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 26. 马基雅维里也木有开创现代政治科学

既然说起了马基雅维里，就接着这话头，来看看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他是不是让现代政治学，回归成一门科学？毕竟哈，不少中外论者，都拿他隔离了政治与道德当理由，称赞他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真能以纯粹科学眼光，研究学问的第一人”，一举开创了现代政治科学，文言又叫“新政治科学”。哇塞。然而哦，不好意思吔，亲，这纯属另一个谬奖，不仅同样带有，“道德无涉”论的搞笑烙印，而且也不符合，马基雅维里政治学的实际面目，且听俺老汉娓娓道来，嗯哼。

其实呢，他在《君主论》里，曾这样子谈到了，“真实”与“想象”的区分：“我觉得最好是论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而不是事情的想象一面。……人们实际怎样生活，与人们应当怎样生活，距离简直太大啦，以致人们要是，为了应当怎样办，把实际是怎么回事，抛到脑后不问，非但不能保存自己，反倒还会自我毁灭。……所以喔，我打算把想象中的，君主事情撇在一旁，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

考虑到老先生，早生了两百多年，浅人简直打算怀疑，小休在是与应当问题上，一直享有的原创地位咧，因为这段话虽然木有提出，从事实能不能推出价值的话头，更木有注意到，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纠结关联，却已经不自觉地，区分了实然与应然，尤其强调了，自己的理论使命在于：把事情的真实状况揭示出来。难得。

坦率说，这一点确实让他，形成了某种自发的“科学眼光”，从而也让他的政治学理论，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因素，尤其表现在：他不是像前辈们那样子，在应然愿景的误导下，片面地彰显高尚的德性，在政治板块中的主导效应，而是如实描述了现实生活中，君主们为了手中的权力，怎样地不仅拿德性，而且拿劣性，当成积极有效的工具来运用——尽管这些全面描述，被分不清“道德”与“德性”的后世论者，捧成了让政治摆脱道德束缚，回归不知在哪的神奇自身的高妙之论。糊涂。

此外吧，马基雅维里开始就把一切政权，区分为共和国与君主国，然后再把君主国，区分为世袭的与新的，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论述，也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围绕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的论述相当接近，展示了他“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的实然态度：“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啥会丧失。”

至于他引用了大量材料，包括以往的历史记载，和亲历的当时现状，来证明自己的见解，尽管有效性和全面性有待商榷，但努力运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让理论拥有事实的支撑这一点，却是难以否认的，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他的积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此也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在开篇按惯例习俗写下的，“上梅迪奇殿下书”里，他自豪地宣布：“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获得的。”尽管这里也没有明白显示，为认知而认知的科学态度，却足以呈现出，他试图通过亲身经验和刻苦钻研，而非凭空想象和随意猜测的途径，追求最宝贵、最有价值知识的清晰意向，不是？

可是吔，这些仅仅意味着，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理论中，的确有个试图描述，事实真相的科学部分，却并不意味着，他以“纯粹科学眼光”，开创了现代政治科学。理由不复杂：努力论述事情的真实状况时，他虽然摆脱了德性至上的应然愿景，却又将君权至上的规范性立场，注入到有关事情真实状况的描述中，乃至明确提出了，诉求，从而使他的政治学理论，成为实然与应然，杂合不分的交织物，嗯哼。

举个例：在“上梅迪奇殿下书”里，表达对知识的热爱的同时，他又声明将这本书，当成“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表达自己的“一片忠诚”，并热切祈望殿下：“达到命运之神和你的其他条件，使你有望达到的伟大地位。”

即便把这个声明，看成不得已的奉承话，它也依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基雅维里的部分写作动机：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受到君主的重视，从而在政治实践中，发挥帮助君主保存自己、不被毁灭的积极效应。不用讲，对此肯定无需苛求，但好像也不应当，装作完全看不见，甚至公然否认，不是？

更重要的是，正文中也处处可见，这种应然动机的弥漫痕迹，尤其表现在：如果说以前的政治学家，通常会依据自己的道德愿景，抨击诉诸伦理劣性的做法的话，马基雅维里如实描述了，这样子的事实后，却往往基于替君主着想的应然态度，对此发表肯定赞扬的规范性评判。

比方说，谈到瓦伦蒂诺公爵，凭借残忍和讹诈等劣性，以及勇猛和能力等德性，取得成功的事例时，他就坦率承认：“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反倒值得大伙效法。再例如，对某些靠着邪恶卑鄙、奸诈残暴，登上君主宝座的人，他也主要根据其成功与否，展开褒贬，最多认为他们，“不能赢得光荣”而已。更严重的是，有一次他甚至这样子，为征服成功了的君主出谋划策：“要把旧君的血统灭绝，但别改变它们的法律和税收。……对人们应当爱抚，不然就把他们消灭掉。”

