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于光遠翻譯《自然辯證法》：五十年代

新中國成立後，于光遠的本行變成了“革普”，即普及革命知識。所以，他發表的文章、出版的書籍，距離“自然辯證法”越來越遠。不僅如此，凡是發表《自然辯證法》的譯文，署名均是曹葆華在前，于光遠居後。因為于光遠宣稱他根據德文翻譯《自然辯證法》在先、曹葆華根據俄文對他的稿子進行修改補充在後，則曹葆華後來居上只可能有一個原因，即他將于光遠的那些譯文“點石成鐵”或“點石成金”了。可惜的是，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兩篇稿子之外，于光遠的其餘譯稿都不曾單獨發表過。

曹葆華與于光遠聯名出版的書籍，第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從猿到人》，第二本是解放社1950年出版的《“自然辯證法”導言》。它們都相當於“小冊子”，即較長文章的單行本。到了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們二人署名的真正的書，題為《辯證法與自然科學》。【404】根據該書“譯者底話”，書的內容“是恩格斯所著《自然辯證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譯者翻譯“根據德文本並參看過俄文本和英文本。”也就是說，這是《自然辯證法》的一個節譯本。因為于光遠本人很少提及這本書，所以它後來對“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有趣的是，在那之前17年，陳范予也將自己的文章結集出版，書名也叫《辯證法與自然科學》。【405】

1、一個好漢兩個幫

在1952-1954年間，于光遠沒有發表一篇與自然辯證法有關的文章。到了1955年，于光遠長達十五年的《自然辯證法》翻譯工作終於結出正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曹葆華、于光遠、謝寧三人署名的譯著《自然辯證法》，它在半個世紀後被于光遠“認證”為“建國後第一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譯本”。【133, p.67】而與1932年問世的杜畏之譯本、1950年問世的鄭易里譯本相比，“曹葆華等譯本”的最突出特點並不是譯者人數成眾，而是在正文前面的那篇《“自然辯證法”俄文本序言》，它最早發表於1951年，署名是曹葆華和謝寧。【108】這說明，在1955年之前，曹、謝二人曾獨自翻譯《自然辯證法》。

1983年，也就是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際，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的書，其中有一篇文章題為《總把明珠細細琢——回憶曹葆華同志的翻譯工作情況》，作者是嚴友強、曹忠侃——後者是曹葆華的兒子。這是作者透露的曹葆華翻譯《自然辯證法》時的情形：

“《自然辯證法》根據德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舊國際版）譯出，譯時逐字逐句對照過俄文本，個別地方還參考過英譯本。序言、附註是按俄譯本譯出的。《自然辯證法》一書在延安就開始翻譯，譯稿的一部分過去曾經分冊陸續出版過，前後歷經十餘年，直到1954年才最後全部譯完該書。……他還搜集同一著作的不同譯本，反覆比較譯者們對同一句子的不同譯法，吸取各家之長。他不是自視孤高，而是多方向人請教。如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時，他曾請教過幾位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何成鈞同志對自然科學的概念、定律採用流行的科學名詞表達方面曾提出過寶貴的意見。”【406】

在同一本書中，也有于光遠的一篇文章，專門講自己翻譯《自然辯證法》的過程，而下面這句話，透露的信息最重要：“一九四一年我去陝甘寧邊區做經濟調查研究工作。經過整風審幹，以及工作的多次變動，這部書只譯出了大部分便停譯了”。【351】也就是說，于光遠翻譯《自然辯證法》，滿打滿算，不足兩年。而曹葆華和謝寧翻譯《自然辯證法》，則前前後後長達六、七年——從1948年曹葆華為于光遠修改《從猿到人》算起。因此推測，曹葆華和謝寧極可能是對《自然辯證法》進行了全面的翻譯，而不是像于光遠所說，僅僅是“加工和整理”、“補譯”。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做過翻譯工作的人都清楚，對別人的譯稿——尤其是那些不堪卒讀的譯稿——進行“加工和整理”，比“白手起家”、“從頭做起”要困難得多、多得多。對於這一點，艾思奇曾深有體會地說，那麼做“費事極了”，而原因極簡單：“單單的翻譯不過只看着原著，逐字逐句地翻下來，校正的工作卻要兼看譯稿和原著。”【407】

其實，通觀上面提到的那兩篇文章，最讓人不解的就是曹葆華在翻譯《自然辯證法》時要請教“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何成鈞同志”。因為何成鈞乃是清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的畢業生，是于光遠的清華同系學弟，他與同是清華校友但畢業年代更早、專業不同的曹葆華幾乎沒有什麼交集。不僅如此，在翻譯《自然辯證法》那幾年，曹葆華與于光遠同在中宣部工作。如果曹葆華在翻譯上遇到了科學問題，尤其是物理學問題，他豈不應該首先向于光遠請教嗎？他幹嘛要捨近求遠呢？對於這個問題，最合理的答案就是：或者于光遠幫不上忙，或者曹葆華根本就不信任于光遠，因為他的譯文漏洞太多、太大。

