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辯證法”批判

毫無疑問，要對一個人的某項研究做出公正的評價，首要條件就是要對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相關課題的研究情況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因此，要對于光遠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做出公正的評價，我們也必須知道，在于光遠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之時——始於1940年前後——，國際學界以及中國社會對《自然辯證法》是怎麼看的。所以，本節的目的，就是要在回到于光遠之前，梳理一下關於“自然辯證法”和“辯證法”的評論和評價。

事實是，雖然《馬恩全集》卷帙浩瀚，讓讀者望而生畏，但其中屬於恩格斯本人的作品，即能夠獨立成書的著述，也就那麼幾本，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其中前兩篇只能算是長文或小冊子。但應該承認，因為通俗易懂，恩格斯的那幾本書都很流行。只不過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自然辯證法》這兩本書都給恩格斯造成了相當大的麻煩：前者不僅在恩格斯生前就遭到西方學術界的批評，它實際上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還受到了點名批評【186】；而後者則在問世之前就引發了所謂的“馬克思—恩格斯問題”（the “Marx-Engels” question），世人對之至今爭論不休——所以在21世紀的中國，還有不少人專門提供為之“辯護”而博取學位。【187-189】而在那些辯護文章之中，最好笑的一個標題就是《論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合法性》。【190】也就是說，對於“自然辯證法”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問題，至今仍存在爭議。

1、德國科學家阿隆斯與愛因斯坦

上文曾提到，在恩格斯去世後，“自然辯證法”的手稿在名義上歸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所有，但具體負責人卻是伯恩斯坦。因此，讓這份手稿不見天日長達三十年的“罪責”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但事實是，伯恩斯坦並非啥都沒做。據梁贊諾夫在《馬恩文庫》第二卷序文中透露，為了確定包括“自然辯證法”在內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是否值得出版，德國社會民主黨曾派人專程赴倫敦審查這批稿件：

“恩格斯去世後不久，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指派黨員和尊敬的學者里奧·阿隆斯博士去檢查馬克思和恩格斯遺留下來的數學和科學手稿，看看哪些適合出版。為此，阿隆斯去倫敦仔細檢查了所有相關手稿，其中大部分仍由埃莉諾·馬克思-艾維林保管，其餘的則由恩格斯的主要繼承人之一路易斯·弗萊伯格-考茨基夫人保管。 然而，正如他告訴我的，他的報告一直是負面的。科學或自然哲學著作已經過時，馬克思的數學手稿是學生的作品。阿隆斯的能力毋庸置疑，而這位不幸早逝的奇人的誠意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黨組織沒有單獨出版這些作品。”【191】

不過，到了1924年前後，也就是在“自然辯證法”手稿被蘇聯人製成膠片之後，伯恩斯坦產生了另一個想法：

“然而，我有時會想到，阿隆斯對恩格斯自然哲學著作的判斷是否受到以下事實的不利影響：據我所知，他是一個非常嚴格的經驗主義者，而這些學者普遍拒絕辯證法。 今年春天，當我和梁贊諾夫先生談起手稿時，我也向他表達了這個想法。 不久之後，為了確定，我請了作為人類和思想家同樣偉大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解釋情況，並對《自然辯證法》手稿發表意見。”【192】

這是愛因斯坦的審稿意見：

“愛德華·伯恩斯坦先生交給我一份恩格斯關於自然科學的手稿，請求我對這份手稿是否應該出版發表意見。我的看法是：如果這個手稿出自一位沒有歷史意義的作者，則我不建議將之出版，因為無論是從當代物理學的角度來看，還是從物理學史的角度來看，該手稿的內容都不具有特別的意義。但是，我可以想象該書稿被推薦出版，因為它對了解恩格斯的智識人格會做出有趣的貢獻。阿·愛因斯坦。1924年6月30日。”【193】

對於愛因斯坦的這個不到一百個單詞的簡短評價，梁贊諾夫是這樣看的：

“愛因斯坦的意見證明了他的科學良知。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哪些手稿。從伯恩施坦的來信推測，他可能只把那捆總標題為‘自然辯證法’的手稿交給了愛因斯坦，它們現在確實只具有一個純粹的歷史意義。”【194】

雖然梁贊諾夫的這段話說得很含蓄，但他仍舊錶達了自己對愛因斯坦觀點的贊同，並且承認恩格斯手稿中標記為“自然辯證法”的那部分札記，尤其是關於電和磁的文字，並沒有現實意義，而僅有“歷史意義”——意即它們對於研究“恩格斯思想”有史料價值，但對於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沒有指導價值。

