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流氓史学

根据《明史》，“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者这样总结张居正的一生：

“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互掩。”【195】

对张居正“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所以《张江陵传》的作者佘守德说，张居正死后，对他的评价一直就是“毁多于誉”。【102, p.147】前面提到，因为张居正的口碑太差，王世贞都不敢公开称赞他的政绩；而沈德符虽然同情张居正，但也说他的功罪“约略相当”。事实是，曾任清朝工部尚书的傅维鳞（1608-1667）在编纂《明书》时，将大臣分为勋臣、忠臣、名臣、武臣、权臣这五大类，而权臣类只有两人，即严嵩与张居正。【196】虽然按照《辞源》的解释，“权臣”指“有权势之臣。多指掌权而专横的大臣”【197】；但实际上，在当时，“权臣”的含义与“奸臣”距离颇近——所以朱彝尊才会质问傅维鳞：“毋乃过与？”

一、张粉蹿起

其实，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张居正所得到的一切，不论是生前的恶名载道，还是死后的祸及家门，都是咎由自取。别的不说，刘台在万历四年对他提出的弹劾，张居正就没敢对其中任何一条做出回应；他所做的，除了在万历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伏地不起之外，就是反诬刘台对他“报复”，加之以撂挑子不干活来要挟皇帝。【54, p.96】谁都知道，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在遭到自己的门生“报复”之后，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据理力争”，即将那些不实之词一一戳破，证明它们是无中生有，甚至是造谣诽谤。实际上，两年后在遭到王用汲的“间接弹劾”之后，张居正就是这么做的。【54, pp.147-148】那么，为什么对于刘台的弹劾，张居正却不敢回应呢？原因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些弹劾条款全部属实——连沈德符都说它“颇中肯綮”。【88, p.492】而刘台的后学老乡方志远也说：“刘台对于张居正的弹劾，几乎件件确凿、事事不虛。”【198, p.31】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陈生玺更进一步，说“刘台这一疏……事事处处都打到了张居正的痛处”、“刘台所劾全是事实”。【159, p.91】

事实是，不仅刘台在万历四年刀刀见血，弹无虚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二年给张居正定下的那几条罪状，也没有一条不是基于事实。也就是因为无从辩解，所以朱东润只以一句“神宗和居正说过，‘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是这样地看顾也许没有料到！”匆匆带过。【64, p.390】其实，张居正的最大罪过，万历帝并没有说出，那就是，张居正登上首辅宝座的第一步，就是勾结内宦冯保，构陷首辅高拱；即使是在把对方挤出京城之后，仍不罢手，妄图利用“王大臣案”将高拱置于死地，证明其内心既阴险又恶毒。【137】也就是因为冯保对张居正有再生之恩，所以王世贞说，在当时就有“居正傲于上而卑于冯保”这样的流言。【156, p.107】而文秉则说，“江陵结巨珰为内援，玩冲主于掌中。”【199】事实是，为了抗拒祖制，张居正与冯保密谋在先，指使吕调阳、张四维为其请命在后，然后又故作姿态地连上三疏请求奔丧，迫使万历帝与他合演双簧戏，即接连三次下诏“夺情”——这不就是在欺负幼主吗？在封建社会，除了弑君之外，还有比欺君更大的罪过吗？事实是，根据《明史·太祖本纪》，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曾下诏：“百官奔父母丧不俟报。”【72, p.30】也就是说，张居正回家奔丧，根本就不需要上疏请假。

万幸的是，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毁多于誉”之后，张居正终于迎来了春天，即一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粉张热潮，其特征就是对其“功业”的“脍炙人口”。【102, p.147】而这个一路上涨的“张居正牛市”，始作俑者就是梁启超，他早在戊戌变法前夕，就将张居正与王安石并列，说“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200】进入二十世纪后，梁启超更是大张旗鼓地编纂“中国六大政治家”丛书，而张居正就是那“六大政治家”之一。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还有“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这样的话。【201】你必须知道，在梁启超的口中和笔下，“政治家”远不是世人所谓的“政客”，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大救星”。【202】但遗憾的是，尽管梁启超一生著述极丰，精力过人，但他却至死也没有写出张居正的传记。

