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太學家”

因為政治風雲瞬息萬變，而于光遠必須在風口浪尖中討生活，所以，在他的一生中，被他持之以恆的觀點可以說是屈指可數。而其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並且只是生產關係”就是其中之一。

1、斯大林時代的正統

本來，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恩格斯和列寧都曾給出過答案。實際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給出三個大同小異的答案，其一是“從最廣的意義上說”它“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269, p.160】；其二是“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269, pp.160-161】；其三是“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269, p.163】。同樣，列寧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也給出了至少兩個答案，一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社會關係”【270】；二是“勞動的社會形式，勞動的社會結構，或者換句話說，是人們在參加社會勞動中的相互關係。”【271】也就是因為這些答案讓後人感到無所適從，所以在1943年，蘇聯權威的理論雜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過去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實際中，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大家從一般的論述中，抓住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這一點或是另一點個別的意見，而企圖把這一點意見加以不正確的解釋。因此，給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下這樣一個定義，其中既要總結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最重要的意見，而同時還又要免除掉誤解或曲解，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這樣的一個定義應該是這樣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生產的關係，也就是經濟的關係之發展的科學。它要解釋出在人類社會中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那些支配着必要消費品（無論是個人或是生產的消費用的）的生產與分配的法則。’”【272】

《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這篇文章不僅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它還批評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這部經典著作，說它關於原始社會的論述是“拿二元論的觀點來代替一元論的觀點”（чтобы заменить этот монизм дуализмом）。【273】不用說，沒有斯大林的首肯，在當時的蘇聯，沒有任何人敢寫這篇文章，更不要提將之發表了。事實是，當這篇文章被譯成英文發表之後，《紐約時報》馬上就說“共產主義教條被修正了”。【274】而在中國，直到1952年，這篇文章都被當作“最高指示”，不僅中共中央規定的“幹部必讀”書中會有它【275】，連列昂節夫那本風靡了解放區十多年的《政治經濟學初學讀本》在再版之時，也要附上這篇文章，譯者張仲實反覆提醒“讀者注意”。【276】據許滌新說，促使他撰寫《廣義政治經濟學》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中之一就是這篇根據蘇共中央的指示發表的文章。【277】而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講座》中，于光遠這樣寫道：

“首先我們講什麼是政治經濟學。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打算介紹一個定義給同志們參考。這個定義我們可以從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附錄列昂諾夫所作《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這篇文章里看到。在這篇文章里，有一節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在這節里，列昂諾夫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政治經濟學對象的意見綜合起來，得出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生產關係，也就是研究經濟關係發展的科學。’又說：‘政治經濟學是妍究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中支配着個人消費品和生產消費品的生產和分配的法則。’順便說一句，列昂諾夫這個定義，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而是過去蘇聯經濟學家們討論的結果。解放社出版的科茲洛夫的舊提綱，三聯書店出版的奧斯特羅維強諾夫提綱上，對政治經濟學所下的定義和這個定義是完全相同的。”【53, pp.2-3】

事實是，《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的俄文原文並沒有作者署名，所以戈寶權的譯文以“原文載一九四三年七八期合刊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為副標題，而沒有給出作者的姓名。【272】可是，當美國馬克思主義刊物《科學與社會》（Science & Society）發表這篇文章的英文譯文時，卻註明該文的“編輯”是L. A. Leontiev等十人。【278】很可能是這個緣故，張仲實在將它附在《政治經濟學初學讀本》一書時，在標題之下加上了“列昂諾夫”這四個字。他顯然不知道，“L. A. Leontiev”就是《政治經濟學初學讀本》一書的作者“列昂節夫”（Лев Абра́мович Леонтьев, 1901-1974）——他在出版《政治經濟學初學讀本》時署名“А. Леонтьев”，張仲實在1936年將之譯為“A.李昂吉葉夫”或“李昂吉葉也夫（A. Leontiev）”【279】既然連翻譯家張仲實都被搞糊塗了，于光遠當然只能以訛傳訛，於是就鬧出了“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附錄列昂諾夫所作《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這樣的笑話。其實，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國，蘇聯專家觸目皆是，于光遠只要花點兒工夫打聽一下，就能夠把這個失誤消滅掉。

書歸正傳。到了1952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文，其中有相當的篇幅用於討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斯大林給出的結論是：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這裡包括：（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丙）完全以生產關係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146】

2、後斯大林時代的正統

斯大林一錘定音，其他人只有隨聲附和的份兒。可是，不到半年的光景，斯大林就去世了。1954年，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康·維·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1892-1969）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這個問題，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決不能脫離生產力來了解和研究生產關係及其發生和發展。因此，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生產關係及其與生產力的相互作用。它所研究的是：生產關係在一定條件下產生後如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的和決定的因素，之後生產力如何超過已形成的生產關係，以及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開闢場所的新生產關係又是如何產生的。”【280】

而就在這一年，那本影響了社會主義陣營十餘年甚至二十餘年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出版了，該書的主編恰恰就是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這是那本書《導言》的開篇：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和分配的規律。”【148, p.1】

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不大可能會對這兩句話產生疑問。但是，對那些一直強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係”的人來說，卻不啻當頭一棒。實際上，那本書總共分為三篇，而每篇的標題都是“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關係”：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До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пособ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事實是，據馬克思自己說，他的《資本論》所研究的內容“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281】而誰都知道，《資本論》既是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又是它的不二範本，所以，上面這句話本身，就說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係”這一論斷不大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可惜的是，雖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過大約五百次“生產方式”（Produktionsweise）這個詞，但是，他卻從未對之給出過明確的定義。倒是斯大林在1938年曾說過這樣的話：

“生產、生產方式既包括社會生產力，也包括人們的生產關係，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282, p.134】

同樣，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也說，所謂生產方式，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C'est l'unité entre ce que Marx appelle les Forçes Productives d' une part, et 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d' autre part）。【283】當然，他們的觀點也不一定就對，如那個很可能是最早把于光遠捧為“我國的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284】的馬家駒就說，“馬克思所講的生產方式並不是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把這兩者包括在自身之內，而是介於這兩者之間從而把它們聯繫起來的一個範疇。”【285】

實際上，早在1939年，著名經濟學家王學文就已經說過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歷史上各個時代生產方式的發展變動的”這樣的話。【286】十年後，王學文仍舊是這麼說，只不過加上了一句：“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287】又過了十年，王學文的觀點似乎發生了某種變化，即承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廣義的生產關係”；但他同時又強調說，“我們不能想象，沒有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也不能想象，沒有生產關係的生產力。”【288】總而言之，在中國的經濟學家之中，王學文很可能是最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精髓的那個人；而其他中國學者，如于光遠，則僅得其皮毛。