可是，為了死死地抱住這棵大樹，全世界的“恩粉”都對愛因斯坦的評價採取無視、曲解、甚至詆毀的態度。例如，1928年，老牌的《美國歷史評論》雜誌發表了一篇匿名評論，評論的對象就是《馬恩文庫》德文版第二卷。在提到愛因斯坦對“自然辯證法”文稿的出版價值表示懷疑之後，該評論員馬上把梁贊諾夫的猜測附上，即第一，伯恩斯坦將手稿弄得一團糟，誤導了愛因斯坦；第二，伯恩斯坦沒有看到全部手稿。【195】六年後，荷裔美國數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德克·揚·斯特魯克（Dirk Jan Struik,1894-2000）在《科學哲學》雜誌創刊號上評論《自然辯證法》時，特意引用了愛因斯坦的一句話，“because they form an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els' importance”，用來證明這本書確實具有出版價值。【196】而蘇聯科學哲學家凱德洛夫（Бонифат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едров,1903-1985）直到七十年代還在反覆指控伯恩斯坦因為隱匿恩格斯的手稿而犯有“罪行”（преступное）、負有“罪責”（вину）。【197】實際上，根據梁贊諾夫的那個揣測，即伯恩斯坦只將恩格斯的部分手稿送給愛因斯坦審閱，凱德洛夫還把伯恩斯坦的險惡居心也活靈活現地分析了出來：

“當他對恩格斯哲學遺產的犯罪態度將被公開的威脅出現時，已經變得相當心虛的伯恩斯坦決定使用新招數來使自己免責。當然，他完全明白，他用鮮為人知的阿隆斯的觀點來為自己隱藏恩格斯最有價值的思想長達三十年，無法在全世界廣大進步公眾的眼中證明自己的無辜。……因此，伯恩斯坦決定利用愛因斯坦的威望。他顯然是這樣推理的：像任何偉大的科學家一樣，愛因斯坦應該主要對現代科學問題感興趣，而不是那些四十多年前的問題。此外，如果選擇那些在1895年就已經過時的材料發給愛因斯坦，那麼毫無疑問，他將從愛因斯坦那裡收到負面的評價。”【198】

到了八十年代，那個被方舟子抄襲的美國-愛爾蘭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家希恩（Helena Sheehan, 1944-）【199】仍舊老調重彈，說什麼“伯恩斯坦向愛因斯坦提供了手稿，或部分手稿”。【200】

事實是，據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早年曾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說，伯恩斯坦在1929年就曾親口告訴他，愛因斯坦看到的是全部稿件。【201】可想而知，伯恩斯坦肯定還告訴過梁贊諾夫和其他人同樣的信息。但是，在梁贊諾夫與伯恩斯坦之間，“馬克思主義者”的缺省選擇就是不信任“修正主義者”。很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胡克給愛因斯坦去信詢問，而愛因斯坦則在1940年6月17日回信道：

“親愛的胡克教授：愛德華·伯恩斯坦向我提供了全部手稿，我的意見也是基於全部手稿。我毫不懷疑，在這麼長時間之後，如果自己的前輩嘗試會被如此看重，恩格斯本人會覺得非常可笑。您的誠摯的，A.愛因斯坦”。【202】

而就在這一年，胡克出版了他的名著《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於是他就順便把上述信息透露了出來。而那本書，尤其是含有相關內容的第九章，題為《辯證法與自然》，早在1964年就出現了中文節譯本【203】，次年還出版了中文全譯本【204】。很難想象在1973年已經成為蘇聯科學哲學界頭號權威的凱德洛夫對之仍舊一無所知。而不論是真的無知，還是佯裝無知，他的學術研究都需要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可是，在“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眼中，凱德洛夫的地位大概僅次於“經典作家”。【205-210】

幾乎與凱德洛夫咒罵伯恩斯坦同時，有“愛因斯坦的中國傳人”之稱的許良英因為知道愛因斯坦1940年的信件，所以，他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自己的偶像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由於受了德國自然科學家反對黑格爾那套自然哲學的傳統的影響，主觀上對辯證法採取疏遠的態度，因而即使有幸讀到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也認識不到它在科學上的重大價值，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9】

許良英當時很可能沒有意識到，上面這句話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就是黑格爾那套自然哲學的傳統”這個秘密暴露了出來。

2、德國哲學家伯恩斯坦

其實，與阿隆斯那樣的“經驗主義者”相比，“理論家”伯恩斯坦本人對“辯證法”的“拒絕”強度更要高出一籌。1899年，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問世，其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近乎全面的“修正”，對辯證法的抨擊幾乎是毀滅性的——看看這兩段話：

“黑格爾辯證法的最大騙局就在於它永遠都不會全錯。她斜視着真理，就像鬼火斜視着光明。它並不自相矛盾，因為據它說，每個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矛盾。在過去被經濟占據的領域使用暴力矛盾嗎？哦不，因為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量’。”【211】

“黑格爾主義的邏輯筋斗雲，確實散發着激進且智慧的光芒。就像鬼火一樣，它以模糊的輪廓向我們展示出超凡脫俗的前景。可是，一旦我們相信了它所指引的方向，我們就註定會陷入泥潭。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並不是依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因為擺脫了它。從另一方面講，如果說他們二人忽略了布朗基主義的最嚴重的錯誤的話，那也首先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理論中混雜了黑格爾的學說。”【212】

