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四十年代

于光远在三十年代到达延安之后，干了两件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第一就是参与创建“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就是着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通过前者，于光远才有了与毛泽东“第一次握手”的机会——他甚至“有幸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133, p.50】而通过后者，他则创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断言，如果不曾翻译过《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话，于光远的“光”肯定不会射得那么“远”，“沪家”的“鸿”绝不会飞得那么高。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在1982年就已经结束——就像绝大多数“老同志”在“退居二线”之后那样。但恰恰是因为曾经翻译过《自然辩证法》，于光远才会赢得人生的第二春，即在被送入“中顾委”之后，他仍旧掌控着两个局级单位，并且继续以中国科学界的太上皇自居，并且还真的有人怕他。

1、《从猿到人》

据于光远的拥趸们说，“于光远同志自1936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93】而根据那本《于光远著作目录》，“于光远”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印成铅字在报刊上出现，时间是1940年11月，地点是《中国青年》，文章的标题是《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即他对恩格斯那篇名作的翻译。在那之前，于光远只以“胡家鸿”和“俞仲津”这两个笔名在《呼声》杂志上发表了三篇关于青年工作的文章。【294】

据于光远本人讲，他在1940年3月开始担任延安中山图书馆馆长，从4月起“开始学习做一点翻译工作，最初的目的是温习一下学过的德文，中山图书馆有阿铎拉兹基主编的马恩全集的德文版”。【133, p.66】在翻译《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以下简称《从猿到人》）这篇文章之前，于光远还曾翻译过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诗、“校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从猿到人》则是他翻译《自然辩证法》稿件中最早问世的一篇，发表前曾由留学德国、后来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翻译工作的景林“校对”。1943年，解放社（即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略》一书收入了于光远的这篇译文，但没有译者署名。而随着《社会发展史略》被各地新华书店大量翻印，于光远的这个译本也大量流传【295】，直到那本书在1949年被《干部必读：社会发展简史》所取代。

尽管曾经大量流传，但在今天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于光远当年翻译的那篇《从猿到人》。这除了于光远对之几乎是绝口不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篇译文在1948年左右经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的加工和改造，由解放社以“曹葆华、于光远译”的名义出版了单行本。据说这个版本总共出版了14次之多。【296】不算各地新华书店的翻印数，仅解放社和人民出版社在1953年之前就印行了16万册。【297】在国外，有一种说法，即在五十年代初，中国的马列主义教育“第一课”就是“从猿到人”。【298】事实是，“从猿到人”被当作第一课始于四十年代末。【299-300】据估计，在当时，有“几千万的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学习”这一课。【301, p.48】显然是为了“弄潮”，于光远还曾将《从猿到人》改写成《劳动创造世界》，在《中国青年》上分三期连载。【302】

总而言之，《从猿到人》这篇译文既是于光远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五年之后结出的第一枚硕果，也是他那长达七十余年“从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建设”事业的起点，因此它相当于“大学问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的“第一桶金”。也就是因为如此，它才最值得我们的认真分析。

（1）《从猿到人》简介

恩格斯写作《从猿到人》是在1876年，该文的最初标题是《〈对劳工的奴役〉导言》（Die Knechtung des Arbeiters. Einleitung）。而《对劳工的奴役》则是一篇更大部头的著作《论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Über die drei Grundformen der Knechtschaft）的一部分。由于这两篇大文章都没能完成，所以恩格斯在生前并未将这篇同样未完成的“导言”发表，而是在大约十年后给它起了个《从猿到人》的标题，与其他“自然科学与辩证法”札记放到一起。【303】也就是因为与“自然辩证法”没有什么关系——苏联首席“自然辩证法”专家凯德洛夫在七十年代承认，该文与《自然辩证法》“没有关系”【304】、——，所以米丁版《自然辩证法》序言中说，这篇文章是“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过渡”、“原本是他为其他著作写的”。【305】到了1985年，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等译编”的《自然辩证法》【306】，民主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出版了《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第二十六卷【307】，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自然辩证法》的断片残简按照其内容进行了分类——于光远将之分成十类，《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将之分为八类——，而《从猿到人》在哪个系统中都是孤家寡人、自成一类，即它与《自然辩证法》的其他部分确实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这篇文章不仅与“自然辩证法”无关，它与“辩证唯物主义”也没啥关系，而只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但终于光远一生，他也没有把这样的秘密告诉世人，尽管他肯定在七十年代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原来，在“文革”期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也批判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明确指出：‘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308】

因为《从猿到人》的第一段话的主旨就是“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所以上面这段话相当于道出了恩格斯写作该文的起因或初衷。在那之后，这一联系渐为人知。例如，在1978年出现的一本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内容介绍》的小册子，开篇就这样写道：

“关于劳动的作用问题，有些政治经济学家，如拉萨尔主义者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沅泉。’对于这个荒谬的论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给予有力的批驳。恩格斯在这里阐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看法……。”【309】

一年后，于光远的亲信查汝强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一书中，也说该文“一开始就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拉萨尔之流的一个错误观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10】六年后，在署名“于光远等译编”的《自然辩证法》中，就多出了这样一条注释：“‘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哥达纲领的第一部分的一条。”【306, p.444】据于光远独自署名的该书《后记》，注释部分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十人撰写的，“由查汝强同志最后审稿。”【306, pp.520-521】又过了37年，有人根据这个注释找出了恩格斯写作此文的“本意”：

“论述劳动者被剥削、被奴役的问题，从理论上清算拉萨尔主义，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引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311】

除了“与辩证法无关”之外，《从猿到人》一文还在逻辑和科学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原来，这篇文章的主旨显然是要证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可是，在文章中，恩格斯又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对富兰克林关于人的定义，“制造工具的动物”，表示同意。【312】因此，到底是劳动造人，还是人造劳动，就变成了一个与“鸡与蛋孰先？”类似的问题。

其次，恩格斯对人类进化过程的描述，虽然与包括达尔文本人在内的十九世纪主流科学界所持的观点——即后来所谓的“新拉马克主义”——相符，但在二十世纪之后，随之孟德尔遗传学被重新发现，以及摩尔根染色体学说被普遍接受，加之优生学运动如同洪水猛兽般地席卷欧美，而优生学的命根子就是基因决定论，死敌就是主张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拉马克主义——直到今天，还有些人，如方舟子，一提到拉马克主义就恨得咬牙切齿【199】——，所以拉马克主义被打成了伪科学。也就是因为反拉马克主义是当时的潮流，所以在1920年代的苏联，连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学家都敢公开指出恩格斯的这个“错误”。【313-314】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于光远1940年译文的后面，附上了一段“果林斯坦”在《自然科学新论》中的话，指出“现代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方面的专家，认为恩格斯这种学说完全陈腐了”。【315】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早在三、四十年代就知道“拉马克主义”是“伪科学”；但在五十年代初，他却仍旧卖力气鼓吹“拉马克主义”（米丘林-李森科主义）。【199】

