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太学家”

因为政治风云瞬息万变，而于光远必须在风口浪尖中讨生活，所以，在他的一生中，被他持之以恒的观点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其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并且只是生产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1、斯大林时代的正统

本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给出过答案。实际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给出三个大同小异的答案，其一是“从最广的意义上说”它“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269, p.160】；其二是“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269, pp.160-161】；其三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269, p.163】。同样，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也给出了至少两个答案，一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270】；二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的社会结构，或者换句话说，是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中的相互关系。”【271】也就是因为这些答案让后人感到无所适从，所以在1943年，苏联权威的理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过去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实际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大家从一般的论述中，抓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一点或是另一点个别的意见，而企图把这一点意见加以不正确的解释。因此，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既要总结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最重要的意见，而同时还又要免除掉误解或曲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样的一个定义应该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的关系，也就是经济的关系之发展的科学。它要解释出在人类社会中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那些支配着必要消费品（无论是个人或是生产的消费用的）的生产与分配的法则。’”【272】

《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不仅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它还批评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这部经典著作，说它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是“拿二元论的观点来代替一元论的观点”（чтобы заменить этот монизм дуализмом）。【273】不用说，没有斯大林的首肯，在当时的苏联，没有任何人敢写这篇文章，更不要提将之发表了。事实是，当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发表之后，《纽约时报》马上就说“共产主义教条被修正了”。【274】而在中国，直到1952年，这篇文章都被当作“最高指示”，不仅中共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中会有它【275】，连列昂节夫那本风靡了解放区十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在再版之时，也要附上这篇文章，译者张仲实反复提醒“读者注意”。【276】据许涤新说，促使他撰写《广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中之一就是这篇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发表的文章。【277】而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座》中，于光远这样写道：

“首先我们讲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打算介绍一个定义给同志们参考。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从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附录列昂诺夫所作《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里看到。在这篇文章里，有一节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在这节里，列昂诺夫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意见综合起来，得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研究经济关系发展的科学。’又说：‘政治经济学是妍究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中支配着个人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法则。’顺便说一句，列昂诺夫这个定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过去苏联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结果。解放社出版的科兹洛夫的旧提纲，三联书店出版的奥斯特罗维强诺夫提纲上，对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和这个定义是完全相同的。”【53, pp.2-3】

事实是，《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俄文原文并没有作者署名，所以戈宝权的译文以“原文载一九四三年七八期合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为副标题，而没有给出作者的姓名。【272】可是，当美国马克思主义刊物《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发表这篇文章的英文译文时，却注明该文的“编辑”是L. A. Leontiev等十人。【278】很可能是这个缘故，张仲实在将它附在《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一书时，在标题之下加上了“列昂诺夫”这四个字。他显然不知道，“L. A. Leontiev”就是《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一书的作者“列昂节夫”（Лев Абра́мович Леонтьев, 1901-1974）——他在出版《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时署名“А. Леонтьев”，张仲实在1936年将之译为“A.李昂吉叶夫”或“李昂吉叶也夫（A. Leontiev）”【279】既然连翻译家张仲实都被搞糊涂了，于光远当然只能以讹传讹，于是就闹出了“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附录列昂诺夫所作《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这样的笑话。其实，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苏联专家触目皆是，于光远只要花点儿工夫打听一下，就能够把这个失误消灭掉。

书归正传。到了195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其中有相当的篇幅用于讨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斯大林给出的结论是：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丙）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46】

2、后斯大林时代的正统

斯大林一锤定音，其他人只有随声附和的份儿。可是，不到半年的光景，斯大林就去世了。1954年，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康·维·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1892-1969）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决不能脱离生产力来了解和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生和发展。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它所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后如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和决定的因素，之后生产力如何超过已形成的生产关系，以及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场所的新生产关系又是如何产生的。”【280】

而就在这一年，那本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余年甚至二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了，该书的主编恰恰就是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这是那本书《导言》的开篇：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148, p.1】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不大可能会对这两句话产生疑问。但是，对那些一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人来说，却不啻当头一棒。实际上，那本书总共分为三篇，而每篇的标题都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关系”：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До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пособ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事实是，据马克思自己说，他的《资本论》所研究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1】而谁都知道，《资本论》既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又是它的不二范本，所以，上面这句话本身，就说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一论断不大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可惜的是，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过大约五百次“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这个词，但是，他却从未对之给出过明确的定义。倒是斯大林在1938年曾说过这样的话：

“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282, p.134】

同样，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也说，所谓生产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C'est l'unité entre ce que Marx appelle les Forçes Productives d' une part, et 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d' autre part）。【283】当然，他们的观点也不一定就对，如那个很可能是最早把于光远捧为“我国的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284】的马家驹就说，“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285】

实际上，早在1939年，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就已经说过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代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动的”这样的话。【286】十年后，王学文仍旧是这么说，只不过加上了一句：“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287】又过了十年，王学文的观点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即承认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但他同时又强调说，“我们不能想象，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能想象，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288】总而言之，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之中，王学文很可能是最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的那个人；而其他中国学者，如于光远，则仅得其皮毛。

1956年，于光远开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他发表的第一篇相关文章题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而他的答案是：