梁启超去世之后，陆续出现了陈翊林的《张居正评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和佘守德的《张江陵传》，这三本书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张粉粉张的第一个高潮。实际上，陈翊林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他作那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要给张居正“洗冤”，而且还要“为民族增辉”。【203】而佘守德更是以继承梁启超的遗志为己任，写书连体例都参照“六大政治家”系列；而他对“张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出张居正遭受攻击的“六种类型”：“因畏而毁之”、“因忌而毁之”、“因疑而毁之”、“藉口尊儒（而毁之）”、“藉口名教（而毁之）”、“藉口专擅（而毁之）”。【102, pp.148-149】也就是说，在佘守德看来，那些批评张居正之人，如果不是小人坏蛋，那一定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守旧派”、“反动派”。至于朱东润，他说自己写《张居正大传》的最大原因就是张居正“为这最后的中国皇室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204】因为刻意要与陈翊林和佘守德的“评传”体例相异，甚至要与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相异——朱东润说它是“一种倒退”，因为它“把王安石这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家进行了一次大切八块的处理”【205】——；并且，因为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而与陈、佘二人的赤裸裸洗白方式不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确实给人一种用“真凭实据”说话的感觉。但如上所述，朱东润的“真凭实据”大多都是单方面的、选择性的。所以，台湾历史学家苏同炳从那三本书中找出了一个共同特点：“极赞张居正的事功而又对历史所加予张居正的恶劣批评多方为之辩释。”【50, p.98】毫无疑问，后来的张粉不仅继承了这个“粉张传统”，他们还将之发扬光大。

确实，到了六十年代，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了署名唐新的《张江陵新传》，其粉张的热情和力度，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连一个尊张居正为“独裁良相”的张粉都说它“令人有英雄无差失的感觉。”【206】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张居正在中国大陆时来运转，一举成为中国历史上“二十六个大法家之一”，所以一直被当作批判对象的朱东润都得以沾光，得到重新“利用”。【207】“四人帮”倒台后，张居正的行情不但没有回落，他反倒逆势上扬，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改革家”。【208】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被扣上“改革家”的桂冠，就像是在封建社会被尊为“太师”、“上柱国”一般荣耀。所以，张粉们就像是被注射了鸡血一般，将张居正的“股值”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也就是说，生前就已经臭名昭著——王世贞所谓“曹恶”——的张居正，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祖坟突然冒起滚滚青烟，他被一些人当作“能人”的典型——梁启超所谓的“专制之雄”【209】——而被寄予无限的厚望。很可能是看到大势已成，所以朱东润把自己写作《张居正大传》的秘诀告诉了世人：

“必须把这样的为国为民的人写出来，作为一个范本，要想真正做到为国为民，从当时我的政治认识看，止有如此。”【207】

所谓的“范本”，与曾经风靡一时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所谓“高大全”，基本上是同义词。而不论是铸造“范本”还是塑造“高大全”，其手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惜任何手段给主人公清洗污垢然后抛光贴金。实际上，《张居正》一书的作者熊召政就是这么说的：

“写到这里，若有人问我‘你的历史观是什么’？我回答十四个字：‘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正是按这样的历史观来征选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地虚构。”【185】

这才叫不打自招。试问，如果“不论道德”，你们凭什么把严嵩父子打成“奸臣”啊？实际上，对于万历年间的言官而言，严嵩确实要比张居正好得多：“以严嵩之贼害忠良，当时台谏犹敢言之；自居正擅权，专意伺察台谏，凡其章疏少干时政，轻则补外，重则中伤。”【85】事实是，按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马振方的分析，熊召政的所谓“征选史料”、“合理地虚构”，不过就是通过“厚诬”其他人和“粉饰”张居正来编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真实”。【210】而谁都知道，使用这样的手段，所有的张粉作家、学者都有能耐把赵高、秦桧、严嵩、和珅也写得堂堂正正、漂漂亮亮，比张居正还要高大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确实，张粉们一边把张居正塑造成红光满面的“范本”，一边又极力丑化严嵩父子，甚至对徐阶设毒计将严世蕃构陷至死也津津乐道、拍手叫好【64, pp.58-58】【121, pp.75-76】【211】——这样的双重标准，恰恰就是张粉，也是方粉，的死穴。

1996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检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张居正被迫行贿说起》。仅看标题，你就会猜出，该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张居正向冯保行贿是“被迫”的，因为如果不如此，他就“无法取得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需的权力”，因此无法“改革”。【212】也就是说，在“张粉”的眼里，“改革”成了张居正作恶的最大理由，就像在“方粉”的眼里，“打假”成了方舟子作恶的最大理由一样。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仅张居正本人被打扮得佛光照顶，连与他狼狈为奸的大太监冯保也与有荣焉，变成了一个正面人物：有人就撰文证明他是“顺应历史潮流、支持改革、承担风险”的好太监。【213】还有人撰文证明，冯保与张居正的内外联手“使社会受益、生产发展”【214】、并且“全面限制了皇帝的行政权和腐化倾向”【215】。而这样的文章，全都是打着“学术论文”的招牌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

