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最近幾年，中國大學之道與中國大學改革是社會輿論的熱點話題。2003年北大改革論爭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中國大學教育是為了什麼，最該改革的問題是什麼？目前通識教育(指高等教育中的非專業性的經典閱讀與古典文明教育部分，源於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我國通識教育最早於清朝末年提出)的實踐(如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和討論更深入地拓展了這一問題，探討中國大學教育如何才能為中國文明發展和社會發展奠定長遠的基礎。本報曾是大學改革討論的主要平台，此次將連續刊發甘陽先生關於通識教育的文章，以期引發對此一問題的關注。

　　　　
　　甘陽
　　
　　中國文明的復興，是一個世界文明史的事件，從大學的角度來追問，就是現代中國大學是否能擔當起這樣一種文化責任，是否能成為中國文明的擔綱者。
　　
　　我要首先為“精英教育”辯護。很多人都不大敢提精英教育，因為一提精英教育，就會引來很多批評，說你為什麼不關心平民和平民教育。我不怕這種批評，因為我認為這種批評是錯誤的，是混淆不同的問題。中國大學的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國的精英，清華、北大這樣的中國頂尖大學，其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國的頂尖精英。但我所謂“打造中國的精英”並不是指要把中國的大學生培養成西裝革履、一口英文，這種類型往往有文化自卑感，多半是偽精英。一個真正的中國精英首先必然具有文化自信，這種自信從根本上來自於對中國文明的充分自信。打造“中國的精英”，就是要打造對中國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覺，從而對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具有高度自信。從這種角度來看，中國今天恰恰是一個極端缺乏精英的國家。

　　2005年5月我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演講中(按：以“新時期的通三統”為題發表於《書城》雜誌2005年第6、7期)曾經指出，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21世紀的主題是中國，問題是我們自己現在似乎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中國的崛起和當年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後者的經濟崛起只有區域經濟史的意義，並不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義。但中國的崛起，中國文明的復興，是一個世界文明史的事件，這是西方人今天看中國的角度，因此現在整個西方都在緊張地觀察和研究中國會怎麼樣。當然西方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人盼望中國崩潰；還有一種看法則是認為中國文明的崛起將會根本改變世界的格局，包括改變數百年來西方主宰世界的格局，因此西方必須要認真對待。不管怎麼樣，在21世紀，中國文明的任何一舉一動影響到的將不僅是中國，而且是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進程。因此，今天提出“打造中國的精英”，就是指要培養當代中國的大學生達到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能自覺地認識中國文明在當代世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自覺地去認識中國的崛起並不僅僅是中國文明史的事件，而且是世界文明史的事件。因此我的關切是，21世紀的中國人是否能夠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覺。這裡是從大學的角度來追問，亦即要追問當代中國的大學生是不是能達到這樣的文化自覺，追問現代中國大學是否能擔當起這樣一種文化責任，是否能成為中國文明的擔綱者。因為任何一種偉大事業，任何一種文化復興，必定有其擔綱者，而在現代社會，這種文化復興的擔綱者非大學莫屬。

　　這裡我要引用美國伯克利大學前校長Clark　Kerr說過的話：偉大的大學是在歷史上的偉大國家的偉大時期發展起來的。換言之，一個二流三流的、沒有文明根基的國家是不可能發展出偉大的大學的。英國《泰晤士報》的全球大學排名將北大排名在全世界大學的第17位(按：2005年《泰晤士報》的新排名榜進一步把北大升級到第15位)。要老老實實承認，這種排名其實是考慮到文明潛力和國家地位的排名，並非單純根據大學本身的排名。北大本身現在並不具備這樣世界領先的實力，這是從中國文明在當今世界的地位，以及北大在中國的地位來衡量北大在全球大學中的位置。但是，這個排名卻點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北大、清華這樣的中國大學，其前途和命運是與中國這個文明、中國這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在香山開過三天會，議題是中國大學與人文教育(按：會議討論摘要發表於《21世紀經濟報道》2005年8月30日)。楊振寧先生在開幕時提出了四個字：“文化自覺”，亦即中國大學的一個根本任務是要喚起中國大學生的文化自覺。今後二三十年，或許是中國文明復興和中國大學發展的最關鍵時期。如果中國人對中國文明本身沒有信心，如果中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傳統以及中國的一切總是抱着一種否定的態度，那中國的大學肯定辦不好。反之，如果中國人和中國大學生能夠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覺，如果中國的大學牢牢地植根於中國文明的最深處，那麼，即使今天中國的大學仍然很不理想，但我們有理由期望，經過一兩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國的大學作為偉大中國文明的擔綱者將會成長為偉大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