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五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的本行变成了“革普”，即普及革命知识。所以，他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距离“自然辩证法”越来越远。不仅如此，凡是发表《自然辩证法》的译文，署名均是曹葆华在前，于光远居后。因为于光远宣称他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在先、曹葆华根据俄文对他的稿子进行修改补充在后，则曹葆华后来居上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即他将于光远的那些译文“点石成铁”或“点石成金”了。可惜的是，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两篇稿子之外，于光远的其余译稿都不曾单独发表过。

曹葆华与于光远联名出版的书籍，第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从猿到人》，第二本是解放社1950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导言》。它们都相当于“小册子”，即较长文章的单行本。到了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们二人署名的真正的书，题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404】根据该书“译者底话”，书的内容“是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译者翻译“根据德文本并参看过俄文本和英文本。”也就是说，这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节译本。因为于光远本人很少提及这本书，所以它后来对“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有趣的是，在那之前17年，陈范予也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也叫《辩证法与自然科学》。【405】

1、一个好汉两个帮

在1952-1954年间，于光远没有发表一篇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文章。到了1955年，于光远长达十五年的《自然辩证法》翻译工作终于结出正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曹葆华、于光远、谢宁三人署名的译著《自然辩证法》，它在半个世纪后被于光远“认证”为“建国后第一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133, p.67】而与1932年问世的杜畏之译本、1950年问世的郑易里译本相比，“曹葆华等译本”的最突出特点并不是译者人数成众，而是在正文前面的那篇《“自然辩证法”俄文本序言》，它最早发表于1951年，署名是曹葆华和谢宁。【108】这说明，在1955年之前，曹、谢二人曾独自翻译《自然辩证法》。

1983年，也就是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的书，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总把明珠细细琢——回忆曹葆华同志的翻译工作情况》，作者是严友强、曹忠侃——后者是曹葆华的儿子。这是作者透露的曹葆华翻译《自然辩证法》时的情形：

“《自然辩证法》根据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国际版）译出，译时逐字逐句对照过俄文本，个别地方还参考过英译本。序言、附注是按俄译本译出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在延安就开始翻译，译稿的一部分过去曾经分册陆续出版过，前后历经十余年，直到1954年才最后全部译完该书。……他还搜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反复比较译者们对同一句子的不同译法，吸取各家之长。他不是自视孤高，而是多方向人请教。如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他曾请教过几位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何成钧同志对自然科学的概念、定律采用流行的科学名词表达方面曾提出过宝贵的意见。”【406】

在同一本书中，也有于光远的一篇文章，专门讲自己翻译《自然辩证法》的过程，而下面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最重要：“一九四一年我去陕甘宁边区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经过整风审干，以及工作的多次变动，这部书只译出了大部分便停译了”。【351】也就是说，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满打满算，不足两年。而曹葆华和谢宁翻译《自然辩证法》，则前前后后长达六、七年——从1948年曹葆华为于光远修改《从猿到人》算起。因此推测，曹葆华和谢宁极可能是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全面的翻译，而不是像于光远所说，仅仅是“加工和整理”、“补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做过翻译工作的人都清楚，对别人的译稿——尤其是那些不堪卒读的译稿——进行“加工和整理”，比“白手起家”、“从头做起”要困难得多、多得多。对于这一点，艾思奇曾深有体会地说，那么做“费事极了”，而原因极简单：“单单的翻译不过只看着原著，逐字逐句地翻下来，校正的工作却要兼看译稿和原著。”【407】

其实，通观上面提到的那两篇文章，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曹葆华在翻译《自然辩证法》时要请教“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何成钧同志”。因为何成钧乃是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的毕业生，是于光远的清华同系学弟，他与同是清华校友但毕业年代更早、专业不同的曹葆华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不仅如此，在翻译《自然辩证法》那几年，曹葆华与于光远同在中宣部工作。如果曹葆华在翻译上遇到了科学问题，尤其是物理学问题，他岂不应该首先向于光远请教吗？他干嘛要舍近求远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合理的答案就是：或者于光远帮不上忙，或者曹葆华根本就不信任于光远，因为他的译文漏洞太多、太大。