誰都知道，青年時期的恩格斯是黑格爾的鐵杆粉絲——大不敬的說法就是“腦殘粉”、“哲學控”——，曾因謝林攻擊黑格爾而發誓“要替偉大的死者應戰”。【213】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在他的眼中，“黑格爾是一個為我們開闢了意識的新紀元的人”。【214】實際上，除了所謂的“辯證法”之外，恩格斯從黑格爾那裡繼承下來的最大遺產就是唯心主義——所以他才會認為“辯證法”存在於“自然”之中。雖然恩格斯到死都不承認後一點，但對於前一點，他卻坦然承認：“唯物主義辯證法”是“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215】“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一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運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216】所謂“拯救”，就是給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披上一件“唯物主義”的外衣，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把它顛倒過來”。【217】也就是因為如此，杜林才會嘲笑晚年的馬克思不過就是從早年的“青年黑格爾主義者”（Junghegelianer）變成了“黑格爾的老侍女”（alten Hegeljungfer），而已。【218】在當時，杜林很可能都沒有聽說過恩格斯。

事實上，任何一個熟悉德國哲學史的人都會發現，在“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主義”之間，存在着極為明顯的承傳關係。例如，在恩格斯剛剛去世後，威納爾·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他曾被恩格斯讚譽為“對馬克思體系的輪廓作了出色的描述”、是“第一次設法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馬克思真正說過的話”的德國大學教授【219】——就在紀念恩格斯的長文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用黑格爾形式辯證法的模塊建立了他們體系的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像所有黑格爾主義者一樣，是對知識的極其糟糕的批評家”。【220】

1908年，在一篇紀念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的長文中，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德勒（Max Adler, 1873-1937）說，馬克思那“照亮了歷史的黑暗”的“真正的普羅米修斯精神火花”，是從“黑格爾的思想”轉變而來的。【221】

同樣，早在1897年，梅林就說，馬克思是“一個真正的黑格爾學生”【222】，其根據顯然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所說，“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只不過是，馬克思緊接着就宣稱，自己的辯證法實際上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223】。而在1918年出版的《馬克思傳》中，梅林不僅重複了這個說法【224】，他還更進一步，說馬克思“是黑格爾的真正繼承人”【225】。

1922年，一位名叫赫蘭德爾（Sven Helander, 1889-1970）的瑞典人發表文章認為，馬克思無產階級理論的第一個想法只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補充、“在其發展的最重要的歲月里，馬克思是如此完全地獻身於他的黑格爾，以致他的哲學只由黑格爾組成，並且在他以後的生活中每當遇到任何新的原始體系時，他立即不自覺地把黑格爾當作一個標準”、“馬克思是如此沉浸在黑格爾之中，即使他自己並不知道，他也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226】所以，到了三十年代，連中國的小青年艾思奇都這樣說：“凡懂得一點西洋哲學的人，沒有不知道黑格爾哲學和新唯物論的關係的。”【227】

所以，伯恩斯坦針對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主義或辯證法的討伐，何止是“修正”，它簡直就是“閹割”。也就是因為如此，恩格斯的另一個密友、後來與伯恩斯坦同樣被視為“老牌修正主義者”、甚至被列寧罵為“叛徒”的考茨基才會跳出來質問他：

“如果你把作為它‘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辯證法拿掉，馬克思主義還剩下了什麼？”【228】

考茨基的質問，顯然源自當時俄羅斯最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因為在給考茨基的信中，他就這樣寫道：

“如果伯恩斯坦的批判性嘗試是正確的，那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導師的哲學和社會主義觀點還剩下什麼了？社會主義還剩下什麼了？答案是：不多！或者更確切地說：啥都沒有！”【229】

也就是因為意在閹割馬克思主義，伯恩斯坦被稱為“修正主義的始祖”。儘管列寧並不同意這個稱號【230】，但這頂帽子卻牢牢地扣在伯恩斯坦的頭上【231】。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普列漢諾夫的助手、著名哲學家阿克塞爾羅德（Любовь Исааковна Аксельрод, 1868-1946）被指控為“修正主義者”，其主要罪名就是“反對辯證法”；而她在為自己辯護時也承認，“修正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確實是以對辯證法發起荒謬的攻擊開始的”。【232】實際上，列寧把辯證法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和“理論基礎”。【233】所以說，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辯證”與否，是判斷“正統”與“修正”（異端）的第一標準，甚至可以說是唯一標準——唯物與唯心，充其量排在第二位。

3、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

本來，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是恩格斯之後最早接觸《自然辯證法》手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因此他們二人應該是這份手稿的最早研究者或評論者。但事實是，他倆都沒有對之留下片言隻語。讓人有些意外的是，最早對“自然辯證法”做出評論之人，竟然是盧卡奇，並且，他的評論竟然是在沒有看到那份手稿的情況下做出的。

