽屜。我不敢說我後來也“辱沒青睞”，列入“某些人”之內，但想來是的：《文史哲》似乎也提倡爭鳴、討論的。——看該刊記者的公開態度。但如果允許我套用梁任公的筆法，所謂爭鳴者，乃編委“自爭自鳴”；所謂“討論者”，乃編委“自批自評”。下邊是關於分配工作的幾點意見，希望黨委會和學校行政有所答覆。 （一）明白交代什麼是政治標準。我看，熱愛祖國，願意貢獻畢生精力為祖國和人民服務，就是。是否對領導唯唯諾諾，應不在標準之列。“奔走權門”，不屑！每一個團員都比群眾好，“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未必見得。 （二）鑑別業務水平，應充分依靠教授，依靠每一位任課教授，不能偏聽。在中文系，考試的成績“優良”，太容易了，記分冊並不可靠。 （三）分配工作的過程，自始至終完全公開。不要像過去那樣煞是神秘，大家都疑神疑鬼，而是少數的“特別人士”可以左右。分配哪一個人做哪樣工作，應坦率地講清理由，“以理服人”。不要心裡是不信任，不讓某人做某種工作，嘴上卻說：“我們是信任你的，你的工作也是光榮的。” 陸放翁說：“近聞下詔通言路，已十餘年見太平。”那指的還是封建朝廷。在我們學校里，若從今而後，真能夠廣開言路，發揚民主，那我想是會辦得好一些的，至少也不會像現在“人心思去”！ 有道是，五十幾年之後，我重讀這篇將近兩千字的雜文，字裡行間，顯現出的是一個桀驁不馴正直端方的大四學生。雜文的中心是反對封建作風，專製作風，希望“廣開言路，發揚民主”。他要“談中文系的教學問題，”他要和高教部長對話，他要和校長對話。部長校長不接見，竟然耿耿於懷，如此狂妄，如此自大，打右派就成了他的宿命。五十幾年後，假若有這樣學生或教師，也會視為怪物、異類，叫你“被和諧”。今天大學校園的規矩就是官衙的規矩，校園裡不但沒有了這樣狂悖的學生，也沒有了這樣出格的教師，太太平平，循規蹈矩，書聲琅琅，和諧吉祥，在權力與金錢的祭壇前頂禮膜拜，三跪九叩。知識精英犬儒化。從此，中國的高校再也出不了奇才怪才英才，建國六十一年了，和諾獎無緣。追本溯源，反右運動，功莫大焉！ 肅反運動的全名叫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發動時間在1955年。那一年鄭介農20歲，退後到解放的1949年，則為14歲。但是，大學生也是肅反的對象，因為先認定其中也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肅反的方法是先點名、排隊、隔離，即有罪推定，然後開會鬥鬥斗，逼你承認交代假設的問題。主持整肅者當然是同學中的黨團員、班級幹部。如同以前以後的政治運動，都是搞的有罪推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不知道鄭介農是否“洗澡”過，但是對于敏感的知識分子來說，哪能承受這種屈辱羞辱侮辱？連看在眼裡也不舒服。雖然運動過後領導者最後承認都搞錯了，查清了，你沒有問題了，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了，至於你受了一點小小的委屈，這是“組織對你的考驗”，你要永遠相信黨、相信群眾。這是幹革命必經的過程。那時，鄭介農也只是希望或要求“誰損害了誰的感情，就該向誰道歉。這才是‘朋友之道’、‘同學之道’。”正像如今我們這些風燭殘年的老右派們反覆申訴的那樣，要求黨中央按照國際慣例和憲法的承諾賠償道歉。那年頭，毛澤東的辦法最絕，以一頂右派帽子就把你的嘴巴堵死了，你再也不敢不能要求“道歉”了。現在畢竟進步了，共產黨也與時俱進善良多了，僅僅只是禁絕我們開個小會，再加一點監控，抄家，收走你的護照，叫你不能出國，跑到海外去哇啦哇啦，不再拿帽子壓頭堵嘴了，更不抓起來，烏拉！我的有些老右朋友看不到共產黨的這種劃時代的偉大進步，感到堵氣失望，我總是開導他們要看到好的方面進步方面。就這樣小步前進下去，最多到我們的孫子輩就會好了。中國共產黨不是勃蘭特，不是普金，他們不知道怎麼下跪。反正我們已經為歷史付出了那麼多，就繼續當塊鋪路石吧！ 高校學生大鳴大放中釋放出的形形色色的反黨言論，有相當一部分是對肅反運動的強烈不滿。結果都被一頂右派帽子鎮壓下去了，但口是服了，心裡不服啊！ 鄭介農為什麼這樣強烈地呼喚民主呢？就因為他不是一個平庸的學生，他太優秀了，聰敏而孤傲。大學生中特別是攻讀文史的青年，有的是從西方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有的則是從老祖宗那裡接受了人格骨氣浩然之氣的薰陶，對於社會問題是十分敏感的。據說，中文系一位非常正直的殷孟倫教授曾殷切地開導過鄭介農，說：“鄭介農呀，憑了你的才華，你無論鑽研哪一門學問，都會取得大成就的。政治這玩意兒太危險了，你不要卷進去了。”俗話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他沒有聽進老師的忠言，有點恃才傲物，憤世嫉俗，不平則鳴，秉性難改了。據我的同班同學右派劉世謀所記，鄭介農還對中文系系主任的易人寫過大字報說三道四。一個學生，不知道自己吃了幾碗乾飯，對於系主任的人選評頭論足，自然造成新上任的系主任懷怨。 放大了看，大鳴大放中大學生呼喚民主自由的聲音最為強烈，直言無忌。為什麼？火種其實是共產黨自己播種的。我們那一批大學生，在少年時候，都直接感受過共產黨發動的領導的國統區大學生的“爭民主爭自由”運動，那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具有巨大的啟蒙作用，影響深遠，輾轉波及到中小學生，在他們少年幼年的心間，留下了不滅的火種。我們再看黨內高幹，那些堅持民主自由理念的老幹部，大多是國統區學生運動的參加者，其中不少人在反右期間就栽倒了。解放後，中共通過報章書籍電影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把解放前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當做教材。比如《團結就是力量》就是那一代大學生遊行示威反對國民黨必唱的歌曲，現在繼續唱，唱來唱去對象卻轉移到共產黨身上了。1950年拍過一個電影叫《團結起來到明天》，是1947年國統區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爭自由、爭民主”的故事，在上海外灘拍外景，我就去做過群眾演員。情節是一隊國民黨的警察騎着大馬，從外白渡橋上向南衝刺，揮舞警棍，驅散遊行的學生。那時看，那些警察顯得窮凶極惡，現在看卻實在是太文明了。記得“六——四”之後，重放電影《青春之歌》的時候，出現了一二九運動遊行的場面，觀眾報以一片嘩嘩的掌聲，從此就再也不放了。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好像也從中學語文教材中撤出了。一個以民主自由許諾的政黨，執政後當然應該實踐諾言。再說知識分子的天性就是追求民主自由。不自由毋寧死。但那時，1957年，我們誤讀了毛澤東，中了陽謀奸計，自投羅網。嗚呼哀哉！自作自受 鄭介農雖然沒有做成助教，但是留校安排在圖書館工作。大概是因為上頭畢竟有惜才愛才的領導人，從中轉圜，預留出路。那時，一般好心的領導也沒有料到對右派的處理竟然那麼嚴酷無情，一拖就是22年。他們有許多人想，運動過後也就了結了。哪裡想到如果不是毛澤東嗚呼哀哉，不是打倒了四人幫，不是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那就不知猴年馬月我們才能從鬼變成人。 鄭介農到了圖書館，當然還是右派，做一點體力勞動，打掃衛生，但是工作比較順心，最主要是可以隨心所欲地閱讀大量圖書報刊。這對於鄭介農來說，也算因禍得福了。既然當了右派，那年頭學校里勞動也多，可以使用這些老老實實召之即來的免費勞動力，何樂而不為。所以經常是一聲通知，就集合了幾十上百個老老少少的右派，為首的往往是副校長陸侃如，還有例如死不認罪的束星北等等教授，反正是每個系每個年級都有右派分子，一人扛一把鐵杴去幹活。走在校園裡，我們當然是比較扎眼的，所以自然有“破帽遮顏過鬧市”的心態，免不了低頭耷腦，但我們畢竟是有思想會說話的。既然右派扎了堆，一日生，二日熟，那就免不了說三道四。在這個群體裡面也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一群右派在一起，並非一個立場觀點思想。於是又自然形成了“以鄭介農為首”的幾個人小群體。像鄭介農這樣思想敏銳的人，面對大躍進那樣的倒行逆施胡鬧胡來，哪能閉嘴。他又在圖書館工作，更是容易碰頭的地方，對於鄭介農這樣的極右名角，自然會引起那些想要立功受獎的右派注意。於是有人睜着眯縫的眼睛觀察鄭介農和他的“一小撮”，豎着尖銳的耳朵記下黑賬，察言觀色，大膽推理，然後參了一本。這種事倒是右派群外的同學反而不注意，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都敬而遠之了我們，只有咱們這些同類，處在鮑魚之肆，不聞其臭，也不防範，結果失去了政治警惕性，被“義務線人”告發。一經告發，那你是百口莫辯。不過，這些告密者，實際上也沒有得到什麼獎賞，因為那頂帽子不是你告密了就可以摘掉的，每次摘帽都是有比例的，而且到了摘帽指標下達的時候，你又不知道在哪座廟裡了。赫赫然的罪名加到了鄭介農的身上，這就是以他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叛國投敵，於1960年10月28日經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 鄭介農在廣饒縣的五一農場服刑10年將滿的時候，又被人告密，又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死刑，於1969年12月4日執行槍決。11年以後，1981年1月22日 ，廣饒縣人民法院發布(81)廣法刑再字第一號《刑事判決書》，內稱“案經本院再審查明：被告人前科反革命罪。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已於1980年12月31日改判宣告無罪。其在五一農場服刑期間，曾策劃建立反革命集團。被查處後再無活動。不應再予追究。原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錯誤的。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山東省廣饒縣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69）廣公管刑字第14號對鄭介農之判決。二，宣告鄭介農無罪。
謝天謝地！一個愛國有為、思想健全、人格高尚、才華卓異的大學生鄭介農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4歲的時候，共產黨把他從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有一個歌唱道：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鄭介農變來變去，人鬼之間，最後由一顆“革命的子彈”叫他真正地回到了鬼世界。 關於鄭介農，留下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鄭介農兩次被告密，定為反革命集團頭頭，可是最後在平反的時候真是“一風吹”了，吹得乾乾淨淨，無影無蹤，一塵不留，什麼也不提了。那到底是根據什麼罪狀，即事實，認定的呢？一個人的生命，說槍斃就槍斃，總得有點罪狀吧！由法院、公安、黨委發布的這類文件多了，都是一個模子克隆出來的，最後製造冤案的法院、公安、黨委反而成了赦你無罪的恩人，連一句自責或道歉的話都沒有！昨天“槍斃”你是正確的，今天“宣告無罪”也是正確的。誰也沒有責任和錯誤。黨永遠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 毛澤東用槍桿子奪得政權之後，宣布“絕不實行仁政”，要以殺人立威。第一波就是在農村大殺地主，第二波就是在城市大殺反革命——當初以毛澤東的名義發布的進軍命令莊重承諾是不殺的，以上殺的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要按照下達的比例數槍殺，第三波主要是在文革當中大開殺戒殺“反革命”，如遇羅克，如林昭，如張志新，如鄭介農，這些青年在中共建政的時候，還是十來歲的少年孩子，可卻是知識精英，民族俊傑，國家棟梁，僅僅只是對毛澤東的倒行逆施有一點異議，於是慘遭屠戮。我們不得不反思深思，這個共產革命的崇高性正義性必要性必然性在哪裡呢？難道只要給你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就可以格殺勿論嗎？我們這一小撮還苟活於世的老右派，還在繼續受到“維穩辦”、“國安”、“國保”、黨支部…………的監控打壓又是什麼“革命”在繼續呢？？？ 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偷生如我者，尚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記下歷史的一點真相，也算是中國社會的進步，偉大的進步，但是也正因為寫，明理暗裡，受到監控，成了中國政治黑名單上的人！朋友笑道：你這是自作自受，自找苦吃。活該！ 我的同班同學右派劉思謀也在鄭介農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中。他後來發配到泰安勞改。劉世謀比我小兩歲，是高中畢業生，入學後因病休學了一年，因此和高年級的同學熟悉。打了右派後，天天捧一本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蒂夫》。這部長篇小說，有厚厚4本，一本有一寸多厚，是文革中自殺的傅雷翻譯的。傅雷是非常著名的翻譯家，以譯文信達雅著稱。《約翰•克里斯蒂夫》在反右中受到嚴厲批判，罪名是宣揚了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精神，說許多青年墮落成了右派，就是中了這部小說的毒，但劉思謀不以為然，照讀不誤。我為此好像還批評過他，自己因此始終沒有讀此書，怕中毒受害。劉思謀勞改結束回到了老家揚州，現在在家安度晚年。關於鄭介農反革命集團的事學校出過布告，列舉了若幹個名單，全都發送勞改，細節我已經一點也記不得了。這種布告那時也多了，大家看不勝看，沒有人去深究追問。我自己是泥菩薩過河，哪裡關心得了這種事，只是慶幸自己沒有卷進去。 鄭的同鄉、同班同學周維勝，也被打成右派，也是高材生，與鄭一樣，是個文質彬彬、滿腹詩書的青年才俊。與鄭一起打進反革命集團，後被分配到臨沂地區的一個偏僻的山區中學任教。妻子盧安晰本是高中同學，畢業於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不久和他離了婚。文革期間，周維勝受不了非人的施暴與批鬥，在學校的後山上上吊自盡；因無人收屍，屍體被野狗咬食，慘不忍睹。 像鄭介農這樣思想早熟的大學生，並非是無源之水。在中國現代史上，代有傳人。五四時期的傅斯年、羅家倫，一二九時期、昆明抗戰時期、戰後“爭民主爭自由”時期的共產大學生中，這種鋒芒畢露才華洋溢痴情民主自由的大學生典型多了。 中共執政以來，以反胡風和反右為轉捩點，從此走上了專制政治的不歸之路。一個頭腦不能自由思想，嘴巴不能自由說話，雙手不能自由寫作的國家，一個只允許千士萬士唯唯諾諾，禁絕一士諤諤的國家，一個沒有憲法承諾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國家，一個千方百計“封網”截斷信息自由交流的國家，一個至今對於“異議人士”動輒打壓監控判刑的國家，怎麼能夠期望造就只有自由創造才能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才呢？ 文革後，山東大學制定了校訓，曰：“氣有浩然，學無止境”。“學無止境”者，說明一種客觀事理，沒有道德是非好壞，無所謂是否必須要遵循。“氣有浩然”者，是立身處世的道德修養，是做人的基本準則，是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在中國社會，在山東大學，六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誰要是去實行這個校訓，追求這個目標，必定弄得你沒有好果子吃。鄭介農以及山東大學二百零四個右派的下場就是活生生的實例。現在誰敢“浩然”一下，試試？ 寫到這裡，忽然想起了離鄭介農老家台州不遠的一個故事。那是七八百年前的故事，一日，春來夏到，綠柳婆娑，詩人陸游同志來了興致，乘船出遊。他的家在山陰，今名紹興。紹興是個全國水網稻田最密集的地區，河網密布，縱橫交叉，直到1953年我出差紹興，住在城郊，進城的時候，就到河邊招手，航船就靠岸上客。船姑搖着櫓，盪出一溜一溜的水花。船客坐在船上，倚着船幫，不急不躁地欣賞兩岸的光景，聽船姑和船客用越儂軟語的對話，那是多麼愜意快意的旅遊啊！陸游同志想必也是乘的這類航船。他在趙家莊下了船，正好遇到一個盲翁在莊裡擊鼓說書，說的是東漢蔡中郎的故事。蔡中郎名蔡邕，是個大才子大孝子，琴彈得好，字寫得好，文章更是做得好，至於孝順老娘就好得成了遠近聞名的榜樣典型口碑。那時，孝道是一個人最大的美德，是被推薦做官的第一條件。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科舉考試，官吏的選拔要靠地方官推薦，推薦標準當然是要德才兼備又紅又專。德與紅的標準就是孝道。蔡邕就是當時的雷鋒同志，比雷鋒還要雷鋒！這樣的大孝子不能做官，還有誰能做官呀！ 但過了一千年，後人把蔡邕改造成了一個忘恩負義、拋妻殺子的陳世美型的人物。稱蔡邕為“蔡中郎”含有貶義。這是因為蔡邕做過叛臣董卓的左中郎將，留下了污名，此後，世人稱蔡邕為“蔡中郎”，就不是美稱褒義了。宋代流傳的鼓書，唱的是河南陳留秀才蔡邕上京趕考，貪圖功名富貴，撇下妻子趙五娘在家中苦熬歲月。蔡邕的父母雙雙亡故後，趙五娘千里尋夫，蔡伯喈不但不認妻，還放馬踩踏趙五娘。最後，蔡伯喈遭雷擊而死。這和歷史上才名孝聲動天下的蔡邕風馬牛不相及。陸游同志饒有興趣地聽完了說書，看到一個正面歷史人物經過民間藝術家的藝術加工，“改造”糟踐，褒貶顛倒，面目全非，慘不忍睹，回家後不禁提筆吟詩嘆道：“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拿鄭介農來說，人槍斃了，也平反了，“宣告鄭介農無罪”，他的老爹老娘老師同學，也就沒有牙可啃了，但是正史官史的說法還是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錯誤是把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個人打錯了，擴大化了，如果只打那千分之一的右派就不錯了。歷史是權勢者的魔術遊戲。陸詩人聽到歷史的是非被肆意顛倒，詩興大發，感慨系之。像鄭介農，“生後是非誰管得”？鄭介農的父母大概都不知道他們的兒子說過什麼，寫過什麼，而且也都長眠黃泉了，不會再上訪了。如果我們不讀一下鄭介農寫的《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誰能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一個大學畢業生，打了右派，經過兩次告密陷害，層層加碼，最後斃了。誰說這不是活生生的反右史呢？！一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反右運動史是建立在“正確的必要的”基點上，還是建立在林昭、鄭介農們殺身成仁慘遭屠戮的基點上？ 有意思的是，在和平論壇上，有一篇題目為《反對文藝作品中對革命歷史題材的造假行為》的文章道：“57年的反右鬥爭雖然擴大化了，但一些反動的知識分子被打成貨真價實的右派就是鐵證！這些事實，在現代文藝的作品中，似乎過去知識分子都受了多大的委屈，都是受到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壓抑而‘懷才不遇’。”這位新左派極力要為毛澤東鳴冤叫魂，為反右運動叫好。因此像《往事微痕》這樣的山寨刊物記下歷史的真相顯得多麼有必要。 現在，中共中央不能對全體右派表示道歉，那麼，我個人，僅僅只是我個人，提出一個退一步的建議，可否由中共中央、全國人大授權，例如由山東大學黨委對鄭介農以及同樣被錯殺的其他右派，如林昭等等的親屬後人鄭重其事地正式地表示道歉！
鄭介農那個年級只有25個學生，卻打了5個右派。現在打聽聽說有個周維勝後來自殺了。周維勝外號小鳥，大概頗有點“小資”習性。 鄭介農的留校原因，主要是因為長了肺結核病，在圖書館勞動，做點清潔打掃工作。這也算是體現了一點人性吧。 在我寫了上述文字後，又收到張士雄先生的來信，對鄭介農的情況作了很多補充。現在抄錄如下： 我再向您提供有關鄭介農的家庭背景及其本人材料 （一）鄭介農祖籍浙江黃巖縣洪家鎮。祖父在鎮上開藥店，1948年去世，有二十幾間房屋，十幾畝田產，故土改時家庭成分被劃為地主，掃地出門。 父親鄭亨白，畢業於滬江大學法學院，在南京高等法院、寧波、麗水地方法院任推事（法官）。思想進步，同情共產黨。在審判被關押的共產黨員時，往往“重罪輕判”，或交保釋放。因解放後一直在外地讀書、工作，當地人都不認識他。1949年黃岩解放，他回到家鄉，幾個月後即被逮捕，1950年鎮反運動中執行槍決。 母親王真如，出身名門，年輕時非常漂亮。是一位賢淑的、有教養的女性。與丈夫感情甚篤，十分恩愛。其夫被殺後，終身守寡。2010年3月6日去世，終年94歲。 王真如一生苦難。僅在1947～48年，隨夫在南京過了兩年幸福生活。丈夫於工作餘暇，教她中國古典詩詞，她能背誦林黛玉的葬花詞。我在長興南湖林場勞動教養期間，因父母沒有文化，所有家書都是由她代筆的。 鄭介農有弟鄭右農，農民，經營着一家玻璃店。妹鄭燦農，嫁給當地鎮衛生院的一位醫生，兩個兒子經商，生活小康。
我與鄭介農同鄉，又是摯友。1953年他考入山東大學後，在青島寫給我的第一封信，其中一些段落，我至今還能背誦： 1956年10月，他在給我的信中，談巴金的生平與創作，從其處女作《滅亡》，談到《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以及解放後的散文集《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竟寫了二十多頁稿紙，約七八千字。我在回信中說，你把它整理一下，可以作為論文拿去發表了。 鄭介農十六歲時，便通讀了20卷本的《魯迅全集》（1937年版，魯迅紀念委員會編輯，紅布面精裝）。記憶力過人。《唐詩別裁》中的許多名篇，清詩人吳梅村的《園園曲》，他都能一字不錯的背誦。 讀了張士雄的信，我特別感到唏噓遺憾的是，鄭介農的母親王真如在一個月前死去。我本來是請張士雄問一下她的健康情況，能否接受採訪。這麼一位悲苦而堅強的女人，丈夫在60年前，兒子在41年前，先後被槍斃，她卻能以反革命老婆、右派母親的身份苟活於世，獲得高壽，這實在是個奇蹟，也說明她是一個堅強的女人。老太太的家離張士雄有幾十公里，不常往來。昨天張士雄打電話去問，不幸去世了。因為先前聽張士雄說，他的母親還健在，所以我在題頭引了魯迅的詩句“夢裡洗衣慈母淚”。不過，這幾十年，她不知流了多少淚啊！我們祝福她在陰曹地府里和丈夫、和兒子團聚。 寫完本文，筆者用電話詢問了在浙大物理系退休的年屆九十的葉光庭老師。那時，60年前，他在黃岩中學任教。他說當然還記得鄭介農，雖然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極力誇獎鄭介農，說他的作文寫得好，有文采，有才華，是他教過的中學生中最出類拔萃的一個。他聽說鄭介農因為寫了一篇犯忌的文章，打了右派，槍斃了，實在太可惜了。作為教師，最大的安慰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葉 老師也打過右派，當然更加猩猩相惜。
2010-4-5 於山東大學附中【附葉光庭老師的信】
李 先生：
拜讀大作，感慨不已！鄭介農是我教書生涯中碰到過的最有才華的學生，卻這樣無辜地成了毛澤東的搶下鬼！鄭畢業離校以後，我就不知道他的情況，讀大作才略知一二。本來他可以成為一位名家和大家（甚至可以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者，如果生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的良好社會環境裡），可是惡魔卻兇惡地奪去他的生命！我們活着誓必和專制獨裁政體鬥爭到底，不計成敗利鈍。 最近我為玉樹地震寫了一篇短文，還沒有發出，請不吝賜教。 葉光庭 清明節沉痛哀悼右派老難友 姜萬里、楊崇誠
我滿懷悲痛之情，手抱鮮花，敬獻花圈，悼念全國在錯誤的反右運動和罪惡的十年內亂中慘遭迫害而犧牲的成千上萬右派萬難友們。 你們生為祖國，死得悽慘，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你們的愛國精神和浩然正氣，催人淚下，永垂不朽。 九泉之下的難友們： 中華民族已到了“以人為本，依法治國，科學發展”的新時代。民主進步的潮流不可阻擋。安息吧，戰友們！ 一個八十三歲原空軍一師抗美援朝老戰士、共產黨員、倖存者楊崇誠敬禮電話：024—62537237電子郵箱：517744101@qq.com 一 一個奇才和一部奇書 ——《〈漢書補註〉批註》介紹 郭羅基 《〈漢書補註〉批註》是一部奇特的書。第一，奇在出版的價值不是正文，而是批註；第二，批註的作者是一位奇特的人才；第三，批註的寫作和出版演繹了作者奇特的命運。 《〈漢書補註〉批註》的作者沈元是史學奇才 可惜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奇才招共妒，竟遭殺身之禍。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於上海，一九七〇年被槍殺於北京。短短的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只有七、八年從事史學的學習和研究，卻留下了出色的學術成果。 沈元與我同在一九五五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他在校時學習勤奮，以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且專攻秦漢史。但他並沒有鑽進故紙堆，而是心憂天下，關注現實。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為吃驚。他摘譯了其中一些重要內容，供同學們傳閱。在一個時期中，課下議論的中心就是斯大林問題。沈元的見解尤為出眾。他指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在蘇聯的國史和黨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這是我們立志成為歷史學家的年輕人，在心中長久振盪的天問。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性質，赫魯曉夫只是歸之於“個人崇拜”。沈元認為，不僅僅是個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問題，應當追究“個人崇拜”得以產生和盛行的社會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凡是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驚世駭俗之論就成了“極右”。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沈元被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齋堂。 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沈元身患浮腫病，勞動又不堪重負，遂不別而行，回到北京城裡的姑媽家。他自願在街道辦事處工作，表現甚好，派出所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於色，跑到北大來要求復學。學校給他的回答是：“你勞動期間逃跑，已被開除學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喪，同我商量“怎麼辦？”我建議他走自學之路：“北京圖書館的藏書比北大還豐富，你為什麼不利用？” 沈元果然鑽進北京圖書館，苦讀一年。他常常早出晚歸，中午以冷饅頭、鹹菜充飢。 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推薦沈元，附上他寫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寫的九篇文章，大喜過望，予以破格錄用。沈元是沒有單位的社會青年，雖然摘了帽子，還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沒有黎澍的膽識，他不可能進入學術殿堂。 黎澍兼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選了《〈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每個時代對兒童的教育，都是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研究，漢代人怎樣看漢代社會？史學界為之譁然。之所以譁然，一是這篇論文開闢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瀾都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責：“為什麼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全文五萬字，發表於《歷史研究》。《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刊登了一個整版。史學界又一次為之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傳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衝，批他“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還從肉體上折磨沈元。