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到底侧什么

国内近期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者们也不断发声，供给侧改革更倾向于“治本”，需求侧正在逐渐弱化。这表明官方经济学告别以前的重“需求管理”，将着墨于“供给管理”。

站在市场的角度，如果说需求侧，包括购进与卖出，目前中国靠扩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那么供给侧包括提供与更新，中国目前靠资源、人工、资本三要素。用“供给侧”来平衡“需求侧”，就是如何有效地用资源、人工、资本的优化配置来平衡既有的扩资、消费和出口的刺激，这对于不断下滑的中国经济是必要的。这也表明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务实到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之中。但是，究竟怎样优化资源、人工、资本的配置，这不仅仅涉及到与扩资、消费和出口的平衡，不仅仅涉及到政府的放权、减税的力度，而且涉及到资源与分配、劳动与资本、利润与福利的公平关系问题，因为不管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都必须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所以，更重要的，必须看到“供给侧”到底侧的是什么，它的适应界限在哪儿。

中国提出的“侧供给”概念，来源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此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代表人物有主要孟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图尔和罗伯茨。其中拉弗因为提出“拉弗曲线”，并在80年代跻身里根总统经济顾问最为有名。

供给派所以诞生于70年代，主要针对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通胀。此主义主张国家采用干预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供给派则认为，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同时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缺乏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刺激需求，只会令问题变得更糟。导致供给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要么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供给派就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核心主张时放松政府管制、减税、稳定货币价值、缩减政府公共支出，即破除无效投资，促进企业家的创新。

中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大体也是这样，提高劳动、资本、资源等要素的使用效率。

在劳动要素中，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保、医疗和失业救济等服务或者促进这些服务方便地跨地区转移，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加大对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投入，增加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的投入或税收优惠。

在资本要素中，促进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市场化。在推动利率和保险费率市场化的同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金融创新。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抓紧建设一个开放透明、可自由交易的土地使用权流通市场。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多的制造和服务业领域，实施广泛的减税政策，加快商品房库存的处置，政府可以考虑收购部分商品房转为保障性住房或廉租房。

在资源使用上，提出了消费升级的六大方向，即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农村消费和品质提升型消费。

必须看到，中国目前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既有理论上的根据，也有其现实的必然。

其一是产能过剩逼迫的。以钢铁为例，11月18日，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基准价刷出新低：1,733元/吨。这个价格相当于每一斤钢材只有0.86元水平，低于市面上多数蔬菜的零售价，可以用“白菜价“来形容。今年第三季度众多行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呈现生产滑坡、价格下跌、效益恶化的局面。其中，煤炭、石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产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同比下跌15.6%、27.5%、18.8%、12.8%、10.9%。

其二是无效GDP捆绑的，政府投资模式不仅破坏了太多的经济资源，并且诱导太多的企业的不合理投资，这些坏账把产业和银行、生产与融资多重捆绑，谁都别想逃。中国此前流行的什么“后发优势”，以政府投资来拉动GDP，就是为GDP而GDP，生产势必陷入停滞。今年人人都厌恶GDP，因为谁都不愿跟它下滑了。

其三是滥发货币造成的，政府投资，拉动的不是经济，而是滥发货币。政府投资，其实就是把钱交给官员去花。官员的钱来自国库，所以就要拼命提高税收，国富民穷。政府税收再高，也满足不了官员花钱的欲望。怎麽办？那就滥发货币嘛。正是这样，中国才出现了许多无效生产、劣质生产；为了保增长，又拼命不让企业倒闭。为了保增长，政府增发了太多的货币，导致通货膨胀。

就此，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对目前经济隐患的必然性的把握，是一种积极的战略调整，肯定会促进生产创新能力，给中国带来一些积极的长期效果。但是，仅仅有这一点，还很难触动得了根本的隐患。

去年在《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隐患》中，我指出了这种隐患是内部机制性的，“这种回落说明不仅增长是投入性的，而且增长的规模离开了经济核心的东西。中国经济下滑一方面来源于增长的基本面和潜在增长能力的下滑，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消费需求的疲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持续，另一方面是基本层面的活劳动工资没有增加多少。虽然人人有活干，可人人的差距越来越扩大了，特别是在多数的劳动者同少数资本的持有者之间。这样，社会的总需求会慢慢的变得不充分。这种不充分达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经济循环断裂的临界点，就是常说的两极分化”。但太多的人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内部的，即使是内部的，也是结构性的。

无论是2009－2010年的四万亿，还是目前的投资刺激，均收效不佳。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但经济滑势持续。这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内部机制的压力。更重要的，对于这种内在的问题，不能仅仅简单地归于产能过剩、无效GDP、滥发货币等政策，而是必须看到背后的原因。

特别提醒的，是目前中国的投入模式，也会大力度地重视资本利润、技术更新、产业升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但这只是死劳动方面，本质的缺陷是忽视经济公平、工资福利、劳保养老、生活提升的活劳动方面。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内部问题，是没有活劳动的增强，所以，死劳动方面的更新、升级只能是外在买来的，不会有生产力内部的革新、发明、创造、活力。例如，一对北京大学毕业的年轻男女，不靠父母资助，要在北京安个家窝，得相当困难，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精力搞科研创新呢？如果没有生产力内部的革新、发明、创造、活力，中国经济就只能依附于美国经济，投入产出、交换更新、融资扩大，特别是消费市场都受控于以美国为主的循环圈的制约，其结果不仅只能是依靠政府的强行投入，而且这种投入最终都得由作为活劳动的老百姓来承担，而死劳动最多也就是不断的山寨版而已。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深刻问题所在。