前面提到，于光遠極少提及那本在1951年出版的《辯證法與自然科學》：我能夠找到的唯一例子，就是他作於1983年的《我和自然辯證法》一文；該文長達萬言，但不要說謝寧，于光遠連曹葆華這仨字兒都不曾提及。【408】也就是因為如此，于光遠的老跟班申振鈺在一篇長文中大談于光遠根據德文翻譯《自然辯證法》之時，對曹葆華也是隻字不提。【409】實際上，在“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的那幾份幫刊——《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與無神論》——中，曹葆華就像是根本不曾存在過似的。而于光遠之所以對《辯證法與自然科學》三緘其口，因為它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它的內容就是于光遠所說的“我的譯稿”的全部；因此，《自然辯證法》的其餘部分——除了《從猿到人》和《著作大綱》——，都是曹、謝二人獨立翻譯的。只有如此解釋，才能夠充分說明曹葆華“後來居上”這個不同尋常的現象。

實際上，1955年譯本的最大破綻就是其版權頁上面的那幾個德文單詞：“辯證法”的德文單詞“DIALEKTIK”竟然少了一個字母，被拼成“DIALETIK”。在三名譯者之中，只有于光遠是“根據德文”做的翻譯，他怎麼連這麼大的漏洞都沒有發現呢？無獨有偶。五十八年後，于光遠的弟子方舟子瘋狂攢書撈金，而在他“審”的兒童讀物《走進奇妙的物理化學世界》這本書的封面上，就明晃晃地印着“Step into wonderful world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這樣能把馬腿蹩折的英文。【410】

孿生祖孫

于光遠號稱自己從1940年起就根據德文翻譯《自然辯證法》，直到1954年左右才在曹葆華和謝寧的幫助之下完成全部翻譯，譯稿於1955年正式出版。與之相比，杜畏之在三十年代一個人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譯成了這本書，而22歲的吳亮平在1930年僅僅用了三個月就譯成《反杜林論》。【411】更可笑的是，在這本由俄文翻譯家曹葆華領銜的譯著的版權頁上，“自然辯證法”的德文書名竟然出現了拼寫錯誤，即將“DIALEKTIK”中的第一個K拼丟了。58年後，2013年，于光遠的關門弟子、他指定的科學納粹接班人方舟子“審”譯的一本兒童讀物在封面上也出現了類似的低級英文錯誤。而就像于光遠總是要炫耀自己根據德文翻譯《自然辯證法》一樣，方舟子也總是炫耀自己的英文功底十分了得，所以他才會恬不知恥地動不動就給別人“布置（英文）作業”【412】、“改改英文作業”【413】、“批改英譯漢作業”【414】。

2、三份好處一人當

雖然排名第二，但于光遠卻是《自然辯證法》1955年譯本的最大受益者。1956年，于光遠把“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強行塞進“國家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之中，並且順勢“主持”了其中的“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規劃【43】，並且強行將這個標題改為“自然辯證法”【47】。在那之後，“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便一直死死地掌握在于光遠的手中。【415-416】同年，于光遠創辦了《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它曾得到毛澤東的關注，因此導致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在六十年代的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417-418】據曾經參與“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規劃的許良英後來透露，那個規劃中關於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規劃就是“在八年之內就五十個題目寫出一百篇論文”【419】，因此其實質就是一夥從來沒有搞過科學研究的“哲學家”給科學家打雞血，逼他們“大躍進”。

不僅如此，于光遠還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設立了“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在北京大學招收“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申振鈺把它吹成“（于光遠）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了《自然和自然發展史》的課程。”【409】所有這些，都為他退居二線之後的梅開二度、興風作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于光遠賺得盆滿缽滿相比，曹葆華在1955年以後與自然辯證法完全絕緣—— “自50年代後期，曹葆華同志不再擔負任何領導職務，他埋頭書齋，專心譯述，主要翻譯介紹無產階級文藝理論。”【406】也就是因為如此，才會有人呼籲 “別忘了翻譯家曹葆華。”【420】而那個謝寧更是與世無爭、默默無聞，即使是在資訊發達的今天，也查不到她的生平信息。

事實是，在于光遠的兩冊《朋友和朋友們的書》中，沒有一篇是專門回憶曹葆華的——連順便提及他的次數都屈指可數。這就叫“此時無聲勝有聲”、“沉默是金”。也就是因為如此，于光遠的擁躉們才會在當事人都已逝去的今天恬不知恥地說這樣的話：

“1955年，由于光遠主持的《自然辯證法》新譯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301, p.48】

顯然，在其徒子徒孫們看來，凡是有其主子參與的事情，其事必定由其主子來“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