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論：流氓史學

根據《明史》，“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編者這樣總結張居正的一生：

“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後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互掩。”【195】

對張居正“毀譽不一，迄無定評”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所以《張江陵傳》的作者佘守德說，張居正死後，對他的評價一直就是“毀多於譽”。【102, p.147】前面提到，因為張居正的口碑太差，王世貞都不敢公開稱讚他的政績；而沈德符雖然同情張居正，但也說他的功罪“約略相當”。事實是，曾任清朝工部尚書的傅維鱗（1608-1667）在編纂《明書》時，將大臣分為勛臣、忠臣、名臣、武臣、權臣這五大類，而權臣類只有兩人，即嚴嵩與張居正。【196】雖然按照《辭源》的解釋，“權臣”指“有權勢之臣。多指掌權而專橫的大臣”【197】；但實際上，在當時，“權臣”的含義與“奸臣”距離頗近——所以朱彝尊才會質問傅維鱗：“毋乃過與？”

一、張粉躥起

其實，和絕大多數人一樣，張居正所得到的一切，不論是生前的惡名載道，還是死後的禍及家門，都是咎由自取。別的不說，劉台在萬曆四年對他提出的彈劾，張居正就沒敢對其中任何一條做出回應；他所做的，除了在萬曆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伏地不起之外，就是反誣劉台對他“報復”，加之以撂挑子不幹活來要挾皇帝。【54, p.96】誰都知道，一個位高權重之人，在遭到自己的門生“報復”之後，他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據理力爭”，即將那些不實之詞一一戳破，證明它們是無中生有，甚至是造謠誹謗。實際上，兩年後在遭到王用汲的“間接彈劾”之後，張居正就是這麼做的。【54, pp.147-148】那麼，為什麼對於劉台的彈劾，張居正卻不敢回應呢？原因當然只有一個，那就是那些彈劾條款全部屬實——連沈德符都說它“頗中肯綮”。【88, p.492】而劉台的後學老鄉方志遠也說：“劉台對於張居正的彈劾，幾乎件件確鑿、事事不虛。”【198, p.31】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陳生璽更進一步，說“劉台這一疏……事事處處都打到了張居正的痛處”、“劉台所劾全是事實”。【159, p.91】

事實是，不僅劉台在萬曆四年刀刀見血，彈無虛發，萬曆皇帝在萬曆十二年給張居正定下的那幾條罪狀，也沒有一條不是基於事實。也就是因為無從辯解，所以朱東潤只以一句“神宗和居正說過，‘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是這樣地看顧也許沒有料到！”匆匆帶過。【64, p.390】其實，張居正的最大罪過，萬曆帝並沒有說出，那就是，張居正登上首輔寶座的第一步，就是勾結內宦馮保，構陷首輔高拱；即使是在把對方擠出京城之後，仍不罷手，妄圖利用“王大臣案”將高拱置於死地，證明其內心既陰險又惡毒。【137】也就是因為馮保對張居正有再生之恩，所以王世貞說，在當時就有“居正傲於上而卑於馮保”這樣的流言。【156, p.107】而文秉則說，“江陵結巨璫為內援，玩沖主於掌中。”【199】事實是，為了抗拒祖制，張居正與馮保密謀在先，指使呂調陽、張四維為其請命在後，然後又故作姿態地連上三疏請求奔喪，迫使萬曆帝與他合演雙簧戲，即接連三次下詔“奪情”——這不就是在欺負幼主嗎？在封建社會，除了弒君之外，還有比欺君更大的罪過嗎？事實是，根據《明史·太祖本紀》，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曾下詔：“百官奔父母喪不俟報。”【72, p.30】也就是說，張居正回家奔喪，根本就不需要上疏請假。

萬幸的是，在經歷了三百多年的“毀多於譽”之後，張居正終於迎來了春天，即一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粉張熱潮，其特徵就是對其“功業”的“膾炙人口”。【102, p.147】而這個一路上漲的“張居正牛市”，始作俑者就是梁啓超，他早在戊戌變法前夕，就將張居正與王安石並列，說“昔王臨川之變宋，張江陵之造明，績用克成，道皆在是。”【200】進入二十世紀後，梁啓超更是大張旗鼓地編纂“中國六大政治家”叢書，而張居正就是那“六大政治家”之一。在他去世後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中，還有“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這樣的話。【201】你必須知道，在梁啓超的口中和筆下，“政治家”遠不是世人所謂的“政客”，而是“國家和人民的大救星”。【202】但遺憾的是，儘管梁啓超一生著述極豐，精力過人，但他卻至死也沒有寫出張居正的傳記。

