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社會》 [美]托馬斯·索維爾著  張亞月 梁興國譯，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第一版  402頁，68.00元

 



如果知識分子熱切的“責任感”曾經助長了如此之多的社會問題甚至災難，是否意味着他們就應該停止對社會事務發言，回歸專業性的書齋，對風起雲湧的時代保持緘默呢？



“知識分子”是什麼？在中國，很多對此問題有過思考的人恐怕都會表達一個這樣的觀點：知識分子不僅僅是掌握了特定領域知識的專家，而且應該有強烈的社會責
任感。擔當、良知、使命感、“為老百姓說話”此類詞彙作為對知識分子的倫理要求，經常出現在公共話語中。這種看法不奇怪——我國的知識階層曾經被儒家“治
國平天下”的理念浸潤過一兩千年，然後又被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的觀點鞭策過半個多世紀。



然而，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卻對知識分子這種熱情洋溢救國濟民的“責任感”表達了強烈的懷疑與批評。以整個二十世紀的全世界尤其是
美國的歷史為背景，索維爾對著名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法律和外交領域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梳理，最後他發現，知識分子在此階段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功能就一個：
添亂。



當然，作為美國著名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家，索維爾的批評對象其實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識分子。在他的筆下，我們讀到，在經濟領域，幾代左翼
知識分子熱衷談論財富如何被分配卻不關心財富如何被創造，這種“半路開始的敘事”最終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經濟政策；在外交領域，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擁抱
“和平”、“裁軍”、“反戰”、“協約”等美好的字眼，但這種膚淺的道德觀塑造了綏靖主義的外交政策，從而犧牲了長期的和平；在法律領域，他們鼓動法官采
取“司法能動主義”的立場來推動“進步事業”，卻最終使法院失去了捍衛憲法而不是捍衛特定“理想”的本意……總之，如果這本書可以有一個副標題，索維爾大
約會把它叫做“那些糊塗蛋知識分子是如何把整個二十世紀搞得一團糟的”。



問題當然不在於這些人是壞人。事實上就個體而言，他們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誰能說薩特、羅素、蕭伯納、杜威這些索維爾批評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二十世紀
最耀眼的一批知識分子，是“壞人”呢？問題甚至在於這些知識分子“太好”了——他們如此急於為社會負責，以至於把“社會”自身所蘊含的力量和智慧給摒棄
了。但社會是充滿智慧的。社會之所以充滿智慧，不是因為其中千千萬萬個體中的每一個有多少超凡脫俗之處，也不是因為“貧賤者最高貴”之類的民粹邏輯，而是
因為社會通過億萬次互動、試錯、適應這樣一個“體系性過程”來實現知識的積累。反過來，知識階層的個體可能非常出類拔萃，但是，“世界上最為知識淵博的
人，能否擁有世間所有知識的哪怕1%？”索維爾問道。“那些擁有社會中1%知識的人，去指導或控制那些具有其餘99%知識的人，這種情形既危險又荒唐”，
他緊接着回答。



在這裡，索維爾的分析顯然是呼應哈耶克關於“分散知識”及其後果的觀點。的確，某種意義上，索維爾的這本書是對哈耶克觀點一次新的注釋。和哈耶克一樣，索
維爾認為，正是知識論上的分野，導致了“精英設計派”和“自發秩序派”兩種政治觀的分野。知識上的自負使得很多知識分子過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會“自
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進而相信社會走向盡善盡美的前景；而“自發秩序派”更相信經驗的力量，相信社會自身的適應性調整能力，以及社會不可能盡善盡美的
未來。這種系統性的分歧，被索維爾最後歸結為一種近乎神秘的世界觀差異：那些過於信奉理性、精英知識、政府干預的人被他稱為“樂觀主義者”，他們總是急迫
地看到社會的問題，並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似乎所有的問題都有政治的解決方案；而索維爾的陣營，基於對人性的悲觀認識，認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許每
一個問題都有一個解決方案，但這個解決方案背後，可能又帶來一個新的更大的問題。“人類的內在缺陷是最基本的問題，文明僅僅是努力克服人性問題的不完善辦
法。”換言之，問題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惡，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惡之間取捨。對人性限度的認識導致對政治觸角的克制。



