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辩证法”批判

毫无疑问，要对一个人的某项研究做出公正的评价，首要条件就是要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相关课题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要对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也必须知道，在于光远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时——始于1940年前后——，国际学界以及中国社会对《自然辩证法》是怎么看的。所以，本节的目的，就是要在回到于光远之前，梳理一下关于“自然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评论和评价。

事实是，虽然《马恩全集》卷帙浩瀚，让读者望而生畏，但其中属于恩格斯本人的作品，即能够独立成书的著述，也就那么几本，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其中前两篇只能算是长文或小册子。但应该承认，因为通俗易懂，恩格斯的那几本书都很流行。只不过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自然辩证法》这两本书都给恩格斯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前者不仅在恩格斯生前就遭到西方学术界的批评，它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受到了点名批评【186】；而后者则在问世之前就引发了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the “Marx-Engels” question），世人对之至今争论不休——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不少人专门提供为之“辩护”而博取学位。【187-189】而在那些辩护文章之中，最好笑的一个标题就是《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合法性》。【190】也就是说，对于“自然辩证法”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

1、德国科学家阿隆斯与爱因斯坦

上文曾提到，在恩格斯去世后，“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名义上归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所有，但具体负责人却是伯恩斯坦。因此，让这份手稿不见天日长达三十年的“罪责”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但事实是，伯恩斯坦并非啥都没做。据梁赞诺夫在《马恩文库》第二卷序文中透露，为了确定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是否值得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派人专程赴伦敦审查这批稿件：

“恩格斯去世后不久，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指派党员和尊敬的学者里奥·阿隆斯博士去检查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的数学和科学手稿，看看哪些适合出版。为此，阿隆斯去伦敦仔细检查了所有相关手稿，其中大部分仍由埃莉诺·马克思-艾维林保管，其余的则由恩格斯的主要继承人之一路易斯·弗莱伯格-考茨基夫人保管。 然而，正如他告诉我的，他的报告一直是负面的。科学或自然哲学著作已经过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是学生的作品。阿隆斯的能力毋庸置疑，而这位不幸早逝的奇人的诚意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党组织没有单独出版这些作品。”【191】

不过，到了1924年前后，也就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被苏联人制成胶片之后，伯恩斯坦产生了另一个想法：

“然而，我有时会想到，阿隆斯对恩格斯自然哲学著作的判断是否受到以下事实的不利影响：据我所知，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经验主义者，而这些学者普遍拒绝辩证法。 今年春天，当我和梁赞诺夫先生谈起手稿时，我也向他表达了这个想法。 不久之后，为了确定，我请了作为人类和思想家同样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解释情况，并对《自然辩证法》手稿发表意见。”【192】

这是爱因斯坦的审稿意见：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交给我一份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手稿，请求我对这份手稿是否应该出版发表意见。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个手稿出自一位没有历史意义的作者，则我不建议将之出版，因为无论是从当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的角度来看，该手稿的内容都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我可以想象该书稿被推荐出版，因为它对了解恩格斯的智识人格会做出有趣的贡献。阿·爱因斯坦。1924年6月30日。”【193】

对于爱因斯坦的这个不到一百个单词的简短评价，梁赞诺夫是这样看的：

“爱因斯坦的意见证明了他的科学良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看到的是哪些手稿。从伯恩施坦的来信推测，他可能只把那捆总标题为‘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交给了爱因斯坦，它们现在确实只具有一个纯粹的历史意义。”【194】

虽然梁赞诺夫的这段话说得很含蓄，但他仍旧表达了自己对爱因斯坦观点的赞同，并且承认恩格斯手稿中标记为“自然辩证法”的那部分札记，尤其是关于电和磁的文字，并没有现实意义，而仅有“历史意义”——意即它们对于研究“恩格斯思想”有史料价值，但对于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没有指导价值。

