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附录：“大脑惟先”理论与“皮尔当人”骗局：前因与后果

按照古尔德和谢尔默的说法，在皮尔当人化石出土之际，英国社会和学术界正在流行所谓的“大脑惟先”理论，这也是皮尔当骗局被英国人轻易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这个说法流传颇广——所以它才会被网络文贼方舟子盗卖到中国——，但事实是，无论这个理论是否为史密斯出于迎合“皮尔当人”的目的而故意炮制，它在当时都算不上是“流行的理论”。大量事实证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和美国，关于人类进化到底是“大脑惟先”还是“直立惟先”，主流观点就是后者；并且，不论“大脑惟先”理论是否“流行”，它对于这个骗局的“成功”都没有起什么作用。

1、人类进化理论之演化

在今天，虽然达尔文与进化论近乎同义词，但最早提出生物进化论的人却是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他的《动物学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书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了整整半个世纪。1844年，也就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15年，英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为《自然创造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其生物进化思想就是来自拉马克。【1】据达尔文自己说，英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地质学家莱尔（Charles Lyell, 1797-1875）曾一再说他的进化论是对拉马克学说的“修订”【2】虽然达尔文的英国斗犬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对拉马克颇为不屑，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达尔文的祖父是最早宣传拉马克学说之人。【3】而达尔文的德国斗犬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则对拉马克推崇备至，不仅说他远比有“古生物学之父”之称的居维叶（Georges Cuvier, 1769-1832）伟大，而且还说他是进化论的真正奠基人。【4】这是海克尔对拉马克人类进化理论的总结：

“拉马克试图通过猿类习性的改善，对其器官的利用及逐步发展，以及将由此而产生的变异传播给后代来解释人类的起源。他认为这些改善中最重要的是人的直立姿势，手脚的改变，言语能力的获得及其伴随着的大脑的发育。”【5】

不言而喻，海克尔本人也坚信“直立惟先”理论——古尔德就说他是“直立惟先”的领军人物。【6】实际上，在达尔文开始研究人类进化问题之前，海克尔就已经指出了一条完整的人类进化路线：半猿（semi-apes）、类人猿（man-like apes）、类猿人（ape-like men）、人（men）；而从类猿人到人的转化的关键一步就是“直立”。【7】

海克尔的著作影响非常大。据古尔德说，恩格斯的人类进化学说就是来自海克尔。【8】达尔文本人则说，如果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一书早一点被译成英文的话，他本人可能就不会撰写《人类的由来》一书了。【9】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海克尔的“人类的故乡在亚洲”的学说指引下，荷兰解剖学家杜巴斯（Eugène Dubois, 1858-1940）真的辞去了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职，只身前往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结果真的发现了著名的“爪哇人”。【10】

谈到人类的进化，自然离不开达尔文。但事实是，达尔文既不是最早提出人类进化问题之人，他也没有亲自参与在后来发生的相关争论。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根本就没有讨论人类的进化问题；而在12年后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也没有就人类进化中的最关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从他的部分言论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他倾向于“直立惟先”：

“当人的远祖变得愈来愈能直立，加上他们的手和臂变化得愈来愈适合于把握事物和其它目的，而他们的脚和腿又变化得更适合于支持体重和步履往来——的同时，数不清的在其它结构方面的改变也就成为必要。骨盆有必要放宽，脊柱有必要取得一种特殊的弯曲方式，头颅安装的位置有必要有所改动，所有这些变化，人终于都完成了。”【11】

也就是根据这样的文字，英国科学史专家鲍勒总结说，达尔文似乎在假设，工具的频繁使用促进了智力的增长。【12】而根据耶鲁大学生物学家兰铎的总结，达尔文的人类进化顺序是：从树居变成陆居（terrestriality）、双足直立行走（bipedalism）、大脑发育完善（encephalization）、文明进步（civilization）。【13】

1914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做了一个系列讲演，其内容在次年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为题出版。在其中，奥斯本说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人类的祖先是如何而来的讨论，主要涉及四类相互对立的结构演变观点：第一，采取直立的姿势；第二，对立拇指的形成；第三，大脑的成长；第四，语言能力的获得。关于直立姿势的观点是由拉马克首先提出的，并由蒙罗在1893年加以阐述，表明手和手指技能的培养是人类脑力至上的根源。艾略特·史密斯则认为，大脑本身的稳定增长和分化是引导人类祖先逐步前进的主要因素，而直立姿势之类的进步是由于大脑使熟练运动双手成为可能。”【14】

奥斯本所说的蒙罗（Robert Munro, 1835-1920）是苏格兰著名考古学家，也是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不列颠人类学会主席。1893年，蒙罗在不列颠科学协会63届年会上为人类学会做了一个主席讲演（Presidential Address），其题目就是《论人类直立姿势与身体及智力发展的关系》，其中所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直立”对人类进化的直接与间接的促进作用。【15】四年后，因为“爪哇人”的发现，蒙罗在一篇文章中再次详细论述“直立行走”发生在大脑高度发育之前。【16】

同一年，在不列颠学会的年会上，爱丁堡大学解剖学家、不列颠人类学会主席特纳（William Turner, 1832-1916）在其主席讲演中，也一再强调直立姿势对于大脑发育及其功能发挥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一个动物如果不是直立的话，那么一颗高度发达的大脑对它几乎没有什么用处。【17】难怪古尔德会说，当杜巴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研究爪哇人化石时，他坚信的理论就是人的直立行走先于大脑高度发育，而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已经流行的”。【18】

事实是，直到1920年，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奎金（Alison Hingston Quiggin, 1874-1971）和哈登（Alfred Cort Haddon, 1855-1940）仍在一本书中说，“直立惟先”是当时“流行的观点”，而认为“大脑惟先”理论只有胚胎学证据。【19】这与史密斯本人在1916年抱怨自己的理论不受时人待见（见正文），可以说是互为印证。

2、“大脑惟先”与皮尔当人

如上所述，史密斯“大脑惟先”理论的出笼时机极为微妙：恰在皮尔当人出土之后、问世之前那个狭窄的间隙，因此它极可能是为了皮尔当人这个“怪物”的问世而特意炮制的。按照古尔德的说法，最早提出“大脑惟先”理论之人是德国胚胎学家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因为他在1828年曾说过这样的话：

“直立姿势只是大脑高度发育的结果……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所有差异都取决于大脑的构造。”【20】

古尔德没有提到的是，“大脑惟先”理论的变种、影响更大的“大脑决定论”，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原来，从1857年起，英国著名解剖学家欧文（Richard Owen,1804-1892）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猿类和人类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大脑的不同：人类的大脑不仅体积大，而且在结构上与猿类的大脑也有区别；例如，在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海马小体”（hippocampus minor，又名calcar avis，禽距），而在猿类的大脑中，这个组织并不存在。在1860年到1862年间，赫胥黎与欧文展开了一系列论战，最终赫胥黎大获全胜。【21】而兰铎认为，史密斯在半个世纪后提出“大脑惟先”理论，就是在给欧文扬幡招魂。【22】兰铎还说，史密斯对大脑发育的重要性是如此看重，以致给人一种人类祖先只有脑袋而没有身体的印象。【23】