也就是因为其来历不明，内容混乱，所以对这篇“经典”文章才会产生不计其数的“误解”、“曲解”、和“新解”——直至今日。【316-317】

（2）于光远翻译《从猿到人》

上面提到，恩格斯去世后，“自然辩证法”稿件归“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管理。伯恩斯坦只从这些残稿中选出两篇予以公开发表，其余的稿件，被他压下将近三十年。而《从猿到人》就是那篇幸免于难、并且最早得以问世的“自然辩证法”文章，1896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上。【318】在苏联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之后，《从猿到人》这篇文章的传播范围更广。在1940年于光远动笔翻译之前，这篇文章不仅有德文原文本和俄译本，而且还有日译本、汉译本、英译本。在汉译本中，最早问世的是陆一远翻译的《劳动是猿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它发表在陆一远本人编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一书中，1928年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30年，由成嵩翻译的《从猿到人》一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其中的一篇。1932年，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全书得以出版，其中就有《从猿到人》。也就是说，于光远在1940年翻译《从猿到人》，他的“参考文献”足以摆满一张办公桌。

实际上，据于光远自己说，他之所以立意翻译《自然辩证法》，就是因为看到了杜畏之的译本，由此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1940年初我在延安，陈友群把他从国民党统治区带到延安的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送给了我。这本书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是由杜畏之根据1925年德俄对照本翻译的。1936年我在上海参加自然科学研究会时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译本。我是在得到这本书时才知道的。翻了一下，觉得这书编得很不好，译文更加不好，简直无法读下去。正好手边有1935年亚铎拉斯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下决心完全抛开杜畏之的译本自己来译。每天译一点，时间长了，译出的不少。重要的部分大都已经译出了。”【319】

几年后，这个故事出现了另一个版本：

“接着我就翻译《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同《反杜林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是同一卷。我翻译这本书并没有要出版的意思，只是认为它很重要。这个学科又正是我最有兴趣的学科之一，所以就动手翻译。在翻译了一段时间之后，陈友群同志从大后方来（后来他长期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他看我正在做这个翻译工作，就送给了我一本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杜畏之的中译本。这个译本根据的是阿铎拉兹基之前里亚扎诺夫主编的德文本。里亚扎诺夫编得就很乱，而杜畏之译的质量实在太差了，更增加了自己对恩格斯这本书必须认真翻译的决心。”【133, pp.66-67】

其实，不论杜译本对于光远的影响到底是诱导剂还是推进剂，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信息却是，在翻译《从猿到人》之际，于光远手头确实有杜畏之译本——至于他手中是否还有成嵩译本和陆一远译本甚至英译本，我们不得而知。而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猿到人》这篇文章只有四千多德文单词，译成中文也不到一万字。因此，于光远的译文只应该比杜译本更好，而没有丝毫理由比它更差。但事实却是，那个“简直无法读下去”、“质量实在太差了”的版本，就是“于译本”而不是“杜译本”。

A、“经济学家”

这是于译本开篇第一句话：

“经济学者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0】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Die Arbeit ist die Quelle alles Reichtums, sagen die politischen Ökonomen.”【318】

显然，任何一个粗通德文之人，在翻译这段话时，都不大可能忽略这句话中的第十个单词，“politischen”——《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就题为《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Ökonomie）。

于光远不是说自己在大学时就读过英文版的《反杜林论》、在延安读德文版的《反杜林论》吗？他怎么会把“政治经济学家”译成了“经济学家们”呢？而在《从猿到人》的末尾，恩格斯还曾提及“政治经济学”，但于光远却将之译了出来（“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由此推测，他将该文第一句话中的“政治”漏掉，不大可能是偶然失误。

查那本被于光远贬得一钱不值的杜畏之本，这句话是“经济学者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321, p.415】同样，成嵩也将之翻译成“经济学家说，劳动为一切财富之源。”【322, p.67】与之相比，这句话却被陆一远译成“政治经济学者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323, p.59】

今人虽然很少听说过杜畏之这个人，但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他却是个名人：除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外，他还曾计划编译一套长达三百万字、厚达六千余页的“唯物论丛书”。【324】尽管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但他确曾在三十年代翻译出版了高尔基《我的大学》、《母亲》、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书，因此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著名俄语翻译家。据他自己交代，他翻译的底本，就是梁赞诺夫编辑的德、俄文对照本，而他的译文“以俄文为主”，只是在遇到“错误”时，才会“尽我所知道的依照德文校正”。【324】

前面提到，《自然辩证法》于1925年首次出版时，其形式就是德文、俄文互相印照：前页是德文，后页紧跟该页的俄文译文。而就是在俄文本中，这句话被翻译成“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5】显然受其影响，连1939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英译本也将之译为“the economists assert.”【326, p.279】可是，到了1941年，米丁版《自然辩证法》问世。很可能是要坐实梁赞诺夫本的“俄语翻译充满了错误和歪曲”，所以这句话被改译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7】也就是因为如此，在解放社1949年出版的“曹葆华、于光远译”的《从猿到人》中，上面这句话被译成“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底源泉。”【328, p.1】据该书《译者底话》，他们的译文“是根据一九三五年苏联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出的，译时并曾参考过俄文译本。”众所周知，曹葆华是俄语专家，所以，他的改译只能是来自俄译本的改译。与之相比，郑易里翻译的《自然辩证法》虽然迟至1950年才出版，但因为他根据的是旧版俄译本，所以他也将那句话译为“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9, p.189】

问题是，既然于光远宣称自己是根据德文进行翻译，因此他的译文就应该与俄译本的失误无关。并且，于光远也不曾宣称自己懂得俄文。相反，于光远多次明确宣称自己是根据德文原文做的翻译，如说“记得每次学习讨论前，先是由我根据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对原译文进行校对”【330】、“我从马克思用德文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看到马克思并没有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样的概念”【331】、“我在延安时就开始从德文版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2】。但根据上面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于光远在1940年翻译《从猿到人》时，其蓝本不可能只是恩格斯的德文原文，而是参杂了其他中文译本，最主要的当然是他后来反复贬损的杜畏之译本。而根据第一句话的翻译判断，陆一远在1928年翻译这篇文章时才确实是根据德文原文。

B、“好几千万年”