沈元實在忍受不了，居然異想天開，化妝成黑人，闖進外國駐中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他被門口的中國警衛人員識破，當場逮捕。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沈元死刑，黎澍欲哭無淚。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死到臨頭還在運用他的超人智慧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到。 八十年代，北京大學黨委為沈元作出“改正”的決定，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當沈元的母親拿到平反通知書時，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撫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親的悲憤？ 黎澍逝世前曾與我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倖存下來。這就是出版《漢書》批註的最初動議。 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人民幣），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註〉批註》，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也是為了搶救文化遺產，不致湮沒。 古今百家注《漢書》 《漢書》是繼司馬遷的《史記》之後中國古代重要的歷史著作，作者東漢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年），記敘漢高祖元年（公元前二百〇六年）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之間，西漢一朝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開斷代史之先河，影響了後世歷代的修史。 《史記》所載，始於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太初年間。司馬遷之後，不斷有人為它寫續篇。《史記》的續篇有劉向、劉歆父子、馮商、揚雄等十多家。班固的父親班彪（公元三至五十四年）綜合各家續篇，加以增補，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九歲的班固決心完成父親的未竟之業。他繼承和發展《史記》的體例，但不再為之作續篇，而是自成體系著《漢書》。班固因事入獄，六十歲的時候死於獄中，《漢書》尚未完成。漢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續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作者。《漢書》凝結了班彪、班固和班昭兩代人三位史家的心血。 《漢書》的內容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八十多萬字。後人分為一百二十卷。 《漢書》雖繼承了《史記》的體例，但班固沒有繼承司馬遷的史觀。他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繆於聖人”。那就是說他本人完全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東漢時代已確立了儒家的道統，班固缺乏司馬遷的自由思想。故《漢書》所持的史論不如《史記》，但《漢書》所載的史實詳於《史記》。 《漢書》的《紀》是西漢十二帝王的紀事，其中引用了許多詔書、奏議。為重要人物立傳，也錄入本人的代表性著作，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前代有人批評班固“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這正是《漢書》作為歷史著作的優點，如果不是班固的“綴拾”，許多重要文獻和原始資料，我們現在都看不到了。 更多的史料保存在《漢書》的《志》和《表》中。《漢書》將《史記》的《書》改為《志》，《平準書》改為《食貨志》。《食貨志》分上下兩卷，上卷為“食”，記農業生產，下卷為“貨”記商品貨幣。《史記·平準書》只涉及漢武帝時的一項經濟政策，而《漢書·食貨志》全面地記載了西漢一代的經濟狀況。 《漢書》的《志》新增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五行志》。《刑法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敘述法律制度的篇章。《地理志》記載了漢代郡國的區劃和沿革，以及各地戶口數字、民情風俗。《藝文志》梳理了各種學術派別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著作典籍。這是中國最早的圖書目錄學。《五行志》是關於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神秘主義的作品，當時人認為很重要，在現代人看來沒有多大意義。 《漢書》的敘事系統完整，條理清晰，至今仍然是研究西漢歷史的權威性著作。但班固好用古義字、冷僻詞、省略句，故作艱深，以至同時代人“多未能通者”，學者競相為《漢書》作音義注釋。 對《漢書》的注，也形成了一門學問。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漢書》的注本竟有二十多種。 沈元的批註蘊藏着研究的密碼 唐初，顏師古引用“諸家注釋”二十三種，作《漢書注》。在當時，這是較為完備的注本，其後大行於世。但這樣一來，又造成另一種遺憾，唐代以前的注本均告失傳。唐代以後的注本更多。清代人王先謙搜羅了六十七種注本，集諸家之說，窮多年之功，著《漢書補註》，於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刊行。近代學者楊樹達認為，王先謙在史料的運用和對《漢書》的解釋方面都存在不少缺失，於一九二四年出版《漢書補註補正》，曾獲一時推崇。後來的三十年中，他又不斷增補，著成《漢書窺管》，於一九五五年出版。《漢書》的注是讀通《漢書》、研究漢史的重要工具。 我推想，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沈元寫作《〈急就篇〉研究》時，不得不讀《漢書》；為了讀通《漢書》，又不得不研究各家的注；研究了各家的注，頗有心得，於是寫下許多批註。沈元的批註並非為了發表，不是給別人看的，而是供自己日後進一步研究之用。所以，其中蘊藏着沈元研究漢史的密碼，值得後人加以發掘。 沈元的批註是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先謙《漢書補註》為底本，參照楊樹達的研究成果，究其同異，加以評論。有些地方沈斷為“楊是王非”，也有“王是楊非”。《漢書補註》全書共五八八一頁，竟有三〇八四頁沈元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批註。 沈元的批註並非囿於王先謙和楊樹達的是非。一九〇〇年，敦煌藏經洞石室被打開，發現五萬多件公元四世紀到十一世紀的珍貴文物，其中就有《漢書》的唐代寫本。這一年，正是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刊行之時，故其成書期間不可能看到敦煌遺書。楊樹達所見的敦煌遺書也不多，因為五萬多件文物中只有一萬多件尚留國中，其餘均被英、法、俄、日等國搶去。爾後，中國學者遊學歐、日，逐漸以手抄本、影印件、縮微膠捲的形式，將敦煌遺書迎還故土。沈元所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品《漢書》唐代寫本，就是北京大學教授王重民先生的手抄本。這是《漢書·刑法志》的殘篇，僅存七十一行。沈元考證，此為晉人蔡謨的《漢書集解》版本。蔡謨之前，為《漢書》作音義集解，都是另行成書，轉輾相承，多至二十四卷。蔡謨將音義集解散入《漢書》正文，遂有第一個《漢書》注本。在《漢書》流行過程中，這是一個重要的版本。歷來，以為初唐顏師古的《漢書注》已囊括前人的注釋。沈元發現，並非如此。蔡本的注，顏本有所不採，故沈元在他的批註中特為“略舉蔡本之善者”。又，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漢書·匡衡、張禹、孔光傳》一卷，沈元認為與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的殘卷同為一書。沈元精於考據。他指出，以上殘卷為唐高宗時寫本，而同為倫敦不列顛博物院的藏品《漢書·蕭望之傳》，則為唐高祖時寫本；同為《漢書·蕭望之傳》，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者，又是不同的版本。總之，敦煌遺書中的《漢書》殘卷版本，不但王先謙沒有見過、楊樹達未嘗研究過、也是唐朝人顏師古忽略了的，因此沈元的批註具有比他們更廣闊的眼界。 沈元還研究了漢簡，用以補充和矯正歷代的注釋。二十世紀初，在敦煌地區和居延地區發現了邊寨漢簡。漢簡保存了與班固同時代和早於班固的兩漢的記載。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又發現大量的墓葬漢簡。漢簡的記載，其可靠性超過敦煌遺書中的《漢書》殘卷。沈元曾據漢簡就一些訛傳的問題，作專門論述。漢代糧食的計量有大石、小石之分。學術界有一種說法：大石、小石只是同一的量在計算不同對象時所用的不同名稱，大石指米，小石指粟（原糧）。沈元研究的結果，指出大石、小石確為兩種不同的計量，而且算出大石與小石之比為5:3，小石一石合大石六斗。沈元研究了漢簡中的牛籍（牛的戶口簿），指出居延地區所養的牛，不是菜牛，而是耕牛，證明早在西漢時期，駐軍屯田的邊寨地區在農業生產中已採用牛耕。 沈元的批註又參考了甲骨文。甲骨文是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陽小屯發現的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文字，為漢字之源。漢代人已不知古有甲骨文。班固雖好用古義字，但不明自甲骨文之後的字義源流。以甲骨文為始點，可以對漢代的古義字作恰當的訓詁。 沈元的批註廣證博引，所用典籍不計其數。看來，他讀書的方法不是一本接一本地讀，而是同時讀許多種書，以《漢書》為基本線索，廣泛涉獵古代文獻。北京圖書館的豐富藏書，為他提供了便利條件。如對《急就篇》的版本的考訂，超過了前代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因為王國維等人未必能接觸如此眾多的版本。 《〈漢書補註〉批註》的影印出版，有益於漢史的研究。沈元的治史精神、嚴謹學風亦應予當代的青年學人有所激勵。 於哈佛大學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四月哀思錄 蕭 默 （已經四個多月沒有寫什麼東西了，原因是有一本書要再版，不得不先忙完再版修訂工作。三月，江西婺源的油菜花開了，幾個學生大概是看我忙得可憐，力促我和他們一起來了一次旅遊，回來繼續趕修那本書。沒有想到，剛剛交掉了書稿，寫下的第一篇文章竟是這樣的） 今天，4月19日，一大早，打開電腦，想寫點這些天來尤其是昨天一直縈繞在心頭的有關沈元的一些事，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女士的信。信很簡單，寫道：“蕭默 先生：非常高興，這次通過韓先生能結識您，因為我也曾拜讀過您的文章。更要謝謝您傳來了雷先生的信息，盼保持聯繫。”信的署名為“沈蓓”。
沈蓓？我並不認識，但她與沈元卻有着最為親密的關係，她是沈元的親姐姐。而昨天——4月18日，正是沈元被虐殺的40周年。 同信還附來她給韓三洲先生和現居哈薩克斯坦的華僑雷光漢 先生的信，在致雷的信中，沈蓓寫道：“我知道並找你已經許久了，今日無意中得到，真是欣喜萬分，請你告訴我你的電話，我盼望能儘快和你聯繫，並直接通話。”也很簡單，但急切的心情已充分溢於言表！
在給韓三洲的信中，她講述了尋找雷光漢的經過：“還有一件要特別提一提的是，通過您，我竟然找到了雷光漢先生，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我2006年赴京就是為了想進一步弄清小弟情況的，去了北大和（近代史）研究所，就是齋堂和最後出走被捕這兩段找不到人，同學們提到過雷，但無人知道怎樣找到他，沒想現在通過您找到了。” 韓 先生又是怎樣知道雷的呢？原來雷和韓都是我的朋友，但老友新知，互相併不認識，只是在一個多月前，雷為了看望我專程從哈薩克斯坦回國，我帶他參加了一次朋友聚會，他們才見面了。
關於雷光漢，我在2007年寫成的《一葉一菩提》中曾經寫過：“雷光漢，湘西土家族，操一口帶有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北大歷史系畢業，一位徹底的愛國者，五七年因“散布”俄國曾侵占了中國許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條約，‘江東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國的領土等‘言論’，以‘反蘇’的罪名戴上帽子。分配到伊犁後又分到中蘇口岸霍爾果斯一所戴帽小學教書，自作多情，在伊犁日報開了一個‘天山夜話’的小專欄，不斷寫一些諸如細君公主、解憂公主和馮嫽夫人的故事，介紹伊犁歷史，宣傳民族團結。以後他活得很累，文革一來，‘天山夜話’與‘燕山夜話’掛上了鈎，加上‘老右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兩個頭銜，成了揪斗對象，被送到礦井挖煤，又險些被槍斃，被學生營救逃往蘇聯哈薩克斯坦。在蘇聯也沒吃到好果子，因堅持只反文革但絕不反華，多次拒絕到莫斯科東方研究院工作，拒絕為反華電台撰稿，被作為‘狹隘民族主義者’看待，再度偷越國境到過伊朗，被蘇聯當局判刑，流放到南西伯利亞，以後，又見證了蘇聯消亡的全過程。現定居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靠工人養老金過活，也擺過攤，仍不斷寫文章論證台灣的歷史和必須統一的道理，成了當地的華僑領袖。……” 雷光漢是1970年4月逃往蘇聯的。1968年，他曾經從新疆偷跑出來，在國內以化名流浪了一圈，到過廣東、廣西、雲南和內蒙，尋找外逃的機會，終於沒有找到，只好又回到霍城，逃往他最不願意去的國家蘇聯。期間他也來過北京，受到同班好友沈元的掩護。雷先生回憶說：“沈元那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掛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 教授》裡面就有。’這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沈元送他上火車，送給他20元錢。在這次見面後不久，沈元化裝成黑人，企圖通過外國駐中國大使館逃走，卻被認出來了，當然進了監獄，以後，以“投敵叛國罪”為名，被無情地槍斃了。
但是，沈元最後那段日子的許多事情，一直到今天也仍然朴朔迷離，連他去的是哪個大使館（有說是馬里，有說是蘇聯）都不清楚；他是被中國門衛識破的還是被大使館的外國人送歸中國政府的，也有不同的說法。原因是沈元的檔案至今還是保密的，有人還三緘其口。沈元還有未能發表的一大旅行袋文章，黎澍（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長）生前曾說，是被被近代史所人事處長拿走的，現在還不肯交出來（見郭羅基：《哀沈元》）。這幾年，沈蓓一直在為尋找小弟的這段歷史和這包著作而奔走，雷先生可能是最後一位見到過沈元的好友，當然要為聯繫到而興奮了。 那麼，被虐殺的沈元是怎樣一個人呢？我想，在絕大多數中國年青人已經不知道反右和文革為何物（我問過一位碩士研究生，居然連趙紫陽是誰都不知道了）、歷史幾已盡失的今天，更是不會有多少人知道了（而我們中國，曾經驕傲地擁過從公元前841年開始一直到不久以前，一年也沒有中斷過的編年史），不妨將沈元的同班同學、曾經保護過沈元、當時的班黨支部書記郭羅基先生在“一個奇才和一部奇書——《〈漢書補註〉批註》介紹”一文節錄於下，供人們了解：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於上海，一九七〇年被槍殺於北京。短短的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只有七、八年從事史學的學習和研究，卻留下了出色的學術成果。 沈元與我同在一九五五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他在校時學習勤奮，以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且專攻秦漢史。但他並沒有鑽進故紙堆，而是心憂天下，關注現實。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為吃驚。他摘譯了其中一些重要內容，供同學們傳閱。在一個時期中，課下議論的中心就是斯大林問題。沈元的見解尤為出眾。他指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在蘇聯的國史和黨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這是我們立志成為歷史學家的年輕人，在心中長久振盪的天問。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性質，赫魯曉夫只是歸之於“個人崇拜”。沈元認為，不僅僅是個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問題，應當追究“個人崇拜”得以產生和盛行的社會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凡是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驚世駭俗之論就成了“極右”。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沈元被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齋堂。 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沈元身患浮腫病，勞動又不堪重負，遂不別而行，回到北京城裡的姑媽家。他自願在街道辦事處工作，表現甚好，派出所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於色，跑到北大來要求復學。學校給他的回答是：“你勞動期間逃跑，已被開除學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喪，同我商量“怎麼辦？”我建議他走自學之路：“北京圖書館的藏書比北大還豐富，你為什麼不利用？” 沈元果然鑽進北京圖書館，苦讀一年。他常常早出晚歸，中午以冷饅頭、鹹菜充飢。 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推薦沈元，附上他寫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寫的九篇文章，大喜過望，予以破格錄用。沈元是沒有單位的社會青年，雖然摘了帽子，還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沒有黎澍的膽識，他不可能進入學術殿堂。 黎澍兼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選了《〈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每個時代對兒童的教育，都是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研究，漢代人怎樣看漢代社會？史學界為之譁然。之所以譁然，一是這篇論文開闢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瀾都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責：“為什麼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全文五萬字，發表於《歷史研究》。《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刊登了一個整版。史學界又一次為之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傳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衝，批他“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還從肉體上折磨沈元。沈元實在忍受不了，居然異想天開，化妝成黑人，闖進外國駐中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他被門口的中國警衛人員識破，當場逮捕。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沈元死刑，黎澍欲哭無淚。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死到臨頭還在運用他的超人智慧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到。 八十年代，北京大學黨委為沈元作出“改正”的決定，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當沈元的母親拿到平反通知書時，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撫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親的悲憤？ 黎澍逝世前曾與我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倖存下來。這就是出版《漢書》批註的最初動議。 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人民幣），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註〉批註》，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也是為了搶救文化遺產，不致湮沒。” “人間四月天”，四月，冬去春來，花開柳長，似乎是一個好月份，但1968年，就在這個月的29日，林昭被槍殺了；1970年，在這個月的18日，沈元也被槍殺了；1974年，在這個月的24日，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翻案罪”被捕，1977年底被殺；1975年，張志新也是在這個月的4日慷慨赴義的；1978年，在這個月的30日，為李九蓮討公道的鐘海源也被槍決！ 這些，還有更多更多年青或不年青的無辜生命，雖然人生經歷、性格和思想各有不同，卻都是被那個殘暴統治者或在那個殘暴統治者的陰影下被虐殺的。但直到今天，我們還不得不看着以那個名字命名的“思想”標語牌招搖而過，據說還要看一萬年。 沈蓓在給三洲先生的信中談到沈元時還寫道：“本以為（或有些人希望）歷史會被淹沒，中國人很健忘。現在看來，終究歷史是不會也不該忘記的，今年‘4·18’，不再只有我們祭奠他，相信今後還有越來越多的人記得他。” 讀蕭默《四月哀思錄》的哀思 鐵 流 由於消息長期封鎖，歷史真相被掩蓋，作為“極右分子”的我，竟不知北大學生極右分子沈元被殺害一事，直到今年三月初參加北京一次文人聚會才知此一血腥歷史事實。 那天聚會蕭默老師帶來一位朋友，也就是他文中所提到的雷光漢難友。 雷光漢與我同齡，矮矮個子，瘦瘦身材，頭髮白了一半，我同他一席，桌次緊緊挨着。由於他生活長期處在顛沛流離中，處境不順，顯得過早蒼老。 他即席發言說：“1970年，林昭、沈元先後被殺，我的一位朋友通過秘密渠道送來一張紙條，要我趕快逃走，不然下一個就是我了。於是我千辛萬苦冒着風險，泅過寒冷沏骨的伊犁河，去到我最不願意去的地方——前蘇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為什麼前蘇聯是他最不願意去的地方呢？蕭默老師向我介紹說：雷是湘西土家族，北大歷史系畢業，一位徹底的愛國者。1957年因“散布”俄國曾侵占了中國許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條約，“江東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國的領土等“言論”，北大校黨委以“反蘇”的罪名給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後分配到伊犁，再後分到中蘇口岸霍爾果斯一所戴帽小學教書。 文人天性不改的他自作多情，在《伊犁日報》開了一個《天山夜話》小專欄，不斷寫一些諸如細君公主、解憂公主和馮嫽 夫人的故事，介紹伊犁歷史，宣傳民族團結。可“文革”一來《天山夜話》與《燕山夜話》掛上了鈎，加上“老右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兩個頭銜，成了揪斗對象，被送到礦井挖煤。同窗的林昭、沈元被殺危及到了他。特別是沈元與他穿的是同一條褲子；一年前他為躲避“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批鬥，曾匿藏在沈元家。在這危險當口他的學生營救了他（就是秘密傳遞紙條的士那人），幫助他逃往蘇聯哈薩克斯坦。
“右派分子”就這麼怪，去了蘇聯就應大勢“反共反華”。可他不聽話，“只反文革絕不反華”，多次拒絕到莫斯科東方研究院工作，拒絕為反華電台撰稿。因此被作為“狹隘民族主義者”流放到西西伯利亞，一去近二十年。擺地攤，賣苦力求活，未做一件傷害中共的事情。他見證了蘇聯消亡的全過程，後又再度偷越國境到過伊朗。現在他早己定居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靠工人養老金過活。無論怎樣說，他總算躲過了一劫，僥倖地活了下來。 他的發言勾起了我的往事：1962年春我這個“極右分子”越獄流浪西北，一位朋友為我辦好了去蘇聯的偷渡全部手續。登車赴伊犁前我竟然不走了，氣得朋友跺腳罵我要當“無產階級專政一世囚徒”。我苦苦一笑無言以對，草擬一歪詩表明心跡： 民族事大遭逢輕，豈為榮辱留罵名。寧將朽骨棄桑梓， 不做異國錦衣臣。它邦懸爵千金賞，安能背祖賣靈魂。 我輩奮鬥心懷志，決非一生是賤民。 （此詩可在我1963年羈押省看守所檔案中查閱） 又記得1997年經美國使館簽證同意，我全家移民美國定居。按我能力與年齡我完全可以在美國生存下來，而且會生活得很好，然而我仍然回到中國。有朋友為我扼腕嘆惜，可我回說：美國雖好那是別人的國家，不是我的祖國。 大概“右派分子”都患有“狹隘民族主義者”的痼症，縱受苦受難也死死戀着這個國家，真有點無悔無怨！雖然我們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們”（白樺《苦戀》台詞）。想不到“反右鬥爭”五十三年後的今天，我這個“極右分子”仍是“胡溫新政”“以人為本”的“階級敵人”，雖未抓去關進監獄，可一切行動受限制；無論言論、做事、出境、旅遊、均不放行。本月16日乘車去上海看望危病中的朋友也受限制。看來“祖國仍不愛我們”啊！不過也好，給了我更多時間去思索歷史、書寫歷史，把更多歷史真相留給後人。 沈元也是個極端愛國家、愛民族的“極右分子”，1955年以全國文科第一名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劃為“極右”僅因是翻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片斷。 就在他戴着“摘帽右派”的“賤民”的艱難歲月里，竟然廢寢忘食寫出了轟動史學界的歷史著述《〈急就篇〉研究》和《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洪文五萬餘字，發表於當時黎澍主編的《歷史研究》。不久，《人民日報》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刊登了一個整版。後來有人向毛澤東告狀，說黎澍重用“右派”，使黎失去助理研究員的資格。 “文革”中，沈元被批、被斗、被打、被凌，為求活命用鞋油塗抹成黑臉，跑到非洲一家駐華使館要求政治避難，結果以“投敵叛國”罪被殺害於北京。 哀哉才子，壯哉才子，正因為他太有才華，專橫獨裁體制是容不得有才華的人的，容了“才華”，“革命就要變色”。 沈元不足33歲被毛澤東暴政殺害。 當我讀到郭羅基先生的“《一個奇才和一部奇書》——《〈漢書補註〉批註》介紹”和王友琴 女士的《右派分子沈元被殺》、以及韓三洲先生的《“極右分子沈元”本事考》等幾篇文章，竟然失聲痛哭！我為祖國哭，我為民族哭，為什麼這個“祖國”、這個“民族”偏偏要殺害有抱負、有才能、有本事、有正義、有良心的知識人？偌大國土卻容不過他們？縱是打倒萬惡滔天的“四人幫”（什麼“四人幫”？實實在在是“五人幫”，幫主就是毛澤東）“改革開放”的今天，作為五十三年前的“右派分子”的我們，只要對毛表示不滿，不同意“擴大化”一詞，仍然是當局迫害打壓的對象，為什麼？為什麼？？
蕭默 先生在《四月的哀思》結束中悽然寫道：“四月，冬去春來，花開柳長，似乎是一個好月份。但1968年，就在這個月的29日，林昭被槍殺了；1970年，也是在這個月的18日，沈元被槍殺了；1974年，在這個月的24日，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翻案罪”被捕，1977年底被殺；1975年，張志新也在這個月的4日慷慨就義；1978年，在這個月的30日，為李九蓮討公道的鐘海源也被槍決！”
