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微痕---第四十九期 | |
| 送交者: 刚之柔 2010年06月29日20:44:54 于 [海 二 代] 发送悄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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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49期 201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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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汉书补注〉批注》介绍.... 34 谢铮口述 瞿硕整理：共产党员的光辉代表——王子昌同志 . 57 祖丁远: 难道知识分子又要回到“臭老九”时代了？.... 62 任彦芳：苦难经历是宝贵财富 读铁流《我所经历的新中国》………… 66 请记住：有一个人因为太爱我们而被杀掉 ——纪念林昭被杀害四十二周年 杜 光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是林昭被杀害的日子。在这一天的近两年以前，1966年的5月6日，当北大的五七难友张元勋到上海第一监狱探望林昭时，林昭对他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杀掉。”这是一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刻留给我们的遗言：是嘱托，也是期待。她嘱托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记住，她是因为太爱我们，为我们争取自由才会遭到杀害的；由此，她期望我们能够继承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在祖国大地上扫除极权政治和一切压迫、歧视、剥削和不平等的垃圾，建立起人们可以自由说话、平等生活的新社会。她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 一、为了祖国与自由 林昭的一生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生。在青少年代，她就在家庭的影响下，立下了以身许国的壮志。1949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林昭拒绝母亲要她考大学的劝说，义无反顾地奔向共产党办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结业后又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195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想不到1957年竟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给她妹妹写信说：“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现在，“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她后来在一份血书里说：“每当想起那惨厉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肺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时开始。”这个严重的打击，促使她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从而开始了她那艰辛的苦难人生。 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把她推上政治反对派的道路。1959年，他因病回上海休养，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五七难友、知识青年，成立“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编印地下刊物《星火》，指点江山，针砭时弊，林昭还发表了激情奔放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结果在1960年10月被捕，由“右派分子”升格为“现行反革命分子”。1962年3月，林昭因患肺病保外就医，她仍不改初衷，与一些新结识的右派难友，继续开展“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活动，起草《盟章》和《政治纲领》，撰写《我们是无罪的》和《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章和传单，当年11月再次入狱。1964年11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起诉林昭，1965年5月，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林昭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4月改判死刑，立即执行。4月29日，林昭终于倒在罪恶的枪下。官方不许收尸，却向家属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 在监狱里被关押的五年半时间里，林昭不断抗议当局对她的迫害，揭露、批判执政党和毛泽东的专制统治；在大量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诗文书信里，她表述了对祖国的挚爱和眷恋，对自由的期待和渴望。她在一首题为《啊，大地》的诗里写道：“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在写于牢房墙上的《自由吟》里，她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主题，抒发了愿为自由献身的崇高意旨：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不惜作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来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为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热爱祖国，渴望自由，正是萦绕于林昭脑际并孜孜以求的两大主题，也是她希望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继承、发扬的精神。 二、血的控诉与批判 不久以前，有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了林昭的血书复印本，那是她被关在上海第一监狱里的时候，用竹签沾着自己的鲜血，从1965年7月10日到12月5日 ，以近五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2000年经过她的未婚夫甘粹几个月的辨认誊抄，这部长达13万字的血书才得以面世。
在这部以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为形式的血书里，林昭愤怒地控诉了执政党的黑暗和毛泽东的罪恶，申明了自己反专制、反独裁的鲜明立场。 她在评论毛泽东时指出：毛泽东“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灵魂中，除了艳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盘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他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狂妄者必自大而主观者必片面，加上不义的权力助长了威风，又好歹弄出个某些局面，也颇加深了那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刚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大成问题的精神状态。”“那场臭名远扬、血腥炽烈的所谓反右也者，首先正是独夫之患得患失、反复无常的结果。” 林昭还认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是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他的纵容分不开的。她在血书里写道：你们“长期以来对这个暴君一味迁就、姑息、放纵……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与偶像崇拜。……这种人为的偶像崇拜之风就更大大纵容了独夫性格中那不足为训的刚愎轻躁的一面，使他变得空前地自大狂而习惯于一意孤行。”因此，对于毛泽东犯下的种种罪恶，“独夫本人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你们这些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无原则地吹捧他、宣扬他、渲染他、粉饰他、神化他，把他的名字高唱入云，而靠着收拾他的下巴涎来过日子的先生呢！！你们怎么能躲得过这相当程度上分担其种种行为的后果、责任、一直到耻辱呢？！” 林昭指斥共产党的政治是“一个充满罪恶、沾满血污的不义的暴政”，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受着如此一个彻头彻尾特务化于一层伪善外衣之下的所谓政党的统治，我们还能向何处去寻找一点民主的气息呢？！谁都不能供给人们以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先生们的贵党之内除了集中，集中，集中，而且是恐怖的集中，根本就早没有任何民主可言！”“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哪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而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的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坏到入骨！”“今日的中国大陆在魔鬼政党的极权恐怖统治下，成了如何一个黑氛迷天、血腥遍地、荒谬绝伦而惨厉无比的地狱！” 她指点着共产党员们说：“你们蹲在那么个彻头彻尾地特务化的魔鬼政党之内，那是作恶有路而向善无言，故只要是保有共产党党籍者，谁都跑不了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之下为虎作伥地造些恶孽而沾些腥血！越爬到了上层那恶孽就造得愈足，而腥血也沾得愈多。”“天父上帝再怎么仁爱，也只好让那地狱灭亡的火焰一步步向你们面前延烧过来！”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就如此深刻而尖锐地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和共产党，表现了林昭的超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识见。但是，在这种深恶痛绝的控诉和谴责的同时，尽管“对于当前现实，那不绝如缕的一份感情真正是受到了残酷的考验”，林昭却“总只是努力想把独夫个人与先生们的群体分开”。她由于察见了“你们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未尽灭绝的人性”而悲痛地哭泣，为他们摆脱不了罪恶而哭，为这些“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而哭。因为她“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本着“仰体天心、爱众亲仁、与人为善的本分”，坚持“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她把自己的悲剧“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仁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乃至于对你们怀抱这么一份人性呢？归根到底又不过因为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她苦口婆心地告诫说：“先生们啊，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何等无情地确实的真理啊！”“你们若还有三分未泯的良心、未灭的人性，你们当汗流浃背地痛感愧对先烈的热血，愧负国人的期望，以至愧欠自己的初志！” 三、 “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 林昭1962年再次入狱后，就“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她在血书里接着说：“然则既进入了阵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言以蔽之，战斗而已。这战斗较之反右以后绝然投身于反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同其性质，可是更高了一些，高就高在其自觉程度已经更为强烈而且清醒。”在这几年里，官方一直软硬兼施，逼她承认错误，她母亲也劝她认个错，以求释放或减刑。林昭却坚持她的信念和原则，绝不退让。她在血书里说：“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然而我不能，……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经日益深化地看到了伪善画皮底下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此生宁坐穿牢底，绝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是一颗反抗的种子！”“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赐予我以这样一份光荣！”她坚定地表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谁也没有权利对我说：要求生存就必须套上锁链而忍受终身为奴的耻辱！”她还以“出淤泥而不染”来说明自己的品格：“入了这行诚然不免入乡随俗地蹚着浑水而无法再保持小知识者的洁癖，但内在的品性修养操守人格必须力持‘出淤泥而不染’！这特别是因为：正如内容与形式一样，目的与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配成’一套‘下流的龙’！” 林昭认为自己“所固有的政治特征”是“坚定与幼稚交集于一身”。她的坚定性突出地表现在虽然监狱里条件恶劣，而且长期遭受着侮辱、殴打，有几个月甚至戴上两副反铐，但她始终没有停止抗争。她在血书里表示：“一息尚存，斗就是了！死也无恨，牺牲在早已自许做殉道者的个人来说，正好作为斗争之一个无比光辉的顶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得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她还满怀豪情地宣告：“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来把万恶的凶手埋葬——把他们的骨头都砸成粉浆！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发出控诉的巨响而掀起滔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轰然如爆炸般地延烧开来，使他们淹没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铁，我就要把自己化为一柄人世间最最森冷、最最锋利的刀剑，向那些杀不可恕的恶徒送去他所应得的当作惩罚的死亡！” 四、她为我们而死 林昭把自己的思想原则“简单地归纳为两句话：‘祖国至上！自由万岁！’或者在前面加上两句：‘公义永在！青春必胜！’”为了坚持她的思想原则，为了祖国和自由，她毫无保留地献出了她的全部青春以至宝贵的生命。祖国，自由，不但是林昭的思想原则，同时也是一切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共同执守的思想原则。自从西学东渐以来，一百多年了，多少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的自由，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他们奋不顾身地追求的，主要还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祖国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后人的自由。林昭身在狱中，备受凌辱，她只要承认错误，停止抗争，就可以重获自由。但她始终没有屈服。她不能放弃自由的理念和争取社会自由的抗争，来换取个人的自由；相反，她是宁愿牺牲个人的自由，来争取祖国的自由，民众的自由。换句话说，她是为了争取我们大家的自由而舍弃了个人的自由，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爱无疆”，林昭的斗争和奉献，表现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诚如她对张元勋所说的：“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杀掉！”遗憾的是，几十年来，专制统治者封锁一切有关林昭的信息，以致被她热爱并为之牺牲的民众对她一无所知；她的事迹、她的思想、她的精神，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和弘扬。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应该大力宣传林昭的事迹，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林昭是为我们而死的，我们责无旁贷地应当继承她的事业，发扬她的精神，担负起争取祖国自由的历史责任，以此告祭林昭的在天之灵。 2010年4月29日
在林昭、张志新雕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杜 光 今天我们怀着虔诚的、敬仰的心情，来到张志新和林昭的雕像前，为这两位因争取自由民主而遭到残暴屠杀的烈士举行雕塑揭幕仪式。 感谢严正学、朱春柳贤伉俪为创作这两尊雕塑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他们的智慧、艺术和勇气，把张志新和林昭的形象重新带到人间；同时，也就向社会介绍、宣传了她们的事迹、她们的思想、她们的精神。这对于推进现阶段的 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张志新和林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应该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在全国各地建立她们的雕塑，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为她们开设纪念馆，作为在全社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基地。但是，专制统治者却害怕广大民众学习她们的思想和精神，把她们封锁起来，以致现在的青年人连张志新、林昭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她们的事迹和思想了。张志新是人民大学的校友，林昭是北京大学的校友，有这样杰出的校友，母校应该引以为豪。但是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却把她们看做洪水猛兽，竭力回避、排斥。严正学伉俪创作的雕塑，本来应该分别树立在她们的母校——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现在却只能在这里安身。这个事实，一方面说明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同时，也衬托出这两个雕塑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时刻。三股政治力量——力图强化专制统治的权贵集团、企图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旨在推进自由民主的改革派，都以空前的力度展开活动，以求扩大自己的影响，拓展自己的阵地。面对权贵集团和毛左派勾结合流的危险局面，1989年遭到残酷镇压的民主力量正悄然复兴。张志新、林昭两座雕塑的完成面世，正是这个复兴大潮的一个小小的标志性事件。 在已经过去的四月里，还有两件可以称之为标志性的事件： 一是《人民日报》发表了温家宝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它引起了毛左派的狂怒，有两篇批判胡耀邦的文章捏造事实，肆意诽谤，如：把平反冤假错案说成是对老百姓政治权利的全面剥夺，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血腥报复；真理标准大讨论则被描述为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和伦理基础的“兽性化口号”；甚至说胡耀邦主持的团中央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到北京各中学，“整死斗死成千上万学生”，“双手沾满学生鲜血的胡耀邦”，“开创了党内镇压学生运动的先例”。如此等等，丧心病狂，丧失理智，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西方有一句谚语：“上帝要他们灭亡，必先让他们疯狂。” 这些毛左派究竟要疯狂到几时，还会有些什么疯言疯语，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4月16日发生在福建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前的街头示威活动。去年六七月间，马尾警方以涉嫌“诽谤”罪拘捕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和视频，揭露“严晓玲事件”真相的三位维权网友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马尾区检察院今年以“诬告陷害”罪向区法院提起公诉。4月16日 是马尾区法院开庭审理的日子，全国各地网友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来到马尾，除了大量福建本省和福州本市的群众外，还有从北京、南京、深圳、香港、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赶去的网友，共达两千多人。他们齐集在马尾区法院门前，大部分被挡在警方的隔离线外。他们高呼“自由万岁”、“正义万岁”、“范燕琼无罪”、“吴华英无罪”、“游精佑无罪”等口号，举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阳光、真相、正义”、“公道自在人心”等横幅，并且不断地高唱《国歌》、《国际歌》和《草泥马之歌》，场面十分热烈。由于大家保卫网络言论自由的目标一致，心气相通，现场充满了友好、团结、和谐的气氛，有的网友把它形容为新的微型“八9六4”，意味着民主运动的新的崛起。
我觉得，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意义，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如果说，前一事件反映了党内高层改革派的奋起和背水一战，后一事件表现了民间民主力量的凝聚，公民社会的成长，那么，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就更值得我们注意。网友们4月16日在马尾区法院门前打出的最引人注目的口号“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就是温家宝在一次讲话里提出来的；再联系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发表后，许多网友给以积极的评价，使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朝野民主改革力量联合互动的征兆。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在这个民主运动悄然复兴的历史大潮里，我们今天为林昭、张志新的雕塑揭幕，将同温家宝的文章和马尾区的街头示威一起，成为这个民主大潮的标志性事件，预示着新的民主高潮的到来。 2010年5月2日
被判死刑的七名北大“右派分子” 王友琴 （这是《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书中的一章“北大的政治迫害历史”中的一节。） 文革中北大发生的大规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凭空发生，而是由文革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迫害发展而来的。回溯北大1949年以后的历史，人身迫害和人权丧失的由来和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后来又再“补划”，一共划了716个右派份子 。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 。因为没有公布被“划”者的名单，现在不清楚这一人之差是如何产生的。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更加令人震动的是，1957年5月中旬，当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学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文件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部署反右（5月15日）。北京大学学生响应上面的号召，从5月18日 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上面所说的“大鸣大放”。他们对政府和大学当局的批评，进行了不到三个星期，就全部成为他们的罪行，使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陷入“敌我矛盾”的深坑。这种策略被毛泽东事后得意地称为“阳谋”（作为对“阴谋”指责的反驳）。不管称之为“阳谋”还是“阴谋”，这一“谋”的后果，仅仅在北大一所学校就是七百多名“右派分子”和八百多名被处分者的长期灾难，在全国，则是数百万人受到迫害。由于上面规定普通工人农民中不抓“右派分子”（不是网开一面，而是另有名称，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所谓“知识分子”又只有五百万，那么“右派分子”在其中的比例，显然是非常高的。
“反右”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权力当局大规模地以言论定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当时的宪法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中共北大党委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惩罚，这是人类学校史上和政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 而且，对“右派分子”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右派分子”被学校直接送去无限期“劳动教养”，以致他们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二十年。他们中有人在“劳改农场”被饿死。有的在“劳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更加恐怖的是，他们中有人被判处了死刑。笔者现在找到的有七个名字。 这种大规模的迫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他把人际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区分的标准，并不是法律。他宣布某一类人是“敌人”，就是敌人，并且实行他规定的惩罚。这个处罚可以一直重到死刑。这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完全不曾有过一般法律上的重罪如杀人，抢劫或者强奸。他们被处死，罪名是他们的思想或者言论。一个人思想或者言论方面的“右”，就可以成为施行惩罚甚至死刑的依据。 北大划“右派分子”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批划了511人即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分子”。但是“上面”认为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反右”后离开北大后到兰州大学任领导，文革一开始就被中共甘肃省委列为重点对象并遭到野蛮的“斗争”，1966年6月25日自杀身亡）工作不力，1957年10月，国务院派来了陆平（周恩来亲自和陆平谈话后派他来到北大，此前他为铁道部副部长，文革中他也受到残酷迫害），继续进行反右“补课”——一个学校里关于教学的专门术语，被移用到了在学校里实行对教员学生的迫害中。这个“补课”，使二百多人被“补”进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总人口中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划“右派分子”时，预先制定百分比或者各地人数配额，以确保实现总体效应。明显可以看到，北大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人数比例划了“右派分子”。后来“上面”传下指示说北大划百分之五不够，北大就进行“反右补课”，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反右”时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讲，北京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 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划的。这种按照事先规定的数字来抓人惩罚人，在历史上只有斯大林作过。斯大林的指令，包括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各地的死刑和逮捕数字以及他自己亲手写的有杀人数字的字条，都已经公布。 “反右”在北大虽然不像文革那样普遍使用暴力对人进行殴打和侮辱甚至活活打死，但是已经相当野蛮。物理系学生刘奇弟贴大字报提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因此被定为“右派分子”。一名受访者说，1957年他12岁，家住北大旁边海淀镇，有一天到北大来看电影，在北大看到被捆在树上的刘奇弟——因为听到人喊“打倒刘奇弟”，他知道了被绑在树上的人的名字。刘奇弟要说话，有人大喊“把他的嘴堵起来”。这名受访者不记得那天是几月几号，但是记得那天去看的是苏联电影《绿色的锁链》。应该是在6月上旬开始“反右”之后。刘奇弟后来被判刑15年，1961年死于狱中。 在“反右派”发生九年之后开始了文革。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了进一步的攻击和惩罚。假使毛泽东活得长一些，没有在1976年死亡，“右派分子”在1978年依然不可能“改正”，而且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右派分子”在毛泽东死后过了两年才得“改正”，他们受迫害的全程长达21年。在采访中，一名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一直同情“右派分子” 的受访者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面孔”，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压抑的表情，明显到使人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觉察出来，连他们得到“改正”以后那种表情都依然还在。显然，这种特别的“右派分子”的面部表情，是长达21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七人（可能还会发现）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七人中有六人是在文革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占全部716人的百分之一。 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生来说也是极高的比例。甚至现在也还没有了解到在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有毕业生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死刑。 被判处死刑的七人中，六人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都是北大学生。其中只有一人是教师，在两年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后来被判处死刑时，都很年轻。 黄中奇1957年时是哲学系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在宿舍中他与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1958年1月被公安局逮捕，同年夏天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文革后得到“平反”。关于他，校史《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写道： （1958年）1月30日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黄中奇（哲学系心理专业学生）于29日晚持刀行凶，刺伤了心理专业四年级班会主席张博源和前去阻拦的杨恩寰同学。今日上午8时，学生会召开批斗黄中奇的大会，会上，大学办公室主任蒋荫恩代表学校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学籍并交送司法机关惩处。市公安机关当场将黄逮捕。 黄中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后，不久就被判处死刑。（日期待考。）当时让北大各班派学生代表参加了“公审大会”。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代表回来后告诉班里同学，在“公审大会”上，黄中奇被抓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的是汗衫，脸色苍白，白得像白报纸一样，大声地哭，说：“我有罪，我有罪，饶了我吧。”判决以后，立即执行。那是1958年的夏天。 文革结束两年后，重新审理“右派分子”案件。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向黄中奇的同学了解情况。当时黄中奇住在36斋（北大学生宿舍当时都称为“斋”，文革中改称“楼”至今）五层。黄中奇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受到批判斗争和看管，精神崩溃，爬上窗台要跳楼自杀，看管他的同学进行阻拦，发生了身体冲突。黄中奇情绪失控，挥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划破了一个同学的脸。伤情并不严重。被铅笔刀划伤的同学并无伤疤留下。但是黄中奇被作为“右派分子蓄意杀人”判处了死刑，还通报全国。只因为他是“右派分子”，划破皮就和“杀人”等同了。1979年北大给“右派分子”“改正”时，也给黄中奇“平反”。其时他已经被处死20年了。 黄宗奇是“调干生”（即不是从高中毕业后升入大学，而是在上大学前已经是工作的干部），在北大上学时已经结婚生子。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当架子工。给了他的儿子两千元钱。这是北大为“反右”给予“右派分子”或其家属的最大的一笔“赔偿金”— 实际上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需要“赔偿”，也没有用过这个词。当时用的词叫“困难补助”。 上述校史记录中提到的代表学校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办公室主任蒋荫恩，后来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在1968年4月6日上吊身亡。当然，这完全不是十年前被惩罚的“右派分子”报复的结果。相反，“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都受到了进一层的更加残酷的迫害。而一批领导了“反右”的干部们，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六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是： 林 昭，中文系学生，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 任大熊，数学力学系教师，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被处死； 顾文选，西语系学生，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沈元，历史系学生，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吴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处死。 张锡锟，化学系学生，1954年入学，1975年被处死。 六人中林昭为女性。她生于1932年。她因站出来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学辩护而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她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58级（1954年入学），全班34人，划了7名“右派分子”，占全班人数23%。7个“右派分子”的名字是林昭（女），何其慧（女），杨吉林，孙文烁，王国乡，刘秉彝，赵雷。七人中两个“劳动教养”，两个“劳动考察”，三个“留校察看”。此外，还有7人被划为“中右”，虽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遭到开除共青团团籍等处分。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在1960年代初，林昭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分子”学生来往，她写的两首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印入他们的油印刊物《星火》。参与《星火》的人很快被逮捕。1962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监狱里，她写了14万字文章，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语分析和谴责权力当局如何欺骗和压迫了青年一代，包括她自己。 1968年4月29日 ，林昭在上海被处死刑。那是“五一节”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解放日报》当时报道语）。这是文革期间“庆祝”节日的特殊方式。特别要在节日之前杀人，显然是为了给普通人民更加鲜明的印象和更加强烈的威慑。另一方面，他们也真的在改变节日的内容和意义，在节日中增添了“革命”和暴力迫害的血腥气氛。这确实可以算是他们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内容。