前面提到，因为在立言、立德方面毫无建树，所以张居正被捧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事功”，而他的最大事功莫过于替皇上搜刮民脂民膏，并且把“本来属于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即转嫁于贫家小户。”【157, p.152】实际上，连万历皇帝都发现，张居正主持的“清丈”——这是所谓“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内容，始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张居正被夺情的第二年——，就是变相增税，其方法就是“短缩步弓，虚增地亩，及将山陂湖荡屋基坟墓并积荒地土升则派粮，贻累军民”。【69, p.2387】《明史》也说，“……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72, p.1883】所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生玺这样写道：

“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开源发展生产增加来的，而是从老百姓那里强行征取来的。得益的是朝廷，受害的是老百姓。”【159, p.62】

最奇的是，尽管如此横征暴敛——当时的民谣是“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洲渚，寄语沙鸥莫浪眠”【216】——，张居正为朝廷做出的最大贡献也不过就是“冏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69, p.2336】而这个数字，仅及前面提到的张居正的儿子张简修一次送给冯保的贿赂的四倍左右（按一两黄金折合十两白银计算），但却远不及大太监冯保的个人家当：据王世贞说，抄冯保家所得“金银百馀万両珠宝瑰异以万计”【75, p.123】；据《明史》，“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72, p. 7803】；而据《明实录》，由于监守自盗，抄冯保家所得不过“十一二耳。”【69, p. 2454】换句话说就是，张居正每为国库敛聚一两银子，中国的老百姓——也就是朱东润和熊召政所说的“苍生”——就要为之向贪官支付十倍甚至百倍的代价。

很可能也觉得这样的“事功”有些滑稽可笑，所以到了后来，张粉们把张居正的事功说成是什么“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217】、“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218】。如果这样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战国末年的吕不韦岂不比张居正更伟大、英国工业革命前夜时那些漫山遍野的绵羊岂不比张居正更高明，因为吕不韦比张居正早了将近两千年，而那些咩咩的羔羊比张居正干得更彻底、更干净。

其实，即使张粉们说破了天，他们也不敢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算张居正的“事功”确实是“事功”，它们的取得也完全都是基于前人、甚至可以上溯至嘉靖年间的变革、改革的基础之上。【219】实际上，假如张居正不使用阴谋诡计把高拱挤走的话，所谓的“万历新政”很可能更伟大、所谓的 “万历中兴”很可能更辉煌——这是韦庆远先生说的话：

“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厉十年改革， 基本上是隆庆时期以高拱为主张居正为副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的承传和衔接关系是非常明显的。”【220】

其实，连张居正本人在死前都承认，他取得的那些成就是因为“盖有所受之也”，只不过他把自己“所受”的对象说成是徐阶【221】，而不是高拱。实际上，朱东润也说，张居正接替高拱出任首辅，“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64, p.135】而朱东润之所以肯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前提就是坚决否认张居正曾参与甚至设计了那场他所谓的“大政变”——据他说，张居正对之只是“事前定有所闻”而已。【64, p.134】其实，不论朱东润承认还是不承认，铁打的事实仍旧是：张居正取得那些“事功”的根本前提，就是与阉人联手，陷害忠良——关于此事，不仅在野史之中传得沸沸扬扬【137】，即使是在正史中，那也是言之凿凿。【72, pp.5641-5642, pp.7800-7801】其实，在当时，张居正联手冯保逼走高拱可谓尽人皆知，所以刘台才会说“先帝临崩，居正假托疾病，斥逐大学士高拱……往者王大臣狱兴，诬连高拱”这样的话。【126】实际上，张粉们之所以要高喊“不论道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这类事实。而梁启超之所以没有写成《张居正传》，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不符合他所认定的道德标准。因为按照梁启超，“政治家”不仅要有学识、有才能，而且还要讲道德。【202】不讲道德的标志之一就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是他评价孙中山：

“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借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222】

实际上，论“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孙中山比张居正差远了，因为连郦波都知道，尽管“举朝上下，士大夫们没一个会觉得冯保这个太监会是一个什么好人” 【121, p.332】，但在整个大明王朝，“也就张居正一个人拿他冯保当个人来看”。【121, p.270】问题是，张居正为什么要逆道行车、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当然是因为冯保是陷害高拱的第一功臣——万斯同就说，“张居正生平事业，皆由冯保。”【223】最好笑的是，郦波在为其偶像抢功之时，竟然一再强调高拱留给张居正的是一个“烂摊子”【121, pp.141-142, p.156, p.193】；而在遭到严厉质疑之后【224】，他又是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其脸皮之厚，直追方舟子。