我得作點補白，在這個“花開柳長”的美妙日子裡，還有1970年4月被殺害的四川大學女學生、“極右分子”馮元春，還有1964年4月12日被殺害於永川茶廠的重慶渣滓洞志士、中共地下黨員“極右分子”周居正， 成都軍區滬州軍校軍事教官“極右分子”楊應森……
四月，四月，傷心的四月，悽慘的四月，血染的四月！唉，四月人間花飛盡，一地落紅才子血。哭難友，哀中華，神州何年何月飛彩霞？願尊嚴長在，人性戰勝邪惡；讓笑語永存，歡歌溢滿天涯！ 關於沈元的一封信 雷光漢 沈蓓姐姐（沈元姐）： 你好，並問候你全家親人，轉致我的敬意和哀思。請允許我以“姐姐”來稱呼你，因為我和你遇難的小弟沈元從1956年開始就是老同學，親如兄弟，無話不談，並接受了他不少學識上、物質上的幫助。直到現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擺酒設桌來祭奠我的父母兄弟和他。他的年輕的音容笑貌、談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話語，幾十年來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響在我的耳邊。 1955年9月我們考入北大歷史系（他是全國文科第一名），在新生座談會上就認識了他。第一年我們住在一棟二樓學生宿舍小通樓的一間大房內，以後換到斜對門。因為我生在湘西石門縣山區農村，家裡一貧如洗，穿着補丁衣，蓋着破被子，土裡土氣，不敢和他這位大城市來的時髦同學來往，並沒有很多接觸，只是在圖書館見面點點頭。他給我的印象是溫文爾雅，穿着整齊，談吐不凡，而功課極好，身邊老是有女同學圍着他。1956年春夏之交，一位埃及學術泰斗來北大講學，在哲學樓大講堂，為了能搶一個好座位，我早早去了。進門一看，沈元早已到了，我坐在他身邊，兩人開始閒談。一位哲學系一位姓黃的老教授也來坐在我們身邊跟我們談起來。我不敢說話，沈元卻大方地和汪先生大談其魏晉玄學，快半個小時，中間我也插話（我對竹林七賢有認識），埃及教授進門了，談話才結束。汪先生最後對沈元說：“想不到你這麼年輕，就讀了這麼多古代哲學的書，才子，才子！”自此，我們倆就成了好朋友，傍晚常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二年級的學年論文沈元的選題是《“金屋藏嬌”研究》，他讀遍了圖書館有關漢武帝的書，還向我背誦《上林賦》，許多句子我不懂，他就給我講解。還有一次，碰上了大學者向達（我國最有名的中西交通史專家，一級教授兼圖書館館長，我的湘西老鄉），我們向他鞠躬，談開了。他告訴我們做學問不要趕時髦，讀古書要弄明白每一個字，每一句文，還要學會考辨真偽。沈元論文的結論是：“漢武帝和阿嬌後來和好了”，寫了20多萬字，引得歷史系教授們大為驚訝。我們談論更多的是：當時什麼都學蘇聯，《史學譯叢》的文章和中國出版的外國史學著作幾乎全是蘇聯人寫的，而蘇聯人最沒有學問，只是馬恩列斯教條的摘錄。我們共同讀了一本一位蘇聯學術名人有關西藏的著作，笑話他連孟加拉邦和莫臥兒王朝都搞不清楚，說是在緬甸。我佩服他英、俄文都好，能看書，還能半看半猜地讀日文書。他介紹了他的家世：你們父親是沈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畢業，應翁文灝先生之邀從政。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江蘇省會遷到鎮江，你們父親任鎮江縣縣長（我開玩笑說是江蘇首縣大人），抗戰時因主持修建滇緬公路，患熱帶病殉國。令堂在上海婦聯工作，而你沈蓓大姐在上海歌舞團當演員，曾去歐洲瑞士等國演出。我真羨慕他有你這樣一個才藝雙全的姐姐。你們的姑媽是美國學成的大生物學家，人稱“中國的居里夫人”，曾在馬來亞中華大學當教授。另一位姑媽和姑父都是醫學教授，姑父是北京醫學院副院長，還經常給中央大領導看病，住在東城區史家胡同19號。這也是沈元在北京的家。你們還有一位大姑媽，是我國早期著名翻譯家。 但好景不長，1957年夏天，我們，還有孫機（他是55級101名學生中11名右派惟一一名調干生），當時都是55級功課最好的學生，都當了“右派”。我是因為“散布”俄國曾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的“言論”，被定為“反蘇”；他是因為偷着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1958年初反右結束，運動進入“整改”，我們右派學生無權參加，就集中起來給教師和研究生們抄大字報（他們本人寫稿，我們抄成大字），記得一次沈元是為本系研究生梁從誡（梁啓超之孫，梁思成之子，曾是北大校長周培源女婿）抄寫。 1958年夏天我們受“勞動察看”處分，去京西門頭溝齋堂勞動。那裡是抗戰時期的根據地，北大黨委書記史夢蘭家鄉，也是北大下放人員的勞動基地。齋堂分東、西二部，都是幾百戶人家的大村子。我們在東齋堂，有歷史系、中文系、數學系和物理系的下放老師和右派。歷史系和中文系在一個食堂吃飯，一起開會。沈元聽說要到齋堂去，事先查閱了各種有關的地方志書，知道明清時齋堂是京西重鎮，曾設過“巡檢司”。這是他的習慣，即使是去“勞察”，也忘不了“收集資料”。 當時管我們的教師叫王立，老黨員，歷史系講師，還有其他下放老師，對我們“右派學生”態度都好，不叫我們“右派”，叫“後來的人”（他們是先到的），勞動、生活一視同仁，從不責罵我們。大概老師們都欣賞沈元的才華，一來就指定他當右派組長，每周星期一的生活檢討會也由他主持。老鄉們對我們也好，客客氣氣，因為我們勞動都好，農民們喜歡我們，說：“你們不過說了幾句錯話，一個個都心靈手巧，會幹活。”勞動很累，太陽出山上工，落山才收工，每天勞動十多個小時，先是修齋堂公路，抬石頭。我是鄉下孩子，力氣大，能堅持。抬石頭時，我和沈元抬一個大筐，我在後面把筐拉到我這一邊，讓他少出些力。秋天收穀子，婦女拔穀子杆，紮成捆後由我們背回去，要爬山坡，很費力，我都和他一路，幫點忙。以後打核桃（那裡是核桃產區），我來自鄉下會爬樹，我在樹上打，沈元他們在樹下拾，一邊打一邊吃，這是最高興的時候。同是下放勞動，但教師們可以找各種理由回城、回校、回家、養病，一直堅持幹活的都是右派學生。“北大的人會幹活”，這個美名是我們這些學生掙來的。入冬了，深翻土地，一翻就是三五米深。這時有了人民公社，“大躍進”，挑燈夜戰，一天三餐窩窩頭，又累又餓。 還記得一件趣事，一天沈元悄悄拉我到一邊，給我看一張照片，說：“給你看一下資產階級小姐”。照片上是位十分美麗的小姐，他說這是他的姨表妹，未婚妻，高中畢業後在一家紡織廠工作。不久她還來齋堂看了他一次，你們的堂姐沈熙也來看過他。總之，那時候就是幹活累，吃的不好，見不到白米白面，頓頓苞谷粥，窩窩頭。但農民不歧視我們，教師也不迫害我們，有些公社幹部還稱我們為“同志”，政治上比學校寬鬆。但對沈元，卻是身體摧殘很大，他體質弱，勞動時又不能作假偷懶，實在無法支持，得了肝炎。59年初，他請假回城看病，就不回來了。帶隊的老師說：“沈元逃走了，學校開除了他的學籍，他從我們這裡除名了！” 不久，沈元來信叫我把他的衣物寄史家胡同19號。我和孫機用他的被單把他全部衣物打了一個大包寄走了，但一件藍色的中山服我留下穿了，因為我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沒有。一個暗紅色木箱沒法寄，也留下了。後來見到沈元，他說這個木箱子送給我，它一直伴着我，直到我逃離祖國。我走時，這箱子在新疆霍城縣蘆草溝公社四大隊五小隊一位湖南老鄉家裡放着，如果還能找到，真是件文物了。 （以上是4月23日寫的。我今已年近75，40年來幾乎與祖國文化脫離，寫至此，腦力眼力雙不支，擱筆了。晚10點，意外接到蓓姐於美國卡羅拉多州打來的越洋電話，說是從韓三洲 先生和蕭默弟那裡輾轉知道我的電話的。我歡喜若狂，幾乎全是我在敘述往事，直到11點，因情緒激動，抓聽筒過力而使話機墜地而中止，盼望今晚再接蓓姐電話。其實蓓姐小我兩歲，不過你既然是沈元兄弟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姐姐——4月24日晨記）
59年9月，因我會幹活，勞動好，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返校學習，但降到56級。這時毛已開始向彭德懷開火，歷史系教員中批鬥兩大右傾分子，一是資深黨內教授汪錢（加竹字頭），其所主編的中學歷史課本，人人稱道；二是團委書記吳唯能，為人正直，在全系團員大會上還表揚過沈元。國慶假時，我去史家胡同看望沈元。第一次去他家，只見胡同窄而長，兩邊都是朱漆大門，明顯是貴人居住區，住着許多名人。沈元住在那位著名醫生的姑父家，是19號，對面就住着章士釗。按電鈴，沈元出來接我，兩人相擁而泣。進大門後是院子，有大葡萄架，一位老太太拿着舊小說（我掃了一眼，是豎行印的。後來我才知道，她就是你們那位作為翻譯家的大姑媽，當時也住在這裡）坐在台階上讀。元弟房間在最前面一進的左側，堆滿線裝書，可見他在用功。這次我們大談大躍進的荒唐，廬山會議的可恥，深感毛澤東的暴虐與治國無能。下午吃飯，有果子醬，覺得味道好極了。飯後我們去北海公園，沿湖漫步，他說表妹要和他解除婚約，痛不欲生，想投湖。我聽了心裡流血，拉他坐在湖邊，指着湖水說，三十多年前，你的浙江老鄉、學術大師王國維也投水自盡了。但他自尋解脫時，已是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為中國學術留下了無盡功德。你比他還聰明，會外語，視野比那時候寬，而你什麼也沒留下。你要步他的後塵，最好在你也著作等身以後。但那時候你會有圓滿的家庭，可能就不會這麼想了。現在我們有生命，有友誼，要利用它。晚上，我們在他床上並頭而臥，徹夜長談，長嘆，但談得最多的不是個人悲苦，而是為國家為民族擔憂。 以後，我們還常寄信互致問候。1960年大災難，全民飢餓，到處餓死人，北京市各公園幾日之內樹木全禿，人們打下樹葉做人造澱粉。沈元肝炎復發，我也浮腫。當局怕知識分子反抗，一是把大學生大部分時間拉到人民公社勞動，一是又在學生中整肅思想，稱為“世界觀大辯論”，專整尖子學生，但沒帶帽子，只是把人整下住。在學術界開展“反三人”，即“反人道主義，反人性論，反人本主義”，歷史學界整的重點是尚鉞，文學界是巴人，經濟學界是孫冶方，哲學界是馮友蘭。形勢太惡劣，我沒敢去看沈元。1961年，相對寬鬆些了，春天我又去了史家胡同。沈元情緒很好，因為街道居委會開大會，摘掉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他對《急就篇》的研究已經寫成了初稿。晚飯後，漫步北海岸，還聯了句，是七言的。當時我雖仍在大學上課，他在家自學，但我的天賦、學識、治學之功力遠不及他。他安慰我說：“光漢，你的文章寫得好，字裡常帶感情，你應該轉行寫歷史小說。”我受到啟發，轉而讀各種南明著作，準備以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為中心，為夏氏父子、張煌言、閻應元等抗清英雄作傳。已經開篇了，可惜之後遠戍新疆，文革遭難，什麼都沒做成。 1961年9月，我畢業分到新疆，再去史家胡同向他告別，他告訴我，他可能要進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章會發表，我們大喜相擁。我們約定，任何時候不能失掉聯繫，學術上有了成果，要首先通知對方。這年10月，我被分配到新疆伊犁州霍城一中教書。我離開他家時，他看我穿得太襤褸，送我一件咖啡色的毛衣和一條毛嗶嘰褲子，還有10元錢。1962年春天，我在霍城收到沈元的厚信封，是刊登他《“急救篇”研究》一文的《歷史研究》和長信。信上說，他被黎澍和劉大年看中，到近代史所工作了，所里給定下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思想史，先搞“太平天國”，某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領導（記不清了，可能是胡繩）和他談了話，鼓勵他成為“成就超過黑格爾的思想家”。以後他把他關於太平天國研究的文章也寄給了我。霍城很小，離中蘇邊界僅7公里，分來了再無遠處可發配的許多“問題學生”，包括北大、北師大、蘇州大學、復旦大學和南京高級步校的，都很有學識。我們相處融洽，大家都讀沈元的文章，欣賞他的才華，視他為知己。到了1963年，我的北大老同學寫信告訴我說：“北大學生說，學雷鋒有什麼用，不如學沈元！”當年我把我大學畢業論文《漢藏茶馬貿易》和一篇長篇散文《給教授的一封信》轉給了沈元，他回信說：“論文我給民族學院程溯洛教授看了，說粗糙”。散文送《中國青年》編輯部，編輯看後說：“文章寫得很好，但我們要調查作者的表現，才能決定是否採用。”我和沈元經常書信來往，他還常給我寄書，霍城一中的師生大都知道我有這樣一位天才朋友，高中學生還以他為榜樣。1964年他寫信給我說有人告他了，主要是北大歷史系畢業在學部歷史所、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學。這裡要插一句，我們的同學中有許多調干生，多數是黨員，但年齡偏大，女同學更青睞的卻是像沈元這樣有才華的高中畢業生，所以，沈元之引起“群妒”，也包括“愛情妒”的因素。以後他寫文章就不用本名了，起了個筆名叫“張玉樓”，是黎澍起的。沈元說黎澍在和他談話時，隨手翻了手邊一部詩集，開篇第一首詩有“玉樓”兩個字，就用上了。1965年他從江西豐城給我來信，說到那裡搞社教。還說：“豐城縣還真是你們雷姓的祖鄉，姓雷的特別多。（以前我們倆介紹家世時，我告訴他我們雷姓起自陝西馮翊，東晉時南遷江西豐城，有雷煥之《劍出豐城獄底》詩，清初江西填湖廣時又部分西遷湖南）。之後，他就再沒有音訊了。 1966年初，我教書的霍城一中開始“四清”，工作隊的頭目一名劉介渙，一名宋植（伊寧市宣傳部長）。5月，轉入文化大革命，我因發表了《伊犁史話》一系列文章，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幫，加上老右派，成為全縣全州重點批鬥對象。6月，工作組通知我說：“極右分子沈元從北京給你來了封信，由我們保存，你給他寫回信，交我們寄去，叫他老老實實認罪”。他的信我沒看到，我回信只寫：“我認識自己的處境，我當接受人民對我的處罰。”未及其他，交給了工作組，當時《人民日報》在批判北大校長陸平時提到了北大出了“極右分子沈元”，還成了學生學習的榜樣。於是全縣城都知道了“大右派”雷光漢在北京還有個“極右派”的朋友，學校和街上出現了“打到大右派雷光漢、沈元”的大字報。我知道逃不過這關了，不過我祈禱他能逃過此劫。當年10月，我被重新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開除公職，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礦挖煤，以後因戴近視鏡無法下井幹活，轉到蘆草公社修大東溝水渠。這時，我自己破罐子破摔，無他想了，只是擔心我的老父在家鄉挨斗，打成癱瘓臥床，還有沈元弟的命運。 1967年秋，蕭默弟（他是清華畢業的，分在伊寧市工作，以後在他的老師梁思成關懷下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從敦煌給我寄來了35元錢，不久我二弟又寄來100元。當時到處奪權，沒有人管我們這些“階級敵人”，我決定逃離這個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年11月，我學紅衛兵無票乘車的辦法，到蘭州經包蘭線到內蒙，再到北京，住北大中文系教員右派難友左言東宿舍。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從中午到深夜我們一直在談話，時間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當時和他年輕美麗的妻子住在19號，一進大門右邊兩間小房內，滿壁是書，中間一個大火爐，煤火旺，很暖和。他們夫妻身體都好。我們一直在敘說文革中的遭遇，他說他被抓去大會斗、小會斗，還帶高帽子遊街，每次挨完斗回家，他姑父就流着淚對他說：“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還說：“進近代史所時，領導人向康生匯報，康生指示你們要好好教育他，此時又指示，‘要狠狠斗他’！”（這裡還要插一句，1988年我第一次回國探親，一位外辦負責人、大約四五十歲的大官與我長談了兩天，我談到了沈元的死。他說康生是個最大的兩面派，說槍斃沈元就是康生最後決定的。）我們在談話中都覺得毛澤東的暴政走到末路了，這是他的最後掙扎。他還說：“你是愛國的，1962年伊犁邊民大批外逃蘇聯，你卻沒逃。我也是愛國的，我有很多海外親戚，我也沒想到要去投奔他們。”我們都流着淚，相互安慰和鼓勵：“我們的祖國多災多難，我們愛這個國家，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個新中國。”說話時他還不時翻開《柳亞子詩集》，把裡面錚錚鐵骨的詩句念給我聽。聽說。常常半夜有小汽車接他姑父去看病，給誰看？他姑父從來不說。她妻子做了豐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飯，上海菜——陶飯鍋里蒸的肉末，裡面打了幾個雞蛋，十分鮮美，我生平只吃過這一次。我們談話時，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機打字，不時插話，都很有見地。她說：“聖經里說，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使他瘋狂。掛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對付猶太人的手段，不是毛澤東的發明，電影《瑪門教授》裡面就有這樣的場面。”深夜與他道別，他送我很遠，還送我20元路費。想不到，此一別就陰陽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慘遭殺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隕落。 20年後，1988年我回國探親，在歷史博物館和55級、56級部分北大歷史系留京同學相聚，當時談論的的話題之一就是建國後唯一出現的史學天才被殺害，叫我們欲哭無淚。1998年我收到了郭羅基從美國來的信，隨信還寄給我100美元。郭羅基曾是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調干生，但他與別的極左黨員不同，很有正義感，保護過沈元。郭在信中說：公安局的人曾經找過他和55級同學，說雷光漢已在蘇聯當了KGB，如果他回國，你們協助我們把他抓住。其實我雖然逃到蘇聯，卻拒絕與KGB的反華企圖合作，因而再逃伊朗，被他們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幾年，大概中國當局這幾年在阿拉木圖見不到我的蹤跡，便以為我當KGB去了。後來知道，這幾年，他們在我老家後山還夜夜放哨呢！1981年，感謝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經過他們嚴格審查，我早已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給我發了護照。這些年，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與我的關係也非常好，過年過節常來慰問，讓我享受到了祖國的溫暖。 郭羅基也保護過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學出校勞動，回校時李鐵城同學拉了一個板車，有些同學坐了上去，我一時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說：“我還拉了一個右派呢！”我一聽嚇壞了，馬上下車，跑着去向郭做檢討，害怕開我的鬥爭會。郭安慰我說：“沒關係，你走吧！”他的宿舍與我對門，我聽見他勸李說：“小事情，不要鬧大。”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還找到我，笑容滿面地鼓勵我。他也是黨員，也是有人性的。 與沈元最後相見以後，我流浪兩廣、雲貴各地，尋找外逃的機會，沒找到。1969年返回霍城。1970年開始“一打三反”運動，4月24日，我從一個渠道在第一時間得知沈元已在6天前被殺害了，緊跟着，烏魯木齊和伊寧市也開始殺人，下一個就要輪到霍城了。為了活命，當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泅過冰冷的霍爾果斯河，逃往蘇聯哈薩克斯坦。以後，又歷經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來。妻子是第三代中俄混血，原是畫家，叫李巧雲，有一子一女，子住俄國，女在身邊，有五個孫子和外孫。工人養老金可供溫飽，有自己的住宅，現在含飴弄孫，盡享天倫之樂。但我長久與祖國隔離，又不會電腦，心境還是十分失落的。
蓓姐，這就是我與沈元的一些情況。聽你說這幾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暫時寫到這一些，言不成文，悲傷不已。 雷光漢 2010年4月24日（出逃蘇聯40周年日） 擋案解密：毛澤東下令殺害秘書田家英 死於中南海永福堂的田家英 田家英，1936年在成都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8年入陝北公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延安馬列學院教員、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中共中央宣傳部歷史組組員。 1942年1月8日 ，田家英在《解放日報》發表的雜文《從侯方域說起》，受到毛澤東的好評。1948年，經過胡喬木的推薦，田家英到毛澤東身邊當秘書，直至1966年。
1954年後，兼任國家主席辦公廳、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學習〈為人民服務〉，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國婦女生活史話》，編有《民國以來大事年表》等。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的編輯出版工作，曾言“毛澤東思想己滲入到我的骨髓里”。 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田家英被點名批判為“右傾”。 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田家英被揭發有“右傾”傾向和言行。會上曾表示，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毛澤東提3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 19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澤東建議起草農村工作條例，後參加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村工作“六十條”，對糾正“大躍進”運動以來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產生了積極作用，毛澤東曾說：“'六十條’的發明權在田家英。”後還曾向毛澤東建議“包產到戶”，並起草《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遭到批評。 1965年12月，田家英被安上“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 1966年初，田家英曾對一位朋友說：“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我的人生座右銘。真理我要堅持到底。直到停止呼吸，絕不出賣靈魂，絕不向錯誤屈服。” 1966年5月22日 ，田家英被逐出中南海。5月23日，死於中南海永福堂。死因有爭議，一說上吊身亡，一說開槍自殺，一說他殺。
1980年初，田家英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 ，田家英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悼詞中說：“家英同志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鍛煉，忠於黨、忠於人民，有才學的優秀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努力奮鬥，作了大量的工作。”“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
中央一直宣稱，MZD的政治秘書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殺身亡的。據中共中央組織部（外調一九七八－七－００六六一二）號檔案記載：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來人和他作最後一次挽救性談話的電話後，約一小時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槍開槍自殺的。槍聲驚動了警衛。汪東興接獲警衛報告後，和內衛朱國華趕到現場，證實田家英已死。汪東興報告主席請示處理意見，主席說：死了人都要我管嗎？他選擇了自絕於人民的道路。又請示總理，總理說：是自殺嗎？要送醫院驗屍，這是法律手續。後又說：按主席的指示辦。當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０年三月，田家英終於獲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鄧小平、陳雲、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屬來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殺嗎？為什麼不送驗屍？為什麼有關檔案會失落？田家英有關資料的去向如何？朱國華為什麼自殺？對這些問題，汪東興要有個如實交代。 一九八０年四月一日，由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中辦副秘書長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紀委，就田家英死亡問題，找汪東興談了話，給予汪東興選擇如實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關檔案失落原因的機會，他的選擇將直接關繫到汪本人的下場。 汪東興當時先硬後軟，衝着黃、姚二人說：沒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連我現在什麼職務都沒有了也不放過。 黃克誠說：汪東興同志，我們不是來跟你做交易，我們是代表黨、紀委，給你機會。歷史是不能顛倒的。田家英是自殺嗎？這，你不清楚嗎？最後，黃克誠，姚依林限汪東興在三天時間內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０年四月四日，汪東興向中央辦公廳提交了對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報告。 該報告被列為中共中央檔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一四〕號檔案，附有備註：待查證。並有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常務書記黃克誠的簽字。 該檔案的汪東興筆錄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談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我和內衛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傳達了主席的關懷，問他有什麼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說：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貫右傾，一貫反馬克思主義，一貫和主席唱反調，一貫和彭德懷、彭真、楊尚昆搞在一起。主席為什麼留我在身邊？我問田：還有什麼想法？田說：不能違背事實講話了。彭德懷、彭真、楊尚昆，還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戰的領導同志，他們怎麼會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讓歷史見證。我說：不要執迷不悟，否則下場比彭德懷、彭真、楊尚昆還要慘！田家英立即回答：請報告主席，我田家英對主席了解了，主席也會對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還要慘的結局。說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達了他和主席的決裂。當時氣氛激烈，內衛朱國華失控，朝田家英開了一槍。我即招呼警衛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隨即向主席、總理作了報告。主席聽後說：人死了，不能復生。他在我身邊十八年了。從五六年以來，歷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見。我把他作為右派秘書。後來，他和彭（德懷）、彭（真）、楊尚昆搞在一起，性質就變了。