一名受访者讲述了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见到林昭。监狱中召开大会宣判林昭死刑。在押犯人们在台下，林昭被押到台上。受访者当时是台下的在押犯之一，在大学当学生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来判刑十年，和林昭同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受访者说，他看到林昭的脸胀得通红，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肯定是“被做了手脚”。他的意思是，监狱方面用什么特别的方法使得林昭不能说话。他听说，宣判会后林昭在监狱大院中的一角被杀害。 2003年，一位独立制片人胡杰自费制作了一部数码纪录片，题为《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位在1957年“反右”以后才出生的人，访问了认识林昭的人和林昭生前住过的地方，在电影中展现了一名真诚、勇敢、坚持真理的青年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这部电影真实朴素，深深感动了观众。这部电影从来没有能在中国发行，只是私下流传。 在电影里，能听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的一段叙述。在林昭被枪决后，有干部到林昭母亲许宪明家中，通知她，她的女儿已经被枪毙，要她付五分钱子弹费。林昭被判死刑，没有审判，没有上诉，没有刑场告别，已经是连被认为“黑暗”的皇帝时代没有发生过的残酷情况。至于要母亲付枪杀的子弹费，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残忍的细节的想象力。 顾文选是英语系学生，1956年从杭州考入北大。1957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控诉“三害”（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当时共产党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以克服这“三害”）的会上，顾文选讲述了他在1955年的肃反中的遭遇。他的谈话记录，后来以《我的控诉》为标题，发表在手工刻写蜡纸油印的《广场》上，有14页。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只是反对共产党里的错误。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 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 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1949年时他15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 顾文选认为他的不幸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关在监狱里四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他说他说的都是实情，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 以上是顾文选的这篇谈话记录的摘要。刊登了顾文选讲话记录的刊物《广场》，实际上仅仅油印了一期。参与编辑《广场》的学生，陈奉孝（数学系）被判处15年徒刑，张元勋（中文系）被判处8年徒刑，贺永增（西语系，他组织了顾文选讲话的会议）被判处5年徒刑。 “肃反”没有能把顾文选定罪，第二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幸好当时还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而不是像文革中那样全靠本单位的共产党组织推荐。）他在北大讲述“肃反”遭遇的讲话使他被定为“右派分子”。那天和他一起发言的西语系学生周铎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受到长期的关押折磨和摧残。主持了那天会议的西语系学生会主席汪士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送北京玻璃总厂“监督劳动”，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 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处8年徒刑。刑满后仍然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文革中他越境逃到苏联，被苏联方面遣送回国，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 3号，1970年1月31日）写道：“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顾文选的处死经过就是按照这一指示操作的。1970年2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当然，不会有人胆敢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据一名受访者说，还有“革命群众”大喊“枪毙枪毙”，然后大家散会回家吃晚饭去了。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人中制造更大恐怖，起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时，也是对普通人道德的深重的腐蚀。
这份材料写道：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就凭这不到１００个字的指控，“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行”判处顾文选和周鸿东死刑。判罪根据只是两条：“反动言论”和“投敌叛国”。中国宪法说人有言论自由，以“反动言论”判死刑，宪法成为假话。至于普通公民的出国权利，在毛泽东死后又过了十多年才渐渐开始实现。 这份材料发出仅仅两个星期后，1970年3月5日，顾文选被处死，时年36岁。 与顾文选在同一份材料上还有沈元。 沈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从上海位育中学毕业。沈元在高考中以文史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位育中学另一名学生以全国理工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这两名学生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位育中学中学1955年的92名毕业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分子”，包括两个考了全国第一名的人。 沈元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北京郊区劳动。1961年“摘帽”后，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产党人历史学者黎澍等人的帮助，到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时相对宽松了一点的条件下，他在《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多次发表了论文。与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相比，他算是“幸运”的。这也说明他试图努力和当时的主流社会合拍而不是对抗（其他“右派分子”当时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许）。但到了1965年初，他发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发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成为帮助过他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体涂黑，装扮成黑人而进入马里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自己离开中国。沈元也被判处死刑。想要离开中国，在文革时代就是死罪。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杀害。 假使沈元活在今天，他会是报纸上刊出的“高考状元”，会是他的中学的莫大骄傲。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他不但被划为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右派分子”类别，还被进而判处死刑。关于一个人的遭遇和政治的这种密切相关关系，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在1970年他被枪杀时，权力当局的说法是： 十九、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元，男，32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元的母亲和哥哥，也成为判处沈元死刑的理由，这种设立罪名的方式，需要被打历史系或者法律系的学生作专题论文来从学理方面做出分析和解释。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他1956年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57年5月，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刊载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1956年２月25日）翻译了一些段落，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一名受访者说，当时有很多人站在阅报栏前看报纸，同时也看了任大熊陆续贴出的翻译稿，每次一页两页，手抄在普通稿纸上。这名受访者后来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震动。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因此才被西方媒体称为“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之后，斯大林的受难者在俄国已经开始大批得到“平反”（从现在公布的资料看，1956年有130万受难者在俄国得到了“平反”），在中国，任大熊却因翻译了这个报告的一些段落，先在北大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指为“反革命”判刑，在文革中又被判处死刑。从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判处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文依据（人类文明自有了法律，判刑就要写上法律根据，哪怕是装样子呢，文革在这方面非常“彻底”），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发[1970]3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 在１３人中，任大熊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大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毕业留校后住在校内全斋（文革中改名为“红七楼”），被划成“右派分子”时还没有结婚。他的同学一直不知道他已经在文革中被处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在。 上引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关在同一监狱的人莫兴龄的儿子提供的。莫兴龄是一名基督教医院的医生，曾到美国医院学习，因为这些原因，1954年被逮捕并被判刑15年。莫兴龄在还有17天刑满时死于狱中，监狱当局说他“自杀”了。文革后莫兴龄的儿子到山西大同监狱寻找父亲的埋葬处并给父亲筑墓。他没有能得到关于他父亲的文字记录，但得到了这份有任大熊在内的死刑判决书。他给笔者提供了判决书的复印件。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1932年或者1933年（判决书上说他在1970年3月“时年37岁”），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在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1962年去世。吴思慧与他的哥哥和妹妹留在大陆。他在1951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并非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而是迫害的结果。必须注意到这种迫害密度）。1953年他从军队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1952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在北大读研究生。1958年2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在1957年已经划定5%的“右派分子”后又被“补课”进去的。上文已经写到，“补课”后，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比例提高到了7%。） 1959年，他被分配去洛阳工学院。同年12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那是一种工作单位就可以决定的刑罚。每个工作单位的领导人可以有权把那里的工作人员送去“劳动教养”，这一点就足够恐怖的了，更不要说他们的标准是多么荒唐与狠毒。）“劳动教养”期满后，他在洛阳修鞋为生。1965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1970年“打击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其妻子江青的话。他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权力机构的名称，除了行政权力，还有权判死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后，1981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1970年的死刑判决。 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他们也同时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 张锡锟是化学系学生，毕业于成都列五中学（后改名为第五中学），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学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园的短暂的“鸣放”时期，他贴出了题为“卫道者的逻辑大纲”的大字报： 一、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二、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三、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四、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五、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七、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八、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九、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逻辑”，也都被运用到对他的指控上。张锡锟被划 为“右派分子”后，对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送工厂劳动。1965年他试图逃往国外被抓，并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这虽然会被判重罪，但是还不至于如文革中那样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专区盐源农场“劳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发“企图组织越狱”，在盐源农场被枪毙。 文革结束两年后，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的一名杨姓干部曾经到四川该劳改农场交涉。但是那边不给张锡锟“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阳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园书屋）书中，作者杨泽泉记录了他所了解的张锡锟在劳改农场的最后的日子。杨泽泉当时也被关在那个劳改农场，当然无从得到张锡锟的死刑判决文件。他记得，判决是由当时的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发出的。死刑执行地是盐源农场农七队的监院门口。 一名受访者说，他和张锡锟几乎同时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们集体乘坐同一辆大蓬卡车，沿川陕公路北上，到宝鸡换火车去了北京。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后他得到“改正”。他记着35年前被杀害的张锡锟。 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杀害。这六人中，有四人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由权力当局用国家机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实行）的迫害行动。仅从他们的死亡时间，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他们的死亡是一场群体性的迫害的结果，他们死于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之中；他们的死亡清楚体现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续，同时还是“反右”迫害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方面，请参阅笔者的文章,〈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吴思慧的名字是笔者在查访多年后，在2009年底最后找到的。笔者曾经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写出他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你们班的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至今都不得公布名字的受难者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现在是什么时代，难道还会有人指责他的女朋友嫁给了别人没有为他“守节”？她的丈夫也还会不准她讲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40年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1921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139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8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这139人中，有吴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笔者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记录下来，印刷出来，是很少见的。尽管文革后的当局给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记载、报告和发表他们的遭遇一直是被禁止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这是当时用的动词），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中，没有记录数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车到学校来装去“劳教”和“监督劳动”的事情，也没有记录被杀害的人。关于那一时期北大发生的事情，有一行记载是： （1958年）4月22日 4月19日至21 日，全校突击围剿麻雀。三天共歼灭麻雀502只。
以北大一万多人停课停工三天的代价打死502只麻雀，确实像疯子傻子所为，然而那时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准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发生了。这并不仅仅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为，那时候在最高权力当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这一历史的丑闻当然应该记录。但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受到的迫害，是更应该记录下来的。 本文的目的，是记载在杀死麻雀之前和同时发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沈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分子”名字写出来，就能知道到底应该是多少人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北大教员学生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七个人。 调查不够深入仔细，敬请读者补正。 北京大学第八名被处决者——黄立众 在《观察》上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第七个死刑：吴思慧》一文，想起从反右斗争到文革结束后，北大除了已知的黄宗奇、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吴思慧、张锡琨等七人外，还有一名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的北大学生、一位勇敢的反抗者——黄立众。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于193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来自农村的黄立众因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相，被开除团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黄立众因坚持个人观点、"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 当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时，黄立众感到深深的绝望和悲愤，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一条与党和政府对立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致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黄立众是至今发现的北大第八名被处决者，这八人中有五人死于一打三反运动，可见这场运动的血腥恐怖，其中顾文选和沈元仅仅因为想出国被以叛逃罪杀害，张锡琨的死因则是华国锋掌权后为树立新权威而祭刀的那1%中的一个冤魂。 由此我想到，只要司法不独立，野蛮专制的体制存在一天，那么无论谁当政，都会产生无数的冤案冤魂。许多人可能都在网上看到过那个青春妙龄的女孩儿陶静被公审处决的照片，她不过是替男友带毒，而且是平生第一次，就被专制机器残酷无情地剥夺了生命，这是活生生的不教而诛的例子，而且是公元2000年后发生的惨祸。看着她那双无知无辜的眼睛，和被押赴刑场时茫然漠然的神态，我不禁问专制的屠刀怎么永远对着百姓妇孺这些社会的弱者，不但不保护他们，却要屠杀他们，之后还要展览这些愚昧和残忍。如果当局对各种社会问题还只知沿用"乱世用重典"这句封建古训，那么你永远也无法加入文明国度的行列。 南京街头惊心动魄的一幕 杜 高 1970年元旦前后，我父亲从五七于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要我到他那里小住，养养身体，我便到了南京。 一天早晨，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上，我看到了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在当时的右派队里，姚祖彝算得上是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登一双长筒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抹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靠在墙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进燕京大学英语系，1952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劳教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个西藏姑娘，但被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在麦田里锄草时，我们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他会把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到了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果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吃掉了。这在当时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1960年以后"升级"送来劳教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仍拼着命卖力干活。甚至在很冷的冬天，他们都会脱光了膀子拼命干，显示出青春生命的顽强。 1961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亲人探视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陆鲁山劳动教养后，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并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获释。每到探视日，她都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上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心中不是滋味。姑娘的故事在右派队里传诵，让我们在严寒中也分享到一丝暖意。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也从不偷吃地里的东西。干活时他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算出答案，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还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战栗，不敢想像他们被枪决的那个恐怖的场面。这之后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当时一定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四个可怜的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谴忘。"文革"中何止千万个普通人蒙冤死去，并非每个冤案后来都能得到平反，我也无从再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被绑赴刑场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被枪杀的山东大学右派学生郑介农 李昌玉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大学生中的右派，有极为少数的几个被罗织罪名枪决，而这几个被枪决的右派大学生却多是极为优秀的俊逸之才。例如北京大学的沈元、林昭，四川大学的冯元春，山东大学的郑介农等。 一、一篇两千字的文章使一个优秀大学生丧命黄泉 山东大学的右派学生中，郑介农（1935——1969）写的《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当时学生右派写的影响最大、最惊世骇俗的文章之一。他因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定为极右分子，随后，1969年12月4日在广饶县监狱被枪决，时年34岁。 郑介农是1957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正当他们准备毕业，而他已经被导师相中准备留校做助教的时刻，毛泽东发动的大鸣大放开始了。郑介农因为他在校报《新山大》上发表了杂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957年6月5日）打成极右分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中国先哲传递的教诲。郑介农是一位聪颖过人的学生，受到教授们的青睐。这样一来，我记得有位特别钟爱他的教授因为过于偏爱他、袒护他而在斗右大会上受到频频批评与指责。一个教师培养的学生走上“白专道路”，堕落成右派分子，那是最大的错误。 这些陈年老酒早已被流水一般的五十年历史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无滋无味了。其时我在一年级，虽然也打了右派，应当和郑介农在一起劳动过，但是“破帽遮颜过闹市”，我的印象和记忆中，并不认识郑介农。除了我们经历过并且也打过右派的人，或者他的同班同学，屈指算算当时的右派“名角”，因为留下一篇名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所以我还记得郑介农。 大约在将近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陌生口音的电话，翻来覆去地听了几遍，我终于听懂了对方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他叫张士雄，在浙江台州，想要寻找他的一位同乡同学郑介农在“大鸣大放”时写的一篇文章《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问我可否找到。巧的是该文我有。他告诉我，郑介农后来在在监狱中，被罗织罪名处以死刑，被枪决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 郑介农是一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俊杰之才。那时，报纸刊物奇少，1956年他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也谈李后主词》，令老师青睐，令同学艳羡，何况他还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啊！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天字第一号的文坛霸主，是谁也不敢和他轻易“商榷”的权威，可是郑介农写了《与郭沫若先生论曹植》，收到该文的《光明日报》，由总编辑储安平出面转呈郭沫若。郭看了原稿后，复函表示“同意该文某些观点”，但是《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没有敢发表该文，而是将该文和郭沫若的复函一并退给了郑介农。1957年，郑介农为参加文化部、作家协会、电影事业管理局、团中央等4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电影文学剧本评奖，他创作了电影剧本《红楼梦》（上、下集）。他还写了论文《论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山大校刊《文史哲》起先表示要发表，但因为涉及批评某些人的观点几经推脱推延而未发。但是随后他就陷身于政治灾难。 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之语，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对当权者千万人众口一词的唯唯诺诺、奉承恭维、顺从附和、随波逐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如一个人身怀浩然正气，敢于直言谏诤，说真话，说实话，于国于民有利。郑介农在该文中他揭露批评了生活中的许多不正常风气，极力张扬独立人格和宁折不弯的浩然之气。让我们再读读该文：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中文系学生 郑介农 费孝通 先生说中国知识界是“早春天气”、“乍暖乍寒，最难将息。”在我们系里，老实说，我却只担心着“怎敌他晚来风急”。某些“左”的可怕的面孔，据说已改变表情，物美多了，但仔细看去，依然是“旧时相识”。说话很难！“离骚”是不能读的，“露才扬己”，罪名着实不小。有职有权的人士只希望我们做点“汉赋”有时连“汉赋”都不准。汉朝的赋家司马相如、杨雄辈还不免“劝百讽一”，他们所要的却只是歌功颂德。“学校太平，师生相应不议。”我因为好提意见，就被认为是“调皮鬼”。去年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校视察，系里邀各班的代表座谈，却偏不让我知道，我要求校长接见，谈中文系的教学问题，一年多了，还没有见到。大概是怕我“调皮”吧。“侯门深似海”！可我却得做官僚主义的“调皮鬼”倒也是不坏的。今儿又不免“调皮”一番。“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担待则个！