1956年，于光遠開始了他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他發表的第一篇相關文章題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什麼？》，而他的答案是：

“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的就是生產的社會方面，研究生產關係。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有時也涉及生產力，但只是在同生產關係發生關係的限度內才去研究生產力，而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從技術方面，即從人同自然鬥爭的角度，來研究生產力。”【81】

二十八年後，1984年，已經變成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于光遠在北京舉辦“‘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講座”，其第一講的題目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對象”，該文僅“內容提要”就長達兩千字，而其第一句話就是下面這28個字：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對象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關係。”【28】

事實是，那個講座的文稿總共兩萬多字，其中“生產關係”出現了78次，而與生產關係密不可分的“生產力”則僅出現了6次。讓這兩個數字形成更大反差的是，早在1977年8月，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289】之後一個月，于光遠就已經公開宣稱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了。【241】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在1956年說“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有時也涉及生產力”，其“有時”屬於用詞不當，恰當的詞彙應該是“偶爾”。

3、毛澤東時代的二元論

在六、七十年代，于光遠沒有繼續宣傳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的就是生產的社會方面，研究生產關係”這個觀點。而之所以會如此，又完全是因為“生產關係”的關係。

原來，就在于光遠發表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什麼？》一文之後不久，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發話了：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築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68, p.80】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係，就必須一方面聯繫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繫研究上層建築對生產關係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 【68, p.81】

很可能是風聞了毛主席的意思，但更可能是在研讀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之後，一個名叫田光的經濟學家在1961年寫道：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從生產關係的角度研究各種社會形態中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或者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研究各種社會形態中的生產關係及其發展規律，但要聯繫生產力，聯繫上層建築，它是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的運動中來研究各種社會形態中生產關係的發展的。至於生產關係內部各個環節之間的矛盾當然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但研究這些矛盾也必須聯繫生產力和上層建築。”

“脫離生產力去研究生產關係，就會使政治經濟學唯心主義化；脫離上層建築來研究生產關係，就會使政治經濟學變成乾巴巴的缺乏主觀能動性的東西。只有抓住‘中間’，聯繫‘兩頭’，才是在‘上層建築——生產關係——生產力’的活生生的矛盾運動中研究生產關係的辯證運動，才能揭示出生產關係運動的規律性。”【290】

在當時，將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固定為“生產關係內部各個環節之間的矛盾”的那個人，就是于光遠，因為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什麼？》一文中，于光遠就規定了如下三個“對象”：“（甲）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內部的關係，（乙）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關係，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等上層建築的關係，（丙）社會主義國家和外國的經濟關係”。

與田光幾乎同時，張聞天也寫道：“離開了生產力談生產關係的發展，必然陷於主觀唯心主義（‘唯生產關係論’）正像離開了生產關係而談生產力，必然陷於機械唯物論（‘唯生產力論’）一樣”、“政治經濟學把物的生產和人在這種生產中的關繫結合起來。見物不見人，是‘唯生產力’論，見人不見物，是‘唯生產關係’論，都是不對的。不談物的生產，不談生產關係在物的關係中的表現，還有什麼政治經濟學？！”【284】兩年後，張聞天又寫道：

“生產力並不等於生產技術。生產力是經濟範疇，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一部分。這是一。第二，生產技術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物的因素，是經濟範疇，是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的，當然不是從工藝方面，而是從經濟方面。……我覺得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脫離生產和再生產過程，脫離表現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就會使它簡單化和片面化，就會使它失去內在運動的源泉，使它不可能正確反映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客觀規律。”【292】

類似的言論，在文革後一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復現：

“‘四人幫’形而上學猖獗，唯心主義橫行。他們炮製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基礎上的。它根本抹煞了社會物質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的最終決定作用，完全否認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而把上層建築歸結為生產關係變革的動因，把社會經濟的發展看成是人們主觀意志的自我運行。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完全是唯心主義的偽科學。”【293】

實際上，到了八十年代，連曾在五十年代斬釘截鐵般地說過“馬克思主義者向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係”【294】的孫冶方都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既是生產方式又是生產關係”【295】這樣的話了，但于光遠卻初衷不改：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體系作為一個科學問題，那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性的展示，有一定的邏輯，這種邏輯是客觀的。”【29】

最好笑的是，于光遠去世兩年後，2015年，於粉們舉行了一個紀念于光遠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于光遠的老跟班、“四人幫”餘孽何祚庥在會上一邊把于光遠打扮成“唯生產力論者”，一邊痛罵中國的“一批政治經濟學者”：

“中國有一批政治經濟學者，老是強調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生產關係，不以生產力為主要研究對象。理由是，這是恩格斯明確講過的話。我們的質疑是：為什麼當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隨着時代的需求，而擴展到新問題，新領域？為什麼要用恩格斯的話，故步自封，畫地為牢？”【296】

可以肯定地說，何祚庥當時是在裝瘋賣傻地指桑罵槐，因為在於粉圈子裡誰都知道于光遠是“唯生產關係論”的忠實信徒，他至死都是一個半公開的“唯生產關係論者”。

問題是，既然“唯生產關係論”那麼臭，于光遠為什麼仍要固執己見？

4、遺老心態

于光遠之所以要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限定為“生產關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屑於研究某個具體的科學或學科——他以研究“指導性的學問”為己任。實際上，他之所以要死死抱住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不放，就是因為他以為那是指導自然科學研究的學問。而政治經濟學恰恰就是這樣一門與自然辯證法類似的學問——這是他的原話：

“政治經濟學是聯繫生產力和上層建築來研究生產關係的科學，它對於整個經濟科學來說是指導性的學問，但經濟學比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要廣得多，經濟學是從各個角度研究生產的社會方面，既包含以生產關係為對象的科學，也包含以生產力為對象、聯繫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進行研究的科學。”【76】

“不但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而且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存在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在生產關係的變革比較迅速，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阻礙和促進作用表現得很強烈，因而對生產關係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時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整個經濟科學的研究中不能不占首要的地位。”【297】

看看這位自稱的“唯生產力論者”是如何堅持“唯生產關係論”的：

“曾經有人主張以生產力的合理組織作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對象。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如果這樣做，結果一定要取消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研究，以生產力組織學吞併政治經濟學.這種觀點的根源在於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仍然是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主要動力，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科學中居於主導的地位，正是由於所研究的矛盾的地位所決定的，這是不容動搖的。”【76】

上面這段話的文眼就是“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科學中居於主導的地位，正是由於所研究的矛盾的地位所決定的”這句話。這相當於說：我于光遠之所以要堅持將生產力排斥在政治經濟學之外，就是為了讓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科學中居於主導的地位”——或曰：“我之所以要死死地抱住大奶的牌位不放，就是要牢牢地保住大奶的地位。”而到了後來，于光遠說得更露骨了：