1923年，盧卡奇的名著《歷史與階級意識》在德國柏林出版。該書的副題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因此相當於世界上首部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專著。與伯恩斯坦不同的是，在盧卡奇看來，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負擔，恰恰相反，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因為在盧卡奇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只與方法有關”。【234】也就是因為如此，在討論“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時，盧卡奇指責恩格斯為“在辯證方法的討論中已造成了許多混亂”：

“因為無論你是否批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它對這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中的那些公式，認為它們不完整、不充分，或者是經典，我們都必須承認，這些陳述恰恰缺少了這一要素。……”【235】

盧卡奇的相關論述很長，而在其末尾，有一個注釋，其中提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顯然來自《反杜林論》：

“把這種方法限制於歷史和社會的現實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對辯證法的闡述所產生的誤解，根本在於恩格斯——依照黑格爾的錯誤先例——把辯證法擴展到認識自然界。但是在這方面，辯證法的決定性規定，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作為思想變化基礎的範疇基礎的歷史變化等等，在自然知識中並不存在。遺憾的是，在此不可能對這一問題詳細討論。”【236】

除了挑起“馬克思—恩格斯問題”之外，《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另一個“文眼”就是這段話：

“黑格爾辯證法的這一革命性原則——在不歧視黑格爾的所有保守內容的情況下——在馬克思之前已經被多次認識到，但從中卻沒有產生一種革命性的科學。只有在馬克思那裡，黑格爾的辯證法才真正成為赫爾岑所說的‘革命的代數學’。但它並不是簡單地通過唯物主義的顛倒而成。恰恰相反，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原則之所以能夠在這種顛倒中、並通過這種顛倒而顯現出來，是因為馬克思堅持了這種方法的本質，即整體的觀點，將所有局部現象視為整體的環節，辯證過程，保持了思想和歷史的統一。”【237】

這段話的意思，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否定了“唯物辯證法”與“唯心辯證法”之間的區別。確實，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盧卡奇幾乎不提“唯心主義”這個詞；而在作於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盧卡奇坦然承認自己當時“一方面是吸收馬克思主義和政治行動主義，另一方面則是純粹唯心主義的倫理成見不斷增強。”【238】也就是說，唯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兩件事情。總之，在二十年代的盧卡奇看來，辯證法就是辯證法，根本就沒有唯物和唯心之分。實際上，與盧卡奇幾乎同時，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科爾施（Karl Korsch, 1886-1961）也這樣寫道：

“我們不應該……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給某些在黑格爾術語中叫作‘科學的哲學方面’的認識論原則取了一個新的名稱，這些原則實際上在對黑格爾辯證法進行唯物主義改造時都被保存下來了。”【239】

在《自然辯證法》問世之前，世人基本上都明白，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宣稱自己的辯證法是經過改造過的（被“顛倒”了的）黑格爾辯證法，但實際上，二者之間根本就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尤其是從方法論這個角度來看。這也是我們很少看到或者聽過“唯心辯證法”或“辯證唯心主義”這些說法的根本原因。因為誰也說不清楚它們與“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到底有什麼不同。

“改革開放”之後，盧卡奇在中國大陸“理論界”變成了一個“話題人物”——在當時，大有“開口不提盧卡奇，讀盡馬列未足奇”的態勢。所以，于光遠也曾談到過盧卡奇，但僅此一次：

“那時，我感到周揚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發生了頗大的興趣。他很看重盧卡奇的著作。這一點我想同盧卡奇對美學也作了比較深的研究，同時又是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家有關，因為這也是周揚的專門領域。盧卡奇有一本書《歷史和階級意識》很有名，盧認為社會革命的目的是剷除異化和實現‘真正的人性’。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面臨着的問題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時也找了一些盧卡奇寫的東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許同譯文有關）不想花很多時間去鑽研，因此同周揚在這方面談不到一起。”【240】

如果你知道于光遠曾說過“《資本論》這部書並不難懂”【241】這樣的話，你就會對于光遠說“盧卡奇寫的……文字很不好懂”感到萬分難懂：如果于光遠連盧卡奇都搞不懂的話，他怎麼可能搞得懂黑格爾？而按照列寧的說法，搞不懂黑格爾，就不可能搞得懂《資本論》（下詳）。事實是，于光遠雖然會偶爾提到黑格爾，但他卻從未寫過一篇關於黑格爾哲學的文章，並且，他討論的“黑格爾問題”，幾乎全部都是“咬文嚼字”。【242】所以說，不論于光遠所說的“懂”到底是什麼意思，你都應該明白，他之所以非要給“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冠以“中國”這兩個字的原因，除了是要在中國稱霸之外，就是要畫地為牢，閉關自守。因為一旦越過邊境線，這個“學派”、這個“研究會”馬上就像一個外星人。

4、革命導師列寧論辯證法

在“十月革命”爆發前三年，當列寧首次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學》一書時，他當時的感受，用俄裔美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曾任托洛茨基秘書的杜娜葉夫斯卡婭（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的話說就是“震撼”（shock）。【243】看看列寧當時寫下的這個“警句”（Афоризм）：