其实，不论史密斯提出这个理论的动机为何，也不论该理论在当时是否“流行”，它都对人们是否接受皮尔当人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例如，1912年，也就是在史密斯提出“大脑惟先”理论之前几个月，蒙罗出版了自己在爱丁堡大学的讲义，其中继续介绍自己包括“直立惟先”在内的“有机进化”理论。【24】显然是把他视为绊脚石，史密斯在几个月后会大声质问蒙罗：如果直立的姿势能够解释一切，为什么长臂猿没有在中新世发展成人类？【25】事实是，当皮尔当人问世之后，蒙罗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26】，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直立惟先”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与蒙罗相似，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哈登也信奉“直立惟先”理论，因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因此，人类的两个非常有特色的性状，直立的姿势和手，影响了头骨（的发展）。”【27】但皮尔当人问世后，他马上将之称为“最重要的发现”、“与‘丢失的环节’最为接近”。【28】

与蒙罗和哈登一样，牛津大学地质与古生物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威廉·梭雷斯 （William Johnson Sollas, 1849-1936）也信奉“直立惟先”观点。1910年，在英国地质学会的“主席年度演讲”中，梭雷斯明确地讲述了他关于人类进化过程的观点：

“想象一下一种具有社会直觉的强壮的类人猿动物从平原的野兽手中抢夺食物，则通往人类进化之路就一目了然了。直立的姿势，灵巧的双手和增强的智力与拥有蛮力和野性格格不入。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些特征，它们便有可能再次获得，而这又是极为重要的。有了顶端尖锐的棍棒和用它来刺杀的想法，我们就有了原始的矛。一旦被它所武装，对天然武器的需求就会消失。巨大的下颚和用于战斗的牙齿现在不再需要了，它们因此可以安全地退化发展以适应其单纯的饮食功能。”【29】

显然，在当时的梭雷斯看来，人类进化的路线是：先是直立，然后是进入平原，再后就是大脑结构的变化。可是，到了1915年，上面这段话竟然被梭雷斯拿了出来，当成人们期待皮尔当人这个怪物出现的证据。【30】

其实，即使是在“皮尔当集团”之内，信奉“直立惟先”的人也不占少数。这是“皮尔当集团”主力纪斯在1911年说的话：

“在人类大脑达到其现代尺寸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现代人的姿势。”【31】

这是他在1912年说的话：

“因此，人的身体中有些特征是新的，有些不是那么新，有些是旧的，而另一些则更为陈旧。他的大脑看上去是最新的收获。他的脚、腿和步态则要陈旧一些，他的身材还要陈旧，而他的直立姿势则相当古老，可能起于中新世初期。”【32】

难怪兰铎会以为，史密斯在1912年对蒙罗的质问，实际上是针对纪斯的。【33】

最奇的是纪斯在1915年说的这段话：

“自从达尔文将他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传递给他的科学家伙伴以来，我们就期盼着与人类的祖先相遇。但据我所知，没有人曾预料到我们遇见的竟然会是由道森先生从皮尔当发现的这个惊人的混有猿与人特征的怪物。”【34】

也就是说，在纪斯看来，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解释“皮尔当人”这个怪物。可是，为了证明这个怪物确实是真的，纪斯就把史密斯的理论搬了出来，说什么“他正确地预见到，在类人猿的特点从原始人的身上消失之前，大脑，即人体的主要器官，必须首先进入人的状态。”【35】也就是说，纪斯相信皮尔当人化石为真在先，拿史密斯的理论当作根据在后。

“皮尔当集团”中的另一位大牌科学家就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1898-1907年间担任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兰克斯特爵士（Sir Edwin Ray Lankester, 1847-1929），他也是首次把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译成英文之人。这是他在1915年说的话：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将可以转动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作为人类从其祖先的猿猴阶段崛起的开端。拥有拇指和食指的探索性的手是发展智力的重要工具，先是猴子，然后是人类。”【36】

也就是因为如此，兰克斯特在讨论皮尔当人时，连史密斯的名字都没提。确实，在1915年出版的那本书中，兰克斯特对皮尔当人的表态本来就有些吞吞吐吐【37】；而当他看到美国人米勒的质疑文章之后，几乎立刻就缴械投降，承认颅骨与下颌骨的矿化程度不一样。【38】

3、曙石与曙人

那么，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不相信“大脑惟先”的人，到底是因为什么相信皮尔当人这样的怪物是人类的祖先呢？原来，在十九世纪末，一个与道森相似、名叫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 1837-1921）的 “业余考古学家”（正式职业是副食店老板）在英国发现了一类石头，它们貌似原始人类打造的“旧石器”。哈里森的发现，得到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普萊斯特維奇 （Joseph Prestwich, 1812-1896）的认可【39】，它们也随之被称为“曙石”（eoliths或dawn stones）。1902，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将“曙石”列入了自己的“石器时代的文物”展览，这相当于它得到了官方的认可。【40】而在当时，这家博物馆的馆长就是兰卡斯特，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该博物馆地质部主任伍德沃德。【41】

由于当时有人质疑曙石的真实性，即认为它们是天然的产品，而非人造的石器，于是一个名叫莫伊尔（J. Reid Moir, 1879-1944）、生活在英国东部小镇伊普斯威奇（Ipswich）的裁缝店小老板挺身而出，投身到考古事业中，并且成就斐然——他竟然因此在193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42】简言之，莫伊尔不仅发现了大量的上新世或中新世（Pliocene-Miocene）的曙石，他还发现了冰河期的现代人类骨架（Ipswich Man or Ipswich Skeleton）——这个发现，让纪斯相信，现代人类在上新世就已经出现。【43】也就是说，莫伊尔的这些发现，不仅为皮尔当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且还把所谓的“皮尔当集团”的两大主力，即纪斯和兰卡斯特，都拉上了战车。据莫伊尔说，兰卡斯特在得知“曙人”消息之后，曾这样说道：这看上去就是那些制造了曙石的上新世人类！【44】从某种意义上说，力挺皮尔当人的三员大将：伍德沃德、纪斯、兰卡斯特，都是因为相信曙石而相信曙人的——据说道森本人也是曙石的爱好者。【45】这也是道森和伍德沃德那篇原始论文的标题一定要加上“在含有石器的砾石坑中”（in Flint-Bearing Gravel）这个状语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人之外，梭雷斯在最初并不相信曙石是石器。【46】但是，到了1915年，他的态度变得含含糊糊了。【47】进入二十年代，他几乎全信了。【48】虽然没有资料证明梭雷斯对皮尔当人的态度与他对曙石态度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但从时间线上看，这种关系存在的可能要远大于不存在的可能。