“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生产的社会方面，研究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有时也涉及生产力，但只是在同生产关系发生关系的限度内才去研究生产力，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从技术方面，即从人同自然斗争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力。”【81】

二十八年后，1984年，已经变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于光远在北京举办“‘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讲座”，其第一讲的题目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该文仅“内容提要”就长达两千字，而其第一句话就是下面这28个字：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28】

事实是，那个讲座的文稿总共两万多字，其中“生产关系”出现了78次，而与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生产力”则仅出现了6次。让这两个数字形成更大反差的是，早在1977年8月，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289】之后一个月，于光远就已经公开宣称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了。【241】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在1956年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有时也涉及生产力”，其“有时”属于用词不当，恰当的词汇应该是“偶尔”。

3、毛泽东时代的二元论

在六、七十年代，于光远没有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生产的社会方面，研究生产关系”这个观点。而之所以会如此，又完全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关系。

原来，就在于光远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一文之后不久，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话了：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68, p.80】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68, p.81】

很可能是风闻了毛主席的意思，但更可能是在研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后，一个名叫田光的经济学家在1961年写道：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或者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但要联系生产力，联系上层建筑，它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运动中来研究各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至于生产关系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矛盾当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但研究这些矛盾也必须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

“脱离生产力去研究生产关系，就会使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化；脱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就会使政治经济学变成干巴巴的缺乏主观能动性的东西。只有抓住‘中间’，联系‘两头’，才是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活生生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才能揭示出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性。”【290】

在当时，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固定为“生产关系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矛盾”的那个人，就是于光远，因为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一文中，于光远就规定了如下三个“对象”：“（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关系，（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关系，（丙）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的经济关系”。

与田光几乎同时，张闻天也写道：“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生产关系论’）正像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于机械唯物论（‘唯生产力论’）一样”、“政治经济学把物的生产和人在这种生产中的关系结合起来。见物不见人，是‘唯生产力’论，见人不见物，是‘唯生产关系’论，都是不对的。不谈物的生产，不谈生产关系在物的关系中的表现，还有什么政治经济学？！”【284】两年后，张闻天又写道：

“生产力并不等于生产技术。生产力是经济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这是一。第二，生产技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的因素，是经济范畴，是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当然不是从工艺方面，而是从经济方面。……我觉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脱离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会使它简单化和片面化，就会使它失去内在运动的源泉，使它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292】

类似的言论，在文革后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复现：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他们炮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它根本抹煞了社会物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完全否认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把上层建筑归结为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因，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成是人们主观意志的自我运行。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293】

实际上，到了八十年代，连曾在五十年代斩钉截铁般地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294】的孙冶方都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是生产方式又是生产关系”【295】这样的话了，但于光远却初衷不改：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作为一个科学问题，那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的展示，有一定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客观的。”【29】

最好笑的是，于光远去世两年后，2015年，于粉们举行了一个纪念于光远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于光远的老跟班、“四人帮”余孽何祚庥在会上一边把于光远打扮成“唯生产力论者”，一边痛骂中国的“一批政治经济学者”：

“中国有一批政治经济学者，老是强调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不以生产力为主要研究对象。理由是，这是恩格斯明确讲过的话。我们的质疑是：为什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随着时代的需求，而扩展到新问题，新领域？为什么要用恩格斯的话，故步自封，画地为牢？”【296】

可以肯定地说，何祚庥当时是在装疯卖傻地指桑骂槐，因为在于粉圈子里谁都知道于光远是“唯生产关系论”的忠实信徒，他至死都是一个半公开的“唯生产关系论者”。

问题是，既然“唯生产关系论”那么臭，于光远为什么仍要固执己见？

4、遗老心态

于光远之所以要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生产关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屑于研究某个具体的科学或学科——他以研究“指导性的学问”为己任。实际上，他之所以要死死抱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放，就是因为他以为那是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学问。而政治经济学恰恰就是这样一门与自然辩证法类似的学问——这是他的原话：

“政治经济学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它对于整个经济科学来说是指导性的学问，但经济学比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要广得多，经济学是从各个角度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既包含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科学，也包含以生产力为对象、联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的科学。”【76】

“不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存在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比较迅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和促进作用表现得很强烈，因而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整个经济科学的研究中不能不占首要的地位。”【297】

看看这位自称的“唯生产力论者”是如何坚持“唯生产关系论”的：

“曾经有人主张以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结果一定要取消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以生产力组织学吞并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的根源在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正是由于所研究的矛盾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是不容动摇的。”【76】

上面这段话的文眼就是“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正是由于所研究的矛盾的地位所决定的”这句话。这相当于说：我于光远之所以要坚持将生产力排斥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就是为了让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或曰：“我之所以要死死地抱住大奶的牌位不放，就是要牢牢地保住大奶的地位。”而到了后来，于光远说得更露骨了：

“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98】

而早在五十年代初，于光远还曾宣传过“生产力是生产底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同时又是生产过程底决定因素”、“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底最后决定力量”这样的观点。【299】也就是说，于光远虽然力图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导”或“指导”的地位，但他的本能却是要使自己始终处于“不败的地位”。所以，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都能够随风倒，同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永远正确”。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具体研究”，如“于光远研究”，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非指导性的学问”，他的假马克思主义伪装才能被剥下、剥干净。