雖然未必是“壞人”，但索維爾批評左翼知識分子智識上的“懶惰”。這種“懶惰”首先體現在他們傾向於訴諸道德直覺而不是實證論據來支持其觀點。“美國最富
的20%人口和最窮的20%人口貧富差距十年間又擴大了××倍”這樣的說法，會讓無數知識分子熱血沸騰，但很少有人會指出，有研究顯示，雖然抽象的“階
層”貧富差距可能在擴大，但是由於社會的流行性，20%最窮的具體的人的收入增長速度其實遠遠快於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說，十年後的窮人大多早就不
是十年前的那批窮人了；他們總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戰”、“裁軍”、“和談”，卻忽略從二戰到冷戰，必要的軍事威懾往往是持續和平的前提；他們還經常為警
察對嫌犯密集開槍這樣的“暴行”而義憤填膺，卻沒有人關注過開槍距離與命中率之間關係的知識——一項研究顯示，即使在僅有六英尺的近距離內，警察開槍射擊
時也會有一半完全錯過目標，在十六至二十五碼距離時，射中目標的比例只有14%……換言之，他們總是被一個詞彙、一個陳述或者一個場景帶來的“第一印象”
俘虜，卻缺少對其背後的事實與邏輯刨根問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責任的重負》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話來說，阿隆對很多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最大的不滿在於，
“他們不嚴肅”。



以道德的熱忱來取代對事實的深究，還體現在對批判對象的道德臉譜化上。在左翼的話語裡，總是充滿了“貪婪的資本家”、“陰險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
造商”、“冷血的保守派”這樣的形象，儘管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鮮有明確論據支撐。對石油企業發起的無數次聯邦調查沒有發現它們操控油價的明確證據；二戰期
間防止英國像法國那樣迅速淪陷的，是武器製造商所製造的戰鬥機而不是和平主義者的深情呼喚；一項調查顯示，就慈善捐款數額、捐款收入比、當志願者時間等指
標來看，美國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當然，當經驗論據不足以支撐對批駁對象的道德醜化時，影視作品、大眾媒體、小說戲劇可以通過虛構的方式實現這一點，“在熒幕的虛構角色中，只有37%的企
業家屬於正面角色，而奸商、壞傢伙的比例幾乎是所有其他職業的兩倍。更糟糕的是，他們在熒幕中實在是太惡劣了，有40%的謀殺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們
所犯下的……”當“貪婪的資本家”、“陰險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製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瀰漫到大眾文化工業的角角落落時，這些虛構的形象
就成了事實本身。



智識的懶惰還體現在反思的欠缺上。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或者如果工程師的設計出現嚴重誤差，一般來說會導致他們職業上身敗名裂。但是，當那些“社會
工程師”在智識上出現嚴重“誤判”時——令索維爾感到驚異甚至“嫉妒”的是——他們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甚至還可以繼續充當“知識教主”。薩特
1939年從德國學習歸來，得出結論說“法國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情況差不多”；羅素在二戰前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和削減軍備；蕭伯納上世紀三十年代訪蘇
之後為斯大林唱讚歌；喬姆斯基曾經為紅色高棉辯護；斯諾六十年代中訪華後，堅定批駁了中國不久前曾出現饑荒的“謠言”……“知識分子的一個讓人驚訝的特
權，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固然，知識分子並不是犯下最終罪行的人，事實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權柄的人才能夠造成嚴重的政治災難。但是，政府的作為或者不作為——尤其在民主國家
里——往往取決於輿論，而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輿論的風向。面對其鼓勵或者默許、直接或間接推動的政治災難，似乎鮮有知識分子像奧威爾、紀德那樣事後
站出來表達反思。他們中的多數要麼默默轉向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要麼繼續以前的姿態但採用了一個溫和的版本。當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個體在歷史中
的責任，而是那種知識自負加道德自負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儘管已經轉型成一種相對溫和的版本，卻並沒有消失。不但沒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識
界的主流。從歐美“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的仇富口號到委內瑞拉最近的“嚴懲奸商”運動，從好萊塢電影中的各種陰謀論情節到媒體報道普遍的意識形態偏見，我們
都看到，人類從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災難中學到的東西有多麼的少。



當然，並不是說索維爾的觀點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首先，知識上的自負不僅僅是一個“左翼”現象。事實上，無論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
義者”——也時常流露出“知識上的傲慢”。他們傾向於把還在爭論中的一些觀點——比如最低工資制導致失業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導致經濟低效，比如民主導致
多數暴政——當作事實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們經常混淆事實陳述與價值陳述，拒絕承認自己的言說背後存在着一定的價值取捨、而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可能是擁有
另一套價值排序而並非由於無知。