4、唯二信徒

应该承认，在英国“皮尔当集团”中，确实有两个人将史密斯的理论奉为圭臬，他们就是伍德沃德和皮克拉夫特。而这两个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不是正儿八经的人类学家或人类解剖学家；第二，他们都是在相信皮尔当人之后，拿史密斯的理论来为自己的信念辩护。

前面提到，伍德沃德在与道森联名发表的那篇原始论文之前，曾特意邀请史密斯为那篇文章写了一篇附录，目的显然是要让这个“在人类大脑方面的最高权威”为自己站台，以证明自己根据头骨碎片构建的头颅模型之可靠。显然，在那之后，伍德沃德就变成了史密斯的信徒，曾在1913年说过“我们曾寻找一个长着发达的大脑却有着一张猿脸的生物，但迄今还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样的话。【49】事实是，伍德沃德的专业是鱼类学，他一生发表了六百多篇与鱼类化石有关的论文，而关于人类化石的论文，只有三十余篇。【50】实际上，伍德沃德对人类进化问题产生兴趣，就始于1912年；而就是因为对人类学所知不多，导致他在构建头颅模型时犯下了一个关键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又导致了“皮尔当集团”的激烈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分裂【51】——纪斯在晚年说，他永远也忘记不了史密斯给他的那个愤怒一瞥。【52】在伍德沃德死后，纪斯就直言不讳地说，“他对人体没有专门的知识”。【53】也就是说，和纪斯一样，伍德沃德之所以接受史密斯的理论，是因为他需要这个理论来巩固“皮尔当人”的地位，而不是因为他相信了这个理论而接受皮尔当人这个怪物。

确实，在那篇描述皮尔当人的原始论文中，道森和伍德沃德讨论的中心就是颅骨的超常厚度，以及其脑容量之小，只有1070毫升，只及现代人脑容量的三分之二。【54】也就是因为如此，参与了破获皮尔当骗局的牛津大学教授克拉克后来说，伍德沃德给出的颅骨模型显示出“小头症状并且有些像是猿猴”。【55】伍德沃德的数值后来被纪斯大幅修正，高达1500毫升。【56】伍德沃德最后接受的数值是1300毫升。【57】也就是因为如此，在1923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皮尔当人的最有争议的论题就是大脑的体积。它的脑袋是小的、不大不小的，还是大的？格雷戈里博士说：‘不幸的是，头骨的中部缺少了几个至关重要的头骨。’这使专家们的看法明显不同。如果将颅骨的各个部分紧密放置在一起，那么他的大脑会是一个很小的大脑，容量约为1,070立方厘米。如果这些相同的部分向上倾斜并移动得更远，则大脑的容量将与现代人的大脑容量一样大，接近1500立方厘米。艾略特·史密斯和其他人的修改后的估算结果是，大脑的容积略低于1300立方厘米。”【58】

也就是说，伍德沃德在最初根本就不大可能信奉什么“大脑惟先”理论。

前面提到，在当时的英国人中，吹捧皮尔当人和史密斯理论最卖力气之人就是皮克拉夫特，是他首先“科普”了史密斯的理论。但是，和伍德沃德一样，他也不是人类学家，而是一个鸟学家，他因为曾给兰克斯特爵士当助手而进入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没有资料显示他曾受过正规高等教育。【59】1913年以后，皮克拉夫特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为“皮尔当人化石”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进行辩护；并且，他几乎每次都把史密斯当作权威搬出来为自己作证——看看这两段话：

“在完成了修复颅骨的任务后，制作了一个脑腔模型，并将其提交给我们对人脑方面的最大权威艾略特·史密斯教授。他发现，尽管苏塞克斯人的大脑在许多方面与旧石器时代的人相似，但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原始、最像猿的人的大脑。”【60】

“可能有人至今仍然怀疑这个头骨和下颌骨是否属于同一个人。但是，这个下颌骨显然是迄今发现的最原始的，它含有人类的牙齿，因此，与艾略特·史密斯教授关于大脑的裁决完全吻合；他说，尽管它是人类，但却是迄今所见的最低等的。”【61】

而在1912年之前，皮克拉夫特从未在文章中提到过史密斯。也就是说，和伍德沃德一样，他相信皮尔当人在先，信奉史密斯的理论在后。

5、有限的影响力

其实，尽管史密斯在1912年以后竭力宣传其“大脑惟先”理论，但其影响在当时相当有限，而它对于皮尔当人化石的接受与否，充其量只起了一点儿辅助作用。1915年，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哺乳动物专家格里特·史密斯·米勒（Gerrit Smith Miller Jr.,1869-1956）撰写了一篇长文，其核心内容就是论证皮尔当人化石中，那个下颌骨根本就不是人类的，而是黑猩猩的。【62】在这篇文章中，米勒将当时那些认为皮尔当化石中颅骨与下颌骨来自同一个人的理由进行了总结，它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古动物学；第二，地质学；第三，解剖学。也就是说，在当时，史密斯的理论根本就没能成为人们相信皮尔当人的理由或根据。

到了1916年，一位叫莱恩（W. Courtney Lyne）的英国牙科医生——即前面提到的那位在1925年透露说，他九年前曾建议“皮尔当集团”对皮尔当人化石进行显微检测的那个人——对德日进发现的那颗犬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它与那个下颌骨根本就不可能来自同一个动物。【63】而在两年前，史密斯曾在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上宣布，当时皮尔当争端的要点有五，其中有两个与下颌骨有关；而德日进的发现使下颌骨的重建问题不复存在，意即彻底解决。【64】也就是说，莱恩的研究，几乎将史密斯的胜利宣言一把撕碎。而伍德沃德在为自己辩护时，引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把这些化石碎片归于同一个个体，那就能够满足史密斯在1912年做出的“预测”。【65】但吊诡的是，史密斯本人在答辩之时，却绝口不提自己的“大脑惟先”理论——他实际上连大脑这个词都没提——，而是重复伍德沃德早前的“概率”理论，即三个来自不同年代的不同生物，死于相同地点的概率微乎其微。他的另一个理由则是地质学的：“把一个迄今未知的更新世时期的猿猴带入英格兰，会颠覆古生物学的理论。”【66】 为什么史密斯在为皮尔当人辩护时，不敢提及自己的理论呢？因为莱恩在陈述自己的证据之时，已经用他的话把他的嘴堵了个严严实实。原来，两年前，在与纪斯的辩论中，史密斯曾这样说道：

“科学的责任是严格检查它所采用的所有证据，而不是从那些经受不起最粗浅的检验的材料中进行漫无边际的推测。”【67】

而事实是，支撑史密斯的“大脑惟先”理论的材料，确实“经受不起最粗浅的检验”。也就是因为如此，史密斯在1913年曾对伍德沃德抱怨说，他在爱尔兰非常吃力地让“报界人士”闭嘴；而他让对方闭嘴的理由，并非其“大脑惟先”理论，而是颅骨与下颌骨同在一个矿坑这样的“事实”。【68】