梁啓超去世之後，陸續出現了陳翊林的《張居正評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和佘守德的《張江陵傳》，這三本書構成了中國歷史上張粉粉張的第一個高潮。實際上，陳翊林在書中開宗明義就說，他作那本書的目的，不僅是要給張居正“洗冤”，而且還要“為民族增輝”。【203】而佘守德更是以繼承梁啓超的遺志為己任，寫書連體例都參照“六大政治家”系列；而他對“張學”的最大貢獻，就是總結出張居正遭受攻擊的“六種類型”：“因畏而毀之”、“因忌而毀之”、“因疑而毀之”、“藉口尊儒（而毀之）”、“藉口名教（而毀之）”、“藉口專擅（而毀之）”。【102, pp.148-149】也就是說，在佘守德看來，那些批評張居正之人，如果不是小人壞蛋，那一定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守舊派”、“反動派”。至於朱東潤，他說自己寫《張居正大傳》的最大原因就是張居正“為這最後的中國皇室延長了七十二年的存在。”【204】因為刻意要與陳翊林和佘守德的“評傳”體例相異，甚至要與梁啓超的《王荊公評傳》相異——朱東潤說它是“一種倒退”，因為它“把王安石這個偉大的政治理想家進行了一次大切八塊的處理”【205】——；並且，因為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而與陳、佘二人的赤裸裸洗白方式不同，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確實給人一種用“真憑實據”說話的感覺。但如上所述，朱東潤的“真憑實據”大多都是單方面的、選擇性的。所以，台灣歷史學家蘇同炳從那三本書中找出了一個共同特點：“極贊張居正的事功而又對歷史所加予張居正的惡劣批評多方為之辯釋。”【50, p.98】毫無疑問，後來的張粉不僅繼承了這個“粉張傳統”，他們還將之發揚光大。

確實，到了六十年代，台灣中華書局出版了署名唐新的《張江陵新傳》，其粉張的熱情和力度，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連一個尊張居正為“獨裁良相”的張粉都說它“令人有英雄無差失的感覺。”【206】進入七十年代以後，張居正在中國大陸時來運轉，一舉成為中國歷史上“二十六個大法家之一”，所以一直被當作批判對象的朱東潤都得以沾光，得到重新“利用”。【207】“四人幫”倒台後，張居正的行情不但沒有回落，他反倒逆勢上揚，變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改革家”。【208】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被扣上“改革家”的桂冠，就像是在封建社會被尊為“太師”、“上柱國”一般榮耀。所以，張粉們就像是被注射了雞血一般，將張居正的“股值”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也就是說，生前就已經臭名昭著——王世貞所謂“曹惡”——的張居正，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十年，祖墳突然冒起滾滾青煙，他被一些人當作“能人”的典型——梁啓超所謂的“專制之雄”【209】——而被寄予無限的厚望。很可能是看到大勢已成，所以朱東潤把自己寫作《張居正大傳》的秘訣告訴了世人：

“必須把這樣的為國為民的人寫出來，作為一個範本，要想真正做到為國為民，從當時我的政治認識看，止有如此。”【207】

所謂的“範本”，與曾經風靡一時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所謂“高大全”，基本上是同義詞。而不論是鑄造“範本”還是塑造“高大全”，其手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惜任何手段給主人公清洗污垢然後拋光貼金。實際上，《張居正》一書的作者熊召政就是這麼說的：

“寫到這裡，若有人問我‘你的歷史觀是什麼’？我回答十四個字：‘不以道德論英雄，應為蒼生謀福祉。’拙著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 正是按這樣的歷史觀來徵選史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合理地虛構。”【185】

這才叫不打自招。試問，如果“不論道德”，你們憑什麼把嚴嵩父子打成“奸臣”啊？實際上，對於萬曆年間的言官而言，嚴嵩確實要比張居正好得多：“以嚴嵩之賊害忠良，當時台諫猶敢言之；自居正擅權，專意伺察台諫，凡其章疏少干時政，輕則補外，重則中傷。”【85】事實是，按照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馬振方的分析，熊召政的所謂“徵選史料”、“合理地虛構”，不過就是通過“厚誣”其他人和“粉飾”張居正來編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真實”。【210】而誰都知道，使用這樣的手段，所有的張粉作家、學者都有能耐把趙高、秦檜、嚴嵩、和珅也寫得堂堂正正、漂漂亮亮，比張居正還要高大上，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確實，張粉們一邊把張居正塑造成紅光滿面的“範本”，一邊又極力醜化嚴嵩父子，甚至對徐階設毒計將嚴世蕃構陷至死也津津樂道、拍手叫好【64, pp.58-58】【121, pp.75-76】【211】——這樣的雙重標準，恰恰就是張粉，也是方粉，的死穴。

1996年，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機關刊物《人民檢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從張居正被迫行賄說起》。僅看標題，你就會猜出，該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說，張居正向馮保行賄是“被迫”的，因為如果不如此，他就“無法取得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所需的權力”，因此無法“改革”。【212】也就是說，在“張粉”的眼裡，“改革”成了張居正作惡的最大理由，就像在“方粉”的眼裡，“打假”成了方舟子作惡的最大理由一樣。

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不僅張居正本人被打扮得佛光照頂，連與他狼狽為奸的大太監馮保也與有榮焉，變成了一個正面人物：有人就撰文證明他是“順應歷史潮流、支持改革、承擔風險”的好太監。【213】還有人撰文證明，馮保與張居正的內外聯手“使社會受益、生產發展”【214】、並且“全面限制了皇帝的行政權和腐化傾向”【215】。而這樣的文章，全都是打着“學術論文”的招牌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