肃反有副作用是大家承认的，消除副作用的办法应该是“实事求是”，谁错谁负责，不要把一切都推给党委会。党委会也不必一股脑儿的包下来，像过去皇帝的下罪己诏，“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恕我比喻不伦！）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也未免有点儿委屈了我们的党委会。譬如，我们班上的肃反斗争，被斗的同学甚至小便的次数多了，都不许，这也由党委负责？党委下过这样的指示？干部负责。这些看上去是小事，但最足以损害被斗者的感情。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们是学文学的为什么不能体谅别人的痛苦？谁损害了谁的感情，就该向谁道歉。这才是“朋友之道”、“同学之道”。否则，隔阂是免不了的。凡此种种是造成班里紧张的原因之一；但还不是全部原因，把什么都归结于肃反情绪，也是错误的。 班里有主要矛盾：大多数人，（包括干部、同学和团员）要求扩大民主，而少数人却要继续其“三害”俱全的作风。特别是宗派主义，甚为严重。同学和同学，团员和团员，吵的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有一位团员还大打出手呢！可同学和团员吵架那就是罪近“反动”。据云：是借批评团员发泄其对社会主义的仇恨。组织上只向干部了解同学的情况，但从不向同学了解干部的情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有些干部的汇报，却又是“浪漫主义”的，随便就记你一笔黑账。——在这里，我提倡“自然主义”，一丝不苟。再加上奇妙的特种逻辑，系分下列两种：一是归纳法，从个别到一般，针对同学，明明只是对个别团干部，某一位系领导，或者某一事情的不满，却立刻归纳到一般，团干部是代表团的，团是党的助手，你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新社会猖狂进攻”。有点秦始皇，路易十三、十六的味道，“朕即国家”。另一是演绎法，适用于干部。随便诬人是“反革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也只是偶尔说错，动机还是好的，是为了“帮助”你，无关大体，绝不从思想上检查。这能服人吗？ 宗派主义在山大到处都是，说的夸大点“罄竹难书，更仆难数”。《文史哲》有，这儿也不妨提这么一点半点。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一次《红楼梦》讨论会上发言，发言稿是《谈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本来是预备给其他刊物的，系里的一位教师却一定要我给《文史哲》拿去了。过了不到五天，就代表《文史哲》向我保证，三月份绝对发表。到了三月份，却说稿子要修改一下，最好把对于李希凡和一位编委的批评删去，四月份发表。我修改了，可不是删去批评，而是加重批评。大概这么一来就罪名大了，四月份推五月份，五月份推六月份，一直就推倒十月，那时文章早失去时间性了，只有拿回。据说《文史哲》有一个“惯例”，某些人的文章，是不论好坏，概不登载的。只看名字，就可以放进抽屉。我不敢说我后来也“辱没青睐”，列入“某些人”之内，但想来是的：《文史哲》似乎也提倡争鸣、讨论的。——看该刊记者的公开态度。但如果允许我套用梁任公的笔法，所谓争鸣者，乃编委“自争自鸣”；所谓“讨论者”，乃编委“自批自评”。下边是关于分配工作的几点意见，希望党委会和学校行政有所答复。 （一）明白交代什么是政治标准。我看，热爱祖国，愿意贡献毕生精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就是。是否对领导唯唯诺诺，应不在标准之列。“奔走权门”，不屑！每一个团员都比群众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未必见得。 （二）鉴别业务水平，应充分依靠教授，依靠每一位任课教授，不能偏听。在中文系，考试的成绩“优良”，太容易了，记分册并不可靠。 （三）分配工作的过程，自始至终完全公开。不要像过去那样煞是神秘，大家都疑神疑鬼，而是少数的“特别人士”可以左右。分配哪一个人做哪样工作，应坦率地讲清理由，“以理服人”。不要心里是不信任，不让某人做某种工作，嘴上却说：“我们是信任你的，你的工作也是光荣的。” 陆放翁说：“近闻下诏通言路，已十余年见太平。”那指的还是封建朝廷。在我们学校里，若从今而后，真能够广开言路，发扬民主，那我想是会办得好一些的，至少也不会像现在“人心思去”！ 有道是，五十几年之后，我重读这篇将近两千字的杂文，字里行间，显现出的是一个桀骜不驯正直端方的大四学生。杂文的中心是反对封建作风，专制作风，希望“广开言路，发扬民主”。他要“谈中文系的教学问题，”他要和高教部长对话，他要和校长对话。部长校长不接见，竟然耿耿于怀，如此狂妄，如此自大，打右派就成了他的宿命。五十几年后，假若有这样学生或教师，也会视为怪物、异类，叫你“被和谐”。今天大学校园的规矩就是官衙的规矩，校园里不但没有了这样狂悖的学生，也没有了这样出格的教师，太太平平，循规蹈矩，书声琅琅，和谐吉祥，在权力与金钱的祭坛前顶礼膜拜，三跪九叩。知识精英犬儒化。从此，中国的高校再也出不了奇才怪才英才，建国六十一年了，和诺奖无缘。追本溯源，反右运动，功莫大焉！ 肃反运动的全名叫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发动时间在1955年。那一年郑介农20岁，退后到解放的1949年，则为14岁。但是，大学生也是肃反的对象，因为先认定其中也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肃反的方法是先点名、排队、隔离，即有罪推定，然后开会斗斗斗，逼你承认交代假设的问题。主持整肃者当然是同学中的党团员、班级干部。如同以前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搞的有罪推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不知道郑介农是否“洗澡”过，但是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哪能承受这种屈辱羞辱侮辱？连看在眼里也不舒服。虽然运动过后领导者最后承认都搞错了，查清了，你没有问题了，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至于你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你要永远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干革命必经的过程。那时，郑介农也只是希望或要求“谁损害了谁的感情，就该向谁道歉。这才是‘朋友之道’、‘同学之道’。”正像如今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右派们反复申诉的那样，要求党中央按照国际惯例和宪法的承诺赔偿道歉。那年头，毛泽东的办法最绝，以一顶右派帽子就把你的嘴巴堵死了，你再也不敢不能要求“道歉”了。现在毕竟进步了，共产党也与时俱进善良多了，仅仅只是禁绝我们开个小会，再加一点监控，抄家，收走你的护照，叫你不能出国，跑到海外去哇啦哇啦，不再拿帽子压头堵嘴了，更不抓起来，乌拉！我的有些老右朋友看不到共产党的这种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感到堵气失望，我总是开导他们要看到好的方面进步方面。就这样小步前进下去，最多到我们的孙子辈就会好了。中国共产党不是勃兰特，不是普金，他们不知道怎么下跪。反正我们已经为历史付出了那么多，就继续当块铺路石吧！ 高校学生大鸣大放中释放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党言论，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肃反运动的强烈不满。结果都被一顶右派帽子镇压下去了，但口是服了，心里不服啊！ 郑介农为什么这样强烈地呼唤民主呢？就因为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学生，他太优秀了，聪敏而孤傲。大学生中特别是攻读文史的青年，有的是从西方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有的则是从老祖宗那里接受了人格骨气浩然之气的熏陶，对于社会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据说，中文系一位非常正直的殷孟伦教授曾殷切地开导过郑介农，说：“郑介农呀，凭了你的才华，你无论钻研哪一门学问，都会取得大成就的。政治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你不要卷进去了。”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没有听进老师的忠言，有点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不平则鸣，秉性难改了。据我的同班同学右派刘世谋所记，郑介农还对中文系系主任的易人写过大字报说三道四。一个学生，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对于系主任的人选评头论足，自然造成新上任的系主任怀怨。 放大了看，大鸣大放中大学生呼唤民主自由的声音最为强烈，直言无忌。为什么？火种其实是共产党自己播种的。我们那一批大学生，在少年时候，都直接感受过共产党发动的领导的国统区大学生的“争民主争自由”运动，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影响深远，辗转波及到中小学生，在他们少年幼年的心间，留下了不灭的火种。我们再看党内高干，那些坚持民主自由理念的老干部，大多是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其中不少人在反右期间就栽倒了。解放后，中共通过报章书籍电影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把解放前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当做教材。比如《团结就是力量》就是那一代大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必唱的歌曲，现在继续唱，唱来唱去对象却转移到共产党身上了。1950年拍过一个电影叫《团结起来到明天》，是1947年国统区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争民主”的故事，在上海外滩拍外景，我就去做过群众演员。情节是一队国民党的警察骑着大马，从外白渡桥上向南冲刺，挥舞警棍，驱散游行的学生。那时看，那些警察显得穷凶极恶，现在看却实在是太文明了。记得“六——四”之后，重放电影《青春之歌》的时候，出现了一二九运动游行的场面，观众报以一片哗哗的掌声，从此就再也不放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好像也从中学语文教材中撤出了。一个以民主自由许诺的政党，执政后当然应该实践诺言。再说知识分子的天性就是追求民主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但那时，1957年，我们误读了毛泽东，中了阳谋奸计，自投罗网。呜呼哀哉！自作自受 郑介农虽然没有做成助教，但是留校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大概是因为上头毕竟有惜才爱才的领导人，从中转圜，预留出路。那时，一般好心的领导也没有料到对右派的处理竟然那么严酷无情，一拖就是22年。他们有许多人想，运动过后也就了结了。哪里想到如果不是毛泽东呜呼哀哉，不是打倒了四人帮，不是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那就不知猴年马月我们才能从鬼变成人。 郑介农到了图书馆，当然还是右派，做一点体力劳动，打扫卫生，但是工作比较顺心，最主要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大量图书报刊。这对于郑介农来说，也算因祸得福了。既然当了右派，那年头学校里劳动也多，可以使用这些老老实实召之即来的免费劳动力，何乐而不为。所以经常是一声通知，就集合了几十上百个老老少少的右派，为首的往往是副校长陆侃如，还有例如死不认罪的束星北等等教授，反正是每个系每个年级都有右派分子，一人扛一把铁锨去干活。走在校园里，我们当然是比较扎眼的，所以自然有“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心态，免不了低头耷脑，但我们毕竟是有思想会说话的。既然右派扎了堆，一日生，二日熟，那就免不了说三道四。在这个群体里面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一群右派在一起，并非一个立场观点思想。于是又自然形成了“以郑介农为首”的几个人小群体。像郑介农这样思想敏锐的人，面对大跃进那样的倒行逆施胡闹胡来，哪能闭嘴。他又在图书馆工作，更是容易碰头的地方，对于郑介农这样的极右名角，自然会引起那些想要立功受奖的右派注意。于是有人睁着眯缝的眼睛观察郑介农和他的“一小撮”，竖着尖锐的耳朵记下黑账，察言观色，大胆推理，然后参了一本。这种事倒是右派群外的同学反而不注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都敬而远之了我们，只有咱们这些同类，处在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也不防范，结果失去了政治警惕性，被“义务线人”告发。一经告发，那你是百口莫辩。不过，这些告密者，实际上也没有得到什么奖赏，因为那顶帽子不是你告密了就可以摘掉的，每次摘帽都是有比例的，而且到了摘帽指标下达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在哪座庙里了。赫赫然的罪名加到了郑介农的身上，这就是以他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于1960年10月28日经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郑介农在广饶县的五一农场服刑10年将满的时候，又被人告密，又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于1969年12月4日执行枪决。11年以后，1981年1月22日 ，广饶县人民法院发布(81)广法刑再字第一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人前科反革命罪。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已于1980年12月31日改判宣告无罪。其在五一农场服刑期间，曾策划建立反革命集团。被查处后再无活动。不应再予追究。原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广饶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69）广公管刑字第14号对郑介农之判决。二，宣告郑介农无罪。
谢天谢地！一个爱国有为、思想健全、人格高尚、才华卓异的大学生郑介农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4岁的时候，共产党把他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有一个歌唱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郑介农变来变去，人鬼之间，最后由一颗“革命的子弹”叫他真正地回到了鬼世界。 关于郑介农，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郑介农两次被告密，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头，可是最后在平反的时候真是“一风吹”了，吹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一尘不留，什么也不提了。那到底是根据什么罪状，即事实，认定的呢？一个人的生命，说枪毙就枪毙，总得有点罪状吧！由法院、公安、党委发布的这类文件多了，都是一个模子克隆出来的，最后制造冤案的法院、公安、党委反而成了赦你无罪的恩人，连一句自责或道歉的话都没有！昨天“枪毙”你是正确的，今天“宣告无罪”也是正确的。谁也没有责任和错误。党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毛泽东用枪杆子夺得政权之后，宣布“绝不实行仁政”，要以杀人立威。第一波就是在农村大杀地主，第二波就是在城市大杀反革命——当初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庄重承诺是不杀的，以上杀的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要按照下达的比例数枪杀，第三波主要是在文革当中大开杀戒杀“反革命”，如遇罗克，如林昭，如张志新，如郑介农，这些青年在中共建政的时候，还是十来岁的少年孩子，可却是知识精英，民族俊杰，国家栋梁，仅仅只是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有一点异议，于是惨遭屠戮。我们不得不反思深思，这个共产革命的崇高性正义性必要性必然性在哪里呢？难道只要给你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就可以格杀勿论吗？我们这一小撮还苟活于世的老右派，还在继续受到“维稳办”、“国安”、“国保”、党支部…………的监控打压又是什么“革命”在继续呢？？？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偷生如我者，尚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记下历史的一点真相，也算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伟大的进步，但是也正因为写，明理暗里，受到监控，成了中国政治黑名单上的人！朋友笑道：你这是自作自受，自找苦吃。活该！ 我的同班同学右派刘思谋也在郑介农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中。他后来发配到泰安劳改。刘世谋比我小两岁，是高中毕业生，入学后因病休学了一年，因此和高年级的同学熟悉。打了右派后，天天捧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蒂夫》。这部长篇小说，有厚厚4本，一本有一寸多厚，是文革中自杀的傅雷翻译的。傅雷是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以译文信达雅著称。《约翰•克里斯蒂夫》在反右中受到严厉批判，罪名是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说许多青年堕落成了右派，就是中了这部小说的毒，但刘思谋不以为然，照读不误。我为此好像还批评过他，自己因此始终没有读此书，怕中毒受害。刘思谋劳改结束回到了老家扬州，现在在家安度晚年。关于郑介农反革命集团的事学校出过布告，列举了若干个名单，全都发送劳改，细节我已经一点也记不得了。这种布告那时也多了，大家看不胜看，没有人去深究追问。我自己是泥菩萨过河，哪里关心得了这种事，只是庆幸自己没有卷进去。 郑的同乡、同班同学周维胜，也被打成右派，也是高材生，与郑一样，是个文质彬彬、满腹诗书的青年才俊。与郑一起打进反革命集团，后被分配到临沂地区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中学任教。妻子卢安晰本是高中同学，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不久和他离了婚。文革期间，周维胜受不了非人的施暴与批斗，在学校的后山上上吊自尽；因无人收尸，尸体被野狗咬食，惨不忍睹。 像郑介农这样思想早熟的大学生，并非是无源之水。在中国现代史上，代有传人。五四时期的傅斯年、罗家伦，一二九时期、昆明抗战时期、战后“争民主争自由”时期的共产大学生中，这种锋芒毕露才华洋溢痴情民主自由的大学生典型多了。 中共执政以来，以反胡风和反右为转捩点，从此走上了专制政治的不归之路。一个头脑不能自由思想，嘴巴不能自由说话，双手不能自由写作的国家，一个只允许千士万士唯唯诺诺，禁绝一士谔谔的国家，一个没有宪法承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一个千方百计“封网”截断信息自由交流的国家，一个至今对于“异议人士”动辄打压监控判刑的国家，怎么能够期望造就只有自由创造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呢？ 文革后，山东大学制定了校训，曰：“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学无止境”者，说明一种客观事理，没有道德是非好坏，无所谓是否必须要遵循。“气有浩然”者，是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在山东大学，六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谁要是去实行这个校训，追求这个目标，必定弄得你没有好果子吃。郑介农以及山东大学二百零四个右派的下场就是活生生的实例。现在谁敢“浩然”一下，试试？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离郑介农老家台州不远的一个故事。那是七八百年前的故事，一日，春来夏到，绿柳婆娑，诗人陆游同志来了兴致，乘船出游。他的家在山阴，今名绍兴。绍兴是个全国水网稻田最密集的地区，河网密布，纵横交叉，直到1953年我出差绍兴，住在城郊，进城的时候，就到河边招手，航船就靠岸上客。船姑摇着橹，荡出一溜一溜的水花。船客坐在船上，倚着船帮，不急不躁地欣赏两岸的光景，听船姑和船客用越侬软语的对话，那是多么惬意快意的旅游啊！陆游同志想必也是乘的这类航船。他在赵家庄下了船，正好遇到一个盲翁在庄里击鼓说书，说的是东汉蔡中郎的故事。蔡中郎名蔡邕，是个大才子大孝子，琴弹得好，字写得好，文章更是做得好，至于孝顺老娘就好得成了远近闻名的榜样典型口碑。那时，孝道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是被推荐做官的第一条件。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科举考试，官吏的选拔要靠地方官推荐，推荐标准当然是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德与红的标准就是孝道。蔡邕就是当时的雷锋同志，比雷锋还要雷锋！这样的大孝子不能做官，还有谁能做官呀！ 但过了一千年，后人把蔡邕改造成了一个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陈世美型的人物。称蔡邕为“蔡中郎”含有贬义。这是因为蔡邕做过叛臣董卓的左中郎将，留下了污名，此后，世人称蔡邕为“蔡中郎”，就不是美称褒义了。宋代流传的鼓书，唱的是河南陈留秀才蔡邕上京赶考，贪图功名富贵，撇下妻子赵五娘在家中苦熬岁月。蔡邕的父母双双亡故后，赵五娘千里寻夫，蔡伯喈不但不认妻，还放马踩踏赵五娘。最后，蔡伯喈遭雷击而死。这和历史上才名孝声动天下的蔡邕风马牛不相及。陆游同志饶有兴趣地听完了说书，看到一个正面历史人物经过民间艺术家的艺术加工，“改造”糟践，褒贬颠倒，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回家后不禁提笔吟诗叹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拿郑介农来说，人枪毙了，也平反了，“宣告郑介农无罪”，他的老爹老娘老师同学，也就没有牙可啃了，但是正史官史的说法还是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错误是把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个人打错了，扩大化了，如果只打那千分之一的右派就不错了。历史是权势者的魔术游戏。陆诗人听到历史的是非被肆意颠倒，诗兴大发，感慨系之。像郑介农，“生后是非谁管得”？郑介农的父母大概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说过什么，写过什么，而且也都长眠黄泉了，不会再上访了。如果我们不读一下郑介农写的《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谁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大学毕业生，打了右派，经过两次告密陷害，层层加码，最后毙了。谁说这不是活生生的反右史呢？！一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反右运动史是建立在“正确的必要的”基点上，还是建立在林昭、郑介农们杀身成仁惨遭屠戮的基点上？ 有意思的是，在和平论坛上，有一篇题目为《反对文艺作品中对革命历史题材的造假行为》的文章道：“57年的反右斗争虽然扩大化了，但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被打成货真价实的右派就是铁证！这些事实，在现代文艺的作品中，似乎过去知识分子都受了多大的委屈，都是受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压抑而‘怀才不遇’。”这位新左派极力要为毛泽东鸣冤叫魂，为反右运动叫好。因此像《往事微痕》这样的山寨刊物记下历史的真相显得多么有必要。 现在，中共中央不能对全体右派表示道歉，那么，我个人，仅仅只是我个人，提出一个退一步的建议，可否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授权，例如由山东大学党委对郑介农以及同样被错杀的其他右派，如林昭等等的亲属后人郑重其事地正式地表示道歉！
郑介农那个年级只有25个学生，却打了5个右派。现在打听听说有个周维胜后来自杀了。周维胜外号小鸟，大概颇有点“小资”习性。 郑介农的留校原因，主要是因为长了肺结核病，在图书馆劳动，做点清洁打扫工作。这也算是体现了一点人性吧。 在我写了上述文字后，又收到张士雄先生的来信，对郑介农的情况作了很多补充。现在抄录如下： 我再向您提供有关郑介农的家庭背景及其本人材料 （一）郑介农祖籍浙江黄岩县洪家镇。祖父在镇上开药店，1948年去世，有二十几间房屋，十几亩田产，故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 父亲郑亨白，毕业于沪江大学法学院，在南京高等法院、宁波、丽水地方法院任推事（法官）。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在审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时，往往“重罪轻判”，或交保释放。因解放后一直在外地读书、工作，当地人都不认识他。1949年黄岩解放，他回到家乡，几个月后即被逮捕，1950年镇反运动中执行枪决。 母亲王真如，出身名门，年轻时非常漂亮。是一位贤淑的、有教养的女性。与丈夫感情甚笃，十分恩爱。其夫被杀后，终身守寡。2010年3月6日去世，终年94岁。 王真如一生苦难。仅在1947～48年，随夫在南京过了两年幸福生活。丈夫于工作余暇，教她中国古典诗词，她能背诵林黛玉的葬花词。我在长兴南湖林场劳动教养期间，因父母没有文化，所有家书都是由她代笔的。 郑介农有弟郑右农，农民，经营着一家玻璃店。妹郑灿农，嫁给当地镇卫生院的一位医生，两个儿子经商，生活小康。
我与郑介农同乡，又是挚友。1953年他考入山东大学后，在青岛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其中一些段落，我至今还能背诵： 1956年10月，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巴金的生平与创作，从其处女作《灭亡》，谈到《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以及解放后的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竟写了二十多页稿纸，约七八千字。我在回信中说，你把它整理一下，可以作为论文拿去发表了。 郑介农十六岁时，便通读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1937年版，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红布面精装）。记忆力过人。《唐诗别裁》中的许多名篇，清诗人吴梅村的《园园曲》，他都能一字不错的背诵。 读了张士雄的信，我特别感到唏嘘遗憾的是，郑介农的母亲王真如在一个月前死去。我本来是请张士雄问一下她的健康情况，能否接受采访。这么一位悲苦而坚强的女人，丈夫在60年前，儿子在41年前，先后被枪毙，她却能以反革命老婆、右派母亲的身份苟活于世，获得高寿，这实在是个奇迹，也说明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老太太的家离张士雄有几十公里，不常往来。昨天张士雄打电话去问，不幸去世了。因为先前听张士雄说，他的母亲还健在，所以我在题头引了鲁迅的诗句“梦里洗衣慈母泪”。不过，这几十年，她不知流了多少泪啊！我们祝福她在阴曹地府里和丈夫、和儿子团聚。 写完本文，笔者用电话询问了在浙大物理系退休的年届九十的叶光庭老师。那时，60年前，他在黄岩中学任教。他说当然还记得郑介农，虽然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极力夸奖郑介农，说他的作文写得好，有文采，有才华，是他教过的中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听说郑介农因为写了一篇犯忌的文章，打了右派，枪毙了，实在太可惜了。作为教师，最大的安慰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叶 老师也打过右派，当然更加猩猩相惜。
2010-4-5 于山东大学附中【附叶光庭老师的信】
李 先生：
拜读大作，感慨不已！郑介农是我教书生涯中碰到过的最有才华的学生，却这样无辜地成了毛泽东的抢下鬼！郑毕业离校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情况，读大作才略知一二。本来他可以成为一位名家和大家（甚至可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如果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的良好社会环境里），可是恶魔却凶恶地夺去他的生命！我们活着誓必和专制独裁政体斗争到底，不计成败利钝。 最近我为玉树地震写了一篇短文，还没有发出，请不吝赐教。 叶光庭 清明节沉痛哀悼右派老难友 姜万里、杨崇诚
我满怀悲痛之情，手抱鲜花，敬献花圈，悼念全国在错误的反右运动和罪恶的十年内乱中惨遭迫害而牺牲的成千上万右派万难友们。 你们生为祖国，死得凄惨，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你们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催人泪下，永垂不朽。 九泉之下的难友们： 中华民族已到了“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民主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安息吧，战友们！ 一个八十三岁原空军一师抗美援朝老战士、共产党员、幸存者杨崇诚敬礼电话：024—62537237电子邮箱：517744101@qq.com 一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汉书补注〉批注》介绍 郭罗基 《〈汉书补注〉批注》是一部奇特的书。第一，奇在出版的价值不是正文，而是批注；第二，批注的作者是一位奇特的人才；第三，批注的写作和出版演绎了作者奇特的命运。 《〈汉书补注〉批注》的作者沈元是史学奇才 可惜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奇才招共妒，竟遭杀身之祸。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七〇年被枪杀于北京。短短的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只有七、八年从事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却留下了出色的学术成果。 沈元与我同在一九五五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国史和党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沈元身患浮肿病，劳动又不堪重负，遂不别而行，回到北京城里的姑妈家。他自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表现甚好，派出所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于色，跑到北大来要求复学。学校给他的回答是：“你劳动期间逃跑，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丧，同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他走自学之路：“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你为什么不利用？”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大喜过望，予以破格录用。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虽然摘了帽子，还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没有黎澍的胆识，他不可能进入学术殿堂。 黎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人怎样看汉代社会？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 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 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古今百家注《汉书》 《汉书》是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作者东汉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年），记叙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百〇六年）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之间，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河，影响了后世历代的修史。 《史记》所载，始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之后，不断有人为它写续篇。《史记》的续篇有刘向、刘歆父子、冯商、扬雄等十多家。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三至五十四年）综合各家续篇，加以增补，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九岁的班固决心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体例，但不再为之作续篇，而是自成体系著《汉书》。班固因事入狱，六十岁的时候死于狱中，《汉书》尚未完成。汉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续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作者。《汉书》凝结了班彪、班固和班昭两代人三位史家的心血。 《汉书》的内容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后人分为一百二十卷。 《汉书》虽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班固没有继承司马迁的史观。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那就是说他本人完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东汉时代已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班固缺乏司马迁的自由思想。故《汉书》所持的史论不如《史记》，但《汉书》所载的史实详于《史记》。 《汉书》的《纪》是西汉十二帝王的纪事，其中引用了许多诏书、奏议。为重要人物立传，也录入本人的代表性著作，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前代有人批评班固“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这正是《汉书》作为历史著作的优点，如果不是班固的“缀拾”，许多重要文献和原始资料，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 更多的史料保存在《汉书》的《志》和《表》中。《汉书》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平准书》改为《食货志》。《食货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食”，记农业生产，下卷为“货”记商品货币。《史记·平准书》只涉及汉武帝时的一项经济政策，而《汉书·食货志》全面地记载了西汉一代的经济状况。 《汉书》的《志》新增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刑法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叙述法律制度的篇章。《地理志》记载了汉代郡国的区划和沿革，以及各地户口数字、民情风俗。《艺文志》梳理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著作典籍。这是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学。《五行志》是关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的作品，当时人认为很重要，在现代人看来没有多大意义。 《汉书》的叙事系统完整，条理清晰，至今仍然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权威性著作。但班固好用古义字、冷僻词、省略句，故作艰深，以至同时代人“多未能通者”，学者竞相为《汉书》作音义注释。 对《汉书》的注，也形成了一门学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汉书》的注本竟有二十多种。 沈元的批注蕴藏着研究的密码 唐初，颜师古引用“诸家注释”二十三种，作《汉书注》。在当时，这是较为完备的注本，其后大行于世。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另一种遗憾，唐代以前的注本均告失传。唐代以后的注本更多。清代人王先谦搜罗了六十七种注本，集诸家之说，穷多年之功，著《汉书补注》，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刊行。近代学者杨树达认为，王先谦在史料的运用和对《汉书》的解释方面都存在不少缺失，于一九二四年出版《汉书补注补正》，曾获一时推崇。后来的三十年中，他又不断增补，著成《汉书窥管》，于一九五五年出版。《汉书》的注是读通《汉书》、研究汉史的重要工具。 我推想，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沈元写作《〈急就篇〉研究》时，不得不读《汉书》；为了读通《汉书》，又不得不研究各家的注；研究了各家的注，颇有心得，于是写下许多批注。沈元的批注并非为了发表，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供自己日后进一步研究之用。所以，其中蕴藏着沈元研究汉史的密码，值得后人加以发掘。 沈元的批注是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参照杨树达的研究成果，究其同异，加以评论。有些地方沈断为“杨是王非”，也有“王是杨非”。《汉书补注》全书共五八八一页，竟有三〇八四页沈元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沈元的批注并非囿于王先谦和杨树达的是非。一九〇〇年，敦煌藏经洞石室被打开，发现五万多件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汉书》的唐代写本。这一年，正是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刊行之时，故其成书期间不可能看到敦煌遗书。杨树达所见的敦煌遗书也不多，因为五万多件文物中只有一万多件尚留国中，其余均被英、法、俄、日等国抢去。尔后，中国学者游学欧、日，逐渐以手抄本、影印件、缩微胶卷的形式，将敦煌遗书迎还故土。沈元所见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品《汉书》唐代写本，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先生的手抄本。这是《汉书·刑法志》的残篇，仅存七十一行。沈元考证，此为晋人蔡谟的《汉书集解》版本。蔡谟之前，为《汉书》作音义集解，都是另行成书，转辗相承，多至二十四卷。蔡谟将音义集解散入《汉书》正文，遂有第一个《汉书》注本。在《汉书》流行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版本。历来，以为初唐颜师古的《汉书注》已囊括前人的注释。沈元发现，并非如此。蔡本的注，颜本有所不采，故沈元在他的批注中特为“略举蔡本之善者”。又，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一卷，沈元认为与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残卷同为一书。沈元精于考据。他指出，以上残卷为唐高宗时写本，而同为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的藏品《汉书·萧望之传》，则为唐高祖时写本；同为《汉书·萧望之传》，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者，又是不同的版本。总之，敦煌遗书中的《汉书》残卷版本，不但王先谦没有见过、杨树达未尝研究过、也是唐朝人颜师古忽略了的，因此沈元的批注具有比他们更广阔的眼界。 沈元还研究了汉简，用以补充和矫正历代的注释。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地区和居延地区发现了边寨汉简。汉简保存了与班固同时代和早于班固的两汉的记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又发现大量的墓葬汉简。汉简的记载，其可靠性超过敦煌遗书中的《汉书》残卷。沈元曾据汉简就一些讹传的问题，作专门论述。汉代粮食的计量有大石、小石之分。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大石、小石只是同一的量在计算不同对象时所用的不同名称，大石指米，小石指粟（原粮）。沈元研究的结果，指出大石、小石确为两种不同的计量，而且算出大石与小石之比为5:3，小石一石合大石六斗。沈元研究了汉简中的牛籍（牛的户口簿），指出居延地区所养的牛，不是菜牛，而是耕牛，证明早在西汉时期，驻军屯田的边寨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已采用牛耕。 沈元的批注又参考了甲骨文。甲骨文是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为汉字之源。汉代人已不知古有甲骨文。班固虽好用古义字，但不明自甲骨文之后的字义源流。以甲骨文为始点，可以对汉代的古义字作恰当的训诂。 沈元的批注广证博引，所用典籍不计其数。看来，他读书的方法不是一本接一本地读，而是同时读许多种书，以《汉书》为基本线索，广泛涉猎古代文献。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他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对《急就篇》的版本的考订，超过了前代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人，因为王国维等人未必能接触如此众多的版本。 《〈汉书补注〉批注》的影印出版，有益于汉史的研究。沈元的治史精神、严谨学风亦应予当代的青年学人有所激励。 于哈佛大学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四月哀思录 萧 默 （已经四个多月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原因是有一本书要再版，不得不先忙完再版修订工作。三月，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开了，几个学生大概是看我忙得可怜，力促我和他们一起来了一次旅游，回来继续赶修那本书。没有想到，刚刚交掉了书稿，写下的第一篇文章竟是这样的） 今天，4月19日，一大早，打开电脑，想写点这些天来尤其是昨天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有关沈元的一些事，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女士的信。信很简单，写道：“萧默 先生：非常高兴，这次通过韩先生能结识您，因为我也曾拜读过您的文章。更要谢谢您传来了雷先生的信息，盼保持联系。”信的署名为“沈蓓”。