他對另一個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內衛朱國華自殺 從汪東興這份如實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僅能證實田家英不是自殺，而是他殺，但他殺的內幕仍是一團迷霧。問題是誰下的指示，究竟是內衛開的槍，還是汪東興開的槍？內衛朱國華的死因，以及當年有關毛澤東對此一事件指示的檔案材料為什麼會失落呢？ 當年，胡耀邦、陳雲、彭真、黃克誠等提出：在一定範圍內公開田家英死亡事件，對汪東興追究刑事責任，對內衛朱國華的死因立案調查。 陳雲、彭真還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後有過二次決議：不准，不允許對黨內異己分子搞非法暴力處理、殺害，不准，不參與在境外對黨內異己分子、國家敵人搞暴力處理、殺害等。中國絕對不照搬美國、蘇聯等國在境外對異己分子，敵人搞暴力攻擊。汪東興這樣搞，是違紀犯法，要處理。 但，當時的葉劍英、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等，都反對公開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團都會提出來，怎麼辦?毛主席的聲譽豈不全毀了!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還堅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後還是要公開的，並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澤東是要負很大責任的，否則無法對歷史做出交代。 另據中辦〔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號檔案記載：華國鋒就有關檔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問過汪東興。汪東興說：田家英當時從身上拔出手槍時，我暗示內衛下手的，否則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會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個過程的，並說：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華國鋒還說：汪東興也隱約地告訴他，田家英知道內情很多，這個人很危險，主席一直不放心。 范恆的家世 瑞 荷 范恆，字志常，做黨的地下工作時改名為王子昌。這個名字一直延用到他去世。范恆1925年3月2８日出生於南通。祖父母、父母都是教師。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自明代的詩人范應龍直至當代國學家、國畫大師範曾、畫家范揚等14代文脈綿延不絕，450多年間名人相望，大師輩出，而且幾乎所有詩人均在當時或身後正式出版過詩集或文集。更有一些同輩中出現多名詩人、畫家，形成一個個足以引領一代風騷的詩人群體，也形成了令人矚目的家族文化景觀（見《南通大學校報》2008年9月11日第6版）。 范恆是范子愚和繆鏡心先生的大兒子，小時不大懂事的時候就跟父親搖頭晃腦地讀古詩、拿粉筆在地上畫畫。6—8歲時，母親帶他到外祖父家居住一個時候。外公繆篆（字子才）當時任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他們住在廈門大學的宿舍——鼓浪嶼小島。此島位於福建省東南部，鷹慶鐵路終點，城區連在廈門半島及鼓浪嶼上，輕工業非常發達，有機械、化工、造船等工業部門，為我國東南沿海重要港口之一。鼓浪嶼有海上花園之稱，還有很多名勝古蹟，住在這裡就像到了仙境。 外公工作很忙，但忙裡抽閒也常常在休息時帶着他在島上散步，海上的風景也很誘人。小小的范恆在這樣的環境裡住了幾年，心情非常快樂，看到那些從沒有見過的事情和環境，簡直心花怒放。 外公帶他散步的時候，嘴裡總是邊走邊講很多知識性的故事，內容很廣泛，有天文地理，有人文歷史，有科學知識，他越聽越想知道更多的事情。不過有一點他想不清楚，外公說過帝國主義老是侵略中國，他很難過，自己的國家老是被外國欺侮，這種現象怎樣能不再出現。外公怕講深刻的道理他聽不懂，只告訴他，我們國家窮，我們國家弱，要靠大家努力向上，等國家強盛起來，外國人就不敢侵略我們了。並告訴范恆要好好學習，努力向上，做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大家齊心協力，將國家建設富強起來才有希望。范恆苦思冥想，自己能幹什麼呢，想想最好自己將來做個科學家。外公聽了很高興，鼓勵他努力，並承諾在經濟上支持他，不但上大學，還要到外國去留學，學習人家先進的東西。 外公潛移默化講的那些知識性的故事，居然在范恆小腦袋裡扎了根。從此范恆只要有機會就找書看，從來看不夠。 後來外公去世，日寇又來侵略，對他是個很大的打擊。不過，逃難時，他並沒有放棄學習，而且有時還做小同學的老師。他自己還自修跳級，他認為自己需要更多更高的知識，將來才有用。他還注意學習外語，比如英語、日語等，他認為這是工具，外國的科學技術比我國發達，我們要趕上，將來總會用到的。 范恆簡歷： ——摘自范恆自傳 1925年3月28日 （農曆三月初五）出生。父母、祖父母都以教書為職業。
學齡前受外祖父思想影響最大。外祖父先後任廈門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哲學教授。6－8歲隨母住廈門外祖父家，外祖父一直叫我好好讀書，答應供教育費用，直到出國留學。 1932年，八歲時開始讀小學，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讀完小學。 1937年夏考進初中（商校）。因戰爭影響，初中學業實際上是從1938年到1940年底，在非淪陷區（新四軍東征後是游擊區）陸續讀完的。外祖父在此期間去世。 １941年春，隨父母回南通老家。夏天考進公立中學高二。1943年畢業。 1943年6月間，與同班畢業的一批同學一起，進入南通消費合作社作普通職員。1944年6月，因對合作社上層的腐敗不滿，憤然離去。此後曾到上海，想請舅舅幫助繼續求學或就業，結果一無所成。在這期間，曹從坡、章品鎮、余呈、顧迅逸、陶應衍、徐冬昌、任德昕、任哲維、喜一峰、嚴順晞、顧致敏、胡鏡蓉、陳秉謙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當年秋，受聘到金沙三姓街張建中學（初中）任教。1945年初，因當地經常有戰事，辭去。1945年2月，應偽教育局聘任教育行政科科員。其間，經常與中共地下黨員錢健吾接觸，開始學習一些哲學知識，也開始關心政治。 抗日戰爭接近勝利時，很多進步青年到解放區，幾個地下黨員，即胡鏡蓉、陸友貽、錢健吾等，開始介紹給我讀馬列主義書籍。胡鏡蓉從解放區帶些報刊，把我當作閱讀對象。我的眼界開始打開，發現過去讀的一些政治理論書籍，原來不免有錯。而我曾作過大量筆記的一些名家的歷史哲學著作，原來不免是胡說八道的。我相信只有馬列主義才是完全正確的。我開始知道“馬、恩、列、斯”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照“馬、恩、列、斯”的主義搞革命的。 1945年6－7月間，因揭發了偽教育局售賣考試題的問題，我被撤了科員職務，一氣回了家。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我參加了青年們的進步活動。錢健吾對我在政治上進行了領導和指導，在活動中與三青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5年9月以後，民教館聘我擔任該館的宣傳部長（1946年改稱部為課），我得到錢健吾、顧爾鐔等人的同意應聘就職。此時，我需一個職業，而朋友們需要一種方便來搞劇藝活動。此後半年當中，我的主要活動便是搞青年劇藝社。這期間我還為友人到縣立中學代過課，教語文，讓學生選讀《民主》《周報》上的一些文章，以及魯迅雜文和艾青詩歌等。這期間，我曾經由錢健吾指點路線，到中共南通地委城工部曹從坡駐地去過一次。 1946年“３·１８”事件發生時，我在上海。三月初，我因避風（因為有人告訴我說匪綏靖司令部的黑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同時也為了朋友們的事往上海去。“３·１８”慘案發生時，我完全不知道。３月下旬回通後才聽說敵人殺害了進步青年，同時知道南通青年劇藝社已經不存在了。 1946年4月4日，我去游擊區，到中共南通地委城工部駐地，找到曹從坡，認識了徐智。4月下旬，我被城工部派往上海調查有關“３·１８”後援活動，改名王子昌。5月初回城工部匯報了解聲援的初步情況。5月9日 被接收入黨，介紹人曹從坡，候補期半年。5月中旬，我被派往上海常駐作地下工作。除了繼續了解發動群眾聲援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將前去上海的積極分子組織起來進行活動，立即向組織匯報，並吸收入中共後補黨員。將他們與其他黨員有機分配進行活動，壯大我們黨的力量。此後，在上海住了兩年多，當中也回通過幾次，到1948年10月奉命回南通地委駐地（當時在如東苴鎮）。其中不時地到南通城邊了解情況，包括敵我情況和人民的生活情況。
我回地委後被分配在江海畫報社任編輯，後被調到新華通訊社江蘇分社九支社任記者。南通解放後繼續任該社記者、通訊站長等職。 1951年任中共南通市委宣傳部宣傳科副科長。 1952年任中共南通市委宣傳部宣傳科科長。 1952年春被調到市總工會任宣傳部長，1953年升為副秘書長。1954年被調到南通日報社任編委書記、副總編輯。 1957年被錯定為右派分子。1958年5月份起，先後被送到農村、商業系統、文化系統勞動或工作。1964年9月下旬，被調到南通電機廠勞動。起先在衝壓車間，右手食指曾被衝去一節，1970年春起在鑄工車間勞動。 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黨、團、軍、派、特的組織及其活動。參加革命後，沒有脫離過組織關係。 共產黨員的光輝代表——王子昌同志 謝錚口述 瞿碩整理 （王子昌即此文作者的入黨介紹人） 王子昌同志是我尊敬的領導，親密的戰友，共患難的同志。在血雨腥風的日子裡，我們用 王子昌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多年了，但是，他的光輝形象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里。為了使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緬懷他，學習他，特寫此文。 我是在南通“三·一八”鬥爭期間認識王子昌同志的。特別是“三·一八”鬥爭後，南通城已陷入白色恐怖，他還積極參加文藝晚會活動。因特務活動猖狂，當時的文藝晚會已不適宜在晚間進行，改為下午。他對潛入會場的特務大膽痛斥。他在文藝晚會（午會）上積極發言，宣傳進步思想、愛國思想、和平民主的思想。在此期間，他還創作了歌頌“三·一八”鬥爭進步青年衝破鐵絲網的歌詞，由陶應衍譜曲。他英勇鬥爭，不怕犧牲的精神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三·一八”鬥爭後期，組織上發現我已上了敵人的黑名單，處境危險。我和陶應衍接到組織通知，先後轉移到金沙解放區。幾天后，城工部通知我們幾人集中，由交通員帶領到如皋海安解放區，參加青年後援會抗議國民黨政府殺害革命青年、製造南通慘案的罪行。結束後，我和陶應衍回到金沙，準備還要回南通進行鬥爭。暗中打聽到特務幾次到我家，以查戶口的名義準備抓我。並守望在我家大門外盯梢。我父親多次接到恐嚇電話，不敢從自家大門出入，改走鄰居家的後門。父親無法在南通立足，悄悄離開南通，到上海租了房子，家人也轉移到了上海。組織上了解到這些情況，派王子昌到金沙找到我和陶應衍，告訴我，組織上非常關心我們，城工部決定，我們轉移到上海。並說不能從南通走，要從青龍港走。告訴我們沿途有交通站的同志接應，以及接頭方法。根據王子昌的安排，我和陶應衍順利到達上海。我倆到上海後分開了，我回到上海的家裡。不久，王子昌到上海找到我，多次找我談話，給我講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共產主義思想，講共產黨員的故事，宣布地下工作的組織紀律、注意事項，以及如何預防特務盯梢。發現特務盯梢後，不要慌張，想辦法擺脫。他特別強調，根據上海房屋建築的特點，一旦被抓是沒法逃生的，因此，要做好為革命犧牲的準備。根據組織原則，都是他來找我，而他的情況，我也從不打聽，也不知道他的住址和生活情況。有一次，他到我家來找我，騎了一輛破自行車，摔了一跤，跌髒了衣服，跌破了手，就在我家洗、包紮。我順便留他吃飯。這次接觸中，我知道了他的生活困境。住在離城較遠的民房裡，日常的生活用具只有一個盆。經常飢一頓，飽一頓。這些困難以前從未聽他說過。後來特派員徐智同志到上海後，我們三人經常一起討論工作。從徐智同志那裡我才知道，這段時間王子昌主要工作任務首先是收集上海聲援南通“三·一八”慘案的情況，並及時匯報。其次是聯絡“三·一八”鬥爭後轉移到上海的同志。大約有二十多人，要一個一個地尋找。每天要走許多的路，車費也沒有。當時他的工作量很大，找到一個同志後不僅要了解他的情況，還要找他談話，教育，布置工作等。徐智決定，他聯絡到的二十多人，按照每個人的情況，分成了若幹個小組，建立工作委員會進行組織活動。 有一天，王子昌來找我，告訴我，根據我的表現和城工部的意見，我可以打入黨報告，並教我寫入黨報告。幾天后，記得是一個星期天，他通知我到某小學見我。他帶着我到一個教室里，拿出一個火柴盒，打開一看，裡面有一面鮮紅的黨旗，這是王子昌親自畫的。他的字和畫都很好，這面小黨旗製作得非常工整漂亮。他帶着我向這面黨旗宣誓，從此我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後來王子昌找了一個小學教師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買了一個小動物玩具（記得是一隻石頭刻的小狗子）給我看，他當時非常高興，一臉幸福的樣子。他說，這是給弟弟范曾的禮物。他還說，他的弟弟范曾也非常喜歡繪畫。他的這一刻神情我深深地體會到，為了革命工作，常常離家，不能與親人在一起，但他熱愛他的家庭，思念他的親人。他把對弟弟的愛都深深地埋在心裡，為親人做了一件事是那樣的興奮。我覺得共產黨人真是了不起。後來，因工作需要，他在我之前先去了南通解放區。後來，徐智也調回南通解放區。臨行前，將我分工負責的上海的這條線都交給了我，並給我安排了交通員。我於１９４８年底前將留下的同志全部帶到南通解放區。為南通解放後接管工作，保留了一批人才。在上海工作的這段時間，我認為他特別能嚴守黨的機密，遵守組織原則和各項紀律，堅強勇敢，機智聰明，吃大苦，耐大勞，從不向組織和同志叫苦，能克服重重困難，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解放後，他負責新聞工作，我在宣傳部工作。他除了看報紙小樣，還抽出時間讀書學習。有一次他到宣傳部來開會，和我談《資本論》。我那時也才開始讀《資本論》。他告訴我，他已讀完《資本論》。他是我所知道的我們南通第一個讀完《資本論》的同志。而且，他寫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一書。記得當時，要開大會，他拿刀刻一刻，一個大會橫幅標題的字就刻出來了。大家都對他非常佩服。如果不是被劃右派，他在文化領域將有更大作為和貢獻。他的不幸，是南通文化藝術界的重大損失。王子昌雖然愛讀書愛學習，但在有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機會時，他把這個機會讓給了年輕有為的丁弘同志。他不僅慧眼識人，而且更有一顆愛祖國、愛人民、愛身邊同志的心。他的心胸像大海一樣寬廣，令人敬佩。 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大會上宣布開除他的黨籍，他高呼：“二十年後，我又是一名共產黨員!”這個呼聲至今還在我的耳邊。我認為他能大膽地堅持黨的原則，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按組織原則提意見，其精神難能可貴。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南通日報社被打成走資派，到食堂勞動。一天，我腰系白圍兜，手提開水壺，到辦公室給熱水瓶灌水，恰巧碰到王子昌同志。他也是被報社找回來調查問題的，正在那裡找資料。他笑嘻嘻地看着我，風趣地說：“你現在當炊事員了!”一副樂天派的樣子。他的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感染了我，我也笑了。這是一個把自己一生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無私無畏，無所畏懼的人才能有的爽朗笑聲。他的音容笑貌至今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這次見面，是我和他的最後一次見面，成了我倆的永別，給我留下無盡的傷感。 今天，我要把王子昌的事跡告訴我的子孫後代，讓他們了解什麼是真正的共產黨員。要他們向王子昌同志學習，做一個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利於人民的人。特別是在碰到困難挫折時，永不言敗，在逆境中能永遠奮發向上。讓我們的後代像他一樣，堅信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勝利實現! 王子昌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太常引•讀《懷念》兼懷王子昌（范恆） 張 丁 椎心泣血斷腸文，滿卷淚珠痕。何處覓慈親，向天問。遙思遣馨。 性情耿直，筆風清峻，含恨別俗塵。高格四海欽，更期盼，鴻篇妙音。 王子昌同志祭——遲到的懷念 穆 揚 雖然接觸不多，但卻印象深刻。漾漾笑貌，朗朗音容。不能忘！ 一九四八年的十月，用同一暗號，相見在當時暗無天日的上海復興公園，您在認識、考察一個青年朋友。四周，遊人如織；近處，警捕笛噪。大草坪中央，兩人席地而坐，相對低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廣東海陸豐，彭湃將軍領導的農民運動，一連串英勇鬥爭有故事，啟迪着對方愚昧的頭腦。磊磊落落，出生入死，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活躍在被反動派霸占的上海灘上。又一個十月，一九五七年，在推翻了反動統治的南通城，同一個共產黨員，卻被戴上了“反對共產黨”的“極右”帽。驚人、迷茫、困惑、不解，籠罩上善良、正直、純樸人們的心頭。被自己為之奮鬥的政權懲罰、批鬥，直至折磨至死！嗚呼！天公何忍？天道何在？回答在何處？ 欠債遲早要還 雷崇功 共黨起事近90年，打下江山60年，每年每月每日都在書寫歷史。共黨也自我總結過兩次，有兩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1978年以後這30年還沒有系統的總結，只有中央電視台推出了《新中國檔案》，但這個《檔案》歪曲事實，混淆黑白，報喜不報憂，使人非常失望。比如：反胡風、反右、反右傾、大躍進、中越戰爭、“六四”、法輪功等絕口不提，連罪惡滔天的文革十年浩劫也居然避談，卻有“粉碎四人幫”，沒有停止高考，卻有“恢復高考”。“土地改革”不說暴力，“抗美援朝”不說誰挑起戰爭，“憲法制定”不說憲法連國家主席也保護不了，完全是一紙空文，“社會主義改造”不反思嚴重惡果…… 共黨定的基調是“輝煌60年”，這60年到底應該怎樣評價呢？ 前30年可以說是“血淚斑斑”，共黨坐進中南海後折騰不斷，多如牛毛的政治運動使民眾一天也不得安生。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戰天鬥地，受到大自然的懲罰，當然是黎民百姓招災；與人斗，更是其樂無窮。先是發動農民鬥地主富農，暴力奪取土地，不兩年把農民才分的和原有的土地一併收繳，農民成了農奴。從三反五反開始，共黨鼓動工人斗資本家，把他們的財產全“改造”了，工人階級被捧為領導階級，卻是低工資，低勞保，更無人身自由的奴隸。青年學生更是容易被利用，文革開始毛澤東多次接見紅衛兵，《人民日報》連連發表《向紅衛兵學習》等社論，紅衛兵被捧上了天，實是利用年輕人的衝勁和幼稚去打倒“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一切“牛鬼蛇神”，支一派，壓一派，反反覆覆，武鬥不斷升級，當天下大亂的目標達到後，年輕人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紅衛兵頭頭被抓，青年學生“上山下鄉”，開懇北大荒，實際判了無期的土勞改。知識分子本來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就是敵人，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原文中說得很明確，但到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初期突然改口，要吸收知識分子入黨，利用知識分子進行軍事和經濟建設，看似重視了知識分子，但實際只是限制利用改造。1956年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共黨宣布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似乎是最大的獎賞。接着又提出“雙百方針”，與以前肅反、思想改造和反胡風等運動的做法和口徑都有所不同。但是實際是引蛇出洞，1957年來個大“陽謀”，300多萬知識分子入網，摧毀了中國人的脊梁，顛覆和毀滅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民主黨派受共黨的誘騙和拉攏，組成統一戰線對付國民黨政權，建國之初封官還願，擺出聯合政府的架勢，但是，1957年突然變臉，民主黨派的頭頭幾乎被一網打盡，民主黨派事實上已被消滅，成為做擺設的附庸，還由共黨派人掌管。《檔案》有一集《50年代大批留學生回國》，這的確是事實，許多知識分子看到國家有了希望，不顧一切回來報效祖國，這是國家民族的希望。但是，後來呢？除了錢學森等少數有使用價值而又會逢迎的人以外，多數是被壓在五行山下甚至無葬身之地。如李政道、楊振寧的同學巫寧坤1951年回國，送行時，巫問李：“你為什麼不與我一起回國？”李答：“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後來李、楊獲得諾獎，巫回國後成為右派，勞改勞教22年，九死一生。我的老師董時光是教育學博士，在美國發表文章反對美國捲入韓戰，歌頌中共，結果被驅逐出境，回國時周恩來親自迎接。可是1957年成為極右派，被弄到峨邊勞改，死在勞改場。著名科學家趙九章、姚桐斌、著名作家老舍、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等都是海歸精英，文革時都被迫害致死。1957年後，再也沒有留學生回國，只有馬思聰、傅聰等跑出國門。總之，這30年的鬥爭很殘酷，受壓最重的是知識分子和農民。知識分子思想敏銳，叫做臭老九，自然要禁錮思想，才能維護獨裁統治。農民最冤，從共黨起事農民出力最多，犧牲最大，奪取政權後本應受到特別優待，但很快成為農奴。“三年自然災害”是謊話，根本沒有天災，全是人禍，3700萬餓殍絕大部分是農民。農民被剝奪土地，嚴格的戶口制度和層層政權嚴密的法西斯控制，饑民連逃荒的生存權都被剝奪，只有坐以待斃，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這筆債有錢債更有命債，而且都是大大的，欠債不還就是無賴。 後30年是畸形發展，經濟得到復甦和騰飛，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不管用多少遮羞布，掩蓋不了一個事實：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已完全破產，中國已轉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救了中國。 鄧小平的“貓論”說明他也不相信社會主義，只要能發展經濟什麼辦法都可使用，不講“姓社姓資”。在經濟上，他把老毛那一套“改革”完了，他也知道政治制度非改不可，許諾緩一步進行。也就是說他清醒地知道社會主義是死胡同，只有改弦更張才行。但是，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他卻要竭力維護，還要“堅持四項原則”。“六四”血腥鎮壓追求民主的青年學生，堵塞了中國與蘇東原社會主義陣營多數國家一道所走的民主政治的康莊大道。於是就出現了非驢非馬四不像的怪胎，名之曰“中國特色”。有民諺：“模模糊糊的社會主義，羞羞答答的資本主義，實實在在的封建主義。”可說是一針見血。 政治體制嚴重地制約着經濟的發展，發展經濟的的代價很大，資源和環境的損失和破壞會危害到我們子孫後代的生存。發達國家多次對我國反傾銷，說我們低於成本銷售。為什麼做虧本生意呢? 其實並不是虧本，而是賤賣我們的資源和勞動力，因為質量問題，只有比別人的價低得多才有市場。往往出現一個怪事：同樣的產品在國外的售價比國內高得多。比如：豐田越野車在國內45萬，在美國18萬，奧迪A4在國內69.6萬，在美國34.8萬，如果“出口轉內銷”會狠賺一筆，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中國汽車銷量能夠全球第一了（《珠江晚報》12.10）。中國赴歐美旅遊團瘋狂採購，去拉動別人的內需，因為差價實在太大，即使“中國製造”來個“出口轉內銷”也值。我國國富民窮，內需嚴重不足，經濟成為“出口拉動型”。我國出口的產品往往是低技術的，甚至是粗加工的半成品或者原料，真的是賤價出賣資源和勞動力，還要高能耗和高投入，我們大量進口能源，嚴重污染大地河流和空氣，成為世界排放的冠軍，當今國民以及子孫後代的生存環境都受到嚴重的威脅，並且危害了人類唯一的家園地球，在哥本哈根的世界氣象會議上成為眾矢之的，溫家寶等人胡攪蠻纏使大會幾乎流產，中國人的臉面盡失。這筆債欠得太大了，該由誰來償還？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受到阻礙，經過15年才加入了，也經常受到刁難，反傾銷、碳關稅就是其中兩種。加入世貿把經濟融入世界，得到的利益太大了，為了經濟得到騰飛，受一點氣也只好忍耐。受氣的原因不是別人存心反華，而是我們的市場經濟不完備。我們的市場經濟就是四不像，既有資本主義因素，也受獨裁體制的制約，政治權力下沒有自由公平的競爭，計劃經濟的餘毒破壞着自由市場，壟斷和官倒的弊端很難剷除。政治體制嚴重地制約着經濟的發展，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貪腐遍地，貧富懸殊，社會矛盾加深，到處是對抗、虛假、奸狡、浮躁，中華民族誠信、忠義、友愛、大度的傳統美德蕩然無存。民族的固有品格和社會風氣毀壞起來容易，要回復就難了，非一兩代人能夠完成的。這筆債夠大的，現在還不想開始償還？ 這一筆筆的債拖得太久了，再拖下去簡直不堪設想。應該從哪裡開始償還呢？重要的是認識和反省罪責和錯誤，應該從重新評價毛澤東開始，這個死結不解開獨裁統治就不會結束。據網上透露，鄧小平多次說到共黨對毛澤東的評價是違心的，到21世紀初會重新評價，胡錦濤也說遲早要解決好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不過從國慶四個方陣來看，還沒有重新評價的跡象。殭屍還擺在天安門，還在山呼萬歲。積案不願清理，反而壓制民眾言論，製造新的冤案，如前幾天以“顛覆國家罪”判劉曉波11年徒刑。火山捂得越久爆發力越大，得當心！俗語：父債子還。子不還，孫輩重孫輩玄孫輩也該還。台灣“二•二八”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國民黨的領導人換了幾屆，終於得到平反，向民眾作了道歉和賠償，像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歷史上欠債不還的事也時有發生，如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是“秦人不暇自哀”啊！ 2009·12· 難道知識分子又要回到“臭老九”時代了？ 祖丁遠 2010年2月4日 ，《南方周末·評論》F30“自由談”刊出大學講師封滇“三言兩語”一則，題為《年終獎，我不滿！》全文說：雲南某農業大學計發2009年年終獎：助教800—1200元，講師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員5000—6000，副科至正科級7000—9000，副處至正處級（含學院正副書記）18000――21000，副校至正校級（副廳至正廳級，含正副書記）金額保密。
我是個資淺講師，獎金低點無所謂；但想到我熟悉、敬仰的一位資深教授（全校共3—4位），年終獎也不過5500元，就一般科員的水平，忍不住要替他抱不平。 是的，像今日雲南某農業大學計發2009年年終獎如此顛倒層次發獎金，其實日常薪資也是按這種比例發放已有多年了。這不僅引起了封滇先生的抱不平，就是包括我筆者在內和周圍評到職稱的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都義憤不平。有的他們原先在機關行政編制的資深公務員，都是達到副處級以上的國家老幹部，當年（約上世紀 80年代後期），有中央“紅頭文件”下發，說中央為了尊重知識分子，在機關部門工作 的知識分子和高級知識分子中“評職稱”，一般科員評上中級職稱，就可以享受副科或正科待遇；如副科或 正科級評上副高職稱、即副教授、副編審、副高級工程師等，可以享受正處級待遇；如果評上教授、編審、高級工程師（名額分配有限止）就享受正廳級待遇。但規定知識分子第一步只能從中級職稱副高職稱限額評起，據說4年後再可從中級晉升評副高、從副高中晉升評為正高，即相當於正教 授級的享受正廳待遇。但知識分子只要評上職稱的就得從機關行政編制（即現稱之謂公務員編制）改變為機關事業編制，才能享受知識分子的職稱待遇。那幾年，機關工作的知識分子和高級知識分子學習勁頭倍增，自覺的或經領導動員後，準備評審材料、寫專業論文及在省市以上已經發表、出版的作品專著等，大量資料報送省 市以上專業職稱評審委員會審查、考核、答辯，再經一次二次補充考核評審，非常嚴格。然後核發到相應職稱證書。那時要得到“職稱證書”實在不容易！像封建時期考進士、探花、狀元，十分嚴格。現在看來，那全是騸局！一個天大的騸局！！像筆者評上“副高職稱”時已48近50歲 了，自從評上高級職稱後，我所在的江蘇南通政協機關人事部門給我把原先幾十年的行政編制、國家幹部改換成機關事業編制（財政全額拔款）、成為職稱幹部。據說把我的行政編制給了新調進政協機關的青年人或從企業調進機關來的一般科員。可是，我一天也未享受正處級待遇，還是原工資，因為我拿的工資已是這個水平 了。所以評上職稱得到了個虛名。於是每次機關幹部（即公務員）加工資，與我原先工資及行政編制時的同級幹部加薪，多次都是我低他們數十元或略高几十元，增減數目相差無幾，也就從未當回事。