有趣的是，索維爾這樣的“自發秩序派”崇尚試錯和調整，反對以掌握了“終極真理”的名義對社會進行理性設計，但現在很多右翼知識分子恰恰通過對一系列理念
宗教般的堅持，走向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理性設計觀”——任何偏離這些“終極真理”的政策實驗都被嚴厲貶斥。羅爾斯、桑德爾這樣的名字常常激起條件反射般
的敵意，平等、福利、全民醫保這樣的詞語簡直就是瘟疫。奧巴馬？他簡直就應該下地獄。反諷的是，對“經驗主義”的堅持本身使其失去了對經驗世界的開放性。
仔細想來，經驗主義真正的對立面其實並不是理性主義，而是教條主義。



其次，正如“占領華爾街運動”中著名的口號“我們屬於99%”人為地割裂了經濟體系中金融家、企業家和普通民眾的關係，索維爾對“知識分子1%的精英知識
和普通民眾99%的尋常知識”的劃分，也在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塑造了一種刻意的對立關係。索維爾整本書似乎在講述這樣一個故事：本來存在一個朝着美好、正
確方向前進的“自發擴展秩序”，但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干擾阻礙了這一進程。用這個邏輯來描述二十世紀所發生的眾多重大事件，顯然高估了知識精英和絕大多數
民眾之間的觀念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在積極推進政府自上而下干預經濟和社會，或者實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方面，民眾本身比知識精英更加激進。比如，從進步主
義時代到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民眾通過各種抗議示威、投票組黨等方式表達了“國家干預經濟、調節勞資關係和收入分配”的意願，而美國的最高法院對這種“經
濟干預主義”的浪潮進行了最後的、也是悲劇性的抵抗。但在索維爾的筆下，似乎這一過程是由知識分子和“進步主義法官”引領的，民眾只是被動地、無奈地接受
了它。



當然，知識分子的觀念肯定影響民眾的觀念——他們所提供的意識形態話語使一些團體乃至階級的利益主張具有了倫理上的合法性，但畢竟，一定的觀念也是因為契
合了一定的現實基礎——利益的同時也是倫理的基礎——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場。在某種意義上，索維爾，乃至哈耶克，難以解決的一個悖論是：當“自發擴展的秩
序”在演進過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傾向時，當人們自發地反對“自發秩序”時，政治應當如何應對？似乎無論如何應對，都構成對“自發擴展的秩序”的嘲諷。這
個悖論是悲劇性的，很難將其僅僅歸咎於知識分子。如果說需要檢討人們對政府、對干預、對烏托邦構想的迷信的話，那也應該是整個社會一起而不僅僅是知識分子
去進行這種檢討。



這就引出了索維爾觀點中的第三個問題：他對經驗的信奉與對理性的反感。固然，當事人的、現場的、具體的經驗往往比知識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認知更有實
踐智慧。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關於開槍的知識比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評判更有實踐意義，農民比遠在白宮的總統更清楚應該在本地的土地上種什麼莊稼，但問題在
於，很多時候，哪怕是對同一個事件，經驗本身也是多樣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哪怕在許多人體驗中水深火熱的“文革”，在某些人的記憶中還是“陽光燦
爛的日子”呢——所以如何“截取”經驗、處理經驗，往往還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義可能導致錯誤和災難，克服這種“理性迷信”，也還需要理性本身的力
量。如果人類只能通過經驗進行學習，只有“見了棺材才掉淚”、“撞了南牆才回頭”，只有死幾千萬人才認識到納粹主義或者斯大林主義的殘酷，不得不說這是一
種過於沉重的學習方式。這大約也是為什麼理性並不是經驗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經驗告訴人們理性的意義。可以這樣說，真正的理性並不是對經驗的排斥，而是對
經驗的合理組織方式。