沈蓓？我并不认识，但她与沈元却有着最为亲密的关系，她是沈元的亲姐姐。而昨天——4月18日，正是沈元被虐杀的40周年。 同信还附来她给韩三洲先生和现居哈萨克斯坦的华侨雷光汉 先生的信，在致雷的信中，沈蓓写道：“我知道并找你已经许久了，今日无意中得到，真是欣喜万分，请你告诉我你的电话，我盼望能尽快和你联系，并直接通话。”也很简单，但急切的心情已充分溢于言表！
在给韩三洲的信中，她讲述了寻找雷光汉的经过：“还有一件要特别提一提的是，通过您，我竟然找到了雷光汉先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2006年赴京就是为了想进一步弄清小弟情况的，去了北大和（近代史）研究所，就是斋堂和最后出走被捕这两段找不到人，同学们提到过雷，但无人知道怎样找到他，没想现在通过您找到了。” 韩 先生又是怎样知道雷的呢？原来雷和韩都是我的朋友，但老友新知，互相并不认识，只是在一个多月前，雷为了看望我专程从哈萨克斯坦回国，我带他参加了一次朋友聚会，他们才见面了。
关于雷光汉，我在2007年写成的《一叶一菩提》中曾经写过：“雷光汉，湘西土家族，操一口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北大历史系毕业，一位彻底的爱国者，五七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戴上帽子。分配到伊犁后又分到中苏口岸霍尔果斯一所戴帽小学教书，自作多情，在伊犁日报开了一个‘天山夜话’的小专栏，不断写一些诸如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夫人的故事，介绍伊犁历史，宣传民族团结。以后他活得很累，文革一来，‘天山夜话’与‘燕山夜话’挂上了钩，加上‘老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头衔，成了揪斗对象，被送到矿井挖煤，又险些被枪毙，被学生营救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在苏联也没吃到好果子，因坚持只反文革但绝不反华，多次拒绝到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工作，拒绝为反华电台撰稿，被作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看待，再度偷越国境到过伊朗，被苏联当局判刑，流放到南西伯利亚，以后，又见证了苏联消亡的全过程。现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也摆过摊，仍不断写文章论证台湾的历史和必须统一的道理，成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雷光汉是1970年4月逃往苏联的。1968年，他曾经从新疆偷跑出来，在国内以化名流浪了一圈，到过广东、广西、云南和内蒙，寻找外逃的机会，终于没有找到，只好又回到霍城，逃往他最不愿意去的国家苏联。期间他也来过北京，受到同班好友沈元的掩护。雷先生回忆说：“沈元那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当时很少见的。她说了一句西谚，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 教授》里面就有。’这些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沈元送他上火车，送给他20元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沈元化装成黑人，企图通过外国驻中国大使馆逃走，却被认出来了，当然进了监狱，以后，以“投敌叛国罪”为名，被无情地枪毙了。
但是，沈元最后那段日子的许多事情，一直到今天也仍然朴朔迷离，连他去的是哪个大使馆（有说是马里，有说是苏联）都不清楚；他是被中国门卫识破的还是被大使馆的外国人送归中国政府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原因是沈元的档案至今还是保密的，有人还三缄其口。沈元还有未能发表的一大旅行袋文章，黎澍（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长）生前曾说，是被被近代史所人事处长拿走的，现在还不肯交出来（见郭罗基：《哀沈元》）。这几年，沈蓓一直在为寻找小弟的这段历史和这包著作而奔走，雷先生可能是最后一位见到过沈元的好友，当然要为联系到而兴奋了。 那么，被虐杀的沈元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想，在绝大多数中国年青人已经不知道反右和文革为何物（我问过一位硕士研究生，居然连赵紫阳是谁都不知道了）、历史几已尽失的今天，更是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了（而我们中国，曾经骄傲地拥过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一直到不久以前，一年也没有中断过的编年史），不妨将沈元的同班同学、曾经保护过沈元、当时的班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先生在“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汉书补注〉批注》介绍”一文节录于下，供人们了解：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七〇年被枪杀于北京。短短的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只有七、八年从事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却留下了出色的学术成果。 沈元与我同在一九五五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国史和党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沈元身患浮肿病，劳动又不堪重负，遂不别而行，回到北京城里的姑妈家。他自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表现甚好，派出所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于色，跑到北大来要求复学。学校给他的回答是：“你劳动期间逃跑，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丧，同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他走自学之路：“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你为什么不利用？”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大喜过望，予以破格录用。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虽然摘了帽子，还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没有黎澍的胆识，他不可能进入学术殿堂。 黎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人怎样看汉代社会？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 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 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人间四月天”，四月，冬去春来，花开柳长，似乎是一个好月份，但1968年，就在这个月的29日，林昭被枪杀了；1970年，在这个月的18日，沈元也被枪杀了；1974年，在这个月的24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罪”被捕，1977年底被杀；1975年，张志新也是在这个月的4日慷慨赴义的；1978年，在这个月的30日，为李九莲讨公道的钟海源也被枪决！ 这些，还有更多更多年青或不年青的无辜生命，虽然人生经历、性格和思想各有不同，却都是被那个残暴统治者或在那个残暴统治者的阴影下被虐杀的。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看着以那个名字命名的“思想”标语牌招摇而过，据说还要看一万年。 沈蓓在给三洲先生的信中谈到沈元时还写道：“本以为（或有些人希望）历史会被淹没，中国人很健忘。现在看来，终究历史是不会也不该忘记的，今年‘4·18’，不再只有我们祭奠他，相信今后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记得他。” 读萧默《四月哀思录》的哀思 铁 流 由于消息长期封锁，历史真相被掩盖，作为“极右分子”的我，竟不知北大学生极右分子沈元被杀害一事，直到今年三月初参加北京一次文人聚会才知此一血腥历史事实。 那天聚会萧默老师带来一位朋友，也就是他文中所提到的雷光汉难友。 雷光汉与我同龄，矮矮个子，瘦瘦身材，头发白了一半，我同他一席，桌次紧紧挨着。由于他生活长期处在颠沛流离中，处境不顺，显得过早苍老。 他即席发言说：“1970年，林昭、沈元先后被杀，我的一位朋友通过秘密渠道送来一张纸条，要我赶快逃走，不然下一个就是我了。于是我千辛万苦冒着风险，泅过寒冷沏骨的伊犁河，去到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为什么前苏联是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呢？萧默老师向我介绍说：雷是湘西土家族，北大历史系毕业，一位彻底的爱国者。1957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北大校党委以“反苏”的罪名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分配到伊犁，再后分到中苏口岸霍尔果斯一所戴帽小学教书。 文人天性不改的他自作多情，在《伊犁日报》开了一个《天山夜话》小专栏，不断写一些诸如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 夫人的故事，介绍伊犁历史，宣传民族团结。可“文革”一来《天山夜话》与《燕山夜话》挂上了钩，加上“老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头衔，成了揪斗对象，被送到矿井挖煤。同窗的林昭、沈元被杀危及到了他。特别是沈元与他穿的是同一条裤子；一年前他为躲避“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曾匿藏在沈元家。在这危险当口他的学生营救了他（就是秘密传递纸条的士那人），帮助他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
“右派分子”就这么怪，去了苏联就应大势“反共反华”。可他不听话，“只反文革绝不反华”，多次拒绝到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工作，拒绝为反华电台撰稿。因此被作为“狭隘民族主义者”流放到西西伯利亚，一去近二十年。摆地摊，卖苦力求活，未做一件伤害中共的事情。他见证了苏联消亡的全过程，后又再度偷越国境到过伊朗。现在他早己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无论怎样说，他总算躲过了一劫，侥幸地活了下来。 他的发言勾起了我的往事：1962年春我这个“极右分子”越狱流浪西北，一位朋友为我办好了去苏联的偷渡全部手续。登车赴伊犁前我竟然不走了，气得朋友跺脚骂我要当“无产阶级专政一世囚徒”。我苦苦一笑无言以对，草拟一歪诗表明心迹： 民族事大遭逢轻，岂为荣辱留骂名。宁将朽骨弃桑梓， 不做异国锦衣臣。它邦悬爵千金赏，安能背祖卖灵魂。 我辈奋斗心怀志，决非一生是贱民。 （此诗可在我1963年羁押省看守所档案中查阅） 又记得1997年经美国使馆签证同意，我全家移民美国定居。按我能力与年龄我完全可以在美国生存下来，而且会生活得很好，然而我仍然回到中国。有朋友为我扼腕叹惜，可我回说：美国虽好那是别人的国家，不是我的祖国。 大概“右派分子”都患有“狭隘民族主义者”的痼症，纵受苦受难也死死恋着这个国家，真有点无悔无怨！虽然我们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们”（白桦《苦恋》台词）。想不到“反右斗争”五十三年后的今天，我这个“极右分子”仍是“胡温新政”“以人为本”的“阶级敌人”，虽未抓去关进监狱，可一切行动受限制；无论言论、做事、出境、旅游、均不放行。本月16日乘车去上海看望危病中的朋友也受限制。看来“祖国仍不爱我们”啊！不过也好，给了我更多时间去思索历史、书写历史，把更多历史真相留给后人。 沈元也是个极端爱国家、爱民族的“极右分子”，1955年以全国文科第一名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划为“极右”仅因是翻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片断。 就在他戴着“摘帽右派”的“贱民”的艰难岁月里，竟然废寝忘食写出了轰动史学界的历史著述《〈急就篇〉研究》和《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洪文五万余字，发表于当时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不久，《人民日报》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后来有人向毛泽东告状，说黎澍重用“右派”，使黎失去助理研究员的资格。 “文革”中，沈元被批、被斗、被打、被凌，为求活命用鞋油涂抹成黑脸，跑到非洲一家驻华使馆要求政治避难，结果以“投敌叛国”罪被杀害于北京。 哀哉才子，壮哉才子，正因为他太有才华，专横独裁体制是容不得有才华的人的，容了“才华”，“革命就要变色”。 沈元不足33岁被毛泽东暴政杀害。 当我读到郭罗基先生的“《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汉书补注〉批注》介绍”和王友琴 女士的《右派分子沈元被杀》、以及韩三洲先生的《“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等几篇文章，竟然失声痛哭！我为祖国哭，我为民族哭，为什么这个“祖国”、这个“民族”偏偏要杀害有抱负、有才能、有本事、有正义、有良心的知识人？偌大国土却容不过他们？纵是打倒万恶滔天的“四人帮”（什么“四人帮”？实实在在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改革开放”的今天，作为五十三年前的“右派分子”的我们，只要对毛表示不满，不同意“扩大化”一词，仍然是当局迫害打压的对象，为什么？为什么？？
萧默 先生在《四月的哀思》结束中凄然写道：“四月，冬去春来，花开柳长，似乎是一个好月份。但1968年，就在这个月的29日，林昭被枪杀了；1970年，也是在这个月的18日，沈元被枪杀了；1974年，在这个月的24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罪”被捕，1977年底被杀；1975年，张志新也在这个月的4日慷慨就义；1978年，在这个月的30日，为李九莲讨公道的钟海源也被枪决！”
我得作点补白，在这个“花开柳长”的美妙日子里，还有1970年4月被杀害的四川大学女学生、“极右分子”冯元春，还有1964年4月12日被杀害于永川茶厂的重庆渣滓洞志士、中共地下党员“极右分子”周居正， 成都军区沪州军校军事教官“极右分子”杨应森……
四月，四月，伤心的四月，凄惨的四月，血染的四月！唉，四月人间花飞尽，一地落红才子血。哭难友，哀中华，神州何年何月飞彩霞？愿尊严长在，人性战胜邪恶；让笑语永存，欢歌溢满天涯！ 关于沈元的一封信 雷光汉 沈蓓姐姐（沈元姐）： 你好，并问候你全家亲人，转致我的敬意和哀思。请允许我以“姐姐”来称呼你，因为我和你遇难的小弟沈元从1956年开始就是老同学，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并接受了他不少学识上、物质上的帮助。直到现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摆酒设桌来祭奠我的父母兄弟和他。他的年轻的音容笑貌、谈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话语，几十年来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响在我的耳边。 1955年9月我们考入北大历史系（他是全国文科第一名），在新生座谈会上就认识了他。第一年我们住在一栋二楼学生宿舍小通楼的一间大房内，以后换到斜对门。因为我生在湘西石门县山区农村，家里一贫如洗，穿着补丁衣，盖着破被子，土里土气，不敢和他这位大城市来的时髦同学来往，并没有很多接触，只是在图书馆见面点点头。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穿着整齐，谈吐不凡，而功课极好，身边老是有女同学围着他。1956年春夏之交，一位埃及学术泰斗来北大讲学，在哲学楼大讲堂，为了能抢一个好座位，我早早去了。进门一看，沈元早已到了，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开始闲谈。一位哲学系一位姓黄的老教授也来坐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谈起来。我不敢说话，沈元却大方地和汪先生大谈其魏晋玄学，快半个小时，中间我也插话（我对竹林七贤有认识），埃及教授进门了，谈话才结束。汪先生最后对沈元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就读了这么多古代哲学的书，才子，才子！”自此，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傍晚常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二年级的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金屋藏娇”研究》，他读遍了图书馆有关汉武帝的书，还向我背诵《上林赋》，许多句子我不懂，他就给我讲解。还有一次，碰上了大学者向达（我国最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一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我的湘西老乡），我们向他鞠躬，谈开了。他告诉我们做学问不要赶时髦，读古书要弄明白每一个字，每一句文，还要学会考辨真伪。沈元论文的结论是：“汉武帝和阿娇后来和好了”，写了20多万字，引得历史系教授们大为惊讶。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当时什么都学苏联，《史学译丛》的文章和中国出版的外国史学著作几乎全是苏联人写的，而苏联人最没有学问，只是马恩列斯教条的摘录。我们共同读了一本一位苏联学术名人有关西藏的著作，笑话他连孟加拉邦和莫卧儿王朝都搞不清楚，说是在缅甸。我佩服他英、俄文都好，能看书，还能半看半猜地读日文书。他介绍了他的家世：你们父亲是沈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应翁文灝先生之邀从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江苏省会迁到镇江，你们父亲任镇江县县长（我开玩笑说是江苏首县大人），抗战时因主持修建滇缅公路，患热带病殉国。令堂在上海妇联工作，而你沈蓓大姐在上海歌舞团当演员，曾去欧洲瑞士等国演出。我真羡慕他有你这样一个才艺双全的姐姐。你们的姑妈是美国学成的大生物学家，人称“中国的居里夫人”，曾在马来亚中华大学当教授。另一位姑妈和姑父都是医学教授，姑父是北京医学院副院长，还经常给中央大领导看病，住在东城区史家胡同19号。这也是沈元在北京的家。你们还有一位大姑妈，是我国早期著名翻译家。 但好景不长，1957年夏天，我们，还有孙机（他是55级101名学生中11名右派惟一一名调干生），当时都是55级功课最好的学生，都当了“右派”。我是因为“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的“言论”，被定为“反苏”；他是因为偷着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8年初反右结束，运动进入“整改”，我们右派学生无权参加，就集中起来给教师和研究生们抄大字报（他们本人写稿，我们抄成大字），记得一次沈元是为本系研究生梁从诫（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曾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女婿）抄写。 1958年夏天我们受“劳动察看”处分，去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那里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家乡，也是北大下放人员的劳动基地。斋堂分东、西二部，都是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我们在东斋堂，有历史系、中文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下放老师和右派。历史系和中文系在一个食堂吃饭，一起开会。沈元听说要到斋堂去，事先查阅了各种有关的地方志书，知道明清时斋堂是京西重镇，曾设过“巡检司”。这是他的习惯，即使是去“劳察”，也忘不了“收集资料”。 当时管我们的教师叫王立，老党员，历史系讲师，还有其他下放老师，对我们“右派学生”态度都好，不叫我们“右派”，叫“后来的人”（他们是先到的），劳动、生活一视同仁，从不责骂我们。大概老师们都欣赏沈元的才华，一来就指定他当右派组长，每周星期一的生活检讨会也由他主持。老乡们对我们也好，客客气气，因为我们劳动都好，农民们喜欢我们，说：“你们不过说了几句错话，一个个都心灵手巧，会干活。”劳动很累，太阳出山上工，落山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先是修斋堂公路，抬石头。我是乡下孩子，力气大，能坚持。抬石头时，我和沈元抬一个大筐，我在后面把筐拉到我这一边，让他少出些力。秋天收谷子，妇女拔谷子杆，扎成捆后由我们背回去，要爬山坡，很费力，我都和他一路，帮点忙。以后打核桃（那里是核桃产区），我来自乡下会爬树，我在树上打，沈元他们在树下拾，一边打一边吃，这是最高兴的时候。同是下放劳动，但教师们可以找各种理由回城、回校、回家、养病，一直坚持干活的都是右派学生。“北大的人会干活”，这个美名是我们这些学生挣来的。入冬了，深翻土地，一翻就是三五米深。这时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挑灯夜战，一天三餐窝窝头，又累又饿。 还记得一件趣事，一天沈元悄悄拉我到一边，给我看一张照片，说：“给你看一下资产阶级小姐”。照片上是位十分美丽的小姐，他说这是他的姨表妹，未婚妻，高中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不久她还来斋堂看了他一次，你们的堂姐沈熙也来看过他。总之，那时候就是干活累，吃的不好，见不到白米白面，顿顿苞谷粥，窝窝头。但农民不歧视我们，教师也不迫害我们，有些公社干部还称我们为“同志”，政治上比学校宽松。但对沈元，却是身体摧残很大，他体质弱，劳动时又不能作假偷懒，实在无法支持，得了肝炎。59年初，他请假回城看病，就不回来了。带队的老师说：“沈元逃走了，学校开除了他的学籍，他从我们这里除名了！” 不久，沈元来信叫我把他的衣物寄史家胡同19号。我和孙机用他的被单把他全部衣物打了一个大包寄走了，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我留下穿了，因为我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一个暗红色木箱没法寄，也留下了。后来见到沈元，他说这个木箱子送给我，它一直伴着我，直到我逃离祖国。我走时，这箱子在新疆霍城县芦草沟公社四大队五小队一位湖南老乡家里放着，如果还能找到，真是件文物了。 （以上是4月23日写的。我今已年近75，40年来几乎与祖国文化脱离，写至此，脑力眼力双不支，搁笔了。晚10点，意外接到蓓姐于美国卡罗拉多州打来的越洋电话，说是从韩三洲 先生和萧默弟那里辗转知道我的电话的。我欢喜若狂，几乎全是我在叙述往事，直到11点，因情绪激动，抓听筒过力而使话机坠地而中止，盼望今晚再接蓓姐电话。其实蓓姐小我两岁，不过你既然是沈元兄弟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姐姐——4月24日晨记）
59年9月，因我会干活，劳动好，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返校学习，但降到56级。这时毛已开始向彭德怀开火，历史系教员中批斗两大右倾分子，一是资深党内教授汪钱（加竹字头），其所主编的中学历史课本，人人称道；二是团委书记吴唯能，为人正直，在全系团员大会上还表扬过沈元。国庆假时，我去史家胡同看望沈元。第一次去他家，只见胡同窄而长，两边都是朱漆大门，明显是贵人居住区，住着许多名人。沈元住在那位著名医生的姑父家，是19号，对面就住着章士钊。按电铃，沈元出来接我，两人相拥而泣。进大门后是院子，有大葡萄架，一位老太太拿着旧小说（我扫了一眼，是竖行印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你们那位作为翻译家的大姑妈，当时也住在这里）坐在台阶上读。元弟房间在最前面一进的左侧，堆满线装书，可见他在用功。这次我们大谈大跃进的荒唐，庐山会议的可耻，深感毛泽东的暴虐与治国无能。下午吃饭，有果子酱，觉得味道好极了。饭后我们去北海公园，沿湖漫步，他说表妹要和他解除婚约，痛不欲生，想投湖。我听了心里流血，拉他坐在湖边，指着湖水说，三十多年前，你的浙江老乡、学术大师王国维也投水自尽了。但他自寻解脱时，已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为中国学术留下了无尽功德。你比他还聪明，会外语，视野比那时候宽，而你什么也没留下。你要步他的后尘，最好在你也著作等身以后。但那时候你会有圆满的家庭，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现在我们有生命，有友谊，要利用它。晚上，我们在他床上并头而卧，彻夜长谈，长叹，但谈得最多的不是个人悲苦，而是为国家为民族担忧。 以后，我们还常寄信互致问候。1960年大灾难，全民饥饿，到处饿死人，北京市各公园几日之内树木全秃，人们打下树叶做人造淀粉。沈元肝炎复发，我也浮肿。当局怕知识分子反抗，一是把大学生大部分时间拉到人民公社劳动，一是又在学生中整肃思想，称为“世界观大辩论”，专整尖子学生，但没带帽子，只是把人整下住。在学术界开展“反三人”，即“反人道主义，反人性论，反人本主义”，历史学界整的重点是尚钺，文学界是巴人，经济学界是孙冶方，哲学界是冯友兰。形势太恶劣，我没敢去看沈元。1961年，相对宽松些了，春天我又去了史家胡同。沈元情绪很好，因为街道居委会开大会，摘掉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他对《急就篇》的研究已经写成了初稿。晚饭后，漫步北海岸，还联了句，是七言的。当时我虽仍在大学上课，他在家自学，但我的天赋、学识、治学之功力远不及他。他安慰我说：“光汉，你的文章写得好，字里常带感情，你应该转行写历史小说。”我受到启发，转而读各种南明著作，准备以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为中心，为夏氏父子、张煌言、阎应元等抗清英雄作传。已经开篇了，可惜之后远戍新疆，文革遭难，什么都没做成。 1961年9月，我毕业分到新疆，再去史家胡同向他告别，他告诉我，他可能要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章会发表，我们大喜相拥。我们约定，任何时候不能失掉联系，学术上有了成果，要首先通知对方。这年10月，我被分配到新疆伊犁州霍城一中教书。我离开他家时，他看我穿得太褴褛，送我一件咖啡色的毛衣和一条毛哔叽裤子，还有10元钱。1962年春天，我在霍城收到沈元的厚信封，是刊登他《“急救篇”研究》一文的《历史研究》和长信。信上说，他被黎澍和刘大年看中，到近代史所工作了，所里给定下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思想史，先搞“太平天国”，某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记不清了，可能是胡绳）和他谈了话，鼓励他成为“成就超过黑格尔的思想家”。以后他把他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文章也寄给了我。霍城很小，离中苏边界仅7公里，分来了再无远处可发配的许多“问题学生”，包括北大、北师大、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高级步校的，都很有学识。我们相处融洽，大家都读沈元的文章，欣赏他的才华，视他为知己。到了1963年，我的北大老同学写信告诉我说：“北大学生说，学雷锋有什么用，不如学沈元！”当年我把我大学毕业论文《汉藏茶马贸易》和一篇长篇散文《给教授的一封信》转给了沈元，他回信说：“论文我给民族学院程溯洛教授看了，说粗糙”。散文送《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看后说：“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们要调查作者的表现，才能决定是否采用。”我和沈元经常书信来往，他还常给我寄书，霍城一中的师生大都知道我有这样一位天才朋友，高中学生还以他为榜样。1964年他写信给我说有人告他了，主要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学部历史所、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这里要插一句，我们的同学中有许多调干生，多数是党员，但年龄偏大，女同学更青睐的却是像沈元这样有才华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沈元之引起“群妒”，也包括“爱情妒”的因素。以后他写文章就不用本名了，起了个笔名叫“张玉楼”，是黎澍起的。沈元说黎澍在和他谈话时，随手翻了手边一部诗集，开篇第一首诗有“玉楼”两个字，就用上了。1965年他从江西丰城给我来信，说到那里搞社教。还说：“丰城县还真是你们雷姓的祖乡，姓雷的特别多。（以前我们俩介绍家世时，我告诉他我们雷姓起自陕西冯翊，东晋时南迁江西丰城，有雷焕之《剑出丰城狱底》诗，清初江西填湖广时又部分西迁湖南）。之后，他就再没有音讯了。 1966年初，我教书的霍城一中开始“四清”，工作队的头目一名刘介涣，一名宋植（伊宁市宣传部长）。5月，转入文化大革命，我因发表了《伊犁史话》一系列文章，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帮，加上老右派，成为全县全州重点批斗对象。6月，工作组通知我说：“极右分子沈元从北京给你来了封信，由我们保存，你给他写回信，交我们寄去，叫他老老实实认罪”。他的信我没看到，我回信只写：“我认识自己的处境，我当接受人民对我的处罚。”未及其他，交给了工作组，当时《人民日报》在批判北大校长陆平时提到了北大出了“极右分子沈元”，还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于是全县城都知道了“大右派”雷光汉在北京还有个“极右派”的朋友，学校和街上出现了“打到大右派雷光汉、沈元”的大字报。我知道逃不过这关了，不过我祈祷他能逃过此劫。当年10月，我被重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矿挖煤，以后因戴近视镜无法下井干活，转到芦草公社修大东沟水渠。这时，我自己破罐子破摔，无他想了，只是担心我的老父在家乡挨斗，打成瘫痪卧床，还有沈元弟的命运。 1967年秋，萧默弟（他是清华毕业的，分在伊宁市工作，以后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关怀下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敦煌给我寄来了35元钱，不久我二弟又寄来100元。当时到处夺权，没有人管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年11月，我学红卫兵无票乘车的办法，到兰州经包兰线到内蒙，再到北京，住北大中文系教员右派难友左言东宿舍。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从中午到深夜我们一直在谈话，时间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当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住在19号，一进大门右边两间小房内，满壁是书，中间一个大火炉，煤火旺，很暖和。他们夫妻身体都好。我们一直在叙说文革中的遭遇，他说他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斗，还带高帽子游街，每次挨完斗回家，他姑父就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还说：“进近代史所时，领导人向康生汇报，康生指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此时又指示，‘要狠狠斗他’！”（这里还要插一句，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一位外办负责人、大约四五十岁的大官与我长谈了两天，我谈到了沈元的死。他说康生是个最大的两面派，说枪毙沈元就是康生最后决定的。）我们在谈话中都觉得毛泽东的暴政走到末路了，这是他的最后挣扎。他还说：“你是爱国的，1962年伊犁边民大批外逃苏联，你却没逃。我也是爱国的，我有很多海外亲戚，我也没想到要去投奔他们。”我们都流着泪，相互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我们爱这个国家，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个新中国。”说话时他还不时翻开《柳亚子诗集》，把里面铮铮铁骨的诗句念给我听。听说。常常半夜有小汽车接他姑父去看病，给谁看？他姑父从来不说。她妻子做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饭，上海菜——陶饭锅里蒸的肉末，里面打了几个鸡蛋，十分鲜美，我生平只吃过这一次。我们谈话时，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机打字，不时插话，都很有见地。她说：“圣经里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是毛泽东的发明，电影《玛门教授》里面就有这样的场面。”深夜与他道别，他送我很远，还送我20元路费。想不到，此一别就阴阳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惨遭杀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陨落。 20年后，1988年我回国探亲，在历史博物馆和55级、56级部分北大历史系留京同学相聚，当时谈论的的话题之一就是建国后唯一出现的史学天才被杀害，叫我们欲哭无泪。1998年我收到了郭罗基从美国来的信，随信还寄给我100美元。郭罗基曾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调干生，但他与别的极左党员不同，很有正义感，保护过沈元。郭在信中说：公安局的人曾经找过他和55级同学，说雷光汉已在苏联当了KGB，如果他回国，你们协助我们把他抓住。其实我虽然逃到苏联，却拒绝与KGB的反华企图合作，因而再逃伊朗，被他们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几年，大概中国当局这几年在阿拉木图见不到我的踪迹，便以为我当KGB去了。后来知道，这几年，他们在我老家后山还夜夜放哨呢！1981年，感谢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过他们严格审查，我早已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给我发了护照。这些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与我的关系也非常好，过年过节常来慰问，让我享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郭罗基也保护过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学出校劳动，回校时李铁城同学拉了一个板车，有些同学坐了上去，我一时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说：“我还拉了一个右派呢！”我一听吓坏了，马上下车，跑着去向郭做检讨，害怕开我的斗争会。郭安慰我说：“没关系，你走吧！”他的宿舍与我对门，我听见他劝李说：“小事情，不要闹大。”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还找到我，笑容满面地鼓励我。他也是党员，也是有人性的。 与沈元最后相见以后，我流浪两广、云贵各地，寻找外逃的机会，没找到。1969年返回霍城。1970年开始“一打三反”运动，4月24日，我从一个渠道在第一时间得知沈元已在6天前被杀害了，紧跟着，乌鲁木齐和伊宁市也开始杀人，下一个就要轮到霍城了。为了活命，当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泅过冰冷的霍尔果斯河，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以后，又历经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来。妻子是第三代中俄混血，原是画家，叫李巧云，有一子一女，子住俄国，女在身边，有五个孙子和外孙。工人养老金可供温饱，有自己的住宅，现在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但我长久与祖国隔离，又不会电脑，心境还是十分失落的。
蓓姐，这就是我与沈元的一些情况。听你说这几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暂时写到这一些，言不成文，悲伤不已。 雷光汉 2010年4月24日（出逃苏联40周年日） 挡案解密：毛泽东下令杀害秘书田家英 死于中南海永福堂的田家英 田家英，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2年1月8日 ，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至1966年。
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曾言“毛泽东思想己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被点名批判为“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田家英被揭发有“右倾”倾向和言行。会上曾表示，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19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后还曾向毛泽东建议“包产到户”，并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遭到批评。 1965年12月，田家英被安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1966年初，田家英曾对一位朋友说：“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底。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 1966年5月22日 ，田家英被逐出中南海。5月23日，死于中南海永福堂。死因有争议，一说上吊身亡，一说开枪自杀，一说他杀。
