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
　　
　　美國大學的根在什麼地方？就在於其自覺地植根於西方文明的深處，這最突出地體現在美國大學的本科通識教育體制中。
　　　　
　　我們可以立即發現中國大學的根本致命傷：中國的現代大學沒有自己的文化根基。中國現代大學從一開始就沒有植根於中國文明傳統之中，事實上中國現代大學的誕生恰恰以與中國傳統文明斷裂為標誌。這只要比較中國最早的兩個現代大學方案就可以看出。

　　中國的第一個現代大學方案是晚清政府在1904年公布的，當時設計的中國大學共分八大科，其中第一科為經學科，下分十一門類，全部都是關於中國古典文明的教育的。但1912年民國政府又公布了一套新的大學方案，這個方案把1904年方案的八科變成了七科，也就是把原先的第一科中國古典文明教育的內容全部砍掉，稱之為清除封建餘孽。從此，20世紀以後的中國高等教育就把中國古典文明教育以“封建”、“反動”的名義全部清除出去了。誠然，專門研究中國古典文明的專家仍然有，但那是專門性的研究，並不是把中國古典文明和中國經典文本作為所有中國大學生最基本的共同教育。

　　可以說，20世紀中國普遍的徹底的反傳統心態，特別是這種反傳統心態在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制度性體現，從根本上造成了我們今天普遍感到的文化底氣不足，這也正是今天中國極端缺乏精英的根本原因。

　　從回顧的立場看，如果1912年新方案能夠延續1904年的方案，如果中國的現代大學能始終把中國古典文明教育放在大學的重要地位，那麼中國的文化狀況將相當不同。我們現在提出這一問題，並不是要簡單化地否定當年反傳統的正當性，而只是要指出，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今天已經必須重新審視這一問題。20世紀那種普遍的反中國傳統的心態和行動，在21世紀必須徹底扭轉，否則我們將永遠處於文化無根狀態。

　　今天中國的所有大學都在學美國的大學，但我以為，目前我們實際只是在學其皮毛。美國大學的根在什麼地方？就在於其自覺地植根於西方文明的深處，這最突出地體現在美國大學的本科通識教育體制中。簡單地說，美國大學並非只有那些專家才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和西方經典，而是每個本科大學生首先都必須接受高度強化的西方古典和經典教育。但這種現代通識教育制度並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相反，美國現代大學實際和中國現代大學一樣，在其最初同樣經歷了傳統的斷裂和經典教育的斷裂，而且這一斷裂的時間實際也正相當於中國的清末民初，亦即中國現代大學的形成期。但不同的是，在美國，這種傳統斷裂和經典教育斷裂的狀況，不久即通過建立現代大學本科通識教育體制的途徑而得到了扭轉。

　　下面對美國現代大學的這個歷程作些簡略討論。

　　就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而言，中國今天的情況非常類似於美國的現代轉型期，這就是美國南北戰爭以後的1870-1940年間。當時美國經濟高度起飛，但社會急劇分化，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道德淪喪、腐敗和黑幫盛行，這種狀況一直要到1936年以後的所謂“羅斯福新政”才基本奠定一個新的政治秩序，亦即拒絕“市場放任”的發展方式，而採用國家干預的方式來調節市場，縮小貧富分化，緩和社會矛盾，逐漸達成社會妥協。

　　美國的現代大學制度也正是在1870－1940年期間逐漸成型。一般公認，美國現代大學的起點以兩個新型大學的建立為標誌，這就是1876年建立的新霍浦金斯大學和1892年建立的芝加哥大學。在此之前，美國雖然也有歷史悠久的哈佛和耶魯等老的學院，但這些並不是現代意義的大學，這些學院的目標是培養本地區本教派的牧師及其政治領袖，這些老學院長期實行的是西方的傳統教育，這就是以希臘文和拉丁文為中心的西方古典人文教育。這種西方傳統教育模式以英國的牛津劍橋和法國的巴黎高師為代表，常被稱為西方大學的英國模式。這種西方古典教育模式和中國古典教育模式雖然在具體內容上不同，但其精神實質是相當一致的，這就是都着重古典語言訓練、經典文本研讀和古典文化的薰陶。這種以人文教育為核心的目的是培養具有高度古典文化修養的統治精英，尤其英國上層階級向有名言：雖然希臘文拉丁文對於管理印度殖民地毫無實際用處，但只有精通希臘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統治印度！美國傳統的教育制度基本是照搬這種英國模式，哈佛、耶魯和哥倫比亞等老學院的傳統入學考試都要首先考希臘文和拉丁文。

　　但隨着1870年後美國開始現代轉型和高度經濟發展，美國老學院的傳統人文教育也被看成不能適合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美國教育制度在19世紀末開始重大的轉向。霍浦金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建立之所以被看成美國現代大學的起點，就是因為他們當時代表新的大學方向，這就是所謂以“德國大學模式”取代以往傳統的“英國大學模式”，不再強調傳統的古典文化的人文教育，而是強調以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為取向的“研究”為主的專業性教育，尤其着重發展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研究生院，建立專業性的系科、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而當時新興的社會科學也主要以自然科學為模板。不但新建的霍浦金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標榜所謂德國模式，而且老的學院如哈佛等也都開始轉向這種現代研究型的德國大學模式。與此相應，美國的大學相繼取消傳統的希臘文拉丁文考試要求。這實際意味着，美國以往的以古典語言和古典文化教育為中心的傳統教育體制到19世紀末基本瓦解。

　　但是美國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特點就在於，它並沒有沿着所謂“德國大學模式”這一條路走到底。

　　首先，在1870－1940年這一現代大學轉型期，雖然很多老的學院轉型為現代研究型大學，但相當數量的老學院，即所謂傳統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卻並沒有追隨這一“時代潮流”，它們仍然堅持自己傳統的英國模式的古典人文教育，並不追求“升級”為所謂研究型大學。

　　而更重要的是，在新型的研究型大學本身，從20世紀初開始就出現了撥亂反正的潮流，關於大學發展道路的激烈辯論在二、三十年代達到白熱化的階段，而辯論的中心恰恰就發生在原先作為新大學樣板的芝加哥大學：1934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教育大辯論轟動全美，史稱芝加哥之戰(Chicago　Fight)，是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影響非常深遠的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