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舟”鐵拐

熟悉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他是“天下第一妒夫”【50】，因為他對自己“嫉賢妒能”的秉性幾乎不加掩飾。而他最最嫉妒之人，並不是讓他恨得咬牙切齒的天敵“方黑”、“方學家”，而是他自己的“同行者”、“同路人”、“同志”、“戰友”、“朋友”，因為這些人最有可能與他爭地盤、搶風頭、分贓物、奪飯碗——這也是王牧笛在2013年發出那個“天問”的根本原因。但是，對於鄧子賢，方舟子卻顯得頗為寬容。實際上，方舟子曾多次“奮不顧身”地把鄧子賢推向前台。這是方舟子在2000年2月第一次提到鄧子賢：

“美國家庭基金會（American Family Foundation）將在今年四月份舉行一次‘新千年與邪教’的學術會議，邀請我去做關於法輪功的報告。我請自閒代為出席，我們兩人將提交一篇關於法輪功的英文論文（由自閒執筆）。”【51】

為什麼一直把“拋頭露面”當作“成名”捷徑、連回雲霄給學弟學妹們“演講”、“座談”、“上了半堂課”【52】都恨不得讓全世界都知道的方舟子，會把一個在美國的“學術會議”上“做報告”的天賜良機白白地讓給一個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得起的“文傻”呢——這個事情之荒謬，大致相當於一個錙銖必較、雁過拔毛的守財奴把從天上掉到自己懷裡的大餡餅順手甩給了一條無主野狗。問題是，方舟子為什麼要干有違自己天性的事情？這其中的秘密就在於，儘管方舟子總是在教徒面前擺出一副“中國首席英語大師”的嘴臉，但他實際上是一個英語殘疾人——“聽說讀寫”這四項語言能力之中，除了“閱讀”能力勉強及格外，其“聽”的水平大約在及格線上下浮動，而其“說”和“寫”的能力之低下則只能用“慘不忍睹”、“駭人聽聞”來形容。【53】事實是，世人第一次“有幸”聆聽方大師張開金口飆英語，是在他冒充英語大師長達十多年後，起因就是英國佬在2012年用兩千英鎊紙幣捅破了方舟子的英語口語處女膜【54】；而從2014年10月份起就以在“美國微博”發帖子為自己的正式職業的方舟子，至今連一條完整的英文推特帖子都寫不出來。也就是說，世人得知“方舟子是個英語半文盲”這個天大秘密是在2012年之後。但是，對於鄧子賢來說，他卻肯定早在2000年甚至1999年就已經對之洞若觀火了，否則他就不僅是一個不及格的“政治科學博士生”，他的那個“廣外”頒發的“學士”學位證書也可能是假的。可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鄧子賢不僅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為方舟子保守這個秘密，他還心甘情願地給他當英語狗腿子，既為他“代筆”，又為他“代嘴”——這就是方舟子“請自閒代為出席”美國“學術會議”的真實背景。

英語殘廢方舟子
2012年11月7日，也就是方舟子在中國臭了大街、即將榮登“你最想轟下台名人”排行榜榜首【55】、“2012年中國人渣排行榜”榜眼【56】之際，英國的一個轉基因團伙夥同方舟科邪教徒、《三聯生活周刊》美籍華裔記者袁越（網名“土摩托”）決定授予方舟子一個“野基獎”【57】，並且要求他親自赴英國出席頒獎儀式。但顯然是不敢與英國佬直接對話，所以方舟子以自己身在美國為由拒絕出席，代之以一個“禍獎感言”視頻表示感謝。而這個“講演”之所以被稱為“禍獎感言”，唯一原因就是它把方舟子的真實英語水平暴露得稀里嘩啦。簡言之，這個僅有40秒鐘的視頻，是方舟子根據自己撰寫的僅有62個單詞的發言稿照本宣科讀出來的。雖然那個發言稿本身就含有6個語法和拼寫錯誤，但跌破國人眼鏡的是方舟子的口語發音——他連自己打了十多年幌子科學一次的英文science都讀不准。實際上，僅看視頻中的方舟子那張口結舌拼命把英語單詞往外擠的模樣，任誰都知道他是一個英語啞巴。顯然是這個緣故，一個月後，當以色列駐華大使接見方舟子時，特別給他配置了一名女翻譯。【58】（截圖來源：John Maddox Prize 2012。）