前面提到，因為在立言、立德方面毫無建樹，所以張居正被捧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事功”，而他的最大事功莫過於替皇上搜刮民脂民膏，並且把“本來屬於富戶的一部分負擔從此即轉嫁於貧家小戶。”【157, p.152】實際上，連萬曆皇帝都發現，張居正主持的“清丈”——這是所謂“張居正改革”的核心內容，始於萬曆六年，也就是張居正被奪情的第二年——，就是變相增稅，其方法就是“短縮步弓，虛增地畝，及將山陂湖盪屋基墳墓並積荒地土升則派糧，貽累軍民”。【69, p.2387】《明史》也說，“……居正尚綜核，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72, p.1883】所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生璽這樣寫道：

“當然這些財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開源發展生產增加來的，而是從老百姓那裡強行征取來的。得益的是朝廷，受害的是老百姓。”【159, p.62】

最奇的是，儘管如此橫徵暴斂——當時的民謠是“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216】——，張居正為朝廷做出的最大貢獻也不過就是“冏寺積金錢至四百餘萬。”【69, p.2336】而這個數字，僅及前面提到的張居正的兒子張簡修一次送給馮保的賄賂的四倍左右（按一兩黃金折合十兩白銀計算），但卻遠不及大太監馮保的個人家當：據王世貞說，抄馮保家所得“金銀百餘萬両珠寶瑰異以萬計”【75, p.123】；據《明史》，“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72, p. 7803】；而據《明實錄》，由於監守自盜，抄馮保家所得不過“十一二耳。”【69, p. 2454】換句話說就是，張居正每為國庫斂聚一兩銀子，中國的老百姓——也就是朱東潤和熊召政所說的“蒼生”——就要為之向貪官支付十倍甚至百倍的代價。

很可能也覺得這樣的“事功”有些滑稽可笑，所以到了後來，張粉們把張居正的事功說成是什麼“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217】、“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218】。如果這樣的理由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戰國末年的呂不韋豈不比張居正更偉大、英國工業革命前夜時那些漫山遍野的綿羊豈不比張居正更高明，因為呂不韋比張居正早了將近兩千年，而那些咩咩的羔羊比張居正幹得更徹底、更乾淨。

其實，即使張粉們說破了天，他們也不敢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就算張居正的“事功”確實是“事功”，它們的取得也完全都是基於前人、甚至可以上溯至嘉靖年間的變革、改革的基礎之上。【219】實際上，假如張居正不使用陰謀詭計把高拱擠走的話，所謂的“萬曆新政”很可能更偉大、所謂的 “萬曆中興”很可能更輝煌——這是韋慶遠先生說的話：

“由張居正總攬大權以主持的萬厲十年改革， 基本上是隆慶時期以高拱為主張居正為副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和發展。兩者之間的承傳和銜接關係是非常明顯的。”【220】

其實，連張居正本人在死前都承認，他取得的那些成就是因為“蓋有所受之也”，只不過他把自己“所受”的對象說成是徐階【221】，而不是高拱。實際上，朱東潤也說，張居正接替高拱出任首輔，“一切只是人事的變動，不是政策的變動。”【64, p.135】而朱東潤之所以肯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其前提就是堅決否認張居正曾參與甚至設計了那場他所謂的“大政變”——據他說，張居正對之只是“事前定有所聞”而已。【64, p.134】其實，不論朱東潤承認還是不承認，鐵打的事實仍舊是：張居正取得那些“事功”的根本前提，就是與閹人聯手，陷害忠良——關於此事，不僅在野史之中傳得沸沸揚揚【137】，即使是在正史中，那也是言之鑿鑿。【72, pp.5641-5642, pp.7800-7801】其實，在當時，張居正聯手馮保逼走高拱可謂盡人皆知，所以劉台才會說“先帝臨崩，居正假託疾病，斥逐大學士高拱……往者王大臣獄興，誣連高拱”這樣的話。【126】實際上，張粉們之所以要高喊“不論道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知道這類事實。而梁啓超之所以沒有寫成《張居正傳》，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發現張居正根本就不符合他所認定的道德標準。因為按照梁啓超，“政治家”不僅要有學識、有才能，而且還要講道德。【202】不講道德的標誌之一就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這是他評價孫中山：

“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藉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222】

實際上，論“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孫中山比張居正差遠了，因為連酈波都知道，儘管“舉朝上下，士大夫們沒一個會覺得馮保這個太監會是一個什麼好人” 【121, p.332】，但在整個大明王朝，“也就張居正一個人拿他馮保當個人來看”。【121, p.270】問題是，張居正為什麼要逆道行車、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呢？當然是因為馮保是陷害高拱的第一功臣——萬斯同就說，“張居正生平事業，皆由馮保。”【223】最好笑的是，酈波在為其偶像搶功之時，竟然一再強調高拱留給張居正的是一個“爛攤子”【121, pp.141-142, p.156, p.193】；而在遭到嚴厲質疑之後【224】，他又是一如既往地裝聾作啞，其臉皮之厚，直追方舟子。