二、无知无畏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指出，方舟子是一个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一应俱缺的“四无”人才——他的史论，始于无知，终于邪恶。【225】而实际上，方舟子是“张粉学者”的典型，而“张粉学者”不仅粉张居正，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粉方舟子——《张居正二三事》抄袭案直到今天才被揭露，本身就是一个证据，因为很难想象，“张粉学者”注意不到方舟子如此明显的抄袭——，显然是因为他们在这两个人的身上，看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

事实是，郦波不仅仅是一个特大号的张粉，他还是一个特大号的方粉，因为在大讲“大明脊梁张居正”时，他也和方舟子一样，把张居正称为万历新政的“总设计师”【121, p.248】；和方舟子一样，他也以为张居正的财富主要来自皇室的赏赐【92, p.239】；和方舟子一样，他也以为张居正请来的医生是通过“动手术”来给他除痔【121, p.327】。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说，在跑到上央视演唱“歌颂张居正”大鼓书之前，郦教授不仅曾拜读过《张居正二三事》，他还曾对之击节赞叹。看看他是怎么证明张居正之“清廉”的：

“……这个十万两银子，在经过万历新政之后的晚明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那位万历时期的名妓杜十娘，啊，就是怒沉百宝箱那位，她的私人财产，怎么说也不止几十万两吧？是不是？更不要说那个萧条时期，还不是经济发达时期，前面那个萧条时期，跟张居正一样做了十几年内阁首辅的严嵩，他被抄家，抄出来的黄金白银，光这两项，折合起来，将近三百万两，更不用说古玩字画、珍奇珠宝了，那是不计其数。”【174】

郦波让一个堂堂的大明王朝首辅与卖淫为生的“名妓”比穷，与方舟子让张居正和富有四海的皇帝比富，虽然听上去是异曲，但看上去却是“同工”。换句话说就是，“出奇制胜”是张粉们的程式思路。不过，最让人莫名惊诧的是，郦教授竟然有本身估算出杜十娘的身价是“几十万两”。根据冯梦龙的小说，杜十娘付给老鸨的赎身之金也不过三百两银子；而据她自己估计，她在妓院干了八年，为老鸨挣下的银子，仅止“数千金”，而已。至于她怒沉的那个“百宝箱”，共有三匣，第一匣宝物“约值数百金”；第二匣宝物“约值数千金”，最后一匣，也就是杜十娘抱着投江的那一匣，虽然冯梦龙说“莫能定其价之多少”，但杜十娘说得却万分清楚：“箱中蕴藏百宝，不下万金。”【226】请问郦教授：你的那个“怎么说也不止几十万两吧”，到底是“怎么说”的？信口胡说？

实际上，郦教授肚子里的那点儿小九九，也是所有张粉们脑袋中的小算盘：与那些贪官的几百万两银子家产相比，张居正太清贫、太可怜了——实际上，台湾张粉唐新在六十年代就是这么说的：

“那一点金银， 很可能包括家中器血，妇女首饰在内。这对一个当权甚久的首辅而言，似乎太菲薄。……我们且看别人抄家情形吧！代宗抄王振家，‘得金银六十余库， 玉盘百， 珊瑚高六、七尺者三十株，他珍物无算。’武宗抄刘瑾家，‘得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世宗抄江彬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三千二百柜， 他珠玉不可胜计。’即神宗抄冯保家，亦得金银百余万。江陵和他们比，亦太寒村了。”【227】

如上所述，张居正遗留下来的家产并非仅仅“十万两银子”，而是京城的“十几万两”外加江陵的三百三十杠金银珠宝。而这些财富，只是张家在惶惶不可终日了16个月之后剩下的余财。

其实，连傻子都知道，一个只有十万家财的财主，根本维持不了张居正家那样的排场——所以刘台才会问他：“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54, pp.95-96】实际上，对于那样的实情，张粉们也都知道，所以郦教授在忘乎所以之际会让这样的话脱口而出：

“在整个明代，要说葬礼的排场之大，除了皇帝的葬礼，也就要算得上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葬礼了。”【121, p.284】

按照方舟子，皇上连娶儿媳妇都要三十万两银子，则他自己死了，葬礼的费用岂不应该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实际上，据“王士贞”说，“居正之丧，与辎重凡七十余，般用夫三千余人，前后十余里不绝于是。”【156, p.122】如果张家仅有那十万两银子，他们到底是如何操办张居正“他爹”和张居正本人的仅次于皇上的葬礼的呢？显然，这样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郦教授的理解能力。