1917年，皮克拉夫特代表英国“皮尔当集团”出面对米勒两年前的文章进行反驳。在这篇长达八千余单词的文章中，皮克拉夫特可谓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用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威廉·金·格雷戈里的话说，那篇文章使用的是“令人恶心的律师一般的恐吓战术”、“轻率、狂轰滥炸”【69】——，但他却对史密斯的理论一字不提【70】。好笑的是，在为皮克拉夫特站台时，史密斯也绝口不提自己的理论，反倒称赞皮克拉夫特提供的牙齿解剖学“材料”。【71】显然，对于这样的乖常举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皮尔当集团”当时根本就不认为那个理论拥有什么价值，否则的话，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发掘那些在现在看来一钱不值的“材料”——直接说人类的祖先就应该长着一个黑猩猩的下巴骨不就一了百了了？！

总而言之，当时英国学术界人士轻易接受“皮尔当人骗局”有很多原因，而出于相信“大脑惟先”理论而接受这个骗局之人，一个人都找不到；即使是出于相信皮尔当骗局而接受“大脑惟先”理论之人，满打满算，也不过纪斯、伍德沃德、皮克拉夫特这三个人而已——而在这三个人之中，后两个人几乎算不上是人类学家。

其实，史密斯的理论不仅在英国没啥市场，在国际社会，它也没有什么听众。1915年，奧斯本在其名著《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一书中，根据考古发现，近乎是指着史密斯的鼻子驳斥他的观点：

“从尼安德特人的肢体比例看来，在地质时期上，直立与步行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早得多。拇指的灵活使用与人类高级智力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至今：开发儿童智力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坚持不断地使用手，因为研究发现，手与大脑之间的互动可以促进智力的发育。”【72】

也就是受其老师的影响，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威廉·金·格雷戈里在1923年这样评论皮尔当人：

“虽然[皮尔当人]同时具有人与猿的特点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身体的直立姿势，双手从运动中解放出来，以及人类大脑的发育都无可争议地使皮尔当人在已知的活着的猿或化石猿中与众不同。”【73】

几乎与格雷戈里说出上面这段话的同时，在广东大学任教的陈兼善对自己的学生这样说道：

“直立步行是猿类进步到人类一个重大的关键，对于头骨底增大和脑底发育都有密切的关系。”【74】

据文献介绍，陈兼善（1898-1988）192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45年任台湾博物馆首任馆长。【75】据陈兼善在1934年说，《史前人类》是他十年前在广东大学的进化论讲义；而为了撰写相关内容，特别是关于从猿进化到人这一段，他参考了许多文献，尤其是日本人编著的人类学书籍。【76】显然，初出茅庐的陈兼善当时就是在介绍那个时候的主流学术界观点。实际上，陈氏在这本书中花了17页（pp.46-63）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皮尔当人（他译为“披耳德唐人”）化石，以及“关于披耳德唐人之种种讨论”，但他根本就没有提及“大脑惟先”理论，遑论它对那些争论有任何影响。

其实，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连参与了皮尔当人发掘工作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法国耶稣会教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也不相信“大脑惟先”理论——这是他在其名著《人类现象》（Le Phénomène Humain）一书（作于1938-1940年间）中说的话：

“确实，从有机的观点看，导致人化的整个变异归根结底可归结为有没有更好的脑。但如果没有同时发现并且全部实现一系列其他条件，脑的这种改进怎么会发生，又怎么发挥作用呢？……如果人的前身不是两只脚的生物，它的手就不会适时地解脱出来并且使颌摆脱抓握的功能，箝制颅骨的那块大筋肉就不会松弛。脑的增大得益于直立行走。”【77】

6、“普遍接受”之骗局

前面提到，在1921年前后，英、美两国的权威人士和权威刊物先后以不同的理由宣布关于皮尔当人的争端已经解决。但那其实只是他们在自说自话。据美国专门研究皮尔当人骗局的人类学家斯潘瑟（Frank Spencer, 1941-1999）后来说，尽管“皮尔当人II”对强化伍德沃德的立场有所帮助，但它远没有能够使科学界达成共识。【78】确实，不仅美国人米勒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79】；连曾到英国亲眼观察过那些化石的捷克裔人类学家、美国国家博物馆体质人类学部主任赫德利希卡（Aleš Hrdlička, 1869-1943）也不相信，说“在长时间观察下颌骨和颅骨之后，作者的强烈印象仍旧是，它们不大可能属于同一人，如果确实属于同一个人的话，则它完全是一个例外。”【80】

1921年，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马塞林·蒲勒 （Marcellin Boule, 1861-1942）的《人类化石》一书出版，在其中他明确表示，皮尔当人下颌骨来自黑猩猩。【81】实际上，早在1915年蒲勒就对英国人对皮尔当人的鉴定表示过“怀疑”【82】；而他的观点是那么的重要，连《自然》杂志都要对之做“笔记”【83】。有趣的是，德日进早在1913年就在私下说，蒲勒对英国人的“发现”一直怀有戒心。【84】也就是说，英国人的学术声誉和信誉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折扣。更有趣的是，据说蒲勒也认为大脑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85】也就是说，是否相信“大脑惟先”理论，与是否相信皮尔当人是否为真，既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存在因果关系。

除了美国人和法国人之外，意大利人类学家温琴佐·祖弗里达-鲁杰里（Vincenzo Giuffrida-Ruggeri, 1872-1921）【86】、法比奥·弗雷塞托（Fabio Frassetto, 1876-1953）【87】；德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施瓦尔贝（Gustav Albert Schwalbe, 1844-1916）【88】、解剖学家亨氏·弗里德里希斯（Heinz F. Friederichs）【89】、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 1873-1948）【90】也不相信那个下颌骨与颅骨来自同一个生物。实际上，到了后来，魏敦瑞连皮尔当人的头骨的原始性都不相信了，认为它就是现代人的头骨。【91】

魏敦瑞否定皮尔当人化石

1934年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七号》是德国古生物学家魏敦瑞的专著《中国猿人之下颚》，其中有对皮尔当人化石的分析，魏敦瑞的结论就是：“辟尔当猿人之下颚，必须在不论之列，因其所有形态上性质，均如猿类下颚；其最近之关系，为一女性猩猩之下颚。”【92】魏敦瑞的结论，对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虎敦的影响很大，他在1946年出版的《起于猿类》（Up from the Apes）的第二版中，为皮尔当人辩护的调门较15年前的初版降低了至少一个八度。后来，据《纽约时报》报道，魏敦瑞曾这样教训英国佬：“在体积和形状方面，脑壳与下颌之间有严格的相关：前者越大，后者越小。这个规律在所有已知的类人猿和人科动物都被被遵守，只有皮尔当人与之对抗。”【93】