二、無知無畏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經指出，方舟子是一個史德、史才、史學、史識一應俱缺的“四無”人才——他的史論，始於無知，終於邪惡。【225】而實際上，方舟子是“張粉學者”的典型，而“張粉學者”不僅粉張居正，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還粉方舟子——《張居正二三事》抄襲案直到今天才被揭露，本身就是一個證據，因為很難想象，“張粉學者”注意不到方舟子如此明顯的抄襲——，顯然是因為他們在這兩個人的身上，看到了某種共同的東西。

事實是，酈波不僅僅是一個特大號的張粉，他還是一個特大號的方粉，因為在大講“大明脊梁張居正”時，他也和方舟子一樣，把張居正稱為萬曆新政的“總設計師”【121, p.248】；和方舟子一樣，他也以為張居正的財富主要來自皇室的賞賜【92, p.239】；和方舟子一樣，他也以為張居正請來的醫生是通過“動手術”來給他除痔【121, p.327】。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說，在跑到上央視演唱“歌頌張居正”大鼓書之前，酈教授不僅曾拜讀過《張居正二三事》，他還曾對之擊節讚嘆。看看他是怎麼證明張居正之“清廉”的：

“……這個十萬兩銀子，在經過萬曆新政之後的晚明是個什麼概念呢？我們知道那位萬曆時期的名妓杜十娘，啊，就是怒沉百寶箱那位，她的私人財產，怎麼說也不止幾十萬兩吧？是不是？更不要說那個蕭條時期，還不是經濟發達時期，前面那個蕭條時期，跟張居正一樣做了十幾年內閣首輔的嚴嵩，他被抄家，抄出來的黃金白銀，光這兩項，折合起來，將近三百萬兩，更不用說古玩字畫、珍奇珠寶了，那是不計其數。”【174】

酈波讓一個堂堂的大明王朝首輔與賣淫為生的“名妓”比窮，與方舟子讓張居正和富有四海的皇帝比富，雖然聽上去是異曲，但看上去卻是“同工”。換句話說就是，“出奇制勝”是張粉們的程式思路。不過，最讓人莫名驚詫的是，酈教授竟然有本身估算出杜十娘的身價是“幾十萬兩”。根據馮夢龍的小說，杜十娘付給老鴇的贖身之金也不過三百兩銀子；而據她自己估計，她在妓院幹了八年，為老鴇掙下的銀子，僅止“數千金”，而已。至於她怒沉的那個“百寶箱”，共有三匣，第一匣寶物“約值數百金”；第二匣寶物“約值數千金”，最後一匣，也就是杜十娘抱着投江的那一匣，雖然馮夢龍說“莫能定其價之多少”，但杜十娘說得卻萬分清楚：“箱中蘊藏百寶，不下萬金。”【226】請問酈教授：你的那個“怎麼說也不止幾十萬兩吧”，到底是“怎麼說”的？信口胡說？

實際上，酈教授肚子裡的那點兒小九九，也是所有張粉們腦袋中的小算盤：與那些貪官的幾百萬兩銀子家產相比，張居正太清貧、太可憐了——實際上，台灣張粉唐新在六十年代就是這麼說的：

“那一點金銀， 很可能包括家中器血，婦女首飾在內。這對一個當權甚久的首輔而言，似乎太菲薄。……我們且看別人抄家情形吧！代宗抄王振家，‘得金銀六十餘庫， 玉盤百， 珊瑚高六、七尺者三十株，他珍物無算。’武宗抄劉瑾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算。’世宗抄江彬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銀三千二百櫃， 他珠玉不可勝計。’即神宗抄馮保家，亦得金銀百餘萬。江陵和他們比，亦太寒村了。”【227】

如上所述，張居正遺留下來的家產並非僅僅“十萬兩銀子”，而是京城的“十幾萬兩”外加江陵的三百三十槓金銀珠寶。而這些財富，只是張家在惶惶不可終日了16個月之後剩下的余財。

其實，連傻子都知道，一個只有十萬家財的財主，根本維持不了張居正家那樣的排場——所以劉台才會問他：“入閣未幾，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宮室輿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54, pp.95-96】實際上，對於那樣的實情，張粉們也都知道，所以酈教授在忘乎所以之際會讓這樣的話脫口而出：

“在整個明代，要說葬禮的排場之大，除了皇帝的葬禮，也就要算得上張居正他爹張文明的葬禮了。”【121, p.284】

按照方舟子，皇上連娶兒媳婦都要三十萬兩銀子，則他自己死了，葬禮的費用豈不應該遠遠超出這個數字？實際上，據“王士貞”說，“居正之喪，與輜重凡七十餘，般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於是。”【156, p.122】如果張家僅有那十萬兩銀子，他們到底是如何操辦張居正“他爹”和張居正本人的僅次於皇上的葬禮的呢？顯然，這樣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酈教授的理解能力。