七、“改革家”

按照中国头号于粉齐翔延的说法，于光远是一位“站在改革前列的经济学家”。【300】对于这样的断言，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打假斗士”方舟子“打假”的惯用伎俩，即问一句：“是真的吗？”【301】

1、农业体制改革

据于光远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一个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其中最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302】而同一个于光远还曾说过，“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合，不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迟早总要被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所代替，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通过人们的自觉的活动实现的”【303, p.16】。实际上，早在1950年，于光远还曾说过这样的话：

“无论社会的形态怎样，生产关系的变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超过生产力的。有人以为：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度，例如今天的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阶级领导之下取得胜利之后，就可以创造出一种超出于这落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农业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抱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企图在小农生产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违反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采用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主义这种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其结果自然不但不能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破坏作用并使这种企图完全归于失败。”【299】

显然，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于光远，对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可是，当“农业社会主义”如同狂澜一般席卷中国之后，他却任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破坏作用”长达二十多年，即使在其行将土崩瓦解之际，他也没敢发出一声异响。也就是说，于光远所谓的“学问”和“理论”，几乎全部都是一些闭门造车自得其乐的东西，不要说什么“经世济俗”——这是“经济”一词的本意——，只要它们不为害苍生社会，那就谢天谢地了。

1980年，也就是在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的农村完全公开化的那一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的文集，题为《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的一些问题》。这是于光远近百本著作中，屈指可数的几本在书名中含有“农业”二字的书籍之一。如上所述，于光远一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而谁都知道，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万里在1979年2月就已经明确地指出，“现在我们变革生产关系，就是要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调动社员的积极性。”【304】而于光远在这本书中，几乎什么“关系”都谈，但就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生产关系”却像是躲避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如他在书中问道：“农业这个部门跟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生产和消费是什么关系？生产和分配是什么关系？农业和各部门是什么关系？”【305, pp.79-80】“双季稻和单季稻是怎样的关系？” 【305, p.88】如他呼吁“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农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关系，充分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作用。”【305, p.93】当然，说于光远在探讨“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的一些问题”时对“生产关系”绝口不提也不是事实：在谈到畜牧、水库、林业等问题时，于光远还是敢于提及“生产关系”的，但也仅限于“提及”而已：

“畜牧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它包含的内容很多，有畜牧经济问题，其中存生产关系问题，有生产力问题；有技术经济问题，有畜牧业经济虫，等等。”【305, p.121】

“水库经济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上面说的是属于生产力经济学的问题，还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说一说.我们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的，研究生产当中人与人的关系。上游、库区、下游之间就有人与人的关系。” 【305, p.201】

“木材综合利用也有经济效果问题，也要研究，还有林权问题，它是林业生产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用说的。林权、生产关系问题解决得不好，对发展林业非常不利。” 【305, p.211】

事实是，就在于光远侈谈什么“农业在经济上的特点”、“农业技术经济学”【305, pp.174-189】之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杨荣卿”则在讨论“调整农机具的所有制”、“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缩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306】更好笑的是，到了1984年，于光远又讲了这么一段话：

“在实行三中全会农村政策前，有谁能想到执行了这个联产承包任制，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可能有的同志预测到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我看了数目字以后，才知道从1952年至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7%，可是从三中全会以后每年的劳动生产率也增长了2.7%，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就等于以前的26年的增长速度。因此,有些东西是没有预计到的，而把没有预计到的东西写到计划里去也是不慎重的。”【307】

于光远的“数目字”来自林子力一年前的一篇论文。【308】而早在林子力之前四年，安徽农委负责人周曰礼就已经给出了这样的数目字：

“六安县祝墩公社红桥大队在‘四人帮’横行时，顶住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从一九七一年秋天秘密实行定产到组、超奖减赔的办法，到现在已经八年了。粮食连年丰收，平均每年增产近十一万斤。一九七八年虽然遇到特大干旱，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林、牧、副、渔也发展起来了。社员收入逐年上升，一九七一年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去年达到一百三十六元。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越巩固。现在，全大队固定资产二十七万多元，平均每个生产队近四万元。全大队有现金积累三万多元，储备粮六十万斤，平均每人四百五十斤。”【309】

比起干巴巴、也没人知道是怎么来的那几个“农业劳动生产率”——据后人核算，1980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是负数【310】——，上面这些有血有肉的“数目字”岂不更有说服力？

实际上，假如于光远不是像方舟子那样“不食人间烟火”【311】的话，他就不仅能够“预测”得到，他还能感觉到。如上所述，早在四十年代，于光远就已经知道“富农的劳动生产力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这个“规律了；到了五、六、七十年代初，他还曾与农村有过多次接触。【31】这是于光远1981年在湖南农村亲眼看到的情况：

“在桃江看到农民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许多公社的农民精耕细作，田埂上种满了黄豆、丝瓜。而有一个公社，由于书记说‘实行包产到户，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不肯实行联产责任制，因此汽车一开进他管辖的地段，田间作物的景象就与别处迥然不同——田埂上的东西统统不见了，田里的庄稼也没有别处的好。据说，现在这位公社书记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在桃江，我们还听说在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农民学科学技术的热情十分高涨。有个公社办了一个只招几十个人的农业训练班，可是自动去听讲的农民有二三百人，屋子里站不下，就站在外面听。”【246】