很可能是受魏敦瑞的影响，杨钟健在1933年也对皮尔当人化石做出了如下评论：

“因头骨与下颚之性质不十分和谐，因此颇有人以此下颚不当与头骨连在一起，而当分为二种，争执纷起，难以决定，但究竟以尚为一种之说比较占势力。”【94】

也就是因为对皮尔当人的怀疑根深蒂固，所以到了1951年，也就是在这个骗局被彻底揭露之前两年，杨钟健继续对“曙人”嗤之以鼻：

“至于所谓曙人，实在是一个谜，连头骨与下颚的关系如何尚有问题；其材料更不能与北京人相比了。”【95】

实际上，不仅中国人对皮尔当人疑心重重，连日本人也是如此。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资平翻译的日本人鸟居龙藏的《化学人类学》一书，其中对皮尔当人化石的可信性提出诸多质疑，其结论就是：“关于辟尔唐人之材料至不完备，故欲作正确之解说，根本上实为至难之工作。”【96】

实际上，最早对皮尔当人提出质疑的科学家是英国伦敦大学解剖学教授戴维·沃特斯顿 （David Waterston, 1871-1942），他在1913年就致信《自然》杂志，根据X射线检测的结果，断言其下颌骨来自黑猩猩；而将它与颅骨归之于一人，就像是把黑猩猩的脚与人的腿连在一起一样。【97】皮尔当人骗局暴露之后，《自然》杂志曾为自己表功说，他们在1913年就发表了沃特斯顿的来信；而在那篇类似社论的文章的结尾，《自然》写道：

“在经过系统地比较了皮尔当化石的复制品与相应的人类和猿类的骨头之后，美国的米勒先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98】

事实是，米勒对皮尔当人的质疑比沃特斯顿要详尽、持久得多，论影响，他们二人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自然》杂志竟然连他的具体文献出处都不肯给出——其虚伪与狡诈本性简直就是跃然纸上。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人来说，“皮尔当人骗局”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我们看清了方舟子这个“达尔文斗犬”：除了吠影吠声般地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狂吠之外，他对于进化论根本就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他才会被谢尔默误导。实际上，野鹤早就看出了方舟子的混子嘴脸，说他“懂得的也只不过是生物化学和进化论的一些皮毛，而根本不懂得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精华和灵魂。”【99】

7、注释

【1】Schwartz, J. S. 1990. Darwin, Wallace, and Huxley, and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3(1):127-153.

【2】“Lastly you refer repeatedly to my view as a modification of Lamarck’s doctrine of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见：Darwin, C.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Vol. 11,186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2.

【3】“Erasmus Darwin first promulgated Lamarck's fundamental conceptions,”见：Huxley, T. H. 1887.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Darwin, F.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NY: D. Appleton & Co., 1898. pp.533-558.

【4】“far greater than Cuvier in the vastness of his speculations and his conception of Nature,” “Lamarck is the real founder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见：Haeckel, E. The Evolution of Man: A Popular Scientific Study. Vol. I. Translated by Joseph McCabe. New York, NY: G. P. Putnam’ Sons, 1905. p.68, 69.

【5】“Lamarck tried to explain the descent of man from the ape chiefly by advance in the habits of the ape, and by a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its organs and the transmission to posterity of the modifications thus produced. He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improvements to be man's erect attitude,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hands and fee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peech and accompanying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见：Haeckel, E. The Evolution of Man: A Popular Scientific Study. Vol. I. Translated by Joseph McCabe. New York, NY: G. P. Putnam’ Sons, 1905. p.70.

【6】“the champion of the upright postur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Darwin’s German bulldog Ernst Haeckel.”见：Gould, S. J. 1975. Posture Maketh the Man. Natural History 84(9):38-40, 44.

【7】“They originated out of the Man-like Apes, or Anthropoides, by becoming completely habituated to an upright walk, and by the corresponding stronger differentiation of both pairs of legs.”见：Haeckel, E.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Translated by E. R. Lankester. London, UK: Henry S. King & Co., 1876. p.293.（注：该书原本为德文，书名是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1868在柏林首次出版。）

【8】Gould, S. J. 1975. Posture Maketh the Man. Natural History 84(9):38-40, 44.

【9】“If this work had appeared before my essay had been written, I should probably never have completed it.”见：Darwin, C. The Descent of Man. New York, NY: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1. pp.4-5.

【10】Shipman, P. The Man who Found the Missing Link: Eugène Dubois and His Lifelong Quest to Prove Darwin Right.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11】见：达尔文著，潘光旦、胡寿文译：《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70页。这段话的英文原文是：“As the progenitors of man became more and more erect, with their hands and arms more and more modified for prehension and other purposes, with their feet and legs at the same time transformed for firm support and progression, endless other changes of structure would have become necessary. The pelvis would have to be broadened, the spine peculiarly curved, and the head fixed in an altered position, all which changes have been attained by man.”见：Charles Darwin, C. The Descent of Man. New York, NY: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1. p.137.

【12】“Darwin seems to assume that the increased use of tools would have encouraged the growth of intelligence.”见：Bowler, P. J. Theories of Human Evolution : A Century of Debate, 1844-1944.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58.

【13】Landau, M. Narratives of Human 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注：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拉森（Edward J. Larson, 1953-）也持相同看法。见：Larson, E. J. Evolution: The Remarkabl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Theory.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2004. p.98.

【14】“Discussion as to how the ancestors of man were fashioned has chiefly dealt with the rival claims of four lines of structural evolution: first, the assumption of the erect attitude; seco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posable thumb; third, the growth of the brain; and fourth, the acquisition of the power of speech. The argument for the erect attitude suggested by Lamarck, and ably put by Munro in 1893, indicate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skill with, the hands and fingers lies at the root of man’s mental supremacy. Elliot Smith’s argument that the steady growth and specialization of the brain itself has been the chief factor in leading the ancestors of man step by step upward indicates that such an advance as the erect attitude was brought about because the brain had made possible the skilled movements of the hands.”见：Osborn, H. F. Men of the Old Stone Age: Their Environment, Life, and Art. New York,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pp.58-59.

【15】“the direct and collateral advantages which the erect position has conferred on him.”见：Munro, R. 1893. Opening Address by Robert Munro, M. A., M. D., F. R. S. E., President of the Section. Nature 48(1247):503-508; Munro, 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rect Posture and the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Man. Report of the 63r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Nottingham at September 1893. London, UK: John Murry, 1894. pp.885-895.

【16】Munro, R. 1897. Abstract of Paper “On the Intermediary Links between Man and the Lower Animal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21:249-250; Munro, R. Prehistoric Problems: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Evolution of Man and Other Controverted Problems in Anthropology and Archæology. London, UK: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97. pp.165-187.