那麼，如果知識分子熱切的“責任感”曾經助長了如此之多的社會問題甚至災難，是否意味着他們就應該停止對社會事務發言，回歸專業性的書齋，對風起雲湧的時代保持緘默呢？



我想索維爾的觀點並非如此，否則他也沒必要寫這本書了。他自己也通過大量的書籍、文章參與到公共事務的討論當中，甚至還在專業領域之外撰寫了一本《美國種
族簡史》，而此書就連在中國也頗有市場。事實上，如果說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像薩特這樣的誤判法西斯主義和左翼思潮的知識分子太多了的話，沒有多少人會認
為像奧威爾這樣警惕和批判極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像郭沫若這樣悲劇性的知識分子可能被認為太多了，但沒有多少人會認為像顧准這
種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識分子太多了。所以問題似乎不在於知識分子是否應該介入公共領域，而在於應該基於什麼樣的原則、以什麼樣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識分子不應藉助政府甚至極權的力量去實驗總體性的烏托邦工程，那麼他們的責任可能恰恰是抵禦這種“終極解放”的誘惑、“人間天堂”的誘惑，以及去推
行這種構想的極權的誘惑。他們的責任與其說是輔佐政治家進行“頂層設計”，不如說是勘定、守衛“社會智慧”發展的空間；與其說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
說是限定政治的擴張，換言之，堅持一種“反政治的政治”。這並不意味着消極、被動等待，事實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積極行動與
言說——當洪水來襲時，人們需要積極地“築堤”才能夠抵禦洪水的危害——換言之，消極自由需要積極行動來維護。政治行動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條件。



在這一過程中，保持專業性的工作是知識分子的顯然責任。如前所述，將理念簡化為空疏的口號，對經驗事實的選擇性失明，以道德討伐甚至人身攻擊替代知識討
論，是左翼右翼知識分子都經常犯下的錯誤。阿道司·赫胥黎曾戲稱：“知識分子就是那些能發現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這個句式，但表達一個不同的觀點，
也許可以說，“知識分子就是那些能發現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況下，知識分子並不是那種致力於“發現”新穎觀點的人，而是用更紮實嚴謹的方
式來論證“尋常”觀點的人。知識分子的勇氣也並不僅僅體現於創造和開拓的熱情，更體現於對“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但“專業性”並非真理的保證。在公共言說中，我們常常能碰到一些“理中客”，他們以“專業分析”、“技術流”的名義表達對“民粹主義”的藐視，但是，同一
個領域裡的不同專家經常持有不同觀點這個事實本身——正如經濟學大家曼昆和克魯格曼持續的爭論所揭示的——就說明了所謂“專業分析”並不是“客觀真理”的
保證。正如索維爾在書中試圖指出的，社會現象總是有多元的、綜合的因素在推動發展，某一個領域的專家可能對自己領域之外的東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難
擁有一個綜合性的視角。馬爾薩斯曾經預測，人口增長帶來的糧食短缺只能依靠戰爭、瘟疫、饑荒來解決；生態學家埃利希曾預測，人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會出現
導致幾億人死亡的大饑荒；政治經濟學中的“世界體系”學派預言，在“不平等的世界分工體系”下，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經濟崛起的可能性……就對歷史走向的判
斷而言，犯下最荒謬錯誤的經常是專家本人。視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視野窄，專業性有時候可能恰恰是認知的障礙。對此缺乏自覺的意識，常常導致“專業知識分子”
知識上的傲慢與褊狹。



也就是說，堅持專業性的同時，保持知識上的謙卑與開放性，是一個負責的知識分子的標識。這並非主張一種相對主義的認識論——每個知識分子盡可以有自己的主
張，但知識上的審慎要求他們在有八分論據的時候不能持十分的觀點。在社科人文領域，那種可以百分之百確定的知識少之又少，那些動輒被稱為“常識”的知識，
其實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觀點”而已。所以，知識上的謙卑並非基於認識上的相對主義，而是來源於知識分子職業上的誠實。

雷蒙·阿隆曾經將意識形態比做現代的宗教。儘管1955年他寫下《知識分子的鴉片》時，其主要批評對象是作為“宗教”的馬克思主義，但他的分析其實可以應
用於各種過於自負的意識形態。歸根結底，極權的誘惑來自於確定性的誘惑，“對少數精英的歸屬感，整個歷史和我們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覺的一種封
閉體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當前行動中將過去和未來連接在一起的驕傲感，這一切都激勵和支撐着真正的信徒”。面對這種誘惑，他本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
當時法國知識界孤獨的“另類”——給自己設定的責任是：“如果寬容來源於懷疑，那麼我們將教育人們懷疑一切模式和烏托邦，拒絕一切拯救和災難的預言者。”
這種“平息狂熱的懷疑主義”今天聽來也許並不新穎，但每個曾經、正在與“確定性的誘惑”搏鬥的知識分子都知道，這一永無止境的抗爭是多麼的艱辛。



劉瑜，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