这是于光远在世纪末说的话：

“在农村曾存在了近20 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成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具体实践，但从实行的那天起，就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赞成，它严重阻碍着农业的发展，农民群众就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抵制，但都一次又一次地被‘政治运动’压了下去。70 年代末，反人民公社的浪潮重新崛起。”【312】

实际上，连台湾学者都认可这样的大道理：

“由于中共当局一再强调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但如果没有责任制，没有明确的分工和合理的劳动定额，对生产就无从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对劳动成果就无法进行考核，也无法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313, p.17】

也就是说，仅从“按劳分配”这个角度，于光远就能够证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性、可行性、必要性。而他却装出一副比“呆胞”还要呆板的面孔，宣称“我看了数目字以后，才知道”。根据那位名叫“叶新兴”的台湾学者的计算，中国大陆的“平均每年农业实质成长率”在1949-1957年间是8.01%；在1957-1977年间为2.65%，1962-1966年间为11.12%，1979-1982年间是7.08%。【313, p.38】这四个数目字中的前三个，于光远在七十年代就能够计算出来；而它们背后的原因——相当于合作化以前、人民公社化期间、实行“三自一包”政策期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于光远更是比谁都明白。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即使没有林子力给出的那几个“数目字”，仅凭“感觉的智慧”——粗俗的说法就是用脚后跟去想——，于光远就能够明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也就是说，不论是感性知识，还是理性思考，它们都可以告诉于光远，“这个联产承包任制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可是，勇当事后诸葛亮的于光远竟然谦虚得让人有些难堪。实际上，就在那之前一年，于光远曾这样写道：

“在《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一文中，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在政治上的一次大突破，那么，在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联产责任制，就是贯彻这个原则在经济上的一次大突破。’这样来估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意义，是不是过高了？我认为并没有任何夸大，是符合实际的。”【314】

“《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一文”是于光远在1983年2月发表的文章【315】，它也是于光远对农村改革首次公开做出的表态。而早在1980年4月，万里就已经因为主持安徽农村改革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了。【316】

总而言之，在农村改革搞得如火如荼之际，于光远对农业问题的指导性意见几乎全都是什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体系》、《谈谈“科学种田”和“民主种田”》、《高度重视农业和农业科学》这类他自己懵懵懂懂、农民更是听得耳朵生茧的空话和套话。最好笑的是，在1980年3月召开的一个“全国农业技术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于光远作的主旨发言题为《农业和它在经济上的特点》，其内容几乎全部都是一些常识性东西，如利用塑料大棚和暖房可以克服低温、通过单倍体育种可以缩短育种年限，等等。【317】这颇像是一个铁匠师傅在临终前把“铁烧红了，千万不要用手去摸”当作一个祖传秘诀悄悄地传授给自己的那个傻徒弟。曾经主持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并且痛批过李森科的于光远应该早就知道，苏联在二十年代就建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农业科研及技术推广体系，所以中国才会在五十年代大搞“学习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运动。但是，农业生产却一直就是苏联经济体系中的痼疾和顽症，它最终成为拖垮苏联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从六十年代起，《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上就开始报道苏联粮食短缺的消息；到了七十年代，相关报道几乎到了连篇累牍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也就是说，于光远只要稍微动用一下自己那引以为傲的“理性的智慧”，他就应该明白，他说的那一套，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实际上，任何人只需要将于光远的《谈谈“科学种田”和“民主种田”》【318】与陈永贵的《谈谈科学种田》【319】比较一下的话，他就会和“伪语文状元”方舟子一样——“不禁忍俊不禁”。【320】

也就是因为在农村改革方面乏善可陈，所以尽管于粉齐翔延的《站在改革前列的经济学家》长达四千多字，但“农”字却只出现了这么一次：

“对于农村的大包干，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300】

如果仅仅在事后对某项改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算是“站在改革前列”的话，请问那些冒着职业风险真刀真枪地搞改革的那些人，如万里，如赵紫阳、如杜润生、如周曰礼，他们所在的位置叫什么“列”？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站在改革前列的（政治）经济学家”，会对世人皆知的、当时中国农村面临的最最明显、最最关键的问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严重不适”——这个问题视而不见、绝口不谈，而是要呶呶不休地教育农民如何种田呢？这岂不像是一个从未下过厨房的食客口沫横飞地教训厨师应该如何炒菜吗？不要说于光远根本就不懂如何种田，就算他真的懂，他当时那么做也属于“不务正业”。而肩负“改革”重任的于光远之所以要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不务正业，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对“主要矛盾”根本不敢正视，遑论着手解决。与之相比，那个被他嘲笑为“胆小怯弱”的华国锋却显得相当勇敢无畏：据杜润生说，早在1979年3月，华国锋就表示应该允许“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而这一举动导致“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允许包产到户”，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321】