如果说于光远在翻译《从猿到人》开篇第一句话时只是露出其“蓝本底细”的话，那么他在翻译该文第二段第一句话时露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德文底细”：

“在好几千万年以前，在地质学上叫做第三纪的时代，——究竟在第三纪的那一时期现在还不能十分确定，大概是在末期——在热带某地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似人猿。”【320】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Vor mehreren hunderttausend Jahren, während eines noch nicht fest bestimmbaren Abschnitts jener Erdperiode, die die Geologen die tertiäre nennen, vermutlich gegen deren Ende, lebte irgendwo in der heißen Erdzone - wahrscheinlich auf einem großen, jetzt auf den Grund des Indischen Ozeans versunkenen Festlande - ein Geschlecht menschenähnlicher Affen von besonders hoher Entwicklung.”【318】

德文“hunderttausend”词义非常简单，那就是“百个千”（或“十个万”），所以俄文1925年版和1941年版都将之译成“сотен тысячелетий”，而《自然辩证法》的英译本则将之直译为“hundreds of thousands”。【326, p.279】实际上，连日译本都将那句短语译成“幾十萬年の昔”。【332】根据1940年前后世界上最流行的知识普及书籍《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早期人类或亚人类、伪人类只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333】而根据《纽约时报》，当时在全世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北京猿人”，对其年龄估计最长也不超过一百万年。【334-335】由此可知于光远的这个翻译错得有多么离谱。

查成嵩译本，此处为“在数十万年前”【322, p.67】；杜畏之本为“数百万年之前”【321, p.415】；而陆一远译本则为“数千万年以前”【323, p.59】。极可能的，于光远当时的翻译策略就是在中译本中“博采众长”。所以，在1949年出版的“曹于本”中，“好几千万年”被改成 “好几十万年”。同年，在自己署名的《劳动创造世界》一文中，于光远虽然仍旧说“经济学上说，劳动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是社会上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的话【336】，但对于人类进化问题，他却终于改口了：“从猿进化到人经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324】

C、“一千万年”

在于译本《从猿到人》的末尾，是这样一段话：

“（恩格斯原注）在这一方面的一个第一等的权威，汤姆森爵士（Sir  W. Thomson)曾经指出过自从地球冷到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以来，差不多有一千万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320】

显然，在“似人猿生活在好几千万年以前”与“地球适宜生命存在的历史只有一千万年”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天知道于光远究竟是因为什么竟然对如此明显的天坑视而不见。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Eine Autorität ersten Rangs in dieser Beziehung, Sir W. Thomson, hat berechnet, daß nicht viel mehr als hundert Millionen Jahre verflossen sein können seit der Zeit, wo die Erde soweit abgekühlt war, daß Pflanzen und Tiere auf ihr leben konnten.”【318】

于光远即使对德文一窍不通，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也应该看出“hundert Millionen”与“hunderttausend”的不同吧？实际上，但凡于光远的视野再开阔一丁点儿，他也能够发现“第一等的权威汤姆森爵士曾经指出”的是“100 million years”【338】，因为他不仅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恩格斯认作“权威”，在1940年以前，他给出的那个数值仍旧被广泛引用。【339】实际上，《自然辩证法》的英译本就直截了当地把它搬了过来：“a hundred million years”。【326, p.285】

极可能的是，那个被于光远请来当校对的景林根本就没有帮于光远这个忙，这也是于光远后来请曹葆华“校对”的主要原因。果然，在九年后的“曹、于本”中，这个“一千万年”被改成“一万万年”。【328, p.9】

D、“微生物”

实际上，上面那个注释是恩格斯为下面这句话加的：

“Hunderttausende von Jahren - in der Geschichte der Erde nicht mehr als eine Sekunde im Menschenleben ¹ - sind sicher vergangen, ehe aus dem Rudel baumkletternder Affen eine Gesellschaft von Menschen hervorgegangen war.”【318】

它被于光远翻译如下：

“从住在树上的猿群进化到人类底社会之前，至少经历过了几十万年的光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像我们人类生活当中一秒钟那样的短促（注）”【3320】

这岂不是证明于光远不仅知道“Hunderttausende”是“十万”量级的数字，而且还知道从猿到人的时间与地球的年龄相比非常的“短促”吗？那他为什么还要一再出错呢？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对地球历史及生物进化历史茫然无知，而在此处杜畏之恰好也译为“几十万年”【321, p.421】——杜氏没有翻译那个注——，所以他乐得“从善如流”。

于光远当时对生物进化历史毫无概念还有一例。在第十八段中，有这样一句话：

“Denn wie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enschlichen Keims im Mutterleibe nur eine abgekürzte Wiederholung der millionenjährigen körperlich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 unsrer tierischen Vorfahren, vom Wurm angefangen, darstellt, so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lichen Kindes eine, nur noch mehr abgekürzte, Wiederholung der intellektuellen Entwicklung derselben Vorfahren, wenigstens der späteren.”【318】

这是于光远的译文：

“假如我们说在母腹内人类怀胎发展的历史仅仅是我们动物的祖先底从微生物开始的几千万年个体发展的历史的一个缩影的话，那末童孩精神发展的历史，也不过是我们祖先——特别是比较近的祖先底智慧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而已。”【320】

虽然这句话真的当得起“简直无法读下去”这个评语，但万幸的是，我们只需要关注其中最容易“读下去”的那部分即可：按照于光远，“从微生物开始”到“我们动物的祖先”的进化需要“几千万年”。这个数字不仅与于光远在文章之初所说的“似人猿”生活“在好几千万年以前”相矛盾，它还与于光远在文章末尾所说的地球上可以供动植物生长的时间仅有“一千万年的光阴”相矛盾。实际上，仅从其相应德文词汇是“millionenjährigen”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于光远当时是否真的具有德文阅读能力。后来，曹葆华不仅帮于光远把“几千万年”改成“几百万年”，他还帮助于光远把“微生物”改为“原生物”。【328, p.16】

其实，德文“Wurm”既不是“微生物”，也不是“原生物”，而是指一种无脊椎动物，所以成嵩将之译为“蠕虫”【322, p.82】、郑易里将之译为“虫类”【329, p.199】——陆一远和杜畏之未将之译出。事实是，不要说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不曾出现过“微生物”，在四卷本《马恩选集》、十卷本《马恩文集》中它也都不曾出现过——即使是在五十卷本《马恩全集》中，“微生物”也只出现在后人添加的注释中。【340】

E、“拉法叶尔”