可是，为了死死地抱住这棵大树，全世界的“恩粉”都对爱因斯坦的评价采取无视、曲解、甚至诋毁的态度。例如，1928年，老牌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匿名评论，评论的对象就是《马恩文库》德文版第二卷。在提到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文稿的出版价值表示怀疑之后，该评论员马上把梁赞诺夫的猜测附上，即第一，伯恩斯坦将手稿弄得一团糟，误导了爱因斯坦；第二，伯恩斯坦没有看到全部手稿。【195】六年后，荷裔美国数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克·扬·斯特鲁克（Dirk Jan Struik,1894-2000）在《科学哲学》杂志创刊号上评论《自然辩证法》时，特意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because they form an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els' importance”，用来证明这本书确实具有出版价值。【196】而苏联科学哲学家凯德洛夫（Бонифат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едров,1903-1985）直到七十年代还在反复指控伯恩斯坦因为隐匿恩格斯的手稿而犯有“罪行”（преступное）、负有“罪责”（вину）。【197】实际上，根据梁赞诺夫的那个揣测，即伯恩斯坦只将恩格斯的部分手稿送给爱因斯坦审阅，凯德洛夫还把伯恩斯坦的险恶居心也活灵活现地分析了出来：

“当他对恩格斯哲学遗产的犯罪态度将被公开的威胁出现时，已经变得相当心虚的伯恩斯坦决定使用新招数来使自己免责。当然，他完全明白，他用鲜为人知的阿隆斯的观点来为自己隐藏恩格斯最有价值的思想长达三十年，无法在全世界广大进步公众的眼中证明自己的无辜。……因此，伯恩斯坦决定利用爱因斯坦的威望。他显然是这样推理的：像任何伟大的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应该主要对现代科学问题感兴趣，而不是那些四十多年前的问题。此外，如果选择那些在1895年就已经过时的材料发给爱因斯坦，那么毫无疑问，他将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负面的评价。”【198】

到了八十年代，那个被方舟子抄袭的美国-爱尔兰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家希恩（Helena Sheehan, 1944-）【199】仍旧老调重弹，说什么“伯恩斯坦向爱因斯坦提供了手稿，或部分手稿”。【200】

事实是，据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早年曾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说，伯恩斯坦在1929年就曾亲口告诉他，爱因斯坦看到的是全部稿件。【201】可想而知，伯恩斯坦肯定还告诉过梁赞诺夫和其他人同样的信息。但是，在梁赞诺夫与伯恩斯坦之间，“马克思主义者”的缺省选择就是不信任“修正主义者”。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胡克给爱因斯坦去信询问，而爱因斯坦则在1940年6月17日回信道：

“亲爱的胡克教授：爱德华·伯恩斯坦向我提供了全部手稿，我的意见也是基于全部手稿。我毫不怀疑，在这么长时间之后，如果自己的前辈尝试会被如此看重，恩格斯本人会觉得非常可笑。您的诚挚的，A.爱因斯坦”。【202】

而就在这一年，胡克出版了他的名著《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于是他就顺便把上述信息透露了出来。而那本书，尤其是含有相关内容的第九章，题为《辩证法与自然》，早在1964年就出现了中文节译本【203】，次年还出版了中文全译本【204】。很难想象在1973年已经成为苏联科学哲学界头号权威的凯德洛夫对之仍旧一无所知。而不论是真的无知，还是佯装无知，他的学术研究都需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可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眼中，凯德洛夫的地位大概仅次于“经典作家”。【205-210】

几乎与凯德洛夫咒骂伯恩斯坦同时，有“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之称的许良英因为知道爱因斯坦1940年的信件，所以，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偶像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由于受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反对黑格尔那套自然哲学的传统的影响，主观上对辩证法采取疏远的态度，因而即使有幸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也认识不到它在科学上的重大价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9】

许良英当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上面这句话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黑格尔那套自然哲学的传统”这个秘密暴露了出来。

2、德国哲学家伯恩斯坦

其实，与阿隆斯那样的“经验主义者”相比，“理论家”伯恩斯坦本人对“辩证法”的“拒绝”强度更要高出一筹。1899年，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问世，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近乎全面的“修正”，对辩证法的抨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看看这两段话：

“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大骗局就在于它永远都不会全错。她斜视着真理，就像鬼火斜视着光明。它并不自相矛盾，因为据它说，每个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矛盾。在过去被经济占据的领域使用暴力矛盾吗？哦不，因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211】