可是，2008年8月起機關實行所謂的工資改革“陽光工資”，公務員即原同我一起行政編制的同事（我們都是退休幹部了），他們加工資加津補貼的養老金，每月就發6500—7000元了，我只因有高級職稱而相差當年的同事一倍還多的養老金，他們沒有職稱的有工資加津補貼，有了高級職稱就沒有津補貼。在同一機關同辦公室一起退休有職稱的每月給你3000元養老金，光這退休金少了一倍還多，每年相差四五萬元，已經三年了少發到10多萬元了！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呀。現在機關里的一般科員3000—4000元，工勤員每月還有5000多 元；我已成為機關里的貧困戶，好像犯了什麼罪似的，這個冤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是黨的什麼知識分子政策？大專院校也採取的行政編制與事業編制區分政策，把有職稱的知識分子政策變成了犯罪分子減工資政策了。溫家寶總理說了一句，實行義務教育小學初中教師工資不低於公務員工資後，如今的高中教師的工資不 如小學教師，大學教師工資也不如初中、小學教師。真是荒唐，荒唐，太荒唐了！ 不是前幾年就有媒體多次報道，深圳大學、北京某大學招聘一個行政處長，總務主任，科長職位，竟引起該大學數十位副教授、正教授競爭這個崗位。這次從雲南某農業大學講師封滇先生反映的 2009年度年終獎如此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地分這種等級，應該說是編制上的毛病，是否歪曲了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了？否則，難道又要回到毛澤東搞的“臭老九”謀害知識分子時代了？！
可惜，大學多年來實行行政幹部治校，越來越官僚化了，把大學辦得太差勁，太糟糕！中國大學在世界上評為下三等；如果現在還不回過頭來，正應當推行“教授治校”的時候了。不過，一些大學像雲南某農業大學那樣，居然還在這樣不適時宜的如此輕視、蔑視有職稱的知識分子和老教授！怪哉！ 現在推行事業職稱編制的還有許多地級市的媒體，如地市級報紙、電台、電視等，他們的社長或總編輯，由宣傳部副部長兼任，享受公務員副部長的行政工資待遇，他們的台長等，都不在報社、電台、電視台領工資而另外享受福利獎金。副總編及採編人員，記者、編輯等屬於事業編制繼續評職稱晉升。一些省市以上大報成立報業 集團，有多種經營和大量廣告費收入，工薪及獎金一般都超過公務員，從業人員雖然改為企業，因有大量利潤，可得高工資高獎金，在職期間不會受影響。 2010年2月12日
通聯：江蘇南通市中天福邸1號樓1303室 郵編：226001 電話：0513-85506417 電子郵箱：ntzdy@126.com 野蠻違憲 愚蠢荒唐 ——嚴厲譴責北京市當局剝奪公民集會自由權利 姜萬里 受到政府當局不斷打壓、騷擾、密令扼殺，卻依法抗爭、頑強生存的《往事微痕》，到今天已達三個年頭。如今又遭受當局新一輪嚴重的打壓。 原定於3月27日在北京舉行的“《往事微痕》編者、作者、讀者茶敘會”，由於北京當局強令禁止而被扼殺，從3月24日起 有關部門就對參會人員實施打壓，不是上門“勸說”就是入室“探問”，總之就是不讓參加這個茶敘。25日晚有關部門就派人員到召集人之一的鐵流先生住所進行監控，26日即有多輛警車守候在小區大門。早晨8點鐵流先生在住地溜狗，即有便衣警察上前打招呼，說“不要外出，等下有領導找你交換意見”等語。後來有北京市公安局一處一位處長出面，軟硬兼施，總之一句話：不准開這個茶敘會。
一個規模只有50餘人的文人朋友小聚，為什麼會驚動北京市當局？甚至不是一般驚動，出面宣示禁令的北京市公安局一處處長說：“此事不是源於北京，而是中央高層意思。”啊呀，可不得了，幾十個耄耋之年的“右派”老人和文人在一起喝茶聚會，交流談心，竟然驚動了中央高層！ 其實，三年前《往事微痕》剛剛誕生時，很少有人注意。因為她只是一些曾經遭受政治陷害的老年“右派分子”為了用自己親身的經歷，揭露專制制度和個人崇拜對人民、對民族、對國家的危害，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幫助國家領導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進而推進政治改革，加快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 起初只是在北京的少數老年朋友間，為了互相介紹經歷，交流思想而打印一些小冊子。他們從不打廣告，免費贈送。想不到，這個小冊子卻不脛而走，如和煦的春風很快傳到祖國四面八方，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士讚許。即便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遭受當局打壓，讀者群卻更加擴大。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她的真理力量。於是我們明白：當局不是害怕這幾十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而是害怕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歷史真實的力量，是害怕他們說出的歷史真相，是害怕民眾的覺醒。 當局如今動用大量警力禁止茶敘會的召開，是很愚蠢的。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幾十位公民為了茶敘而聚會，是憲法賦予的神聖權利。當局剝奪公民的集會權利是違憲行為。違憲的行政機關或個人是理應受到法律追究的。政府不守法，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公民就可以彈劾。所以，政府剝奪公民的合法權利實際也是在毀掉自己的執政合法性根基。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往事微痕》是具有豐富閱歷、憂思天下、熱愛祖國的一些老人的交流文稿，是完全合乎憲法的公民權利。北京市當局污衊《往事微痕》是“非法出版物”。這種說法完全沒有法理根據。因為，下位法必須服從上位法；一切法規必須服從《憲法》。北京市當局拿不出符合《憲法》的法律文書，即便有什麼地方的規定，也是違憲的。所以，北京市的行為才是 “違法行為”、“違法行政”。應該認真追究其法律責任。 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說這不是北京的意思，是高層的意思。那我就要說這不會是中央的意思，即便這位處長所言確實有“來頭”，充其量也不過是某一位或二三位的意思，不會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意思。全世界都知道：胡錦濤總書記代表黨中央一再宣示：中國共產黨要率領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也一再宣稱“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 人民的尊嚴，首先，也是起碼的，必須是有自由的尊嚴。作為政府，既然自稱是民選的，並且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公僕”，那麼就應該老老實實尊重選舉你來做事的“主人”。若果真使老百姓有尊嚴，就要尊重公民的自由權利。連說話都受限制、連朋友聚會喝茶都受限制，還侈談什麼“尊嚴”？ 還要指出一點，不僅是公民的言論、聚會自由不被尊重，甚至連閱讀書籍也受限制，比如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先生口述的《改革歷程》就不准大陸的老百姓閱讀，一旦被文化、公安、海關等部門發現立即沒收。連一些當年遭受迫害的右派老人撰寫、經由國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紀實等，現在也封鎖起來。我本人就收藏有著名的右派老人和鳳鳴 女士撰寫的《經歷：我的一九五七年》和原新華社記者戴煌先生撰寫的《九死一生》兩本書，被當地公安人員從家中搜走，後由遼寧省新聞出版局以【遼鑒字[2009]34號】公文確認為“非法政治性出版物”予以沒收。連國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從新華書店購買的書，過到如今的年月，也會被認定為“非法政治性出版物”。真是天大的笑話。請大家看看，《憲法》被這些人糟蹋到何等地步！
毛澤東 先生曾經說過：“人們問，在我們國家裡，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那麼，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麼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91頁》
同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包括建國以來的歷史，當然也可以討論批評。允許人討論批評是自信的表現。假如處處事事封堵人民之口，處處事事設限，怎麼會被人看成是強大自信？ 北京市當局的所作所為，只能在世人面前展露一副心虛膽怯像。 2010—3—27於瀋陽家中 苦難經歷是寶貴財富 鐵流巨著《我所經歷的新中國》序 任彥芳 鐵流先生的長篇自傳巨著《我所經歷的新中國》一百多萬字，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風波萬里》，第三部《黑牢歲月》，第四部《冰山崩潰》，第五部《搏擊商海》。鐵流先生將他的第一部發給我，要我寫序；因他的書吸引了我，我欣然答應，寫寫我想說的話。 我與鐵流相知很早，卻相見恨晚。 半個世紀前，我還在北大讀書時，在那１９５７年不平常的春天，我便知道四川成都創辦的《星星》詩刊發了流沙河的《草木篇》，被定在大毒草，全國震動；之後，便有成都“流沙河等七君子右派集團”；這集團里便有一個成都日報的文藝編輯曉楓。之後，這人便從歷史中消失，我也從記憶中淡出。１９８９年我回到北京，便聽說有個名鐵流的人物，在北京搞文化策劃，十分活躍，聽人介紹這是個傳奇人物。近幾年來，在為五七之變中受難的人呼喊中，在難友們編輯印製的《往事微痕》裡又多次見到鐵流的名字，卻一直無緣相見，直到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的一次友人聚會上，才見到了他；他簡單的自我介紹，竟一下讓我聯起了半個世紀的記憶。原來那個七君子右派集團里的曉楓，便是這個漢子；他送我一本由香港出版的《走錯房間的右派精英》紀錄了他幾十年的坎坷經歷。他被打成右派是因為他寫的一篇小說《給團省委書記的信》；因為這篇八千多字的小說，他被關了２３年監獄，相當一個字被關押一天。１９８０年“改正”後，重操記者生涯，因不甘做“馴服工具”、扮演“奴才”與“妓女”的雙重腳色，１９８５年毅然“下海”闖蕩京城；９０年代被媒體稱為“策劃大師”、“公關第一人”；２００５年後，金盆洗手，重操舊業，玩起筆桿，成為“自由撰稿人”。 我們是同代人，他所經歷的一切，我都有所感；因為我也正要寫我的長篇自傳，故對他的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部書的寫作對我有啟示，也引發了我的一點思考，姑且寫出，與鐵流和朋友們交流。 苦難是一所學校，它對人的教育是最深刻的、寶貴的。鐵流在我上大學的時候，進入了苦難的煉獄，從這個學校里他學到了大學不可能學到的東西，所以他早早地覺醒了。而順利的經歷，是人所盼望的，誰不祝福人一帆風順呢？可這種順境，卻會讓你受不到磨鍊，你的覺醒就會晚，甚至總不能覺醒，昏沉沉地度過你的一生。而對於作家來說，這苦難便是最寶貴的財富。國家不幸詩人幸，就是這個意思吧。一個人只有深刻地體驗了人生，才可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這是被中外文學史所證明的真理。 世界上誰願遭到苦難不幸呢？哪個人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這是不隨個人意志轉移的生活現實。當你遇到苦難時，只要不被它壓倒，你便會得到財富，一筆最寶貴的財富。在經歷了巨大的苦難之後，在從非人的待遇中掙脫出來之後，曉楓變成了鐵流，他有了如鋼鐵的堅強，如江河般地流向大地，投入了為國為民的事業中，呼喊良知和正義。當年蘇聯有一部小說叫鐵流，我們曾將中國紅軍長征稱為鐵流二萬五千里；我面前的鐵流正進行他人生壯麗的長征。 鐵流是富有的。他因為下海成功，有了財產；這當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我非常同意鐵流的這個觀點：無財產即無人格、無財產即無自由。我們的知識分子，不少人有鐵流的思想，卻不能如鐵流那樣將思想寫出來，不敢發表自己的看法，沒有獨立的人格，不敢有自由的思想，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點便是沒有自己的財產。我們是從國家政權那裡拿着生活費，我們的生活存在仍是依附於權力；你不能得罪權力，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你所依附的權力，你還能活下去嗎？這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我們不可不保護這個賴以生存的皮啊。不能不聽從這個權力的意志，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一個沒有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便失去了知識分子的價值，只能當奴才。鐵流因為有了自己的財富，他便有了自由，有了人格，他要說自己想說的真話，寫自己真實的生活，沒有國內出版社敢於出他的書，他可以在大陸外的地方出版，他可以自己印製。他有了自由表達思想的自由。 鐵流是富有的。更因為他的苦難的經歷，這是人生更寶貴的財富。沒有這苦難的經歷，他不可能有如此深刻地對人生的體驗，對歷史和現實的清醒的深刻地思考。世界上所有的大作家都是深刻體驗了人生的人，是有深刻思想的人。我國當前的一些作品，之所以沒有深度，就是因為對人生的體驗不深。讀了鐵流的作品，你會感到是如此地真實，深厚；原因就是他的生活大樹植在深深的泥土之中。 《我所經歷的新中國》，是鐵流人生的自傳，寫的是他真實的一生。真實是文學的生命，但做到真實並不是容易的事。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的標誌，我認為有兩點，一是不忘記歷史，敢於真實地寫出歷史的真實情況；二是對歷史的反思，敢於總結歷史的教訓。一個忘記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個千方百計讓人遺忘歷史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此時，我想起了聯邦德國的總理勃蘭特。1970年的一個寒冷的冬日，剛剛上任的他，來到波蘭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二戰中，波蘭有250萬猶太人在集中營里受盡折磨後死去；寒風中，勃蘭特向死難者的墓碑走去，在全世界人民的注視下，這位在二戰中反納粹的鬥士，在墓碑前跪倒在地。他是替所有應該跪下而沒有跪下的人跪下了！當時人們評論說，跪下去的是一個總理，站起來的是整個德意志。教育部將德國法西斯暴行，寫在歷史的教科書裡，讓下一代永遠記住，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德意志聯邦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從而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一個不想讓人民知道真實歷史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國家。不是有的國家至今還在為他們的侵略戰爭辯護嗎？ 我們國家也是一樣，新中國六十年來，經歷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將五十五萬知識精英打入另冊，接着便是在１９５９年開始的反右傾，將多少萬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讓黨內外沒有了不同的聲音，這才出現了三年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萬百姓的大悲劇；到了文革，有近一億人受害，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後來的權力繼承者，不應為這些慘死的人民下跪懺悔，進行歷史反思嗎？然而可悲可怕的是不讓人們提起這歷史，只許歌功頌德，不能揭示真相。不揭示真相，便不能探求真理，沒有科學的歷史觀，便沒有科學的發展觀。這應成為政治家的常識。我們的國內出版社，竟不能出這些揭示真相的書，將反右、文革等視為禁區；這些宣傳出版部門，實在是在害我們國家，害我們民族。但是真相是不能掩蓋的，真理的聲音總要發出來。做為國民，每個經歷過新中國歷史的人，都應寫出自己的經歷，大家都寫出來的經歷，綜合起來，便成了一個國家真實的歷史，這是有着重大意義的事情，這是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之舉。 這就是鐵流的《我經歷的新中國》的偉大意義所在。這部書的特點是真實。寫真實是需要勇氣的。他敢於揭示歷史真相，把他經歷的一切如實寫出來，沒有勇氣是不能的。而讓我最欽佩的是鐵流先生對自己靈魂的勇敢的解剖。他將當時做每個事時的真實思想揭示了出來，這是最難得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嚴於解剖自己，便是中華民族的反思，這才是這部書的最有價值的地方。魯迅先生之所以成為偉大的作家，就是因為他不僅勇於解剖社會，也更嚴於解剖自己。讀了鐵流的這部作品，我感到這是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鐵流這樣有價值的書，我們國內出版社是應正式出版的。如果這樣的書今天仍不能出版，便是中國出版界的悲哀；如果這部寫新中國歷史真相的書能夠出版，則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日於北京 請記住1957 朱忠康 刻骨銘心的記憶，難以抹去，即使謊言重複過千遍萬遍。因為，那是共和國恥辱，歲月銷蝕的痕跡，無法擦掉，哪怕腥風血雨，攪拌成絢麗色彩，因為，那是民族的災難，天安門上的“偉大”放縱了無法無天的罪孽。白骨堆上的“豐碑”，千千萬萬冤魂在哭泣，無論思想被阻截，聲波被裁斷，民主被屏蔽，自由被封殺；無論，史實被顛倒篡改，真相被埋入地下，理想被專制制止，追求被瘋狂追打；高懸的黑手，能一手遮天，溥天的黨土，能橫行天下。但是，1957鋼鐵烙印，永遠烙在，三百萬人的心裡，那場，震撼大地的風雷，曾經，劃破迷茫中的長夜，——把歷史書寫，中華兒女中，一群思維精英，發出了撼人心肺的，吶喊，在春寒料峭時刻，渴望對早春的，祈盼，她像春雷，要把“五四”精神召回，她像春雨，把專制撕裂的土地灌溉 突然，在紅色祭壇上，出現裝神弄鬼的巫妖，在和風細雨的魔咒中，喚來了暴風驟雨，滅頂之災，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該用哪種標尺衡量，難道，當時的弄潮兒，思想穿越得太超太前，步幅邁得，太大太遠，其實，那是當權者的標準，當統治者承襲，幾千年帝王的衣缽，就用奴隸主的皮尺測量，民主思想的容積，用槍桿子作庹，作為循規蹈矩標準。當統治者披上現代偽裝，用斯大林旋風，橫掃人權的渴望，用希特勒圓軌圈起畫地為牢小間， 於是，中國產生了亙古未有的暴君，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只有獨裁者發號施令，全民族變得鴉雀無聲，就這樣1957。穿越歷史的軌跡，接踵而至的是連綿不斷的災難，還有一場接着一場的 歷史大倒退，精神瘋狂，文明扼殺，生靈塗炭，地球傾斜，中國人每天駕着着了魔的破牛車，在貧瘠土地上倒轉耕作，周而復始地干着相同的蠢事——折騰和自殘，億萬民眾，在刀叢里穿行， 在彈雨下衝撞，在無形皮鞭下生活，在恐怖陰霾下掙扎，此時也是，魑魅魍魎得意忘形，逞狂獰笑的時刻。 曾作為恩賜給農民的，土地，在集體化名義下被剝奪，曾許諾給予保護的財產，在公有制下掠為已有。曾大言不慚要把錯誤和失策，重新拉回到，正確的路上，結果演變成一場勝過一場，人間悲劇的漩渦。中國人，不但向自己，向同類，挑戰鬥爭，還要，戰天鬥地，向大自然開戰，貪婪的欲望，想把地球壓扁，狂妄的野心，要把海水榨乾，在千瘡百孔的土地上，布滿了，萬戶蕭疏的村莊，在污染包圍下的山水，像一窮二白中國人的，醜陋，難道世界進入了，末日倒計時，難道人類進入了，返祖期，又要回到食人生番的原始公社。 今天，人們高歌勝利，遮掩往日的呻吟，人們歡呼輝煌，洗去往日的罪惡，但是，輝煌，代替不了過去的，蒼涼，富裕，代替不了過去的，貧瘠，和諧，代替不了過去的，殘暴，歌聲，代替不了過去的，飢餓，今天的歷史，只不過，昨天的延伸，今天的繁榮，是昨天沉重代價的，堆積，當我們揭開，輝煌幕簾的，一角才發現它的後面，布滿着軍警憲特和坦克，更有那無數的鷹犬，潛伏和隱藏，而歡慶的歌聲，不過是，警報器和喉舌筒的混合。可見，極權下的繁榮，並非幸福安寧，專制下的富裕，只會滋生貪官和腐敗，高壓下的和諧，充滿人人自危的感覺，因為，高懸着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隨地會砸在頭上，小民的上訪，被驅趕關押；弱勢者，討回公道的行動，被勒令圍剿；向震災豆腐渣工程，表達的憤怒，會遭到打壓和阻撓；記者對敏感事件的採訪，迎來的是，抗暴警察的施暴；民運人士的一份——《零八憲章》，嚇得統治者面如土色，牢門隨即打開，1957發生的專制獨裁，又再度重現，當統治者向全世界，拍胸宣誓，要在中國構建“法制”與“和諧”，卻又在受傷者的心靈，再製造傷口，把仇恨，又凝聚在上膛的槍上，時時刻刻地警惕着，仿佛五七老朽們會死而復活，用雙手推開棺蓋，把專制魔王的寶座，掀翻，這就是六十年後，今天的中國，這就是統治者，要徹底改革和轉變的許諾。 一個民族的覺醒，不能靠謊言遮蓋，一個國家的進步，不能靠鴕鳥腦袋的思索，中國要融入世界，中國要與潮流合步，第一步 要為1957，徹底反省和糾錯，許多事實證明，當年的統治者，何等愚盲，又是何等的霸道，當他們瘋狂駕着，歷史的倒車，沿着崩潰的軌跡急馳，還在念念不忘，“四個偉大”的正確，但是 實踐，做了否定的回答，今天，經濟上的成就，恰恰證明，只要偏離他們指引的方向，正確就會增加一分，時代就會前進一步，社會就會好轉一些，生活就會改善一點，夢寐以求，就會拉近距離，所有的這一切，只不過五十年前，五七志士們逆耳忠言的建言，成為今天，顛撲不破的真理，曾被當作“毒草”剷除，造福人類的改革，曾被當作“罪行”囚禁，五十年前對被告的 “控告”，證明這是對法律的嘲笑，檔案中記錄的，“罪證”，反證了專制主義的殘暴，今天，統治者把國家榮譽，建立在受難者身上，在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幌子下，維持着專制獨裁者的，意志，他們，玩弄着數字遊戲，把“零”的突破，說成反右正確和必要，又用流氓手法，把個別的結論，換取世界謊言史的奇蹟 於是，一條“擴大化”的尾巴，拖在1957後面，從此，強姦民意褻瀆真理，在陽光下，昭然若揭，他們寧可，讓貪官污吏撐破腰包，也不給弱勢者，一分一厘補償，當國庫金庫，堆滿外匯和金條，吝嗇的是微不足道的，施捨，為了討回公道，為了獲得無條件的賠償，讓當權者記住教訓，讓統治者清醒頭腦，五七老人向國家申訴，對罪魁提出控告，他們不是跪下叩求，也不是伸手乞討，這是堂堂正正的公民行為，這是良知被喚醒時的選擇，現在的當政者，自稱繼承前任的遺志，卻不敢承擔前任的，罪責，迴避歷史，推卸責任，才可坐穩他們的寶座 不必抱太多幻想，不必寄過多奢望，沉默和拒絕，這是當權者接待的，最低規格，強暴和打壓，才是專制者，專利和本色，為了維持，一貫正確和偉大，他們在等待着一個時刻，希望這一代人。都化作塵土，從人間蒸發，當子子孫孫都變成失聰的白痴，那時，血污的旗幟早已褪色，玻璃棺材中腐軀借屍還魂再顯輝煌。皇帝的新衣接着連續上場，於是，1949——1989變成一塵未染的白紙一張，沒有污泥濁水，沒有血光禍患，全民生活在世外桃源，平靜而又安詳，而公僕們更像是水晶般一樣純潔透亮，他們，又將是一貫的正確偉大。於是，往事從未發生真實只是虛幻，如果真的是這樣，世界將會怎樣，可能南極冰塊會熔化，喜馬拉雅會倒塌，歐亞大陸會散架，時光隧道會退到，二千多年前的奴隸封建皇朝，那時，什麼都會發生，母雞會打鳴，公雞會下蛋，太陽西邊出，鴨子飛上天，但是，歷史會永遠記住：957人們仍會記得1957! 中國最小右派李曰垓同志永垂不朽 鐵 流 “永垂不朽”這四個字幾千幾百年來成了祭奠王公貴族的專用名詞，平民百姓是設有權利享用這四個字的，作為20世紀毛澤東一手斬殺的57“賤民”，面對不公不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更沒有資格的，本人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李曰垓十六歲被當權者強行打成右派，居獄整整二十餘年，他到底犯了何罪？僅僅是他目睹了毛澤東走卒在雲南昭通的特權階級為霸占人妻而一手殺害人夫的滔天罪行，對方為了滅口，借用毛澤東坑殺知識分子的“反右鬥爭”而陷害羅織於他。作為李曰垓一代的我們，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因為響應中共“整風鳴放”號召反對當權者獨裁專橫而成為犧牲品。只是那時我們年輕幼稚還認識不到當權者的獨裁專橫，其實質是社會主義體制的獨裁專橫。這個獨裁專橫的體制不解決，中國社會永遠沒有公平公正公義可言，作為共和國的公民的人生自由與尊嚴就永遠沒有保證和。為此，凡是因生前反對毛澤東獨裁暴政而受迫害打壓的一切善良人們在他們謝世時都應該永垂不朽！ 仇恨獨裁的聖女林昭永垂不朽！ 反抗暴政的張志新烈士永垂不朽！ 反對血統論的遇羅克同志永垂不朽！ 最早喊出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而被殺馮元春同志永垂不朽！ 率先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被殺的周居正、楊應森同志永垂不朽！ 為反右維權抗爭而吶喊英年早逝的李曰垓同志一樣永垂不朽！ 我們為李曰垓同志立碑，我們為李曰垓同志寫傳，無論碑和傳都是四個字：永垂不朽！！！
李曰垓治喪委員會第一號公告 我們懷着無比沉痛的心情，向全國各地五七難友哀告：在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十六歲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無產階級專政”監獄折磨長達二十二年，出獄後又為要求徹底平反“反右鬥爭”冤案、發還被無理剋扣的工資和賠償精神損失，而苦苦掙扎了三十二年的昭通五七人李曰垓先生因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七點五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周歲。為了緬懷和追思李曰垓，經各方協商特組成李曰垓治喪委員會，現將名單公布於（排名不分先後）：
名 譽 主 任: 杜 光 主 任：鐵 流 常務副主任：吳之伯 副 主 任： 趙正榮、余永慶、何浩振、李昌玉、蔣文揚、侯永年、董克讓、彭慕陶、蔣綏民 委 員： 燕遯符、博繩武、紀增善、李家揆、趙維光、魏光鄴、李 斌、李運禹、李少凱、胡開雲、范家彬、賀振富、傅家洪、程燐元 、戴開訓、彭海鈞、劉成端、龔學珍、孔德亮、郭雲谷、歐陽興科、鐵朝清、孫金鐸 李曰垓治喪委員會第二號公告 四月二十八日十五時，治喪委員會和李曰垓同志家屬及親朋好友近百人、在莊嚴、肅穆、淒切、悲痛的氛圍中為曰垓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悼念儀式由副主任余永慶同志擔任司儀，副主任趙正榮同志主持並宣布儀式開始後，全體肅立、默哀、並向曰垓遺體三鞠躬。行禮畢、治喪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吳之伯同志，代表治喪委員會致詞，其後由治喪委員會委員胡開雲同志代表治喪委員會致悼詞，隨後由副主任余永慶同志宣讀各地五七難友發來的唁電，最後是李曰垓同志的夫人和兒子致答詞，她（他）在講話中除感謝五七人治喪委員會和親朋好友們對曰垓及其親屬的深情厚意外、表示要繼承曰垓遺志、把曰垓同志的未盡事業繼續進行到底！最後、追悼會儀式在哀樂聲中圓滿結束。
治喪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吳之伯同志致詞