于光远当时的知识水平之低下，从他对人名的翻译中也能看出来。在第七段中，为了说明人手的灵活，恩格斯举出了三位艺术家及其成就：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塑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Raffaelsche Gemälde, Thorvaldsensche Statuen, Paganinische Musik hervorzaubern konnte）。于光远将这句话译为“拉发叶尔（Raphael）底绘画、骚尔瓦尔德孙（Thorvaldsen）底雕刻、以及巴加尼尼（Paganini）底音乐。”【320】

上述三人之中，丹麦雕塑家托尔瓦德森在中国鲜为人知，意大利音乐家帕格尼尼则直到五、六十年代还被某些人称为“巴加尼尼”；只有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从清末民初时起就以“拉飞尔”、“拉斐尔”闻名遐迩。例如，光绪三十二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其中就有“拉飞尔是意大利第一画家，在明中叶当西千五百五年，至今四百年矣”这样的话。【341】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讲演，其中就有“对拉飞尔若鲁滨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这样的话。【342】1935年，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作序，全文不到六千字，但“拉飞儿”或“拉飞尔”却总共出现了五次，这是该文的结尾：

“……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343】

蔡元培之所以会将拉飞尔与莎士比亚并列，很可能是受北大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影响。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衡哲的《文艺复兴小史》一书，其中择要介绍了乔托、波提拆利之后的四位“大画家”，第三位就是拉斐尔：

“第三位大画家便是拉斐尔（Raphael,1484-1520），他在画界中的资格及成绩，不啻剧界里的莎上比亚，因为他不但有第一等的天才，并且又是能以全力去把这个天才施用于他的艺术上的。”【344】

几个月后，商务印书馆以“高级中学教科书”的名义出版了陈衡哲的《西洋史》，其中不仅复述了上面的话，而且还以整页的篇幅附上“拉飞尔的图画——教皇玖利第二小像”。【345】

陈衡哲不仅是北大聘任的第一位女教授，她还嫁给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她还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保持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是民国二、三十年代的大名人、女名人，虽然其“名望”远不及康有为、蔡元培，但是若论“名气”，则不遑多让——她的《西洋史》在一年之内就出了三版。

实际上，就算“理科生”于光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干革命，但只要他不时地浏览一下报刊杂志，他也不大可能对“拉飞尔”或“拉斐尔”一无所知。例如，《清华周刊》1931年第1期上的一篇长文就题为《关于拉飞尔（Raphal）及其作品》。【346】1933年，傅雷在《艺术》杂志上开办“美术史讲座”，而关于拉斐尔，他连讲了三讲。【347】

退一万步说，于光远在翻译人名之时，总应该查一下辞书吧？1928年，民智书局出版的《文艺辞典》中，就把“Raphael”译为“拉斐尔”，并且还设有“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新拉斐尔前派（Neo-P-Raphaelite）”词条。【348】1933年，开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新人名辞典》，其中就把“Santi Raphael”译为“拉斐尔”。【349】1939年，世界书局出版了《现代文化辞典》，其中仍旧设有“拉斐尔前派”、“新拉斐尔前派”这样的词条。【350】也就是说，如果于光远在1940年还没有听说过“拉飞尔”的话，他的孤陋寡闻就有些骇人听闻了。到了1949年，曹葆华终于将“拉法叶尔”改成了“拉飞尔”。【328, p.4】

问题是，于光远的“拉法叶尔”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于光远之前的那三个中译本中，陆一远和杜畏之都没有将那三个洋人的名字翻译成汉字，而是使用原文代替。而成嵩虽然将这三个人名都译成了中文——分别为“拉飞耳”、“托尔瓦耳僧”、“巴柬林”——，但很可能是他的原文书籍印刷质量太差，所以他附上的那三个人名的原文都有拼写错误。【322, p.70】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只能“独立自主”，结果酿成笑话。

F、“简直无法读下去”

显然，仅仅根据上面举出的例子，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说，就《从猿到人》这篇文章而言，于光远译本的错误肯定要远远超过被他当成超越对象的杜畏之译本。而实际上，除了“错误连连”之外，于译本的更大问题是“佶屈聱牙”，也就是他嘲笑杜译本的“简直无法读下去”。这是《从猿到人》第一段话的全文：

“经济学者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它的确和自然同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给了它材料，而它把这些材料变为财富。然而它还不尽如此。它是人类生活底第一个基本条件，甚至它是这样的重要，使得我们在某种意义下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320】

这是杜畏之翻译的这段话：

“经济学者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实际上，劳动是财富的泉源，劳动得了自然所给与的材料，而后变之为财富。然而劳动的意义，实大于此无数倍。它是一切人类生活之首要的根本条件，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类。”【321, p.415】

两相比较，二者的最大差别就是于光远使用了六个代词“它”来代指“劳动”，也就是那篇文章的“关键词”、“主题词”。所以，虽然在表面上看于光远惜墨如金，节省了六个字，但那段话却给人一种饶舌、拗口、甚至絮叨的感觉。与之相比，杜氏的译文则不仅提纲挈领，而且气势上也高出一筹。这是“曹于本”的译文：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底源泉。其实劳动与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底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底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的确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328, p.1】

曹葆华不愧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文学翻译家，拥有点石成金的功力。而这段话的最大优点，并不是用“劳动”替换了“它”，而是结尾那两个字——“本身”。实际上，那句话的原文（Sie hat den Menschen selbst geschaffen）就含有“本身”（selbst）这个单词，所以俄文将之译为“труд создал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英文将之译为“labour created man himself”。【326, p.279】杜畏之没有把它译出来并不奇怪，因为成嵩、陆一远也都没有将之译出。（郑易里则将之译为“劳动创造了人类自己。”【329, p.189】）但于光远却不同：他当时的志向就是要超越“译文不好，参考价值不大”【351】、“简直无法读下去”、“翻译得很差”【137】、“翻译得不准”【138】的杜畏之。而其结果，就是眼高手低，以百步笑五十步。

实际上，于光远曾宣称自己在三十年代“学习和讨论”过“果林斯基写的《自然科学新论》”。【351】而就在那本书中，就有这样的话：

“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人变革周围的自然，也变革了自己本身底性质’这样有名的marxism底命题。”【352】

看到那个“本身”了吗？也就是说，于光远在到宝山漫游了一趟之后，最终却仍旧两手空空而归。

后来，曹葆华的“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中的那个“类”字被人删去，变成“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3】或“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4】，因此一句走红，被中央编译局采用，变成了标准译文。【355】假如这句话是于光远“本身”翻译的，那会是他多大的“三表”资本啊！而在其一生中，于光远很可能多次与这样的“天赐良机”失之交臂。究其原因，学识不足、文笔欠佳肯定榜上有名。事实是，毛泽东在1943年年底曾要胡乔木“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而胡乔木则把成嵩的《从猿到人》交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看后大呼精彩，并且向刘少奇推荐。【356】假如于光远的译本再准确一些、再“精彩”一些，胡乔木可能就不会舍近求远选中成嵩本了，而于光远梦寐以求的“成为毛主席的（科学）秘书”的心愿，可能早就实现了。