確實，在撰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最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就是“張粉學者”水平的低下。以酈波為例：央視在推出《大明脊梁張居正》時，一再提及主講人是“南京大學博士後”、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據南京師大的官方網頁，酈波是“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化專業博士，漢語言文學博士後”。但是，你只要聽到他在央視上把呂調陽讀成“呂掉陽”，你就會明白，他實際上連《千字文》都沒有讀過。前面提到，酈教授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就是發明了“酈波漢語”，其代表作就是萬曆皇帝那份“判決書”的酈氏譯文。如果誰以為酈波那是故意糟蹋他極端痛恨的“小萬曆”，那就看看他是如何翻譯其偶像張居正的奏疏：

“張居正病倒前在給小萬曆的一篇請假報告裡輕描淡寫地說：‘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症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張太岳集・奏疏十一・給假治疾疏》）

“這話是說，我自去年秋天患病，病狀為熱毒之症，當時承蒙皇上和太后關心，讓他調理了一段時間，雖然好多了，但沒徹底好全，所以現在還不太行。”【121, p.327】

整整七年之後，酈波才把他的“漢譯”做了如下修改：

“這話是說，我自去年秋天患病，病狀為熱毒之症，當時承蒙皇上和太后關心，讓我調理了一段時間，雖然好多了，但沒徹底痊癒，所以現在身體還不太好。”【92, p.364】

也就是說，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博導酈波可能直到今天也沒能搞懂“熱病”不等於“熱毒之症”，“標症少減”不等於“好多了”，“纏綿至今”不等於“現在身體還不太好”。但難能可貴的是，他終於搞懂“徹底好全”不是規範的漢語——不論在古代還是現代，不論在文學還是在史學。

最好笑的是，“漢語言文學博士後”酈波不僅古代漢語不過關，他的現代漢語好像也不咋地。例如，朱東潤不僅在《張居正大傳》的初版序言中說自己寫作該書“是從今年一月三日開始”，序尾註明所謂“今年”就是“一九四三年”，他還在四年後談寫作體會時，開篇就說“三十二年一月，我開始撰述《張居正大傳》，八月寫成”。【204】可是，推崇《張居正大傳》不遺餘力的酈波——他在《大明脊梁張居正》的最後一集主要表達自己對朱東潤的敬意——卻一再說：“這部《張居正大傳》是朱東潤先生46 歲的時候，也就是1941年，於四川樂山寫的”【121, pp.340-341】、“他於1941年的1月3日開始動筆，僅過了7個月，到了1941年的8月6日，這部洋洋灑灑三十萬字的皇皇巨著《張居正大傳》就全部完成了”【121, p. 341】、“朱東潤先生在1941年的抗戰歲月里，用了僅僅七個月的時間就寫出了這部洋洋三十萬字的皇皇巨著”【121, p.351】、“朱東潤先生是1941年8月6日完成整部《張居正大傳》的創作的” 【121, p.351】。實際上，直到七年之後，他還是那麼說。【92, p.390】也就是說，雖然張居正的行情波波見漲，但他的粉絲的水平卻如同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一代不如一代。

三、無恥無賴

實際上，張粉酈波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他的漢語水平，而是他的道德水平。原來，對於所有的張粉來說，劉台在萬曆四年對張居正的彈劾——朱東潤稱之為“第一次打擊”——都是一座必須攻克的堡壘，否則張居正的正面、光輝形象就樹立不起來。而他們手中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張居正對劉台的反誣。所以，陳翊林在從《明史》抄錄了劉台的奏疏——他以為那就是“原文”——之後，這樣寫道：

“劉台原為文忠的門生，以御史巡按遼東，違例誤報戰功，已受戒責，有恨於文忠。”【63, p.64】

同樣，朱東潤和佘守德則在敘述劉台彈劾案之前，先把張居正對劉台的反誣拿來當作鋪墊：

“劉台經過這一次嚴旨申斥，充滿怨憤，就在萬曆四年正月上疏彈劾居正。”【64, p.217】

“公此時慍於群小，悉心應付，固已痛苦非常。不謂其門生劉台以巡按遼東時違例誤報戰功，致受飭責，竟以萬曆四年上疏，對公肆行攻擊，藉以報復，其措辭之偏激，尤足予公以難堪。”【102, p.72】

也就是說，老張粉粉張的招術之一就是“詆毀”或曰“厚誣”劉台以及所有“張黑”的人格。而後起之秀酈波則出於粉而粉於粉，他憑藉自己的“語言文學”功底，在駁斥劉台奏疏之前，竟然憑空編造出一個劉台曾任江陵縣令、並且通過“拍張家的馬屁”獲得張居正提拔的故事：

“張居正有個學生叫劉台，是隆慶五年的進士，當時的主考官剛好是張居正，所以他應該算是張居正的學生。但問題是張居正的學生多了去了，開始也和這個劉台沒什麼關係。可巧的是，劉台一開始‘組織部’安排官是什麼呢？是湖北的江陵縣縣令，就是荊州那個地方的縣官，正好是張居正他的老家，湖北江陵嘛。所以劉台在這個江陵縣令上，琢磨着怎麼和當朝首輔搭上點關係啊？於是他就拍張居正他爹張文明老爺子的馬屁。所以張居正他爹，經常在給這個張居正寫家信的時候，啊，一封家書，對不對，就經常提到劉台這個人怎麼怎麼好，在當地做官的名聲怎麼怎麼好。當然張居正也不是光聽他爹的話，因為他聽他爹老提就注意到他了，再加上考成法一考核，劉台這個人除了拍馬屁，他確實很聰明很能幹，政績也不錯，考成法一考核，值得提拔，張居正就注意他了。所以很快，到了萬曆三年的時候，劉台就當上了遼東巡按。”【228】