各位來賓、親朋好友、各位五七難友： 在這裡召開弔唁李曰垓同志的追悼會。沒想到那麼突然，如晴天霹靂一樣，僅僅幾分種，就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可愛可敬的戰友和兄弟。他不僅是我們昭通、雲南、揭毛批毛的先鋒戰士！在全國也是一名頗有名氣的為爭取民主憲政、反對獨裁專制的勇士！我們要學習他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學習他不畏強暴、不卑不亢、不受利誘、不怕打壓的勇敢精神！學習他忌惡如仇、追求真理、勇往直前的抗爭精神！他是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十六歲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監獄裡受壓二十一年。改正後他為右派和其他受害者鳴冤叫屈，向中央寫了幾十篇訴求，要求發還我們這批受害者在冤獄中被剋扣的工資和精神損失賠償；他還寫下了幾十萬字批毛文章，揭露批判了毛澤東時代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殘暴罪行；直到毛死後的三十三年間、他依然對毛的陰魂及其追隨者給予了充分的揭露和鬥爭。今天我們悼念曰垓同志、就是要學習他的這些精神。我們要團結起來，繼承他的遺志，化悲痛為力量，繼續訴求，繼續批毛，繼續抗爭，為爭取早日徹底平反，早日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而奮鬥。只有這樣才能安慰曰垓在天之靈。 2010年4月28日 治喪委員會委員胡開雲代表治喪委員會 致悼詞
時維2010年歲在庚寅，暮春三月十五陽曆四月二十八日。昭通所有“57”老人協同亡者家屬及親朋至友。謹備幾香祭品，葡泉釀醇，胸佩素馨，肅立靜穆。禮雖微而不恭，聊表我“57”人患難連心，命運同體之深情。乃悼於新亡“57”難友李曰垓之靈前而哀悼以文曰： 嗚乎！曰垓難友，忽報夭亡。“57”老人如驚霹靂，倍感神傷。親朋至友，淚滿襟袖，友情綿綿怎能忘。遺孀素美，夫妻義重情更長。思往昔同甘共若嚥糟糠，撫兒育女艱苦嘗。同渡苦海搏惡浪，共歷人世幾滄桑。世情險惡恨豺狼，才見花明和柳暗，又誰知未亡人攜兒提女哭斷腸。芳魂緲緲在何方，從今後，要見你，除非南柯一夢會李郎。悲聲迴蕩黃泉路，淚雨泛漲奈何江。情切切，君勿忘，願你一路走好早日赴仙鄉。
嗚乎！雲山蒼蒼，逝水洋洋，曰垓品學，兼優無雙。十四修完初中課，十五就業別老娘。勤業盡職有志向，立志為國頂大梁。只因一付聰明相，獨立思考氣昂揚，更兼親見狼吞羊，怕當被告狼發狂，因此上獨裁暴政容不得，打入另冊壓農場。絞肉機，軋得嘎嘎響，煉鋼爐熊熊映山岡。鐵漢英雄皆難躲，縱躲過，也是九殘和九傷。曰垓為人不尋常，不隨世俗志如鋼。煉獄煉志煉學問，懸梁刺股研典章。攻下大專文史哲，火浴鳳凰飛高牆。曾家淑女眼力強，生死與共情兩廂。惹惱獄吏劃銀河，要隔情人各一方。君是特殊材料鑄就的金鋼體，曾是《遊園驚夢》裡多情堅貞的杜麗娘。兩人同心又同體，終於衝出鐵柵和高牆。自由世界舞彩蝶，雙宿雙飛任翱翔。 嗚乎！人世滄桑恨無常，芳魂一縷緲茫茫。恨蒼天無眼，摘去我“57”人的好兄弟，曰垓的一雙智手勝過常人的手十雙。恨蒼天無情摧殘我民主呼號中的好勇士，從今後憑誰挺身而出一肩扛。從今後，再不見你侃侃而談的從容態，從今後又靠誰撰寫批毛評毛的妙文章。風蕭蕭，霧茫茫，春雨綿綿淚千行。白雲無聲水不淌，君若有靈，請聽老友說衷腸：你要走好黃泉路，望鄉台上莫悲傷。日後評毛有進展，定把信息告冥鄉。君若有知享蒸嘗，請受老友酒一觴。請君地下早安息，名同日月永留芳。嗚乎哀哉，伏維尚饗。 昭通全體“57”人叩哀 2010年4月27日
《往事微痕》唁電： 往事微痕》全體義工，驚聞難友李曰垓先生於今晨（2010年4月26日 ）7點55分突然逝世，我們感到萬分的悲痛和難受！
李曰垓十六歲即被打成右派，是全國最小的右派，一個未成年的右派。他被劃為右派無任何“反黨”言論，僅因目睹當時昭通當權者強占人妻，殺害其夫一事。當權者為滅口封言，強行將機要員李曰垓劃成右派送進監獄。他在蒙冤二十餘年中從不氣餒，自學完大學全部課程，後深蒙胡耀邦總書記的關懷，於1978年末最先得到“改正”，不久即聘為雲南昭通地區師專校長。在任職期間工作成續卓越，受到師生們的好評。 80年初公安部所編寫出版的沉冤錄《春風化雨》一書，稱他是“一棵壓在石頭下的小草”。是的，蒙冤受難的“右派分子”都是“一棵壓在石頭下的小草”，這個“石頭”就是毛澤東獨裁專制主義，好不容易被胡耀邦、趙紫陽等一代開明的中共領導人搬開了。可是好景不長，1989年隨着鎮壓學生運動的“64”槍聲，中國政治全面左轉，我們罹難的倖存賤民，再次成為“壓在石頭下的小草”！ 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為了國家民族的繁榮昌盛，絕不允許極左的毛派勢力捲土重來，全國右派老人不斷向“胡溫新政”上書，要求開放言禁，認真總結歷史教訓，徹底否定“反右鬥爭”，發還國家拖欠二十餘年的工資，向受害人賠禮道歉！ 右派維權風起雲湧，李曰垓難友是走在前面的一個人。他是昭通的旗幟，雲南的旗幟，不，全國的旗幟！為了聲討毛澤東倒行逆施的暴政，為了反對專制獨裁，近年來他寫了不少有影響的雄文，其中《反右派半世紀祭》、《關於“反右”歷史欠賬的法理認定和解決》、《噩夢醒了嗎？-滇東北三個右派集中營滴血尋蹤》等數十篇。就在他謝世前的昨天晚上（2010、4、25日），他還向《往事微痕》發來新寫的兩篇文章《謝富治宗派在滇東北欠下了什麼債？》、《言塞湖疏浚》，並在電話中一再向鐵流表示：不怕打壓，一定要勇敢地站出來堅持右派的維權鬥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言在耳，聲有音，想不到10個小時後竟然與世長辭！據統計，目前全國倖存的右派不足五萬人，全都是“風前燭，瓦上霜”的老人，說不定今天走或明天走，可我們的真誠希望，正當要求，千次上書，萬次吶喊，中共當局仍昧良心天理不予理睬，相反監控施壓不斷打擊，請問還有一點起碼的人性和人道嗎？
李曰垓難友的謝世，是我們右派維權隊伍的巨大損失，我們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把他生前抗爭的希望變成現實！我們有什麼怕的？又怕什麼？轉眼就要辭世的人了，難道還把痛苦與不幸帶到另一個世界去嗎？ 我們《往事微痕》全體義工特向李曰垓遺孀曾樹美致意，希望節哀保重身體，繼續堅持賠索。為了表示我們沉重的哀悼，特通過銀行匯來儀禮4200元，計有博繩武1000元、蔣綏民1000元、鐵流1000元、燕豚符500元、紀增善500元、李家騤200元。願他在天之靈保佑我們抗爭早日有所收穫！！！ 2010年4月26日 20點於北京
全國各地唁電 北京方剛： 網上已驚悉李曰垓先生噩信。請轉達我對李 先生英年早逝無比 衰痛之情及對家屬慰問之意。我八十一歲了，我只能按自己的條件盡力為之，將應做之事進行到底。
湖南衡五七二代冰眉: 與李曰賅先生雖不曾相識，但讀過一點李 先生激盪着真情正氣的文字，感佩之！
那個世界應該沒有剝奪16歲少年青春歲月的強權、欺詐和陰謀。李曰賅先生安息！家屬節哀！ 天津難友：王亘堅、張 甡 驚悉難友李曰垓先生逝世深感悲痛，謹此向李曰該 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並望家屬節哀保重。
雲南昆明市曰垓生前友好：張海波 李澤衡 董克讓 王煒凌、姜克丁 李相東 楊之祿 李蔭祥 朱 勵 驚聞曰垓 先生於今晨7點55分走完了他剛正執着、勤奮堅強、不懈追求真理的一生，我們感到無比的哀惋和悲傷！藉此，僅對曰垓先生的突然逝世表示我們沉痛的哀悼，並對曰垓夫人曾樹美及子女們致以誠摯的慰問。 曰垓先生坎坷辛酸的蒙冤經歷和百折不撓的抗暴精神，將永遠留在難友及一切善良人們的記憶之中；他的崇高品格，足以使他的家屬子女們感到驕傲和自豪；他的文章，更將作為全國五七難友們維權索賠奮爭中不可多得的珍貴財富而與世長存！曰垓雖然未能看到五七寃案徹底昭雪的一天，但他終身為之無私奮鬥的精神，定將激勵五七難友及後人們繼續努力，把已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曰垓，安息吧！ 為了表示我們沉痛哀悼的心情，特匯來奠儀3800元（其中：張海波500元、李澤衡500元、董克讓500元、王煒凌500元、姜克丁300元、李相東300元、楊之祿500元、李蔭祥500元、朱勵200元），聊補安葬之需，望樹美及子女們珍重，節哀。 2010年4月26日
雲南省紅河市: 李運禹 蘇 瑛 張興發 周永華 陳叢林 吳昌春 趙維光 姚孔亮 劉孟懿 馬懷林 王忠福 張 庸 鄭 興 熊恭年 李和芳 付世清 羅 福 金保昌 李兆祺 阮鴻元 李 斌 樹美弟妹並曰垓所有親屬： 驚悉我們的好兄弟、“五七人”中最值得信賴、最值得尊敬、最俱睿智思想和獨到見解的曰垓猝然逝世，我們悲痛萬分，大有天塌地陷、萬物皆空之感！此種心情無法言表，唯以此唁電寄託我們的沉痛哀思，並衷心希望曰垓親屬節哀順變！ 曰垓永垂不朽！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李曰垓生前好友：魏光鄴 楊天胤、吳明春 邵正祥、王華彩 趙漢科、喻 民 陳國惠 驚悉曰垓五七老友不幸仙逝，致以沉痛的哀悼！謹向曰垓夫人、孩子們表示深切的慰問！並望節哀！ 曰垓老友，安息吧！ 山東維坊陳奉孝：
保山林蕙清：
發來唁電已收到∶十分難過！李曰垓的辭世，的確是我們右派維權隊伍的巨大損失，我們右派隊伍－天天的在縮小，都是風前燭瓦上霜的高令老人，我們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繼續抗爭決不退縮，把抗爭變為現實，以慰藉亡友李曰垓在天之靈，才不愧對亡人。 四川成都黃一龍： 挽向李曰垓同 志致哀！“右派”即使死絕，“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永在。 甘肅趙旭 ： 驚 悉李曰垓老師於2010年4月26日7點55分 突然逝世，我和我的家人表示沉痛哀悼！李曰垓老師是全國最小右派，他在逆境中發憤學習，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和民主自由的忘我奮鬥精神永遠感召着我們！向李曰垓老師的親屬表示慰問，並請節哀。
杭州葉光庭： 曰埃難友是一位十分有才華的人，他 在極端險惡的逆境中自學成才的經歷，其本身就是一部傳奇。在哀悼他的逝世的時候，讓我們繼承他的鬥爭精神，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而努力！ 東北瀋陽老難友 楊崇誠、姜萬里、黃志忠： 李曰垓 先生治喪委員會，並請轉曰垓先生遺孀 曾樹美女士及其子女：
驚聞曰垓先生突然辭世，我們遠在東北的難友們萬分悲痛和惋惜。 我們對曰垓先生的認識是在近年來不斷掀起高潮的受害右派維權抗爭中。全中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少男女，都承認真誠、善良是人性的美德，是維繫社會安寧、推動進步的精神動力。因此，所有有良知的人士都認定1957年毛澤東玩弄陰謀詭計打擊陷害廣大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是政治暴行，是對歷史潮流的反動。 曰垓先生是最早覺醒，最堅決抗爭的勇士。他廣著雄文揭露批判毛澤東極左路線的罪惡，高聲吶喊率領眾難友抗爭維權。他人品高尚，令我們欽敬。 雖然曰垓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更加有力地鼓舞着眾多為推進中國民主憲政事業的同志們。我們將繼承他的遺志，堅持奮鬥，實現他未竟的遺願，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向曰垓 先生致敬！
望樹美女士節哀！ 四川雅安熊習禮： 今天中午，彭慕陶兄來電話言李曰垓昨晨辭世，聞此噩耗令人神志恍惚，茫然不知所措，心痛難忍，慕陶兄已受成都地區委託對李夫人發去唁電 及吊儀，今晚我已經同李曰垓弟的女兒通了電話，致以慰問。 《往事微痕》易工先生：挽李曰垓弟；你的理想、智慧、情操、毅力、品德、對自由、民主、社會進步的執着追求的精神將永留人間，無愧於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漢青。 西班牙馬德里黃河清： 挽李曰垓 讀《新世紀》網站，驚悉全國最小右派李曰垓先生遽逝，敬集李詞句以挽之。 風烈長空，魚驚春汛，一九五七最小右派十六歲； 2010、4、27於馬德里 註： 李聆劉天華《良宵》名曲，依樂填詞，可窺其品其學。淚眼問梅花：寒夜裡可曾夢朝霞？啊，瑞雪輕霜瀟瀟下，風裂長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撫劍長咨嗟，萬千心事惜年華！何屑彈鋏，有心試馬。惟見雲兒迢迢、星兒寥寥、風兒淒淒、景兒寂寂，遙想倦鳥依林，遊子念家。 盈盈仙子隱約雲紗，曾記別時清淚飛灑；想分飛後，怎禁那霜欺雪壓？聽吶聽吶，小笛兒搖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發，宛如笑語情話，滿眼盪玉飄花。人憐溫馨、魚驚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風 光在眼，搖曳煙霞。問那春風春雨春月春花待幾時重回天涯？ 感 謝 信
尊敬的五七難友、大哥大姐： 您們好！ 感謝您們在曰垓去世後及時發來的飽含深情厚意的唁電和奠儀，它極大的溫暖了我這顆受傷的心、使我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並產生了振作起來的力量。說實話，在沒有任何先兆，因此我們一家人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曰垓的突然逝世，猶如晴天霹靂一般，猝不及防，把我的頭腦一下子擊昏了、麻木了，我沒有眼淚也不知道悲傷，直到＇鐵流、李昌玉、彭慕陶、董克讓、魏光鄴、李斌、趙維光等各位老師，和昭通各位大哥大姐親切關懷的聲音傳來時，我才哭出聲來。俗話說“人走茶涼”，可是，在李曰垓逝世後，您們並沒有忘記我們孤兒寡母，仍然一如既往無微不至的關懷，這不能不使我為之感動，為此，我要再次對您們說一聲謝謝！ 曰垓走了，他走得那麼寧靜，那麼安祥！遺憾的是他幾十年為之不懈奮鬥的事業還沒有實現，還有許多事惰沒有做完，就撒手告別了人世，卻把這些任務留給了各位五七難友、大哥大姐們。為此，我特別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心惰愉快、注意健康、保重身體！並祝您們
晚年生活幸福快樂！全家安康！ 末了，在這裡引用順治皇帝的兩首詩作為結束語： 來時歡喜去時悲， 空在人間走一回； 不如不來也不去， 也無歡喜也無悲。 未曾生我誰是我， 生我之時我是誰； 長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朦朧又是誰。 曾樹美 2010-05-04
重溫昔日夢 痛悼李曰垓 董克讓 2010年4月26日 上午9點多鐘，正在病床上輸液的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年逾8旬的五七難友昭通范家彬老中醫打來的。他以悽愴悲涼、嗚咽抖顫的語調對我說：“告訴你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曰垓走了……”。這消息有如晴天霹靂一般擊懵了我，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那個知識廣博、才思敏捷、精力充沛、拖不垮、累不壞、妒惡如仇、愛憎分明、心直口快、永遠保持着超強自信心和生命力的李曰垓，留給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我不相信他就會死，更不相信他會死在現在，除非有人要下毒手暗中加害於他。
然而，無情的現實就象窗外那陣久旱突來的驟雨一樣，在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把我心頭僅存的一點點希望之火，一下子澆滅個乾乾淨淨,使我不得不承認他真的走了，而他的音容笑貌卻更加清晰地閃耀在我面前……。 我認識曰垓，是從他的名著《噩夢醒了嗎？》開始的。 三年前的一天，由於一位難友的推薦，使我有幸能夠讀到它。我是含淚讀完這個打印本的。而我的老伴則是邊看邊揩眼淚，以致把兩個眼眶都搽紅了。書中所寫的一樁樁血案，以及他本人的遭遇，又把我拉回那陰森恐怖的21年人間地獄，去重溫那段血雨腥風的人鬼生涯。其中尤以《草菅人命歲月中的三個孩子》、《一條人命值不得一兩包穀面》等節，尤其令人悲憤難抑。而《全國最小的右派答相距萬里的友人》一節，則以對話方式來訴說作者的悲慘遭遇，更是別開生面，獨具一格。它不僅無情地揭開了作者橫遭“殺人滅口”的幕後真象，而且生動地再現了李曰垓這棵“小草”，是怎樣在“大石板”下奮鬥不息，抗爭不止，終於掀翻那塊重如泰山的“石板”，茁壯成長為參天大樹的艱苦歷程，讀後除了深受感動之外，又平添了一份由衷的敬佩。而對話中提到的那位曾經作為“黨的基本群眾”外加生產隊長之女的曾樹美姑娘，有誰又能想到她的一家，居然也成了“斯大林加秦始皇體制”的犧牲品。這又進一步揭示出這個體制的極端殘忍性——當它認為你對它的獨裁統治不是那麼馴服時，那怕你是它的生身父母，也是難逃噩運的。而當讀到小曾對曰垓的一片痴情和無私奉獻時，更使我從這位非凡女性的身上看到了一束耀眼的人性光輝，以及在暴政威壓下敢於說不、勇於抗爭的叛逆精神，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 而曰垓在獄中按劉天華《良宵》音樂形象依其樂句而填寫的那首詞，更是韻律和協，格調高雅，意境深邃，情詞俱佳：描寫眼前淒涼景象時纏綿悱惻，幽怨婉約；而堅強的自信心又促使他充分相信冤案終有平反之日，並從中看到了一線希望時，又轉而靈動飄逸，跳躍歡暢；而當思緒重新返回到冷峻嚴酷的現實時，他又不得不馬上平靜下來，最後只好用那句既有惆悵迷惘又有光明期盼、矛盾心情溢於言表的提問——“問那春風春雨春月春花待幾時重回天涯”作結，給人留下無盡的遐想。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整個詞章全部採用“比”的手法，通過具體的“物象”和“事象”，把作者的“意象”（心聲）含蓄地“隱”於其中，令人讀後回味無窮。 由於此詞充分展現了曰垓深厚的詩詞創作功力、豐富善良的思想感情和玉潔冰清的道德情懷，因再轉錄如下，供尚未讀過原文的朋友們一同欣賞： 淚眼問梅花：寒夜裡可曾夢朝霞？啊，瑞雪輕霜瀟瀟下，風裂長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撫劍長咨嗟，萬千心事惜年華！何屑彈鋏，有心試馬。惟見雲兒迢迢、星兒寥寥、風兒淒淒、景兒寂寂，遙想倦鳥依林，遊子念家。盈盈仙子隱約雲紗，曾記別時清淚飛灑；想分飛後，怎禁那霜欺雪壓？聽吶聽吶，小笛兒搖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發，宛如笑語情話，滿眼盪玉飄花。人憐溫馨、魚驚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風光在眼，搖曳煙霞。問那春風春雨春月春花待幾時重回天涯？ 然而《噩夢醒了嗎？》的價值並非僅限於此，它的真正價值還在於曰垓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反覆認真的核實，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後，把昭通地區的“反右”過程放到全省、全國的大環境下，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研究，從理論上對全國、全省和昭通地區的“反右”運動的幾個本質問題，理直氣壯地給出了客觀公允的定性回答： 一、關於“反右”運動的性質。李曰垓斬釘截鐵地說：“反右這場人禍是一起國家犯罪,也就是說,犯罪者用國家機器來作案,大規模誣陷和殘害公民,從而把中華民族隔絕於人類主流文明之外。”請注意，他所說的“大規模誣陷和殘害公民”，與一般論者說的“迫害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是有區別的。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論斷，是依據昭通地區在整個“反右”過程中，除了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外，還打出反黨集團4個,反黨分子、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階級報復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種帽子各種罪名的受害者1300多人，超過“右派”一倍以上，所以他說：“這就是廣義的右派”。 由小見大，於是得出這條論斷，真是慧眼獨具，令人嘆服。 二、關於“反右”運動的根源。李曰垓分析認為：“原生態的史實清楚說明，反右乃是一個跨越半世紀時空的系統工程，是暴力社會主義這個制度本身註定要採取的外在形式。並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風惡浪浸黑了這個政權，而是暴力政治體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運動。”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從蘇聯學來的，“而第一人口大國的苦難中國‘以俄為師’,學到的是兩點,一是建政七年完成了政治資源壟斷,經濟資源壟斷,文化資源壟斷,構建了斯大林模式執政實體；第二是取得政權後就立即堵斷民主革命進程,用事實表明原有的一切民主承諾純屬騙局,要公開召回秦始皇亡靈,辦法就是製造‘反右派’大型文字獄”。這種論斷言簡意賅，也充分展示了他的真知灼見和論辯功力。 三、關於雲南“反右”運動的特點。李曰垓研究歷史後認為，雲南具有光榮的歷史傳統，曾經發動過1911年辛亥重九起義和1915年護國首義，民主思潮積澱厚實。抗戰爆發後，隨着西南聯大南遷，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知識分子大量入滇，又造就了大量具有民主意識的青年革命者，“以這批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為基幹，在時代風雲中形成了14萬多人的邊縱隊伍，他們在三省大地創造了輝煌，提供渡江後南方進軍中‘勢如破竹’的勝利局面，但他們與30年代江西殘殺AB團的恐怖教育和40年代延安搶救運動的奴化訓練格格不入，因此在決心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體制的人看來，雲南地下黨邊縱幹部屬於卸磨殺驢的對象，消化淘汰的異類分子，與其讓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為建立獨裁專制政體的障礙，不如先行剷除之，這就是形成雲南反右特色的背景時空。”“反右運動在雲南推行得為什麼特別殘忍和不義？為什麼殘害面無法縮小？為什麼謝富治操辦下的雲南反右要採用‘挖山藥蛋’式整體圍殲手段？說到底是因為他們認為，所確定要殘害的對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專制體制的民主革命者。”真是鞭辟入裡，入木三分！ 四、《噩夢醒了嗎？》一書，對昭通地區的“反右”史實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收集、挖掘、記載和整理，史料豐富，數據較多，案情真實，敘事感人，既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又是一冊優秀的紀實文學作品。曰垓先生生前能夠把它奉獻於世，是對我國當代史及“五七學”研究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深深地感謝他！ 除了這部《噩夢醒了嗎？》外，曰垓先生的其他著述還很多。而且每寫一篇皆有新意，令人讚嘆。倘若蒼天有眼，假以高壽，像他這樣耀眼的晨星，將會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然而他卻無聲無息地匆匆走了，怎能不讓人倍感悲傷？為了略表痛悼之心，謹獻悼詩《哭曰垓》一首，詞曰： 司命不仁，暴殄奇才。天地有情，萬物同哀。天降悲霖，地絕干埃。風鳴哀曲，雲布陰霾。河嗚山咽，楊枯草衰。驚聞噩耗，深陷疑猜。仰臥病榻，愁緒縈懷。告假歸舍，悶鎖寒齋。檢點遺照，離恨難排。再讀華章，涕淚滿腮。憶昔歡聚，談笑和諧。每聆高論，茅塞頓開。落筆成文，自愧弗偕。匕首投槍，直搗天階。誅惡伐罪，義撼獨裁。氣貫長虹，秀蘊靈台。大公無私，忘爾形骸。積年累月，終成禍災。朋輩咨嗟，痛失曰垓。招魂萬遍，不見歸來。 2010．04．30． 言塞湖疏浚，四篇要文發表 李曰垓（遺作） “言塞湖”一詞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常用語，始於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災中一場重頭戲是強烈地震造成山體崩塌堵斷多處河道，破壞了地貌河川，堵塞了正常水流，形成了威脅下游平原城鎮的“堰塞湖”，其中，最大的一個叫唐家山堰塞湖，積水數千萬立方米，胡亂堆積的山體土石方一旦被越積越多的湖水猛然衝決，下游以川北工業重鎮綿陽為中心的數百萬人口區域將毀之於比震災更慘烈的洪災。為防止巨禍，國家不惜代價傾注巨大人財物力疏浚該堰塞湖，使水流復歸正常以消弭危機。由此，中國人當然聯想到與堰字近音的言字，專制獨裁的思想壟斷和言路閉塞長期壅堵表達渠道，失盡人心的“言塞湖”堵塞社情違背民心搗毀執政合法性和阻滯中國社會發展的惡果，難道是區區唐家山堰塞湖所能比擬的嗎？堰塞湖危害的是小局部的一時安穩，言塞湖造成的是整個國家民族長期自外於人類主流文明，這是歷史的大倒退。 由此，言塞湖一詞成為生動概括中國社會情狀的通用語。國家憲法從35條至47條的實施，都長期阻滯於這個巨大的言塞湖。直到今天，為了鉗制公民言論和封錮學術研討，反民主的惡勢力越來越黑社會化、納粹化。連搶劫公民大宗郵件和監聽公民電話這些下作手段都習以為常，其行為依據又全是墳墓里的語言，諸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右鬥爭正確”、“反和平演變”等等，無恥之極！ 但是2010年第4期《炎黃春秋》石破天驚，確實傳來了言塞湖疏浚工程啟動的佳音。這期雜誌油墨未乾即行罄銷，而且出現搶購、複印、傳抄的盛況，一時洛陽紙貴。本期登載的四篇文章份量之重和品位之高，確實是言塞湖破堤的第一聲喜爆。友間電話的興奮相告聲，促使我本着自己的初淺理解，在本文中簡約闡發這四篇要文的文意和要旨。 一、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 要旨： 1、首次公開披露黨內高層的真實聲音，清楚說明中共黨內早就有一股與民主建國的根本宗旨脈絡連貫，聲氣銜接的健康力量，他們不再盲從獨夫專政後把黨變成獨裁專制御用組織和馴服工具，他們暢言“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 2、但是專制強權的慣性把這些健康力量和正確呼聲一壓30年。為了維護這種慣性和特權利益，專制主義者嚇唬黨內外，“批毛就要天下大亂失江山”。這種危言不敢回答一個問題：胡耀邦主持平反了上千萬起冤假錯案，解放了賤民“黑五類”，撤除了“階級鬥爭為綱”的實體標的靶子，使那一套整人機器找不到多少肉來絞了，為何不見天下大亂？為何只見民心大暢、國力大增？那些嚇唬之詞今天還在瞎嚷嚷，豈非自欺欺人？人民要問：死抱殭屍堵塞歷史正道，繼續維繫禍國殃民理念，難道還有什麼善意可言？ 3、為了秉承民主建國根本宗旨，不使萬千英烈被獨夫專政玷污，胡耀邦趙紫陽捨生忘死掮住黑閘門，為民主建國而殉職。在歷史真相大白、是非曲直共見的今天，胡趙二位的受屈命運現如今該怎麼講？為這兩位有良心的中共總書記討公道，黨外呼聲還比黨內高，這種確實耐人尋思的實情，說明這個黨已經被專制思維腐蝕到了什麼程度？30年前四千多高幹評議黨史的那些正義之聲，今天讀起來依然正氣凜然，錚錚作金石鳴，而且經過歷史印證更加顯其光彩照人，郭道暉教授抖出了這篇實錄，《炎黃春秋》又載之於卷首，說明民主思潮在新形勢下的洶湧，顯示出中國人心和民族正氣尚未被扼殺淨盡，請問效忠殭屍者還有什麼新的哭法？ 二、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 要旨：1、反憲法、反人權、反人性的《勞動教養決定》起始於1955年擴大化的“肅反”（哪個運動不擴大？），惡性膨脹於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躍進”，連續作惡於整個毛時代，戕害無辜者20多年。 2、“勞教”殘害手段又特別着意於“反右運動”中的受害者，勞教與“右派”、“壞分子”等等數不清的罪帽罪名緊緊掛鈎，合而為一，在中國當代史上寫下血腥期最長、危害程度最烈的一大段落。但是，長期以來這段史實被列為禁區，不准披露更不准研討。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此文真的是內層高層人士講內幕，說實情。有此胸襟和正義感，作者當與炎黃春秋一道銘之金石。 三、薛開震：《扼殺人才的“不宜錄取”》 要旨：從反右運動的1957年開始，按照毛澤東授意，遵循毛澤東思想，用“政審”手段在高考、中考錄取環節上故意扼殺人才。在殺人不見血之中，因絕望而導致自殺的實例難以計數，這是殺人已見血。此一反人類、反智力、反民意、反道德的行徑，橫行數十年。中國人口太多，就該從智力高的嫩苔苔殺起嗎？ 四、鐵流：《兩代地質學家的悲壯人生》 要旨：毛澤東一面裝扮成國粹家和文化代言人，虛偽放言“我們中華民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真實的一面則是設置史無前例的巨大政治陷阱殘害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其中的重點又是達到國家級、頂尖級造詣的人才。謝家榮、謝學錦作為中國科學院裡唯一的父子兩代院士都被打成右派，家榮本人被迫自殺，家榮之妻、學錦之母也被迫自殺，學錦本人受屈受害20多年。這個世界地球物理學界第一流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家破人亡。這些人根本不會危害國家民族，只會建設中華祖國。僅僅因為懷疑他們有可能不贊成獨夫專政，就把這樣的精英三百多萬無情絞殺，這就是毛澤東反右派運動的勝利。數十年中，官方史書一再無恥宣稱“反右鬥爭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勝利”，至今仍不肯明確放棄此類讕言，這就是言塞湖的政治源頭。 反右派運動的事實向全世界詮釋：中國右派的定義是“有愛國之心，有建國之才，有追求真理志向者，即為右派。” 著名作家鐵流在與此關聯的多篇文章中闡明：強迫遺忘法，是專制者公開的惡行。光明正大的《往事微痕》正因為寫史實，述真相，記載親歷，留下歷史給國家民族，就多番被打壓、搶劫、直至誣為“非法出版物”，必欲扼殺而後快。但這個“非法出版物”不但被中國科學院院士捧讀之、珍視之，被中外若干高等學府收藏之，研究之，而且近半年來每期寄贈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這樣的磊落氣度和行事風格，是那些搶書籍劫郵件的黑惡屑小所能想象的嗎？此類屑小深知其祖師爺罪孽深重，才如此不擇手段繼續虐民禍國，但惟其如此，就使殭屍形象更加醜惡。這叫青史無情評罪人。 結語 四篇要文，充滿史實性，充滿追根溯源清醒探究的理性，因此它具有真實意義上的科學性。這是疏浚言塞湖的先聲之作。如果科學發展觀確實準備動真格來實踐，那麼以這四篇文章墊底，把指導思想和國家實務置於科學歷史觀的陽光檢測下，則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就有了真正的可能。 2010年4月18日