“黑格尔主义的逻辑筋斗云，确实散发着激进且智慧的光芒。就像鬼火一样，它以模糊的轮廓向我们展示出超凡脱俗的前景。可是，一旦我们相信了它所指引的方向，我们就注定会陷入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不是依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因为摆脱了它。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说他们二人忽略了布朗基主义的最严重的错误的话，那也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混杂了黑格尔的学说。”【212】

谁都知道，青年时期的恩格斯是黑格尔的铁杆粉丝——大不敬的说法就是“脑残粉”、“哲学控”——，曾因谢林攻击黑格尔而发誓“要替伟大的死者应战”。【213】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他的眼中，“黑格尔是一个为我们开辟了意识的新纪元的人”。【214】实际上，除了所谓的“辩证法”之外，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大遗产就是唯心主义——所以他才会认为“辩证法”存在于“自然”之中。虽然恩格斯到死都不承认后一点，但对于前一点，他却坦然承认：“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215】“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216】所谓“拯救”，就是给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披上一件“唯物主义”的外衣，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把它颠倒过来”。【217】也就是因为如此，杜林才会嘲笑晚年的马克思不过就是从早年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Junghegelianer）变成了“黑格尔的老侍女”（alten Hegeljungfer），而已。【218】在当时，杜林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恩格斯。

事实上，任何一个熟悉德国哲学史的人都会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承传关系。例如，在恩格斯刚刚去世后，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他曾被恩格斯赞誉为“对马克思体系的轮廓作了出色的描述”、是“第一次设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马克思真正说过的话”的德国大学教授【219】——就在纪念恩格斯的长文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黑格尔形式辩证法的模块建立了他们体系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像所有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是对知识的极其糟糕的批评家”。【220】

1908年，在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的长文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德勒（Max Adler, 1873-1937）说，马克思那“照亮了历史的黑暗”的“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火花”，是从“黑格尔的思想”转变而来的。【221】

同样，早在1897年，梅林就说，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黑格尔学生”【222】，其根据显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所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只不过是，马克思紧接着就宣称，自己的辩证法实际上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223】。而在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梅林不仅重复了这个说法【224】，他还更进一步，说马克思“是黑格尔的真正继承人”【225】。

1922年，一位名叫赫兰德尔（Sven Helander, 1889-1970）的瑞典人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第一个想法只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补充、“在其发展的最重要的岁月里，马克思是如此完全地献身于他的黑格尔，以致他的哲学只由黑格尔组成，并且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每当遇到任何新的原始体系时，他立即不自觉地把黑格尔当作一个标准”、“马克思是如此沉浸在黑格尔之中，即使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也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226】所以，到了三十年代，连中国的小青年艾思奇都这样说：“凡懂得一点西洋哲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黑格尔哲学和新唯物论的关系的。”【227】

所以，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或辩证法的讨伐，何止是“修正”，它简直就是“阉割”。也就是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另一个密友、后来与伯恩斯坦同样被视为“老牌修正主义者”、甚至被列宁骂为“叛徒”的考茨基才会跳出来质问他：

“如果你把作为它‘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辩证法拿掉，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了什么？”【228】

考茨基的质问，显然源自当时俄罗斯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因为在给考茨基的信中，他就这样写道：

“如果伯恩斯坦的批判性尝试是正确的，那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导师的哲学和社会主义观点还剩下什么了？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了？答案是：不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啥都没有！”【229】

也就是因为意在阉割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始祖”。尽管列宁并不同意这个称号【230】，但这顶帽子却牢牢地扣在伯恩斯坦的头上【231】。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普列汉诺夫的助手、著名哲学家阿克塞尔罗德（Любовь Исааковна Аксельрод, 1868-1946）被指控为“修正主义者”，其主要罪名就是“反对辩证法”；而她在为自己辩护时也承认，“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确实是以对辩证法发起荒谬的攻击开始的”。【232】实际上，列宁把辩证法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理论基础”。【233】所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与否，是判断“正统”与“修正”（异端）的第一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标准——唯物与唯心，充其量排在第二位。

3、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

本来，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是恩格斯之后最早接触《自然辩证法》手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他们二人应该是这份手稿的最早研究者或评论者。但事实是，他俩都没有对之留下片言只语。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最早对“自然辩证法”做出评论之人，竟然是卢卡奇，并且，他的评论竟然是在没有看到那份手稿的情况下做出的。