无需讲，第一呢，诸如此类的大量论述，明显远离了价值中立的实然原则，不可能属于，为认知而认知的政治科学，只能是属于，为了非认知而评判的规范政治学。第二呢，它们明显站在了，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应然立场上，从而势必与那些，因此遭受了严重伤害的被统治者，所持的应然立场截然对立。

此外吧，将这种规范性态度泛泛说成是，注重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同样难以成立，既不符合一切政治行为，兼有道德理念与非道德益好的真相，也不符合《君主论》的观点。毋宁说，马基雅维里是在主张人性恶，认为腐化堕落的群氓，只会追逐私利、忘恩负义，无需以德性待之的扭曲基础上，主张君主为了守住，巩固权力的底线，该实施德性的时候，就实施德性，该实施劣性的时候，就实施劣性。

这个意思上讲，他的应然立场，与其说是笼统抽象、不知所云的“现实主义”，就不如说是，严格意思上的“君权主义”了，强调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张君主为了维持统治，不管怎么做都对——即便这种规范性的意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或许也有某种，推动意大利统一的正面内涵。

说白了，政治板块中，实施伦理德性的努力，哪怕不成功，也不是梦幻泡影的“理想主义”；不惜诉诸伦理劣性，来维持统治的做法，就算成功了，也不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很不幸，不加辨析地贬抑前者，推崇后者，成了现代政治学界，只看成功与否，不问正义与否，因而实然层面，也很扭曲的一种理论倾向，嗯哼。

这样子看，将《君主论》说成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开创性表现，不仅不符合，马基雅维里政治学的本来面目，而且也会在应然层面，产生严重的误导效应，甚至将政治学的研究，引入一味为君主辩护，却忽视其不义后果的歧途。正因此，以往不少论者对他的批评，虽然未能看到，他在实然维度上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未免有点偏颇，应然维度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到，作为规范政治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背离了不可害人—尊重权益的正义底线的致命弊端。

再次啰嗦一回：考虑到马基雅维里一生，对于政治实践的积极参与，以及当时的历史氛围，对他主张君权至上的规范性立场，我们今天不必吹毛求疵，更不应据此一笔抹煞了，他的原创贡献。在此揭露这种立场，只是为了说明：虽然他的政治学理论中，的确包含了“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的科学因素，但这些因素与其说是，他纯粹基于求知欲，从事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如说是为了帮助君主们，在政治生活中成功保存自己的非认知目的服务的，所以归根结底从属于，他的政治学理论中的规范性因素。

所以曰，把他夸成亚里士多德之后，“真能以纯粹科学眼光，研究学问的第一人”，明显属于不合事实的溢美之词：虽然两位大师的政治学理论，都兼有描述政治生活实际怎样的科学因素，与建议政治生活应当怎样的规范性因素，老亚至少在动机上，持有不受非认知目的干扰的科学态度，小马则不仅相对缺乏，这种自觉的科学态度，而且还将自发的科学态度，从属于自觉的非科学态度：他关注事情的真实状况，胜过事情的想象一面，不是出于单纯为认知而认知的好奇心，而是出于帮助君主，成功地保存自己、不被毁灭的应然动机。

说穿了，甭提五百年前的马基雅维里了，就连当前眼下现而今，也很少能见到，严格意思上的“政治科学”呢：由于未能澄清，实然与应然界线的缘故，研究者们照旧未能把，为认知而认知的科学态度，与为非认知而认知的非科学态度隔离开，结果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照旧是科学内容与规范性内容，傻傻分不清的杂合物。

正因此，我们今天也木有理由，随意拔高马基雅维里，在政治科学方面的贡献，不然只会加剧、却没法改变这类扭曲。毋宁讲，只有如实考察他的政治学理论，指出其中哪些内容是描述政治生活，实际怎样的科学因素，哪些内容是建议政治生活，应当怎样的规范性因素，才能在把政治学区分成，政治科学与规范政治学的架构内，辨析和评判他在这两部分中的，理论贡献和漏洞弊端，并作为辨析和评判其他研究者的，理论贡献和漏洞弊端的一个参照系，推动政治学的整体健康发展。

友情提醒一声：“道德无涉即科学”的荒诞局面，不仅出现在政治学界。后面将看到，法学界也管涌出了，“摆脱道德束缚，才能回归科学”的滑稽论调，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从而将道德置于了，无比尴尬的窘境：虽然政治和法律，都是它的组成部分，但这俩好像只有从道德中独立出来，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言下之意等于说：有关道德自身的探讨，注定了没法科学。沮丧。所以哈，大伙不妨把本系列，描述道德元理的努力，当成逆学界大潮而动的，最后一次挣扎。欧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