1980年初，田家英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 ，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悼词中说：“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作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中央一直宣称，MZD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００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０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０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０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内卫朱国华自杀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范恒的家世 瑞 荷 范恒，字志常，做党的地下工作时改名为王子昌。这个名字一直延用到他去世。范恒1925年3月2８日出生于南通。祖父母、父母都是教师。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自明代的诗人范应龙直至当代国学家、国画大师范曾、画家范扬等14代文脉绵延不绝，450多年间名人相望，大师辈出，而且几乎所有诗人均在当时或身后正式出版过诗集或文集。更有一些同辈中出现多名诗人、画家，形成一个个足以引领一代风骚的诗人群体，也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家族文化景观（见《南通大学校报》2008年9月11日第6版）。 范恒是范子愚和缪镜心先生的大儿子，小时不大懂事的时候就跟父亲摇头晃脑地读古诗、拿粉笔在地上画画。6—8岁时，母亲带他到外祖父家居住一个时候。外公缪篆（字子才）当时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们住在厦门大学的宿舍——鼓浪屿小岛。此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鹰庆铁路终点，城区连在厦门半岛及鼓浪屿上，轻工业非常发达，有机械、化工、造船等工业部门，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之一。鼓浪屿有海上花园之称，还有很多名胜古迹，住在这里就像到了仙境。 外公工作很忙，但忙里抽闲也常常在休息时带着他在岛上散步，海上的风景也很诱人。小小的范恒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几年，心情非常快乐，看到那些从没有见过的事情和环境，简直心花怒放。 外公带他散步的时候，嘴里总是边走边讲很多知识性的故事，内容很广泛，有天文地理，有人文历史，有科学知识，他越听越想知道更多的事情。不过有一点他想不清楚，外公说过帝国主义老是侵略中国，他很难过，自己的国家老是被外国欺侮，这种现象怎样能不再出现。外公怕讲深刻的道理他听不懂，只告诉他，我们国家穷，我们国家弱，要靠大家努力向上，等国家强盛起来，外国人就不敢侵略我们了。并告诉范恒要好好学习，努力向上，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大家齐心协力，将国家建设富强起来才有希望。范恒苦思冥想，自己能干什么呢，想想最好自己将来做个科学家。外公听了很高兴，鼓励他努力，并承诺在经济上支持他，不但上大学，还要到外国去留学，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 外公潜移默化讲的那些知识性的故事，居然在范恒小脑袋里扎了根。从此范恒只要有机会就找书看，从来看不够。 后来外公去世，日寇又来侵略，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不过，逃难时，他并没有放弃学习，而且有时还做小同学的老师。他自己还自修跳级，他认为自己需要更多更高的知识，将来才有用。他还注意学习外语，比如英语、日语等，他认为这是工具，外国的科学技术比我国发达，我们要赶上，将来总会用到的。 范恒简历： ——摘自范恒自传 1925年3月28日 （农历三月初五）出生。父母、祖父母都以教书为职业。
学龄前受外祖父思想影响最大。外祖父先后任厦门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哲学教授。6－8岁随母住厦门外祖父家，外祖父一直叫我好好读书，答应供教育费用，直到出国留学。 1932年，八岁时开始读小学，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读完小学。 1937年夏考进初中（商校）。因战争影响，初中学业实际上是从1938年到1940年底，在非沦陷区（新四军东征后是游击区）陆续读完的。外祖父在此期间去世。 １941年春，随父母回南通老家。夏天考进公立中学高二。1943年毕业。 1943年6月间，与同班毕业的一批同学一起，进入南通消费合作社作普通职员。1944年6月，因对合作社上层的腐败不满，愤然离去。此后曾到上海，想请舅舅帮助继续求学或就业，结果一无所成。在这期间，曹从坡、章品镇、余呈、顾迅逸、陶应衍、徐冬昌、任德昕、任哲维、喜一峰、严顺晞、顾致敏、胡镜蓉、陈秉谦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当年秋，受聘到金沙三姓街张建中学（初中）任教。1945年初，因当地经常有战事，辞去。1945年2月，应伪教育局聘任教育行政科科员。其间，经常与中共地下党员钱健吾接触，开始学习一些哲学知识，也开始关心政治。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很多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几个地下党员，即胡镜蓉、陆友贻、钱健吾等，开始介绍给我读马列主义书籍。胡镜蓉从解放区带些报刊，把我当作阅读对象。我的眼界开始打开，发现过去读的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原来不免有错。而我曾作过大量笔记的一些名家的历史哲学著作，原来不免是胡说八道的。我相信只有马列主义才是完全正确的。我开始知道“马、恩、列、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照“马、恩、列、斯”的主义搞革命的。 1945年6－7月间，因揭发了伪教育局售卖考试题的问题，我被撤了科员职务，一气回了家。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参加了青年们的进步活动。钱健吾对我在政治上进行了领导和指导，在活动中与三青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9月以后，民教馆聘我担任该馆的宣传部长（1946年改称部为课），我得到钱健吾、顾尔镡等人的同意应聘就职。此时，我需一个职业，而朋友们需要一种方便来搞剧艺活动。此后半年当中，我的主要活动便是搞青年剧艺社。这期间我还为友人到县立中学代过课，教语文，让学生选读《民主》《周报》上的一些文章，以及鲁迅杂文和艾青诗歌等。这期间，我曾经由钱健吾指点路线，到中共南通地委城工部曹从坡驻地去过一次。 1946年“３·１８”事件发生时，我在上海。三月初，我因避风（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匪绥靖司令部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同时也为了朋友们的事往上海去。“３·１８”惨案发生时，我完全不知道。３月下旬回通后才听说敌人杀害了进步青年，同时知道南通青年剧艺社已经不存在了。 1946年4月4日，我去游击区，到中共南通地委城工部驻地，找到曹从坡，认识了徐智。4月下旬，我被城工部派往上海调查有关“３·１８”后援活动，改名王子昌。5月初回城工部汇报了解声援的初步情况。5月9日 被接收入党，介绍人曹从坡，候补期半年。5月中旬，我被派往上海常驻作地下工作。除了继续了解发动群众声援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将前去上海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进行活动，立即向组织汇报，并吸收入中共后补党员。将他们与其他党员有机分配进行活动，壮大我们党的力量。此后，在上海住了两年多，当中也回通过几次，到1948年10月奉命回南通地委驻地（当时在如东苴镇）。其中不时地到南通城边了解情况，包括敌我情况和人民的生活情况。
我回地委后被分配在江海画报社任编辑，后被调到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九支社任记者。南通解放后继续任该社记者、通讯站长等职。 1951年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 1952年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1952年春被调到市总工会任宣传部长，1953年升为副秘书长。1954年被调到南通日报社任编委书记、副总编辑。 1957年被错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5月份起，先后被送到农村、商业系统、文化系统劳动或工作。1964年9月下旬，被调到南通电机厂劳动。起先在冲压车间，右手食指曾被冲去一节，1970年春起在铸工车间劳动。 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军、派、特的组织及其活动。参加革命后，没有脱离过组织关系。 共产党员的光辉代表——王子昌同志 谢铮口述 瞿硕整理 （王子昌即此文作者的入党介绍人） 王子昌同志是我尊敬的领导，亲密的战友，共患难的同志。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我们用 王子昌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是，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为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缅怀他，学习他，特写此文。 我是在南通“三·一八”斗争期间认识王子昌同志的。特别是“三·一八”斗争后，南通城已陷入白色恐怖，他还积极参加文艺晚会活动。因特务活动猖狂，当时的文艺晚会已不适宜在晚间进行，改为下午。他对潜入会场的特务大胆痛斥。他在文艺晚会（午会）上积极发言，宣传进步思想、爱国思想、和平民主的思想。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歌颂“三·一八”斗争进步青年冲破铁丝网的歌词，由陶应衍谱曲。他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三·一八”斗争后期，组织上发现我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处境危险。我和陶应衍接到组织通知，先后转移到金沙解放区。几天后，城工部通知我们几人集中，由交通员带领到如皋海安解放区，参加青年后援会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革命青年、制造南通惨案的罪行。结束后，我和陶应衍回到金沙，准备还要回南通进行斗争。暗中打听到特务几次到我家，以查户口的名义准备抓我。并守望在我家大门外盯梢。我父亲多次接到恐吓电话，不敢从自家大门出入，改走邻居家的后门。父亲无法在南通立足，悄悄离开南通，到上海租了房子，家人也转移到了上海。组织上了解到这些情况，派王子昌到金沙找到我和陶应衍，告诉我，组织上非常关心我们，城工部决定，我们转移到上海。并说不能从南通走，要从青龙港走。告诉我们沿途有交通站的同志接应，以及接头方法。根据王子昌的安排，我和陶应衍顺利到达上海。我俩到上海后分开了，我回到上海的家里。不久，王子昌到上海找到我，多次找我谈话，给我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讲共产党员的故事，宣布地下工作的组织纪律、注意事项，以及如何预防特务盯梢。发现特务盯梢后，不要慌张，想办法摆脱。他特别强调，根据上海房屋建筑的特点，一旦被抓是没法逃生的，因此，要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根据组织原则，都是他来找我，而他的情况，我也从不打听，也不知道他的住址和生活情况。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找我，骑了一辆破自行车，摔了一跤，跌脏了衣服，跌破了手，就在我家洗、包扎。我顺便留他吃饭。这次接触中，我知道了他的生活困境。住在离城较远的民房里，日常的生活用具只有一个盆。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些困难以前从未听他说过。后来特派员徐智同志到上海后，我们三人经常一起讨论工作。从徐智同志那里我才知道，这段时间王子昌主要工作任务首先是收集上海声援南通“三·一八”惨案的情况，并及时汇报。其次是联络“三·一八”斗争后转移到上海的同志。大约有二十多人，要一个一个地寻找。每天要走许多的路，车费也没有。当时他的工作量很大，找到一个同志后不仅要了解他的情况，还要找他谈话，教育，布置工作等。徐智决定，他联络到的二十多人，按照每个人的情况，分成了若干个小组，建立工作委员会进行组织活动。 有一天，王子昌来找我，告诉我，根据我的表现和城工部的意见，我可以打入党报告，并教我写入党报告。几天后，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他通知我到某小学见我。他带着我到一个教室里，拿出一个火柴盒，打开一看，里面有一面鲜红的党旗，这是王子昌亲自画的。他的字和画都很好，这面小党旗制作得非常工整漂亮。他带着我向这面党旗宣誓，从此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后来王子昌找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买了一个小动物玩具（记得是一只石头刻的小狗子）给我看，他当时非常高兴，一脸幸福的样子。他说，这是给弟弟范曾的礼物。他还说，他的弟弟范曾也非常喜欢绘画。他的这一刻神情我深深地体会到，为了革命工作，常常离家，不能与亲人在一起，但他热爱他的家庭，思念他的亲人。他把对弟弟的爱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为亲人做了一件事是那样的兴奋。我觉得共产党人真是了不起。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在我之前先去了南通解放区。后来，徐智也调回南通解放区。临行前，将我分工负责的上海的这条线都交给了我，并给我安排了交通员。我于１９４８年底前将留下的同志全部带到南通解放区。为南通解放后接管工作，保留了一批人才。在上海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认为他特别能严守党的机密，遵守组织原则和各项纪律，坚强勇敢，机智聪明，吃大苦，耐大劳，从不向组织和同志叫苦，能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解放后，他负责新闻工作，我在宣传部工作。他除了看报纸小样，还抽出时间读书学习。有一次他到宣传部来开会，和我谈《资本论》。我那时也才开始读《资本论》。他告诉我，他已读完《资本论》。他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南通第一个读完《资本论》的同志。而且，他写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书。记得当时，要开大会，他拿刀刻一刻，一个大会横幅标题的字就刻出来了。大家都对他非常佩服。如果不是被划右派，他在文化领域将有更大作为和贡献。他的不幸，是南通文化艺术界的重大损失。王子昌虽然爱读书爱学习，但在有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机会时，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年轻有为的丁弘同志。他不仅慧眼识人，而且更有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身边同志的心。他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令人敬佩。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大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他高呼：“二十年后，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呼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我认为他能大胆地坚持党的原则，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组织原则提意见，其精神难能可贵。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南通日报社被打成走资派，到食堂劳动。一天，我腰系白围兜，手提开水壶，到办公室给热水瓶灌水，恰巧碰到王子昌同志。他也是被报社找回来调查问题的，正在那里找资料。他笑嘻嘻地看着我，风趣地说：“你现在当炊事员了!”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他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感染了我，我也笑了。这是一个把自己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无私无畏，无所畏惧的人才能有的爽朗笑声。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次见面，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成了我俩的永别，给我留下无尽的伤感。 今天，我要把王子昌的事迹告诉我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要他们向王子昌同志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特别是在碰到困难挫折时，永不言败，在逆境中能永远奋发向上。让我们的后代像他一样，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实现! 王子昌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太常引•读《怀念》兼怀王子昌（范恒） 张 丁 椎心泣血断肠文，满卷泪珠痕。何处觅慈亲，向天问。遥思遣馨。 性情耿直，笔风清峻，含恨别俗尘。高格四海钦，更期盼，鸿篇妙音。 王子昌同志祭——迟到的怀念 穆 扬 虽然接触不多，但却印象深刻。漾漾笑貌，朗朗音容。不能忘！ 一九四八年的十月，用同一暗号，相见在当时暗无天日的上海复兴公园，您在认识、考察一个青年朋友。四周，游人如织；近处，警捕笛噪。大草坪中央，两人席地而坐，相对低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广东海陆丰，彭湃将军领导的农民运动，一连串英勇斗争有故事，启迪着对方愚昧的头脑。磊磊落落，出生入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活跃在被反动派霸占的上海滩上。又一个十月，一九五七年，在推翻了反动统治的南通城，同一个共产党员，却被戴上了“反对共产党”的“极右”帽。惊人、迷茫、困惑、不解，笼罩上善良、正直、纯朴人们的心头。被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惩罚、批斗，直至折磨至死！呜呼！天公何忍？天道何在？回答在何处？ 欠债迟早要还 雷崇功 共党起事近90年，打下江山60年，每年每月每日都在书写历史。共党也自我总结过两次，有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1978年以后这30年还没有系统的总结，只有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新中国档案》，但这个《档案》歪曲事实，混淆黑白，报喜不报忧，使人非常失望。比如：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中越战争、“六四”、法轮功等绝口不提，连罪恶滔天的文革十年浩劫也居然避谈，却有“粉碎四人帮”，没有停止高考，却有“恢复高考”。“土地改革”不说暴力，“抗美援朝”不说谁挑起战争，“宪法制定”不说宪法连国家主席也保护不了，完全是一纸空文，“社会主义改造”不反思严重恶果…… 共党定的基调是“辉煌60年”，这60年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呢？ 前30年可以说是“血泪斑斑”，共党坐进中南海后折腾不断，多如牛毛的政治运动使民众一天也不得安生。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战天斗地，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当然是黎民百姓招灾；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先是发动农民斗地主富农，暴力夺取土地，不两年把农民才分的和原有的土地一并收缴，农民成了农奴。从三反五反开始，共党鼓动工人斗资本家，把他们的财产全“改造”了，工人阶级被捧为领导阶级，却是低工资，低劳保，更无人身自由的奴隶。青年学生更是容易被利用，文革开始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人民日报》连连发表《向红卫兵学习》等社论，红卫兵被捧上了天，实是利用年轻人的冲劲和幼稚去打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支一派，压一派，反反复复，武斗不断升级，当天下大乱的目标达到后，年轻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红卫兵头头被抓，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开恳北大荒，实际判了无期的土劳改。知识分子本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是敌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原文中说得很明确，但到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突然改口，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利用知识分子进行军事和经济建设，看似重视了知识分子，但实际只是限制利用改造。1956年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共党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似乎是最大的奖赏。接着又提出“双百方针”，与以前肃反、思想改造和反胡风等运动的做法和口径都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是引蛇出洞，1957年来个大“阳谋”，300多万知识分子入网，摧毁了中国人的脊梁，颠覆和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民主党派受共党的诱骗和拉拢，组成统一战线对付国民党政权，建国之初封官还愿，摆出联合政府的架势，但是，1957年突然变脸，民主党派的头头几乎被一网打尽，民主党派事实上已被消灭，成为做摆设的附庸，还由共党派人掌管。《档案》有一集《50年代大批留学生回国》，这的确是事实，许多知识分子看到国家有了希望，不顾一切回来报效祖国，这是国家民族的希望。但是，后来呢？除了钱学森等少数有使用价值而又会逢迎的人以外，多数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甚至无葬身之地。如李政道、杨振宁的同学巫宁坤1951年回国，送行时，巫问李：“你为什么不与我一起回国？”李答：“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后来李、杨获得诺奖，巫回国后成为右派，劳改劳教22年，九死一生。我的老师董时光是教育学博士，在美国发表文章反对美国卷入韩战，歌颂中共，结果被驱逐出境，回国时周恩来亲自迎接。可是1957年成为极右派，被弄到峨边劳改，死在劳改场。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姚桐斌、著名作家老舍、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等都是海归精英，文革时都被迫害致死。1957年后，再也没有留学生回国，只有马思聪、傅聪等跑出国门。总之，这30年的斗争很残酷，受压最重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思想敏锐，叫做臭老九，自然要禁锢思想，才能维护独裁统治。农民最冤，从共党起事农民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夺取政权后本应受到特别优待，但很快成为农奴。“三年自然灾害”是谎话，根本没有天灾，全是人祸，3700万饿殍绝大部分是农民。农民被剥夺土地，严格的户口制度和层层政权严密的法西斯控制，饥民连逃荒的生存权都被剥夺，只有坐以待毙，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笔债有钱债更有命债，而且都是大大的，欠债不还就是无赖。 后30年是畸形发展，经济得到复苏和腾飞，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不管用多少遮羞布，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已完全破产，中国已转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救了中国。 邓小平的“猫论”说明他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只要能发展经济什么办法都可使用，不讲“姓社姓资”。在经济上，他把老毛那一套“改革”完了，他也知道政治制度非改不可，许诺缓一步进行。也就是说他清醒地知道社会主义是死胡同，只有改弦更张才行。但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他却要竭力维护，还要“坚持四项原则”。“六四”血腥镇压追求民主的青年学生，堵塞了中国与苏东原社会主义阵营多数国家一道所走的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于是就出现了非驴非马四不像的怪胎，名之曰“中国特色”。有民谚：“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封建主义。”可说是一针见血。 政治体制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的的代价很大，资源和环境的损失和破坏会危害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发达国家多次对我国反倾销，说我们低于成本销售。为什么做亏本生意呢? 其实并不是亏本，而是贱卖我们的资源和劳动力，因为质量问题，只有比别人的价低得多才有市场。往往出现一个怪事：同样的产品在国外的售价比国内高得多。比如：丰田越野车在国内45万，在美国18万，奥迪A4在国内69.6万，在美国34.8万，如果“出口转内销”会狠赚一笔，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汽车销量能够全球第一了（《珠江晚报》12.10）。中国赴欧美旅游团疯狂采购，去拉动别人的内需，因为差价实在太大，即使“中国制造”来个“出口转内销”也值。我国国富民穷，内需严重不足，经济成为“出口拉动型”。我国出口的产品往往是低技术的，甚至是粗加工的半成品或者原料，真的是贱价出卖资源和劳动力，还要高能耗和高投入，我们大量进口能源，严重污染大地河流和空气，成为世界排放的冠军，当今国民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危害了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在哥本哈根的世界气象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温家宝等人胡搅蛮缠使大会几乎流产，中国人的脸面尽失。这笔债欠得太大了，该由谁来偿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受到阻碍，经过15年才加入了，也经常受到刁难，反倾销、碳关税就是其中两种。加入世贸把经济融入世界，得到的利益太大了，为了经济得到腾飞，受一点气也只好忍耐。受气的原因不是别人存心反华，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不完备。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四不像，既有资本主义因素，也受独裁体制的制约，政治权力下没有自由公平的竞争，计划经济的余毒破坏着自由市场，垄断和官倒的弊端很难铲除。政治体制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贪腐遍地，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深，到处是对抗、虚假、奸狡、浮躁，中华民族诚信、忠义、友爱、大度的传统美德荡然无存。民族的固有品格和社会风气毁坏起来容易，要回复就难了，非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这笔债够大的，现在还不想开始偿还？ 这一笔笔的债拖得太久了，再拖下去简直不堪设想。应该从哪里开始偿还呢？重要的是认识和反省罪责和错误，应该从重新评价毛泽东开始，这个死结不解开独裁统治就不会结束。据网上透露，邓小平多次说到共党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违心的，到21世纪初会重新评价，胡锦涛也说迟早要解决好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不过从国庆四个方阵来看，还没有重新评价的迹象。僵尸还摆在天安门，还在山呼万岁。积案不愿清理，反而压制民众言论，制造新的冤案，如前几天以“颠覆国家罪”判刘晓波11年徒刑。火山捂得越久爆发力越大，得当心！俗语：父债子还。子不还，孙辈重孙辈玄孙辈也该还。台湾“二•二八”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国民党的领导人换了几届，终于得到平反，向民众作了道歉和赔偿，像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历史上欠债不还的事也时有发生，如秦始皇焚书坑儒，那是“秦人不暇自哀”啊！ 2009·12· 难道知识分子又要回到“臭老九”时代了？ 祖丁远 2010年2月4日 ，《南方周末·评论》F30“自由谈”刊出大学讲师封滇“三言两语”一则，题为《年终奖，我不满！》全文说：云南某农业大学计发2009年年终奖：助教800—1200元，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副科至正科级7000—9000，副处至正处级（含学院正副书记）18000――21000，副校至正校级（副厅至正厅级，含正副书记）金额保密。
我是个资浅讲师，奖金低点无所谓；但想到我熟悉、敬仰的一位资深教授（全校共3—4位），年终奖也不过5500元，就一般科员的水平，忍不住要替他抱不平。 是的，像今日云南某农业大学计发2009年年终奖如此颠倒层次发奖金，其实日常薪资也是按这种比例发放已有多年了。这不仅引起了封滇先生的抱不平，就是包括我笔者在内和周围评到职称的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都义愤不平。有的他们原先在机关行政编制的资深公务员，都是达到副处级以上的国家老干部，当年（约上世纪 80年代后期），有中央“红头文件”下发，说中央为了尊重知识分子，在机关部门工作 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中“评职称”，一般科员评上中级职称，就可以享受副科或正科待遇；如副科或 正科级评上副高职称、即副教授、副编审、副高级工程师等，可以享受正处级待遇；如果评上教授、编审、高级工程师（名额分配有限止）就享受正厅级待遇。但规定知识分子第一步只能从中级职称副高职称限额评起，据说4年后再可从中级晋升评副高、从副高中晋升评为正高，即相当于正教 授级的享受正厅待遇。但知识分子只要评上职称的就得从机关行政编制（即现称之谓公务员编制）改变为机关事业编制，才能享受知识分子的职称待遇。那几年，机关工作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学习劲头倍增，自觉的或经领导动员后，准备评审材料、写专业论文及在省市以上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专著等，大量资料报送省 市以上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审查、考核、答辩，再经一次二次补充考核评审，非常严格。然后核发到相应职称证书。那时要得到“职称证书”实在不容易！像封建时期考进士、探花、状元，十分严格。现在看来，那全是骟局！一个天大的骟局！！像笔者评上“副高职称”时已48近50岁 了，自从评上高级职称后，我所在的江苏南通政协机关人事部门给我把原先几十年的行政编制、国家干部改换成机关事业编制（财政全额拔款）、成为职称干部。据说把我的行政编制给了新调进政协机关的青年人或从企业调进机关来的一般科员。可是，我一天也未享受正处级待遇，还是原工资，因为我拿的工资已是这个水平 了。所以评上职称得到了个虚名。于是每次机关干部（即公务员）加工资，与我原先工资及行政编制时的同级干部加薪，多次都是我低他们数十元或略高几十元，增减数目相差无几，也就从未当回事。
可是，2008年8月起机关实行所谓的工资改革“阳光工资”，公务员即原同我一起行政编制的同事（我们都是退休干部了），他们加工资加津补贴的养老金，每月就发6500—7000元了，我只因有高级职称而相差当年的同事一倍还多的养老金，他们没有职称的有工资加津补贴，有了高级职称就没有津补贴。在同一机关同办公室一起退休有职称的每月给你3000元养老金，光这退休金少了一倍还多，每年相差四五万元，已经三年了少发到10多万元了！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呀。现在机关里的一般科员3000—4000元，工勤员每月还有5000多 元；我已成为机关里的贫困户，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这个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党的什么知识分子政策？大专院校也采取的行政编制与事业编制区分政策，把有职称的知识分子政策变成了犯罪分子减工资政策了。温家宝总理说了一句，实行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后，如今的高中教师的工资不 如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工资也不如初中、小学教师。真是荒唐，荒唐，太荒唐了！ 不是前几年就有媒体多次报道，深圳大学、北京某大学招聘一个行政处长，总务主任，科长职位，竟引起该大学数十位副教授、正教授竞争这个岗位。这次从云南某农业大学讲师封滇先生反映的 2009年度年终奖如此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地分这种等级，应该说是编制上的毛病，是否歪曲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了？否则，难道又要回到毛泽东搞的“臭老九”谋害知识分子时代了？！
可惜，大学多年来实行行政干部治校，越来越官僚化了，把大学办得太差劲，太糟糕！中国大学在世界上评为下三等；如果现在还不回过头来，正应当推行“教授治校”的时候了。不过，一些大学像云南某农业大学那样，居然还在这样不适时宜的如此轻视、蔑视有职称的知识分子和老教授！怪哉！ 现在推行事业职称编制的还有许多地级市的媒体，如地市级报纸、电台、电视等，他们的社长或总编辑，由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享受公务员副部长的行政工资待遇，他们的台长等，都不在报社、电台、电视台领工资而另外享受福利奖金。副总编及采编人员，记者、编辑等属于事业编制继续评职称晋升。一些省市以上大报成立报业 集团，有多种经营和大量广告费收入，工薪及奖金一般都超过公务员，从业人员虽然改为企业，因有大量利润，可得高工资高奖金，在职期间不会受影响。 2010年2月12日
通联：江苏南通市中天福邸1号楼1303室 邮编：226001 电话：0513-85506417 电子邮箱：ntzdy@126.com 野蛮违宪 愚蠢荒唐 ——严厉谴责北京市当局剥夺公民集会自由权利 姜万里 受到政府当局不断打压、骚扰、密令扼杀，却依法抗争、顽强生存的《往事微痕》，到今天已达三个年头。如今又遭受当局新一轮严重的打压。 原定于3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往事微痕》编者、作者、读者茶叙会”，由于北京当局强令禁止而被扼杀，从3月24日起 有关部门就对参会人员实施打压，不是上门“劝说”就是入室“探问”，总之就是不让参加这个茶叙。25日晚有关部门就派人员到召集人之一的铁流先生住所进行监控，26日即有多辆警车守候在小区大门。早晨8点铁流先生在住地溜狗，即有便衣警察上前打招呼，说“不要外出，等下有领导找你交换意见”等语。后来有北京市公安局一处一位处长出面，软硬兼施，总之一句话：不准开这个茶叙会。
一个规模只有50余人的文人朋友小聚，为什么会惊动北京市当局？甚至不是一般惊动，出面宣示禁令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处长说：“此事不是源于北京，而是中央高层意思。”啊呀，可不得了，几十个耄耋之年的“右派”老人和文人在一起喝茶聚会，交流谈心，竟然惊动了中央高层！ 其实，三年前《往事微痕》刚刚诞生时，很少有人注意。因为她只是一些曾经遭受政治陷害的老年“右派分子”为了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揭露专制制度和个人崇拜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危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帮助国家领导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进而推进政治改革，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起初只是在北京的少数老年朋友间，为了互相介绍经历，交流思想而打印一些小册子。他们从不打广告，免费赠送。想不到，这个小册子却不胫而走，如和煦的春风很快传到祖国四面八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士赞许。即便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遭受当局打压，读者群却更加扩大。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她的真理力量。于是我们明白：当局不是害怕这几十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是害怕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的力量，是害怕他们说出的历史真相，是害怕民众的觉醒。 当局如今动用大量警力禁止茶叙会的召开，是很愚蠢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几十位公民为了茶叙而聚会，是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当局剥夺公民的集会权利是违宪行为。违宪的行政机关或个人是理应受到法律追究的。政府不守法，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公民就可以弹劾。所以，政府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实际也是在毁掉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根基。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往事微痕》是具有丰富阅历、忧思天下、热爱祖国的一些老人的交流文稿，是完全合乎宪法的公民权利。北京市当局污蔑《往事微痕》是“非法出版物”。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法理根据。因为，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一切法规必须服从《宪法》。北京市当局拿不出符合《宪法》的法律文书，即便有什么地方的规定，也是违宪的。所以，北京市的行为才是 “违法行为”、“违法行政”。应该认真追究其法律责任。 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说这不是北京的意思，是高层的意思。那我就要说这不会是中央的意思，即便这位处长所言确实有“来头”，充其量也不过是某一位或二三位的意思，不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思。全世界都知道：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一再宣示：中国共产党要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也一再宣称“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人民的尊严，首先，也是起码的，必须是有自由的尊严。作为政府，既然自称是民选的，并且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公仆”，那么就应该老老实实尊重选举你来做事的“主人”。若果真使老百姓有尊严，就要尊重公民的自由权利。连说话都受限制、连朋友聚会喝茶都受限制，还侈谈什么“尊严”？ 还要指出一点，不仅是公民的言论、聚会自由不被尊重，甚至连阅读书籍也受限制，比如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口述的《改革历程》就不准大陆的老百姓阅读，一旦被文化、公安、海关等部门发现立即没收。连一些当年遭受迫害的右派老人撰写、经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纪实等，现在也封锁起来。我本人就收藏有著名的右派老人和凤鸣 女士撰写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和原新华社记者戴煌先生撰写的《九死一生》两本书，被当地公安人员从家中搜走，后由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以【辽鉴字[2009]34号】公文确认为“非法政治性出版物”予以没收。连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从新华书店购买的书，过到如今的年月，也会被认定为“非法政治性出版物”。真是天大的笑话。请大家看看，《宪法》被这些人糟蹋到何等地步！