“不研究和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所以說，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馬克思！！”【244】

據托洛茨基說，生於1870年的列寧從19歲時起開始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245】而上面這個警句則寫於1914年——距離列寧去世只有不到十年的時間。換句話說就是，在當了大半輩子“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列寧才發現，自己並沒有真的“理解馬克思！！”

事實是，早在24歲時，列寧就為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辯護，其內容之一就是反駁其他人說《資本論》照搬黑格爾的邏輯。而列寧當時對黑格爾的了解幾乎全部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他“據理力爭”，嚴詞駁斥——看看這段話：

“通過這篇評論，我們試圖表明自由主義民粹派論戰的現行方法之虛偽與荒謬。 他們所謂馬克思主義是黑格爾主義的附庸，以及信仰三段論式、信仰不需要事實驗證的抽象教條和方案、信仰每個國家都有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等言論——全都被證明是信口胡謅。”【246】

實際上，直到1908年，也就是在閱讀黑格爾原著之前六年，列寧還在其名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它是“哲學家列寧”的唯一代表作——一書中引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後記，說馬克思“清晰、明確地把他的唯物主義跟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即最徹底、最發達的唯心主義，對立起來”。【247】曾幾何時，當發現馬克思真的是黑格爾的信徒之後，列寧也馬上改弦易轍，對後者頂禮膜拜，甚至寫下了這樣一句讓“辯證法盲”們永遠茫然的話：

“在黑格爾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義最少，唯物主義最多。”【248】

為什麼一部“唯心主義最少，唯物主義最多”的書，會是一部“最唯心”的書呢？實際上，連列寧本人都不得不加上了一句“‘矛盾’，但卻是事實”（«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 но Факт!）這樣的話來給自己找轍。所以，對於那些“不懂辯證法”的人來說，他們永遠都不可能搞懂這個悖論。

同樣，從列寧在閱讀黑格爾的《哲學史》時還曾說過“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主義”【249】這樣的事實，我們就知道，對於“辯證唯物主義者”來說，雖然他們的死敵在名義上是唯心主義者——列寧在其《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就反覆強調，恩格斯哲學家分為“兩大陣營”：唯物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但事實是，他們對待唯心主義者比同一陣營的唯物主義者還要親。所以，美國學者萊文（Norman Levine, 1931-）說，在讀過黑格爾之後，列寧就被完全“黑格爾化”了。【250】而另一位美國學者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 1948-）則認為，列寧不僅是一個矛盾的、神秘的黑格爾主義者【251】，他實際上還相當於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始祖。【252】

確實，在作於1914年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列寧曾說過“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絕對觀念的整章……幾乎沒有具體的唯心主義，而是以辯證法為主要論題”這樣的話。【253】而就是根據這樣的話，蘇聯哲學權威德波林在為《列寧文稿》第九卷（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作序時這樣闡述道：“關於‘絕對觀念’一章，列寧表達得更加明確，強調其中沒有任何特別唯心主義的東西”。【254】而就是這句話，在當時的“機械—辯證”大辯論中被人解釋成“黑格爾的辯證法實際上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255】

到了五、六十年代，“馬克思就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幾乎就是東、西方學術界的共識，所以著有《馬克思傳》和《恩格斯傳》的英國學者麥克萊倫才會說出“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從未離去”這樣的話。【256】而盧卡奇也直言不諱地說，“馬克思直接銜接着黑格爾”、“馬克思的理論工作直接銜接着黑格爾遺留下來的理論線索。”【257】實際上，不僅“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這麼說，即使是在“東方”的蘇聯，也是如此：有人專門尋找馬克思《資本論》與黑格爾《大邏輯》（Wissenschaft der Logik）之間的平行關係，並且還出版了一本書。【258】事實是，早在1891年，恩格斯就已經在一封私信中如此這般地指點一位求學者：“把馬克思從商品到資本的發展與黑格爾從存在到本質的發展作一比較，你就會看到一對美麗的平行線”。【259】二十多年後，列寧在研究黑格爾的《邏輯學》一書時也發現，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是同一個東西，而它們全都是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裡吸取”而來並將之“發展”而成的。【260】只不過是，這樣的觀點，在斯大林時代受到了抑制。但只要閱讀經典作家的原著，或者能夠做到“博覽”，這樣的信息仍舊會撲面而來。

5、美國哲學家胡克

前面提到，與《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出版幾乎同時，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科爾施也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文，其中就說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主義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而他在那段話後面加的注釋就把那個觀點的源頭指向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針對恩格斯的辯證法，科爾施寫道：