確實，新語絲的“批判法輪功專輯”共分為八大板塊，而被方舟子“置頂”的那個板塊就是他與鄧子賢聯署的英文文章，位列第一的就是鄧子賢提交給“美國家庭基金會”的那個“學術會議”的“關於法輪功的英文論文”。可以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說，這篇長達四萬多單詞的文章，全都出自鄧子賢之手，英語混子方舟子很可能連一個標點符號都沒貢獻。實際上，鄧子賢最初很可能有意把這篇文章當成自己的博士論文，所以，儘管其內容與他的中文文章一樣“拎不清”，但在形式上，它卻中規中矩，看上去頗像是那麼回事兒。可是，儘管鄧子賢為那篇文章耗盡了心血，但他卻特意註明，方舟子不僅與他是該文的共同作者，而且他們二人還是“均等作者”（Equal authors）。你說這是多大的學術賄賂？那麼，這篇文章到底都說了些啥？這是鄧子賢自己給出的“摘要”：

“方舟子與自閒的論文題目是《法輪功兩面觀：和平的外衣，危險的思想》，內容是關於如何理解法輪功的理論和實踐。我們批評法輪功邪教，是因為它對人類的危害。李洪志編導的‘教義’充滿了矛盾，它蔑視人類的觀點是對人的極大侮辱。在文中，我們反駁了法輪功的教義，分析了它的控制手法和‘師父’與‘弟子’的威權－依賴關係。我們認為，批判法輪功與開放社會沒有衝突。”【59】

鄧子賢當然沒能預料到，如果把上面這段話中的“李洪志”改成“方舟子”、把“法輪功”改成“方舟科邪教”的話，則其結論在今天完全成立。不過，在這個“中文摘要”中，鄧子賢還撒下了一個彌天大謊，因為該文的英文副標題根本就不是什麼“和平的外衣，危險的思想”，而是“傳統形式下的激進主義” （Radicalism in a Traditional Form）。事實是，鄧子賢在這篇英文文章根本就沒有證明法輪功到底是如何“激進”的，遑論“激進主義”；而在他的中文“反法”文章中，鄧子賢曾提到各種各樣的“主義”二百多次，但卻沒有一次提到“激進主義”，他實際上連“激進”二字都不曾提到。不僅如此，在整個新語絲網站，把法輪功與“激進”聯繫在一起的文章或者帖子，只有一個，那就是方舟子在2002年“編譯”一篇英文文章時，把“extreme”一詞譯成“激進”。【60】顯然是因為他翻譯得太不靠譜，四年後，加拿大的《華僑新報》刊發這篇稿子時，獨獨把那一段話刪掉了，而凱風網使用的就是這個“潔本”譯稿。【61】那麼，鄧子賢和方舟子當年為什麼非要給法輪功扣上這頂不倫不類的“激進主義”大帽子？答曰：因為這裡面暗藏一個殺機。

原來，就像方舟子後來搞的那個“中國科學與學術誠信基金會”根本就不是什麼“基金會”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邪教騙錢、洗錢的“組織”一樣【62】，那個“美國家庭基金會”也不是什麼“基金會”，而是一個“極端保守”的“組織”，其成立背景就是西方世界在七十年代興起的“新紀元”（或“新時代”，New Age）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家庭基金會”和美國科學警察（CSICOP）都是因應這個運動而成立的；只不過是，科學警察屬於美國社會的左翼，而“美國家庭基金會”則是右翼，他們的共同點和交匯點就是出於對新宗教（new religion）的恐懼而反邪教，——前者打着“科學”的名義反，後者通過搞偽科學來反。最好笑的是，科學警察的精神領袖馬丁·加德納（Martin Gardner, 1914 -2010）就是一個極端隱秘的基督教徒，而他之所以要打着“科學”的旗號來“反偽”、“反邪”，其真正的原因就是他認為偽科學或邪教冒犯、侵犯、威脅到了傳統宗教。【63】由此可知美國“反偽”、“反邪”運動之錯綜複雜。

