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到底側什麼

國內近期強調，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者們也不斷發聲，供給側改革更傾向於“治本”，需求側正在逐漸弱化。這表明官方經濟學告別以前的重“需求管理”，將着墨於“供給管理”。

站在市場的角度，如果說需求側，包括購進與賣出，目前中國靠擴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那麼供給側包括提供與更新，中國目前靠資源、人工、資本三要素。用“供給側”來平衡“需求側”，就是如何有效地用資源、人工、資本的優化配置來平衡既有的擴資、消費和出口的刺激，這對於不斷下滑的中國經濟是必要的。這也表明中國不斷深化改革，務實到經濟發展的內部動力之中。但是，究竟怎樣優化資源、人工、資本的配置，這不僅僅涉及到與擴資、消費和出口的平衡，不僅僅涉及到政府的放權、減稅的力度，而且涉及到資源與分配、勞動與資本、利潤與福利的公平關係問題，因為不管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都必須通過人與人的關係來實現。所以，更重要的，必須看到“供給側”到底側的是什麼，它的適應界限在哪兒。

中國提出的“側供給”概念，來源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供給學派。此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代表人物有主要孟德爾、拉弗、萬尼斯基、圖爾和羅伯茨。其中拉弗因為提出“拉弗曲線”，並在80年代躋身里根總統經濟顧問最為有名。

供給派所以誕生於70年代，主要針對凱恩斯主義帶來的通脹。此主義主張國家採用干預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供給派則認為，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側出了問題，不該生產的生產太多，同時消費者需要的東西缺乏供給。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刺激需求，只會令問題變得更糟。導致供給不足的原因，要麼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殺了創新，要麼是稅負太重抑制了供給。供給派就是如何讓供給變得有效，強調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核心主張時放鬆政府管制、減稅、穩定貨幣價值、縮減政府公共支出，即破除無效投資，促進企業家的創新。

中國目前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大體也是這樣，提高勞動、資本、資源等要素的使用效率。

在勞動要素中，實現全國統一的社保、醫療和失業救濟等服務或者促進這些服務方便地跨地區轉移，促進勞動力的跨地區、跨行業自由流動，加大對教育和基礎研究的投入，增加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領域的投入或稅收優惠。

在資本要素中，促進金融體系的效率和市場化。在推動利率和保險費率市場化的同時，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鼓勵金融創新。建立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抓緊建設一個開放透明、可自由交易的土地使用權流通市場。向民間資本開放更多的製造和服務業領域，實施廣泛的減稅政策，加快商品房庫存的處置，政府可以考慮收購部分商品房轉為保障性住房或廉租房。

在資源使用上，提出了消費升級的六大方向，即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農村消費和品質提升型消費。

必須看到，中國目前所以做出這樣的調整，既有理論上的根據，也有其現實的必然。

其一是產能過剩逼迫的。以鋼鐵為例，11月18日，上海期貨交易所螺紋鋼基準價刷出新低：1,733元/噸。這個價格相當於每一斤鋼材只有0.86元水平，低於市面上多數蔬菜的零售價，可以用“白菜價“來形容。今年第三季度眾多行業經營壓力持續加大，呈現生產滑坡、價格下跌、效益惡化的局面。其中，煤炭、石油、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產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分別同比下跌15.6%、27.5%、18.8%、12.8%、10.9%。

其二是無效GDP捆綁的，政府投資模式不僅破壞了太多的經濟資源，並且誘導太多的企業的不合理投資，這些壞賬把產業和銀行、生產與融資多重捆綁，誰都別想逃。中國此前流行的什麼“後發優勢”，以政府投資來拉動GDP，就是為GDP而GDP，生產勢必陷入停滯。今年人人都厭惡GDP，因為誰都不願跟它下滑了。

其三是濫發貨幣造成的，政府投資，拉動的不是經濟，而是濫發貨幣。政府投資，其實就是把錢交給官員去花。官員的錢來自國庫，所以就要拼命提高稅收，國富民窮。政府稅收再高，也滿足不了官員花錢的欲望。怎麽辦？那就濫發貨幣嘛。正是這樣，中國才出現了許多無效生產、劣質生產；為了保增長，又拼命不讓企業倒閉。為了保增長，政府增發了太多的貨幣，導致通貨膨脹。