上面提到，于光远曾制造了一个“我们动物的祖先底从微生物开始的几千万年个体发展的历史”的笑话。看看杜畏之是如何翻译那句话的：

“人类胚胎时期的进化历程，是重复了我们动物的祖先之生理进化的历程；同样的，童孩的精神演进史，亦是动物祖先之智育演进史之重演。”【321, p.428】

这是何等的简洁、何等的巧妙啊！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杜畏之略去“千万年”和“微生物”不译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但他仅用了于光远一半的文字，就把恩格斯那句话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说，于光远以自己的外语、汉语水平来嘲笑杜畏之，凸显其“不自量力”。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于光远的关门弟子方舟子也是一个“英语残疾人”，即在听、说、读、写、译这五项技能之中，只有“阅读”的水平能够拿得出手，其余四项，他全部都是“半拉子”、“二五眼”——连某些重点中学的学生都不如。而就是这样一个英语混子，却偏偏喜欢冒充英语大拿，动不动就嘲笑别人的英语水平，甚至把英语当做自己“打假”的武器。【357-360】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而于光远与方舟子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家人”——其基因组的同源性很可能比亲生父子还要近。

（3）悲喜人生

杜畏之之所以在新中国如同人间蒸发般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唯一原因就是他是“托派”成员——在共产党圈内，那是比“反党”、“反革命”还要可怕的罪名。这也是他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在旧中国再版了五次（1932、1933、1940、1946、1949），但在新中国却近乎禁书——于光远在1983年第一次提到他的译本时，连“杜畏之”这三个字都没有写出【351】——的唯一原因。而杜畏之的不幸，恰恰就是于光远的万幸，否则的话，他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极可能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夭折。

其实，杜畏之虽然生于1906年【361】，即比于光远年长九岁，但在翻译《自然辩证法》时——从1930年夏到1931年5月【324】——，他却比翻译《从猿到人》时的于光远年轻一岁。而仅就外语水平而言，24岁的杜畏之比25岁的于光远不知要高出多少个量级。后来，在坐牢期间，他“曾用德、法、俄、英、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文字翻译科技专著及论文约50万字。”【362】在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期间，陈伯达和康生不约而同地想到正在上海蹲监狱的杜畏之，于是把他押解到北京，翻译相关材料。【363】所以，在进入21世纪后，何满子还会声情并茂地说：“对杜畏之，我可谓久慕大名”、“杜畏 之真是渊博极 了，是我 曾见到过 的学问方面最广的学者之一。”【364】

而于光远在杜畏之历尽“坎坷”去世之后、在自己也行将就木之际，一而再、再而三地诋毁杜氏译本，其嫉贤妒能之心态，真是令人发指。事实是，终其一生，于光远也不曾具备独立翻译《自然辩证法》的能力——他实际上连写出杜畏之那篇《译者的序》、以及杜氏在书中附加的那几个注释兼评论【365】的能力都不具备。这一论断的证据，就是于光远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的译本写出过一篇前言，并且，他也从来就没有为这本书添加一个注释。实际上，连《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这样的“恩普”文章，他都要请许良英为自己捉刀。一辈子码了两、三千万字的于光远，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竟然如此“虚心让贤”，除了“不能也”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显然是在于光远的影响下，后来的于粉们在吹捧于光远译本时，大多都要顺手打杜畏之一巴掌，如说什么杜译本在“编排次序作了根本性的更动”、“显示出很大的混乱和任意性”【36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杜畏之翻译的，上海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出版。译者是根据苏联1925年出版的由梁赞诺夫编辑的俄德对照本翻译的。由于译者主观地变动了俄德对照本编排次序，内容显得零乱，译文粗糙，错误较多”【367】、 “1932年还出版了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尽管这些译本翻译得有些混乱，在编排次序上有些任意性……”【368】连许良英都跟着说杜畏之译本“编排次序作了根本性的更动。译者主观上是想按照文章的性质来编排，可是却显示出很大混乱和任意性。”【109】

事实是，在其“译者的序”中，杜畏之为自己的“编排”给出了颇为合理的解释：“这本书并不是写成的有系统的著作”，而是“一些零星的札记”，所以编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之进行重新排列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还是必须的。杜畏之认为，梁赞诺夫之所以打破恩格斯原有秩序，而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列各篇，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是将之作为文献，供人研究；而杜畏之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则是将之作为“自然哲学的绪论，把他当作用辩证法研究自然之教科书……所以把几篇有引论性质的文字及对辩证自然观作一般介绍的文字都移到前面来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有人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项目，“对我国1949 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重要著作的中文版本进行收集整理，并作适当的版本、文本，考证研究”，而《〈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本考》就是其中一项。可是，尽管这本书厚达七百多页——它把杜译本全文收入彀中——，但却只从其中的《从猿到人》一文中挑出两段话、不足二百字“来比较杜译本与之后译本存在的区别”，从而得出了“由于杜畏之的译本删去了原书的所有编者注，所以在文本呈现过程中完整性有所欠缺”这样的结论。【369, p.47】

最奇的是，在那段“比较”中，所谓的“于光远等人译本”，既不是于光远1940年译本，也不是曹葆华、于光远1949年译本，而是于光远1985年译本。为什么要让关公战秦琼呢？当然是因为在前两个译本中，那个可有可无的“编者注”——“在手稿的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加工制造’”——也同样被删的无影无踪。显然，这样的“比较”就像是拿某个人的小学作业与另一个人的大学作业互相对比，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证明前者之可笑或后者之高明。实际上，在2012年的“寒战”期间，于光远的得意弟子方舟子就曾根据韩寒德一篇小学二年级作文论证高中生韩寒没有“写作的天赋”【370】——好像擅长写“干屎橛”文章的“伪状元”【371】真的有资格评论别人的“写作的天赋”似的。

显然是出于“忌讳”的原因，那套计划出一百本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中，并没有《〈自然辩证法〉于光远1940年节译本考》这本书，而是代之以《〈自然辩证法〉曹葆华、于光远节译本考》。相应地，该书对“于光远1940年节译本”采取了“蜻蜓点水”的姿态、“自我批评”的方式，即仅仅挑出全文第一、二段文字，让1940年于译本与1949年曹于本比较，指出于光远在第一段话中漏译了“政治”、在第二段话中误译了“好几千万年”，仅此而已。【372】至于对“于本”与“杜本”进行全面比较、考察于本的所有错误及其来源、以及于本到底是不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这些问题，该书作者可能连想都没敢想——即使想到了，她也根本不敢去“考”；即使“考”了，也是白“考”，因为那样的“通考”根本不可能被那套书的“编辑委员会”接受。你说他们耗费巨金出版那套书，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下面，就让我们把那段被《〈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本考》的作者千挑百选出来的文字，与