簡言之，“美國家庭基金會”的核心力量是美國福音派基督教會（Evangelical ministries）——也就是方舟子口口聲聲的那個“極毒教”【64】——；其精神教父是“福音派學者”（Evangelical scholar）瓦爾特·馬丁（Walter Ralston Martin, 1928–1989）；其後台老板則是包括IBM創始人華特森（Thomas John Watson Sr., 1874-1956）的曾外孫厄文三世（John N. Irwin III, 1954-）控制的基金會在內的一系列保守勢力的基金會——上面這些信息，都是該“基金會”的執行主任朗格尼（Michael D. Langone, 1947-）親口說出來的。【65】而就在鄧子賢代表方舟子出席了該“基金會”的2000年年會的第二年，華特森當年協助納粹法西斯大搞種族滅絕大屠殺的黑幕被揭開【66】——所以有人稱這個“美國家庭基金會”是一個與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相類似的“思想警察”組織【67】——在那之前，“科學警察”也被美國輿論視為“思想警察”。【68】

實際上，雖然“美國家庭基金會”打着“反邪教”的招牌，但它本身卻更像是一個邪教組織：其定義邪教的理論基礎就是所謂的“洗腦理論”，而這個理論不僅在八十年代就已經被美國心理學會全盤否決【69】，而且在九十年代被人證明確實是偽科學。【70】2004年6月，“美國家庭基金會”的背景黑幕被一篇文章揭了個底朝天【71】；半年後，這個組織改名換姓，搖身一變成了“國際邪教研究聯合會”（International Cultic Studies Association）。【72】也就是說，這個“美國家庭基金會”既不“美國”，亦非“家庭”，更不是什麼“基金會”。

顯然，鄧子賢和方舟子當時之所以要給法輪功扣上“激進主義”的大帽子，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這個專門研究“政治科學”的博士生知道“美國家庭基金會”是個極端保守的右翼組織，而“激進”與“保守”似乎是一對死敵——至少他和方舟子是這麼認為的——；所以，要激起這個保守組織對法輪功的仇恨，必須把法輪功置於它的對立面，以便他們可以向主子報功說，“全美家庭基金會這一全美反邪教組織已將‘法輪功’列入邪教。”【73】而為了給這樣的信息增加含金量，鄧子賢就必須為這個邪教組織打造金身：

“美國家庭基金會成立於1979年，是一個非盈利的研究、教育機構（www.csj.org)。它的任務是研究心理控制，特別是與邪教有關的心理行為。它的方法是通過科學的研究支持對公眾的教育，幫助專業工作者，和受邪教影響的家庭和個人。它在美國有150各義務的專業人士對各個異端教派進行研究，也與歐洲的民間研究和反邪教團體有密切的聯繫。這次會議的研究對象有：韓國的統一教會，美國和歐洲的科學教，東歐的異端教派，美國的天堂之門，三K黨和極右組織，中國和美國的法輪功，和日本的奧姆真理教等。”【74】

你看這個“政治科學博士生”多能騙、多會騙、多敢騙？可想而知，除了製造假象之外，鄧子賢一定還要掩蓋真相。所以，直至今天，鄧子賢對下面這兩個問題仍舊諱莫如深：

第一，那個全部由洋人組成的“基金會”是怎麼知道方舟子這個只能用中文漢語發言的土包子的？

第二，鄧子賢從北得克薩斯飛到西雅圖出席那次會議，到底是誰買的單？

前面提到，方舟子在2002年曾經“編譯”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為《美國報紙披露法輪功愚弄、利用美國政治家》，其內容實際上就是“節譯”了美國加州《聖荷西信使報》（San Jose Mercury News）的一篇頭版文章，A Chinese Battle on U.S. Soil: Persecuted Group's Campaign Catches Politicians in the Middle，方舟子將其譯為《一場發生在美國土壤的中國戰役》。【60】這篇文章非常長，有四千多個單詞，而方舟子專門挑揀其中對法輪功不利的言論，大約占全稿的三分之一，來“編譯”。其實，僅根據方舟子“編譯”的文字，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時在美國有名有姓有身份有地位的在野華裔法輪功“批評家”就至少有三位：“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在德州的一名中國博士生和法輪功的強烈批評者鄧子閒”、“‘硅谷促進中國民主’的丁Ignatius”；而方舟子的名字卻根本就沒有在那篇文章中出現。顯然是因為對此感到尷尬，方舟子才會在“編譯”之後，畫蛇添足般地補充道，“報道的後面附了方舟子的個人網站，稱之為‘批判法輪功的非政府網站’。”也就是說，直到2001年年底，方舟子在美國的英語世界裡，至少在與法輪功有關的領域裡，根本就沒有什麼名氣；因此，“美國家庭基金會”根本就不可能在2000年初主動邀請他“去做關於法輪功的報告”。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之所以能夠獲得“邀請”——我們權且把他說的話當真——，肯定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舉薦”。果然，據後來透露出來的消息說，中國駐舊金山領事楊效忠不僅參加了那次年會，他還在會上放映了反法輪功的電影。【75】可惜的是，爛泥巴糊不上牆，結果方舟子自動“讓賢”，於是鄧子賢“責無旁貸”地把這個“大便宜”揀走了。值得一提的是，方舟子當時為了攬“功”，竟然明確地把新語絲說成是自己的“個人網站”。半年後，方舟子發現有個荷蘭人提到他的“反法”活動，於是在讀書論壇興高采烈地發帖子嚷嚷道：“看看荷蘭萊頓大學的漢學家是怎麼評價新語絲的:-)”。【76】由此可知，第一，“反法”對方舟子極其重要、萬分重要；第二，這個妒夫在當時不僅已經對鄧子賢懷有了戒心，而且還產生了妒意。