“政治經濟學從來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298】

而早在五十年代初，于光遠還曾宣傳過“生產力是生產底最活動最革命的因素，同時又是生產過程底決定因素”、“生產力是整個社會發展底最後決定力量”這樣的觀點。【299】也就是說，于光遠雖然力圖使自己始終處於“主導”或“指導”的地位，但他的本能卻是要使自己始終處於“不敗的地位”。所以，不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他都能夠隨風倒，同時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永遠正確”。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具體研究”，如“于光遠研究”，因為只有通過這樣的“非指導性的學問”，他的假馬克思主義偽裝才能被剝下、剝乾淨。

七、“改革家”

按照中國頭號於粉齊翔延的說法，于光遠是一位“站在改革前列的經濟學家”。【300】對於這樣的斷言，我們不妨借用一下“打假鬥士”方舟子“打假”的慣用伎倆，即問一句：“是真的嗎？”【301】

1、農業體制改革

據于光遠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在一個社會裡，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矛盾，其中最基本的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302】而同一個于光遠還曾說過，“生產關係必須與生產力相適合，不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遲早總要被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所代替，這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不是自動實現的，而是通過人們的自覺的活動實現的”【303, p.16】。實際上，早在1950年，于光遠還曾說過這樣的話：

“無論社會的形態怎樣，生產關係的變更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超過生產力的。有人以為：在一個生產力落後的國度，例如今天的中國，革命在無產階級階級領導之下取得勝利之後，就可以創造出一種超出於這落後生產力的生產關係。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農業社會主義的根本錯誤就在這裡。抱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企圖在小農生產落後的生產力的基礎上，違反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採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辦法來建立社會主義這種最先進的生產關係。其結果自然不但不能促使生產力的發展，反而對生產力的發展起破壞作用並使這種企圖完全歸於失敗。”【299】

顯然，處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于光遠，對於“農業社會主義的根本錯誤”有着極為清醒的認識。可是，當“農業社會主義”如同狂瀾一般席捲中國之後，他卻任其“對生產力的發展起破壞作用”長達二十多年，即使在其行將土崩瓦解之際，他也沒敢發出一聲異響。也就是說，于光遠所謂的“學問”和“理論”，幾乎全部都是一些閉門造車自得其樂的東西，不要說什麼“經世濟俗”——這是“經濟”一詞的本意——，只要它們不為害蒼生社會，那就謝天謝地了。

1980年，也就是在所謂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中國的農村完全公開化的那一年，農業出版社出版了于光遠的文集，題為《關於發展我國農業的一些問題》。這是于光遠近百本著作中，屈指可數的幾本在書名中含有“農業”二字的書籍之一。如上所述，于光遠一直強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關係。而誰都知道，當時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最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萬里在1979年2月就已經明確地指出，“現在我們變革生產關係，就是要解除對生產力的束縛，調動社員的積極性。”【304】而于光遠在這本書中，幾乎什麼“關係”都談，但就是對自己專門研究的“生產關係”卻像是躲避瘟疫一樣，避之唯恐不及。如他在書中問道：“農業這個部門跟整個國民經濟的關係是什麼關係？生產和消費是什麼關係？生產和分配是什麼關係？農業和各部門是什麼關係？”【305, pp.79-80】“雙季稻和單季稻是怎樣的關係？” 【305, p.88】如他呼籲“正確處理農業和工業的關係，正確處理農業和整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關係，充分發揮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應有的作用。”【305, p.93】當然，說于光遠在探討“關於發展我國農業的一些問題”時對“生產關係”絕口不提也不是事實：在談到畜牧、水庫、林業等問題時，于光遠還是敢於提及“生產關係”的，但也僅限於“提及”而已：

“畜牧經濟學，是部門經濟學，它包含的內容很多，有畜牧經濟問題，其中存生產關係問題，有生產力問題；有技術經濟問題，有畜牧業經濟蟲，等等。”【305, p.121】

“水庫經濟問題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上面說的是屬於生產力經濟學的問題，還有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也應該說一說.我們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係的問題的，研究生產當中人與人的關係。上游、庫區、下游之間就有人與人的關係。” 【305, p.201】

“木材綜合利用也有經濟效果問題，也要研究，還有林權問題，它是林業生產關係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不用說的。林權、生產關係問題解決得不好，對發展林業非常不利。” 【305, p.211】

事實是，就在于光遠侈談什麼“農業在經濟上的特點”、“農業技術經濟學”【305, pp.174-189】之際，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楊榮卿”則在討論“調整農機具的所有制”、“擴大企業的經濟自主權”、“縮小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調整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306】更好笑的是，到了1984年，于光遠又講了這麼一段話：

“在實行三中全會農村政策前，有誰能想到執行了這個聯產承包任制，會使我們的經濟發展得這麼快。可能有的同志預測到了，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資料。我看了數目字以後，才知道從1952年至1978年，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了2.7%，可是從三中全會以後每年的勞動生產率也增長了2.7%，三中全會以後的一年就等於以前的26年的增長速度。因此,有些東西是沒有預計到的，而把沒有預計到的東西寫到計劃里去也是不慎重的。”【307】

于光遠的“數目字”來自林子力一年前的一篇論文。【308】而早在林子力之前四年，安徽農委負責人周曰禮就已經給出了這樣的數目字：

“六安縣祝墩公社紅橋大隊在‘四人幫’橫行時，頂住了極左路線的干擾，從一九七一年秋天秘密實行定產到組、超獎減賠的辦法，到現在已經八年了。糧食連年豐收，平均每年增產近十一萬斤。一九七八年雖然遇到特大乾旱，糧食產量仍然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林、牧、副、漁也發展起來了。社員收入逐年上升，一九七一年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去年達到一百三十六元。集體經濟越來越壯大、越鞏固。現在，全大隊固定資產二十七萬多元，平均每個生產隊近四萬元。全大隊有現金積累三萬多元，儲備糧六十萬斤，平均每人四百五十斤。”【309】

比起乾巴巴、也沒人知道是怎麼來的那幾個“農業勞動生產率”——據後人核算，1980年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是負數【310】——，上面這些有血有肉的“數目字”豈不更有說服力？

實際上，假如于光遠不是像方舟子那樣“不食人間煙火”【311】的話，他就不僅能夠“預測”得到，他還能感覺到。如上所述，早在四十年代，于光遠就已經知道“富農的勞動生產力最高，中農次之，貧農最低”這個“規律了；到了五、六、七十年代初，他還曾與農村有過多次接觸。【31】這是于光遠1981年在湖南農村親眼看到的情況：