毛泽东 先生曾经说过：“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1页》
同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括建国以来的历史，当然也可以讨论批评。允许人讨论批评是自信的表现。假如处处事事封堵人民之口，处处事事设限，怎么会被人看成是强大自信？ 北京市当局的所作所为，只能在世人面前展露一副心虚胆怯像。 2010—3—27于沈阳家中 苦难经历是宝贵财富 铁流巨著《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序 任彦芳 铁流先生的长篇自传巨著《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一百多万字，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铁流先生将他的第一部发给我，要我写序；因他的书吸引了我，我欣然答应，写写我想说的话。 我与铁流相知很早，却相见恨晚。 半个世纪前，我还在北大读书时，在那１９５７年不平常的春天，我便知道四川成都创办的《星星》诗刊发了流沙河的《草木篇》，被定在大毒草，全国震动；之后，便有成都“流沙河等七君子右派集团”；这集团里便有一个成都日报的文艺编辑晓枫。之后，这人便从历史中消失，我也从记忆中淡出。１９８９年我回到北京，便听说有个名铁流的人物，在北京搞文化策划，十分活跃，听人介绍这是个传奇人物。近几年来，在为五七之变中受难的人呼喊中，在难友们编辑印制的《往事微痕》里又多次见到铁流的名字，却一直无缘相见，直到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的一次友人聚会上，才见到了他；他简单的自我介绍，竟一下让我联起了半个世纪的记忆。原来那个七君子右派集团里的晓枫，便是这个汉子；他送我一本由香港出版的《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纪录了他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他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写的一篇小说《给团省委书记的信》；因为这篇八千多字的小说，他被关了２３年监狱，相当一个字被关押一天。１９８０年“改正”后，重操记者生涯，因不甘做“驯服工具”、扮演“奴才”与“妓女”的双重脚色，１９８５年毅然“下海”闯荡京城；９０年代被媒体称为“策划大师”、“公关第一人”；２００５年后，金盆洗手，重操旧业，玩起笔杆，成为“自由撰稿人”。 我们是同代人，他所经历的一切，我都有所感；因为我也正要写我的长篇自传，故对他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部书的写作对我有启示，也引发了我的一点思考，姑且写出，与铁流和朋友们交流。 苦难是一所学校，它对人的教育是最深刻的、宝贵的。铁流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进入了苦难的炼狱，从这个学校里他学到了大学不可能学到的东西，所以他早早地觉醒了。而顺利的经历，是人所盼望的，谁不祝福人一帆风顺呢？可这种顺境，却会让你受不到磨炼，你的觉醒就会晚，甚至总不能觉醒，昏沉沉地度过你的一生。而对于作家来说，这苦难便是最宝贵的财富。国家不幸诗人幸，就是这个意思吧。一个人只有深刻地体验了人生，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这是被中外文学史所证明的真理。 世界上谁愿遭到苦难不幸呢？哪个人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这是不随个人意志转移的生活现实。当你遇到苦难时，只要不被它压倒，你便会得到财富，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在经历了巨大的苦难之后，在从非人的待遇中挣脱出来之后，晓枫变成了铁流，他有了如钢铁的坚强，如江河般地流向大地，投入了为国为民的事业中，呼喊良知和正义。当年苏联有一部小说叫铁流，我们曾将中国红军长征称为铁流二万五千里；我面前的铁流正进行他人生壮丽的长征。 铁流是富有的。他因为下海成功，有了财产；这当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我非常同意铁流的这个观点：无财产即无人格、无财产即无自由。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有铁流的思想，却不能如铁流那样将思想写出来，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没有独立的人格，不敢有自由的思想，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便是没有自己的财产。我们是从国家政权那里拿着生活费，我们的生活存在仍是依附于权力；你不能得罪权力，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你所依附的权力，你还能活下去吗？这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我们不可不保护这个赖以生存的皮啊。不能不听从这个权力的意志，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便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只能当奴才。铁流因为有了自己的财富，他便有了自由，有了人格，他要说自己想说的真话，写自己真实的生活，没有国内出版社敢于出他的书，他可以在大陆外的地方出版，他可以自己印制。他有了自由表达思想的自由。 铁流是富有的。更因为他的苦难的经历，这是人生更宝贵的财富。没有这苦难的经历，他不可能有如此深刻地对人生的体验，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的深刻地思考。世界上所有的大作家都是深刻体验了人生的人，是有深刻思想的人。我国当前的一些作品，之所以没有深度，就是因为对人生的体验不深。读了铁流的作品，你会感到是如此地真实，深厚；原因就是他的生活大树植在深深的泥土之中。 《我所经历的新中国》，是铁流人生的自传，写的是他真实的一生。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但做到真实并不是容易的事。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的标志，我认为有两点，一是不忘记历史，敢于真实地写出历史的真实情况；二是对历史的反思，敢于总结历史的教训。一个忘记自己的历史，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千方百计让人遗忘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此时，我想起了联邦德国的总理勃兰特。1970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刚刚上任的他，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二战中，波兰有25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后死去；寒风中，勃兰特向死难者的墓碑走去，在全世界人民的注视下，这位在二战中反纳粹的斗士，在墓碑前跪倒在地。他是替所有应该跪下而没有跪下的人跪下了！当时人们评论说，跪下去的是一个总理，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教育部将德国法西斯暴行，写在历史的教科书里，让下一代永远记住，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德意志联邦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一个不想让人民知道真实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不是有的国家至今还在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辩护吗？ 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新中国六十年来，经历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将五十五万知识精英打入另册，接着便是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反右倾，将多少万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党内外没有了不同的声音，这才出现了三年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万百姓的大悲剧；到了文革，有近一亿人受害，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后来的权力继承者，不应为这些惨死的人民下跪忏悔，进行历史反思吗？然而可悲可怕的是不让人们提起这历史，只许歌功颂德，不能揭示真相。不揭示真相，便不能探求真理，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便没有科学的发展观。这应成为政治家的常识。我们的国内出版社，竟不能出这些揭示真相的书，将反右、文革等视为禁区；这些宣传出版部门，实在是在害我们国家，害我们民族。但是真相是不能掩盖的，真理的声音总要发出来。做为国民，每个经历过新中国历史的人，都应写出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写出来的经历，综合起来，便成了一个国家真实的历史，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之举。 这就是铁流的《我经历的新中国》的伟大意义所在。这部书的特点是真实。写真实是需要勇气的。他敢于揭示历史真相，把他经历的一切如实写出来，没有勇气是不能的。而让我最钦佩的是铁流先生对自己灵魂的勇敢的解剖。他将当时做每个事时的真实思想揭示了出来，这是最难得的。如果每个人都能严于解剖自己，便是中华民族的反思，这才是这部书的最有价值的地方。鲁迅先生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就是因为他不仅勇于解剖社会，也更严于解剖自己。读了铁流的这部作品，我感到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铁流这样有价值的书，我们国内出版社是应正式出版的。如果这样的书今天仍不能出版，便是中国出版界的悲哀；如果这部写新中国历史真相的书能够出版，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日于北京 请记住1957 朱忠康 刻骨铭心的记忆，难以抹去，即使谎言重复过千遍万遍。因为，那是共和国耻辱，岁月销蚀的痕迹，无法擦掉，哪怕腥风血雨，搅拌成绚丽色彩，因为，那是民族的灾难，天安门上的“伟大”放纵了无法无天的罪孽。白骨堆上的“丰碑”，千千万万冤魂在哭泣，无论思想被阻截，声波被裁断，民主被屏蔽，自由被封杀；无论，史实被颠倒篡改，真相被埋入地下，理想被专制制止，追求被疯狂追打；高悬的黑手，能一手遮天，溥天的党土，能横行天下。但是，1957钢铁烙印，永远烙在，三百万人的心里，那场，震撼大地的风雷，曾经，划破迷茫中的长夜，——把历史书写，中华儿女中，一群思维精英，发出了撼人心肺的，呐喊，在春寒料峭时刻，渴望对早春的，祈盼，她像春雷，要把“五四”精神召回，她像春雨，把专制撕裂的土地灌溉 突然，在红色祭坛上，出现装神弄鬼的巫妖，在和风细雨的魔咒中，唤来了暴风骤雨，灭顶之灾，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该用哪种标尺衡量，难道，当时的弄潮儿，思想穿越得太超太前，步幅迈得，太大太远，其实，那是当权者的标准，当统治者承袭，几千年帝王的衣钵，就用奴隶主的皮尺测量，民主思想的容积，用枪杆子作庹，作为循规蹈矩标准。当统治者披上现代伪装，用斯大林旋风，横扫人权的渴望，用希特勒圆轨圈起画地为牢小间， 于是，中国产生了亘古未有的暴君，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只有独裁者发号施令，全民族变得鸦雀无声，就这样1957。穿越历史的轨迹，接踵而至的是连绵不断的灾难，还有一场接着一场的 历史大倒退，精神疯狂，文明扼杀，生灵涂炭，地球倾斜，中国人每天驾着着了魔的破牛车，在贫瘠土地上倒转耕作，周而复始地干着相同的蠢事——折腾和自残，亿万民众，在刀丛里穿行， 在弹雨下冲撞，在无形皮鞭下生活，在恐怖阴霾下挣扎，此时也是，魑魅魍魉得意忘形，逞狂狞笑的时刻。 曾作为恩赐给农民的，土地，在集体化名义下被剥夺，曾许诺给予保护的财产，在公有制下掠为已有。曾大言不惭要把错误和失策，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路上，结果演变成一场胜过一场，人间悲剧的漩涡。中国人，不但向自己，向同类，挑战斗争，还要，战天斗地，向大自然开战，贪婪的欲望，想把地球压扁，狂妄的野心，要把海水榨干，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布满了，万户萧疏的村庄，在污染包围下的山水，像一穷二白中国人的，丑陋，难道世界进入了，末日倒计时，难道人类进入了，返祖期，又要回到食人生番的原始公社。 今天，人们高歌胜利，遮掩往日的呻吟，人们欢呼辉煌，洗去往日的罪恶，但是，辉煌，代替不了过去的，苍凉，富裕，代替不了过去的，贫瘠，和谐，代替不了过去的，残暴，歌声，代替不了过去的，饥饿，今天的历史，只不过，昨天的延伸，今天的繁荣，是昨天沉重代价的，堆积，当我们揭开，辉煌幕帘的，一角才发现它的后面，布满着军警宪特和坦克，更有那无数的鹰犬，潜伏和隐藏，而欢庆的歌声，不过是，警报器和喉舌筒的混合。可见，极权下的繁荣，并非幸福安宁，专制下的富裕，只会滋生贪官和腐败，高压下的和谐，充满人人自危的感觉，因为，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随地会砸在头上，小民的上访，被驱赶关押；弱势者，讨回公道的行动，被勒令围剿；向震灾豆腐渣工程，表达的愤怒，会遭到打压和阻挠；记者对敏感事件的采访，迎来的是，抗暴警察的施暴；民运人士的一份——《零八宪章》，吓得统治者面如土色，牢门随即打开，1957发生的专制独裁，又再度重现，当统治者向全世界，拍胸宣誓，要在中国构建“法制”与“和谐”，却又在受伤者的心灵，再制造伤口，把仇恨，又凝聚在上膛的枪上，时时刻刻地警惕着，仿佛五七老朽们会死而复活，用双手推开棺盖，把专制魔王的宝座，掀翻，这就是六十年后，今天的中国，这就是统治者，要彻底改革和转变的许诺。 一个民族的觉醒，不能靠谎言遮盖，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靠鸵鸟脑袋的思索，中国要融入世界，中国要与潮流合步，第一步 要为1957，彻底反省和纠错，许多事实证明，当年的统治者，何等愚盲，又是何等的霸道，当他们疯狂驾着，历史的倒车，沿着崩溃的轨迹急驰，还在念念不忘，“四个伟大”的正确，但是 实践，做了否定的回答，今天，经济上的成就，恰恰证明，只要偏离他们指引的方向，正确就会增加一分，时代就会前进一步，社会就会好转一些，生活就会改善一点，梦寐以求，就会拉近距离，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五十年前，五七志士们逆耳忠言的建言，成为今天，颠扑不破的真理，曾被当作“毒草”铲除，造福人类的改革，曾被当作“罪行”囚禁，五十年前对被告的 “控告”，证明这是对法律的嘲笑，档案中记录的，“罪证”，反证了专制主义的残暴，今天，统治者把国家荣誉，建立在受难者身上，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幌子下，维持着专制独裁者的，意志，他们，玩弄着数字游戏，把“零”的突破，说成反右正确和必要，又用流氓手法，把个别的结论，换取世界谎言史的奇迹 于是，一条“扩大化”的尾巴，拖在1957后面，从此，强奸民意亵渎真理，在阳光下，昭然若揭，他们宁可，让贪官污吏撑破腰包，也不给弱势者，一分一厘补偿，当国库金库，堆满外汇和金条，吝啬的是微不足道的，施舍，为了讨回公道，为了获得无条件的赔偿，让当权者记住教训，让统治者清醒头脑，五七老人向国家申诉，对罪魁提出控告，他们不是跪下叩求，也不是伸手乞讨，这是堂堂正正的公民行为，这是良知被唤醒时的选择，现在的当政者，自称继承前任的遗志，却不敢承担前任的，罪责，回避历史，推卸责任，才可坐稳他们的宝座 不必抱太多幻想，不必寄过多奢望，沉默和拒绝，这是当权者接待的，最低规格，强暴和打压，才是专制者，专利和本色，为了维持，一贯正确和伟大，他们在等待着一个时刻，希望这一代人。都化作尘土，从人间蒸发，当子子孙孙都变成失聪的白痴，那时，血污的旗帜早已褪色，玻璃棺材中腐躯借尸还魂再显辉煌。皇帝的新衣接着连续上场，于是，1949——1989变成一尘未染的白纸一张，没有污泥浊水，没有血光祸患，全民生活在世外桃源，平静而又安详，而公仆们更像是水晶般一样纯洁透亮，他们，又将是一贯的正确伟大。于是，往事从未发生真实只是虚幻，如果真的是这样，世界将会怎样，可能南极冰块会熔化，喜马拉雅会倒塌，欧亚大陆会散架，时光隧道会退到，二千多年前的奴隶封建皇朝，那时，什么都会发生，母鸡会打鸣，公鸡会下蛋，太阳西边出，鸭子飞上天，但是，历史会永远记住：957人们仍会记得1957! 中国最小右派李曰垓同志永垂不朽 铁 流 “永垂不朽”这四个字几千几百年来成了祭奠王公贵族的专用名词，平民百姓是设有权利享用这四个字的，作为20世纪毛泽东一手斩杀的57“贱民”，面对不公不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更没有资格的，本人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李曰垓十六岁被当权者强行打成右派，居狱整整二十余年，他到底犯了何罪？仅仅是他目睹了毛泽东走卒在云南昭通的特权阶级为霸占人妻而一手杀害人夫的滔天罪行，对方为了灭口，借用毛泽东坑杀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而陷害罗织于他。作为李曰垓一代的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响应中共“整风鸣放”号召反对当权者独裁专横而成为牺牲品。只是那时我们年轻幼稚还认识不到当权者的独裁专横，其实质是社会主义体制的独裁专横。这个独裁专横的体制不解决，中国社会永远没有公平公正公义可言，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的人生自由与尊严就永远没有保证和。为此，凡是因生前反对毛泽东独裁暴政而受迫害打压的一切善良人们在他们谢世时都应该永垂不朽！ 仇恨独裁的圣女林昭永垂不朽！ 反抗暴政的张志新烈士永垂不朽！ 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同志永垂不朽！ 最早喊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而被杀冯元春同志永垂不朽！ 率先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被杀的周居正、杨应森同志永垂不朽！ 为反右维权抗争而呐喊英年早逝的李曰垓同志一样永垂不朽！ 我们为李曰垓同志立碑，我们为李曰垓同志写传，无论碑和传都是四个字：永垂不朽！！！
李曰垓治丧委员会第一号公告 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全国各地五七难友哀告：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十六岁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折磨长达二十二年，出狱后又为要求彻底平反“反右斗争”冤案、发还被无理克扣的工资和赔偿精神损失，而苦苦挣扎了三十二年的昭通五七人李曰垓先生因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七点五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周岁。为了缅怀和追思李曰垓，经各方协商特组成李曰垓治丧委员会，现将名单公布于（排名不分先后）：
名 誉 主 任: 杜 光 主 任：铁 流 常务副主任：吴之伯 副 主 任： 赵正荣、余永庆、何浩振、李昌玉、蒋文扬、侯永年、董克让、彭慕陶、蒋绥民 委 员： 燕遯符、博绳武、纪增善、李家揆、赵维光、魏光邺、李 斌、李运禹、李少凯、胡开云、范家彬、贺振富、傅家洪、程燐元 、戴开训、彭海钧、刘成端、龚学珍、孔德亮、郭云谷、欧阳兴科、铁朝清、孙金铎 李曰垓治丧委员会第二号公告 四月二十八日十五时，治丧委员会和李曰垓同志家属及亲朋好友近百人、在庄严、肃穆、凄切、悲痛的氛围中为曰垓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仪式由副主任余永庆同志担任司仪，副主任赵正荣同志主持并宣布仪式开始后，全体肃立、默哀、并向曰垓遗体三鞠躬。行礼毕、治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之伯同志，代表治丧委员会致词，其后由治丧委员会委员胡开云同志代表治丧委员会致悼词，随后由副主任余永庆同志宣读各地五七难友发来的唁电，最后是李曰垓同志的夫人和儿子致答词，她（他）在讲话中除感谢五七人治丧委员会和亲朋好友们对曰垓及其亲属的深情厚意外、表示要继承曰垓遗志、把曰垓同志的未尽事业继续进行到底！最后、追悼会仪式在哀乐声中圆满结束。
治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之伯同志致词
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各位五七难友： 在这里召开吊唁李曰垓同志的追悼会。没想到那么突然，如晴天霹雳一样，仅仅几分种，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爱可敬的战友和兄弟。他不仅是我们昭通、云南、揭毛批毛的先锋战士！在全国也是一名颇有名气的为争取民主宪政、反对独裁专制的勇士！我们要学习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不畏强暴、不卑不亢、不受利诱、不怕打压的勇敢精神！学习他忌恶如仇、追求真理、勇往直前的抗争精神！他是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十六岁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监狱里受压二十一年。改正后他为右派和其他受害者鸣冤叫屈，向中央写了几十篇诉求，要求发还我们这批受害者在冤狱中被克扣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赔偿；他还写下了几十万字批毛文章，揭露批判了毛泽东时代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暴罪行；直到毛死后的三十三年间、他依然对毛的阴魂及其追随者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和斗争。今天我们悼念曰垓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这些精神。我们要团结起来，继承他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诉求，继续批毛，继续抗争，为争取早日彻底平反，早日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而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曰垓在天之灵。 2010年4月28日 治丧委员会委员胡开云代表治丧委员会 致悼词
时维2010年岁在庚寅，暮春三月十五阳历四月二十八日。昭通所有“57”老人协同亡者家属及亲朋至友。谨备几香祭品，葡泉酿醇，胸佩素馨，肃立静穆。礼虽微而不恭，聊表我“57”人患难连心，命运同体之深情。乃悼于新亡“57”难友李曰垓之灵前而哀悼以文曰： 呜乎！曰垓难友，忽报夭亡。“57”老人如惊霹雳，倍感神伤。亲朋至友，泪满襟袖，友情绵绵怎能忘。遗孀素美，夫妻义重情更长。思往昔同甘共若嚥糟糠，抚儿育女艰苦尝。同渡苦海搏恶浪，共历人世几沧桑。世情险恶恨豺狼，才见花明和柳暗，又谁知未亡人携儿提女哭断肠。芳魂缈缈在何方，从今后，要见你，除非南柯一梦会李郎。悲声回荡黄泉路，泪雨泛涨奈何江。情切切，君勿忘，愿你一路走好早日赴仙乡。
呜乎！云山苍苍，逝水洋洋，曰垓品学，兼优无双。十四修完初中课，十五就业别老娘。勤业尽职有志向，立志为国顶大梁。只因一付聪明相，独立思考气昂扬，更兼亲见狼吞羊，怕当被告狼发狂，因此上独裁暴政容不得，打入另册压农场。绞肉机，轧得嘎嘎响，炼钢炉熊熊映山冈。铁汉英雄皆难躲，纵躲过，也是九残和九伤。曰垓为人不寻常，不随世俗志如钢。炼狱炼志炼学问，悬梁刺股研典章。攻下大专文史哲，火浴凤凰飞高墙。曾家淑女眼力强，生死与共情两厢。惹恼狱吏划银河，要隔情人各一方。君是特殊材料铸就的金钢体，曾是《游园惊梦》里多情坚贞的杜丽娘。两人同心又同体，终于冲出铁栅和高墙。自由世界舞彩蝶，双宿双飞任翱翔。 呜乎！人世沧桑恨无常，芳魂一缕缈茫茫。恨苍天无眼，摘去我“57”人的好兄弟，曰垓的一双智手胜过常人的手十双。恨苍天无情摧残我民主呼号中的好勇士，从今后凭谁挺身而出一肩扛。从今后，再不见你侃侃而谈的从容态，从今后又靠谁撰写批毛评毛的妙文章。风萧萧，雾茫茫，春雨绵绵泪千行。白云无声水不淌，君若有灵，请听老友说衷肠：你要走好黄泉路，望乡台上莫悲伤。日后评毛有进展，定把信息告冥乡。君若有知享蒸尝，请受老友酒一觞。请君地下早安息，名同日月永留芳。呜乎哀哉，伏维尚飨。 昭通全体“57”人叩哀 2010年4月27日
《往事微痕》唁电： 往事微痕》全体义工，惊闻难友李曰垓先生于今晨（2010年4月26日 ）7点55分突然逝世，我们感到万分的悲痛和难受！
李曰垓十六岁即被打成右派，是全国最小的右派，一个未成年的右派。他被划为右派无任何“反党”言论，仅因目睹当时昭通当权者强占人妻，杀害其夫一事。当权者为灭口封言，强行将机要员李曰垓划成右派送进监狱。他在蒙冤二十余年中从不气馁，自学完大学全部课程，后深蒙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怀，于1978年末最先得到“改正”，不久即聘为云南昭通地区师专校长。在任职期间工作成续卓越，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80年初公安部所编写出版的沉冤录《春风化雨》一书，称他是“一棵压在石头下的小草”。是的，蒙冤受难的“右派分子”都是“一棵压在石头下的小草”，这个“石头”就是毛泽东独裁专制主义，好不容易被胡耀邦、赵紫阳等一代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搬开了。可是好景不长，1989年随着镇压学生运动的“64”枪声，中国政治全面左转，我们罹难的幸存贱民，再次成为“压在石头下的小草”！ 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绝不允许极左的毛派势力卷土重来，全国右派老人不断向“胡温新政”上书，要求开放言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发还国家拖欠二十余年的工资，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右派维权风起云涌，李曰垓难友是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他是昭通的旗帜，云南的旗帜，不，全国的旗帜！为了声讨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暴政，为了反对专制独裁，近年来他写了不少有影响的雄文，其中《反右派半世纪祭》、《关于“反右”历史欠账的法理认定和解决》、《噩梦醒了吗？-滇东北三个右派集中营滴血寻踪》等数十篇。就在他谢世前的昨天晚上（2010、4、25日），他还向《往事微痕》发来新写的两篇文章《谢富治宗派在滇东北欠下了什么债？》、《言塞湖疏浚》，并在电话中一再向铁流表示：不怕打压，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坚持右派的维权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言在耳，声有音，想不到10个小时后竟然与世长辞！据统计，目前全国幸存的右派不足五万人，全都是“风前烛，瓦上霜”的老人，说不定今天走或明天走，可我们的真诚希望，正当要求，千次上书，万次呐喊，中共当局仍昧良心天理不予理睬，相反监控施压不断打击，请问还有一点起码的人性和人道吗？
李曰垓难友的谢世，是我们右派维权队伍的巨大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他生前抗争的希望变成现实！我们有什么怕的？又怕什么？转眼就要辞世的人了，难道还把痛苦与不幸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吗？ 我们《往事微痕》全体义工特向李曰垓遗孀曾树美致意，希望节哀保重身体，继续坚持赔索。为了表示我们沉重的哀悼，特通过银行汇来仪礼4200元，计有博绳武1000元、蒋绥民1000元、铁流1000元、燕豚符500元、纪增善500元、李家騤200元。愿他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抗争早日有所收获！！！ 2010年4月26日 20点于北京
全国各地唁电 北京方刚： 网上已惊悉李曰垓先生噩信。請转达我对李 先生英年早逝無比 衰痛之情及对家属慰问之意。我八十一岁了，我只能按自己的条件尽力为之，将应做之事进行到底。
湖南衡五七二代冰眉: 与李曰赅先生虽不曾相识，但读过一点李 先生激荡着真情正气的文字，感佩之！
那个世界应该没有剥夺16岁少年青春岁月的强权、欺诈和阴谋。李曰赅先生安息！家属节哀！ 天津难友：王亘坚、张 甡 惊悉难友李曰垓先生逝世深感悲痛，谨此向李曰该 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并望家属节哀保重。
云南昆明市曰垓生前友好：张海波 李泽衡 董克让 王炜凌、姜克丁 李相东 杨之禄 李荫祥 朱 励 惊闻曰垓 先生于今晨7点55分走完了他刚正执着、勤奋坚强、不懈追求真理的一生，我们感到无比的哀惋和悲伤！借此，仅对曰垓先生的突然逝世表示我们沉痛的哀悼，并对曰垓夫人曾树美及子女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曰垓先生坎坷辛酸的蒙冤经历和百折不挠的抗暴精神，将永远留在难友及一切善良人们的记忆之中；他的崇高品格，足以使他的家属子女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文章，更将作为全国五七难友们维权索赔奋争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而与世长存！曰垓虽然未能看到五七寃案彻底昭雪的一天，但他终身为之无私奋斗的精神，定将激励五七难友及后人们继续努力，把已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曰垓，安息吧！ 为了表示我们沉痛哀悼的心情，特汇来奠仪3800元（其中：张海波500元、李泽衡500元、董克让500元、王炜凌500元、姜克丁300元、李相东300元、杨之禄500元、李荫祥500元、朱励200元），聊补安葬之需，望树美及子女们珍重，节哀。 2010年4月26日
云南省红河市: 李运禹 苏 瑛 张兴发 周永华 陈丛林 吴昌春 赵维光 姚孔亮 刘孟懿 马怀林 王忠福 张 庸 郑 兴 熊恭年 李和芳 付世清 罗 福 金保昌 李兆祺 阮鸿元 李 斌 树美弟妹并曰垓所有亲属： 惊悉我们的好兄弟、“五七人”中最值得信赖、最值得尊敬、最俱睿智思想和独到见解的曰垓猝然逝世，我们悲痛万分，大有天塌地陷、万物皆空之感！此种心情无法言表，唯以此唁电寄托我们的沉痛哀思，并衷心希望曰垓亲属节哀顺变！ 曰垓永垂不朽！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李曰垓生前好友：魏光邺 杨天胤、吴明春 邵正祥、王华彩 赵汉科、喻 民 陈国惠 惊悉曰垓五七老友不幸仙逝，致以沉痛的哀悼！谨向曰垓夫人、孩子们表示深切的慰问！并望节哀！ 曰垓老友，安息吧！ 山东维坊陈奉孝：
保山林蕙清：
发来唁电已收到∶十分难过！李曰垓的辞世，的确是我们右派维权队伍的巨大损失，我们右派队伍－天天的在缩小，都是风前烛瓦上霜的高令老人，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抗争决不退缩，把抗争变为现实，以慰藉亡友李曰垓在天之灵，才不愧对亡人。 四川成都黄一龙： 挽向李曰垓同 志致哀！“右派”即使死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永在。 甘肃赵旭 ： 惊 悉李曰垓老师于2010年4月26日7点55分 突然逝世，我和我的家人表示沉痛哀悼！李曰垓老师是全国最小右派，他在逆境中发愤学习，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主自由的忘我奋斗精神永远感召着我们！向李曰垓老师的亲属表示慰问，并请节哀。
杭州叶光庭： 曰埃难友是一位十分有才华的人，他 在极端险恶的逆境中自学成才的经历，其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在哀悼他的逝世的时候，让我们继承他的斗争精神，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努力！ 东北沈阳老难友 杨崇诚、姜万里、黄志忠： 李曰垓 先生治丧委员会，并请转曰垓先生遗孀 曾树美女士及其子女：
惊闻曰垓先生突然辞世，我们远在东北的难友们万分悲痛和惋惜。 我们对曰垓先生的认识是在近年来不断掀起高潮的受害右派维权抗争中。全中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男女，都承认真诚、善良是人性的美德，是维系社会安宁、推动进步的精神动力。因此，所有有良知的人士都认定1957年毛泽东玩弄阴谋诡计打击陷害广大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是政治暴行，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 曰垓先生是最早觉醒，最坚决抗争的勇士。他广著雄文揭露批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罪恶，高声呐喊率领众难友抗争维权。他人品高尚，令我们钦敬。 虽然曰垓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更加有力地鼓舞着众多为推进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同志们。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坚持奋斗，实现他未竟的遗愿，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向曰垓 先生致敬！
望树美女士节哀！ 四川雅安熊习礼： 今天中午，彭慕陶兄来电话言李曰垓昨晨辞世，闻此噩耗令人神志恍惚，茫然不知所措，心痛难忍，慕陶兄已受成都地区委托对李夫人发去唁电 及吊仪，今晚我已经同李曰垓弟的女儿通了电话，致以慰问。 《往事微痕》易工先生：挽李曰垓弟；你的理想、智慧、情操、毅力、品德、对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的执着追求的精神将永留人间，无愧于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汉青。 西班牙马德里黄河清： 挽李曰垓 读《新世纪》网站，惊悉全国最小右派李曰垓先生遽逝，敬集李词句以挽之。 风烈长空，鱼惊春汛，一九五七最小右派十六岁； 2010、4、27于马德里 注： 李聆刘天华《良宵》名曲，依乐填词，可窥其品其学。泪眼问梅花：寒夜里可曾梦朝霞？啊，瑞雪轻霜潇潇下，风裂长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抚剑长咨嗟，万千心事惜年华！何屑弹铗，有心试马。惟见云儿迢迢、星儿寥寥、风儿凄凄、景儿寂寂，遥想倦鸟依林，游子念家。 盈盈仙子隐约云纱，曾记别时清泪飞洒；想分飞后，怎禁那霜欺雪压？听呐听呐，小笛儿摇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发，宛如笑语情话，满眼荡玉飘花。人怜温馨、鱼惊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风 光在眼，摇曳烟霞。问那春风春雨春月春花待几时重回天涯？ 感 谢 信
尊敬的五七难友、大哥大姐： 您们好！ 感谢您们在曰垓去世后及时发来的饱含深情厚意的唁电和奠仪，它极大的温暖了我这颗受伤的心、使我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并产生了振作起来的力量。说实话，在没有任何先兆，因此我们一家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曰垓的突然逝世，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猝不及防，把我的头脑一下子击昏了、麻木了，我没有眼泪也不知道悲伤，直到＇铁流、李昌玉、彭慕陶、董克让、魏光邺、李斌、赵维光等各位老师，和昭通各位大哥大姐亲切关怀的声音传来时，我才哭出声来。俗话说“人走茶凉”，可是，在李曰垓逝世后，您们并没有忘记我们孤儿寡母，仍然一如既往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能不使我为之感动，为此，我要再次对您们说一声谢谢！ 曰垓走了，他走得那么宁静，那么安祥！遗憾的是他几十年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还没有实现，还有许多事惰没有做完，就撒手告别了人世，却把这些任务留给了各位五七难友、大哥大姐们。为此，我特别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心惰愉快、注意健康、保重身体！并祝您们
晚年生活幸福快乐！全家安康！ 末了，在这里引用顺治皇帝的两首诗作为结束语： 来时欢喜去时悲， 空在人间走一回； 不如不来也不去， 也无欢喜也无悲。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朦胧又是谁。 曾树美 2010-05-04
重温昔日梦 痛悼李曰垓 董克让 2010年4月26日 上午9点多钟，正在病床上输液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年逾8旬的五七难友昭通范家彬老中医打来的。他以凄怆悲凉、呜咽抖颤的语调对我说：“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曰垓走了……”。这消息有如晴天霹雳一般击懵了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那个知识广博、才思敏捷、精力充沛、拖不垮、累不坏、妒恶如仇、爱憎分明、心直口快、永远保持着超强自信心和生命力的李曰垓，留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不相信他就会死，更不相信他会死在现在，除非有人要下毒手暗中加害于他。