電話：15894203442 丟棄右派父親骨灰盒的少年 焦國標 沈雲彪 先生和我是同一個家庭教會的肢體。在相識的近兩年裡，沈弟兄大約有十餘次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述說他當年親手扔掉自己父親骨灰盒的陳年舊事。作為一個文字人，我覺得有責任把他的故事記載下來。沈弟兄的父母都是老一輩新聞記者。父親王坪，貴州遵義人。母親沈平，浙江嘉興人。在中共黨史中，遵義和嘉興都是“聖地”級的地方。地球人都知道，一沾中共“聖地”，那兒的人就別想再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或全活兒的家庭成員了。王沈結成的家也不例外。 抗戰期間，王坪是范長江培養的第一代共產黨新聞工作者，任《大公報》、《文匯報》駐上海的地下黨記者，曾與胡風有工作關係。抗戰結束之後，王響應毛澤東提出建立鞏固的東北基地的號召，到中共《東北日報》工作，負責工業口。著名的東北勞動模範王崇倫、孟泰等，就是經王坪報道走紅的。沈平則一直是新華社記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級待遇。幾年前新華社紀念建社五十周年，她的名字被列入該社五十年來的優秀女記者群。 1953年，王坪因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蹲了一年監獄。不久平反，還補發了工資，王頗念黨的好。俗語曰“倆好合一好”，補發的工資也不要了，全交成黨費，以與黨媽媽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這次黨與他就沒有上次那麼纏綿悱惻了：他不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個孩子（夫妻離婚，孩子跟母親，還改了姓，現在老友常叫沈弟兄“王佑”，即源於此），也把41歲的年輕生命賠了進去。 父親被打成右派時，沈雲彪十來歲，現在仍然記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靈里，這很是不祥。1958年，離了婚的母親從新華社東北分社調到北京新華社總社，不久孩子們也隨她到了北京。獨自留在東北的父親禍不單行，害了絕症。病危時（1961年）向他的組織請求：一、念其參加革命那麼多年，不要讓他帶着右派帽子死去，請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見家屬一面。組織把話傳到北京，“母親就與我商量，說你看這怎麼辦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學，學習這麼緊張，你妹妹年紀小，我又跟他離了婚，離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屬了，再說我去可能影響也不太好。母親說了半天，我也聽出來了，只能我去了。那時我剛上初一，在清華附中，坐火車從北京到了東北瀋陽。我爸詳細問了家裡的情況，我心情很壓抑很鬱悶，說媽經常發脾氣，訓這個訓那個，對我的訓斥最厲害，甚至比你在家裡時的脾氣更大。父親當時說，你媽一直就是這家裡的女王。” 一個月後，父親離世。“父親走時我送的終，至今想起來很慚愧。父親臨終前，我對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種厭惡的感覺。除了個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對階級敵人的仇恨（被洗腦了）。父親當時臥床，有癌腫和褥瘡，屁股底下墊了一個氣墊子。氣墊子經常被壓扁，父親讓我給他吹起來，而我覺得噁心，不願做。有時讓我幫他翻身，我也假裝聽不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殘忍！” 父親去世後，母親去了一趟瀋陽，處理父親後事，並把父親的骨灰盒隨同行李帶回北京家中。“當時我們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單元房裡。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間，裡面放了兩張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張，母親和兩個妹妹睡一張。我家的常住人口實際上是三口，因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親的骨灰盒就放在母親和妹妹們睡覺的大床下。” 父親是5月1號去世的。大約是6、7月的時候，“有一天母親找我說，父親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裡睡不着覺，你看怎麼辦？我說這事好辦，扔了不就行了嘛。當時我說的乾脆利落，連想都沒想。母親說這合適嗎？我說那有什麼不合適的？一個反革命的骨灰。這事你就別管了，交給我處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着骨灰盒，外面一塊白布包着，拿一把小鏟子，來到了玉淵潭。我家住在離玉淵潭不遠的皇亭子新華社宿舍。那時玉淵潭還屬於荒郊野外，沒什麼人影。可能那天很怪，總時不時有人路過。可能是做賊心虛吧，我怕別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所以越怕見人越嫌人多，在那裡轉了一圈也沒找到下手挖坑的機會。當天就沒埋成”。 第二天決定換個地方。坐37路公交車（現在的337路），往北京西邊走。當時37路是京西最遠的一路車。“一直坐到終點，覺得已經很荒涼了，又沿着一條油漆路繼續往裡走一陣。四處靜寂無聲，滿山都是蟈蟈叫。我窺探一圈兒，心想這下差不多了吧，然後就用小鏟子挖坑。記得是在一個臥牛石旁邊。覺得挖得差不多了，正準備把骨灰盒埋進去，就聽見遠處有卡車駛來的聲音。我很緊張，便驚慌失措地把盒子放進去，胡亂埋了。這時卡車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後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離開了。” 當時他心裡隱約有一種感覺，也許有一天可能來尋父親的骨灰盒。“往回走時，路過一片又是墳地又是葡萄園的地方。走到那裡，我停了下來，莫名其妙地哭起來。一開始是小聲哭，後來越哭聲越大，反正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也不知道為什麼哭得那麼慘。現在想來，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親，而是傳統孝道與黨文化教育的大義滅親之間的衝突，讓只有十一二歲的我無法承受。今天自己就這麼把親生父親的遺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好事，還是做了一件喪盡天良的大壞事。”父親的骨灰盒是處理掉了，可它並沒有走出這個親手將其丟棄的少年的心。父親的骨灰盒猶如一片永遠停泊在兒子心頭的陰影，又如一塊永生不死的酵母，長久地在兒子心中發酵。它影響着這位少年對母親的看法和與母親的關係，也影響着他生命的其他各個方面，比如婚姻觀和政治觀。 哥哥和妹妹們從來也沒提起過父親骨灰盒的話題，他們對這個問題似乎很漠然。“事後我倒是想起去尋找，但已記不清在哪裡了，現在更是早就是高樓大廈了。後來跟母親談起過父親，有一次母親說，如果還有來世，她還願意做王坪的妻子。我當時在心裡罵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媽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沈雲彪常跟母親爭論時事。“每當我發政治牢騷時，她總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親（被政治拋棄）的老路。她說右派與非右派之間其實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個念頭。母親晚年時，每次我去看望她，她會時不時挑一些話題來引蛇出洞，比如說六四不鎮壓不行之類的話。通常剛開始時我總是忍着，但她說到一定程度，我的腦子開始膨脹，就繃不住了，甚至會罵罵咧咧地朝母親吼：”共產黨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現在你還護着它！‘“親手扔掉父親骨灰盒少年，此時已經把吞噬了父親生命的政治制度視為自己家庭不幸遭際和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他不願自己的母親到晚年還執迷不悟、認賊作父，他希望母親以孔子的嚮往為自己的嚮往，終生追求真理，做”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賢者。 有時沈雲彪也能對母親當初的種種做法表示理解。父親去世時，母親也就30多歲，還是一個少婦，對前夫的骨灰盒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何況與丈夫離婚本來就是政治強加給她的痛苦選擇，相當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護孩子的唯一辦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動氣的時候，他多半知道退讓一步，忙說：“媽，到點了，我該回去了。”然後揚長而去，戰火就這樣戛然而止。一般情況下都是這麼收場的，多年來一直都這麼維持着與母親的關係。哥哥和妹妹們從來跟母親沒有這種衝突。“我和母親之間建立的這種行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妹的話說是‘這倆人都有病！’”與母親爭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讓她有個覺醒的晚年，認識到是中共幾十年的罪惡政治害得無數中國人家破人亡。“我要轉變母親。母親原來與李銳並不一個交往圈子。為了改變她，我把她帶進了李老的交際圈。有一次給李銳過生日，方實（原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母親的頂頭上司）在宴會上說，有些人是先知先覺，有些人是後知後覺，還有更多人不知不覺。李老就屬於先知先覺，我們屬於後知後覺。當時我母親也在場，我聽了特過癮，覺得這話就好像沖我媽說的。我母親就屬於不知不覺那一類。” “我雖然時常跟母親爭執，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親說體己話的孩子。我們可以談論性方面的問題，我甚至曾幫母親出主意結交異性朋友。那時母親每次與某個叔叔或伯伯約會之後，母親總向我們解釋說他們的關係是純潔的。我就告訴母親，現在是兩頭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們老一輩也需要。你們都是成人，無論什麼關係，都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無須向我們解釋純潔不純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母親的性啟蒙老師。母親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還有許多追慕者。六四槍殺學生，夏衍絕食抗議，家人勸說無效，他的兒女曾找我媽去勸說他恢復進食。母親與沈雁冰（茅盾）、夏衍（沈端先）屬於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識。”父母離婚之後，有一段時間，沈母與上海市民主黨派副市長金仲華已到談婚論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華社食堂，有人問我這是誰的孩子。另有人就說是沈平的老二，並說沈平就要跟金仲華結婚了。此時民主人士對當初跟共產黨合作反蔣已大呼上當，可是母親政治上實際上是糊裡糊塗，看不到這一層，還要催金仲華入黨。姨媽後來說，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識分子，本來就不稀罕入黨，再加當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二人的關係就只能不了了之。” 廣東省政協主席左洪濤與沈母是地下黨時期的老相識、老領導。“我們稱他左伯伯。母親曾徵求過我的意見，說左洪濤早年就追求她，那時她才十幾歲，左洪濤三十來歲，至今記得當年左洪濤的鬍子扎她的感受。我說，只要你自己喜歡就嫁給他唄。左洪濤和母親商量結婚，當時除了我，哥哥和妹妹們都反對。有一天晚十一點，母親陪左洪濤到我自己的家門口敲門。左這次到北京是參加幾大或中顧委的會什麼的，說一定要來看看我，誇我說只有我是個好孩子。” 母親最終沒有辜負這個兒子的苦心。“母親晚年時，我經常拿些資料給她看，我倆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接近了，而且母親在臨死前兩個月宣布退出共產黨。當時家裡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聲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媽今天要口出驚人之語，她要退出共產黨！記得當時母親還加了一句，說還沒想好是信佛還是信基督。這說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經崩潰了。不久，母親在醫院裡正式歸主。告別母親遺體時，我到的比較晚，看見她身上已蓋上黨旗，我非常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來。母親已經宣告退黨了，這是對母親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於許多人在場，也為了哥哥妹妹（當時哥哥是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兩個妹妹的工作，一個在國務院系統，一個在農業部系統），我忍住了。”
離婚後雖然不乏惦記者和追求者，但沈平老人五十年來一直未再婚。辭世前，她留下遺囑，捐獻遺體，供醫學解剖。四個兒女遵囑執行。她也沒有留下骨灰。我不禁猜測：在老人心目中，也許這樣才與丈夫的人生結局相匹配；或者，也許這樣才對得起被自己“拋棄”的丈夫；或者，獨身半個世紀的她，不願身後的墓碑繼續獨身；或者，藉此向兒女們表達當初與他們慈愛的父親離婚的歉意，或者，也許是早年接受的無私無我邏輯的最後一次呈現。 博
史實還原
俄羅斯總統密檔第一卷塵封半個世紀之後，終於在1992年10月14日揭開了一層層面紗。於是，關於1940年春蘇聯內務部在波蘭卡廷森林殺害波蘭被俘軍人、並將罪名按到納粹德國頭上的全部真相被披露出來，引起波蘭上下的極大震動。 2010年4月10日 ，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在赴斯摩棱斯克參加紀念卡廷慘案70周年的途中，其乘坐的飛機在俄羅斯墜毀，包括總統在內的97人遇難；斯摩棱斯克州官員稱，機上所載97人全部遇難，現場沒有倖存者，遇難者包括總統及其夫人，軍隊參謀長、副外長克萊默爾（Andrzej Kremer）等人。
蘇聯本打算永不解密檔案 戈氏葉利欽看後頭髮豎立 俄羅斯總統密檔第一卷是關於卡廷事件的專卷。它開始存放在蘇共中央總務部第六處，爾後轉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檔案，1990年夏轉歸蘇聯總統檔案館，存放在克里姆林宮；1991年12月24日由俄羅斯總統接管。 當時，關於密封的檔案袋內究竟裝了什麼文件，除了前蘇聯領導層中幾位核心人物外，誰都不知道。俄羅斯總統檔案館工作人員非經特別批准也無權拆閱。在大部分檔案袋上甚至標有“永不開啟”的禁令。 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承認，他在1991年12月23日閱讀過密檔第一卷，是在移交總統權力時同葉利欽一道閱讀的。 戈爾巴喬夫講述了這前前後後的情景：總統檔案館工作人員在得知戈爾巴喬夫即將向葉利欽交權後，對密檔第一卷的命運感到擔憂。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事先應當了解密檔的內容，因此，總統辦公室主任向戈爾巴喬夫報告了情況，並將密檔第一卷擺在總統辦公桌上。數小時後，戈爾巴喬夫會見了葉利欽。當時，協助戈爾巴喬夫的“蘇聯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也在場。 在開啟封印看了文件之後，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我們無權向波蘭隱瞞事實，我們三個人當即認為，不論後果如何，也應向波蘭方面通報”、“我對葉利欽說：‘鮑里斯，現在該由你做這件事了’”。 其實，在1990年4月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訪蘇時，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問題上，戈爾巴喬夫已經向前邁了一步。他承認卡廷慘案是“斯大林主義的罪行”，並向雅魯澤爾斯基轉交了一部分有關卡廷事件的檔案材料，但密檔第一卷卻緊鎖在總統密檔鐵櫃中。 克格勃頭目竟然是元兇 一年半後，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向葉利欽交權，特地移交了這卷密檔。又過了十個月，葉利欽決定將這卷密檔的副本轉交波方。 葉利欽的特使、國家檔案館館長魯道爾夫·皮霍亞前往華沙，完成了這一使命。在1992年10月14日舉行的轉交儀式上，波蘭總統瓦文薩手接密檔，語音嘶啞地說，他“感到全身顫抖”。 至此，前蘇聯當權者堅持半個世紀的彌天大謊被戳穿。原來，槍殺成千上萬名波軍戰俘的人，不是蘇聯一口咬定的德國法西斯，而是蘇聯自己。 密檔第一卷內共有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斯大林等人簽署的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的決定。 第二份是1940年3月5日貝利亞給斯大林的報告。 貝利亞的報告詳細說明了自1939年9月17日蘇聯出兵波蘭後，被蘇聯關押在三個大戰俘營以及其他營地和監獄中的波軍被俘軍官及其他人員的人數、軍階、職業和政治態度。報告說他們是蘇維埃“不共戴天的敵人”，因此建議按“特別程序”審理，處以極刑——槍決。據此，聯共(布)政治局當日通過決定，授權內務人民委員會對報告中所列25700人執行槍決。 第三份文件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頭目謝列平給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的報告。報告核實卡廷慘案中被槍殺的總人數為21857人。報告強調檔案館繼續保留這些人的人事檔案對蘇聯和對“波蘭朋友”已無必要和價值，而且“一旦泄密，必將危害國家”，因此建議全部銷毀。這份文件無可爭辯地表明，蘇聯領導人堅持將錯就錯，繼續歪曲和隱瞞真相。 波媒體將葉利欽比作勃蘭特 密檔第一卷解密後，波蘭總統瓦文薩致信葉利欽，稱讚他的“勇氣”，並說波俄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已掀開“面向未來，以相互諒解、合作和理解為基礎的新的一頁”。 波蘭報刊也稱讚葉利欽做出的“悔罪的姿態”，“其偉大可同1970年12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起義英雄紀念碑前的跪拜請罪相提並論”。 但令波蘭人不解的是，為什麼1992年4月瓦文薩訪俄時，葉利欽沒有轉交密檔第一卷，而要選擇當年10月俄憲法法庭準備彈劾他時才轉交呢？ 有人據此指責葉利欽也在有意地拖延和隱瞞，並利用密檔玩政治遊戲。葉利欽則反唇相譏，說“這個問題不應該問我，蘇聯應對罪行負責”。他還說戈爾巴喬夫很早以前就看過密檔，是他長期“保持沉默”。 慘案詳述 卡廷森林事件（1943年4月13日）
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7月，德軍占領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國作戰工兵師為修復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毀的鐵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強行招募來的羅、捷、匈、波、荷、法等國的勞工，驅趕到卡廷森林裡幹活。4月13日，幾名勞工在掘地的時候，挖到一座埋着許多軍官和士兵的大墳。德軍發現這些官兵身上的軍服既不是蘇軍制服，又不是德軍制服（並且大都是在後頸處一槍致命），便找來一些納粹官員着手調查，並聲稱：經德方組織的國際委員會驗屍確定，這些穿着波蘭軍服的官兵死於1940年春，是被蘇聯人殺害的。希特勒抓住卡廷森林事件大肆宣染。柏林電台一宣布，立刻震驚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陣營內部，蘇、波、英三國的關係頓時蒙上一層陰影。
兩天之後，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說，這一暴行是德國人幹的，德國企圖嫁禍於人。4月16日，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要求國際紅十字會前去實地調查，並要求蘇聯提出正式報告，說明流亡蘇聯的波蘭軍官的下落。波蘭政府聲明指出：我們對德國宣傳機器的謊言已習以為常，我們也知道它張揚此事所隱藏的目的。然而，鑑於德國人大量而詳盡地報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發現數以萬計的波蘭軍官屍體，又斷言這些軍官系蘇聯當局在1940年春殺害，我們認為有必要由權威的國際機構對這些“萬人冢”進行調查，並對所傳的事件進行核實。 4月21日 ，斯大林通知丘吉爾和羅斯福，他準備與西科爾斯基總理的波蘭流亡政府絕交，因為這個政權聽信法西斯的誹謗。丘吉爾和羅斯福呼籲斯大林不要這樣，希望他維護盟國之間的團結，共同對敵。丘吉爾認為，即使波蘭政府愚蠢到聽信德國的指控，但盟國之間沒有時間爭吵，我們必須打敗希特勒。但是，4月25日，蘇聯還是宣布與波蘭政府斷交。
1943年10月初，蘇聯紅軍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蘇聯政府成立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槍殺被俘波蘭軍官事件確認和調查特別委員會”，針對德國1943年4月13日聲明，組織了一個“反調查”，邀請了西方記者數十人，由嚮導帶領對卡廷森林的大墓進行了一次參觀。此舉目的是要外國報刊相信，在那裡挖掘出來的波蘭人屍體是德國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槍殺後掩埋的，並不象德國人先前控告的那樣，是俄國人在1940年春天幹的事。記者們被指點看了7座大墓，然後又看了蘇聯醫生正在進行的許多屍體解剖，醫生把一塊塊腦、肝、髒等放在餐碟里展示，並大聲說機體組織很新鮮，意思是說這些是兩年前的德國人所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國人所為。美駐蘇大使哈里曼的女兒、戰時情報處工作人員凱思林是這個記者行列中的一員，她寫道：俄國人從波蘭死者的口袋裡掏出來的文件中，發現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這倒是個極好的證據，但是，也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裡有1940年3月和4月的報紙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 的《消息報》，這點點滴滴的證據正好與蘇聯論點相牴觸。西方記者不得對5個證人提出問題，許多證詞聽起來很流利，好象經過仔細排練似的。凱思林最後指出，總的來說，儘管有些漏洞，證據混亂和自相矛盾，俄國人的論點還是有說服力的。
1945－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德國戰犯時，爭論再起。只因雙方都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此案成為二戰以來懸而未決的謎。二戰後，西方有關著述較普遍地認為，此事是蘇聯人幹的，蘇聯則堅決否認。蘇聯史著對此始終諱莫如深，竭力閃避。 卡廷懸案的真相，一直是波蘭人民、議會和輿論界最為敏感、激動和關心的問題。在華沙的公共墓地上專設了“卡廷公墓”。每逢節假日，前往那裡憑弔的人絡繹不絕，香火不斷，鮮花堆積如山，其盛況超過了其它所有墓地。為了滿足波蘭人民的心願，1987年4月，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國務委員主席雅魯澤爾斯基出訪蘇聯，和戈爾巴喬夫會談，雙方簽署了《波蘇意識形態、科學和文化領域合作宣言》，決定解決兩國關係史上的“空白點”和“懸而未決的問題”。按照這個宣言精神而成立的兩國歷史學家聯合委員會決定對卡廷事件等進行全面的調查。7月11日－14日，戈爾巴喬夫訪問波蘭，兩國發表聯合聲明中對查清波蘇歷史遺留下來的“空白點”問題時強調指出“應該加快調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來源的材料，調查兩國關係史的各個方面”。 波蘇史學家聯合委員會波方成員、波蘭研究二戰史的著名專家沃·科瓦爾斯基教授說，據了解，1943－1944年間，就這一暴行所進行的調查工作，一共公布過3個文件：①由12國組成的國際法庭和刑事醫學專家小組的記錄報告；②德國情報機構受其外交部委託於1943年春在柏林公布的關於卡廷屠殺的文獻資料；③1944年1月24日 ，在莫斯科公布的關于波蘭被俘軍官被德國法西斯匪徒槍殺的專家委員會的聲明。此外，1945年以後，在國外公布過一些關於這一問題的證詞和回憶片斷等。沃·科瓦爾斯基教授指出，所有這些都缺乏波蘭方面的、全面的文件。他說，經過多次尋找，終於在倫敦的英國外交部擋案館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貴的文件。它就是1943年6月波蘭紅十字會秘書長卡·斯卡爾仁斯基在波蘭紅十字會總部會議上的“秘密報告”。1945年6月，這個文件僅有的一份打印件，由卡·斯卡爾仁斯基委託英國駐華沙大使館臨時代辦里·漢凱伊保存。這個文件幾經周折於1946年春被存放在倫敦的外交部檔案館裡。1989年2月18日，波蘭《復活》報以《來自卡廷的報告－－波蘭紅十字會的秘密報告》為題，將這份文件首次公布於眾。
《波蘭紅十字會的秘密報告》指出，1943年4月14日，波蘭紅十字會應德國占領當局的請求，派出一個由4名技術委員，1名總部代表．即波蘭紅十字會秘書長卡·斯台爾仁斯基組成的5人調查團，前往蘇聯的德占區斯摩棱斯克調查波蘭軍官墳墓。4月15日 ，調查團到達斯摩棱斯克。當晚，德國當局提供了一份關於屠殺情況的報告，經過技術委員同當地居民進行幾周的調查，證實了這份報告中如下情節屬實：“當地鐵路工人、農民說，從1940年3月初到4月下旬，每天有2－3輛裝滿被捕的波蘭軍官的車廂偷偷地運到格涅日多夫站來，他們被汽車運往鐵絲網圍繞的區域……”。其中一位還證實說：“每天都能聽到許多喊聲和槍聲。”4月16日上午9點鐘，調查團到達卡廷，這裡距離公路只有幾米遠。在墳墓之間林中的曠地上，放着被法醫檢驗過的波蘭軍官的屍體。斯卡爾仁斯基說，他仔細查看了所有的屍體，他們的傷口無例外地是用轉輪手槍子彈打的，子彈打進後腦勺從前額出來。很顯然，傷口是同一性質的，射擊的是同—個方向，所有的射擊都是用手槍．所有的軍官都是近距離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屍體被緊緊地背綁着手，這可能是他們進行過自衛和反抗。他們身着波軍軍服，佩戴着獎章、裝飾品、校級的標誌，褲子和鞋這些東西都尚完好。他還特別仔細地看了兩位將軍的屍體，他們被證實是斯莫拉文斯基將軍和博哈羅維奇將軍，這從他們的將軍級鑲條的標誌上可以看出。從大量的死者日記中，人們發現了大屠殺的受害者之一索爾斯基少校被殺之前的一份記錄，記錄就在索爾斯基少校的屍體旁邊，這份記錄的時間是1940年6月(“6月”與前後說法有矛盾－－筆者)9日，記錄者說：“那天凌晨3時30分，一小分隊波蘭軍官被蘇軍從被關押的白俄羅斯的一個軍營科澤爾斯克帶到斯摩棱斯克，早晨5時前幾分鐘，我們被叫醒並被押上囚車，我們到了一個小樹林，看來那裡是一些別墅。在那裡，除了腰帶和鉛筆刀外，他們取走了我們的戒指和手錶，那時手錶的指針指向6時30分，他們會將我們怎麼樣？……。”大約幾分鐘之後，索爾斯基少校即遭槍殺。從屠殺時起，在路兩旁所植的松樹生長的情況可以看出，屠殺是在1940年春天，植物學家也作出同樣的判斷。關於屍體的數目，斯卡爾仁斯基認為應為4000多人。4月17日，他回到華沙，技術委員繼續留在那裡。4月18日早晨，他口頭向紅十字會總部報告了卡廷之行。報告要點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發掘的波蘭軍官墳墓；從這些屍體傷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行刑；從屍體旁找到的紙張可以斷定，屠殺的時間是在1940年3—4月間，迄今為止，只能確定少部分被害者的姓名(約150人)。波蘭紅十字會技術委員在卡廷森林自1943年4月15日工作到6月7日，法醫共檢驗了4243具屍體，其中23l具屍體被分別埋在6個大墓穴里，2位將軍被分別單獨埋着。每個墓地的面積為60×36即2160平方米。