那麼，上面提到的第二個問題，即鄧子賢出席西雅圖那次會議的經費來自哪裡，應該如何解答呢？事實是，鄧子賢不僅出席了美國家庭基金會的2000年年會，他還出席了他們的2001年年會，會址是新澤西州紐瓦克市，距離北得克薩斯大學兩千五百公里。在當時，鄧子賢已經在北得克薩斯大學學習了七、八年，很難想象該校會資助他那麼長的“學業”——即使資助，其數量也僅夠糊口而已。而方舟子，不要說他當時自顧不暇，即使他富得流油，這個鐵公雞也不可能施捨給別人半分錢的。那麼，鄧子賢的錢到底來自哪裡？答案就在前面提到的那份《聖荷西信使報》的頭版長篇文章里，其中有下面這兩句話：

“Two days later, Milner got e-mail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Chicago, gi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Then he was contacted by Deng Zixian, a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 and ardent Falun Gong critic in Texas.”【77】

這是方舟子的翻譯：

“兩天后，Milner收到了駐芝加哥的中國領事館的電子郵件，告訴他中國政府的立場。後來，在德州的一名中國博士生和法輪功的強烈批評者鄧子閒也與之聯繫。”【60】

也就是說，鄧子賢當時不僅在明面上“反法”，他在暗地裡也忙着“反法”；在明面上，鄧子賢是方舟子的馬前卒，在暗地裡，他則跟在“駐芝加哥的中國領事館”的屁股後面行動。你只需要最最簡單的邏輯推理，就能夠搞明白鄧博士生以及方舟子當時到底在為誰效勞。

那麼，鄧子賢在美國家庭基金會2001年上都幹了些什麼呢？這是他自己的“介紹”：

“在會上，自閒向與會者介紹了他與方舟子合作的研究報告‘演變中的法輪功教義：階段，神學變化，與人的關係’（The Evolving Tales of Falungong：Stages, Theological Changes, and Human Implications”）。”【74】

可惜的是，這篇“研究報告”不僅在新語絲網站無影無蹤，即使是在整個互聯網上，你也找不到它的蛛絲馬跡。這是為什麼呢？根據鄧子賢的“介紹”來判斷，很可能是因為他的很多論點和論據遭到了與會者的質疑。實際上，鄧子賢在那個“介紹”中仍舊繼續撒謊：據他說，在那次會議上，有 “（其他）學者認為法輪功接近日本的真理教。”【74】而據該基金會主席Herbert L. Rosedale撰寫的會後總結，那個“（其他）學者”不是別人，而是他鄧子賢和方舟子。【78】

事實是，最早使出將日本的“真理教”與中國的“偽科學”捆綁打包這一毒辣手段之人，就是那位被方舟子鄧子賢主僕二人奉為神明的黨棍何大拿：

“前不久，日本發生了真理教事件。仔細考察一下麻原的學說，和偽氣功相似之處甚多；麻原本人就有所謂‘特異功能’。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趁偽氣功和所謂‘特異功能’還未演變成真理教那樣的邪教，還未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事實上，十餘年來死於偽氣功者、因練偽氣功而精神失常者已經不計其數了），我們已到了清算偽氣功和所謂‘特異功能’的時候了。”【79】

你說鄧子賢到底是像美國大學的“政治科學博士生”，還是像中國科學納粹的走卒、鷹犬、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