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陈天师疑古遭质疑

毫无疑问，李力研之所以要勉为其难地“略加引用”陈寅恪的那篇文章，和方舟子在1993年与人辩论时一边大肆吹捧陈寅恪，说他“乃一代宗师，治学严谨，举世景仰，其考据，有经则引，有典则据，可谓无一字无出处”【38】、一边嘲笑别人“读不懂陈寅恪先生的文章”【39】，完全是出于相同的心理，那就是要借助陈寅恪的名气来压倒对手。问题是，陈寅恪的考证真的像他们说的、想的那样铁板钉钉吗？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和许多其他类似文章中所使用的方法，都是所谓的“横向（或斜向）比较法”，即在印度或者佛教历史中找到与中国史书中相关或者相似的记载，然后通过想象（或曰“臆测”）在二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种方法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它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心理和文化上具有很大的共性——所谓“人同此心”——；而这样的共性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独立制造、创造、产生大致相同的传说、故事、甚至科技发明和发现——所谓“心同此理”。例如，比孔子稍晚的古希腊大学者苏格拉底的一大特点就是“述而不作”。如果运用陈氏的这种方法，完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苏格拉底是受了孔子的影响。另外，使用陈寅恪方法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全然无视中国正史的价值，亦即他们手中掌握的任何一个“证据”，即使是道听途说，都拥有“一票否决”之权重，也就是可以将正史的记载一笔抹煞。这实际上就是五四之后“疑古”风潮的余毒——最让人纳闷的是，这种余毒恰恰就是陈寅恪在口头上所反对的——看看他是怎么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的：

“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40】

显然，陈寅恪在否定华佗其人之时所使用的方法和逻辑，与他告诫自己学生的治学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可是，由于中国学人中通梵语的人极少，再加上陈寅恪早在二十年代就与王国维、梁启超这样泰斗级人物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在三、四十年代饱受其门生故旧之追捧，如什么“精通三十国左右的文字”【41】，“他为探讨某一个问题，引来的证据，条条都是铁一般的事实”【42】；以及冯友兰对待他“好像徒弟对着师父那样恭敬”【43】、胡适在受到陈寅恪的点拨后表示“我很感谢陈寅恪先生的指示”【44】，以致他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位“教授的教授”【45】。所以，慑于其大名，中国的学者即使明知其某些论断证据单薄，逻辑牵强，也没人敢公开提出质疑。恰恰相反，一旦他抛出一个惊世观点，几乎马上就被奉为圭臬【46】，甚至群起响应【47】。事实是，拉陈寅恪的虎皮当反中医的大旗一直就是中医黑的一大绝技，所以，方舟子才会在攒书“批评中医”时盗用陈氏的《吾家先世中医之学》【48】，并且在微博上，时不时地把陈氏拎出来当作打中医的棍子：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 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49】

“要说偏激，谁也比不过真正的国学大师、‘中国文化的守护神’陈寅恪，他曾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现在那些国学大骗倒是个个最不偏激。”【50】

俗话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有了主子的带领，那些麇集在他膝下的走狗，如那个“没羞没臊的张功耀”【51】、那个傻乎乎、脏兮兮、不学无术的方方（网名“龙哥”、“龙哥-科学公园”）【52】、那个靠吃中医喝中医“研究”中医上位的“棒槌医生”余向东【53】，都要赶时髦，在黑中医之际援引陈寅恪。【54】这也说明，民国期间“疑古”风潮兴起的社会基础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反伪帮、科学纳粹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当年疑古派的某些特点，就像方舟子从胡适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一样。【55】

有道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寅恪头上的光环慢慢逝去，新一代学人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对陈寅恪的“批判”和“质疑”也开始浮出水面。这是马伯英——曾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部分主要执笔人——解释华佗名字的由来：