2、科技体制改革

如果说农业体制改革为中国后来的全面经济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科技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认定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二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口号——，就相当于为中国的“富民强国”目标指明了前进路线。而如果说于光远错过了农村改革的良机、甚至连末班车都没有搭上还能勉强找到一、两个借口——如他的工作与农业的关系较远——的话，那么，他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缺席，则无论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因为从新中国成立时起，他就是中国科学界的太上皇；从中共八大时起就是公认的“党联系科学界的代表人物”。【322】不仅如此，于光远还是中国的首席政治经济学家，专门研究“生产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323】【324】【325】

（1）、解放科学家

早在1956年，在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分子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际，周恩来宣布，“党中央还认为，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26】既然连“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工人阶级，则那些根正苗红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就顺理成章地属于工人阶级了。可惜的是，周恩来的这个“党中央还认为”，并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在当年九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在其政治报告中一边说“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一边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仍旧是“团结、教育、改造。”【327】而在经过1957年“反右”之后，“资产阶级”这顶帽子更是像紧箍咒一般紧紧地箍在了知识分子的头上。所以，在1958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国民盟副主席高崇民的发言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立场问题”为主题，并且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在那篇不到三千字的发言稿中，“资产阶级”总共出现了16次。【328】

转眼间到了1962年。这年二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到会的知名科学家有二、三百位。据主持这个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的聂荣臻说，“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但他很快了解到，“资产阶级”这个大帽子把那些人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所以他临时起意，在请示了周恩来之后，加上“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这个议程。【329, pp.836-837】

在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公布了所谓的“科学十四条”，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政策性改变，所以，面对聂荣臻反映的情况，周恩来显然有些左右为难，于是出现了下面这个场景：

“周恩来就这个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重大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武衡等人）征求意见。……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于光远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 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330】

据龚育之说，上面这个故事是于光远讲的。但是，于光远后来的叙述与之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最主要的就是，在奔赴广州开会之前，于光远就曾与中宣部长陆定一辩论，要给知识分子摘帽；到了广州之后，他仍旧当着周恩来的面慷慨陈词，为知识分子请命，结果导致周恩来采用了他提出的“右翼”而不是“右派”这个说法。【247】无论如何，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发表的那篇讲话，既不代表党中央，更不代表毛主席，所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王永钦后来说，周恩来当时“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很大的压力”。【331】

其实，虽然后人非要说周恩来在1962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332】【333】【334】，但事实是，在那个讲话中，周恩来并没有重申自己六年前说过的话，而是根据列宁的说法，把知识分子归入“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不仅如此，周恩来继续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335】显然是因为反应不如预期，所以周恩来又派出与科技工作没有多少关系的陈毅两次出面发表讲话，第一次讲话的标题是《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第二次是《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336】半个月后，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这样的话：“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337】次年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头版头条社论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国在解放后的十四年中，已经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属于劳动人民的科学技术队伍。有一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干部，解放以后在领导工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或则得到了专门的学习机会，或则在工作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年青的科学技术人员，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至于从旧社会来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经过十四年的锻炼和改造，一般地说，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338】

这相当于党中央给“科学技术工作者”正式“摘帽”并且“加冕”。但很快，“社教”和“文革”先后上演，“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于是自动地回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缺省原点。1971年8月13日，也就是在“林彪事件”前一个月，中共中央批准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发至大、中、小学党支部；而这个文件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其中之一是：

“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339】

这个估计，基本上代表了毛泽东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而在1975年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则这样自问自答道：“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340】到了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正式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341】

尽管于光远自己说，他在五十年代认为其恩师周培源入党是“改进党的成分”【342】、在1962年曾当着陆定一和周恩来的面提议应该给知识分子摘帽，但事实是，在于光远的数以千万字记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哪怕是一篇论证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的文章——实际上，我们连一段话都找不到。事实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在1978年3月重新给知识分子“加冕”，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十余篇批判“四人帮”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其中，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两篇文章更是发表在头版。【343】【344】由此可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曾经在1975年跟随邓小平搞改革、粉碎“四人帮”后又“站在改革前列”的于光远，却在那个战场上莫名其妙地开了小差。

事实是，论从“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从调整“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讨论知识分子地位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人比于光远更有资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五十年代，于光远的老部下龚育之就编辑了一本书，题为《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其中就有斯大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他在1936年，也就是在十月革命后不到二十年，就宣布“我们苏联的知识界，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界”，而他这么说的理由是，第一，“苏联知识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由工人阶级、农民以及其他劳动阶层出身的分子”；第二， “它服务于人民……所以它现在是苏维埃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在这里，它与工农携手建设着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345, p.178】三年后，斯大林更是在联共十八大上宣布：“总结起来，我们现在便有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按成分或社会政治面貌来说，都是根本和旧时资产阶级知识界不同的。” 【345, p.186】

其实，就算于光远不屑于吃“别人嚼过的馍”，不肯读龚育之编纂的书，他总该读过著名的、权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吧？看看其中的这两段话：

“苏联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变化。苏联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来说，已经是崭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不像旧知识分子那样为资本主义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的一员。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样，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正在缩小和消除。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282, pp.378-379】