前面提到，于光远极少提及那本在1951年出版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我能够找到的唯一例子，就是他作于1983年的《我和自然辩证法》一文；该文长达万言，但不要说谢宁，于光远连曹葆华这仨字儿都不曾提及。【408】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的老跟班申振钰在一篇长文中大谈于光远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之时，对曹葆华也是只字不提。【409】实际上，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那几份帮刊——《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与无神论》——中，曹葆华就像是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而于光远之所以对《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三缄其口，因为它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它的内容就是于光远所说的“我的译稿”的全部；因此，《自然辩证法》的其余部分——除了《从猿到人》和《著作大纲》——，都是曹、谢二人独立翻译的。只有如此解释，才能够充分说明曹葆华“后来居上”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实际上，1955年译本的最大破绽就是其版权页上面的那几个德文单词：“辩证法”的德文单词“DIALEKTIK”竟然少了一个字母，被拼成“DIALETIK”。在三名译者之中，只有于光远是“根据德文”做的翻译，他怎么连这么大的漏洞都没有发现呢？无独有偶。五十八年后，于光远的弟子方舟子疯狂攒书捞金，而在他“审”的儿童读物《走进奇妙的物理化学世界》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明晃晃地印着“Step into wonderful world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这样能把马腿蹩折的英文。【410】

孪生祖孙

于光远号称自己从1940年起就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直到1954年左右才在曹葆华和谢宁的帮助之下完成全部翻译，译稿于1955年正式出版。与之相比，杜畏之在三十年代一个人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译成了这本书，而22岁的吴亮平在1930年仅仅用了三个月就译成《反杜林论》。【411】更可笑的是，在这本由俄文翻译家曹葆华领衔的译著的版权页上，“自然辩证法”的德文书名竟然出现了拼写错误，即将“DIALEKTIK”中的第一个K拼丢了。58年后，2013年，于光远的关门弟子、他指定的科学纳粹接班人方舟子“审”译的一本儿童读物在封面上也出现了类似的低级英文错误。而就像于光远总是要炫耀自己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一样，方舟子也总是炫耀自己的英文功底十分了得，所以他才会恬不知耻地动不动就给别人“布置（英文）作业”【412】、“改改英文作业”【413】、“批改英译汉作业”【414】。

2、三份好处一人当

虽然排名第二，但于光远却是《自然辩证法》1955年译本的最大受益者。1956年，于光远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强行塞进“国家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之中，并且顺势“主持”了其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规划【43】，并且强行将这个标题改为“自然辩证法”【47】。在那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便一直死死地掌握在于光远的手中。【415-416】同年，于光远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它曾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因此导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417-418】据曾经参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规划的许良英后来透露，那个规划中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规划就是“在八年之内就五十个题目写出一百篇论文”【419】，因此其实质就是一伙从来没有搞过科学研究的“哲学家”给科学家打鸡血，逼他们“大跃进”。

不仅如此，于光远还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设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在北京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申振钰把它吹成“（于光远）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自然和自然发展史》的课程。”【409】所有这些，都为他退居二线之后的梅开二度、兴风作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于光远赚得盆满钵满相比，曹葆华在1955年以后与自然辩证法完全绝缘—— “自50年代后期，曹葆华同志不再担负任何领导职务，他埋头书斋，专心译述，主要翻译介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406】也就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呼吁 “别忘了翻译家曹葆华。”【420】而那个谢宁更是与世无争、默默无闻，即使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也查不到她的生平信息。

事实是，在于光远的两册《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中，没有一篇是专门回忆曹葆华的——连顺便提及他的次数都屈指可数。这就叫“此时无声胜有声”、“沉默是金”。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的拥趸们才会在当事人都已逝去的今天恬不知耻地说这样的话：

“1955年，由于光远主持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301, p.48】

显然，在其徒子徒孙们看来，凡是有其主子参与的事情，其事必定由其主子来“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