“在桃江看到農民實行聯產責任制以後，許多公社的農民精耕細作，田埂上種滿了黃豆、絲瓜。而有一個公社，由於書記說‘實行包產到戶，對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不肯實行聯產責任制，因此汽車一開進他管轄的地段，田間作物的景象就與別處迥然不同——田埂上的東西統統不見了，田裡的莊稼也沒有別處的好。據說，現在這位公社書記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在桃江，我們還聽說在實行聯產責任制以後，農民學科學技術的熱情十分高漲。有個公社辦了一個只招幾十個人的農業訓練班，可是自動去聽講的農民有二三百人，屋子裡站不下，就站在外面聽。”【246】

這是于光遠在世紀末說的話：

“在農村曾存在了近20 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成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在我國農村的具體實踐，但從實行的那天起，就沒有得到廣大民眾的贊成，它嚴重阻礙着農業的發展，農民群眾就以各種方式進行過抵制，但都一次又一次地被‘政治運動’壓了下去。70 年代末，反人民公社的浪潮重新崛起。”【312】

實際上，連台灣學者都認可這樣的大道理：

“由於中共當局一再強調要貫徹執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但如果沒有責任制，沒有明確的分工和合理的勞動定額，對生產就無從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檢查，對勞動成果就無法進行考核，也無法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313, p.17】

也就是說，僅從“按勞分配”這個角度，于光遠就能夠證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合理性、可行性、必要性。而他卻裝出一副比“呆胞”還要呆板的面孔，宣稱“我看了數目字以後，才知道”。根據那位名叫“葉新興”的台灣學者的計算，中國大陸的“平均每年農業實質成長率”在1949-1957年間是8.01%；在1957-1977年間為2.65%，1962-1966年間為11.12%，1979-1982年間是7.08%。【313, p.38】這四個數目字中的前三個，于光遠在七十年代就能夠計算出來；而它們背後的原因——相當於合作化以前、人民公社化期間、實行“三自一包”政策期間的勞動生產率的年增長——，于光遠更是比誰都明白。換句話說就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即使沒有林子力給出的那幾個“數目字”，僅憑“感覺的智慧”——粗俗的說法就是用腳後跟去想——，于光遠就能夠明白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也就是說，不論是感性知識，還是理性思考，它們都可以告訴于光遠，“這個聯產承包任制會使我們的經濟發展得這麼快”。可是，勇當事後諸葛亮的于光遠竟然謙虛得讓人有些難堪。實際上，就在那之前一年，于光遠曾這樣寫道：

“在《關鍵在於提高經濟效益》一文中，我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說“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是貫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在政治上的一次大突破，那麼，在農村中實行大包幹聯產責任制，就是貫徹這個原則在經濟上的一次大突破。’這樣來估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理論意義，是不是過高了？我認為並沒有任何誇大，是符合實際的。”【314】

“《關鍵在於提高經濟效益》一文”是于光遠在1983年2月發表的文章【315】，它也是于光遠對農村改革首次公開做出的表態。而早在1980年4月，萬里就已經因為主持安徽農村改革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了。【316】

總而言之，在農村改革搞得如火如荼之際，于光遠對農業問題的指導性意見幾乎全都是什麼《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強有力的、高效率的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推廣的體系》、《談談“科學種田”和“民主種田”》、《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業科學》這類他自己懵懵懂懂、農民更是聽得耳朵生繭的空話和套話。最好笑的是，在1980年3月召開的一個“全國農業技術經濟學理論與方法學術座談會”，于光遠作的主旨發言題為《農業和它在經濟上的特點》，其內容幾乎全部都是一些常識性東西，如利用塑料大棚和暖房可以克服低溫、通過單倍體育種可以縮短育種年限，等等。【317】這頗像是一個鐵匠師傅在臨終前把“鐵燒紅了，千萬不要用手去摸”當作一個祖傳秘訣悄悄地傳授給自己的那個傻徒弟。曾經主持過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並且痛批過李森科的于光遠應該早就知道，蘇聯在二十年代就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農業科研及技術推廣體系，所以中國才會在五十年代大搞“學習蘇聯的先進農業科學”運動。但是，農業生產卻一直就是蘇聯經濟體系中的痼疾和頑症，它最終成為拖垮蘇聯的一個主要原因。實際上，從六十年代起，《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上就開始報道蘇聯糧食短缺的消息；到了七十年代，相關報道幾乎到了連篇累牘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也就是說，于光遠只要稍微動用一下自己那引以為傲的“理性的智慧”，他就應該明白，他說的那一套，對中國的農業發展不可能產生任何作用。實際上，任何人只需要將于光遠的《談談“科學種田”和“民主種田”》【318】與陳永貴的《談談科學種田》【319】比較一下的話，他就會和“偽語文狀元”方舟子一樣——“不禁忍俊不禁”。【320】

也就是因為在農村改革方面乏善可陳，所以儘管於粉齊翔延的《站在改革前列的經濟學家》長達四千多字，但“農”字卻只出現了這麼一次：

“對於農村的大包幹，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300】

如果僅僅在事後對某項改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就算是“站在改革前列”的話，請問那些冒着職業風險真刀真槍地搞改革的那些人，如萬里，如趙紫陽、如杜潤生、如周曰禮，他們所在的位置叫什麼“列”？問題是，為什麼一個“站在改革前列的（政治）經濟學家”，會對世人皆知的、當時中國農村面臨的最最明顯、最最關鍵的問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嚴重不適”——這個問題視而不見、絕口不談，而是要呶呶不休地教育農民如何種田呢？這豈不像是一個從未下過廚房的食客口沫橫飛地教訓廚師應該如何炒菜嗎？不要說于光遠根本就不懂如何種田，就算他真的懂，他當時那麼做也屬於“不務正業”。而肩負“改革”重任的于光遠之所以要在改革的關鍵時刻不務正業，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他對“主要矛盾”根本不敢正視，遑論着手解決。與之相比，那個被他嘲笑為“膽小怯弱”的華國鋒卻顯得相當勇敢無畏：據杜潤生說，早在1979年3月，華國鋒就表示應該允許“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而這一舉動導致“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允許包產到戶”，從而“為農村政策的進一步轉變奠定了基礎。”【321】

2、科技體制改革

如果說農業體制改革為中國後來的全面經濟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的話，那麼，科技體制改革——其主要內容一是認定知識分子屬於工人階級，二是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口號——，就相當於為中國的“富民強國”目標指明了前進路線。而如果說于光遠錯過了農村改革的良機、甚至連末班車都沒有搭上還能勉強找到一、兩個藉口——如他的工作與農業的關係較遠——的話，那麼，他在科技體制改革中的缺席，則無論怎麼說都說不過去，因為從新中國成立時起，他就是中國科學界的太上皇；從中共八大時起就是公認的“黨聯繫科學界的代表人物”。【322】不僅如此，于光遠還是中國的首席政治經濟學家，專門研究“生產關係”。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最最基本的觀點就是，“生產關係就是階級關係。”【323】【324】【325】