1923年，卢卡奇的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德国柏林出版。该书的副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因此相当于世界上首部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专著。与伯恩斯坦不同的是，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负担，恰恰相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因为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只与方法有关”。【234】也就是因为如此，在讨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时，卢卡奇指责恩格斯为“在辩证方法的讨论中已造成了许多混乱”：

“因为无论你是否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它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中的那些公式，认为它们不完整、不充分，或者是经典，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些陈述恰恰缺少了这一要素。……”【235】

卢卡奇的相关论述很长，而在其末尾，有一个注释，其中提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显然来自《反杜林论》：

“把这种方法限制于历史和社会的现实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阐述所产生的误解，根本在于恩格斯——依照黑格尔的错误先例——把辩证法扩展到认识自然界。但是在这方面，辩证法的决定性规定，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思想变化基础的范畴基础的历史变化等等，在自然知识中并不存在。遗憾的是，在此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详细讨论。”【236】

除了挑起“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之外，《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另一个“文眼”就是这段话：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革命性原则——在不歧视黑格尔的所有保守内容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之前已经被多次认识到，但从中却没有产生一种革命性的科学。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真正成为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但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唯物主义的颠倒而成。恰恰相反，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在这种颠倒中、并通过这种颠倒而显现出来，是因为马克思坚持了这种方法的本质，即整体的观点，将所有局部现象视为整体的环节，辩证过程，保持了思想和历史的统一。”【237】

这段话的意思，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否定了“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之间的区别。确实，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几乎不提“唯心主义”这个词；而在作于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坦然承认自己当时“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238】也就是说，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情。总之，在二十年代的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就是辩证法，根本就没有唯物和唯心之分。实际上，与卢卡奇几乎同时，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也这样写道：

“我们不应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给某些在黑格尔术语中叫作‘科学的哲学方面’的认识论原则取了一个新的名称，这些原则实际上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时都被保存下来了。”【239】

在《自然辩证法》问世之前，世人基本上都明白，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宣称自己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过的（被“颠倒”了的）黑格尔辩证法，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根本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尤其是从方法论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很少看到或者听过“唯心辩证法”或“辩证唯心主义”这些说法的根本原因。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与“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

“改革开放”之后，卢卡奇在中国大陆“理论界”变成了一个“话题人物”——在当时，大有“开口不提卢卡奇，读尽马列未足奇”的态势。所以，于光远也曾谈到过卢卡奇，但仅此一次：

“那时，我感到周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发生了颇大的兴趣。他很看重卢卡奇的著作。这一点我想同卢卡奇对美学也作了比较深的研究，同时又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有关，因为这也是周扬的专门领域。卢卡奇有一本书《历史和阶级意识》很有名，卢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找了一些卢卡奇写的东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许同译文有关）不想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因此同周扬在这方面谈不到一起。”【240】

如果你知道于光远曾说过“《资本论》这部书并不难懂”【241】这样的话，你就会对于光远说“卢卡奇写的……文字很不好懂”感到万分难懂：如果于光远连卢卡奇都搞不懂的话，他怎么可能搞得懂黑格尔？而按照列宁的说法，搞不懂黑格尔，就不可能搞得懂《资本论》（下详）。事实是，于光远虽然会偶尔提到黑格尔，但他却从未写过一篇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并且，他讨论的“黑格尔问题”，几乎全部都是“咬文嚼字”。【242】所以说，不论于光远所说的“懂”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都应该明白，他之所以非要给“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冠以“中国”这两个字的原因，除了是要在中国称霸之外，就是要画地为牢，闭关自守。因为一旦越过边境线，这个“学派”、这个“研究会”马上就像一个外星人。

4、革命导师列宁论辩证法

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三年，当列宁首次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他当时的感受，用俄裔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托洛茨基秘书的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的话说就是“震撼”（shock）。【243】看看列宁当时写下的这个“警句”（Афоризм）：

“不研究和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所以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244】

据托洛茨基说，生于1870年的列宁从19岁时起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245】而上面这个警句则写于1914年——距离列宁去世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在当了大半辈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列宁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理解马克思！！”