那麼，劉台是如何“拍張居正他爹張文明老爺子的馬屁”的呢？這是酈波在其粉張名著《風雨張居正》、《千古名相》中呼風喚雨般的講述：

“於是他走了張居正他爹張文明的路子，把老爺子的馬屁拍得足夠，在張家建宅拿地這些有關張家利益的事上都大開綠燈。江陵曾經因為長江改道，而產生很多荒灘地，這些土地那可都肥沃得很。因為是荒灘地嘛，本來應該算是國家的，但劉台以及江陵的地方官為了拍張家的馬屁，就把這些當作正常的無人認領的田地進行“失物招領”。

“有人會奇怪，把這大片肥沃的江灘地進行“失物招領”，那豈不是太沒腦子了？那誰都願意來認領啊，那還不要搶破頭了？

“你以為這些當官的都是傻子啊？要有這麼好的事兒，他們還不自己先領了，還等別人來嘛？他們這就是一個冠冕堂皇的樣子而已。劉台先舉行江灘地的失物招領，再有意唆使張居正他爹張文明來認領，你想除了張家，在江陵這塊兒，誰敢來認領這大片的土地啊？

“所以，劉台這拍馬屁的招兒那可謂是爐火純青了。”【121, pp.202-205】【92, pp.229-230】

事實是，據《明史》，劉台的履歷非常簡單：“劉台，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坐誤奏捷，奉旨譙責。”【72, p.5989】同樣劉台家鄉的《吉安府志》【165, pp.347-348】和《安福縣誌》【229】都沒有提到劉台曾出任江陵縣令。不僅如此，在《荊州府志》的《職官志》中，大小官吏的姓名都有記載，而明朝時出任江陵縣令的59個人之中，只有兩人姓劉，一個叫劉愷，是“南樂舉人”；另一個叫劉鉉，是“隆慶間任”。【177, p.358】是不是編寫《荊州府志》的土包子不如酈博士後學問大，把劉台誤寫成劉鉉了呢？偏偏這個劉鉉是個“名宦”，所以《荊州府志》有他的小傳：

“劉鉉，鄱陽人，進士，隆慶三年知江陵縣。庭無積牘，吏無積弊，斷決如流。清里甲，均賦斂，興賢禮士，善政不可殫書，江陵至今誦之。”【177, p.450】

而在當時，確曾有人向張居正推薦這個劉鉉，但那個人並不是“張居正他爹”，而是荊州府知府王古林。這是張居正給他的回信：

“賚奏官來，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尚未至，至當以諫議處之。”【230】

據編者的注釋，“本篇寫於隆慶六年九月”。也就是說，直到隆慶六年，江陵縣令的縣令仍是劉鉉。還是根據編者的注釋，“劉江陵：湖廣江陵縣縣令劉鉉。鉉，鄱陽（今江西鄱陽）人，隆慶二年進士，三年知江陵。在任期間，清里甲，均賦斂，政績顯著。此後不久任給事中。”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劉鉉不是劉台。

也就是說，酈波的故事，除了主人公姓劉之外，其餘的細節連捕風捉影都談不上——難怪他會對我的詢問函置之不理。【231】實際上，如果酈波編造的這個故事是真的，則它不僅證明張居正貪贓枉法，任其父親在江陵吞併國家財產；它還證明，那個被張粉們吹破了天的“考成法”就是張居正培植私黨、排斥異己、謀取私利的工具。所以說，新生代張粉不僅無知，而且愚蠢。不過，他們畢竟有點兒小聰明，知道“粉飾”張居正的最佳途徑，甚至可以說是唯一途徑，就是“厚誣”張居正的敵人。

殃視·敗家·醬譚

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實質，就是找一些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學者”戴着眼鏡給戴着眼鏡的聽眾講大鼓書，而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酈波就是這類“學者”的典型。上圖顯示，酈波通過編造“劉台拍張居正他爹張文明老爺子的馬屁”獲得張居正提拔的故事來誹謗劉台，妄圖以此抵消劉台彈劾張居正的影響。無論是在電視上，還是在後來出版的書中，酈波都沒有交代他那個故事來自何處；而除了酈波之外，我沒有發現任何人曾經講過那個故事。