（1）、解放科學家

早在1956年，在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識分子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之際，周恩來宣布，“黨中央還認為，我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326】既然連“舊時代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工人階級，則那些根正苗紅的“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也就順理成章地屬於工人階級了。可惜的是，周恩來的這個“黨中央還認為”，並沒有得到“黨中央”的認可。在當年九月舉行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在其政治報告中一邊說“我們不應當讓他們所帶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無產階級的隊伍，”一邊強調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仍舊是“團結、教育、改造。”【327】而在經過1957年“反右”之後，“資產階級”這頂帽子更是像緊箍咒一般緊緊地箍在了知識分子的頭上。所以，在1958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中國民盟副主席高崇民的發言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立場問題”為主題，並且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在那篇不到三千字的發言稿中，“資產階級”總共出現了16次。【328】

轉眼間到了1962年。這年二月，國家科委在廣州召開了一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到會的知名科學家有二、三百位。據主持這個後來被稱為“廣州會議”的聶榮臻說，“那次會議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學十四條’貫徹以後的東風，搞出一個新的科學規劃來”，但他很快了解到，“資產階級”這個大帽子把那些人壓得抬不起頭、喘不過氣，所以他臨時起意，在請示了周恩來之後，加上“進一步深入貫徹‘科學十四條’，突出地調整一下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這個議程。【329, pp.836-837】

在當時，中共中央雖然公布了所謂的“科學十四條”，但是，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並沒有發生政策性改變，所以，面對聶榮臻反映的情況，周恩來顯然有些左右為難，於是出現了下面這個場景：

“周恩來就這個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判定的重大問題，召集在廣州的一些領導同志（現在記得他提到的有陶鑄、聶榮臻、張勁夫、于光遠、范長江、杜潤生、武衡等人）徵求意見。……周恩來還特別問于光遠說，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麼意見？于光遠也說了贊同的意見和他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分析。 最後，周恩來說：不再一般地稱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的範圍，這是今天參加討論的同志一致的意見，我們大家共同負責啊！”【330】

據龔育之說，上面這個故事是于光遠講的。但是，于光遠後來的敘述與之有着相當大的差異，最主要的就是，在奔赴廣州開會之前，于光遠就曾與中宣部長陸定一辯論，要給知識分子摘帽；到了廣州之後，他仍舊當着周恩來的面慷慨陳詞，為知識分子請命，結果導致周恩來採用了他提出的“右翼”而不是“右派”這個說法。【247】無論如何，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發表的那篇講話，既不代表黨中央，更不代表毛主席，所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成員王永欽後來說，周恩來當時“冒着很大的風險，頂着很大的壓力”。【331】

其實，雖然後人非要說周恩來在1962年“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332】【333】【334】，但事實是，在那個講話中，周恩來並沒有重申自己六年前說過的話，而是根據列寧的說法，把知識分子歸入“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不僅如此，周恩來繼續強調知識分子應該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335】顯然是因為反應不如預期，所以周恩來又派出與科技工作沒有多少關係的陳毅兩次出面發表講話，第一次講話的標題是《我們是社會主義的、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第二次是《應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336】半個月後，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這樣的話：“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337】次年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頭版頭條社論中，說了這樣一番話：

“我國在解放後的十四年中，已經培養和鍛煉了一支屬於勞動人民的科學技術隊伍。有一批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老幹部，解放以後在領導工農業生產的過程中，或則得到了專門的學習機會，或則在工作崗位上刻苦學習，努力鑽研，不斷地總結經驗，逐步地掌握了相當豐富的科學技術知識，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又紅又專的人才。解放以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年青的科學技術人員，他們正沿着又紅又專的道路成長。至於從舊社會來的科學技術工作者，經過十四年的鍛煉和改造，一般地說，也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338】

這相當於黨中央給“科學技術工作者”正式“摘帽”並且“加冕”。但很快，“社教”和“文革”先後上演，“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於是自動地回到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缺省原點。1971年8月13日，也就是在“林彪事件”前一個月，中共中央批准將《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下發至大、中、小學黨支部；而這個文件留給後世的最大遺產就是所謂的“兩個估計”，其中之一是：

“原有教師隊伍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並且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是少數，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339】

這個估計，基本上代表了毛澤東當時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而在1975年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則這樣自問自答道：“科技人員是不是勞動者？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340】到了1978年3月，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正式宣布，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341】

儘管于光遠自己說，他在五十年代認為其恩師周培源入黨是“改進黨的成分”【342】、在1962年曾當着陸定一和周恩來的面提議應該給知識分子摘帽，但事實是，在于光遠的數以千萬字記的“著作”中，我們找不到哪怕是一篇論證知識分子屬於工人階級、勞動階級、無產階級的文章——實際上，我們連一段話都找不到。事實是，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鄧小平在1978年3月重新給知識分子“加冕”，僅《人民日報》就發表了十餘篇批判“四人幫”知識分子政策的文章，其中，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兩篇文章更是發表在頭版。【343】【344】由此可知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是，曾經在1975年跟隨鄧小平搞改革、粉碎“四人幫”後又“站在改革前列”的于光遠，卻在那個戰場上莫名其妙地開了小差。

事實是，論從“馬列主義理論”的高度、從調整“生產關係”的角度來討論知識分子地位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任何人比于光遠更有資格。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早在五十年代，于光遠的老部下龔育之就編輯了一本書，題為《列寧、斯大林論科學技術工作》，其中就有斯大林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他在1936年，也就是在十月革命後不到二十年，就宣布“我們蘇聯的知識界，是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聯的完全新的知識界”，而他這麼說的理由是，第一，“蘇聯知識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由工人階級、農民以及其他勞動階層出身的分子”；第二， “它服務於人民……所以它現在是蘇維埃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在這裡，它與工農攜手建設着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新社會。”【345, p.178】三年後，斯大林更是在聯共十八大上宣布：“總結起來，我們現在便有人數眾多的，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知識界，它無論按成分或社會政治面貌來說，都是根本和舊時資產階級知識界不同的。” 【345, p.186】

其實，就算于光遠不屑於吃“別人嚼過的饃”，不肯讀龔育之編纂的書，他總該讀過著名的、權威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吧？看看其中的這兩段話：