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发布的文告中都是将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与工人（рабочих）、农民（колхозников）并列。【346】这说明，苏联知识分子在被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后，根本就不需要再加上一个“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之 “冕”，因为他们是与工农鼎足而立的社会势力。而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没有任何理由对社会主义中国无效。实际上，在向周恩来汇报情况时，聂荣臻就这样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而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也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329, pp.837-838】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如果想要论证解放知识分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有充足的、强大的理论武器。如果说在毛泽东生前，于光远慑于毛泽东的“淫威”而对这个问题三缄其口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之后，他对这个问题仍旧保持震耳欲聋般的沉默就没有任何理由了。恰恰相反，他有无数个理由开口说话，因为按照龚育之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上所说，知识分子到底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一直就是困扰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347】既然如此，创办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并且以“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总舵主自许的于光远，有什么理由在拨乱反正的年代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退一万步讲，他也完全可以把“科学家”从“知识分子”之中剥离出来，将他们提前“解放”，就像中共中央在1977年决定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剥离出来一样。可是，于光远在这一方面的业绩仍旧还是一片空白。与于光远绝口不肯“为科学家说话”形成极为鲜明对照的是，于光远后来“为企业家说法”说得滔滔不绝，以致说成了一本书。【348】

那么，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在邓小平复出之前，于光远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这是他的自述：

“针对文革中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破坏，1977年我就开始考虑如何恢复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我曾建议哲学研究所研究两个问题，一是‘科学是生产力’，另一题目是‘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研究’。1977年3月，我倡议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理论组和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在京联合召开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并就如何恢复和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交流意见。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期间，我倡议并组织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会上制定了《1978年——1985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72】

在于光远的手中、眼中、心中、脑中，“自然辩证法”的作用永远都是“指导自然科学研究”——这是于光远的原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其他各门科学起着指导作用”【349, p.38】、“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对自然科学是起着指导作用的”【349, p.159】、“研究学问，不论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应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349, p.197】。而他之所以在1977年“开始考虑如何恢复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就是因为中国科学院终于脱离了中宣部的桎梏，所以于光远才要迫不及待、时不我待地给它套上一副笼头。也就是说，于光远说自己在六十年代初就主张给科学家“脱帽加冕”，根本就不可信，因为直到七十年代末，他还在千方百计地把科学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其实，贯穿于光远生命最后三十多年的“反伪”活动——为之他不惜花费重金请来美国“科学警察”洋枪队、不惜把网络混子方舟子封为自己的接班人——，其初衷、其动机、其目的也不过就是要“管制科学”这四个字，而已。事实是，于光远的《忆“广州会议”》长达七千多字，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本人亲身经历的事情，讲讲自己的亲身感受”，但他却偏偏对自己在大会上做了检讨——曾经参加广州会议的薛攀皋说：“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在会上作了检讨，其中心内容是自己不该支持宣传农民放亩产万斤的卫星”【350】——这件“亲身经历的事情”绝口不提。这恰恰说明，对于自己在科学家面前低头认错，于光远直到晚年仍旧耿耿于怀，认为那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一个怀有这样心态的人，怎么可能会为提高科学家的身份和地位说话？

最好笑的是，到了1999年，已经84岁了的于光远突然间如梦初觉般地大喊：“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我就是皮，上层建筑应该附在我的皮上”！【351】这哪里是什么“放马后炮”，而是千真万确地“放空炮”，并且是在斯大林六十多年前的马后、邓小平二十多年前的马后“放空炮”。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当时的于光远对此不仅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尴尬表情，他反倒“神奇十足”！【352】这与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人的“光棍作风”真是一脉相传啊。

（2）、解放生产力

1985年，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

“七年前，也是三月份，开过一次科学大会，我讲过一篇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论。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353】

也就是说，邓小平之所以要解放知识分子，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因为他坚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最让人咂舌的是，在中国，最早说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人可能就是毛泽东，而最早听到毛泽东说出这句话的那几个人之中，就有于光远。可是，就像对解放知识分子问题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一样，于光远对于宣传、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命题，也是毫无作为，尽管他宣称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并且讲究“科学精神”。

原来，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中南海听取聂荣臻汇报科技工作，于光远也在场。毛泽东谈兴大发，说了很多话，但这些讲话却既没有官方记录，也没有正式发表。但是，在文革期间，它却在各类“毛泽东文集”中出现，例如，在“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编辑、印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就收有《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文，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354】

转眼间到了1975年。重新掌权的邓小平派遣胡耀邦整顿中国科学院系统——它当时包括中科院、科协、科委三部分——，而胡耀邦在调查研究之后搞出来的一份文件就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它后来以《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或“汇报提纲”闻名于世。这份文件分为六部分，第三部分题为《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这一部分又分为“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六个分项。而在阐释“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时，其第一段话是：

“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革命干劲，二靠掌握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科研要走在前面。”【355】

上面这段话，虽然明显脱胎于《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话》，但却没有明确地说那是“毛主席语录”。可是，在最后定稿之时，胡乔木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是决定把它打印成黑体字，意即那是“最高指示”，其如意算盘是，毛主席看完不与否认就相当于承认那句话是他说的。【356】而就是这一自作聪明之举，为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找到了缺口。原来，就在邓小平向毛泽东递交“汇报提纲”的前一天，毛泽东与毛远新谈及当时有人要否定文革。【357】文革被毛泽东视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仅次于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358】；因此，谁如果否定文革，那就相当于把他的人生从至少“三七开”变成至多“对半开”。所以，毛泽东以自己不记得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为借口——即使是在邓小平告诉他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之后，他仍旧咬定这一点，因此可知它确实只是一个借口——，将“汇报提纲”卡下。很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汇报提纲”也跟着变成了“三株大毒草”之一。【359】

