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

1962.08.09

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二十三年，垮台了，我們還有幾年。

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復辟的問題，還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話：國民黨在台灣，搞了一個政綱，土地收為農民所有，但又保護地主。）各地方、各部專搞那些具體問題，而對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問題不去搞。

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李××揭露鄧子恢的五個報告中的問題）派幹部下去，而思想不“統一”，不討論就走，這種辦法不好。為什麼不請鄧子恢來？他不來我們的對台戲唱不成。建議中心小組再加五個人：鄧子恢、王稼祥、康生、吳冷西、胡繩。

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麼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乾淨？歷代都是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有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只有資產階級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更正。

有困難，對集體經濟是個考驗，這是一種大考驗。將來還要經受更重大的考驗。蘇聯經過兩次大戰的大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現在還出修正主義。我們的困難比蘇聯的困難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們搞得最好，因為從全國說，土改比較徹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壞分子與馬步芳分子。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於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高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補充了不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蘇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單幹了近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體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種購物券。他們的券並不比我們少。

找幾個同志把蘇聯由困難到發展的過程，整理一個資料。這事由康生同志負責，搞一個經濟資料。

動搖分子堅決鬧單幹，以後看形勢不行又要求回來。最好不批准，讓他們單幹二、三年再說。他們早回來，對集體經濟不會起積極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幹、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

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康生插話：現在的價格，低出高進，不利於集體經濟。）

內務部一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幹部要對下面有所幫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隨便提出個人意見。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東西都應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領導要有個態度，否則錯誤東西泛濫。反正有三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買辦階級，美國資本主義農場，平均每個場有十六戶，我們一個生產隊二十多戶。包產到戶，大戶還要分家，父母無人管飯，為天下中農謀福利。

河北胡開明，有這麼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一片黑暗”論調的傳達，受到壓力。你壓了我那麼久，從一九六○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你一下麼！

有沒有階級鬥爭？廣州有人說：聽火車轟隆轟隆的聲音，往南去的象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開的象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有人發國難財，發國家困難之財，貪污盜竊。黨內有這麼一部分人，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每個省都有那麼一種地方，所謂後解放區，實際上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黨員的成份，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污腐化，這部分人好辦。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傳反帝、反封建，宣傳力量比較集中，婦孺皆知，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才十年，去年提出對幹部重新進行教育，是個重要任務。“六大”只說資產階級不好，但是對資產階級加以具體分析，反對的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別的資產階級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沒收國民黨，大資本家、帝國主義的財產，這些拿到我們手上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拿到別人手上是資本主義性質。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開始搞社會主義。互助組、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一直發展下來。真正社會主義革命是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的。以後經過多次運動，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展開。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對，中間有些工作有錯誤，最主要的是高徵購、瞎指揮、共產風，幾個大辦、安徽“三改”、引黃灌溉（本來是好的，不曉得鹽鹼化）。因此四個矛盾要再加上一個矛盾：正確與錯誤的矛盾。高指標、高徵購，這是認識上的錯誤，不是什麼兩條道路的問題。好人犯錯誤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完全不同，與混進來的及封建主義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設多招了二千萬人，沒看準，農民就沒有飯吃，就要浮腫，現在又減人。

有些同志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或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馬克思主義，一有風就頂不住。對這些人應讓他們講話，讓他們講出來，講比不講好，言者無罪。但我們要心中有數，行動要少數服從多數，要有領導。陶鑄同志的報告中說：“要正確處理單幹，紀律處分，開除黨籍。”我看帶頭的可處分，絕大多數是教育問題，不是紀律處分，但不排除對帶頭搞分裂的紀律處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則。

這是無產階級和富裕農民之間的矛盾。地主、富農不好說話，富裕農民就不然，他們敢出來講話。上層影響要估計到，有的地委、省委書記（如曾希聖），就要代表富裕農民。

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辦高級黨校、中級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麼行？

我們這政權，包了很多人下來，也包了大批國民黨下來，都是包下來的。

羅隆基說：我們現在採取的措施，都是治標的辦法，治本的辦法是不要搞階級鬥爭。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和平過渡，就是穩不過渡，永遠不過渡。

我在大會上只出了個題目，還沒有講完，有的只露了一點意思，過兩天可能順成章。

三年解放戰爭，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後對兩種資本主義的改造很順利。有的地區的民主改革還是不徹底，比如潘漢年、饒漱石，長期沒發現。

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餘，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莫斯科宣言上這兩句話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國際上有一點小風波，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六月颳起十二級颱風，他們準備接管政府，我們來個反攻，所有學校的陣地都拿過來了。反右後，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躍進。六○年開始搞十二條，六一年搞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

過去分田是農民跟地主打架，現在是農民跟農民打架，強勞力壓弱勞力。

有這樣一種農民，兩方面都要爭奪，地富要爭奪，我們要爭奪。

小資產階級、農民有兩重性，碰到困難就動搖，所以我們要爭奪。無產階級領導，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付酬，但要照顧四屬、五保。

二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那個能辦到？

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的商業政策，沒執行。按勞分配的政策，也不執行，不是促進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響。商業部應該改個名字，叫“破壞部”。同志們聽了不高興，我故意講得厲害一點，以便引起注意。商業政策、辦法，要從根本上研究。這幾年兔、羊、鵝有發展，這是因為這幾項東西不徵購。打擊集體，有利單幹，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

中央有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做得好，象軍事、外交。有些部門象計委、經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中央大權獨攬，情況不清楚，怎麼獨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個部門鬧革命，為什麼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到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廣州、江西七、八年，陝北十三年。不一定一個地區干，永遠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幹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決？陳伯達同志說，不能再給了。

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先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

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

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迪要幹什麼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