就此，中國提出“供給側”改革，是對目前經濟隱患的必然性的把握，是一種積極的戰略調整，肯定會促進生產創新能力，給中國帶來一些積極的長期效果。但是，僅僅有這一點，還很難觸動得了根本的隱患。

去年在《怎樣看待中國經濟的隱患》中，我指出了這種隱患是內部機制性的，“這種回落說明不僅增長是投入性的，而且增長的規模離開了經濟核心的東西。中國經濟下滑一方面來源於增長的基本面和潛在增長能力的下滑，另一方面來源於社會消費需求的疲軟。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持續，另一方面是基本層面的活勞動工資沒有增加多少。雖然人人有活干，可人人的差距越來越擴大了，特別是在多數的勞動者同少數資本的持有者之間。這樣，社會的總需求會慢慢的變得不充分。這種不充分達到一定程度，就變成了經濟循環斷裂的臨界點，就是常說的兩極分化”。但太多的人仍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內部的，即使是內部的，也是結構性的。

無論是2009－2010年的四萬億，還是目前的投資刺激，均收效不佳。2015年以來，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超過2萬億，但經濟滑勢持續。這表明，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衝擊，而是內部機制的壓力。更重要的，對於這種內在的問題，不能僅僅簡單地歸於產能過剩、無效GDP、濫發貨幣等政策，而是必須看到背後的原因。

特別提醒的，是目前中國的投入模式，也會大力度地重視資本利潤、技術更新、產業升級的經濟結構性問題，但這只是死勞動方面，本質的缺陷是忽視經濟公平、工資福利、勞保養老、生活提升的活勞動方面。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內部問題，是沒有活勞動的增強，所以，死勞動方面的更新、升級只能是外在買來的，不會有生產力內部的革新、發明、創造、活力。例如，一對北京大學畢業的年輕男女，不靠父母資助，要在北京安個家窩，得相當困難，那麼他們還有什麼精力搞科研創新呢？如果沒有生產力內部的革新、發明、創造、活力，中國經濟就只能依附於美國經濟，投入產出、交換更新、融資擴大，特別是消費市場都受控於以美國為主的循環圈的制約，其結果不僅只能是依靠政府的強行投入，而且這種投入最終都得由作為活勞動的老百姓來承擔，而死勞動最多也就是不斷的山寨版而已。這就是中國經濟的深刻問題所在。

“供給側”不能搬倒中國目前的根本經濟隱患，不是供給學本身的問題。猶如2+2=4必須在十進位制中有效一樣，“供給側”只是從生產創新性給經濟帶來活力，抓住的是生產力。在美國，就是共和黨的主張。

供給學的實質是對“小政府大市場”、平等競爭和企業自由的堅持。從經濟上看，這是資本自主；從政治上看，這是起點平等；從文化上看，這是自我創新。自主、平等、創新的供給肯定能帶來新的需要，這也是當年裡根經濟學翹起的根本緣故。但這裡不僅隱含了人力資本與金錢資本的矛盾，而且也隱含着個人資本與社會資源、利潤創造與福利分享的矛盾。蓋茨創造了微軟，視窗就帶來了普遍運用；喬布斯發明了iphone手機，為供給帶來了巨大需求。這種需求的旺盛背後，固然是個體、企業家源源不斷的創新供給，但是，也不能忽視，作為消費基本主體的消費能力必須在一定的水平及氛圍上。這也是市場的要求，是消費作為市場環節的必然實現。

對於市場來說，供給，是相對於需求，二者是手心與手背。就生產看，供給是手心，是內在要素，需求是手背，是外在條件；但從消費看，需求是手心，是內在要素，供給是手背，是外在條件。再廣泛一點兒，就整個經濟來看，它們合起來是控制整個過程的一隻手，既有斯密說的看不見的一面，又有凱恩斯主張的看得見的一面，還應該有在看不見的一面中的“異化”，在看得見的一面中的“必然性”。“異化”，就是每個人都認為通過自己勞動而高於動物，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打魚的人沒魚吃，蓋房的人沒房住，而且有錢的人更加自私，更加冷血，拜跪在金錢之下。“婚禮”用“2億”來標價，忽悠的不是你我，而是整個中國的社會需求。“必然性”，則指勞動與資本的對抗，終將是活勞動與死勞動的抗爭。從打着GDP的旗號，套用政府投入款項強化消費刺激生產，又回到當下的生產拉動消費“供給側”上，這首先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經濟發展的內部要求，特別是市場本身的內在要求。