【17】“If we could imagine a fish, a reptile, or a quadruped to be provided with as highly developed a brain as man possesses, the horizontal attitude of these animals would effectually impede its full and proper use, so that it would be of but little advantage to them.”见：Turner, W. 1897. An Address on Som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f Human Structur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1912):450–453; Turner, W. 1897. Som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f Human Structure.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44(1135):18148–18149.

【18】“in short, an excellent missing link on the theory, already popular in Dubois's time and now well established, that upright posture preceded, and may have triggere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human brain.”见：Gould, S. J. 1990. Men of the Thirty-third Division. Natural History 90(4):12-24.

【19】“the popular view,”“The conjunction of pre-human braincase with human thighbone appeared to favour the popular view that the erect attitude was the earlier, but the evidence of embryology suggests a reverse order.”见：Keane, A. H. Man: 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p.3. 注：此书初版时间是1900年，其中没有上引文字；该书作者基恩（Augustus Henry Keane）在 1912年去世。该书1920年版经过奎金和哈登修订（Revised and largely re-written）。

【20】“Karl Ernst von Baer, the greatest embryologis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second only to Darwin in my personal pantheon of scientific heroes) wrote in 1828: “Upright posture is only the consequence of the higher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al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other animals depend upon construction of the brain.” 见：Gould, S. J. 1979. Piltdown Revisited. Natural History 88(3):86-97.

【21】Gross, C. G. 1993. Hippocampus Minor and Man's Place in Nature: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euroanatomy. Hippocampus 3(4):403–416; Wilson, L. G. 1996. The Gorilla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Origins: The Brain Controvers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1(2):184-207.

【22】“Elliot Smith's aim is to rehabilitate the view, thrown into disrepute by the Owen-Huxley debate, that the brain is the primary factor in human evolution.”见：Landau, M. Narratives of Human 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7.

【23】“Elliot Smith, on the other hand,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almost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our ancestors had heads but not bodies.”出处同上，p.7.

【24】Munro, R. Palaeolithic Man and Terramara Settlements in Europe. New York, NY: Macmillan Co. 1912.

【25】“If the erect attitude is to explain all, why did not the gibbon become a man in Miocene times?”见：Smith, G. E. Presidential Address. Report of the 82^n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Dundee, 1912, September 4-11. London, UK: John Murray, 1913. pp.575-598.

【26】Munro, R. Prehistoric Britain. London, UK: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3. pp.52-55, 68-74.

【27】“Thus two very characieristic human traits, the erect posture and the hand, have influenced the skull.”见： Haddon, A. C. The Study of Man.  London, UK: John Murray, 1898. p.60.

【28】“a discovery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It is the nearest approach we have yet reached to a ‘missing link,’”见：Haddon, A.C. 1913, Eoanthropus Dawsoni, Science 37 (942):91–92.

【29】“Given a strong ape-like animal with social instincts wresting his sustenance from the wild beasts of the plains, and the evolutional path to Man lies open. The erect attitude, the dexterous hand, and the enhanced intelligence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ossession of brute force and brutal characters; but, once acquired, they render possible another acquisition and this of tremendous import. A pointed stick and the notion of using it to thrust, and we have the primitive spear. Once armed with this the necessity for natural weapons vanishes. The massive jaws and fighting teeth can now be dispensed with, and may safely undergo a regressive development with adaptation to purely alimentary functions.”见：Sollas, W. 1910. The Anniversary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66(262):xlviii-lxxxviii.

【30】“It had, indeed, been long previously anticipated as an almost necessary stage in the course of human development.”见：Sollas, W. J. Ancient Hunters and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s. London: MacMillan, 1915. pp.54-55.

【31】“The modern human posture was attained long before the human brain reached its modern size.”见：Keith, A. Ancient Types of Man.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911. p.135.

【32】“Thus, in the body of man there are certain features which are new, some not so new, some old and others older still. His large brain appears to be his latest acquisition; his foot, leg, and plantigrade gait is older, his size of body older still, and his erect posture quite an ancient character-one which probably dat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ocene period.”见：Keith, A. The Human Body.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2. p.78.

【33】“He confronts the alternative view, held by Keith among others, that bipedalism led the way in human evolution.”见：Landau, M. Narratives of Human 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7.

【34】“Ever since Darwin impressed the truth of his theory of man's origin on his fellow scientists, we have expected to encounter man's progenitors, but no one, as far as I know, ever anticipated the discovery of one showing the remarkable mixture of simian and human characters such a one as Mr. Dawson brought to light at Piltdown.”见：Keith, A. The Antiquity of Man.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5. p.336.

【35】“He rightly foresaw that before the anthropoid characters would disappear from the body of primal man, the brain, the master organ of the human body, must first have come into its human estate.”见：Keith, A. The Antiquity of Man.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5. p.434.注：纪斯（Arthur Keith, 1866-1955）当时除了担任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博物馆的馆长（Conservator）之外，1913年还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且担任皇家人类学会的主席，1921年被封爵，其地位相当显赫。（见：Clark, W. E. Le Gros. 1955. Sir Arthur Keith, F.R.S.. Nature 175(4448):192-193.）所以古尔德说他与伍德沃德和史密斯是英国人类学及古生物学的三个领军人物（the three leading lights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and paleontology）（见：Gould, S. J. 1979. Piltdown Revisited. Natural History 88(3):86-97）；也有人说这三个人是当时英国古生物学或人类学的三巨头（triumvirate）之一（见：Reader, J. Missing Links: The Hunt for Earliest Man. Boston, MA: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81. p.54）。

【36】“I think we are justified in taking the large opposable thumb and fingers as the starting-point in man's emergence from the ape stage of his ancestry. The exploring hand, with its thumb and forefinger, is the great instrument by which the intelligence, first of the monkey and then of man, has been developed.”见：Lankester, E. R. From Ape to Man. In: Diversions of a Naturalist. Methuen & Co. Ltd., 1915. pp.236-244.

【37】Lankester, E. R. Diversions of a Naturalist. London: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15. p.284, 291.

【38】Lankester, E. R. Letter to G. S. Miller. Dec. 27, 1915. 见：Spencer, F. The Piltdown Papers, 1908-1955: The Correspondence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iltdown Forge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35-136.

【39】Prestwich J., 1889. On the Occurrence of Palaeolithic Flint Implements in Neighbourhood of Ightham, K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45: 270-297.

【40】British Museum. A Guide to the Antiquities of the Stone Age in the Department of British and Mediæval Antiquities. 1902. p.48.

【41】Spencer F. 1988. Prologue to a Scientific Forgery: The British Eolithic Movement from Abbeville to Piltdown. In: Bones, Bodies, Behavior: Essays o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Ed. by Stocking G.W.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pp.84-116.

【42】Burkitt, M. C. 1944. Mr. J. Reid Moir, F.R.S. Nature 153(3882):368-368.