事实是，早在24岁时，列宁就为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辩护，其内容之一就是反驳其他人说《资本论》照搬黑格尔的逻辑。而列宁当时对黑格尔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他“据理力争”，严词驳斥——看看这段话：

“通过这篇评论，我们试图表明自由主义民粹派论战的现行方法之虚伪与荒谬。 他们所谓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附庸，以及信仰三段论式、信仰不需要事实验证的抽象教条和方案、信仰每个国家都有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等言论——全都被证明是信口胡诌。”【246】

实际上，直到1908年，也就是在阅读黑格尔原著之前六年，列宁还在其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它是“哲学家列宁”的唯一代表作——一书中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后记，说马克思“清晰、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达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247】曾几何时，当发现马克思真的是黑格尔的信徒之后，列宁也马上改弦易辙，对后者顶礼膜拜，甚至写下了这样一句让“辩证法盲”们永远茫然的话：

“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248】

为什么一部“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的书，会是一部“最唯心”的书呢？实际上，连列宁本人都不得不加上了一句“‘矛盾’，但却是事实”（«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 но Факт!）这样的话来给自己找辙。所以，对于那些“不懂辩证法”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搞懂这个悖论。

同样，从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哲学史》时还曾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249】这样的事实，我们就知道，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虽然他们的死敌在名义上是唯心主义者——列宁在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就反复强调，恩格斯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但事实是，他们对待唯心主义者比同一阵营的唯物主义者还要亲。所以，美国学者莱文（Norman Levine, 1931-）说，在读过黑格尔之后，列宁就被完全“黑格尔化”了。【250】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 1948-）则认为，列宁不仅是一个矛盾的、神秘的黑格尔主义者【251】，他实际上还相当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祖。【252】

确实，在作于1914年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曾说过“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绝对观念的整章……几乎没有具体的唯心主义，而是以辩证法为主要论题”这样的话。【253】而就是根据这样的话，苏联哲学权威德波林在为《列宁文稿》第九卷（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作序时这样阐述道：“关于‘绝对观念’一章，列宁表达得更加明确，强调其中没有任何特别唯心主义的东西”。【254】而就是这句话，在当时的“机械—辩证”大辩论中被人解释成“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255】

到了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几乎就是东、西方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著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才会说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从未离去”这样的话。【256】而卢卡奇也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257】实际上，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么说，即使是在“东方”的苏联，也是如此：有人专门寻找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大逻辑》（Wissenschaft der Logik）之间的平行关系，并且还出版了一本书。【258】事实是，早在1891年，恩格斯就已经在一封私信中如此这般地指点一位求学者：“把马克思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与黑格尔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你就会看到一对美丽的平行线”。【259】二十多年后，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也发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而它们全都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而来并将之“发展”而成的。【260】只不过是，这样的观点，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了抑制。但只要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或者能够做到“博览”，这样的信息仍旧会扑面而来。

5、美国哲学家胡克

前面提到，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出版几乎同时，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施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其中就说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他在那段话后面加的注释就把那个观点的源头指向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针对恩格斯的辩证法，科尔施写道：

“根据大量文献，人们普遍认为，与他的那个更富有哲理的伙伴马克思相反，晚年恩格斯的世界观退化到了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那里去了。”【261】

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著作对一个美国左翼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胡克。1931年，胡克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试图理解马克思》，其中就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异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呈现，而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马克思根据革命批判方法构建的经济学理论竟然被恩格斯改造成了基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科学理论——其结果，就是将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与实践意义消解了。【262】实际上，胡克就差把“恩格斯是修正主义之父”这句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胡克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智力上存在着无可争议的巨大差异。【263】显然，当时的胡克还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青年——他自称是“没有教条的共产主义者”【264】——，他要给“革命导师”留下一点颜面，因为如果他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述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话，说服力无疑会更强：恩格斯一生养尊处优，衣食不愁；马克思的成年生涯几乎全都是在贫困线上挣扎，只是因为仰仗恩格斯的施舍——据估计，恩格斯总共向马克思提供了相当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十万英镑的资助【265】——才能够活到65岁。如果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存在”能够产生完全相同的“社会意识”，那岂不是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走出家门就已经彻底破产？