确实，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张粉学者”水平的低下。以郦波为例：央视在推出《大明脊梁张居正》时，一再提及主讲人是“南京大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据南京师大的官方网页，郦波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但是，你只要听到他在央视上把吕调阳读成“吕掉阳”，你就会明白，他实际上连《千字文》都没有读过。前面提到，郦教授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郦波汉语”，其代表作就是万历皇帝那份“判决书”的郦氏译文。如果谁以为郦波那是故意糟蹋他极端痛恨的“小万历”，那就看看他是如何翻译其偶像张居正的奏疏：

“张居正病倒前在给小万历的一篇请假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臣自去秋，患下部热病，仰荷圣慈垂悯，赐假调理，虽标症少减，而病根未除，缠绵至今。’（《张太岳集・奏疏十一・给假治疾疏》）

“这话是说，我自去年秋天患病，病状为热毒之症，当时承蒙皇上和太后关心，让他调理了一段时间，虽然好多了，但没彻底好全，所以现在还不太行。”【121, p.327】

整整七年之后，郦波才把他的“汉译”做了如下修改：

“这话是说，我自去年秋天患病，病状为热毒之症，当时承蒙皇上和太后关心，让我调理了一段时间，虽然好多了，但没彻底痊愈，所以现在身体还不太好。”【92, p.364】

也就是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导郦波可能直到今天也没能搞懂“热病”不等于“热毒之症”，“标症少减”不等于“好多了”，“缠绵至今”不等于“现在身体还不太好”。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终于搞懂“彻底好全”不是规范的汉语——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不论在文学还是在史学。

最好笑的是，“汉语言文学博士后”郦波不仅古代汉语不过关，他的现代汉语好像也不咋地。例如，朱东润不仅在《张居正大传》的初版序言中说自己写作该书“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序尾注明所谓“今年”就是“一九四三年”，他还在四年后谈写作体会时，开篇就说“三十二年一月，我开始撰述《张居正大传》，八月写成”。【204】可是，推崇《张居正大传》不遗余力的郦波——他在《大明脊梁张居正》的最后一集主要表达自己对朱东润的敬意——却一再说：“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46 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121, pp.340-341】、“他于1941年的1月3日开始动笔，仅过了7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日，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皇皇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121, p. 341】、“朱东润先生在1941年的抗战岁月里，用了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洋洋三十万字的皇皇巨著”【121, p.351】、“朱东润先生是1941年8月6日完成整部《张居正大传》的创作的” 【121, p.351】。实际上，直到七年之后，他还是那么说。【92, p.390】也就是说，虽然张居正的行情波波见涨，但他的粉丝的水平却如同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一代不如一代。

三、无耻无赖

实际上，张粉郦波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他的汉语水平，而是他的道德水平。原来，对于所有的张粉来说，刘台在万历四年对张居正的弹劾——朱东润称之为“第一次打击”——都是一座必须攻克的堡垒，否则张居正的正面、光辉形象就树立不起来。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张居正对刘台的反诬。所以，陈翊林在从《明史》抄录了刘台的奏疏——他以为那就是“原文”——之后，这样写道：

“刘台原为文忠的门生，以御史巡按辽东，违例误报战功，已受戒责，有恨于文忠。”【63, p.64】

同样，朱东润和佘守德则在叙述刘台弹劾案之前，先把张居正对刘台的反诬拿来当作铺垫：

“刘台经过这一次严旨申斥，充满怨愤，就在万历四年正月上疏弹劾居正。”【64, p.217】

“公此时愠于群小，悉心应付，固已痛苦非常。不谓其门生刘台以巡按辽东时违例误报战功，致受饬责，竟以万历四年上疏，对公肆行攻击，藉以报复，其措辞之偏激，尤足予公以难堪。”【102, p.72】

也就是说，老张粉粉张的招术之一就是“诋毁”或曰“厚诬”刘台以及所有“张黑”的人格。而后起之秀郦波则出于粉而粉于粉，他凭借自己的“语言文学”功底，在驳斥刘台奏疏之前，竟然凭空编造出一个刘台曾任江陵县令、并且通过“拍张家的马屁”获得张居正提拔的故事：

“张居正有个学生叫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刚好是张居正，所以他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学生。但问题是张居正的学生多了去了，开始也和这个刘台没什么关系。可巧的是，刘台一开始‘组织部’安排官是什么呢？是湖北的江陵县县令，就是荆州那个地方的县官，正好是张居正他的老家，湖北江陵嘛。所以刘台在这个江陵县令上，琢磨着怎么和当朝首辅搭上点关系啊？于是他就拍张居正他爹张文明老爷子的马屁。所以张居正他爹，经常在给这个张居正写家信的时候，啊，一封家书，对不对，就经常提到刘台这个人怎么怎么好，在当地做官的名声怎么怎么好。当然张居正也不是光听他爹的话，因为他听他爹老提就注意到他了，再加上考成法一考核，刘台这个人除了拍马屁，他确实很聪明很能干，政绩也不错，考成法一考核，值得提拔，张居正就注意他了。所以很快，到了万历三年的时候，刘台就当上了辽东巡按。”【228】