【43】Moir, J. R. and Keith, A. 1912.  An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and Characters of a Human Skeleton Found Beneath a Stratum of Chalky Boulder Clay Near Ipswich.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42(2):345-379; Keith, A. 1944. James Reid Moir. 1879-1944. Obituary Notice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4(13):733-745.

【44】“It seems quite possible that it is our Pliocene Man-the maker of rostro-carinate flints!”见：Moir, J. R.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nd Sir Ray Lankester. Ipswich, UK: N. Adlard & Co., 1935. p.108.

【45】Hammond, M. 1979 A Framework of Plausibility for an Anthropological Forgery: The Piltdown Case. Anthropology 3(1/2):47-58.

【46】Sollas, W.J. Ancient Hunters: And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s.1st ed., London: Macmillan, 1911. p.67.

【47】Sollas W.J. Ancient Hunters: And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s.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15. pp.85-86.

【48】Sollas, W. J. 1920. A Flaked Flint from the Red Crag.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of East Anglia 3(2):261–267; Sollas, W.J. Ancient Hunters: And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s. 3rd ed. London: Macmillan, 1924. pp.104-106.

【49】“We have looked for creatures with an overgrown brain and ape-like face, but hitherto without real success.”见：Woodward, A. S. 1913. Missing links among Extinct Animals. Repor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83:783–787.

【50】Reader, J. Missing Links: The Hunt for Earliest Man. Boston, MA: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81. p.57.

【51】Dean, C., De Groote, I., and Stringer, C. 2016. Arthur Smith Woodward and His Invol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 Evolution.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s 430(1):321-335.

【52】“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angry look he gave me.”见：Keith, A.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Watts, 1950. p.327.

【53】“he had no special knowledge of the human body.”见：Keith, A.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Watts, 1950. p.323.

【54】Dawson, C. and Woodward, A. S. 1913. 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æolithic Human Skull and Mandible in Flint-Bearing Gravel Overlying the Wealden (Hastings Beds) at Piltdown, Fletching (Sussex).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69(273):117-144.

【55】“microcephalic and somewhat simian.”见：Clark, W. E. Le Gros. 1955. Sir Arthur Keith, F.R.S.. Nature 175(4448):192–193.

【56】Keith, A. 1915. The Piltdown Skull and Brain Cast. Nature 92(2294):197-199.

【57】Woodward, A. S. A Guide to the Fossil Remains of Man in the Department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in the British Museum. 1915.

【58】“The most controversial subject relating to the Piltdown Man is that concerning his brain size. Was it a small brain-case, intermediate, or even of a larger type? ‘Unfortunately, several pieces of the skull, of critical importance, are missin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kull top,’ says Dr. Gregory. ‘This has made possible markedly different opinions of experts. If the pieces of the skull are placed close together the brain would be a very small one, estimated at about 1,070 cubic centimeters. If these same pieces are tilted upward and moved farther apart, the brain capacity would be as large as that of modern man, nearly 1,500 cubic centimeters . The revised estimates of Elliot Smith and others' place the brain size somewhat below 1,300 cubic centimeters.”见：Our earliest Ancestor——The Dawn Man: An authorized interview by Hugh Weir with Henry Fairfield Osborn and William King Gregory. McClure's Magazine 55(1):19-28.

【59】Woodward, A. S. 1942. Mr. W. P. Pycraft. Nature 149(3786):575.

【60】“After the task of restoring the skull was completed, a cast was made of the brain-cavity, and this was submitted to Professor Elliot Smith, our greatest authority on the human brain. He finds that while the brain of the Sussex Man resembles in many particulars that of the men of the Palaeolithic Age, it is the most primitive and most ape-like human brain so far discovered.”见：Pycraft, W. P. 1913. Britain's Oldest Inhabitant.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42(3865):678.

【61】“There may be some who still question whether this skull and jaw belong to the same individual. But the jaw is obviously of the lowest type yet found, containing human teeth, and thus absolutely agrees with Professor Elliot Smith's verdict in regard to the brain, which, he says, is, though human, of the lowest type yet seen.”见：Pycraft, W. P. 1913. Ape-Man or Modern Man? The Two Piltdown Skull Reconstructions.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43(3883):444.

【62】Miller, G. S. 1915. The Jaw of the Piltdown Man. 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65(12):1-36.

【63】“they could not be the property of one and the same individual.”  见：Lyne, W. C. 1916.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adiographs of the Piltdown Teeth.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Odontological Section): 33–51.

【64】“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jaw and teeth has now been practically settled once for all by the subsequent discovery of the canine tooth.”见：Anonymous. 1913. Societies and Academies. Nature 92(2303):467-469.

【65】“We must also remember that, if we put these remains together, we realize the prediction which was made, on other grounds, by Professor Elliot Smith at the Dundee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just before the Piltdown discovery.” 见：Woodward, A. S. 1916. Discuss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Odontological Section):52-55.

【66】“To bring a hitherto unknown ape into England in the Pleistocene period involves an upheaval of paleontological teaching.” 见：Smith, G. E. 1916. Discuss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Odontological Section):56-58.

【67】"It is the business of science relentlessly to scrutinize all the evidence it uses, and not to build up vast speculations from material that will not stand the most elementary tests of stability."见：Smith, G. E. 191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overy at Piltdown. Bedrock: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tific Thought 3(1): 1-17.

【68】“Elliot Smith goes on to note that he managed , with “much difficulty” to silence the “newspaper people;” “I told them (in Dublin ) that the Sussex man's brain was quite as extraordinary as his jaw and that it was quite inconceivable that two such remarkable individuals should have left their remains side by side in the same patch of gravel.”见：Spencer, F. The Piltdown Papers, 1908-1955: The Correspondence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iltdown Forge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6.

【69】“I am disgusted with the lawyer - like , hectoring tactics which he adopts,”“imprudent and bombastic.”出处同上，pp.145-147.

【70】Pycraft, W. P. 1917. The Jaw of the Piltdown Man：A Reply to Mr. Gerrit S. Miller. Science Progress 11(43):389-409.

【71】Smith, G. E. 1917. The Problem of the Piltdown Jaw: Human or Subhuman? Eugenics Review 9(2):167.

【72】“It appears from the limb proportions in the Neanderthal race that the partly erect attitude and walking gait were assumed much earlier in geologic time than we formerly imagined. The intimate 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the opposable thumb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mental faculties of man is sustained to-day by the discovery that one of the best methods of developing the mind of the child is to insist upon the constant use of the hands, for the action and reaction between hand and brain is found to develop the mind.”见：Osborn, H. F. Men of the Old Stone Age: Their Environment, Life and Art. New York, NY: C. Scribner's sons, 1915. pp.59-60.