“蘇聯知識分子也發生了變化。蘇聯知識分子就其大多數來說，已經是嶄新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工農出身。他們不像舊知識分子那樣為資本主義服務，而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知識分子已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平等的一員。這些知識分子同工人和農民一起建設着社會主義新社會。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擺脫了一切剝削的新型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這樣，蘇聯勞動者之間的階級界限正在消除，舊的階級特殊性正在消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之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矛盾正在縮小和消除。於是就造成了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礎。”【282, pp.378-379】

確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發布的文告中都是將知識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與工人（рабочих）、農民（колхозников）並列。【346】這說明，蘇聯知識分子在被脫去“資產階級”之“帽”後，根本就不需要再加上一個“無產階級”或“勞動人民”之 “冕”，因為他們是與工農鼎足而立的社會勢力。而斯大林的上述觀點，沒有任何理由對社會主義中國無效。實際上，在向周恩來匯報情況時，聶榮臻就這樣說：“革命這麼久了，大學為我們培養的都是知識分子，難道都是為資產階級培養的?這不能理解嘛！”而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也說，“辦那麼多學校，都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幹什麼！那是不合乎邏輯的。”【329, pp.837-838】

所以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于光遠如果想要論證解放知識分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有充足的、強大的理論武器。如果說在毛澤東生前，于光遠懾於毛澤東的“淫威”而對這個問題三緘其口尚屬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之後，他對這個問題仍舊保持震耳欲聾般的沉默就沒有任何理由了。恰恰相反，他有無數個理由開口說話，因為按照龔育之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第三屆理事會上所說，知識分子到底是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這個問題，一直就是困擾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347】既然如此，創辦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並且以“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總舵主自許的于光遠，有什麼理由在撥亂反正的年代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退一萬步講，他也完全可以把“科學家”從“知識分子”之中剝離出來，將他們提前“解放”，就像中共中央在1977年決定把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從中國科學院剝離出來一樣。可是，于光遠在這一方面的業績仍舊還是一片空白。與于光遠絕口不肯“為科學家說話”形成極為鮮明對照的是，于光遠後來“為企業家說法”說得滔滔不絕，以致說成了一本書。【348】

那麼，在四人幫倒台之後、在鄧小平復出之前，于光遠到底都幹了些什麼呢？這是他的自述：

“針對文革中對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破壞，1977年我就開始考慮如何恢復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工作。我曾建議哲學研究所研究兩個問題，一是‘科學是生產力’，另一題目是‘用哲學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研究’。1977年3月，我倡議由中國科學院理論組、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理論組和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在京聯合召開了自然辯證法座談會，在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並就如何恢復和開展自然辯證法研究工作交流意見。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在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期間，我倡議並組織召開了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作為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的一個組成部分。會上制定了《1978年——1985年自然辯證法規劃綱要（草案）》。”【72】

在于光遠的手中、眼中、心中、腦中，“自然辯證法”的作用永遠都是“指導自然科學研究”——這是于光遠的原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對其他各門科學起着指導作用”【349, p.38】、“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對自然科學是起着指導作用的”【349, p.159】、“研究學問，不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都應該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349, p.197】。而他之所以在1977年“開始考慮如何恢復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工作”，就是因為中國科學院終於脫離了中宣部的桎梏，所以于光遠才要迫不及待、時不我待地給它套上一副籠頭。也就是說，于光遠說自己在六十年代初就主張給科學家“脫帽加冕”，根本就不可信，因為直到七十年代末，他還在千方百計地把科學家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其實，貫穿于光遠生命最後三十多年的“反偽”活動——為之他不惜花費重金請來美國“科學警察”洋槍隊、不惜把網絡混子方舟子封為自己的接班人——，其初衷、其動機、其目的也不過就是要“管制科學”這四個字，而已。事實是，于光遠的《憶“廣州會議”》長達七千多字，內容主要是“介紹一些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的本人親身經歷的事情，講講自己的親身感受”，但他卻偏偏對自己在大會上做了檢討——曾經參加廣州會議的薛攀皋說：“中宣部科學處處長于光遠也在會上作了檢討，其中心內容是自己不該支持宣傳農民放畝產萬斤的衛星”【350】——這件“親身經歷的事情”絕口不提。這恰恰說明，對於自己在科學家面前低頭認錯，于光遠直到晚年仍舊耿耿於懷，認為那是自己的奇恥大辱。一個懷有這樣心態的人，怎麼可能會為提高科學家的身份和地位說話？

最好笑的是，到了1999年，已經84歲了的于光遠突然間如夢初覺般地大喊：“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我就是皮，上層建築應該附在我的皮上”！【351】這哪裡是什麼“放馬後炮”，而是千真萬確地“放空炮”，並且是在斯大林六十多年前的馬後、鄧小平二十多年前的馬後“放空炮”。讓人大惑不解的是，當時的于光遠對此不僅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尷尬表情，他反倒“神奇十足”！【352】這與何祚庥、司馬南、方舟子等人的“光棍作風”真是一脈相傳啊。

（2）、解放生產力

1985年，鄧小平說了這樣一段話：

“七年前，也是三月份，開過一次科學大會，我講過一篇話，主要講了兩個意思，兩句話。一句叫做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一句叫做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時，所以要講這兩條，是因為有爭論。七年過去了，爭論已經解決了。結論是誰做的？是實踐做的，群眾做的。”【353】

也就是說，鄧小平之所以要解放知識分子，就是要解放生產力，因為他堅信“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最讓人咂舌的是，在中國，最早說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的人可能就是毛澤東，而最早聽到毛澤東說出這句話的那幾個人之中，就有于光遠。可是，就像對解放知識分子問題採取消極抵抗的態度一樣，于光遠對於宣傳、論證“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命題，也是毫無作為，儘管他宣稱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並且講究“科學精神”。

原來，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中南海聽取聶榮臻匯報科技工作，于光遠也在場。毛澤東談興大發，說了很多話，但這些講話卻既沒有官方記錄，也沒有正式發表。但是，在文革期間，它卻在各類“毛澤東文集”中出現，例如，在“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編輯、印行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就收有《在聶榮臻同志匯報時的談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文，其中有這樣兩句話：

“要打這一仗，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過去打上層建築，也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不打這一仗，生產力無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來搞科學技術工作。”【354】

轉眼間到了1975年。重新掌權的鄧小平派遣胡耀邦整頓中國科學院系統——它當時包括中科院、科協、科委三部分——，而胡耀邦在調查研究之後搞出來的一份文件就是《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它後來以《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或“匯報提綱”聞名於世。這份文件分為六部分，第三部分題為《關於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這一部分又分為“政治與業務的關係”、“生產鬥爭與科學實驗的關係”、“專業隊伍與群眾運動的關係”、“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長處的關係”、“理論與實際、基礎與應用的關係”、“黨的絕對領導與百家爭鳴的關係”六個分項。而在闡釋“生產鬥爭與科學實驗的關係”時，其第一段話是：