本来，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则毛泽东本人是否说过那句话就无关紧要；而即使毛泽东真的不曾说过那句话，从他当天发表的其他言论【354】【360】中也可以将之引申出来。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曾在1963年亲耳聆听毛主席教诲、在1975年曾亲自参与了“汇报提纲”的修订、并且亲身经历了那起风波【361】的于光远，在文革结束之后、甚至在自己宣布是“唯生产力论者”之后，他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和“讲话”，论证科学技术确实是生产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于光远却这样给自己揽功：

“除了讨论按劳分配问题，一九七七年二月，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还召开了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的讨论会。我提出来写一本书，专门澄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混乱。然后由我主持，同政研室的林子力等人撰写了《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书稿，主要是针对‘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进行反批判。一九七七年六月，这本书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了内部本。后来，一九七八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公开出版，改名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出版时我没有署名。”【362】

查那本《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科学技术”出现的次数倒是不少，但是，它们却一次也没有与“生产力”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更不要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了。【363】难怪邓小平会说那本书“有点吞吞吐吐”，要他们“讨论后改一下。”【364】果然，在正式出版的书中，在早前《驳所谓社会主义可以没有文化》那部分，插入了这样几句话：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科学进入生产过程就成为生产力的物质要素，成为直接的生产力。通过科学的发现、发明和应用，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是说生产资料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通过科学的普及，即学习和实践，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劳动力。这就说明科学是生产力。自然科学固然产生于人类生产斗争的实践，但是它又反过来指导生产斗争实践。”【365】

据林子力说，他酝酿批判四人帮的唯生产力论始于1975年，而于光远对那本书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977年为他找到了那个叫“有林”的合作伙伴。除此之外，“老邓（邓立群）、光远非常关心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来看我们一两次。”【366】不过，上面那段话很可能确实是出自于光远之手，因为中讲的是“科学是生产力”，而不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上面那162个字中，“科学”出现了七次，“技术”只出现了一次，说明于光远对“形而下”是多么的鄙视。确实，于光远后来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曾屡次流露不以为然的态度，而他最终提出的理由就是强调科学和技术不是一码事（下详）。也就是说，即使是在邓小平的逼迫之下，于光远也不肯说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而事实是，在上面那段话问世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口号早已传遍了全中国。

原来，早在1977年5月，与于光远关系颇为密切的周叔莲——他自己承认“我是读了于光远同志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才决心把经济学作为专业的，光远同志是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367】——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技术·生产力——斥“四人帮”诬蔑、攻击〈汇报提纲〉的谬论》一文，该文分为三节，第一节的小标题就是《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吗？》，其中直截了当地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科学则是‘知识底形态上’的生产力，它能够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368】据周叔莲后来透露，那篇文章是在胡耀邦的亲笔修改、亲自关照下才得以发表的。【369】在当时，虽然胡耀邦的政治地位与于光远相差不了多少，但论与邓小平的关系，他却比于光远要近得多。而据于光远自己说，他在1976年夏天曾到胡耀邦的家中，看到胡耀邦正在“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的就是要搞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203】也就是说，不论是从公开的报道，还是从私下的交谈，于光远都应该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断、这个命题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他却就是把牙关死死地咬住，坚决不肯说出这句话。事实是，在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370】，3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叶剑英的五言绝句《攻关》，在第二版发表了于光远的读后感。那篇文章虽然长达两千余字，但其中距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最近的话，也不过是说“在今天，自然科学对生产的指导作用更远非一百二十年前可比”。【371】

事实是，在于光远生前，他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做出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是在这个论断已经升格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三年之后，即1991年。而那篇文章之简短，其言语之隐晦，凸显其勉强与无奈。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现代的命题，在古代当然说不上这句话”；然后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

“我是生产力的‘两要素论’者。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中对天然的自然进行斗争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和他所拥有的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中，不能包括作为斗争对象的天然的自然。……在两要素和三要素的问题上，我虽然和许多同志看法相左，但我们一致的看法是：科学技术不是和生产力的两要素或三要素并列的要素，它是渗透其中并强化了这些要素的东西。”【372】

于光远的第一个观点，马上遭到一个名叫“朱亚宗”的年轻学人的驳斥【373】；而于光远的第二个观点，则遭到何祚庥的驳斥，虽然他是指着另外一个人的鼻子驳斥的：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马克思从未讲过生产力的三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讲过生产力要素中包含有‘精神要素’。马克思仅仅讲过：‘劳动过程的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和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然而劳动过程和生产力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并不等同于劳动者。‘有目的的活动’一词也包含了精神活动在内。”【374】

可以肯定地说，于光远知道这两个“小”人物对他直接或间接的批评，而他对之采取的态度，就是他认为华国锋应该对待“小干部”的态度，“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

为什么说于光远知道这两个“小”人物对他的批评呢？这是因为，他后来不再提这两个理由了——实际上，在将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时，于光远将之砍去了三分之二【375】——，而是换了一个理由，即应该区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