“华佗之‘佗’，实应与其治虫本领联系起来看。虫挂在壁间不以为秽，取作名字或绰号应属于美誉。他本名为旉，字元化。‘旉’据颜师古注，为‘开舒’意，与‘元化’意思相合，符古人起名取字两者意合的原则。与‘佗’则无此配合。而‘佗’，即‘它’，即‘蛇’，即‘虵’，即‘虫’。‘它’于甲骨文中作‘ ’，为蛇虫的象形；与‘也’通，‘也’亦作‘ ’。故‘佗’即‘他’，读作‘它’。葛洪《抱朴子》‘杂应’即称华佗为‘华他’。‘佗’现转音为‘驼’，是后来的事。《后汉书·华佗传》作‘吐蛇一枚’，‘悬此蛇辈约以十数’，与《三国志》用‘虵’字同义，均指为‘虫’。所以‘佗’不是他本名，而是绰号美称。”【56】

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比陈寅恪的“天竺语”要合理得多啊？

图八：“虫”和“它”字的演化

而实际上，陈寅恪的天竺语解释，且不说最多不过是“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57】，它本身很可能还是误解。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博士庞光华对陈寅恪的质疑：

“据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梵文agada作名词时是香药之名，特指解毒剂，中译为药或丸药。音译为阿揭佗，阿竭佗，阿伽陀。作形容词，为健康、健全之意，gada一词为病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梵文中的agada决不能省写作gada，a不是无意义的接头词，如阿罗汉的阿一样。阿罗汉可省作罗汉，但agada（阿竭佗）却不能省去a音（阿）。在梵文中，gada是病，a是表示否定的接头音，汉译为:不、非、未、犹未等。(据《梵和大辞典》)。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称：阿伽佗为无病、健康之意。指药时，特谓解毒剂、不死药，服用此药，疾病即痊。据《梵和大辞典》及《佛教语大辞典》，可知梵文agada之意为疾病克星，除病良药之意。接头音的a万不可省。如华佗为gada的译音，则华佗之意为‘病’，非如陈先生所说为‘药神’。从梵文出的汉语译名中，有许多词的接头音阿字都不可省。如阿修罗，意译为非天，阿为否定词‘非’，作修罗则意义正好相反。修罗，梵语sura，汉译为天、诸天、天众。非天与诸天相对立。阿鞞跋致，汉译为：不退，无退，不退转。鞞跋致刚好相反，为退、退转之意。”【58】

再看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彭华的这个论文摘要：

“《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年)，是陈寅恪早年运用比较方法、从事比较之学研究所获得的一项成果，其结论和方法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结合早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考察发现：(1)华旉之称华佗，乃出于其善治‘虫’，而非天竺语‘agada’之省译；(2)麻沸散的发明权在中国，中国不但古已有之，而且传承有道；(3)华佗事迹有附益先秦文挚之事者，此乃其原型所在，且早于印度神医耆域故事；(4)曹冲称象之法，中国先秦恐已有成例可寻。在从事比较研究时，中外比较固然重要，古今比较亦不可偏废。”【59】

事实是，不仅陈寅恪关于华佗的观点难以站得住脚，他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提出的其他观点也同样让人难以信服。例如，他论证“曹冲称象”子虚乌有的证据主要有二：第一，佛经中有类似故事；第二，曹魏境内没有大象。而事实是，陈所谓的“佛经”，乃是《杂宝藏经》，连陈氏自己都承认它“为北魏时所译”，因此它比曹冲晚了至少190年，比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也晚了一百年。但为了自圆其说，陈寅恪找到了一个根本不是证据的“证据”：“然其书乃杂采诸经而成，故其所载诸国缘多见于支那先后译出之佛典中。”难怪著名科学史学者戴念祖会气愤地写道：“总之，在陈寅恪看来，即使时距为二、三个世纪，曹冲称象非出佛教故事不可？！”【60】另一个事实是，迟至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仍有“巨象”在今安徽省的北部出没。【61】而在曹冲去世那年，也就是赤壁大战爆发那年（公元208年），曹操的势力已经达到长江北岸。

图九：于史有诸

陈寅恪断言《三国志》记载的“曹冲称象”故事来自佛经，理由之一就是“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所以《三国志》“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事混成一谈，以文饰之。”但根据《魏书》记载，迟至公元537年（东魏天平四年），在淮北还有巨象出没。而在曹冲去世之前，曹操的势力已达淮南。上图左侧为三国时魏国地图（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3册 三国、西晋时期》，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4页），右侧为《魏书》中的相关记载。