“根據大量文獻，人們普遍認為，與他的那個更富有哲理的夥伴馬克思相反，晚年恩格斯的世界觀退化到了一種徹底的自然主義的唯物主義那裡去了。”【261】

盧卡奇和科爾施的著作對一個美國左翼青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個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胡克。1931年，胡克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試圖理解馬克思》，其中就指出，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差異在《反杜林論》中就已經呈現，而在《資本論》第二、三卷中，馬克思根據革命批判方法構建的經濟學理論竟然被恩格斯改造成了基於“假說—演繹”方法的科學理論——其結果，就是將馬克思理論的社會與實踐意義消解了。【262】實際上，胡克就差把“恩格斯是修正主義之父”這句話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在胡克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智力上存在着無可爭議的巨大差異。【263】顯然，當時的胡克還是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左翼青年——他自稱是“沒有教條的共產主義者”【264】——，他要給“革命導師”留下一點顏面，因為如果他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闡述自己的這個觀點的話，說服力無疑會更強：恩格斯一生養尊處優，衣食不愁；馬克思的成年生涯幾乎全都是在貧困線上掙扎，只是因為仰仗恩格斯的施捨——據估計，恩格斯總共向馬克思提供了相當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十萬英鎊的資助【265】——才能夠活到65歲。如果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存在”能夠產生完全相同的“社會意識”，那豈不是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還沒有走出家門就已經徹底破產？

兩年後，胡克將《試圖理解馬克思》一文擴展成一本書，其中，他兩次引用德文版“自然辯證法”【266】，說明他已經開始研究這本書了。而其研究成果，就是四年後在《馬克思主義季刊》（Marxist Quarterly）上發表的《辯證法與自然》一文，其主要內容就是從邏輯上來證明所謂“自然辯證法”之荒謬——看看這個論證：

“很明顯，辯證法一詞的一個重要意義使它成為一切事物的構成原則，成為任何已有的或可能被構想出來的事物的普遍存在的本體論特徵。因此，一旦我們真正了解了任何情況，我們就可以證明它符合辯證法的規律。但在這一點上，我們面臨着一個困難。在為捍衛馬克思而反對杜林時，恩格斯強調指出，前者‘並不夢想試圖’用辯證法來證明資本主義積累和衰落的歷史必然性。‘恰恰相反：在他用歷史觀點證明了實際上這一過程已經部分地實現，部分往後還一定要實現以後，他才指出，這樣一個過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的’。換言之，證明過程不必是辯證的。更有甚者：即使研究的主題是歷史性的，辯證法充其量也只是眾多證明方式之一。因此，不可能所有的思維——甚至所有有效的所謂——都是辯證的，正如我可以將所有語言翻譯成英語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英語為通用語言一樣。”【267】

實際上，上面這個論證只是一碟開胃小菜：《辯證法與自然》一文的重點就是作者從《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中找出了“辯證法”一詞的七種含義，進而證明，它們幾乎都是不能兼容的概念，因此證明其自相矛盾。不僅如此，在文章的結尾部分，胡克還分別針對辯證法的“三大定律”，即對立統一、量質互變、否定之否定，進行了批駁——看看這段話：

“如果所有的存在都是自相矛盾的，並且，如恩格斯所說，一切正確的思維都是事物的映象或反映，那麼，一致性就會成為虛假性的終極標誌。這將使科學——它將一致性視為真理性的一個必要條件——寸步難行。從另一方面講，如果一切存在都是自相矛盾的，恩格斯又憑什麼說作為自然的產物，思維必須同自然相‘適應’，而不是同它相矛盾呢！”【268】

不過，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胡克下面這段話才最具有針對性，它準確地預言了“自然辯證法”的流行與“科學納粹”的產生之間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因果的關係：

“我們的結論是，只有在其被理解為是科學方法的同義語時，辯證方法才能宣稱自己是有內涵和正確性；而既然在其傳統的闡述中，辯證方法充斥着誤導和錯誤的概念，則如果拋棄這個用語，它對清晰的思維會更有幫助。相反，保留這個用語，則會釀成一種神秘的自然哲學，為‘雙重真理’教條——一種是普通的、科學的和俗世的真理，另一種則是神秘的、‘辯證的’和‘更高的’真理——鋪平道路。最後，它還鼓勵這樣一種態度，它極易導致對科學家的監督審查、頤指氣使和非法迫害。”【269】

到了六十年代，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科萊蒂（Lucio Colletti, 1924-2001）說得更清楚了：

“事實上，恩格斯如此堅持要求的東西並不能通過科學而獲得，而只能通過不加批判地恢復黑格爾的舊式‘自然哲學’來獲得。並且，恩格斯所追求的東西並不是要讓科學（我們所擁有的唯一知識形式）擺脫其中尚存的玄想成分，而是恰恰相反：把舊的形而上學重新轉嫁給科學，或者，用他的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說法，讓‘哲學在死後對自然科學的報復’的那個時刻的終將到來。”【270】

1940年，胡克的名著《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一書出版，《辯證法與自然》是該書的第九章，它在六十年代就被譯成中文，發表在《哲學譯叢》上。【271】可是，除了譯者徐崇溫之外——徐崇溫“批駁”胡克的方式非常簡單，就是在引用胡克的文字之前，加上“歪曲”、“詭辯”、“攻擊”、“反動”這樣的字眼，好像這就足以將對方的論證化為烏有【272-273】——，不要說“中國自然辯證法公認的祖師爺”于光遠對之置若罔聞，即使是整個“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以及那個吃皇糧拿國祿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都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與胡克“論爭”。