那么，刘台是如何“拍张居正他爹张文明老爷子的马屁”的呢？这是郦波在其粉张名著《风雨张居正》、《千古名相》中呼风唤雨般的讲述：

“于是他走了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路子，把老爷子的马屁拍得足够，在张家建宅拿地这些有关张家利益的事上都大开绿灯。江陵曾经因为长江改道，而产生很多荒滩地，这些土地那可都肥沃得很。因为是荒滩地嘛，本来应该算是国家的，但刘台以及江陵的地方官为了拍张家的马屁，就把这些当作正常的无人认领的田地进行“失物招领”。

“有人会奇怪，把这大片肥沃的江滩地进行“失物招领”，那岂不是太没脑子了？那谁都愿意来认领啊，那还不要抢破头了？

“你以为这些当官的都是傻子啊？要有这么好的事儿，他们还不自己先领了，还等别人来嘛？他们这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样子而已。刘台先举行江滩地的失物招领，再有意唆使张居正他爹张文明来认领，你想除了张家，在江陵这块儿，谁敢来认领这大片的土地啊？

“所以，刘台这拍马屁的招儿那可谓是炉火纯青了。”【121, pp.202-205】【92, pp.229-230】

事实是，据《明史》，刘台的履历非常简单：“刘台，字子畏，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万历初，改御史。巡按辽东，坐误奏捷，奉旨谯责。”【72, p.5989】同样刘台家乡的《吉安府志》【165, pp.347-348】和《安福县志》【229】都没有提到刘台曾出任江陵县令。不仅如此，在《荆州府志》的《职官志》中，大小官吏的姓名都有记载，而明朝时出任江陵县令的59个人之中，只有两人姓刘，一个叫刘恺，是“南乐举人”；另一个叫刘铉，是“隆庆间任”。【177, p.358】是不是编写《荆州府志》的土包子不如郦博士后学问大，把刘台误写成刘铉了呢？偏偏这个刘铉是个“名宦”，所以《荆州府志》有他的小传：

“刘铉，鄱阳人，进士，隆庆三年知江陵县。庭无积牍，吏无积弊，断决如流。清里甲，均赋敛，兴贤礼士，善政不可殚书，江陵至今诵之。”【177, p.450】

而在当时，确曾有人向张居正推荐这个刘铉，但那个人并不是“张居正他爹”，而是荆州府知府王古林。这是张居正给他的回信：

“赉奏官来，辱华翰，具悉。刘江陵尚未至，至当以谏议处之。”【230】

据编者的注释，“本篇写于隆庆六年九月”。也就是说，直到隆庆六年，江陵县令的县令仍是刘铉。还是根据编者的注释，“刘江陵：湖广江陵县县令刘铉。铉，鄱阳（今江西鄱阳）人，隆庆二年进士，三年知江陵。在任期间，清里甲，均赋敛，政绩显著。此后不久任给事中。”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刘铉不是刘台。

也就是说，郦波的故事，除了主人公姓刘之外，其余的细节连捕风捉影都谈不上——难怪他会对我的询问函置之不理。【231】实际上，如果郦波编造的这个故事是真的，则它不仅证明张居正贪赃枉法，任其父亲在江陵吞并国家财产；它还证明，那个被张粉们吹破了天的“考成法”就是张居正培植私党、排斥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说，新生代张粉不仅无知，而且愚蠢。不过，他们毕竟有点儿小聪明，知道“粉饰”张居正的最佳途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途径，就是“厚诬”张居正的敌人。

殃视·败家·酱谭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实质，就是找一些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学者”戴着眼镜给戴着眼镜的听众讲大鼓书，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就是这类“学者”的典型。上图显示，郦波通过编造“刘台拍张居正他爹张文明老爷子的马屁”获得张居正提拔的故事来诽谤刘台，妄图以此抵消刘台弹劾张居正的影响。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后来出版的书中，郦波都没有交代他那个故事来自何处；而除了郦波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人曾经讲过那个故事。