然而，无情的现实就象窗外那阵久旱突来的骤雨一样，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把我心头仅存的一点点希望之火，一下子浇灭个干干净净,使我不得不承认他真的走了，而他的音容笑貌却更加清晰地闪耀在我面前……。 我认识曰垓，是从他的名著《噩梦醒了吗？》开始的。 三年前的一天，由于一位难友的推荐，使我有幸能够读到它。我是含泪读完这个打印本的。而我的老伴则是边看边揩眼泪，以致把两个眼眶都搽红了。书中所写的一樁樁血案，以及他本人的遭遇，又把我拉回那阴森恐怖的21年人间地狱，去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人鬼生涯。其中尤以《草菅人命岁月中的三个孩子》、《一条人命值不得一两包谷面》等节，尤其令人悲愤难抑。而《全国最小的右派答相距万里的友人》一节，则以对话方式来诉说作者的悲惨遭遇，更是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它不仅无情地揭开了作者横遭“杀人灭口”的幕后真象，而且生动地再现了李曰垓这棵“小草”，是怎样在“大石板”下奋斗不息，抗争不止，终于掀翻那块重如泰山的“石板”，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艰苦历程，读后除了深受感动之外，又平添了一份由衷的敬佩。而对话中提到的那位曾经作为“党的基本群众”外加生产队长之女的曾树美姑娘，有谁又能想到她的一家，居然也成了“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牺牲品。这又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体制的极端残忍性——当它认为你对它的独裁统治不是那么驯服时，那怕你是它的生身父母，也是难逃噩运的。而当读到小曾对曰垓的一片痴情和无私奉献时，更使我从这位非凡女性的身上看到了一束耀眼的人性光辉，以及在暴政威压下敢于说不、勇于抗争的叛逆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 而曰垓在狱中按刘天华《良宵》音乐形象依其乐句而填写的那首词，更是韵律和协，格调高雅，意境深邃，情词俱佳：描写眼前凄凉景象时缠绵悱恻，幽怨婉约；而坚强的自信心又促使他充分相信冤案终有平反之日，并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时，又转而灵动飘逸，跳跃欢畅；而当思绪重新返回到冷峻严酷的现实时，他又不得不马上平静下来，最后只好用那句既有惆怅迷惘又有光明期盼、矛盾心情溢于言表的提问——“问那春风春雨春月春花待几时重回天涯”作结，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整个词章全部采用“比”的手法，通过具体的“物象”和“事象”，把作者的“意象”（心声）含蓄地“隐”于其中，令人读后回味无穷。 由于此词充分展现了曰垓深厚的诗词创作功力、丰富善良的思想感情和玉洁冰清的道德情怀，因再转录如下，供尚未读过原文的朋友们一同欣赏： 泪眼问梅花：寒夜里可曾梦朝霞？啊，瑞雪轻霜潇潇下，风裂长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抚剑长咨嗟，万千心事惜年华！何屑弹铗，有心试马。惟见云儿迢迢、星儿寥寥、风儿凄凄、景儿寂寂，遥想倦鸟依林，游子念家。盈盈仙子隐约云纱，曾记别时清泪飞洒；想分飞后，怎禁那霜欺雪压？听呐听呐，小笛儿摇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发，宛如笑语情话，满眼荡玉飘花。人怜温馨、鱼惊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风光在眼，摇曳烟霞。问那春风春雨春月春花待几时重回天涯？ 然而《噩梦醒了吗？》的价值并非仅限于此，它的真正价值还在于曰垓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反复认真的核实，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把昭通地区的“反右”过程放到全省、全国的大环境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从理论上对全国、全省和昭通地区的“反右”运动的几个本质问题，理直气壮地给出了客观公允的定性回答： 一、关于“反右”运动的性质。李曰垓斩钉截铁地说：“反右这场人祸是一起国家犯罪,也就是说,犯罪者用国家机器来作案,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从而把中华民族隔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请注意，他所说的“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与一般论者说的“迫害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是依据昭通地区在整个“反右”过程中，除了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外，还打出反党集团4个,反党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种帽子各种罪名的受害者1300多人，超过“右派”一倍以上，所以他说：“这就是广义的右派”。 由小见大，于是得出这条论断，真是慧眼独具，令人叹服。 二、关于“反右”运动的根源。李曰垓分析认为：“原生态的史实清楚说明，反右乃是一个跨越半世纪时空的系统工程，是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本身注定要采取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风恶浪浸黑了这个政权，而是暴力政治体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运动。”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而第一人口大国的苦难中国‘以俄为师’,学到的是两点,一是建政七年完成了政治资源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资源垄断,构建了斯大林模式执政实体；第二是取得政权后就立即堵断民主革命进程,用事实表明原有的一切民主承诺纯属骗局,要公开召回秦始皇亡灵,办法就是制造‘反右派’大型文字狱”。这种论断言简意赅，也充分展示了他的真知灼见和论辩功力。 三、关于云南“反右”运动的特点。李曰垓研究历史后认为，云南具有光荣的历史传统，曾经发动过1911年辛亥重九起义和1915年护国首义，民主思潮积淀厚实。抗战爆发后，随着西南联大南迁，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大量入滇，又造就了大量具有民主意识的青年革命者，“以这批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为基干，在时代风云中形成了14万多人的边纵队伍，他们在三省大地创造了辉煌，提供渡江后南方进军中‘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但他们与30年代江西残杀AB团的恐怖教育和40年代延安抢救运动的奴化训练格格不入，因此在决心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人看来，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属于卸磨杀驴的对象，消化淘汰的异类分子，与其让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为建立独裁专制政体的障碍，不如先行铲除之，这就是形成云南反右特色的背景时空。”“反右运动在云南推行得为什么特别残忍和不义？为什么残害面无法缩小？为什么谢富治操办下的云南反右要采用‘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手段？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认为，所确定要残害的对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专制体制的民主革命者。”真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四、《噩梦醒了吗？》一书，对昭通地区的“反右”史实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收集、挖掘、记载和整理，史料丰富，数据较多，案情真实，叙事感人，既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是一册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曰垓先生生前能够把它奉献于世，是对我国当代史及“五七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 除了这部《噩梦醒了吗？》外，曰垓先生的其他著述还很多。而且每写一篇皆有新意，令人赞叹。倘若苍天有眼，假以高寿，像他这样耀眼的晨星，将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然而他却无声无息地匆匆走了，怎能不让人倍感悲伤？为了略表痛悼之心，谨献悼诗《哭曰垓》一首，词曰： 司命不仁，暴殄奇才。天地有情，万物同哀。天降悲霖，地绝干埃。风鸣哀曲，云布阴霾。河呜山咽，杨枯草衰。惊闻噩耗，深陷疑猜。仰卧病榻，愁绪萦怀。告假归舍，闷锁寒斋。检点遗照，离恨难排。再读华章，涕泪满腮。忆昔欢聚，谈笑和谐。每聆高论，茅塞顿开。落笔成文，自愧弗偕。匕首投枪，直捣天阶。诛恶伐罪，义撼独裁。气贯长虹，秀蕴灵台。大公无私，忘尔形骸。积年累月，终成祸灾。朋辈咨嗟，痛失曰垓。招魂万遍，不见归来。 2010．04．30． 言塞湖疏浚，四篇要文发表 李曰垓（遗作） “言塞湖”一词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常用语，始于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一场重头戏是强烈地震造成山体崩塌堵断多处河道，破坏了地貌河川，堵塞了正常水流，形成了威胁下游平原城镇的“堰塞湖”，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唐家山堰塞湖，积水数千万立方米，胡乱堆积的山体土石方一旦被越积越多的湖水猛然冲决，下游以川北工业重镇绵阳为中心的数百万人口区域将毁之于比震灾更惨烈的洪灾。为防止巨祸，国家不惜代价倾注巨大人财物力疏浚该堰塞湖，使水流复归正常以消弭危机。由此，中国人当然联想到与堰字近音的言字，专制独裁的思想垄断和言路闭塞长期壅堵表达渠道，失尽人心的“言塞湖”堵塞社情违背民心捣毁执政合法性和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的恶果，难道是区区唐家山堰塞湖所能比拟的吗？堰塞湖危害的是小局部的一时安稳，言塞湖造成的是整个国家民族长期自外于人类主流文明，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由此，言塞湖一词成为生动概括中国社会情状的通用语。国家宪法从35条至47条的实施，都长期阻滞于这个巨大的言塞湖。直到今天，为了钳制公民言论和封锢学术研讨，反民主的恶势力越来越黑社会化、纳粹化。连抢劫公民大宗邮件和监听公民电话这些下作手段都习以为常，其行为依据又全是坟墓里的语言，诸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右斗争正确”、“反和平演变”等等，无耻之极！ 但是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石破天惊，确实传来了言塞湖疏浚工程启动的佳音。这期杂志油墨未干即行罄销，而且出现抢购、复印、传抄的盛况，一时洛阳纸贵。本期登载的四篇文章份量之重和品位之高，确实是言塞湖破堤的第一声喜爆。友间电话的兴奋相告声，促使我本着自己的初浅理解，在本文中简约阐发这四篇要文的文意和要旨。 一、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要旨： 1、首次公开披露党内高层的真实声音，清楚说明中共党内早就有一股与民主建国的根本宗旨脉络连贯，声气衔接的健康力量，他们不再盲从独夫专政后把党变成独裁专制御用组织和驯服工具，他们畅言“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 2、但是专制强权的惯性把这些健康力量和正确呼声一压30年。为了维护这种惯性和特权利益，专制主义者吓唬党内外，“批毛就要天下大乱失江山”。这种危言不敢回答一个问题：胡耀邦主持平反了上千万起冤假错案，解放了贱民“黑五类”，撤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实体标的靶子，使那一套整人机器找不到多少肉来绞了，为何不见天下大乱？为何只见民心大畅、国力大增？那些吓唬之词今天还在瞎嚷嚷，岂非自欺欺人？人民要问：死抱僵尸堵塞历史正道，继续维系祸国殃民理念，难道还有什么善意可言？ 3、为了秉承民主建国根本宗旨，不使万千英烈被独夫专政玷污，胡耀邦赵紫阳舍生忘死掮住黑闸门，为民主建国而殉职。在历史真相大白、是非曲直共见的今天，胡赵二位的受屈命运现如今该怎么讲？为这两位有良心的中共总书记讨公道，党外呼声还比党内高，这种确实耐人寻思的实情，说明这个党已经被专制思维腐蚀到了什么程度？30年前四千多高干评议党史的那些正义之声，今天读起来依然正气凛然，铮铮作金石鸣，而且经过历史印证更加显其光彩照人，郭道晖教授抖出了这篇实录，《炎黄春秋》又载之于卷首，说明民主思潮在新形势下的汹涌，显示出中国人心和民族正气尚未被扼杀净尽，请问效忠僵尸者还有什么新的哭法？ 二、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要旨：1、反宪法、反人权、反人性的《劳动教养决定》起始于1955年扩大化的“肃反”（哪个运动不扩大？），恶性膨胀于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连续作恶于整个毛时代，戕害无辜者20多年。 2、“劳教”残害手段又特别着意于“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劳教与“右派”、“坏分子”等等数不清的罪帽罪名紧紧挂钩，合而为一，在中国当代史上写下血腥期最长、危害程度最烈的一大段落。但是，长期以来这段史实被列为禁区，不准披露更不准研讨。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此文真的是内层高层人士讲内幕，说实情。有此胸襟和正义感，作者当与炎黄春秋一道铭之金石。 三、薛开震：《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 要旨：从反右运动的1957年开始，按照毛泽东授意，遵循毛泽东思想，用“政审”手段在高考、中考录取环节上故意扼杀人才。在杀人不见血之中，因绝望而导致自杀的实例难以计数，这是杀人已见血。此一反人类、反智力、反民意、反道德的行径，横行数十年。中国人口太多，就该从智力高的嫩苔苔杀起吗？ 四、铁流：《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 要旨：毛泽东一面装扮成国粹家和文化代言人，虚伪放言“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真实的一面则是设置史无前例的巨大政治陷阱残害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其中的重点又是达到国家级、顶尖级造诣的人才。谢家荣、谢学锦作为中国科学院里唯一的父子两代院士都被打成右派，家荣本人被迫自杀，家荣之妻、学锦之母也被迫自杀，学锦本人受屈受害20多年。这个世界地球物理学界第一流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根本不会危害国家民族，只会建设中华祖国。仅仅因为怀疑他们有可能不赞成独夫专政，就把这样的精英三百多万无情绞杀，这就是毛泽东反右派运动的胜利。数十年中，官方史书一再无耻宣称“反右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胜利”，至今仍不肯明确放弃此类谰言，这就是言塞湖的政治源头。 反右派运动的事实向全世界诠释：中国右派的定义是“有爱国之心，有建国之才，有追求真理志向者，即为右派。” 著名作家铁流在与此关联的多篇文章中阐明：强迫遗忘法，是专制者公开的恶行。光明正大的《往事微痕》正因为写史实，述真相，记载亲历，留下历史给国家民族，就多番被打压、抢劫、直至诬为“非法出版物”，必欲扼杀而后快。但这个“非法出版物”不但被中国科学院院士捧读之、珍视之，被中外若干高等学府收藏之，研究之，而且近半年来每期寄赠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这样的磊落气度和行事风格，是那些抢书籍劫邮件的黑恶屑小所能想象的吗？此类屑小深知其祖师爷罪孽深重，才如此不择手段继续虐民祸国，但惟其如此，就使僵尸形象更加丑恶。这叫青史无情评罪人。 结语 四篇要文，充满史实性，充满追根溯源清醒探究的理性，因此它具有真实意义上的科学性。这是疏浚言塞湖的先声之作。如果科学发展观确实准备动真格来实践，那么以这四篇文章垫底，把指导思想和国家实务置于科学历史观的阳光检测下，则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就有了真正的可能。 2010年4月18日
电话：15894203442 丢弃右派父亲骨灰盒的少年 焦国标 沈云彪 先生和我是同一个家庭教会的肢体。在相识的近两年里，沈弟兄大约有十余次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述说他当年亲手扔掉自己父亲骨灰盒的陈年旧事。作为一个文字人，我觉得有责任把他的故事记载下来。沈弟兄的父母都是老一辈新闻记者。父亲王坪，贵州遵义人。母亲沈平，浙江嘉兴人。在中共党史中，遵义和嘉兴都是“圣地”级的地方。地球人都知道，一沾中共“圣地”，那儿的人就别想再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或全活儿的家庭成员了。王沈结成的家也不例外。 抗战期间，王坪是范长江培养的第一代共产党新闻工作者，任《大公报》、《文汇报》驻上海的地下党记者，曾与胡风有工作关系。抗战结束之后，王响应毛泽东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基地的号召，到中共《东北日报》工作，负责工业口。著名的东北劳动模范王崇伦、孟泰等，就是经王坪报道走红的。沈平则一直是新华社记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几年前新华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她的名字被列入该社五十年来的优秀女记者群。 1953年，王坪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蹲了一年监狱。不久平反，还补发了工资，王颇念党的好。俗语曰“俩好合一好”，补发的工资也不要了，全交成党费，以与党妈妈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这次党与他就没有上次那么缠绵悱恻了：他不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个孩子（夫妻离婚，孩子跟母亲，还改了姓，现在老友常叫沈弟兄“王佑”，即源于此），也把41岁的年轻生命赔了进去。 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沈云彪十来岁，现在仍然记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这很是不祥。1958年，离了婚的母亲从新华社东北分社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不久孩子们也随她到了北京。独自留在东北的父亲祸不单行，害了绝症。病危时（1961年）向他的组织请求：一、念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不要让他带着右派帽子死去，请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见家属一面。组织把话传到北京，“母亲就与我商量，说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学，学习这么紧张，你妹妹年纪小，我又跟他离了婚，离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属了，再说我去可能影响也不太好。母亲说了半天，我也听出来了，只能我去了。那时我刚上初一，在清华附中，坐火车从北京到了东北沈阳。我爸详细问了家里的情况，我心情很压抑很郁闷，说妈经常发脾气，训这个训那个，对我的训斥最厉害，甚至比你在家里时的脾气更大。父亲当时说，你妈一直就是这家里的女王。” 一个月后，父亲离世。“父亲走时我送的终，至今想起来很惭愧。父亲临终前，我对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除了个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被洗脑了）。父亲当时卧床，有癌肿和褥疮，屁股底下垫了一个气垫子。气垫子经常被压扁，父亲让我给他吹起来，而我觉得恶心，不愿做。有时让我帮他翻身，我也假装听不见。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残忍！” 父亲去世后，母亲去了一趟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并把父亲的骨灰盒随同行李带回北京家中。“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单元房里。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间，里面放了两张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张，母亲和两个妹妹睡一张。我家的常住人口实际上是三口，因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母亲和妹妹们睡觉的大床下。” 父亲是5月1号去世的。大约是6、7月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找我说，父亲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里睡不着觉，你看怎么办？我说这事好办，扔了不就行了嘛。当时我说的干脆利落，连想都没想。母亲说这合适吗？我说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一个反革命的骨灰。这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处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着骨灰盒，外面一块白布包着，拿一把小铲子，来到了玉渊潭。我家住在离玉渊潭不远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那时玉渊潭还属于荒郊野外，没什么人影。可能那天很怪，总时不时有人路过。可能是做贼心虚吧，我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所以越怕见人越嫌人多，在那里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下手挖坑的机会。当天就没埋成”。 第二天决定换个地方。坐37路公交车（现在的337路），往北京西边走。当时37路是京西最远的一路车。“一直坐到终点，觉得已经很荒凉了，又沿着一条油漆路继续往里走一阵。四处静寂无声，满山都是蝈蝈叫。我窥探一圈儿，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然后就用小铲子挖坑。记得是在一个卧牛石旁边。觉得挖得差不多了，正准备把骨灰盒埋进去，就听见远处有卡车驶来的声音。我很紧张，便惊慌失措地把盒子放进去，胡乱埋了。这时卡车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 当时他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也许有一天可能来寻父亲的骨灰盒。“往回走时，路过一片又是坟地又是葡萄园的地方。走到那里，我停了下来，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一开始是小声哭，后来越哭声越大，反正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得那么惨。现在想来，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亲，而是传统孝道与党文化教育的大义灭亲之间的冲突，让只有十一二岁的我无法承受。今天自己就这么把亲生父亲的遗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大坏事。”父亲的骨灰盒是处理掉了，可它并没有走出这个亲手将其丢弃的少年的心。父亲的骨灰盒犹如一片永远停泊在儿子心头的阴影，又如一块永生不死的酵母，长久地在儿子心中发酵。它影响着这位少年对母亲的看法和与母亲的关系，也影响着他生命的其他各个方面，比如婚姻观和政治观。 哥哥和妹妹们从来也没提起过父亲骨灰盒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漠然。“事后我倒是想起去寻找，但已记不清在哪里了，现在更是早就是高楼大厦了。后来跟母亲谈起过父亲，有一次母亲说，如果还有来世，她还愿意做王坪的妻子。我当时在心里骂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妈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沈云彪常跟母亲争论时事。“每当我发政治牢骚时，她总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亲（被政治抛弃）的老路。她说右派与非右派之间其实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念头。母亲晚年时，每次我去看望她，她会时不时挑一些话题来引蛇出洞，比如说六四不镇压不行之类的话。通常刚开始时我总是忍着，但她说到一定程度，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就绷不住了，甚至会骂骂咧咧地朝母亲吼：”共产党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现在你还护着它！‘“亲手扔掉父亲骨灰盒少年，此时已经把吞噬了父亲生命的政治制度视为自己家庭不幸遭际和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他不愿自己的母亲到晚年还执迷不悟、认贼作父，他希望母亲以孔子的向往为自己的向往，终生追求真理，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贤者。 有时沈云彪也能对母亲当初的种种做法表示理解。父亲去世时，母亲也就30多岁，还是一个少妇，对前夫的骨灰盒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何况与丈夫离婚本来就是政治强加给她的痛苦选择，相当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护孩子的唯一办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动气的时候，他多半知道退让一步，忙说：“妈，到点了，我该回去了。”然后扬长而去，战火就这样戛然而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收场的，多年来一直都这么维持着与母亲的关系。哥哥和妹妹们从来跟母亲没有这种冲突。“我和母亲之间建立的这种行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妹的话说是‘这俩人都有病！’”与母亲争论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她有个觉醒的晚年，认识到是中共几十年的罪恶政治害得无数中国人家破人亡。“我要转变母亲。母亲原来与李锐并不一个交往圈子。为了改变她，我把她带进了李老的交际圈。有一次给李锐过生日，方实（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母亲的顶头上司）在宴会上说，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还有更多人不知不觉。李老就属于先知先觉，我们属于后知后觉。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听了特过瘾，觉得这话就好像冲我妈说的。我母亲就属于不知不觉那一类。” “我虽然时常跟母亲争执，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亲说体己话的孩子。我们可以谈论性方面的问题，我甚至曾帮母亲出主意结交异性朋友。那时母亲每次与某个叔叔或伯伯约会之后，母亲总向我们解释说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我就告诉母亲，现在是两头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们老一辈也需要。你们都是成人，无论什么关系，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无须向我们解释纯洁不纯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母亲的性启蒙老师。母亲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还有许多追慕者。六四枪杀学生，夏衍绝食抗议，家人劝说无效，他的儿女曾找我妈去劝说他恢复进食。母亲与沈雁冰（茅盾）、夏衍（沈端先）属于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识。”父母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沈母与上海市民主党派副市长金仲华已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华社食堂，有人问我这是谁的孩子。另有人就说是沈平的老二，并说沈平就要跟金仲华结婚了。此时民主人士对当初跟共产党合作反蒋已大呼上当，可是母亲政治上实际上是糊里糊涂，看不到这一层，还要催金仲华入党。姨妈后来说，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识分子，本来就不稀罕入党，再加当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二人的关系就只能不了了之。” 广东省政协主席左洪涛与沈母是地下党时期的老相识、老领导。“我们称他左伯伯。母亲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说左洪涛早年就追求她，那时她才十几岁，左洪涛三十来岁，至今记得当年左洪涛的胡子扎她的感受。我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嫁给他呗。左洪涛和母亲商量结婚，当时除了我，哥哥和妹妹们都反对。有一天晚十一点，母亲陪左洪涛到我自己的家门口敲门。左这次到北京是参加几大或中顾委的会什么的，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夸我说只有我是个好孩子。” 母亲最终没有辜负这个儿子的苦心。“母亲晚年时，我经常拿些资料给她看，我俩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接近了，而且母亲在临死前两个月宣布退出共产党。当时家里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声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妈今天要口出惊人之语，她要退出共产党！记得当时母亲还加了一句，说还没想好是信佛还是信基督。这说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经崩溃了。不久，母亲在医院里正式归主。告别母亲遗体时，我到的比较晚，看见她身上已盖上党旗，我非常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来。母亲已经宣告退党了，这是对母亲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于许多人在场，也为了哥哥妹妹（当时哥哥是大学教授兼系主任，两个妹妹的工作，一个在国务院系统，一个在农业部系统），我忍住了。”
离婚后虽然不乏惦记者和追求者，但沈平老人五十年来一直未再婚。辞世前，她留下遗嘱，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四个儿女遵嘱执行。她也没有留下骨灰。我不禁猜测：在老人心目中，也许这样才与丈夫的人生结局相匹配；或者，也许这样才对得起被自己“抛弃”的丈夫；或者，独身半个世纪的她，不愿身后的墓碑继续独身；或者，借此向儿女们表达当初与他们慈爱的父亲离婚的歉意，或者，也许是早年接受的无私无我逻辑的最后一次呈现。 博
史实还原
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尘封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在1992年10月14日揭开了一层层面纱。于是，关于1940年春苏联内务部在波兰卡廷森林杀害波兰被俘军人、并将罪名按到纳粹德国头上的全部真相被披露出来，引起波兰上下的极大震动。 2010年4月10日 ，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赴斯摩棱斯克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的途中，其乘坐的飞机在俄罗斯坠毁，包括总统在内的97人遇难；斯摩棱斯克州官员称，机上所载97人全部遇难，现场没有幸存者，遇难者包括总统及其夫人，军队参谋长、副外长克莱默尔（Andrzej Kremer）等人。
苏联本打算永不解密档案 戈氏叶利钦看后头发竖立 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是关于卡廷事件的专卷。它开始存放在苏共中央总务部第六处，尔后转归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1990年夏转归苏联总统档案馆，存放在克里姆林宫；1991年12月24日由俄罗斯总统接管。 当时，关于密封的档案袋内究竟装了什么文件，除了前苏联领导层中几位核心人物外，谁都不知道。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非经特别批准也无权拆阅。在大部分档案袋上甚至标有“永不开启”的禁令。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在1991年12月23日阅读过密档第一卷，是在移交总统权力时同叶利钦一道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讲述了这前前后后的情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得知戈尔巴乔夫即将向叶利钦交权后，对密档第一卷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事先应当了解密档的内容，因此，总统办公室主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情况，并将密档第一卷摆在总统办公桌上。数小时后，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当时，协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在场。 在开启封印看了文件之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隐瞒事实，我们三个人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向波兰方面通报”、“我对叶利钦说：‘鲍里斯，现在该由你做这件事了’”。 其实，在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已经向前迈了一步。他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一部分有关卡廷事件的档案材料，但密档第一卷却紧锁在总统密档铁柜中。 克格勃头目竟然是元凶 一年半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交权，特地移交了这卷密档。又过了十个月，叶利钦决定将这卷密档的副本转交波方。 叶利钦的特使、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尔夫·皮霍亚前往华沙，完成了这一使命。在1992年10月14日举行的转交仪式上，波兰总统瓦文萨手接密档，语音嘶哑地说，他“感到全身颤抖”。 至此，前苏联当权者坚持半个世纪的弥天大谎被戳穿。原来，枪杀成千上万名波军战俘的人，不是苏联一口咬定的德国法西斯，而是苏联自己。 密档第一卷内共有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斯大林等人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 第二份是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 贝利亚的报告详细说明了自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被苏联关押在三个大战俘营以及其他营地和监狱中的波军被俘军官及其他人员的人数、军阶、职业和政治态度。报告说他们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据此，联共(布)政治局当日通过决定，授权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报告中所列25700人执行枪决。 第三份文件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头目谢列平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核实卡廷惨案中被枪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报告强调档案馆继续保留这些人的人事档案对苏联和对“波兰朋友”已无必要和价值，而且“一旦泄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建议全部销毁。这份文件无可争辩地表明，苏联领导人坚持将错就错，继续歪曲和隐瞒真相。 波媒体将叶利钦比作勃兰特 密档第一卷解密后，波兰总统瓦文萨致信叶利钦，称赞他的“勇气”，并说波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已掀开“面向未来，以相互谅解、合作和理解为基础的新的一页”。 波兰报刊也称赞叶利钦做出的“悔罪的姿态”，“其伟大可同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的跪拜请罪相提并论”。 但令波兰人不解的是，为什么1992年4月瓦文萨访俄时，叶利钦没有转交密档第一卷，而要选择当年10月俄宪法法庭准备弹劾他时才转交呢？ 有人据此指责叶利钦也在有意地拖延和隐瞒，并利用密档玩政治游戏。叶利钦则反唇相讥，说“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苏联应对罪行负责”。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很早以前就看过密档，是他长期“保持沉默”。 惨案详述 卡廷森林事件（1943年4月13日）
1941年6月22日 ，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并且大都是在后颈处一枪致命），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并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希特勒抓住卡廷森林事件大肆宣染。柏林电台一宣布，立刻震惊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苏、波、英三国的关系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4月16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波兰政府声明指出：我们对德国宣传机器的谎言已习以为常，我们也知道它张扬此事所隐藏的目的。然而，鉴于德国人大量而详尽地报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尸体，又断言这些军官系苏联当局在1940年春杀害，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权威的国际机构对这些“万人冢”进行调查，并对所传的事件进行核实。 4月21日 ，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准备与西科尔斯基总理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丘吉尔认为，即使波兰政府愚蠢到听信德国的指控，但盟国之间没有时间争吵，我们必须打败希特勒。但是，4月25日，苏联还是宣布与波兰政府断交。