四、胡攪蠻纏

除了通過炮製“事實”來厚誣張黑之外，張粉粉張的另一個伎倆就是扭曲邏輯，也就是所謂的詭辯、狡辯。例如，在給劉台的腦袋扣上一個特大號的屎盆子之後，酈波還不自量力地花費了相當的篇幅來駁斥劉台的那份奏疏。可以肯定地說，酈波不僅不曾讀過劉台奏疏的全文，他連劉台奏疏的摘要都沒有讀，因為根據《明史》的摘要，劉台向張居正提出的質問至少有十條【72, pp.5989-5992】，可是，酈波卻說什麼“劉台主要指出了張居正的六大罪狀”【121, p.209】。問題是，酈波到底是怎麼為張居正辯護的呢？答曰：耍流氓。因為按照他的說法，劉疏中“五條所說的也正是張居正的改革成績所在”：

“他打着‘祖宗成法’的旗號行改革之實，這說明他聰明。他用考成法肅清官僚隊伍、使內閣集權，那是改革必要的權力保障。他不按慣例使用人才，並不避親疏，正說明他不拘一格用人才。他是以宰相自居，那是因為他現在的地位確實就相當於以前的宰相啊。他給李太后寫《白燕詩》，那是人家兩個人之間的感情，關你什麼事兒啊？”【121, p.211】

這邏輯和口吻，與地痞流氓有什麼兩樣？

除了劉台之外，張粉們的最大敵人就是萬曆帝，因為是他讓張居正死後蒙羞。所以，從張居正遭貶之日起，張粉們就一直在搜羅萬曆帝蓄意報復其“恩師”——按照酈波的說法，萬曆帝是張居正的“繼承人”【121, p.326】——的證據。例如，崇禎年間問世的《楚寶》一書中，有一篇張居正的傳記，其中對張居正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而在敘述張居正倒台之前，該文專門講述張居正對萬曆帝過於嚴厲，暗示兩人因此積怨：

“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亦益以夾輔主德自力。然上春秋漸長，公過為禁持不少假。嘗在講筵，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幸用事，多恨老璫馮保，公又嘗疏請斥逐，其為奸佞者，是以寖相構，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117, pp.77-78】

這個傳統，被後來的所有張粉都繼承了下來。可是，找來找去，他們找出來的也不過就是那三兩個陳芝麻爛穀子，其中之一就是《楚寶》中所說的那個“當作勃字”典故；其餘兩個，第一就是張居正受李太后之託，為萬曆帝起草罪己詔——朱東潤說那件事是萬曆帝“日後報復底張本”【64, p.349】——；第二就是方舟子說的“太后曾命張居正輔助他到三十歲再親政之恥”——樊樹志說這是“神宗對張居正由親至怨的轉變……一個很重要的契機”。【54, p.158】最奇的就是一本號稱“融合百家之說，貫通正史野史”的《紫禁城檔案》，它羅列出張居正生前與萬曆帝的十大過結。【232】好笑的是，為了坐實萬曆帝蓄意報復張居正，張粉們把萬曆帝整肅張居正的過程描述得井井有條，從未動先謀到步步為營，頗顯其“雄才大略”。可與此同時，為了襯托張居正為國為民“鞠躬盡瘁”，他們又極力把萬曆帝描繪成一個昏君或者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也就是說，只要能夠“粉飾”張居正，他們就不惜自扇耳光。

其實，恰如黃仁宇所說，“聖明天縱”的萬曆帝受到的最大震撼就是，他猛然發現，自己的那位“道貌岸然”的恩師，竟然是一位貪婪齷齪之徒。張居正編纂的《帝鑒圖》前三個故事分別是任賢圖治、諫鼓謗木、孝德升聞，而張居正恰恰就是任人唯親、排斥異己；杜絕言路、嚴懲諫官；貪戀權位、拒不守孝。所以，連與張居正沒有任何交集的谷應泰（1620-1690）都義憤填膺，對他破口大罵道：“真狗彘不食其餘矣。”【100, p.960】由此可以推知當事人萬曆帝到底作何感想。而萬曆帝從一個聰慧天縱的少年，發展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著名昏君之一，張居正可以說是居功至偉，這也是他留下的最大政治遺產——他以自己的言傳和身教，讓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將理想和抱負徹底看破，最終破罐子破摔。錢穆說，張居正“能治國，不能服人。法度雖嚴，非議四起。”【233, p. 485】為什麼呢？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明史》所說，“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72, p.5650】所以說，張居正的所作所為，即使是完全出於公心，其必然結果也只能是“人亡政息”。所以錢穆將明朝滅亡的根子，歸咎於張居正：“繼之為政者，懲其敗，多謙退緘默以苟免。因循積弊，遂至於亡。”【233, p. 485】可嘆的是，那些居心叵測的“張粉”對如此簡單、如此明顯的道理卻全擺出一副比昏君還要昏庸一萬倍的面孔，裝傻賣痴。

為了給張居正鳴不平，酈波還煞有介事地這樣寫道：

“要知道按明朝的法律，只有謀反、叛逆以及奸黨三類大罪才可以抄家的，現在張居正還沒這樣的罪名，小萬曆就要抄他的家,可見實在等不及了。”【121, p.335】

酈教授的這段話實際上是抄襲朱東潤：

“明朝底法律，抄家只有三條：（一）謀反，（二）叛逆，及（三）奸黨。（見《明史》卷一九三《翟鑾傳》）居正的罪狀屬於哪一條呢？”【64, p.387】

酈波顯然不知道，朱東潤在從“《明史》卷一九三《翟鑾傳》”中找到“明朝底法律”時，他隱瞞了一個細節，即在翟鑾說出“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之後，嘉靖皇帝馬上提出用奸黨罪抄宦官谷大用的家，而翟鑾則附和道：“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72, p.5111】而這樣的道理，當時誰都知道，所以張居正才會對“小萬曆”這樣說：“國家政事，或寬或嚴，行仁行義，惟皇上主之。”【69, p.1023】也就是說，張粉拿出這條理由來質疑萬曆帝“違法”，就是假裝清純。