于光远1940年的译文做一下比较：

杜畏之1932：“综之，动物只能利用外界的自然，只由他的自身，引起自然的变化；而人类则以其变化强迫自然界效劳于他的目的，他统治自然界。所以，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仍然是劳动。现在且莫来吹嘘人类之若何战胜自然，且看看在战争中人类力量的弱小。须知我们每一次所得的胜利，自然都有相当的报复给我们的。初时的胜利，当然能得到我们预料的结果，但是以后我们又会得意料以外的影响，把昔日所得的胜利全盘毁灭。”【369, p.45】

于光远1940：“总而言之，动物仅仅能够利用自然界和简单的以它自己的存在改变自然界；而人类则以改变自然界使它能为人类的目的服务来统治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的区别。而在这一区别中起作用的还是劳动。可是我们不要太过于夸耀人类如何战胜自然。我们每一次的胜利，自然都给了我们一个报复。在第一条战线我们得到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条，第三条战线上我们却得到完全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常常把那第一个结果又完全推翻了。”【320】

可以肯定地说，要把外文翻译得像杜畏之那样，其先决条件就是读懂原文。而要译成于光远那样，你并不需要读懂原文，你需要的只是一本词典——或者一份其他人的译文。而笔者之所以要把上面这句话拿出来做比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凸显恩格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恩格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不同。诸如客体化、肯定、再利用和异化等概念，马克思一生都在努力解决，但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却找不到。恩格斯主要关心的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是发现外部世界的本质、它的基本物质和规律。他对自然的分析充其量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373】

“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永远是主语’，自然是谓语；相反，对于恩格斯和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自然是主动的主语，人是谓语——是具有自主性的自然的玩偶或附庸。”【374】

而研究了一辈子“自然辩证法”、当了半辈子“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于光远，就是假装看不到这样的关节点，即使它被无数“西马”们反复指出，他都要假装看不见、听不着。你说他研究“自然辩证法”，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万里长征第一步

翻译恩格斯的《从猿到人》是于光远长达七十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起点，也是他的“劳动”结出的第一颗果实。虽然在他之前该文已至少有三个汉译本，但于光远的译文仍旧犯下众多匪夷所思的错误。上图为该文在《中国青年》上的首尾两页，关键错误用红色标记。

2、《著作大纲》

于光远在晚年列举自己的“主要学术贡献”时，第一条就是“我在延安时就开始从德文版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并陆续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未译完的部分后来经曹葆华、谢宁等同志从俄文译完，整理校译后集结成书，于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而根据《于光远著作目录》，于光远在延安时期只“陆续发表”了两篇《自然辩证法》译文，第一篇就是上面分析过的《从猿到人》，另一篇则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大纲》，1941年12月27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虽然较前文晚发表了13个月，并且全文只有五百多字，其中以短语为主，完整的句子很少，但我们从中还是能够看出不少问题。

（1）“极的（Poclarcn）对立命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于光远在1941年仍旧“的地”不分，随便乱用，如“不自觉的实行了”、“主要地法则”。“的地”不分虽然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是什么大事，但恰如俗话所说，言之无文，行也不远。也就是因为如此，《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文章，讲解《“的、底、地”三字的用法》。【375】确实，读者一旦发现译者的中文都不过关，肯定会怀疑他的外文水平；而在读了译文不解其意之后，肯定会更看不起那个译者。而于光远在发表了这篇译文之后，突然中止了其他译稿的发表，并且在几年之后请曹葆华帮忙加工，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收到了这方面的反馈，否则的话，“爱表现”的于光远不大可能会突然间毫无缘由地停止“表现”。

其次，于光远在当时不仅对德文相当生疏青涩，他对“辩证法”也不大熟悉。简言之，这个“大纲”总共分为十一条，这是第三条的原文：

“3. Dialektik als Wissenschaft des Gesamtzusammenhangs. Hauptgesetze: Umschlag von Quantität und Qualität - Gegenseitiges Durchdringen der polaren Gegensätze und Ineinander-Umschlagen, wenn auf die Spitze getrieben - Entwicklung durch den Widerspruch oder Negation der Negation - Spirale Form der Entwicklung.”【113, s.307】

上面这段话，虽然只有36个单词、5个短语，但它却涉及“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即所谓的“三大规律”。这是于光远1941年的译文：

“（三）作为总的联系的科学的辩证法。主要地法则：量与质的转变——极的（Poclarcn）对立命题的相互渗透和当它们走向极端时的互相转变——经过矛盾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的形式。”【376】

假如当时的于光远对辩证法稍有了解的话，他就会明白，所谓“极的（Poclarcn）对立命题的相互渗透”，就是在三十年代喊得震天价响的“对立的统一”或“对立统一”。例如，早在1935年，李达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客观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377】两年后，在另一篇长达两万余言的文章中，李达以这样一句话开篇：“对立统一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是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378】又过了两年，李达在一篇题为《唯物辩证法三原则的关系》的文章中，将第一节的标题写为《当作辩证法核心看的对立统一法则》。【379】

与李达一样，当时的另一位“马普”大家艾思奇不仅在自己翻译的书中将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之首的那个定律译为“对立统一”【380】，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标题中就直接使用“对立统一”这个称呼。【381-382】与之相应，胡绳的一篇文章也题为《“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矛盾的统一，对立及其展开》。【383】

所以说，于光远之所以把那个短语翻译得那么蹩脚、那么生硬——颇像是一个外国人在牙牙学说汉语——，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当时对辩证法完全就是懵懵懂懂。更让人百思莫解的是，据于光远自己说，他在清华大学“啃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的英译本”时就接触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并且还曾因为“有几个同学认为这本书‘肤浅’‘简单’‘庸俗’” 而“同他们辩论”。【384】【385, p.48】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和于光远的其他“党史回忆”一样，上面这个回忆也是经过“辩证加工”的——更可能的史实是，于光远当时就是因为“有几个同学认为这本书‘肤浅’‘简单’‘庸俗’”而不肯阅读《大众哲学》，结果导致他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这与方舟子在中科大期间因为忙于冒充诗人而荒废了学业，结果数年后“把‘着丝粒’外行地称为‘中心粒’”【386】完全就是异曲同工。