两年后，胡克将《试图理解马克思》一文扩展成一本书，其中，他两次引用德文版“自然辩证法”【266】，说明他已经开始研究这本书了。而其研究成果，就是四年后在《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 Quarterly）上发表的《辩证法与自然》一文，其主要内容就是从逻辑上来证明所谓“自然辩证法”之荒谬——看看这个论证：

“很明显，辩证法一词的一个重要意义使它成为一切事物的构成原则，成为任何已有的或可能被构想出来的事物的普遍存在的本体论特征。因此，一旦我们真正了解了任何情况，我们就可以证明它符合辩证法的规律。但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着一个困难。在为捍卫马克思而反对杜林时，恩格斯强调指出，前者‘并不梦想试图’用辩证法来证明资本主义积累和衰落的历史必然性。‘恰恰相反：在他用历史观点证明了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部分地实现，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的’。换言之，证明过程不必是辩证的。更有甚者：即使研究的主题是历史性的，辩证法充其量也只是众多证明方式之一。因此，不可能所有的思维——甚至所有有效的所谓——都是辩证的，正如我可以将所有语言翻译成英语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英语为通用语言一样。”【267】

实际上，上面这个论证只是一碟开胃小菜：《辩证法与自然》一文的重点就是作者从《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找出了“辩证法”一词的七种含义，进而证明，它们几乎都是不能兼容的概念，因此证明其自相矛盾。不仅如此，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胡克还分别针对辩证法的“三大定律”，即对立统一、量质互变、否定之否定，进行了批驳——看看这段话：

“如果所有的存在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如恩格斯所说，一切正确的思维都是事物的映象或反映，那么，一致性就会成为虚假性的终极标志。这将使科学——它将一致性视为真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寸步难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一切存在都是自相矛盾的，恩格斯又凭什么说作为自然的产物，思维必须同自然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呢！”【268】

不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胡克下面这段话才最具有针对性，它准确地预言了“自然辩证法”的流行与“科学纳粹”的产生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因果的关系：

“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其被理解为是科学方法的同义语时，辩证方法才能宣称自己是有内涵和正确性；而既然在其传统的阐述中，辩证方法充斥着误导和错误的概念，则如果抛弃这个用语，它对清晰的思维会更有帮助。相反，保留这个用语，则会酿成一种神秘的自然哲学，为‘双重真理’教条——一种是普通的、科学的和俗世的真理，另一种则是神秘的、‘辩证的’和‘更高的’真理——铺平道路。最后，它还鼓励这样一种态度，它极易导致对科学家的监督审查、颐指气使和非法迫害。”【269】

到了六十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莱蒂（Lucio Colletti, 1924-2001）说得更清楚了：

“事实上，恩格斯如此坚持要求的东西并不能通过科学而获得，而只能通过不加批判地恢复黑格尔的旧式‘自然哲学’来获得。并且，恩格斯所追求的东西并不是要让科学（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知识形式）摆脱其中尚存的玄想成分，而是恰恰相反：把旧的形而上学重新转嫁给科学，或者，用他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让‘哲学在死后对自然科学的报复’的那个时刻的终将到来。”【270】

1940年，胡克的名著《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一书出版，《辩证法与自然》是该书的第九章，它在六十年代就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哲学译丛》上。【271】可是，除了译者徐崇温之外——徐崇温“批驳”胡克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在引用胡克的文字之前，加上“歪曲”、“诡辩”、“攻击”、“反动”这样的字眼，好像这就足以将对方的论证化为乌有【272-273】——，不要说“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于光远对之置若罔闻，即使是整个“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以及那个吃皇粮拿国禄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都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与胡克“论争”。

好笑的是，胡克的很多观点，与一个叫陈范予的中国人几乎是不谋而合。而那个陈范予，既没有胡克那样金光闪闪的学历，也没有胡克那样高不可攀的地位。但对于这样一个人，于光远和他率领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帮”也同样采取“无视”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学派”只有一个本事，那就是自欺欺人。

更好笑的是，胡克不仅早在四十年代就把后来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打成了哑巴，他实际上还在四十多年之后帮助方励之策反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大将许良英——这是许良英的检讨：