1943年10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1943年4月13日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尸体是德国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象德国人先前控告的那样，是俄国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7座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 的《消息报》，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不得对5个证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象经过仔细排练似的。凯思林最后指出，总的来说，尽管有些漏洞，证据混乱和自相矛盾，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说服力的。
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争论再起。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有关著述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著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 卡廷悬案的真相，一直是波兰人民、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在华沙的公共墓地上专设了“卡廷公墓”。每逢节假日，前往那里凭吊的人络绎不绝，香火不断，鲜花堆积如山，其盛况超过了其它所有墓地。为了满足波兰人民的心愿，1987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双方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决定解决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这个宣言精神而成立的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决定对卡廷事件等进行全面的调查。7月11日－14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对查清波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点”问题时强调指出“应该加快调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来源的材料，调查两国关系史的各个方面”。 波苏史学家联合委员会波方成员、波兰研究二战史的著名专家沃·科瓦尔斯基教授说，据了解，1943－1944年间，就这一暴行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一共公布过3个文件：①由12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和刑事医学专家小组的记录报告；②德国情报机构受其外交部委托于1943年春在柏林公布的关于卡廷屠杀的文献资料；③1944年1月24日 ，在莫斯科公布的关于波兰被俘军官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枪杀的专家委员会的声明。此外，1945年以后，在国外公布过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证词和回忆片断等。沃·科瓦尔斯基教授指出，所有这些都缺乏波兰方面的、全面的文件。他说，经过多次寻找，终于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挡案馆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文件。它就是1943年6月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卡尔仁斯基在波兰红十字会总部会议上的“秘密报告”。1945年6月，这个文件仅有的一份打印件，由卡·斯卡尔仁斯基委托英国驻华沙大使馆临时代办里·汉凯伊保存。这个文件几经周折于1946年春被存放在伦敦的外交部档案馆里。1989年2月18日，波兰《复活》报以《来自卡廷的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为题，将这份文件首次公布于众。
《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指出，1943年4月14日，波兰红十字会应德国占领当局的请求，派出一个由4名技术委员，1名总部代表．即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台尔仁斯基组成的5人调查团，前往苏联的德占区斯摩棱斯克调查波兰军官坟墓。4月15日 ，调查团到达斯摩棱斯克。当晚，德国当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屠杀情况的报告，经过技术委员同当地居民进行几周的调查，证实了这份报告中如下情节属实：“当地铁路工人、农民说，从1940年3月初到4月下旬，每天有2－3辆装满被捕的波兰军官的车厢偷偷地运到格涅日多夫站来，他们被汽车运往铁丝网围绕的区域……”。其中一位还证实说：“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喊声和枪声。”4月16日上午9点钟，调查团到达卡廷，这里距离公路只有几米远。在坟墓之间林中的旷地上，放着被法医检验过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斯卡尔仁斯基说，他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尸体，他们的伤口无例外地是用转轮手枪子弹打的，子弹打进后脑勺从前额出来。很显然，伤口是同一性质的，射击的是同—个方向，所有的射击都是用手枪．所有的军官都是近距离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尸体被紧紧地背绑着手，这可能是他们进行过自卫和反抗。他们身着波军军服，佩戴着奖章、装饰品、校级的标志，裤子和鞋这些东西都尚完好。他还特别仔细地看了两位将军的尸体，他们被证实是斯莫拉文斯基将军和博哈罗维奇将军，这从他们的将军级镶条的标志上可以看出。从大量的死者日记中，人们发现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索尔斯基少校被杀之前的一份记录，记录就在索尔斯基少校的尸体旁边，这份记录的时间是1940年6月(“6月”与前后说法有矛盾－－笔者)9日，记录者说：“那天凌晨3时30分，一小分队波兰军官被苏军从被关押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军营科泽尔斯克带到斯摩棱斯克，早晨5时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来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6时30分，他们会将我们怎么样？……。”大约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即遭枪杀。从屠杀时起，在路两旁所植的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屠杀是在1940年春天，植物学家也作出同样的判断。关于尸体的数目，斯卡尔仁斯基认为应为4000多人。4月17日，他回到华沙，技术委员继续留在那里。4月18日早晨，他口头向红十字会总部报告了卡廷之行。报告要点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发掘的波兰军官坟墓；从这些尸体伤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刑；从尸体旁找到的纸张可以断定，屠杀的时间是在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只能确定少部分被害者的姓名(约150人)。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在卡廷森林自1943年4月15日工作到6月7日，法医共检验了4243具尸体，其中23l具尸体被分别埋在6个大墓穴里，2位将军被分别单独埋着。每个墓地的面积为60×36即2160平方米。
苏联史学家也作了努力。他们在发掘档案资料过程中，只发现了一份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但那已是1941年6月10日，即在德军进攻苏联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苏联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而不是波兰人，据此还不能判断什么。苏联史学家根据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证词所提供的线索，发掘和整理出4类档案资料：1、苏方接受波军官兵的总数及变化数(包括；遣散、苏德交换、关押在其它集中营里有案可查者、失踪数)；2、清理有关集中营的苏方命令及押送人数档案；3、任务完成的总结报告；4、1940年5月以后有关集中营的关押人员更新情况。有了这些档案，真相也就大白了。这些档案提供了如下事实： 1939年9月17日 凌晨5时40分，苏军进攻波兰东部领土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向波军发布命令说，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苏波军方经10余小时谈判，苏军答应，如波军放下武器，可保证波军官兵人身自由。当时，波兰东部总数约为30万人的波军绝大多数都执行了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动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有130242名官兵流亡到苏联，这批人到了苏联后身份立刻变成了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统一交给由贝利亚签署的第0308号命令成立的内务部战俘局。9月19日在该局统辖下成立了138个转运站和8个分配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约集中万名波兰官兵。9月21日，苏一高级将领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建议把波兰苏占区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国家，苏联最高领导同意这一建议。10月初，内务部长贝利亚签署命令，遣散4400名士兵。与此同时，在10月3日，贝利亚下令将波军中的宪兵、中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及士兵、波兰德占区出生人员分类分营集中管理。10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军官兵，德方则于1939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的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泽尔集中营(卡廷森林附近)关押波军军官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关押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3000多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纳粹德国，其中以犹太人为最。苏联政府则一方面通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声称苏联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员。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押人员的互换任务。
从苏联档案资料可看出，总计划中的第二步是要消灭(或叫清理)那些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惨案中的死者大都是军官，律师。教师教授等等，这对于波兰这个中欧小国来说的确是一群精英）。批准清理名单由战俘局下达指令，将名单交乌克兰内务部最后执行。从1940年3月1日 开始，关押重要人员的集中营每天都收到战俘局下发的应转交给乌克兰内务部的波兰战俘名单，每张名单包括98－100人。有时，向一个集中营下达的名单要移交300人，凡列入清理名单者均“失踪”了，仅有3例获得赦免，被赦免者现仍有人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找到的赦免令内容完全相符。由于这几人不属清理之列，所以关于他们的档案没有销毁。从1940年4月到5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兵共为15131人。其中，科泽尔营4400多人，奥斯塔什科夫营6200余人，斯塔罗别尔营约4000人。一经处决，失踪者的登记档案及个人信件等物均需在战俘局代表的直接监督下予以销毁。到1940年6月，内务部副部长向上级报告说上述三个集中营又可以接受5000－8000名新的关押人员了。
其他波兰官兵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德、苏波关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7月30日 ，苏联与波兰建交，参加反德同盟，曾在苏联卢比扬卡监狱呆了20多个月的波兰弗拉齐斯拉夫·安德尔将军于1941年9月释放，并被委任波兰军总司令，在苏联境内组编波兰人作战师团，有2.5万余名波兰战俘参加。这样，13万余名被俘官兵已知下落的有：交给德国4.2万余人，遣散0.4万多人，处决1.5万余人，重新参军者2.5万余人，共约9万人。尚有4万余人未作交待，估计其中一部分经劳改后生还，另一部分仍然下落不明。
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苏方向他通报了二战初期波兰军官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死亡情况，并移交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总共有三处尸坑，除了卡廷森林，还有加里宁，查格罗夫两地）。此举了结了一桩争执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公案。 2010年4月10日 ，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赴斯摩棱斯克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的途中，其乘坐的飞机在俄罗斯坠毁，包括总统在内的97人遇难。斯摩棱斯克州官员称，机上所载97人全部遇难，现场没有幸存者，遇难者包括总统及其夫人，军队参谋长、副外长克莱默尔(Andrzej Kremer)等人。名单如下： 一 正式代表团成员：独特的政治分量.卡钦斯基4月10日这次飞赴斯摩梭斯克，是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的纪念活动。遗憾的是，卡钦斯基以悲剧的形式在俄罗斯落了地——飞机失事，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俄罗斯内）和最不该发生的时间（卡廷事件纪念日）！
难友诗词选登 拜读《往事微痕》有 感 四川西昌林夕映 一 捧读《微痕》倍感 亲，苦水可倒怨可倾。多少冤魂泉下泣，争念先生血祭文。 二 会搞运动爱整人，有 违圣意罪加身。三百万人沦“右派”，民族精英受害深。 三 “人民救星”害人 民，三年饿死千万人1。弥天大罪欲推卸，冤刘害彭树江青2。 注：1、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 万人（不完全统计），文革害死、打死、逼死二千万人。2、刘少奇、彭德怀。 四 斗天斗地斗好人，痞 子政治靠斗争，无端煽起人性恶，泉下济济尽冤魂。 五 往事重提也心惊，饿 殍遍野夕阳曛，奈河桥上争相渡，只因阳世有暴君。 六 当年苦难海样深，如 今淡淡说《微痕》，岂是阿Q多健忘，回首伤痛仍铭心。 七 往事如烟渐渐轻，伤 疤偶揭仍心惊，多少冤魂存心底，笑貌音容忆到今。 八 农场劳教命由天，当 年收容小少年，十二三岁成饿殍，几个尸骨一副棺1。 注：1、1959年、1960年、1961年因父母饿死而流落街头的十二、三岁的小少年，以小偷小摸而求生者，多被收容劳教，而在劳教农场饿死者难计其数，在大批饿死人时因来不及做棺或做棺人也有气无力时，埋死人者往往将几个小劳教塞在一个棺木中，有装不下而手足露在外面的，则折断手足塞进棺木， 所谓棺木，也不过是几块木板而已。 九 “万岁万岁万万岁”，若真万岁民遭罪，祸国殃民罪孽深，凭啥晶棺由他睡？ 十 春秋史笔著汗青，沉冤幸有代言人，先生义举昭日月，彪炳一帜慰英灵。 拜读《庸妇 吟》“五类代表”“上访”“上京”杂感四首 一 乱世艰难命似筝，一 线危危系飘魂。有箭欲射射需的，无心抗命命难存。舵手频频出号令，乡 党汹汹奉旨行。不堪欺凌凌愈烈，强权哪里有公平。 二 上访哪里有光明，庙 堂真面更心惊。少奇彭帅冤似海①，志薪要克恨何深②。反资批修明是幌，暗 欲嫁罪树江青③。黑幕苦女难识透，错把冤情诉帝京。 三 不要和谐要斗争，中 华文明荡无存。青史难写阴阳面，“红日深埋太极坑”①无端煽起人性恶，却 将“革命”罩金身。“文革”乱世谁乏过，留与后人细细评。 ① 蔡 君诗原句
四 艰难困苦命难争。喜 怒哀乐韵里存。身在另册知命贱，运交华盏识漂萍。卿有才华词中寄，我 和愚还未留痕。雁过有声君当庆，已有真情遗后人。 国庆六十年有感(古风) 国庆花甲应两分，半是冬寒半阳春，暴政冤死人千万，独夫权倾党政军。虚画共产天堂景，骗得人民半死生。功臣忠良诛灭尽，要把江山传江青，阴谋来遂人先死，功罪昭昭后人分。 改革开放三十春，小平巨手挽乾坤，抚平疮痍国运振，扶贫济困利民生，一国两制收港澳，国门开放外贸兴。经济发展硬道理，国强民富气象新。胡温亲民当家好，小康生活节节升。不谋强权人自重，倡导和谐世界钦 林夕映 电话：6668538 读《红太阳的陨落》、《墓碑》感赋 （古凤）六首 何 成德 (一) 人类最大文字狱，知识分子苦难多。四百万人成右派，二十余载坐地狱。“阶级斗争天天讲”，运动一个接一个。千万英才含冤死，人民苦难泪成河。 (二) 盲目掀起大跃进，无辜饿死千万人。欲盖弥章施诡计，发动“文革”掩真情。忠良无辜遭陷害，神州遍地是冤魂。是非功过盖棺定，千秋功罪世人评。 （三） 一场劫难天昏暗，血雨腥风人心寒。黑白颠倒横加罪，无中生有搞株连。忠臣良将遭陷害，魑魅魍魉掌大权。九州福地成地狱，千古奇冤震宇寰。 (四) 独裁专制祸害深，违理违法逆天行。欠收强增农业税，草菅人命罪非轻。人祸远比天灾重，嫁祸于人诡计精。“三面红旗”成笑柄，庆父不死国不宁。 (五) 千秋功罪世人评，祸国殃民罪孽深。马列外衣弥天谎，狐假虎威假乱真。倒行逆施激众怨，民不潦生国不宁。神州变成大地狱，罪大恶极称伟人。 (六) “领袖”、“导师”又“伟人”，独裁专制胜暴秦。排除异己玩权术，培植亲信诡计精。妄想复辟“家天下”，扶持“女皇”坐龙庭。如意算盘终失算，死刑留与未亡人。 读《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有感·自度长短句 (一) 回顾平生，几多荒唐几多泪，也曾热血沸腾，也曾蒙冤含恨。跌宕一生沉浮里，看不透，乾坤混沌。 喜有此书揭真相，暮 年幸为明白人。领袖光褪，盖棺论定。说是救民实害民，中华遍地是冤魂。诛杀忠良何其忍，太阳另面不忍窥，全是阴和狠。 (二) 调寄鹧鸪天 弥天大谎绝人寰，凡人难窥黑机关，巧借“小将”诛异己，致令 神州遍地冤。是革命?是劫难?暴力却穿“文化” 衫，血雨腥风百姓惨，只为江青坐金銮。 州二医院：林夕映 电话：6668538 友谊回声 桂林市：柯林，学名子光（83岁）： 去年冬我与铁流联系好，我们拟在《微痕》出一本广西右派专辑，资金已经筹集，估计一切准备好。 我是《往》义工之一，负责桂林市其他7人的《往》传递。在专辑将要办之前不禁思潮涌现，一些往事，涌上心头，故又提笔介绍与诸难友，这些人和事，虽是几句话，也反映了那段屈辱岁月的真实史历。 先说我个人，名柯林，学名子光，1927、5、25日生，现年已83岁了，16岁时在四川乐山市参加了“学生公教人员自愿远征军”从昆明乘飞虎队飞机，经驼峰到达缅北汀江机场改乘火车到达RAMGARH（南木迦），中国驻印远征军训练基地。学习汽车驾驶和基本兵器：地雷，战防炮、地雷、手雷、步枪、机关枪等多种兵器，为下士搜索（即侦探）学会看地图，用指北针，目的是打通唯一的抗日国际交通路线（即今日这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抗日战争结束后，到武汉，因不愿去东北打内战，当了逃兵到学校读书，改名李康林，参加了要民主，要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活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为组织委员。解放后调华中团校学习，结业后，随广西省委南下，在桂林市郊区党委工作，市政府工作，又调计委，在计委号召、帮助党整风时划为右派。当时写大字报每晚要写20、30、50份任务完成，才能回家。各种各样的意见当然就会很多，诸如对领导的工作作风，态度之类提了意见。成了反党的罪名，学习发言时对南斯拉夫铁托在普拉军学院的演说，认为有道理。对苏联出兵匈牙利有意见，对美国24亿亩耕地不到1千万农业劳动人口，我推论机械化程度高是崇美思想，说苏联不论钢铁、粮食都赶不上美国就是反苏、中国、苏联都有粮食问题，样样要排队，有时排了队也买不到了，台湾人民生活好……赞扬南斯拉夫工人选出的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企业的生产分配、奖励等办法好，（这实际是反对中共的一长制）。苏军在东北搬走中国工厂的机器，强奸中国妇女，说合作化后社员收入减少，郊区报喜不报忧。党委没有民主空气—，赞赏储安平的“党天下“……这些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名，送来宾古瓦农场劳动教养，计委主任李甫还说：这是最高行政处分，一年半载即可回来，谁知一去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真是九死一生，三次闯鬼门关，有一次竟差二、三秒钟，（在黔桂边区红岗锡矿坑道爆炸时，具体的情况，就不再说了，说点其他的。 谢可法，桂林市委宣传部宣传干事，因写文章批判苏联，被划为右派不服，被绑送来宾古瓦农场教养，再不服又上诉，被判刑十二年，后不知所终，也不见回桂林。 黄权，南宁市工人，因相信说工人不划右派，不服，多次上诉无效失望，在南丹龙箱队自己上吊死了。我们把他埋在队旁的公路山坡上，那段路我们取名黄权路，记得当时写了一段词以为纪念，有几句是这样的，冥冥在何处，举首向苍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携绳觅树，直走黄权（泉）老路，恐鬼不饶人，徘徊露湿衣，愁煞可怜人。 曲文辉×县区委书记因完不成划右派的指标，把自己也报上以充数完成任务，他以为，历来的运动都是要复查的，谁知此次反右划了右派就不再复查，他与其它右派，一齐送到古瓦。一再申诉，也是白搭，无人受理，相处数十年悔恨不已，以后东调西调，不知所终。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群众运动，实乃运动群众让人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调动甲乙丙丁轮流整。直到自己整自己，自己贬自己。知识分子的品德、自尊、自爱、仁爱、爱人、中华文明、中华美德，统统抛入了太平洋，其影响至今犹存，所云自己贬自己，郭沫若就是典型（我的书统统都应烧掉）可悲、可叹，世风如此，和谐社会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那一天才能体现在中央政策上（如对反右派公开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补发工资。）以及对毛泽东乱折腾饿死人、整死人、几千万人的事实不作实事求是结论。以及农民自己的土地不归还农民，奢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几时才能真正实现。 重庆难友：郑汉生 关于《往事微痕》的一些事：辛子陵巨著感言——不批毛中国无民主社会可言应是p.109 不是 【附录：三篇.........101】（复印本没有此行应删去，电子版才有）（ 2）《往事微痕》第37期的第七篇文稿（79页）：《长寿湖右派李吾贞》，内容没错，可把当事人李武珍，都误排成李吾贞了。其中第三个女儿葱葱又都误排成聪聪了。这是当初采访笔录者记录有误（原作者已作改正），以后寄送（或电传稿件）者更不清楚，责任不必追究，但为了尊重难友当事人，建议：一是在某期微刊用一二行文字作个更正说明。一是以后印合订本时改过来。 难友李武珍仍健在，她是我的前妻，现在也是我的朋友，葱葱是她和我的女儿。相关内容，见附件。这篇对我的采访记，《微》刊编辑部觉得尚可，我不反对刊登，在选用时，为节省篇幅，多登些别的难友文章，那些照片就不必排上去了。不用我也不会介意的，比我苦情的五七难友多着呢。《微》刊已选登过谭显殷、李文书、王义珍、李武珍等难友的采访手记及含我这篇在内的长寿湖右派长篇采访巨著，将会在不久面世的。 实在对不起，寄个几行字的回执，可却唠唠叨叨，言不及义地写了些啰嗦话句，耽搁你们的宝贵时间了。即祝春安，并预祝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0.03.10 28日来件收到，聚会被取缔正说明《往事微痕》有力量。 自1月23日收到纪实卷11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及12月23日 收到37、38期《往事微痕》后，其他各期均未收到，望补发，谢谢。
康旺 谢谢！向各位难友问好，向辛子陵等学者致敬。我也是五七老人（可谓当年的小字辈）。拙作《佝偻的背影》 (笔名老骥)正在澳洲<<自由圣火>>连载。今后多联系。 老骥 顿首 晋 陶渊明 乞食归来陶渊明，挥毫满纸珠玉红。动人最是桃花源，中华千载寻不停。桃花源胜伊甸园，男女老少生活甜。没有蛇骗上帝管，天人合一道自全。 桂林义工：柯林 铁流，博绳武老难友，北京诸位老义工们，你们辛苦了，桂林老难友们祝你们健康长寿，争取超百岁，请你们注意保健、养生、不要超负荷工作，才能把《往事微痕》做得更好，更长久。 我已83岁，没有太多的精力与人争论了。但是，当我看了2010（新年特刊）73页成都都爱国给你们的信（也可以说是给广大读者的公开信），不禁心潮湧起，做梦都在想那封信的教导劝说。每本《往刊》的正面，明明白白的十六字方针，每一期都是按这个方针办，发表文章的。仅仅是友谊回声才是各抒己见。 我是想到哪就写到哪，见到“爱国就从此开始。你们知不知道《悦读》2009.8上海版曹维录写的《特别恊定》的内容，那是毛、周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汉奸卖国贼能爱吗？” 都文末尾倒数第七行告诉你们“不要把难友引向错误的道路。”你们做了吗？怎么我读1-40期也没有发现你们把我引向他所说的道路呢？ 党并没有真正认错，也未与我受难者平反，只是为我们改正。而且非常不彻底，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也没有按原级别任用，都文说为我们“改正平反昭雪”（三段，第一段也说为我们平反昭雪了）这含混使用的语言和肯定平反的语言不能反映真正的情况。 的确，谩骂不是战斗。但是都文还是用了红卫兵时代的语言：例如：“恶毒攻击“73页第二段，“毛魔”之说，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此说不准确，不能真实反映毛泽东的罪行，杀一个人是犯罪，日本在南京的杀人比赛是一百零几人，是大罪，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杀了几百万犹太人，所以人称“希魔”，那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呢？试想：在和平年代，在正常没有大灾的年代饿死亡三千七百万人。绝户、绝村，及其它历次运动，非正常死亡被杀、自杀总共约八千万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杀人总和加起来赶得上吗？所以说“罪恶滔天”之说是准确的，数学中有一个∞大的符号加罪恶二字也是不过分的。 回想他老人家在世时，地、富、反、坏、右份子的家属甚至孙子、重孙辈都要低人一等，走路都不敢抬头面对世人，受人欺凌，被人岐视，小孩上学都难。而今世道变了，进步了，大反革命家属还有人卫护膜拜呢？ 还有，在《往》1-40期的所有文章中，那有难友“宣布要推翻共产党？”据都说是“目的”。这种说法从何说起？是硬裁在《往》的罪名，作为难友，的确“不应该”“令人惋惜”。 都文三段后几行说“破口大骂”谁破口大骂了。没有啊！至于所说刘、王、方、李是非，此文不想论说，公道是非早已有人说了。（也不是少数人，也有受害人） 奉劝都爱国难友，还是看一看《墓碑》和辛子陵的书吧，《往》有辛的特刊。2010.3月25日 杭州 孙嘉宝 得知《往事微痕》要出合订本，希望能给我几卷。我与老伴都是五七难友，老伴2008年1月病故，我则因全身骨质疏松，勉强生活自理，没有人陪同不能出行，幸亏邮局离我这里近。我希望《往事微痕》自25期以后的也编订合订本，当然，在京的同志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湖南岳阳：易迎祥 聆听了您的电话以后才知道您并不是什么五七难友，而是《往事微痕》刊的义工，是不可多得的贵人，能为《往事微痕》办事的人是我们的知情者，同情者。我们希望您能任劳任怨坚持为我们出力，千万不要离开我们，虽然您在电话里说明不要致谢，但我还是要说上几句，《往事微痕》均有我来分送，越来越受欢迎，一些难友与其订《炎黄春秋》不如看《往事微痕》。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发行《往事微痕》。让历史永昭日月，让毛那些左右们早日推出历史舞台，让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再掌握在疯狂的权力之中，不准公民诉述历史，不准公民鸣冤叫屈，不准公民要求获得人身自由，不准公民争取权利的执政党是腐朽的政党，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投反对票，反对历史的叛逆者死皮赖脸地坚持专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感谢你为《往事微痕》的热情付出，没有你们这些领头雁与勇士们，我们的晚年生活就会长期的被阴影笼罩着。在42期编者提示说要编合订本，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完成了请给我寄来，你们一直没有放弃对我们的关注看，我们的难友情胜过一切！ 湖北：程静宇 近日从朋友处见到2006年1月份的《争鸣》上关于1957年反右档案已经解密，说1957年反右运动中所打右派不是55万，而是三百多万（即3178470人），另外还有中右分子一百多万（即1437562人）。 通过这个数字，我不由得联系到1955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同学，全班共有40人，可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就有10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班的25%。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当年通过全国高考，择优录取来的优等生，他们年青有为，在学校曾接受全国著名学者专家的教诲与指导，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刚毕业，就被分配到全国各著名高校、科研及理论专刊等部门去工作。正是抱着满腔热情，准备施展才华发挥作用，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刻，就是因为响应党的号召，给党的整风运动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其中有的并未提任何意见，只是向党表忠心，上交了自己的思想汇报，没想到竟成了罪过，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了有毒的废品，于是就被分别遣送到农村、工厂等最艰苦的地方，进行长期的监督劳动改造达22年之久。他们中，有的通过层层下放，先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再从地方下放到农村，有的已成家，有一个孩子，于是全家就跟随一同下放到农村。还有的右派夫妻两地分居，因劳改长期分开而导致离婚，致使妻离子散。这班右派当时大部分尚未成家，他们脱离专业，脱离书本，长期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挑土、掏粪、推砖瓦、锯木头等重劳动，本来是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人，由于多年不务正业，到后来也被改造成头脑简单的庸人。即使是如此，也还算是幸运的。这班有两个右派，因长期生活艰苦，受尽磨难，最终患癌症，先后去世。其中一个的女儿，因从小在单位幼儿园、小学受歧视而患有抑郁症，很少言语，长大后到青春期突然爆发成精神分裂症，至今全由一个年近八十的老母照顾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女儿，凄凉度日。另一个由于是在右派改正之后才结婚生下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时，父亲去接送孩子时，人们往往把父亲当爷爷来取笑他，他感到父亲的遭遇对自己不光彩，中学毕业后，就弃家出国，去南洋等国，以半工半读谋生，亲朋想关心他也无从了解，如今只剩下他母亲一个人孤零度日。 十个右派中，还有两个即将进入八十耄耋之年，因年老体衰，难以成家，只好进住老年公寓，在独寂寞中度过余生。 最后，还有一个改正右派，退休后开始总结反思：中国为什么会有反右派斗争？为了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他经过十年努力，写出了一本《反右斗争的回顾与反思》。第一版为648页，出版后，仍觉不满意，于是，经过三年的努力修改，实行第二次出版，增到728页，事后仍觉不满意、不深刻，于是又进行第三次修改，增至782页，并重新写再版前言，正是由于痛苦的反思，长年劳累，致使心力交瘁，导致急性心肌梗塞，左胸部大面积出血，不治身亡，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家人为悼念他，写诗一首： 一枝秃笔写沧桑，暮暮朝朝牵肝肠。 豪气已随冤屈尽，忧思偏到暮年长。 激情时也歌新政，呼痛皆因触旧伤。 恩怨于吾何足计，事关家国怎能忘。 云南昆明：王林 有难友函告：欲参与维权索赔的“右”字号人物，向您登记。故简述情况如下并正式登记： “五七”时期，在中后阶段，“深挖”时，我被打成“内控右派”，即不通知本人不公开宣布戴帽，仅师党委常委知情（当时我在部队搞宣传工作），所以连我本人亦不知我是“右派”，这暗中置人于死地之事倍加残酷。直至1982年，因为师政治部干事之一同志，已升任师政委通知我回部队一趟处理遗留问题。（此前我于1965年被清洗出部队，来到昆明教中学）。我回部队时方知我是“内控右派分子”打成右派之后的残忍迫害，无穷折磨，一言难尽矣！ 正因此，子女们被打成黑崽子赶下农村，后来安排在极差的单位，单位垮台后仅有低保生活困难，我不得不支援他们，故无钱支援《往事微痕》，只衷心祝愿它越办越好，成为众难友的明灯。 我一直在阅读《往事微痕》，只是去借相当困难，能否以后赠读一份，2009年12月5日的第36期何家栋专辑，请寄给一份，欲经常反复阅读。 四川晏宁：赵尧生 读了近几期《微痕》，心情十分沉重！ 先是罗铁夫那篇云南打非办把此刊定为非法读物，称原右派……。后又读到你那篇给胡的信并每一位中委寄送一册……。你已七十六岁，自然不怕关，而且他们也不想关你，其实这都是举棋不定而已！ 反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错了，他们向谁承认过错？文化大革命错了，害死了刘少奇、贺龙等数百万人，他们仍然觉得无罪可议。毛泽东这个反革命家属（因为他未与江青离婚）从来就是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准天下人负我的独夫，他也不会料到百年之后会被钉在耻辱柱上。《微痕》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揭露了那些时期错误而要求改正，所以她绝非反动刊物。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存活的右派不想再理再管了，他们等着这些人死去便一了百了。 最近看了一篇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的文章，象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这些人，最后判了十七年，刑满释放后又处处限制，象吴栈贤，韩爱晶等人，她们又何尝不是毛泽东的工具，然而真所谓“始乱终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记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毛泽东曾说，鲁迅如果活着，他要不闭嘴，就只好在监狱中呆着。由这件事我想起《微痕》，她也和鲁迅一样，背着沉重的负担，扛着黑暗的铁门，放他们到光明中去……！将来也许会这样，别人为了一言堂，未被能容下她！ 象赵紫阳这样的人，曾做到最高领袖，后来连追悼会都不给开，甚至如今还未下结论，何况你我这等人啊！ 我还年轻，只比你小一岁，身体尚好，虽不能当义工，（因家庭关系）但我也会很好地利用《微痕》这面窗户，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些实况。其实我很佩服燕遯苻、谢韬、博绳武等老人，还有您的妻女……。他（她）们为历史所作的贡献会千秋永恒的！ 元月十二日 广西：卢蒙坚 我正在打理有关《广西专辑》的事。这个月底或三月中，大概可搞好。《广西专辑》大概可以在四月或五月出版吧？ 我看了〈悼卢玉大姐〉特刊后，想通过萧远打听一位故旧的渺茫讯息。为此，谨烦代转一信由肖远转李媛媛。敬祝虎年康泰！ 五七老人天宇筱吴美光书赠铁流先生 难忘丁酉话鸡鸣，宪政曙光初露痕，鸣放论坛诤谏语，春雷破晓表心声阳谋巧布惊天地，国士被伤注鬼神，五七老人鬂虽白 微痕往事岂唯痕。 编者的提示： 各位战友、难友、朋友： 凡来信来稿与捐赠，仍按原来的地址，现再重申于后：一、来信来稿，一律寄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12号楼6-302博绳武先生收。邮编：100007 ，电子邮箱： wswh57@sina.com 电话010—84072150 手机13522378644二、愿意捐赠和支持我们《往事微痕》的款项，需要留名回信的，一律通过邮局，汇至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217-1黄静女士收。邮编：101100。查询电话：15811348313三、不需要留名和回信的，請将捐赠款通过银行直接汇入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开户名葛亮：卡号：6222020200025589611（因汇款不显示人名，若需核实，汇后請来信告知，以便查对）。四、为节约开支，我们每月初寄发一次，每次寄两期。北京由义工李家騤 先生亲自分户送达上门，电话（座机）010-84210475手机：15311651309。其它地区仍由黄静女士寄送。为此，凡未收到“往刊”的读者，请分别向两人查询。
五、至今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可能聚在一起办公，只能在各自家里做事，若有不到之处请大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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