好笑的是，陈寅恪明明从《三国志旁证》得知清人何焯曾怀疑曹冲称象的原理“算术中本有此法”；清人邵晋涵曾“据《能改斋漫录》引《苻子》所载燕昭王命水官浮大豕而量之”之事，但他却大笔一挥，以“然皆未得其出处也”将之一笔勾销。这是宋人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以舟量物”条的全文：

“魏武帝时，孙权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邓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不校可知矣。’武帝即时行焉。时王方五六岁。予按，《符子》　曰：‘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其巨无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62】

一般认为，《符子》（实为《苻子》）是东晋时人苻朗的作品。【63】因此，在陈氏的眼中，它的价值远不如“杂采诸经而成”的《杂宝藏经》。但是，《考工记》却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郭沫若就斩钉截铁般地断言：“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64】、“我们可以断定作者的年代必然属于春秋战国时代。”【65】。而在这本书中，就有“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这样的话——它证明中国人早在那时就已经知道浮力定律了。【66】也就是因为如此，有人即使是在给“陈寅恪先生的科学史研究”大唱赞歌时，都不得不说“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很迟才懂得浮力原理”这样的话。【67】

图十：古已有之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工匠即已经知道利用浮力定律来检验车轮是否均衡。

显然是为了强调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源远流长，陈寅恪还写道：“……然据《【木奈】女耆域因缘》等佛典，则耆域为佛同时人，若其来游中土亦当在春秋之世，而非典午之时，……”。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陈寅恪的这个推测属实：目前公认的中印交流始于秦汉时代。【68】

最可笑的是，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的结尾，显然是为了证明“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俯拾皆是，陈寅恪这样写道：

“如袁宏《竹林名士傅》戴逵《竹林七贤论》孙盛《魏氏春秋》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也。独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即‘Venu’或‘Veluvana’之译语，乃释迦牟尼说法处（见历代所释经典）法显（《佛国记》）玄奘（《西域记》卷九）所亲历之地。此因名词之沿袭，而推知事实之依托，亦审查史料真伪之一例也。”【注：陈寅恪的原文是“Venu”，但《寒柳堂集》和《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却都将之改成“Velu”，而李力研将之抄成“VeLu”。其实，陈寅恪原文并没有错。】

而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毅的考证，在“历代所译佛经”中，“释迦牟尼说法处”在“竹林七贤”这个名号出现之前几乎全都译为“竹园”或“竹林园，译为“竹林”的只占5%；只是在“竹林七贤”成了大名之后，“竹林”的译法才逐渐增多。【69】换句话说就是，“竹林七贤”的“竹林”二字不大可能是来自佛经，而佛经中的“竹林”反倒可能是来自“竹林七贤”。

图十一：真理愈辩愈明

陈寅恪早在民国时代即负有盛名；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名声更是被“民国热”推向峰巅，连目空一切、自称脚踏科学、文史双舟的方舟子都恨不得给他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实际，陈寅恪的很多考证和论断都“值得商榷”。

总而言之，陈寅恪的那篇被李力研视为消灭古代华佗终极武器的文章，即使不说是百孔千疮，那也至多不过是一家之言。而李力研之所以把它视为至宝，就是因为他根本搞不清什么样的考证和推理值得信任，所以他只能根据作者的名气大小来决定取舍。这就是他一会儿搬出郭沫若、一会儿搬出陈寅恪的根本原因——而拉着名人、权威给自己站台一直被反伪帮当作伪科学的一大特征。【70】更不幸的是，李力研似乎不知道，郭、陈二人貌合神离，“龙虎相斗”，即使是在陈寅恪去世之后，郭沫若还要使出吃奶的力气花费大量篇幅来力证陈寅恪早年关于李白是西域胡人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71】幸亏柯云路没有在《发现黄帝内经》中大谈李白的族裔问题，否则的话，一边是“既是艺术大师又是理论旗手”的郭沫若的“一部好书”【72】，另一边是“一身严肃，治学严谨的大学者” 【17, p.403】、“一流历史学家之考证”【17, p.408】，李博学要是不闹出比天还要大的大笑话那简直就对不起伯乐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