市場，作為商品或服務的交換環節，是通過買者與賣者來實現的，買者組成的群體決定着消費的需求，而賣者組成的群體着決定生產的供給。所以，在市場層面，不僅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缺一不可，而且這種缺一不可是受制於作為群體的人與人的關係的。

消費需求，作為一種經濟能力，不管是現存的，還是新創的，一方面受之於生產內部能力，另一方面受制於外部交換能力。市場，作為生產實現的一個環節，更多的是體現了交換的能力。內部能力體現的是人與物的關係，交換能力體現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任何內部能力對交換能力的促進，都是以其以交換能力的提升為前提的，因為你一個人無法展開生產，也無法進行真正的人類消費。當然，反之亦然。

正是由於經濟中這種人與人的關係，所以，“供給側”的本性又是“市場側”。在市場上，是“自由側”；在自由中，一方是“勞動的自由”，另一方是“資本的自由”；勞動靠創新獲得發展，資本靠利潤獲得擴大。這種發展與擴大，在共同實現中有相互促進的一面，但在分別占有上，也有相互壓榨的一面。在二者發生矛盾時，“供給側”應該側勞動，還是側資本呢？在“測勞動”中，是側基本主體的勞動群體，還是側少數富有的企業家們？說到底，不建立人與人的良好公平關係，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性的生產創新，不可能有真正生產力的提升，只能是小打小鬧，只能是低價銷售，只能是為人加工，只能是受控於人的二流經濟。

解決資源與分配、勞動與資本、利潤與福利的公平關係問題，是“供給側”發揮真正作用的基本前提。如果沒有三十年代羅斯福新政實施的一整套社會福利保證制度，沒有六十年代平權運動帶來的一系列社會變化，共和黨的“供給側”能在八十年代給美國經濟帶來輝煌的里根時代嗎？

說白了，喬布iphone手機的“供給側”所以帶來了美國的巨大需求，一方面在於創新的發展，另一方面在於美國掃地端盤子的人都能開寶馬奔馳了，這樣創新與利潤才會相得益彰。可在中國，這些類似的人群，得掃多少地、端多少盤子才能買一部電腦、換得一部iphone手機？

有人對供給側的自信，“中國經濟前30年，加大基礎設施、出口，這是政府拿手好戲，銀行的錢掏出來。消費，把老百姓的錢掏出來，那是企業家的本事，那是創新的體現。”

然而，問題是作為中國內需的基本階層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可以用來消費的錢呢？連上帝都知道，中國老百姓拘謹消費，甚至不願消費，不是供給不足，而是錢不足，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那高樓大夏，而有錢的富人，又不想消費，是供給太足了，只能眼睜睜地瞅着那滿床大鈔。

錢不足，到了房子空置率不斷攀升；供給太足，到了今年玉米、花生的價格不斷下降。這是人們不願住房子而追求宿船、不願吃玉米花生而改換吃天鵝肉的結構性變化造成的？既然不是，那麼再怎麼努力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供給側”，雖然能解決中國的一些問題，但也不能完全解決其根本問題。原因是這種不足與太足之間的矛盾，不是僅靠促進生產創新能解決的。

中國的產能過剩、無效GDP、濫發貨幣等，表面上看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其實是政府沒有正確干預的結果。就是說，不是政府干預本身的不對，而是政府竟為自己的政績、貪占與那些富人的利潤、好處干預的，而不是為了真正的生產創新、企業活力、基本勞動群體、老百姓的福利干預的。這不僅與當年美國共和黨的柯立芝、胡佛的“供給側”的自由政策不同，而且完全與民主黨的羅斯福的“需求側”的新政背道而馳的。

歸根到底，我們應該弄明白的，經濟，不只是人類發財致富的一種生存手段，而且本性上是我們追求生活的一種方式。否則，你會把所有的經濟危機都當成陰謀詭計，把經濟政策都當成賺錢手段，永遠理解不了什麼叫激情、想象、德性、信任、期望，沒有這些，你的經濟世界也就無法產生真正的合作、活力、發明、創新了。

附：《怎樣看待中國經濟的隱患》

網址：http://blog.creaders.net/u/5841/201411/198784.html

魏中軍

20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