“供给侧”不能搬倒中国目前的根本经济隐患，不是供给学本身的问题。犹如2+2=4必须在十进位制中有效一样，“供给侧”只是从生产创新性给经济带来活力，抓住的是生产力。在美国，就是共和党的主张。

供给学的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平等竞争和企业自由的坚持。从经济上看，这是资本自主；从政治上看，这是起点平等；从文化上看，这是自我创新。自主、平等、创新的供给肯定能带来新的需要，这也是当年里根经济学翘起的根本缘故。但这里不仅隐含了人力资本与金钱资本的矛盾，而且也隐含着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源、利润创造与福利分享的矛盾。盖茨创造了微软，视窗就带来了普遍运用；乔布斯发明了iphone手机，为供给带来了巨大需求。这种需求的旺盛背后，固然是个体、企业家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但是，也不能忽视，作为消费基本主体的消费能力必须在一定的水平及氛围上。这也是市场的要求，是消费作为市场环节的必然实现。

对于市场来说，供给，是相对于需求，二者是手心与手背。就生产看，供给是手心，是内在要素，需求是手背，是外在条件；但从消费看，需求是手心，是内在要素，供给是手背，是外在条件。再广泛一点儿，就整个经济来看，它们合起来是控制整个过程的一只手，既有斯密说的看不见的一面，又有凯恩斯主张的看得见的一面，还应该有在看不见的一面中的“异化”，在看得见的一面中的“必然性”。“异化”，就是每个人都认为通过自己劳动而高于动物，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打鱼的人没鱼吃，盖房的人没房住，而且有钱的人更加自私，更加冷血，拜跪在金钱之下。“婚礼”用“2亿”来标价，忽悠的不是你我，而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需求。“必然性”，则指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终将是活劳动与死劳动的抗争。从打着GDP的旗号，套用政府投入款项强化消费刺激生产，又回到当下的生产拉动消费“供给侧”上，这首先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内部要求，特别是市场本身的内在要求。

市场，作为商品或服务的交换环节，是通过买者与卖者来实现的，买者组成的群体决定着消费的需求，而卖者组成的群体着决定生产的供给。所以，在市场层面，不仅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缺一不可，而且这种缺一不可是受制于作为群体的人与人的关系的。

消费需求，作为一种经济能力，不管是现存的，还是新创的，一方面受之于生产内部能力，另一方面受制于外部交换能力。市场，作为生产实现的一个环节，更多的是体现了交换的能力。内部能力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交换能力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任何内部能力对交换能力的促进，都是以其以交换能力的提升为前提的，因为你一个人无法展开生产，也无法进行真正的人类消费。当然，反之亦然。

正是由于经济中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供给侧”的本性又是“市场侧”。在市场上，是“自由侧”；在自由中，一方是“劳动的自由”，另一方是“资本的自由”；劳动靠创新获得发展，资本靠利润获得扩大。这种发展与扩大，在共同实现中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但在分别占有上，也有相互压榨的一面。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供给侧”应该侧劳动，还是侧资本呢？在“测劳动”中，是侧基本主体的劳动群体，还是侧少数富有的企业家们？说到底，不建立人与人的良好公平关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性的生产创新，不可能有真正生产力的提升，只能是小打小闹，只能是低价销售，只能是为人加工，只能是受控于人的二流经济。

解决资源与分配、劳动与资本、利润与福利的公平关系问题，是“供给侧”发挥真正作用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实施的一整套社会福利保证制度，没有六十年代平权运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共和党的“供给侧”能在八十年代给美国经济带来辉煌的里根时代吗？

说白了，乔布iphone手机的“供给侧”所以带来了美国的巨大需求，一方面在于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美国扫地端盘子的人都能开宝马奔驰了，这样创新与利润才会相得益彰。可在中国，这些类似的人群，得扫多少地、端多少盘子才能买一部电脑、换得一部iphone手机？

有人对供给侧的自信，“中国经济前30年，加大基础设施、出口，这是政府拿手好戏，银行的钱掏出来。消费，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那是企业家的本事，那是创新的体现。”

然而，问题是作为中国内需的基本阶层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可以用来消费的钱呢？连上帝都知道，中国老百姓拘谨消费，甚至不愿消费，不是供给不足，而是钱不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高楼大夏，而有钱的富人，又不想消费，是供给太足了，只能眼睁睁地瞅着那满床大钞。

钱不足，到了房子空置率不断攀升；供给太足，到了今年玉米、花生的价格不断下降。这是人们不愿住房子而追求宿船、不愿吃玉米花生而改换吃天鹅肉的结构性变化造成的？既然不是，那么再怎么努力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供给侧”，虽然能解决中国的一些问题，但也不能完全解决其根本问题。原因是这种不足与太足之间的矛盾，不是仅靠促进生产创新能解决的。

中国的产能过剩、无效GDP、滥发货币等，表面上看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其实是政府没有正确干预的结果。就是说，不是政府干预本身的不对，而是政府竟为自己的政绩、贪占与那些富人的利润、好处干预的，而不是为了真正的生产创新、企业活力、基本劳动群体、老百姓的福利干预的。这不仅与当年美国共和党的柯立芝、胡佛的“供给侧”的自由政策不同，而且完全与民主党的罗斯福的“需求侧”的新政背道而驰的。

归根到底，我们应该弄明白的，经济，不只是人类发财致富的一种生存手段，而且本性上是我们追求生活的一种方式。否则，你会把所有的经济危机都当成阴谋诡计，把经济政策都当成赚钱手段，永远理解不了什么叫激情、想象、德性、信任、期望，没有这些，你的经济世界也就无法产生真正的合作、活力、发明、创新了。

附：《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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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中军

20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