“首先需要明确，科学、技术是两个概念。科学技术简称为科技带来一些问题：一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看不清楚了，总不能讲科技精神、科技态度、科技方法。这样讲不通。二是科学与技术这两个东西的相互关系不清楚了。科学与技术是讲相互关系的，而简称科技，似乎成了一个东西，相互关系就不好讲。三是还发生一个严重问题．技术成果可以买卖，可以上市场交易，而科学真理不能买卖。所以把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很有必要。”【376】

“我这里使用‘科学’和‘技术’两个词，而未用科技一词。因为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两者所起的作用有何不同就是要研究的问题。对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不使用两个词就不能进行这种讨论了。当代经济的大发展要靠现代技术，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则要靠现代科学的发展，要靠现代科学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也要靠学过现代科学的人来掌握。同时不把科学和技术分做两个概念来理解，也就减弱了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这些观念的加强。”【377】

“‘科技’成了一个名词之后，时间长了，加上有些人喜欢用‘科技’两个字，不那么喜欢用‘科学’两字，在该用‘科学’的时候也用‘科技’。许多人的头脑中，就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概念，似乎‘科技’可以代替‘科学’。比方有人把李约瑟写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硬翻译成《中国科技史》就是一例。”【378】

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说，于光远这是在自作聪明地暗讽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因为邓小平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与于光远第一次见面时，就大谈“科技”。【379】实际上，于光远本人曾“科技”了无数次，即使是在他说出上面这番话之后，他也照样“科技”不离口，甚至还喊出了“科技万岁”的口号。【380】这与他在迫使中央编译局把“法权”改译为“权利”之后，他本人照样使用“法权”这个词汇完全是同一模式。【349, p.25, 26, 34, 43】其实，以他有本事把“教育”也论证成“生产力”【381】——它实际上就是世纪末中国“教育产业化”之滥觞——来看，他把“科技”论证为“生产力”连吹灰之力都不需要。而如果于光远真的相信自己关于“科技”的那套说辞的话，他当年为何不学周叔莲，说“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科学则是‘知识底形态上’的生产力”？其实，恰如于光远的老搭档许良英所说，“‘科学是生产力’这一说法并不科学，它存在着两方面概念上的混乱。”【382】所以说，于光远反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断是真的，只不过是，他反对这个论断的真实理由不为人知，因为它“不可告人”，就像他反对“按需分配”这个说法的真实理由也不可告人一样。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会拿出一些根本就不能成立的理由当作自己提出某个主张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即他的真实理由不可告人。确实，在1976年夏天看到胡耀邦在家中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于光远的本能反应就是问道：“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203】显然，他当时以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断已经死翘翘了，应该被抛弃、被放弃，所以才会对胡耀邦对它的锲而不舍感到诧异，以致那个疑问会脱口而出。

那么，于光远到底为什么非要反对这个论断呢？虽然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答案，但却可以对之进行合理的猜测。而我的猜测是，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这个论断以及由它引起的“风波”都是胡乔木挑起来的，而于光远根本就不掩饰自己对胡乔木的怨恨——所以连方舟子都知道“82年于退居二线是因为和胡乔木不和”【383】这码事儿——，所以他故意要与胡乔木唱反调。实际上，到了后来，于光远一边造谣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是胡乔木“加进去的”，并且是根据“‘文革’期间……的内部资料”；一边坚持说毛泽东没有说过那句话。【384】而据吴明瑜说，根据“中办”保存的记录，毛泽东确实说过那句话。【356】樊洪业则说，即使毛泽东没有说过那句话，根据他当天的谈话，“也足以表明了他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看法”；胡耀邦和胡乔木之所以敢把那句话安在毛泽东的头上，“至少他们认为毛是可能说过的”，“绝对不会是一种疏忽，更不可能是伪造。”【385】

于光远拒不认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于光远自认是一个“科学家”【116】，所以他看不起“技术”——他实际上连“生产力”也不大可能看得起——，觉得让“科学”与之并列，是玷污了前者。

上面这两个猜测，都可以从前文【386】提到的于光远在六十年代反对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那个事例得到佐证，亦即于光远确实可能因人废言；于光远确实看不起“技术”、“生产力”这种形而下的东西。

顺便提一下，虽然许良英与何祚庥是一对势如水火的死对头，并且，他们两人都不大看得起于光远的“学问”，但他俩在表面都奉于光远为“主公”，并且都站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旗下。并且，或者说“因此”，他们都和于光远一样，信仰“科学主义”、视方舟子为“自己人”。所以说，科学主义是科学纳粹的细胞核、基因组、神经元。

骇人听闻的无知与自信

按照于光远在《面对新世纪的老话题》一文中的说法，“科技”一词的“来龙去脉”是这么回事：1958年，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后口头上就开始用‘科技’作为‘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合起的简称。”上图显示《工程界》杂志1949年11-12期发表的《科技工作者的共同“纲领”》一文首页（作者茅以升）；群联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科技人物》一书封面（编撰者燕羽）；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上海分会1953年出版的《俄文科技阅读速成课本：土木工程》一书封面（编纂者韦光华、钟以庄）；旅大市图书馆1954年印行的《馆藏日文科技书目》一书封面（编纂者旅大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