四、胡搅蛮缠

除了通过炮制“事实”来厚诬张黑之外，张粉粉张的另一个伎俩就是扭曲逻辑，也就是所谓的诡辩、狡辩。例如，在给刘台的脑袋扣上一个特大号的屎盆子之后，郦波还不自量力地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驳斥刘台的那份奏疏。可以肯定地说，郦波不仅不曾读过刘台奏疏的全文，他连刘台奏疏的摘要都没有读，因为根据《明史》的摘要，刘台向张居正提出的质问至少有十条【72, pp.5989-5992】，可是，郦波却说什么“刘台主要指出了张居正的六大罪状”【121, p.209】。问题是，郦波到底是怎么为张居正辩护的呢？答曰：耍流氓。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刘疏中“五条所说的也正是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所在”：

“他打着‘祖宗成法’的旗号行改革之实，这说明他聪明。他用考成法肃清官僚队伍、使内阁集权，那是改革必要的权力保障。他不按惯例使用人才，并不避亲疏，正说明他不拘一格用人才。他是以宰相自居，那是因为他现在的地位确实就相当于以前的宰相啊。他给李太后写《白燕诗》，那是人家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你什么事儿啊？”【121, p.211】

这逻辑和口吻，与地痞流氓有什么两样？

除了刘台之外，张粉们的最大敌人就是万历帝，因为是他让张居正死后蒙羞。所以，从张居正遭贬之日起，张粉们就一直在搜罗万历帝蓄意报复其“恩师”——按照郦波的说法，万历帝是张居正的“继承人”【121, p.326】——的证据。例如，崇祯年间问世的《楚宝》一书中，有一篇张居正的传记，其中对张居正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而在叙述张居正倒台之前，该文专门讲述张居正对万历帝过于严厉，暗示两人因此积怨：

“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戏，辄虑张先生知之，而公亦益以夹辅主德自力。然上春秋渐长，公过为禁持不少假。尝在讲筵，上读《论语》至‘色勃如也’，读作背音，公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惊。而上左右贵幸用事，多恨老珰冯保，公又尝疏请斥逐，其为奸佞者，是以寖相构，而辅臣张四维亦怨公。”【117, pp.77-78】

这个传统，被后来的所有张粉都继承了下来。可是，找来找去，他们找出来的也不过就是那三两个陈芝麻烂谷子，其中之一就是《楚宝》中所说的那个“当作勃字”典故；其余两个，第一就是张居正受李太后之托，为万历帝起草罪己诏——朱东润说那件事是万历帝“日后报复底张本”【64, p.349】——；第二就是方舟子说的“太后曾命张居正辅助他到三十岁再亲政之耻”——樊树志说这是“神宗对张居正由亲至怨的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契机”。【54, p.158】最奇的就是一本号称“融合百家之说，贯通正史野史”的《紫禁城档案》，它罗列出张居正生前与万历帝的十大过结。【232】好笑的是，为了坐实万历帝蓄意报复张居正，张粉们把万历帝整肃张居正的过程描述得井井有条，从未动先谋到步步为营，颇显其“雄才大略”。可与此同时，为了衬托张居正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他们又极力把万历帝描绘成一个昏君或者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也就是说，只要能够“粉饰”张居正，他们就不惜自扇耳光。

其实，恰如黄仁宇所说，“圣明天纵”的万历帝受到的最大震撼就是，他猛然发现，自己的那位“道貌岸然”的恩师，竟然是一位贪婪龌龊之徒。张居正编纂的《帝鉴图》前三个故事分别是任贤图治、谏鼓谤木、孝德升闻，而张居正恰恰就是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杜绝言路、严惩谏官；贪恋权位、拒不守孝。所以，连与张居正没有任何交集的谷应泰（1620-1690）都义愤填膺，对他破口大骂道：“真狗彘不食其余矣。”【100, p.960】由此可以推知当事人万历帝到底作何感想。而万历帝从一个聪慧天纵的少年，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著名昏君之一，张居正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这也是他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他以自己的言传和身教，让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将理想和抱负彻底看破，最终破罐子破摔。钱穆说，张居正“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233, p. 485】为什么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明史》所说，“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72, p.5650】所以说，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即使是完全出于公心，其必然结果也只能是“人亡政息”。所以钱穆将明朝灭亡的根子，归咎于张居正：“继之为政者，惩其败，多谦退缄默以苟免。因循积弊，遂至于亡。”【233, p. 485】可叹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张粉”对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道理却全摆出一副比昏君还要昏庸一万倍的面孔，装傻卖痴。

为了给张居正鸣不平，郦波还煞有介事地这样写道：

“要知道按明朝的法律，只有谋反、叛逆以及奸党三类大罪才可以抄家的，现在张居正还没这样的罪名，小万历就要抄他的家,可见实在等不及了。”【121, p.335】

郦教授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抄袭朱东润：

“明朝底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及（三）奸党。（见《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64, p.387】

