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道德元理 26. 馬基雅維里也木有開創現代政治科學

既然說起了馬基雅維里，就接着這話頭，來看看另一個相關的問題：他是不是讓現代政治學，回歸成一門科學？畢竟哈，不少中外論者，都拿他隔離了政治與道德當理由，稱讚他是亞里士多德之後，“真能以純粹科學眼光，研究學問的第一人”，一舉開創了現代政治科學，文言又叫“新政治科學”。哇塞。然而哦，不好意思吔，親，這純屬另一個謬獎，不僅同樣帶有，“道德無涉”論的搞笑烙印，而且也不符合，馬基雅維里政治學的實際面目，且聽俺老漢娓娓道來，嗯哼。

其實呢，他在《君主論》裡，曾這樣子談到了，“真實”與“想象”的區分：“我覺得最好是論述，事情的真實狀況，而不是事情的想象一面。……人們實際怎樣生活，與人們應當怎樣生活，距離簡直太大啦，以致人們要是，為了應當怎樣辦，把實際是怎麼回事，拋到腦後不問，非但不能保存自己，反倒還會自我毀滅。……所以喔，我打算把想象中的，君主事情撇在一旁，只討論確實存在的事情。”

考慮到老先生，早生了兩百多年，淺人簡直打算懷疑，小休在是與應當問題上，一直享有的原創地位咧，因為這段話雖然木有提出，從事實能不能推出價值的話頭，更木有注意到，認知需要與非認知需要的糾結關聯，卻已經不自覺地，區分了實然與應然，尤其強調了，自己的理論使命在於：把事情的真實狀況揭示出來。難得。

坦率說，這一點確實讓他，形成了某種自發的“科學眼光”，從而也讓他的政治學理論，包含着一定的科學因素，尤其表現在：他不是像前輩們那樣子，在應然願景的誤導下，片面地彰顯高尚的德性，在政治板塊中的主導效應，而是如實描述了現實生活中，君主們為了手中的權力，怎樣地不僅拿德性，而且拿劣性，當成積極有效的工具來運用——儘管這些全面描述，被分不清“道德”與“德性”的後世論者，捧成了讓政治擺脫道德束縛，回歸不知在哪的神奇自身的高妙之論。糊塗。

此外吧，馬基雅維里開始就把一切政權，區分為共和國與君主國，然後再把君主國，區分為世襲的與新的，以及接下來的一系列論述，也與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裡，圍繞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的論述相當接近，展示了他“只討論確實存在的事情”的實然態度：“我竭力深入探索這個課題，討論君主國是什麼，它有哪些種類，怎樣獲得，怎樣維持，以及為啥會喪失。”

至於他引用了大量材料，包括以往的歷史記載，和親歷的當時現狀，來證明自己的見解，儘管有效性和全面性有待商榷，但努力運用經驗主義的方法，讓理論擁有事實的支撐這一點，卻是難以否認的，從一個側面體現出，當時文藝復興運動中，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他的積極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此也有一定的自覺意識。在開篇按慣例習俗寫下的，“上梅迪奇殿下書”里，他自豪地宣布：“我覺得在我所有的東西里，最寶貴、最有價值的，莫過於我對偉大人物事跡的知識了。這是我依靠對現代大事的長期經驗，對古代大事的不斷鑽研獲得的。”儘管這裡也沒有明白顯示，為認知而認知的科學態度，卻足以呈現出，他試圖通過親身經驗和刻苦鑽研，而非憑空想象和隨意猜測的途徑，追求最寶貴、最有價值知識的清晰意向，不是？

可是吔，這些僅僅意味着，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學理論中，的確有個試圖描述，事實真相的科學部分，卻並不意味着，他以“純粹科學眼光”，開創了現代政治科學。理由不複雜：努力論述事情的真實狀況時，他雖然擺脫了德性至上的應然願景，卻又將君權至上的規範性立場，注入到有關事情真實狀況的描述中，乃至明確提出了，訴求，從而使他的政治學理論，成為實然與應然，雜合不分的交織物，嗯哼。

舉個例：在“上梅迪奇殿下書”里，表達對知識的熱愛的同時，他又聲明將這本書，當成“自以為君主最喜愛的東西，作為獻禮”，表達自己的“一片忠誠”，並熱切祈望殿下：“達到命運之神和你的其他條件，使你有望達到的偉大地位。”

即便把這個聲明，看成不得已的奉承話，它也依然從一個側面體現了，馬基雅維里的部分寫作動機：希望自己的書，能夠受到君主的重視，從而在政治實踐中，發揮幫助君主保存自己、不被毀滅的積極效應。不用講，對此肯定無需苛求，但好像也不應當，裝作完全看不見，甚至公然否認，不是？

更重要的是，正文中也處處可見，這種應然動機的瀰漫痕跡，尤其表現在：如果說以前的政治學家，通常會依據自己的道德願景，抨擊訴諸倫理劣性的做法的話，馬基雅維里如實描述了，這樣子的事實後，卻往往基於替君主着想的應然態度，對此發表肯定讚揚的規範性評判。