好笑的是，胡克的很多觀點，與一個叫陳范予的中國人幾乎是不謀而合。而那個陳范予，既沒有胡克那樣金光閃閃的學歷，也沒有胡克那樣高不可攀的地位。但對於這樣一個人，于光遠和他率領的“中國自然辯證法幫”也同樣採取“無視”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學派”只有一個本事，那就是自欺欺人。

更好笑的是，胡克不僅早在四十年代就把後來的“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打成了啞巴，他實際上還在四十多年之後幫助方勵之策反了“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的大將許良英——這是許良英的檢討：

“第一個錯誤，即關於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評價(見文集第1卷202-203頁)，為了維護恩格斯著作的神聖性，對愛因斯坦和胡克作了無禮的攻擊。這個註腳，1978年已經改寫，並於1983年重印時刊出，批判愛因斯坦的話已刪了，但正如方勵之同志所指出的，仍保留着給胡剋扣的政治帽子。近年來，為研究民主的理論和歷史，我讀了胡克的代表作《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和《美國百科全書》中他所寫的詞條《民主》，發覺他是一位目光銳利、有獨立思想的理論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不無道理的，值得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冷靜思考，而我當時，囿於政治偏見，竟失去了客觀的判斷能力。”【274】

順便提及一下：1948年，胡克在美國紐約大學指導的一名左翼學生畢業，這個人叫庫爾茨（Paul Kurtz, 1925-2012）。庫爾茨畢業後沒有選擇跟隨胡克繼續深造，而是去了哥倫比亞大學。1976年，庫爾茨在美國建立了一個以“反偽”為己任的組織，取名為CSICOP，它不僅以“科學警察”自許，而且也被外界普遍視為奧威爾所說的“思想警察”。【275】1988年，受于光遠一夥的邀請，庫爾茨率領四名打手來到中國彈壓“偽科學”。【12】

6、中國文化人陳范予

1933年，也就是在《自然辯證法》被杜畏之譯成中文出版之後的第二年，一個叫陳范予的人在《大陸雜誌》連發兩篇長文對之進行批判。【276-277】在當時，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陳范予究竟何許人也。實際上，直到今天，聽說過他的人也沒有幾個——如果不是曾與巴金等名人有過交往的話，他的身世很可能會湮滅在茫茫人海之中。

陳范予，名昌標，字范宇，1901年出生於浙江的一個農民家庭，1918年，陳范予小學畢業後進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習，1923年畢業。在那之後，他在各地各類學校執教，從小學、農校到“勞動大學”。陳范予的朋友圈包括柔石、巴金、馮雪峰等人，他們的共同愛好是新詩，他本人的政治信仰則是無政府主義。1941年，陳范予死於肺病。【278-281】

本來，以其淺薄的學歷和不那麼顯赫的資歷，陳范予根本就沒有資格對“經典作家”恩格斯的名著評頭品足。確實，他寫的那兩篇文章，幾乎全部都是從常識的角度來批判《自然辯證法》。例如，他根據恩格斯說“辨證法——這是唯一的適合於高級發展的思考方法”以及“辨證法的定律是從自然史與人類社會史中抽引出來的”等言論，得出恩格斯認為辨證法既是方法又是法則這樣的結論。據此，他批駁道：

“現在，我們如在路上執住一個中學生，問他何謂方法，何謂法則，兩者是否一物，他必能侃侃答我：譬若擲石，擲是方法，求所擲之石，用多少力，受多少空氣阻力地心吸力的影響，經過多少時間，而使石拋物線地落於某點，綜合這各種關係，成立一個公式是謂之拋物法則。可見方法與法則截然不同。”【276】

同樣，他根據主觀方法於客觀方法之區別，得出了“辨證法絕對不是科學方法”的結論。再看看這兩段話：

“馬克斯主義者自己既然說辨證法是思考方法，那末思考為人類所獨有的東西，在自然界中，除較高等的動物外，我們可以證明都是不能思考的。自然界既不能思考，又何能有辨證法，又何能從自然史中抽出辨證法？”

“辨證法既為方法，那末與法則就不同。因為方法是一種工具，而法則或定律是用此工具所得到的結果，比喻我們造一橋梁，木是材料，斧鋸與技術是工具亦曰方法，而橋之成功為其結果，架橋之力學為橋底法則。由是可以區別橋底力學與斧鋸技術，判然兩物。而馬克斯主義者認辨證法為思考方法，即為自然法則或自然定律，是何異認橋底力學，斧鋸技術為一物呢？雖則用辨證的方法以達於辨證的自然觀，可有說得通的地方，（即使說通了也是一些神秘東西而已）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卻始終未曾說到這一點。至於以辨證法為從自然史中抽出來的東西，而即直接認為是自然法則，那更是我們所不能懂的了。”【276】