“第一个错误，即关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价(见文集第1卷202-203页)，为了维护恩格斯著作的神圣性，对爱因斯坦和胡克作了无礼的攻击。这个注脚，1978年已经改写，并于1983年重印时刊出，批判爱因斯坦的话已删了，但正如方励之同志所指出的，仍保留着给胡克扣的政治帽子。近年来，为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历史，我读了胡克的代表作《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和《美国百科全书》中他所写的词条《民主》，发觉他是一位目光锐利、有独立思想的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不无道理的，值得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冷静思考，而我当时，囿于政治偏见，竟失去了客观的判断能力。”【274】

顺便提及一下：1948年，胡克在美国纽约大学指导的一名左翼学生毕业，这个人叫库尔茨（Paul Kurtz, 1925-2012）。库尔茨毕业后没有选择跟随胡克继续深造，而是去了哥伦比亚大学。1976年，库尔茨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以“反伪”为己任的组织，取名为CSICOP，它不仅以“科学警察”自许，而且也被外界普遍视为奥威尔所说的“思想警察”。【275】1988年，受于光远一伙的邀请，库尔茨率领四名打手来到中国弹压“伪科学”。【12】

6、中国文化人陈范予

1933年，也就是在《自然辩证法》被杜畏之译成中文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一个叫陈范予的人在《大陆杂志》连发两篇长文对之进行批判。【276-277】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陈范予究竟何许人也。实际上，直到今天，听说过他的人也没有几个——如果不是曾与巴金等名人有过交往的话，他的身世很可能会湮灭在茫茫人海之中。

陈范予，名昌标，字范宇，1901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陈范予小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在那之后，他在各地各类学校执教，从小学、农校到“劳动大学”。陈范予的朋友圈包括柔石、巴金、冯雪峰等人，他们的共同爱好是新诗，他本人的政治信仰则是无政府主义。1941年，陈范予死于肺病。【278-281】

本来，以其浅薄的学历和不那么显赫的资历，陈范予根本就没有资格对“经典作家”恩格斯的名著评头品足。确实，他写的那两篇文章，几乎全部都是从常识的角度来批判《自然辩证法》。例如，他根据恩格斯说“辨证法——这是唯一的适合于高级发展的思考方法”以及“辨证法的定律是从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史中抽引出来的”等言论，得出恩格斯认为辨证法既是方法又是法则这样的结论。据此，他批驳道：

“现在，我们如在路上执住一个中学生，问他何谓方法，何谓法则，两者是否一物，他必能侃侃答我：譬若掷石，掷是方法，求所掷之石，用多少力，受多少空气阻力地心吸力的影响，经过多少时间，而使石抛物线地落于某点，综合这各种关系，成立一个公式是谓之抛物法则。可见方法与法则截然不同。”【276】

同样，他根据主观方法于客观方法之区别，得出了“辨证法绝对不是科学方法”的结论。再看看这两段话：

“马克斯主义者自己既然说辨证法是思考方法，那末思考为人类所独有的东西，在自然界中，除较高等的动物外，我们可以证明都是不能思考的。自然界既不能思考，又何能有辨证法，又何能从自然史中抽出辨证法？”

“辨证法既为方法，那末与法则就不同。因为方法是一种工具，而法则或定律是用此工具所得到的结果，比喻我们造一桥梁，木是材料，斧锯与技术是工具亦曰方法，而桥之成功为其结果，架桥之力学为桥底法则。由是可以区别桥底力学与斧锯技术，判然两物。而马克斯主义者认辨证法为思考方法，即为自然法则或自然定律，是何异认桥底力学，斧锯技术为一物呢？虽则用辨证的方法以达于辨证的自然观，可有说得通的地方，（即使说通了也是一些神秘东西而已）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未曾说到这一点。至于以辨证法为从自然史中抽出来的东西，而即直接认为是自然法则，那更是我们所不能懂的了。”【276】

在其续篇，陈氏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总之，一个二十世纪的人，终应当把辩证法，辩证的定律和科学方法，科学定律两者间绝对相反的地方分辨清楚，这是我以十二分诚意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对于中国青年所抱的希望。”【277】