其实，就算洋学校毕业的于光远不看中土版马克思主义报刊书籍，只要他通读过《自然辩证法》或《反杜林论》的德文原文的话，他也不大可能不知道“polaren”的含义，因为这个单词及其不同变形在这两本书中总共出现了四十多次——仅“polaren Gegensätze”这个词组就出现了七次。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说的一句话：

“Es sind aber grade die als unversöhnlich und unlösbar vorgestellten polaren Gegensätze, die gewaltsam fixierten Grenzlinien und Klassenunterschiede, die der modernen theoretischen Naturwissenschaft ihren beschränkt-metaphysischen Charakter gegeben haben.”【113, s.14】

这是钱铁如在1930年的翻译：

“但是，那被人看做不可调和的两极的对抗，勉强规定的界限和分类，对于近代理论的自然科学恰给了一种狭隘的并形而上学的性质。”【387, p.17】

这是吴亮平在1938年的翻译：

“正是那种以前认为不能和合不能解决的两极性的对立，正是那种强制规定的不动的界限与分类标记，正是它们，使近代理论的自然科学带着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388, p.52】

这是杜畏之1932年的翻译：

“正是这些貌似不能调协不能解决的极端矛盾，正是这些强制划定的类之界限与类之差异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得到了狭隘的玄学性质。”【321, p.167】

在《反杜林论》的正文中，有一句话含有两个“polaren Gegensätze”：

“Wahrheit und Irrtum, wie alle sich in polaren Gegensätzen bewegenden Denk­bestimmungen, haben absolute Gültigkeit eben nur für ein äußerst beschränktes Gebiet; wie wir das eben gesehn haben, und wie auch Herr Dühring wissen würde, bei einiger Bekanntschaft mit den ersten Elementen der Dialektik, die grade von der Unzulänglichkeit aller polaren Gegensätze handeln.”【113, s.84】

这是钱铁如的翻译：

“真理和误谬，与一切从事着两极的对抗之思惟规定同样，只对于极端被限定的范围，才有绝对的适用性。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点，就是杜林格君，只要他知道那研究一切两极的对抗之不充分性的辩证法之初步，也是知道的。”【387, p.141】

这是吴亮平的翻译：

“真理及错误，和一切表现于两极对立间的逻辑范畴一样，都是在非常狭隘领域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这点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杜林先生稍知辩证法的初步与最初前提（它们正是指示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那末他也应该如道我们一在上述狭隘领域之外应用真理与错误的对立，那末它就成为相对的了，所以也就不适于精密的科学的表现方法。”【388, p.107】

也就是说，不论对其他文字的翻译有多少差异，但对“polaren Gegensätze”的翻译却几乎完全一样，那就是“两极的对抗”或“两极对立”。

于光远曾一再说，自己在清华大学就曾“认真阅读了”、“啃”过《反杜林论》。【385, p.38, p.48】不仅如此，在延安期间，在动手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前，于光远还曾根据德文版《马恩全集》“校译”过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133, p.66】天知道于光远当时是怎么“读”、怎么“啃”、怎么“校译”的。我们知道的是，不论是钱铁如，还是吴亮平，他们的翻译都相当准确，因为中央编译局后来大致就是那么翻译的。【389, p.16, p.99】恰恰相反，我没有发现任何人，于光远本人除外，将那个词组译为“极的对立命题”。

其实，即使是在杜畏之的《自然辩证法》译本中，“polaren Gegensätze”也大都译为“两极对立，如将“daß alle polaren Gegensätze überhaupt bedingt sind durch das wechselnde Spiel der beiden entgegengesetzten Pole aufeinander”译为“一切极端的对立都由对立的两极之相互动作所造成”【321, p.345】、将“Wenn aber auch die Unzulässigkeit solcher Annahmen schon aus der dialektischen Natur des polaren Gegensatzes folgt”译为“从两极对立的辩证性中已经可以证明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可假设的”【321, p.346】。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于光远的译文总共只有70个汉字，但其中，“的”字出现了11次，因此读起来非常地吃力。看看经过曹葆华加工的译文：

“三、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地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物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所引起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的形式。”【390, p.1】

这是中央编译局七十年代的译文：

“3.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389, p.753】

（2）“惰性（Irteia）”

恩格斯《著作大纲》的第五条是“Aperçus über die einzelnen Wissenschaften und deren dialektischen Inhalt”，于光远将之译为“（五）关于个别的诸科学部门和它们的辩证法的内容的概要”；该条下面列有五款，其第三款是“2. Mechanik des Himmels - jetzt aufgelöst in einen Prozeß .- Mechanik: Ausgegangen von der Inertia, die nur der negative Ausdruck ; der Unzerstörbarkeit der Bewegung ist”，这是于光远的译文：

“二、天体的力学——现在消解在一个过程当中了。力学：已经从仅仅是运动的不可毁灭性的消极的表现惰性（Irteia）当中走出来了。”【376】

把“天体力学”译成“天体的力学”固然不能算错，但就像是把“生物化学”译成“生物的化学”一样，它却凸显译者的“外行”。事实是，德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 1891-1953）在1930年出版了《原子与宇宙》（Atom und Kosmos）一书，其中的第五章就题为“Die Mechanik des Himmels”。它在两年后被英译为“Celestial Mechanics”【391】，在五年后被汉译为“天体力学”。【392】1936年，也就是于光远从清华大学毕业那一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介绍一种新的天体力学》。【393】很难想象于光远在1941年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天体力学”。

好笑的是，一个甲子后，于光远的关门弟子方舟子也搞出了一个类似的笑话——这是美国哈佛大学吴柏林博士在《中华读书报》上抽他的那张“不要脸”：

“方舟子还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式，指说别人的‘常识性错误’，但恰恰是在自己写的这一段短短的‘常识’文字中，竟有3个错误：一是把SRY基因在Y染色体上的位置搞错了（应在短臂近端粒处），并且还把‘着丝粒’外行地称为‘中心粒’；二是忘记了经典的‘沃尔夫管’和‘缪勒管’在性别分化早期‘此消彼长’的现象；三是把早期性别决定和性别分化中，首先是从男胚开始的，说成是‘女性更为基本的’。”【386】

方舟子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细胞生物学”，他在美国期间“受过分子遗传学的专业训练，曾经做过多年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394】，而他所犯的那几个低级错误，相当于告诉世人，他的那些学历和资历，不论真假，全都是“混” 出来的——彻头彻尾的“科学混子”。