其實，即使衡之以“明朝底抄家法”，張居正被抄家也不冤枉。首先，張居正與馮保暗中勾結構陷高拱、逼迫洪朝選陷害遼王，指使張學顏構陷劉台，即構成“奸黨”罪。實際上，楊四知上疏彈劾張居正的題目就是《追論黨惡權奸欺君誤國乞正國法彰天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繼先奏疏的題目是《奸臣黨權誣陷言官乞彰國法以快公論》、江西道監察御史李植奏疏的題目是《大臣朋奸黨逆誣上欺君乞獨斷以昭臣鑒》。也就是說，張居正犯下的就是比谷大用還要嚴重的“奸黨”罪。

其次，連樊樹志都承認，張居正在家中懸掛門徒獻上的金質對聯，“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這是頗有點僭妄嫌疑的。”【54, p.88】而實際上，結合張居正對其門客說自己“我非相，乃攝也”，即可知道，他當時那麼做的目的就是在鼓勵徒眾“勸進”，因此就是意欲“謀反”、“叛逆”。確實，明人周元暐就說：

“苟假以年，則莽、操、懿、溫必將再見矣。”【153, p.21】

也就是說，假如張居正再“柄政”十年的話，最可能的後果就是篡奪大明江山，建立張家王朝；或者，他的橫徵暴斂逼迫李自成們提前起義——說他延續了大明命脈七十二年，如果不是痴人說夢，就是妄言欺世。實際上，即使張居正真的延續了明朝的壽命，他延續的也不過就是安徽鳳陽老朱家的家天下而已，與“蒼生”何干！最好笑的是，在《張居正大傳》中，朱東潤一再嘲笑萬曆帝是“小農”出身，並且把他查抄張居正的原因歸咎於 “一個小農底外孫，禁不住金銀財寶底誘惑。”【64, p.387】顯然是受他的影響，酈波也對農民嗤之以鼻：

“小萬曆的外祖父，也就是李太后的爹李偉，我們以前說過，是個河北的農民，是個落魄的泥瓦匠。他把女兒賣到王府純粹是為了圖倆錢，卻意外地使李家飛黃騰達，成了皇親國戚，這就讓這個農民出身的小泥瓦匠看到了投機的價值。……這個人一生的關鍵詞也就兩個詞：投機、貪財。”【121, p.332】

既然“小農”或“農民”是那麼的可鄙、可憎，並且，在“商品經濟”剛剛萌芽之際，他們還是中國“蒼生”的主體，那麼請問張粉學者們：張居正為這些人謀福利，到底是在造福呢，還是在作惡？實際上，《張居正大傳》中強烈的階級意識，早在六十年代就遭到了嚴厲批判。【234】但是，在進入“新時代”之後，它又滿血復活了——這實際上就是張粉們張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小結

前面提到，“方舟子妻”曾問方舟子：“為什麼喜歡明史？”而“劉菊花夫”的回答是：“因為那個時代有太多悲壯的仁人志士。”方氏夫妻間發生這個對話的可能性很大，但不論方舟子當時是否是那麼回答的，他說出真話的可能性都為零。事實是，方舟子之所以“喜歡明史”，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明史領域材料多，門檻低，所以隨便一個人都敢跑到那裡討飯吃——當年明月和清秋子的走紅，就是證據。也就是說，沒有受過一天史學訓練的方舟子，之所以會兩次向明史領域進犯，就是因為他從那裡發現了“商機”，就像王海從中國的商界、宋祖德從中國的娛樂圈看到了商機一樣。只不過是，一是因為才疏學淺，二是因為老天爺成心不讓他吃那碗飯，所以他的兩次嘗試都已慘敗告終。但俗話說，老天爺餓不死瞎眼的鳥。果然，在“文史”領域屢遭敗績的“三文男”被迫跑到了中國的科學界，在那裡風光了十餘年，但最終仍以“科學四子”——科學痞子、科學騙子、科學混子、科學棍子——收場。【235】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酈波教授真是萬分的“幸運”，因為以方舟子的仇富個性，如果他在明史界坐大的話，他是絕對不可能眼睜睜地看着淺學的酈波之流混得比他還好的。可憐的是張居正，他不但生前挨罵、死後被抄，而且在他死後四百多年，一群不肖“學者”不請自來，跑到他的墳頭給他叩頭上香、認祖歸宗。張居正再不堪、再不濟，他也是大明朝的進士、翰林啊！所以，假如他地下有知的話，一定會狠狠地對那些“張粉”破口大罵：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