陈文发表之后，左翼刊物《现象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白亦民”的文章，题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评陈范予先生》。不用说，这篇文章就是要“为《自然辩证法》辩护”，而其辩护的主要招术就是嘲笑陈范予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如说“陈先生的知识比中学生还浅薄可怜”、“陈先生不明瞭方法与法则的关系究竟如何”、“陈先生又不明瞭思考方法与辩证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等等。实际上，该文的结尾就是这样一句话：“陈先生如不懂，请再把辩证法熟读一遍。”而其自身之浅薄可笑——就其语言与逻辑来说，与七、八十年后的方粉为其主子方舟子的辩护极为相像——，从其驳斥陈范予的“数有正负不是对立和矛盾”可窥一斑：

“陈先生这里只说负数没有实在性，那末正数是有实在性了，它因为有实在性，负数才可以补它的不足。我们在数学上来看看负数由于怎样一种Operation而出现的。譬如陈先生有十块钱，因为买东西用去五块，我们若用数学上的公式表示出来，应该是：10元-5元=5元，陈先生原有的十元是正数（‘+被略去’），买东两用去的五元是负数，若依陈先生的意思解说，负的五元没有实在性，即是用去的五元就是没有用了，等号后仍是等于十元了，这真连初级小学生都会笑陈先生的。这样的解释，陈先生或者以为太开玩笑了，但应用到具体的实在上却是如此。”【282】

显然是作者对自己的这篇文章颇为得意，或者是他人对这篇文章非常赏识，所以这篇文章在1934年1月又发表在《新中国杂志》上，所不同的是，该文署名改为“亦民”，文章末尾附有“（待续）”字样。【283】只不过是，白亦民的续篇至今仍未出现，倒是陈范予回敬给他的一篇长文，透露出了“白亦民”落荒而逃的原因。简言之，陈范予的答复虽然在语言上颇为恭谨，但在内容上，它却是重拳出击，至今读来令人抚掌称快——看看这段话：

“老实对白先生说，在十元钱中用去五元，这被用去的五元，只可以说是‘抽出’，绝对不能说是‘对立’或‘矛盾’。除非白先生一方面想把这五元存储起来，同时又在百货公司中看中了一价值五元的货物，你一方面舍不得用去这五元，同时又爱那看中的货物，要你花这五元，在此情景中，使你的心不能自主，无所适从。这时，你如不能对这五元下一个决断，一直任它烦恼了你，使你刚跨进储蓄银行的门时，你又想转身到百货公司去了。这样，使你的神经苦痛，竟至为此发生了重大的神经错乱。这时候白先生的心理状态，才真正陷入于两重心理的对立，才真正陷入于想存五元又想花五元的矛盾中了。至于五元钱在白先生钱袋中，和五元钱在商店的钱柜中，则何对立与矛盾之有！”【284】

而就是如此浅白的“辩证法”，在不知不觉间竟然成为过去八十年间堵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门外的珠穆朗玛峰——尽管那成千上万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员”每天忙忙碌碌地穿梭于门缝之间，但他们之中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敢于逾越那座高山、更不要说把它挪走了。实际上，他们连正视这座高山的勇气都没有——至今，似乎只有龚育之一个人公开提到过那场公案。【285】但是，在自家的院子里，那伙人却仍在讲授、研究这个荒谬至极的“数学辩证法”。【286-287】而无论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他们也回答不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能够用于诡辩、狡辩、自娱之外，这样的“知识”对于人类文明究竟曾经起到过什么样的正面作用？

玩物丧志，不干正事

据于光远自己说，文革期间他闲得无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奈的闲暇”【288】——，但他却没有把那宝贵的时间用来“捍卫自然辩证法尊严”，即驳斥西方乃至中国历史上对《自然辩证法》的污蔑之词。恰恰相反，他以老顽童的心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289-291】“文革”结束后，于光远马上把“四人帮”帮刊《自然辩证法杂志》接续过来，改造成局级《自然辩证法通讯》，并且创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不仅如此，那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也被付梓发行，成为他迈向“要出一百本书”【292】人生目标的一个阶梯。终于光远一生，他也没有发表过一篇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论文，遑论一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