比方說，談到瓦倫蒂諾公爵，憑藉殘忍和訛詐等劣性，以及勇猛和能力等德性，取得成功的事例時，他就坦率承認：“我認為他沒有可以非難之處”，反倒值得大夥效法。再例如，對某些靠着邪惡卑鄙、奸詐殘暴，登上君主寶座的人，他也主要根據其成功與否，展開褒貶，最多認為他們，“不能贏得光榮”而已。更嚴重的是，有一次他甚至這樣子，為征服成功了的君主出謀劃策：“要把舊君的血統滅絕，但別改變它們的法律和稅收。……對人們應當愛撫，不然就把他們消滅掉。”

無需講，第一呢，諸如此類的大量論述，明顯遠離了價值中立的實然原則，不可能屬於，為認知而認知的政治科學，只能是屬於，為了非認知而評判的規範政治學。第二呢，它們明顯站在了，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應然立場上，從而勢必與那些，因此遭受了嚴重傷害的被統治者，所持的應然立場截然對立。

此外吧，將這種規範性態度泛泛說成是，注重實際利益的“現實主義”，同樣難以成立，既不符合一切政治行為，兼有道德理念與非道德益好的真相，也不符合《君主論》的觀點。毋寧說，馬基雅維里是在主張人性惡，認為腐化墮落的群氓，只會追逐私利、忘恩負義，無需以德性待之的扭曲基礎上，主張君主為了守住，鞏固權力的底線，該實施德性的時候，就實施德性，該實施劣性的時候，就實施劣性。

這個意思上講，他的應然立場，與其說是籠統抽象、不知所云的“現實主義”，就不如說是，嚴格意思上的“君權主義”了，強調君主的權力至高無上，主張君主為了維持統治，不管怎麼做都對——即便這種規範性的意向，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或許也有某種，推動意大利統一的正面內涵。

說白了，政治板塊中，實施倫理德性的努力，哪怕不成功，也不是夢幻泡影的“理想主義”；不惜訴諸倫理劣性，來維持統治的做法，就算成功了，也不是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很不幸，不加辨析地貶抑前者，推崇後者，成了現代政治學界，只看成功與否，不問正義與否，因而實然層面，也很扭曲的一種理論傾向，嗯哼。

這樣子看，將《君主論》說成是，現代政治科學的開創性表現，不僅不符合，馬基雅維里政治學的本來面目，而且也會在應然層面，產生嚴重的誤導效應，甚至將政治學的研究，引入一味為君主辯護，卻忽視其不義後果的歧途。正因此，以往不少論者對他的批評，雖然未能看到，他在實然維度上的理論貢獻，同時也未免有點偏頗，應然維度上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自覺不自覺地觸及到，作為規範政治學的“馬基雅維里主義”，背離了不可害人—尊重權益的正義底線的致命弊端。

再次囉嗦一回：考慮到馬基雅維里一生，對於政治實踐的積極參與，以及當時的歷史氛圍，對他主張君權至上的規範性立場，我們今天不必吹毛求疵，更不應據此一筆抹煞了，他的原創貢獻。在此揭露這種立場，只是為了說明：雖然他的政治學理論中，的確包含了“只討論確實存在的事情”的科學因素，但這些因素與其說是，他純粹基於求知慾，從事研究的終極目的，不如說是為了幫助君主們，在政治生活中成功保存自己的非認知目的服務的，所以歸根結底從屬於，他的政治學理論中的規範性因素。

所以曰，把他誇成亞里士多德之後，“真能以純粹科學眼光，研究學問的第一人”，明顯屬於不合事實的溢美之詞：雖然兩位大師的政治學理論，都兼有描述政治生活實際怎樣的科學因素，與建議政治生活應當怎樣的規範性因素，老亞至少在動機上，持有不受非認知目的干擾的科學態度，小馬則不僅相對缺乏，這種自覺的科學態度，而且還將自發的科學態度，從屬於自覺的非科學態度：他關注事情的真實狀況，勝過事情的想象一面，不是出於單純為認知而認知的好奇心，而是出於幫助君主，成功地保存自己、不被毀滅的應然動機。

說穿了，甭提五百年前的馬基雅維里了，就連當前眼下現而今，也很少能見到，嚴格意思上的“政治科學”呢：由於未能澄清，實然與應然界線的緣故，研究者們照舊未能把，為認知而認知的科學態度，與為非認知而認知的非科學態度隔離開，結果導致他們的研究成果，照舊是科學內容與規範性內容，傻傻分不清的雜合物。

正因此，我們今天也木有理由，隨意拔高馬基雅維里，在政治科學方面的貢獻，不然只會加劇、卻沒法改變這類扭曲。毋寧講，只有如實考察他的政治學理論，指出其中哪些內容是描述政治生活，實際怎樣的科學因素，哪些內容是建議政治生活，應當怎樣的規範性因素，才能在把政治學區分成，政治科學與規範政治學的架構內，辨析和評判他在這兩部分中的，理論貢獻和漏洞弊端，並作為辨析和評判其他研究者的，理論貢獻和漏洞弊端的一個參照系，推動政治學的整體健康發展。

友情提醒一聲：“道德無涉即科學”的荒誕局面，不僅出現在政治學界。後面將看到，法學界也管湧出了，“擺脫道德束縛，才能回歸科學”的滑稽論調，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從而將道德置於了，無比尷尬的窘境：雖然政治和法律，都是它的組成部分，但這倆好像只有從道德中獨立出來，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言下之意等於說：有關道德自身的探討，註定了沒法科學。沮喪。所以哈，大夥不妨把本系列，描述道德元理的努力，當成逆學界大潮而動的，最後一次掙扎。歐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