本来，如果于光远搞出来的笑话仅仅是“天体的力学”的话，世人对他的物理学根底仍旧会感到神秘莫测，因为马失前蹄、百密一疏之事时有发生——或许那只是偶然的失误，不能被用作得出某种结论的证据。可是，好像是专门为了消除这方面的疑虑似的，于光远把自己的根底完全暴露在了后半部分的译文中：

“力学：已经从仅仅是运动的不可毁灭性的消极的表现惰性（Irteia）当中走出来了。”

这是在曹葆华修改之后的译文：

“力学：它的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390, p.1】

显然，于光远的“Irteia”是英文“Inertia”的误拼或误排，就像“Poclarcn”是“polaren”的误拼或误排一样。事实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八十年后的今天，“Inertia”的意思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惯性”——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的第一定律就称为“惯性定律”（Law of inertia）。而“惰性”的英文是“Inert”，它虽然与“Inertia”存在着词源学关系，但在科学上，二者却有明显不同：“惰性”一般是指一种元素或物质的化学性质，即不易与其他元素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惯性”则是指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即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它会一直保持原有速度。这是由《科学美国人》主编比奇（Frederick Converse Beach, 1848-1918）主编的《美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一段话：

“Inertia是开普勒引入的一个术语，表示物质的性质是如此‘inert’以致当它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时，它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除非来自外部物体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它。”【395】

这是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的《汉译密尔根盖尔物理学》中讲解“奈端运动定律NEWTON'S LAW OF MOTION”之“第一定律：惯性Inertia”：

“当一六八六年有奈端者。藉寻常宙宇之观察。研究力与运动之关系。由其结果。立三大定律。其一曰。物体苟无外力加之以变其位置。则静者必恒静。而动者必循直线以守等均运动。”【396】

这是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在1959年讲解“Inertia”一词的来历：

“古希腊人十分重视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就不是一个完人。在后来的文明中，这一观念或多或少地保存在inert这个词汇当中，它来自拉丁语否定词头in和表示技艺的词汇art。一个没有技艺的人缺乏生命之灵光，因此就是行尸走肉。所以，inert被用于指那些死气沉沉、呆滞迟缓、沉重笨拙、毫无反应、抵抗变化的人或者物。到了1687年，英国数学家牛顿提出了关于运动的三大定律，第一定律说：‘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物体，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将一直保持其原有状态。’也就是说，一块静止的石头，将永远保持静止，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这似乎强调了物体的inertness，将它升华为自然定律。也就是因为如此，牛顿第一定律又叫惯性定律（principle of inertia）。”【397】

也就是因为“惰性”与“惯性”的含义不同，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搞懂于光远那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奇的是，好像是怕德国人不认识“Inertia”这个单词似的，恩格斯还特意给它附上一个德文单词，“Trägheit”。这是德国1865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对它的解释：

“物体所表现出的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不变的趋势，这种性质称为惯性。”【398】

在《自然辩证法》正文中，作为一个单词，“Trägheit”还出现过一次：

“Von ein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 der Kette sich vollziehenden Energie­umsetzungen ist nun erst ganz ausnahmsweise bei diesen Versuchen die Rede. Viele sind gemacht, ehe das Gesetz von der Äquivalenz der Bewegung naturwissenschaftlich anerkannt war, schleppen sich aber gewohnheitsmäßig unkontrolliert und unabgeschlossen aus einem Handbuch ins andre fort. Wenn man gesagt hat: die Elektrizität hat keine Trägheit (was ungefähr soviel Sinn hat wie: die Geschwindigkeit hat kein spezifisches Gewicht), so kann man dies von der Elektrizitätslehre keineswegs behaupten.”【113, s.434】

这是那个被于光远多次嘲笑的杜畏之的翻译：

“在这些试验中注意到电池中所发生的能之转变者只是少数的例外。许多试验好像是已经承认运动等量率，但他们并未经证实，只依照惯性而流行于教科书中。电没有惰性（这句话的意思也好像‘速度没有比重’一语的意思）这句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在说到关于电的学说时却不能说没有惰性了。”【321, p.525】

杜畏之之所以一会儿“惯性”、一会儿“惰性”，乃是因为在梁赞诺夫的俄文版中，德文单词“gewohnheitsmäßig”（习惯）被译为“инерции”，而“Trägheit”则被译为“инерцией”。【399, с.351】这两个俄文单词虽然词性不同，但词义却相近甚至可以说相同，所以杜畏之难免会有些懵圈——郑易里将前者译为“惰力”，后者译为“惰性”。【329, p.175】在1941年问世的俄文新版《自然辩证法》中，上面那段话略有修改，“gewohnheitsmäßig”被译为“традиции”（传统），而“Trägheit”却一如其旧。【400, с.124-125】（注：梁赞诺夫版《自然辩证法》没有收入《著作大纲》，但米丁版却收入了，该文将“inertia”译为“инерция”.【400,  с.1】）所以，在曹葆华、于光远、谢宁1955年译本中，它仍旧被译为“惰性”：

“在这些实验中，除了少数例外，都没有注意到电池中所发生的能能量变化。其中许多都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量率以前做的，它们没有经过验证，还不完整，却按照传统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教科书中。如果在从前说，电没有惰性（这个说法和速度没有比重的说法具有相近的意义），那末，关于电的学说现在已经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了。”【390, p.127】

这个“惰性”属于误译的一个证据，来自曹于谢译本“本身”：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虽然只使用“Trägheit”两次，但他却使用与之相关的 “Trägheitsmittelpunkt”一词七次。这个单词均被曹葆华等译为“惯性中心”。【390, pp.77-78】

这是中央编译局1971年版本对上面那段话的翻译：

“在这些实验中，注意到电池中发生能量转化的只是特殊的例外。其中许多都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价定律以前做的，它们没有经过检验，也不完整，却按照传统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教科书中。如果从前人们说，电没有惯性（这个说法和速度没有比重的说法具有相近的意义），那末，关于电的学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了。”【389, p.498】

同样，在该版本中，“著作大纲”中的那个短语被译成“力学：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389, p.357】

于光远后来曾反复说，中央编译局1971版《自然辩证法》“基本上”就是根据曹葆华等1955年版译本，“作了一些校订，但不多”【306, p.519】；或“略作校订”。【401-402】或许编译局1971年译本真的如于光远所说，但上面这个由“惰性”到“惯性”的改正，却比“很多”个无关痛痒的改正，如于光远对这个版本所作的那些“改正”（下详），都更具分量。

原形毕露

1941年12月27日，于光远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二篇《自然辩证法》译文，全文不足六百字，没有几个完整的句子。但于光远仍旧能够在其中暴露出自己对科学和哲学的无知（黄色标记）。截图来源：【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