【73】“While this distribution of human and ape-like character was unexpected and in a way unprecedented, the erect pose of the body, the freeing of the hands from locomotive functions,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 set the Piltdown Man quite definitely apart from any of the known living or fossil apes.”见：Our earliest Ancestor——The Dawn Man: An authorized interview by Hugh Weir with Henry Fairfield Osborn and William King Gregory. McClure's Magazine 55(1):19-28.

【74】陈兼善：《史前人类》，中华书局1936年版30页。

【75】賴春福：《台灣動物學的啟蒙者——陳兼善》，《科學月刊》2000年2期；见曾耀寰主编：《教师没教的科学家》，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113-122页。

【76】陈兼善：《〈史前人类〉序言》，见中华书局1936年版《史前人类》。

【77】德日进：《人的现象》，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127-128页。注：这段译文的法文原文是：“Finalement, c’est vrai, toute la métamorphose hominisante se ramène, du point de vue organique, à une question de meilleur cerveau. Mais comment ce perfectionnement cérébral se fût-il produit, — comment eût-il pu fonctionner ? — si toute une série d’autres conditions ne se fussent trouvées en même temps, juste ensemble, réalisées ?... Si l’être dont l’Homme est issu n’avait pas été bipède, ses mains ne se seraient pas trouvées libres à temps pour décharger les mâchoires de leur fonction préhensile, et par suite l’épais bandeau de muscles maxillaires qui emprisonnait le crâne ne se serait pas relâché : C’est grâce à la bipédie libérant les p.188 mains que le cerveau a pu grossir ;”见：Teilhard de Chardin, P.  Le Phénomène Humai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55. Pp.187-188.

【78】“Although the announcement of Piltdown II did much to strengthen Woodward's position, it did not by any means lead to a scientific consensus”）。见：Spencer, F. The Piltdown Papers, 1908-1955: The Correspondence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iltdown Forge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1.

【79】Miller, G. S., Jr. 1918. The Piltdown Jaw.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1):25-52; Miller, G. S. Jr. 1928. The Controversy over Human “Missing Links.”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or 1928, pp.413–465.

【80】“After prolonged handling of both the jaw and the skull there remained in the writer a strong impression that the two may not belong together, or that if they do the case is totally exceptional.”见：Hrdlička, A. 1922. The Piltdown Jaw.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5(4):337-347。另见：Piltdown Papers, p.128, 181. 注：1923年以后，出于某种原因，赫德利希卡公开表示相信皮尔当人。见：Hrdlička, A. 1923. Dimensio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Lower Molars with their Bearing on the Piltdown Jaw and on Man's Phylogeny.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6(2):195-216.

【81】“Lorsque nous discuterons les pièces fossiles trouvées à Piltdown (Angleterre ) et attribuées à un Homme de type tout à fait primitif, l'Eoanthropus, nous verrons qu'il y a lieu de faire une importante distinction ; la mâchoire de l'Eoanthropus n'est qu'une mâchoire de Chimpanzé, que j'ai proposé de nommer Troglodytes Dawsoni et qu'un zoologiste américain veut appeler Pan vetus.”见：Boule, M. Les Hommes Fossiles : Éléments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aris: Masson, 1921. p.89.

【82】“Les documents de Piltdown sont malheureusement des documents incomplets. Leur interpretation est encoure douteuse sur des points essentiels. Ils constituent, malgré tout, une découvere des plus importantes et des plus instructives.”见：Boule, M. 1915. La Paléontologie humaine en Angleterre. L'Anthropologie 26:1–67.

【83】Anonymous. 1915. Notes. Nature 95(2382):457-462.

【84】“I am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have the opinion of Boule and Obermaier, who are not easily taken in, especially if the finds are English.”见：Teilhard de Chardin, P. Letter to F. Pelletier. Jan. 1, 1913.转引自：Schmitz - Moorman , K . 1981. The Stephen Jay Gould Hoax and the Piltdown Conspiracy . The Teilhard Review 16(3): 7-15.

【85】“As might be expected, supporters of the m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iltdown remains are seen to be advocates of the former viewpoint . The dualists on the other hand represent a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heterogeneity . In some cases they are also seen to favour the notion of the pre-eminence of the brain in human evolution (e.g . Boule 1911-1913, 1921; Ramström 1921).”见：Spencer, F. The Piltdown Papers, 1908-1955: The Correspondence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iltdown Forge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3.

【86】出处同上， p.151.

【87】同上， p.189.

【88】同上，p.56.

【89】同上，p. 215.另见：Friederichs, H. F. 1932. Schädel und Unterkiefer von Piltdown (“Eaanthropus Dawsoni Woodward’’) in neuer Untersuchung. Nebst einem Vorwort von Franz Weidenreich, Ztschr. f. Anat. u. Entwcklngsgesch 98(1/2):199-262.

【90】魏敦瑞：《中国猿人之下颚》，《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七号第三册，1936年，1-163页；Weidenreich, F. 1936. The Mandible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 A Comparative Study.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D, Vol. VII. 1-163页; 魏敦瑞：《中国猿人之下颚——一个比较的研究》，《地质论评》1936年6期712-716页。

【91】“The torus region of the Piltdown Skull is, however, quite different. It resembles much more that of modern man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0, the occipital torus being divided into a median and two lateral portions, these latter crescent-shaped, broad and rather flat but well demarcated from both occipital and nuchal plane.”见：Weidenreich, F. 1939. The Torus Occipitalis and Related Structur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地质学报》1939年4期479-559页。

【92】魏敦瑞著、杨钟健节录：《中国猿人之下颚——一个比较的研究》，《地质论评》1936年6期712-716页。

【93】“there was a stri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and form of the brain case and the size and form of the jaws: the larger the former, the more reduced the latter. This rule holds good for all anthropoids and hominids so far as they are known today, The Piltdown Man alone would defy this law.”见：Anonymous. Experts Redfaced on Piltdown Hoax: German Paleontologists Said in ‘32 That Skull Was Modern and Jawbone an Ape's. New York Times, Nov. 23, 1953.

【94】杨钟健：《中国人类化石及新生代地质概论》，国立北京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乙种》1933年5期49页。

【95】杨钟健：《周口店發掘工作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科学通报》1951年7期693-686页。）

【96】鸟居龙藏著、张资平译：《化石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262页。

【97】“it would be to articulate a chimpanzee foot with the bones of an essentially human thigh and leg.”见：Waterson, D. 1913. The Piltdown Mandible . Nature 92(2298):319.

【98】“A similar view was expressed by Mr. G. Miller, jun.,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the casts of the Piltdown fossil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bones of men and apes.”见：Anonymous. 1953. Piltdown Man. Nature 172(4387):981-982.

【99】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四）：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2002年12月29日初稿，2003年4月9日改定，原定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6期，因方舟子以起诉为由敲诈恫吓该期刊（见方舟子：《就野鹤诽谤一案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新语丝2003年6月24人新到资料），这篇文章后来在网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