郦波显然不知道，朱东润在从“《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中找到“明朝底法律”时，他隐瞒了一个细节，即在翟銮说出“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耳”之后，嘉靖皇帝马上提出用奸党罪抄宦官谷大用的家，而翟銮则附和道：“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杀，何所不可。”【72, p.5111】而这样的道理，当时谁都知道，所以张居正才会对“小万历”这样说：“国家政事，或宽或严，行仁行义，惟皇上主之。”【69, p.1023】也就是说，张粉拿出这条理由来质疑万历帝“违法”，就是假装清纯。

其实，即使衡之以“明朝底抄家法”，张居正被抄家也不冤枉。首先，张居正与冯保暗中勾结构陷高拱、逼迫洪朝选陷害辽王，指使张学颜构陷刘台，即构成“奸党”罪。实际上，杨四知上疏弹劾张居正的题目就是《追论党恶权奸欺君误国乞正国法彰天讨》、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孙继先奏疏的题目是《奸臣党权诬陷言官乞彰国法以快公论》、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植奏疏的题目是《大臣朋奸党逆诬上欺君乞独断以昭臣鉴》。也就是说，张居正犯下的就是比谷大用还要严重的“奸党”罪。

其次，连樊树志都承认，张居正在家中悬挂门徒献上的金质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是颇有点僭妄嫌疑的。”【54, p.88】而实际上，结合张居正对其门客说自己“我非相，乃摄也”，即可知道，他当时那么做的目的就是在鼓励徒众“劝进”，因此就是意欲“谋反”、“叛逆”。确实，明人周元暐就说：

“苟假以年，则莽、操、懿、温必将再见矣。”【153, p.21】

也就是说，假如张居正再“柄政”十年的话，最可能的后果就是篡夺大明江山，建立张家王朝；或者，他的横征暴敛逼迫李自成们提前起义——说他延续了大明命脉七十二年，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妄言欺世。实际上，即使张居正真的延续了明朝的寿命，他延续的也不过就是安徽凤阳老朱家的家天下而已，与“苍生”何干！最好笑的是，在《张居正大传》中，朱东润一再嘲笑万历帝是“小农”出身，并且把他查抄张居正的原因归咎于 “一个小农底外孙，禁不住金银财宝底诱惑。”【64, p.387】显然是受他的影响，郦波也对农民嗤之以鼻：

“小万历的外祖父，也就是李太后的爹李伟，我们以前说过，是个河北的农民，是个落魄的泥瓦匠。他把女儿卖到王府纯粹是为了图俩钱，却意外地使李家飞黄腾达，成了皇亲国戚，这就让这个农民出身的小泥瓦匠看到了投机的价值。……这个人一生的关键词也就两个词：投机、贪财。”【121, p.332】

既然“小农”或“农民”是那么的可鄙、可憎，并且，在“商品经济”刚刚萌芽之际，他们还是中国“苍生”的主体，那么请问张粉学者们：张居正为这些人谋福利，到底是在造福呢，还是在作恶？实际上，《张居正大传》中强烈的阶级意识，早在六十年代就遭到了严厉批判。【234】但是，在进入“新时代”之后，它又满血复活了——这实际上就是张粉们张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小结

前面提到，“方舟子妻”曾问方舟子：“为什么喜欢明史？”而“刘菊花夫”的回答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壮的仁人志士。”方氏夫妻间发生这个对话的可能性很大，但不论方舟子当时是否是那么回答的，他说出真话的可能性都为零。事实是，方舟子之所以“喜欢明史”，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明史领域材料多，门槛低，所以随便一个人都敢跑到那里讨饭吃——当年明月和清秋子的走红，就是证据。也就是说，没有受过一天史学训练的方舟子，之所以会两次向明史领域进犯，就是因为他从那里发现了“商机”，就像王海从中国的商界、宋祖德从中国的娱乐圈看到了商机一样。只不过是，一是因为才疏学浅，二是因为老天爷成心不让他吃那碗饭，所以他的两次尝试都已惨败告终。但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鸟。果然，在“文史”领域屡遭败绩的“三文男”被迫跑到了中国的科学界，在那里风光了十余年，但最终仍以“科学四子”——科学痞子、科学骗子、科学混子、科学棍子——收场。【23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郦波教授真是万分的“幸运”，因为以方舟子的仇富个性，如果他在明史界坐大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浅学的郦波之流混得比他还好的。可怜的是张居正，他不但生前挨骂、死后被抄，而且在他死后四百多年，一群不肖“学者”不请自来，跑到他的坟头给他叩头上香、认祖归宗。张居正再不堪、再不济，他也是大明朝的进士、翰林啊！所以，假如他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狠狠地对那些“张粉”破口大骂：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