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对拆除老旧建筑是常有的事，那为什么国家在1958年对北京天安门广场区域进行的那场大规模拆迁至今仍颇具争议？因为世上没有后悔药，有些东西一旦被摧毁，就再也无法重现了。

而在那次拆迁中，我们失去了一座在封建时代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图腾”，它便是被视为“国门”的中华门。

中华门本身并没有承载多么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是被人为地赋予了极高的象征意义。封建社会，这座建筑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让老百姓看到它，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寻常人与权贵之间存在的不可跨越的鸿沟。

1941年2月2日，明王朝迁都北京。作为北京故宫的南大门，皇城与市井的分界线，明成祖朱棣特意要求工匠们在此修建一座宏伟宏伟建筑，用以彰显皇家的尊贵。大明门依照南京故宫的洪武门而建，风格庄严厚重，落成后即被定为“国门”，上有大学士解缙写的门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别看这不过是一座城门，在它的使用上却将封建社会森严的社会层级体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规定，大明门主门内是皇家御道，只有皇帝、皇后、太上皇和皇太后等少数皇亲国戚可以穿行，因此在大多数时间里，其主门是关闭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享受穿过主门的资格，如历代科举状元，在通过殿试后便身穿红袍骑马由大明门走出皇宫，代表其身份受到了皇帝和上流社会的认可，象征社会阶层的跨越。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人能够经常出入大明门，他们便是抬轿的轿夫。当然，在那个年代，轿夫身份卑微，或许权贵们根本就不把这些下人当人看，因此这也算不上什么破坏规矩的事儿。

除去上述几种情况，其他人通常是绝不准随意出入这道国门的，即便是当朝大臣，地位显赫，上下朝时也只能走一侧的宣武门，表示对高高在上的皇权的尊重。而在大明门前往还设有一块非常显眼的“下马碑”，无论是否要穿过这道门，只要路过下马碑都要行跪拜之礼。

清朝时，大明门改名为“大清门”，继续作为国门存在。清人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建，用石栏杆将大清门至正阳门之间围成一个广场，墙内两侧建起了许多屋子，作为各衙门的办公地。

民国时期，大清门又被改名为“中华门”，虽然门内两侧建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但从留存的历史照片看来，直至被拆除前，中华门也保存得非常完好，红墙金瓦，古香古色，颇具帝王风范。

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伫立在此的中华门反而成了一道阻碍，因此，拆除它的议题也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日程，这也成了日后争议的开端。

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中央领导的批准下，天安门广场迎来了一次大规模改建。根据规划，新的天安门广场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00米，一旦扩建完成将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但这也意味着包括中华门在内的一批老建筑必须被拆除。

即便这套方案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复的，但它仍招来了猛烈的反对声，包括著名建筑设计师梁思成先生在内的许多人坚决要求保留这些古建筑，认为它们走过了风风雨雨，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兴衰，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应当被随便毁掉。

另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天安门广场在最初设计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专家团的建议，而这群苏联专家一面对包括中华门在内的北京古建筑群大加称赞，提出要保护和发展古城，一面却强行要求古城为城市的膨胀做让步，在规划上挤占古建筑的生存空间，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令人费解。

一说是当年苏俄成立时，也有专家提出要在莫斯科古城外另造新城，却遭到了列宁、斯大林等领袖的批评，专家们因此不敢再提；也有人认为，这些“外来者”没有经历过中国浩瀚的历史，无法感同身受，因而不懂得这些完整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的珍贵。

虽然这段往事难免不让人遗憾，但笔者倒是认为当年拆掉中华门一事并非一个荒谬的决定，反倒理由充沛，利大于弊。

首先，在明清两朝，这座建筑所代表的是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封建”二字的具象化，纵使其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却仍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格格不入。拆掉中华门即是对封建残余的肃清，其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这张照片也有力佐证了拆除中华门的必要性。

照片拍摄于1958年，也就是天安门广场新一轮扩建与改造前夕。从照片中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已基本建成，两侧的城墙早就被拆除，附近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建筑也在有条不紊地建设。此时中华门的存在仿佛一个塞子，堵塞了城市的新一轮建设。

而在1959年拆除中华门后，皇城过去封闭的格局才彻底被打破，改造完成的天安门广场可容纳100万人集会，供180人并排走过，这样一改，整片区域的格局大气多了。

可事实上，自从中华门拆除起直至今日，有关此事的争议从未停息。而中华门也不是城市改造过程中唯一的牺牲品，例如1954年被拆除的地安门、1965年被拆除的崇文门、1969年被拆除的东直门等等，这让人们一次又一次想起消失的那道“国门”，不断加深着对拆除古建筑的质疑。

笔者前些天还看到这样一种说法：以中国人的智慧，我们有一万种方法修建出一座比天安门广场还要雄壮的奇观，却没有一种方法能把失去的古建筑复原，而梁思成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梁思成提出在古城之外重建一座“新城”，将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方案被否决后，梁思成叹息道：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如今再看北京的照片，故宫的红墙金瓦依旧引人注目，这也被视为城市建设中“古今结合”的典范，然而在一些人眼里，这座城已被捯饬得十分可笑。

殊不知，如今留存下来的紫禁城只是当年庞大的北京古城的冰山一角。有专家曾提出：倘若当初按照梁思成的设想建设首都，那么如今留存下来的北京城，“将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巴黎等在北京面前也不值一提。

1949年初，北京市长彭真曾对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望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指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工业）。后者大吃一惊，他明白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古城便会不可避免地被新城吞噬，早晚有一天会变得不古不今，不伦不类。

当然，或许是这些旧时代走出来的“专家”思想太过陈旧了；时代是不断向前的，理念也需随时代而改变。如今的北京古今融合，交相辉映，繁华而不失端庄，似乎并没有梁思成所说的那么悲观。

中华门的消失到底是一道遗憾还是一种进步，这个问题只能仁者见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