蘇聯史學家也作了努力。他們在發掘檔案資料過程中，只發現了一份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但那已是1941年6月10日，即在德軍進攻蘇聯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蘇聯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而不是波蘭人，據此還不能判斷什麼。蘇聯史學家根據一批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有關證詞所提供的線索，發掘和整理出4類檔案資料：1、蘇方接受波軍官兵的總數及變化數(包括；遣散、蘇德交換、關押在其它集中營里有案可查者、失蹤數)；2、清理有關集中營的蘇方命令及押送人數檔案；3、任務完成的總結報告；4、1940年5月以後有關集中營的關押人員更新情況。有了這些檔案，真相也就大白了。這些檔案提供了如下事實： 1939年9月17日 凌晨5時40分，蘇軍進攻波蘭東部領土即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18日波軍總司令雷茲·西米格威元帥向波軍發布命令說，蘇聯不是交戰國，不要抵抗。蘇波軍方經10余小時談判，蘇軍答應，如波軍放下武器，可保證波軍官兵人身自由。當時，波蘭東部總數約為30萬人的波軍絕大多數都執行了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動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羅馬尼亞。有130242名官兵流亡到蘇聯，這批人到了蘇聯後身份立刻變成了戰俘，失去了蘇波協議規定的人身自由，統一交給由貝利亞簽署的第0308號命令成立的內務部戰俘局。9月19日在該局統轄下成立了138個轉運站和8個分配集中營，每個集中營約集中萬名波蘭官兵。9月21日，蘇一高級將領寫信給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建議把波蘭蘇占區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國家，蘇聯最高領導同意這一建議。10月初，內務部長貝利亞簽署命令，遣散4400名士兵。與此同時，在10月3日，貝利亞下令將波軍中的憲兵、中高級軍官、下級軍官及士兵、波蘭德占區出生人員分類分營集中管理。10月中旬，德國提出，德蘇雙方應按出生地交換各自手中的波軍官兵，蘇聯政府同意。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軍官兵，德方則於1939年底以前向蘇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的人員經甄別後，大部被遣散回家。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澤爾集中營(卡廷森林附近)關押波軍軍官4727人，斯塔羅別爾和奧斯塔什科夫集中營關押5963名和3964名波蘭軍官和警官，三處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澤爾集中營為最重要，關押將軍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級軍官及文職人員3000多名。此時，波蘭軍官中較為普遍的憂慮是怕蘇方將他們移交納粹德國，其中以猶太人為最。蘇聯政府則一方面通報倫敦波蘭流亡政府，聲稱蘇聯準備解散集中營，按波蘭軍官志願遣散他們，同時向波蘭軍官散發志願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緊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員。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蘇混合委員會，經過磋商，完成了被關押人員的互換任務。
從蘇聯檔案資料可看出，總計劃中的第二步是要消滅(或叫清理)那些反對蘇德瓜分波蘭的“骨幹”力量（慘案中的死者大都是軍官，律師。教師教授等等，這對于波蘭這個中歐小國來說的確是一群精英）。批准清理名單由戰俘局下達指令，將名單交烏克蘭內務部最後執行。從1940年3月1日 開始，關押重要人員的集中營每天都收到戰俘局下發的應轉交給烏克蘭內務部的波蘭戰俘名單，每張名單包括98－100人。有時，向一個集中營下達的名單要移交300人，凡列入清理名單者均“失蹤”了，僅有3例獲得赦免，被赦免者現仍有人健在，他們的回憶錄和找到的赦免令內容完全相符。由於這幾人不屬清理之列，所以關於他們的檔案沒有銷毀。從1940年4月到5月，經內務部行刑隊槍斃的波蘭軍官兵共為15131人。其中，科澤爾營4400多人，奧斯塔什科夫營6200餘人，斯塔羅別爾營約4000人。一經處決，失蹤者的登記檔案及個人信件等物均需在戰俘局代表的直接監督下予以銷毀。到1940年6月，內務部副部長向上級報告說上述三個集中營又可以接受5000－8000名新的關押人員了。
其他波蘭官兵的命運又是怎樣的呢?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後，蘇德、蘇波關係發生了180度的轉變。7月30日 ，蘇聯與波蘭建交，參加反德同盟，曾在蘇聯盧比揚卡監獄呆了20多個月的波蘭弗拉齊斯拉夫·安德爾將軍於1941年9月釋放，並被委任波蘭軍總司令，在蘇聯境內組編波蘭人作戰師團，有2.5萬餘名波蘭戰俘參加。這樣，13萬餘名被俘官兵已知下落的有：交給德國4.2萬餘人，遣散0.4萬多人，處決1.5萬餘人，重新參軍者2.5萬餘人，共約9萬人。尚有4萬餘人未作交待，估計其中一部分經勞改後生還，另一部分仍然下落不明。
1990年4月，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訪蘇期間，蘇方向他通報了二戰初期波蘭軍官在蘇聯集中營里的死亡情況，並移交了有關的檔案資料（總共有三處屍坑，除了卡廷森林，還有加里寧，查格羅夫兩地）。此舉了結了一樁爭執長達半個世紀的國際公案。 2010年4月10日 ，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在赴斯摩棱斯克參加紀念卡廷慘案70周年的途中，其乘坐的飛機在俄羅斯墜毀，包括總統在內的97人遇難。斯摩棱斯克州官員稱，機上所載97人全部遇難，現場沒有倖存者，遇難者包括總統及其夫人，軍隊參謀長、副外長克萊默爾(Andrzej Kremer)等人。名單如下： 一 正式代表團成員：獨特的政治分量.卡欽斯基4月10日這次飛赴斯摩梭斯克，是參加卡廷慘案70周年的紀念活動。遺憾的是，卡欽斯基以悲劇的形式在俄羅斯落了地——飛機失事，發生在最不應該發生的地點（俄羅斯內）和最不該發生的時間（卡廷事件紀念日）！
難友詩詞選登 拜讀《往事微痕》有 感 四川西昌林夕映 一 捧讀《微痕》倍感 親，苦水可倒怨可傾。多少冤魂泉下泣，爭念先生血祭文。 二 會搞運動愛整人，有 違聖意罪加身。三百萬人淪“右派”，民族精英受害深。 三 “人民救星”害人 民，三年餓死千萬人1。彌天大罪欲推卸，冤劉害彭樹江青2。 註：1、大躍進餓死三千七百 萬人（不完全統計），文革害死、打死、逼死二千萬人。2、劉少奇、彭德懷。 四 斗天斗地斗好人，痞 子政治靠鬥爭，無端煽起人性惡，泉下濟濟盡冤魂。 五 往事重提也心驚，餓 殍遍野夕陽曛，奈河橋上爭相渡，只因陽世有暴君。 六 當年苦難海樣深，如 今淡淡說《微痕》，豈是阿Q多健忘，回首傷痛仍銘心。 七 往事如煙漸漸輕，傷 疤偶揭仍心驚，多少冤魂存心底，笑貌音容憶到今。 八 農場勞教命由天，當 年收容小少年，十二三歲成餓殍，幾個屍骨一副棺1。 註：1、1959年、1960年、1961年因父母餓死而流落街頭的十二、三歲的小少年，以小偷小摸而求生者，多被收容勞教，而在勞教農場餓死者難計其數，在大批餓死人時因來不及做棺或做棺人也有氣無力時，埋死人者往往將幾個小勞教塞在一個棺木中，有裝不下而手足露在外面的，則折斷手足塞進棺木， 所謂棺木，也不過是幾塊木板而已。 九 “萬歲萬歲萬萬歲”，若真萬歲民遭罪，禍國殃民罪孽深，憑啥晶棺由他睡？ 十 春秋史筆著汗青，沉冤幸有代言人，先生義舉昭日月，彪炳一幟慰英靈。 拜讀《庸婦 吟》“五類代表”“上訪”“上京”雜感四首 一 亂世艱難命似箏，一 線危危系飄魂。有箭欲射射需的，無心抗命命難存。舵手頻頻出號令，鄉 黨洶洶奉旨行。不堪欺凌凌愈烈，強權哪裡有公平。 二 上訪哪裡有光明，廟 堂真面更心驚。少奇彭帥冤似海①，志薪要克恨何深②。反資批修明是幌，暗 欲嫁罪樹江青③。黑幕苦女難識透，錯把冤情訴帝京。 三 不要和諧要鬥爭，中 華文明盪無存。青史難寫陰陽面，“紅日深埋太極坑”①無端煽起人性惡，卻 將“革命”罩金身。“文革”亂世誰乏過，留與後人細細評。 ① 蔡 君詩原句
四 艱難困苦命難爭。喜 怒哀樂韻里存。身在另冊知命賤，運交華盞識漂萍。卿有才華詞中寄，我 和愚還未留痕。雁過有聲君當慶，已有真情遺後人。 國慶六十年有感(古風) 國慶花甲應兩分，半是冬寒半陽春，暴政冤死人千萬，獨夫權傾黨政軍。虛畫共產天堂景，騙得人民半死生。功臣忠良誅滅盡，要把江山傳江青，陰謀來遂人先死，功罪昭昭後人分。 改革開放三十春，小平巨手挽乾坤，撫平瘡痍國運振，扶貧濟困利民生，一國兩制收港澳，國門開放外貿興。經濟發展硬道理，國強民富氣象新。胡溫親民當家好，小康生活節節升。不謀強權人自重，倡導和諧世界欽 林夕映 電話：6668538 讀《紅太陽的隕落》、《墓碑》感賦 （古鳳）六首 何 成德 (一) 人類最大文字獄，知識分子苦難多。四百萬人成右派，二十餘載坐地獄。“階級鬥爭天天講”，運動一個接一個。千萬英才含冤死，人民苦難淚成河。 (二) 盲目掀起大躍進，無辜餓死千萬人。欲蓋彌章施詭計，發動“文革”掩真情。忠良無辜遭陷害，神州遍地是冤魂。是非功過蓋棺定，千秋功罪世人評。 （三） 一場劫難天昏暗，血雨腥風人心寒。黑白顛倒橫加罪，無中生有搞株連。忠臣良將遭陷害，魑魅魍魎掌大權。九州福地成地獄，千古奇冤震宇寰。 (四) 獨裁專制禍害深，違理違法逆天行。欠收強增農業稅，草菅人命罪非輕。人禍遠比天災重，嫁禍於人詭計精。“三面紅旗”成笑柄，慶父不死國不寧。 (五) 千秋功罪世人評，禍國殃民罪孽深。馬列外衣彌天謊，狐假虎威假亂真。倒行逆施激眾怨，民不潦生國不寧。神州變成大地獄，罪大惡極稱偉人。 (六) “領袖”、“導師”又“偉人”，獨裁專制勝暴秦。排除異己玩權術，培植親信詭計精。妄想復辟“家天下”，扶持“女皇”坐龍庭。如意算盤終失算，死刑留與未亡人。 讀《紅太陽的隕落》一書有感·自度長短句 (一) 回顧平生，幾多荒唐幾多淚，也曾熱血沸騰，也曾蒙冤含恨。跌宕一生沉浮里，看不透，乾坤混沌。 喜有此書揭真相，暮 年幸為明白人。領袖光褪，蓋棺論定。說是救民實害民，中華遍地是冤魂。誅殺忠良何其忍，太陽另面不忍窺，全是陰和狠。 (二) 調寄鷓鴣天 彌天大謊絕人寰，凡人難窺黑機關，巧借“小將”誅異己，致令 神州遍地冤。是革命?是劫難?暴力卻穿“文化” 衫，血雨腥風百姓慘，只為江青坐金鑾。 州二醫院：林夕映 電話：6668538 友誼回聲 桂林市：柯林，學名子光（83歲）： 去年冬我與鐵流聯繫好，我們擬在《微痕》出一本廣西右派專輯，資金已經籌集，估計一切準備好。 我是《往》義工之一，負責桂林市其他7人的《往》傳遞。在專輯將要辦之前不禁思潮湧現，一些往事，湧上心頭，故又提筆介紹與諸難友，這些人和事，雖是幾句話，也反映了那段屈辱歲月的真實史歷。 先說我個人，名柯林，學名子光，1927、5、25日生，現年已83歲了，16歲時在四川樂山市參加了“學生公教人員自願遠征軍”從昆明乘飛虎隊飛機，經駝峰到達緬北汀江機場改乘火車到達RAMGARH（南木迦），中國駐印遠征軍訓練基地。學習汽車駕駛和基本兵器：地雷，戰防炮、地雷、手雷、步槍、機關槍等多種兵器，為下士搜索（即偵探）學會看地圖，用指北針，目的是打通唯一的抗日國際交通路線（即今日這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抗日戰爭結束後，到武漢，因不願去東北打內戰，當了逃兵到學校讀書，改名李康林，參加了要民主，要自由，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活動。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為組織委員。解放後調華中團校學習，結業後，隨廣西省委南下，在桂林市郊區黨委工作，市政府工作，又調計委，在計委號召、幫助黨整風時劃為右派。當時寫大字報每晚要寫20、30、50份任務完成，才能回家。各種各樣的意見當然就會很多，諸如對領導的工作作風，態度之類提了意見。成了反黨的罪名，學習發言時對南斯拉夫鐵托在普拉軍學院的演說，認為有道理。對蘇聯出兵匈牙利有意見，對美國24億畝耕地不到1千萬農業勞動人口，我推論機械化程度高是崇美思想，說蘇聯不論鋼鐵、糧食都趕不上美國就是反蘇、中國、蘇聯都有糧食問題，樣樣要排隊，有時排了隊也買不到了，台灣人民生活好……讚揚南斯拉夫工人選出的工人委員會管理工廠、企業的生產分配、獎勵等辦法好，（這實際是反對中共的一長制）。蘇軍在東北搬走中國工廠的機器，強姦中國婦女，說合作化後社員收入減少，郊區報喜不報憂。黨委沒有民主空氣—，讚賞儲安平的“黨天下“……這些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罪名，送來賓古瓦農場勞動教養，計委主任李甫還說：這是最高行政處分，一年半載即可回來，誰知一去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真是九死一生，三次闖鬼門關，有一次竟差二、三秒鐘，（在黔桂邊區紅崗錫礦坑道爆炸時，具體的情況，就不再說了，說點其他的。 謝可法，桂林市委宣傳部宣傳幹事，因寫文章批判蘇聯，被劃為右派不服，被綁送來賓古瓦農場教養，再不服又上訴，被判刑十二年，後不知所終，也不見回桂林。 黃權，南寧市工人，因相信說工人不劃右派，不服，多次上訴無效失望，在南丹龍箱隊自己上吊死了。我們把他埋在隊旁的公路山坡上，那段路我們取名黃權路，記得當時寫了一段詞以為紀念，有幾句是這樣的，冥冥在何處，舉首向蒼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攜繩覓樹，直走黃權（泉）老路，恐鬼不饒人，徘徊露濕衣，愁煞可憐人。 曲文輝×縣區委書記因完不成劃右派的指標，把自己也報上以充數完成任務，他以為，歷來的運動都是要複查的，誰知此次反右劃了右派就不再複查，他與其它右派，一齊送到古瓦。一再申訴，也是白搭，無人受理，相處數十年悔恨不已，以後東調西調，不知所終。 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群眾運動，實乃運動群眾讓人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調動甲乙丙丁輪流整。直到自己整自己，自己貶自己。知識分子的品德、自尊、自愛、仁愛、愛人、中華文明、中華美德，統統拋入了太平洋，其影響至今猶存，所云自己貶自己，郭沫若就是典型（我的書統統都應燒掉）可悲、可嘆，世風如此，和諧社會停留在口頭上、文字上。那一天才能體現在中央政策上（如對反右派公開的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補發工資。）以及對毛澤東亂折騰餓死人、整死人、幾千萬人的事實不作實事求是結論。以及農民自己的土地不歸還農民，奢談“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幾時才能真正實現。 重慶難友：鄭漢生 關於《往事微痕》的一些事：辛子陵巨著感言——不批毛中國無民主社會可言應是p.109 不是 【附錄：三篇.........101】（複印本沒有此行應刪去，電子版才有）（ 2）《往事微痕》第37期的第七篇文稿（79頁）：《長壽湖右派李吾貞》，內容沒錯，可把當事人李武珍，都誤排成李吾貞了。其中第三個女兒蔥蔥又都誤排成聰聰了。這是當初採訪筆錄者記錄有誤（原作者已作改正），以後寄送（或電傳稿件）者更不清楚，責任不必追究，但為了尊重難友當事人，建議：一是在某期微刊用一二行文字作個更正說明。一是以後印合訂本時改過來。 難友李武珍仍健在，她是我的前妻，現在也是我的朋友，蔥蔥是她和我的女兒。相關內容，見附件。這篇對我的採訪記，《微》刊編輯部覺得尚可，我不反對刊登，在選用時，為節省篇幅，多登些別的難友文章，那些照片就不必排上去了。不用我也不會介意的，比我苦情的五七難友多着呢。《微》刊已選登過譚顯殷、李文書、王義珍、李武珍等難友的採訪手記及含我這篇在內的長壽湖右派長篇採訪巨著，將會在不久面世的。 實在對不起，寄個幾行字的回執，可卻嘮嘮叨叨，言不及義地寫了些囉嗦話句，耽擱你們的寶貴時間了。即祝春安，並預祝研討會成功舉行！ 2010.03.10 28日來件收到，聚會被取締正說明《往事微痕》有力量。 自1月23日收到紀實卷11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及12月23日 收到37、38期《往事微痕》後，其他各期均未收到，望補發，謝謝。
康旺 謝謝！向各位難友問好，向辛子陵等學者致敬。我也是五七老人（可謂當年的小字輩）。拙作《佝僂的背影》 (筆名老驥)正在澳洲<<自由聖火>>連載。今後多聯繫。 老驥 頓首 晉 陶淵明 乞食歸來陶淵明，揮毫滿紙珠玉紅。動人最是桃花源，中華千載尋不停。桃花源勝伊甸園，男女老少生活甜。沒有蛇騙上帝管，天人合一道自全。 桂林義工：柯林 鐵流，博繩武老難友，北京諸位老義工們，你們辛苦了，桂林老難友們祝你們健康長壽，爭取超百歲，請你們注意保健、養生、不要超負荷工作，才能把《往事微痕》做得更好，更長久。 我已83歲，沒有太多的精力與人爭論了。但是，當我看了2010（新年特刊）73頁成都都愛國給你們的信（也可以說是給廣大讀者的公開信），不禁心潮湧起，做夢都在想那封信的教導勸說。每本《往刊》的正面，明明白白的十六字方針，每一期都是按這個方針辦，發表文章的。僅僅是友誼回聲才是各抒己見。 我是想到哪就寫到哪，見到“愛國就從此開始。你們知不知道《悅讀》2009.8上海版曹維錄寫的《特別恊定》的內容，那是毛、周與蘇聯簽訂的條約。漢奸賣國賊能愛嗎？” 都文末尾倒數第七行告訴你們“不要把難友引向錯誤的道路。”你們做了嗎？怎麼我讀1-40期也沒有發現你們把我引向他所說的道路呢？ 黨並沒有真正認錯，也未與我受難者平反，只是為我們改正。而且非常不徹底，沒有補發被扣的工資，也沒有按原級別任用，都文說為我們“改正平反昭雪”（三段，第一段也說為我們平反昭雪了）這含混使用的語言和肯定平反的語言不能反映真正的情況。 的確，謾罵不是戰鬥。但是都文還是用了紅衛兵時代的語言：例如：“惡毒攻擊“73頁第二段，“毛魔”之說，我是不贊成的。因為此說不準確，不能真實反映毛澤東的罪行，殺一個人是犯罪，日本在南京的殺人比賽是一百零幾人，是大罪，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殺了幾百萬猶太人，所以人稱“希魔”，那是名符其實。而毛澤東呢？試想：在和平年代，在正常沒有大災的年代餓死亡三千七百萬人。絕戶、絕村，及其它歷次運動，非正常死亡被殺、自殺總共約八千萬人。古今中外的統治者殺人總和加起來趕得上嗎？所以說“罪惡滔天”之說是準確的，數學中有一個∞大的符號加罪惡二字也是不過分的。 回想他老人家在世時，地、富、反、壞、右份子的家屬甚至孫子、重孫輩都要低人一等，走路都不敢抬頭面對世人，受人欺凌，被人岐視，小孩上學都難。而今世道變了，進步了，大反革命家屬還有人衛護膜拜呢？ 還有，在《往》1-40期的所有文章中，那有難友“宣布要推翻共產黨？”據都說是“目的”。這種說法從何說起？是硬裁在《往》的罪名，作為難友，的確“不應該”“令人惋惜”。 都文三段後幾行說“破口大罵”誰破口大罵了。沒有啊！至於所說劉、王、方、李是非，此文不想論說，公道是非早已有人說了。（也不是少數人，也有受害人） 奉勸都愛國難友，還是看一看《墓碑》和辛子陵的書吧，《往》有辛的特刊。2010.3月25日 杭州 孫嘉寶 得知《往事微痕》要出合訂本，希望能給我幾卷。我與老伴都是五七難友，老伴2008年1月病故，我則因全身骨質疏鬆，勉強生活自理，沒有人陪同不能出行，幸虧郵局離我這裡近。我希望《往事微痕》自25期以後的也編訂合訂本，當然，在京的同志們辛苦了。向你們致敬！ 湖南岳陽：易迎祥 聆聽了您的電話以後才知道您並不是什麼五七難友，而是《往事微痕》刊的義工，是不可多得的貴人，能為《往事微痕》辦事的人是我們的知情者，同情者。我們希望您能任勞任怨堅持為我們出力，千萬不要離開我們，雖然您在電話里說明不要致謝，但我還是要說上幾句，《往事微痕》均有我來分送，越來越受歡迎，一些難友與其訂《炎黃春秋》不如看《往事微痕》。希望有朝一日能公開發行《往事微痕》。讓歷史永昭日月，讓毛那些左右們早日推出歷史舞台，讓中華民族的命運不再掌握在瘋狂的權力之中，不准公民訴述歷史，不准公民鳴冤叫屈，不准公民要求獲得人身自由，不准公民爭取權利的執政黨是腐朽的政黨，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全中國人民都應該投反對票，反對歷史的叛逆者死皮賴臉地堅持專制。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感謝你為《往事微痕》的熱情付出，沒有你們這些領頭雁與勇士們，我們的晚年生活就會長期的被陰影籠罩着。在42期編者提示說要編合訂本，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完成了請給我寄來，你們一直沒有放棄對我們的關注看，我們的難友情勝過一切！ 湖北：程靜宇 近日從朋友處見到2006年1月份的《爭鳴》上關於1957年反右檔案已經解密，說1957年反右運動中所打右派不是55萬，而是三百多萬（即3178470人），另外還有中右分子一百多萬（即1437562人）。 通過這個數字，我不由得聯繫到1955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的同學，全班共有40人，可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就有10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班的25%。這些右派分子都是當年通過全國高考，擇優錄取來的優等生，他們年青有為，在學校曾接受全國著名學者專家的教誨與指導，有才華、有理想、有抱負。剛畢業，就被分配到全國各著名高校、科研及理論專刊等部門去工作。正是抱着滿腔熱情，準備施展才華發揮作用，要干出一番事業的時刻，就是因為響應黨的號召，給黨的整風運動提出了一些意見與建議，其中有的並未提任何意見，只是向黨表忠心，上交了自己的思想匯報，沒想到竟成了罪過，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成了有毒的廢品，於是就被分別遣送到農村、工廠等最艱苦的地方，進行長期的監督勞動改造達22年之久。他們中，有的通過層層下放，先從中央下放到地方，再從地方下放到農村，有的已成家，有一個孩子，於是全家就跟隨一同下放到農村。還有的右派夫妻兩地分居，因勞改長期分開而導致離婚，致使妻離子散。這班右派當時大部分尚未成家，他們脫離專業，脫離書本，長期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如挑土、掏糞、推磚瓦、鋸木頭等重勞動，本來是才華橫溢，思維敏捷的人，由於多年不務正業，到後來也被改造成頭腦簡單的庸人。即使是如此，也還算是幸運的。這班有兩個右派，因長期生活艱苦，受盡磨難，最終患癌症，先後去世。其中一個的女兒，因從小在單位幼兒園、小學受歧視而患有抑鬱症，很少言語，長大後到青春期突然爆發成精神分裂症，至今全由一個年近八十的老母照顧一個精神不正常的瘋女兒，淒涼度日。另一個由於是在右派改正之後才結婚生下的孩子，在幼兒園和小學時，父親去接送孩子時，人們往往把父親當爺爺來取笑他，他感到父親的遭遇對自己不光彩，中學畢業後，就棄家出國，去南洋等國，以半工半讀謀生，親朋想關心他也無從了解，如今只剩下他母親一個人孤零度日。 十個右派中，還有兩個即將進入八十耄耋之年，因年老體衰，難以成家，只好進住老年公寓，在獨寂寞中度過餘生。 最後，還有一個改正右派，退休後開始總結反思：中國為什麼會有反右派鬥爭？為了總結這一歷史經驗教訓，他經過十年努力，寫出了一本《反右鬥爭的回顧與反思》。第一版為648頁，出版後，仍覺不滿意，於是，經過三年的努力修改，實行第二次出版，增到728頁，事後仍覺不滿意、不深刻，於是又進行第三次修改，增至782頁，並重新寫再版前言，正是由於痛苦的反思，長年勞累，致使心力交瘁，導致急性心肌梗塞，左胸部大面積出血，不治身亡，結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家人為悼念他，寫詩一首： 一枝禿筆寫滄桑，暮暮朝朝牽肝腸。 豪氣已隨冤屈盡，憂思偏到暮年長。 激情時也歌新政，呼痛皆因觸舊傷。 恩怨於吾何足計，事關家國怎能忘。 雲南昆明：王林 有難友函告：欲參與維權索賠的“右”字號人物，向您登記。故簡述情況如下並正式登記： “五七”時期，在中後階段，“深挖”時，我被打成“內控右派”，即不通知本人不公開宣布戴帽，僅師黨委常委知情（當時我在部隊搞宣傳工作），所以連我本人亦不知我是“右派”，這暗中置人於死地之事倍加殘酷。直至1982年，因為師政治部幹事之一同志，已升任師政委通知我回部隊一趟處理遺留問題。（此前我於1965年被清洗出部隊，來到昆明教中學）。我回部隊時方知我是“內控右派分子”打成右派之後的殘忍迫害，無窮折磨，一言難盡矣！ 正因此，子女們被打成黑崽子趕下農村，後來安排在極差的單位，單位垮台後僅有低保生活困難，我不得不支援他們，故無錢支援《往事微痕》，只衷心祝願它越辦越好，成為眾難友的明燈。 我一直在閱讀《往事微痕》，只是去借相當困難，能否以後贈讀一份，2009年12月5日的第36期何家棟專輯，請寄給一份，欲經常反覆閱讀。 四川晏寧：趙堯生 讀了近幾期《微痕》，心情十分沉重！ 先是羅鐵夫那篇雲南打非辦把此刊定為非法讀物，稱原右派……。後又讀到你那篇給胡的信並每一位中委寄送一冊……。你已七十六歲，自然不怕關，而且他們也不想關你，其實這都是舉棋不定而已！ 反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錯了，他們向誰承認過錯？文化大革命錯了，害死了劉少奇、賀龍等數百萬人，他們仍然覺得無罪可議。毛澤東這個反革命家屬（因為他未與江青離婚）從來就是寧肯我負天下人，不准天下人負我的獨夫，他也不會料到百年之後會被釘在恥辱柱上。《微痕》並沒有反對共產黨，只是揭露了那些時期錯誤而要求改正，所以她絕非反動刊物。正因為如此，他們對存活的右派不想再理再管了，他們等着這些人死去便一了百了。 最近看了一篇紅衛兵領袖蒯大富的文章，象毛澤東親手扶植起來的這些人，最後判了十七年，刑滿釋放後又處處限制，象吳棧賢，韓愛晶等人，她們又何嘗不是毛澤東的工具，然而真所謂“始亂終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記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毛澤東曾說，魯迅如果活着，他要不閉嘴，就只好在監獄中呆着。由這件事我想起《微痕》，她也和魯迅一樣，背着沉重的負擔，扛着黑暗的鐵門，放他們到光明中去……！將來也許會這樣，別人為了一言堂，未被能容下她！ 象趙紫陽這樣的人，曾做到最高領袖，後來連追悼會都不給開，甚至如今還未下結論，何況你我這等人啊！ 我還年輕，只比你小一歲，身體尚好，雖不能當義工，（因家庭關係）但我也會很好地利用《微痕》這面窗戶，讓更多的人知道一些實況。其實我很佩服燕遯苻、謝韜、博繩武等老人，還有您的妻女……。他（她）們為歷史所作的貢獻會千秋永恆的！ 元月十二日 廣西：盧蒙堅 我正在打理有關《廣西專輯》的事。這個月底或三月中，大概可搞好。《廣西專輯》大概可以在四月或五月出版吧？ 我看了〈悼盧玉大姐〉特刊後，想通過蕭遠打聽一位故舊的渺茫訊息。為此，謹煩代轉一信由肖遠轉李媛媛。敬祝虎年康泰！ 五七老人天宇筱吳美光書贈鐵流先生 難忘丁酉話雞鳴，憲政曙光初露痕，鳴放論壇諍諫語，春雷破曉表心聲陽謀巧布驚天地，國士被傷注鬼神，五七老人鬂雖白 微痕往事豈唯痕。 編者的提示： 各位戰友、難友、朋友： 凡來信來稿與捐贈，仍按原來的地址，現再重申於後：一、來信來稿，一律寄到北京市東城區海運倉12號樓6-302博繩武先生收。郵編：100007 ，電子郵箱： wswh57@sina.com 電話010—84072150 手機13522378644二、願意捐贈和支持我們《往事微痕》的款項，需要留名回信的，一律通過郵局，匯至北京市通州區運通花園217-1黃靜女士收。郵編：101100。查詢電話：15811348313三、不需要留名和回信的，請將捐贈款通過銀行直接匯入工商銀行北京新源里支行，開戶名葛亮：卡號：6222020200025589611（因匯款不顯示人名，若需核實，匯後請來信告知，以便查對）。四、為節約開支，我們每月初寄發一次，每次寄兩期。北京由義工李家騤 先生親自分戶送達上門，電話（座機）010-84210475手機：15311651309。其它地區仍由黃靜女士寄送。為此，凡未收到“往刊”的讀者，請分別向兩人查詢。
五、至今我們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也不可能聚在一起辦公，只能在各自家裡做事，若有不到之處請大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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