“科學來源於生產，又指導生產，促進生產。怎麼才能多快好省發展生產？決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們的高度政治覺悟、革命幹勁，二靠掌握先進的科學、先進的技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不打這一仗，生產力無法提高。科研要走在前面。”【355】

上面這段話，雖然明顯脫胎於《在聶榮臻同志匯報時的談話》，但卻沒有明確地說那是“毛主席語錄”。可是，在最後定稿之時，胡喬木認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於是決定把它打印成黑體字，意即那是“最高指示”，其如意算盤是，毛主席看完不與否認就相當於承認那句話是他說的。【356】而就是這一自作聰明之舉，為毛澤東“反擊右傾翻案風”找到了缺口。原來，就在鄧小平向毛澤東遞交“匯報提綱”的前一天，毛澤東與毛遠新談及當時有人要否定文革。【357】文革被毛澤東視為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僅次於領導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358】；因此，誰如果否定文革，那就相當於把他的人生從至少“三七開”變成至多“對半開”。所以，毛澤東以自己不記得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為藉口——即使是在鄧小平告訴他馬克思說過類似的話之後，他仍舊咬定這一點，因此可知它確實只是一個藉口——，將“匯報提綱”卡下。很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席捲全國，“匯報提綱”也跟着變成了“三株大毒草”之一。【359】

本來，既然“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則毛澤東本人是否說過那句話就無關緊要；而即使毛澤東真的不曾說過那句話，從他當天發表的其他言論【354】【360】中也可以將之引申出來。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曾在1963年親耳聆聽毛主席教誨、在1975年曾親自參與了“匯報提綱”的修訂、並且親身經歷了那起風波【361】的于光遠，在文革結束之後、甚至在自己宣布是“唯生產力論者”之後，他都沒有就這個問題發表文章和“講話”，論證科學技術確實是生產力。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于光遠卻這樣給自己攬功：

“除了討論按勞分配問題，一九七七年二月，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者還召開了關於‘唯生產力論’問題的討論會。我提出來寫一本書，專門澄清‘四人幫’在這個問題上造成的混亂。然後由我主持，同政研室的林子力等人撰寫了《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的書稿，主要是針對‘四人幫’對所謂‘唯生產力論’的批判進行反批判。一九七七年六月，這本書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印了內部本。後來，一九七八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和廣東人民出版社聯合公開出版，改名為《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出版時我沒有署名。”【362】

查那本《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科學技術”出現的次數倒是不少，但是，它們卻一次也沒有與“生產力”出現在同一個句子中，更不要提“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了。【363】難怪鄧小平會說那本書“有點吞吞吐吐”，要他們“討論後改一下。”【364】果然，在正式出版的書中，在早前《駁所謂社會主義可以沒有文化》那部分，插入了這樣幾句話：

“馬克思在這裡指出了科學進入生產過程就成為生產力的物質要素，成為直接的生產力。通過科學的發現、發明和應用，不斷創造出新的生產工具和其他生產資料，就是說生產資料是同一定的科學技術相結合的。通過科學的普及，即學習和實踐，使勞動者成為掌握了一定的科學知識的勞動力。這就說明科學是生產力。自然科學固然產生於人類生產鬥爭的實踐，但是它又反過來指導生產鬥爭實踐。”【365】

據林子力說，他醞釀批判四人幫的唯生產力論始於1975年，而于光遠對那本書的最大貢獻，就是在1977年為他找到了那個叫“有林”的合作夥伴。除此之外，“老鄧（鄧立群）、光遠非常關心我們，每個星期都要來看我們一兩次。”【366】不過，上面那段話很可能確實是出自于光遠之手，因為中講的是“科學是生產力”，而不是“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上面那162個字中，“科學”出現了七次，“技術”只出現了一次，說明于光遠對“形而下”是多麼的鄙視。確實，于光遠後來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論斷曾屢次流露不以為然的態度，而他最終提出的理由就是強調科學和技術不是一碼事（下詳）。也就是說，即使是在鄧小平的逼迫之下，于光遠也不肯說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而事實是，在上面那段話問世時，“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口號早已傳遍了全中國。

原來，早在1977年5月，與于光遠關係頗為密切的周叔蓮——他自己承認“我是讀了于光遠同志的政治經濟學論文才決心把經濟學作為專業的，光遠同志是我的經濟學啟蒙老師”【367】——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科學·技術·生產力——斥“四人幫”誣衊、攻擊〈匯報提綱〉的謬論》一文，該文分為三節，第一節的小標題就是《科學技術不是生產力嗎？》，其中直截了當地說，“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技術是直接的生產力，科學則是‘知識底形態上’的生產力，它能夠轉變為‘直接的生產力’。”【368】據周叔蓮後來透露，那篇文章是在胡耀邦的親筆修改、親自關照下才得以發表的。【369】在當時，雖然胡耀邦的政治地位與于光遠相差不了多少，但論與鄧小平的關係，他卻比于光遠要近得多。而據于光遠自己說，他在1976年夏天曾到胡耀邦的家中，看到胡耀邦正在“啃”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的就是要搞清“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203】也就是說，不論是從公開的報道，還是從私下的交談，于光遠都應該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論斷、這個命題對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但是，他卻就是把牙關死死地咬住，堅決不肯說出這句話。事實是，在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370】，3天后，《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葉劍英的五言絕句《攻關》，在第二版發表了于光遠的讀後感。那篇文章雖然長達兩千餘字，但其中距離“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最近的話，也不過是說“在今天，自然科學對生產的指導作用更遠非一百二十年前可比”。【371】

事實是，在于光遠生前，他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論斷做出最明確的公開表態，是在這個論斷已經升格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三年之後，即1991年。而那篇文章之簡短，其言語之隱晦，凸顯其勉強與無奈。他首先從歷史的角度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一個現代的命題，在古代當然說不上這句話”；然後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說：

“我是生產力的‘兩要素論’者。社會生產力是人類在生產中對天然的自然進行鬥爭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人和他所擁有的生產工具。在社會生產力的要素中，不能包括作為鬥爭對象的天然的自然。……在兩要素和三要素的問題上，我雖然和許多同志看法相左，但我們一致的看法是：科學技術不是和生產力的兩要素或三要素並列的要素，它是滲透其中並強化了這些要素的東西。”【372】