在其續篇，陳氏以這樣一段話結尾：

“總之，一個二十世紀的人，終應當把辯證法，辯證的定律和科學方法，科學定律兩者間絕對相反的地方分辨清楚，這是我以十二分誠意對於中國人，尤其是對於中國青年所抱的希望。”【277】

陳文發表之後，左翼刊物《現象月刊》上發表了一篇署名“白亦民”的文章，題為《辯證法與自然科學：評陳范予先生》。不用說，這篇文章就是要“為《自然辯證法》辯護”，而其辯護的主要招術就是嘲笑陳范予這也不懂那也不懂，如說“陳先生的知識比中學生還淺薄可憐”、“陳先生不明瞭方法與法則的關係究竟如何”、“陳先生又不明瞭思考方法與辯證法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等等。實際上，該文的結尾就是這樣一句話：“陳先生如不懂，請再把辯證法熟讀一遍。”而其自身之淺薄可笑——就其語言與邏輯來說，與七、八十年後的方粉為其主子方舟子的辯護極為相像——，從其駁斥陳范予的“數有正負不是對立和矛盾”可窺一斑：

“陳先生這裡只說負數沒有實在性，那末正數是有實在性了，它因為有實在性，負數才可以補它的不足。我們在數學上來看看負數由於怎樣一種Operation而出現的。譬如陳先生有十塊錢，因為買東西用去五塊，我們若用數學上的公式表示出來，應該是：10元-5元=5元，陳先生原有的十元是正數（‘+被略去’），買東兩用去的五元是負數，若依陳先生的意思解說，負的五元沒有實在性，即是用去的五元就是沒有用了，等號後仍是等於十元了，這真連初級小學生都會笑陳先生的。這樣的解釋，陳先生或者以為太開玩笑了，但應用到具體的實在上卻是如此。”【282】

顯然是作者對自己的這篇文章頗為得意，或者是他人對這篇文章非常賞識，所以這篇文章在1934年1月又發表在《新中國雜誌》上，所不同的是，該文署名改為“亦民”，文章末尾附有“（待續）”字樣。【283】只不過是，白亦民的續篇至今仍未出現，倒是陳范予回敬給他的一篇長文，透露出了“白亦民”落荒而逃的原因。簡言之，陳范予的答覆雖然在語言上頗為恭謹，但在內容上，它卻是重拳出擊，至今讀來令人撫掌稱快——看看這段話：

“老實對白先生說，在十元錢中用去五元，這被用去的五元，只可以說是‘抽出’，絕對不能說是‘對立’或‘矛盾’。除非白先生一方面想把這五元存儲起來，同時又在百貨公司中看中了一價值五元的貨物，你一方面捨不得用去這五元，同時又愛那看中的貨物，要你花這五元，在此情景中，使你的心不能自主，無所適從。這時，你如不能對這五元下一個決斷，一直任它煩惱了你，使你剛跨進儲蓄銀行的門時，你又想轉身到百貨公司去了。這樣，使你的神經苦痛，竟至為此發生了重大的神經錯亂。這時候白先生的心理狀態，才真正陷入於兩重心理的對立，才真正陷入於想存五元又想花五元的矛盾中了。至於五元錢在白先生錢袋中，和五元錢在商店的錢櫃中，則何對立與矛盾之有！”【284】

而就是如此淺白的“辯證法”，在不知不覺間竟然成為過去八十年間堵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正門外的珠穆朗瑪峰——儘管那成千上萬名“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會員”每天忙忙碌碌地穿梭於門縫之間，但他們之中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敢於逾越那座高山、更不要說把它挪走了。實際上，他們連正視這座高山的勇氣都沒有——至今，似乎只有龔育之一個人公開提到過那場公案。【285】但是，在自家的院子裡，那伙人卻仍在講授、研究這個荒謬至極的“數學辯證法”。【286-287】而無論他們說得多麼天花亂墜，他們也回答不了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除了能夠用於詭辯、狡辯、自娛之外，這樣的“知識”對於人類文明究竟曾經起到過什麼樣的正面作用？

玩物喪志，不干正事

據于光遠自己說，文革期間他閒得無聊——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無奈的閒暇”【288】——，但他卻沒有把那寶貴的時間用來“捍衛自然辯證法尊嚴”，即駁斥西方乃至中國歷史上對《自然辯證法》的污衊之詞。恰恰相反，他以老頑童的心態編輯了一本《馬克思恩格斯論喝酒》。【289-291】“文革”結束後，于光遠馬上把“四人幫”幫刊《自然辯證法雜誌》接續過來，改造成局級《自然辯證法通訊》，並且創建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不僅如此，那本《馬克思恩格斯論喝酒》也被付梓發行，成為他邁向“要出一百本書”【292】人生目標的一個階梯。終于光遠一生，他也沒有發表過一篇專門研究“自然辯證法”的論文，遑論一本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