于光遠的第一個觀點，馬上遭到一個名叫“朱亞宗”的年輕學人的駁斥【373】；而于光遠的第二個觀點，則遭到何祚庥的駁斥，雖然他是指着另外一個人的鼻子駁斥的：

“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馬克思從未講過生產力的三要素，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講過生產力要素中包含有‘精神要素’。馬克思僅僅講過：‘勞動過程的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和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然而勞動過程和生產力並不是等同的概念。‘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並不等同於勞動者。‘有目的的活動’一詞也包含了精神活動在內。”【374】

可以肯定地說，于光遠知道這兩個“小”人物對他直接或間接的批評，而他對之採取的態度，就是他認為華國鋒應該對待“小幹部”的態度，“採取藐視態度，不予理睬”。

為什麼說于光遠知道這兩個“小”人物對他的批評呢？這是因為，他後來不再提這兩個理由了——實際上，在將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時，于光遠將之砍去了三分之二【375】——，而是換了一個理由，即應該區分科學與技術這兩個概念：

“首先需要明確，科學、技術是兩個概念。科學技術簡稱為科技帶來一些問題：一是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看不清楚了，總不能講科技精神、科技態度、科技方法。這樣講不通。二是科學與技術這兩個東西的相互關係不清楚了。科學與技術是講相互關係的，而簡稱科技，似乎成了一個東西，相互關係就不好講。三是還發生一個嚴重問題．技術成果可以買賣，可以上市場交易，而科學真理不能買賣。所以把科學與技術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很有必要。”【376】

“我這裡使用‘科學’和‘技術’兩個詞，而未用科技一詞。因為科學與技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什麼關係，兩者所起的作用有何不同就是要研究的問題。對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不使用兩個詞就不能進行這種討論了。當代經濟的大發展要靠現代技術，而現代技術的發展則要靠現代科學的發展，要靠現代科學來為自己開闢道路，也要靠學過現代科學的人來掌握。同時不把科學和技術分做兩個概念來理解，也就減弱了對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這些觀念的加強。”【377】

“‘科技’成了一個名詞之後，時間長了，加上有些人喜歡用‘科技’兩個字，不那麼喜歡用‘科學’兩字，在該用‘科學’的時候也用‘科技’。許多人的頭腦中，就產生一種很特別的概念，似乎‘科技’可以代替‘科學’。比方有人把李約瑟寫的《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文明》硬翻譯成《中國科技史》就是一例。”【378】

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說，于光遠這是在自作聰明地暗諷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論斷，因為鄧小平在四人幫倒台之後與于光遠第一次見面時，就大談“科技”。【379】實際上，于光遠本人曾“科技”了無數次，即使是在他說出上面這番話之後，他也照樣“科技”不離口，甚至還喊出了“科技萬歲”的口號。【380】這與他在迫使中央編譯局把“法權”改譯為“權利”之後，他本人照樣使用“法權”這個詞彙完全是同一模式。【349, p.25, 26, 34, 43】其實，以他有本事把“教育”也論證成“生產力”【381】——它實際上就是世紀末中國“教育產業化”之濫觴——來看，他把“科技”論證為“生產力”連吹灰之力都不需要。而如果于光遠真的相信自己關於“科技”的那套說辭的話，他當年為何不學周叔蓮，說“技術是直接的生產力，科學則是‘知識底形態上’的生產力”？其實，恰如于光遠的老搭檔許良英所說，“‘科學是生產力’這一說法並不科學，它存在着兩方面概念上的混亂。”【382】所以說，于光遠反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論斷是真的，只不過是，他反對這個論斷的真實理由不為人知，因為它“不可告人”，就像他反對“按需分配”這個說法的真實理由也不可告人一樣。

其實，一個人之所以會拿出一些根本就不能成立的理由當作自己提出某個主張的理由，只有一個理由，即他的真實理由不可告人。確實，在1976年夏天看到胡耀邦在家中啃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時，于光遠的本能反應就是問道：“你怎麼還在看這本書？”【203】顯然，他當時以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論斷已經死翹翹了，應該被拋棄、被放棄，所以才會對胡耀邦對它的鍥而不捨感到詫異，以致那個疑問會脫口而出。

那麼，于光遠到底為什麼非要反對這個論斷呢？雖然我們或許永遠也不會知道確切的答案，但卻可以對之進行合理的猜測。而我的猜測是，可能的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這個論斷以及由它引起的“風波”都是胡喬木挑起來的，而于光遠根本就不掩飾自己對胡喬木的怨恨——所以連方舟子都知道“82年於退居二線是因為和胡喬木不和”【383】這碼事兒——，所以他故意要與胡喬木唱反調。實際上，到了後來，于光遠一邊造謠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那句話是胡喬木“加進去的”，並且是根據“‘文革’期間……的內部資料”；一邊堅持說毛澤東沒有說過那句話。【384】而據吳明瑜說，根據“中辦”保存的記錄，毛澤東確實說過那句話。【356】樊洪業則說，即使毛澤東沒有說過那句話，根據他當天的談話，“也足以表明了他對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之間關係的看法”；胡耀邦和胡喬木之所以敢把那句話安在毛澤東的頭上，“至少他們認為毛是可能說過的”，“絕對不會是一種疏忽，更不可能是偽造。”【385】

于光遠拒不認同“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就是，于光遠自認是一個“科學家”【116】，所以他看不起“技術”——他實際上連“生產力”也不大可能看得起——，覺得讓“科學”與之並列，是玷污了前者。

上面這兩個猜測，都可以從前文【386】提到的于光遠在六十年代反對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那個事例得到佐證，亦即于光遠確實可能因人廢言；于光遠確實看不起“技術”、“生產力”這種形而下的東西。

順便提一下，雖然許良英與何祚庥是一對勢如水火的死對頭，並且，他們兩人都不大看得起于光遠的“學問”，但他倆在表面都奉于光遠為“主公”，並且都站在“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旗下。並且，或者說“因此”，他們都和于光遠一樣，信仰“科學主義”、視方舟子為“自己人”。所以說，科學主義是科學納粹的細胞核、基因組、神經元。

駭人聽聞的無知與自信

按照于光遠在《面對新世紀的老話題》一文中的說法，“科技”一詞的“來龍去脈”是這麼回事：1958年，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與國家技術委員會合併成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以後口頭上就開始用‘科技’作為‘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合起的簡稱。”上圖顯示《工程界》雜誌1949年11-12期發表的《科技工作者的共同“綱領”》一文首頁（作者茅以升）；群聯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中國歷史上的科技人物》一書封面（編撰者燕羽）；中國土木工程學會上海分會1953年出版的《俄文科技閱讀速成課本：土木工程》一書封面（編纂者韋光華、鍾以莊）；旅大市圖書館1954年印行的《館藏日文科技書目》一書封面（編纂者旅大市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