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

谁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仅仅靠唱过一首歌、写过一本书，一个人就可以以“歌唱家”、“作家”的头衔名扬天下，老本足够吃一辈子。可是，不甘寂寞、勇于进取的于光远却没有躺在床上吃“《自然辩证法》翻译家”这个老本，而是靠着这个老本，又干了许多的事儿：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期间，我倡议并组织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2】

这不仅导致教育部在1981年规定“自然辩证法”“应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3】，它还导致中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自然辩证法”从业人员，从助教、讲师到教授、博导。

不仅如此，“1981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是这个研究会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2】这个“研究会”实际上就是那个在“文革”后被取缔了的“中宣部科学处”的借尸还魂，所以它是中国科协中的唯一“另类”：它享受局级待遇、它拥有专职工作人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准官僚机构，根本就不是于光远对外谎称的“学术群众团体”。【4】与之相比，那个比它晚成立了一年的“全国《反杜林论》研究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群众团体”，所以它才会仅仅存在了几年，然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5】论重要性，完整的《反杜林论》比半截子、烂尾工程《自然辩证法》要高出至少一个量级，因为列宁不仅将之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相提并论【6】，他还将之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说它是“每个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之一【7】。也就是因为如此，早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就把《反杜林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8】，而这个说法在六十年代得到了苏联官方的确认【9】。同样，《反杜林论》对毛泽东也极为重要，有人就说：

“《反杜林论》是毛泽东一生中阅读时间最持久、阅读兴趣最浓、重视程度最高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长期反复研读《反杜林论》，毛泽东才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系统完整的理解，并由此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观、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思想理论基础。”【10】

与之相比，《自然辩证法》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本“单科全书”，不要说列宁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即使是知道这本书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一生都不曾提及这本书。【11】可是，与身穿洋制服、头戴大盖帽、腰系武装带、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连胡同串子司马南都跟着沾光，他进中国科技会堂餐厅吃饭比进自己家的厕所屙屎还要随意、任性【12】、连瑞士奸商林树坤都知道要通过行贿何祚庥来打通“中国科协出版部”的关节【13】——与之相比，“全国反杜林论研究会”却像是一个拖油瓶、一个童养媳、一个私生子，不要说吃饭时上不了正桌，即使死去，也没人搭理——由此可知于光远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事实是，在当时，由于光远一手创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也是“局级”。【14】也就是说，仅仅一个“自然辩证法”，就让“大玩学家”于光远玩出了两个“局级单位”！在当时，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宣部也仅有“一室五局”而已。【15】而对于普通的地方官员来说，即使让他们把一个“大集体职工”转为“国营职工”、将“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都比登天还难。由此可知于光远“自然变戏法”的功力。好笑的是，于光远他变出的最大戏法，也是他“反伪”的最、最、最主要的招数，就是宣布那些“特异功能”全都是魔术、全都是戏法——“完全是骗人的把戏”。【16】这与“旷世奇骗”、“绝代文贼”方舟子动不动就指控谁谁是“骗子”【17】，几乎是同一个路数。

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本事大着呢！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改名为“科学技术哲学”。可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个所谓的“学术群众团体”却仍旧坚决保持着自己的“官名”——直至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而于光远亲手缔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于光远当时对之已经鞭长莫及——，则在1993年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理由是“为了便于对外学术交流并与国家教委规范的学科名称相一致”。【18】显然，这个理由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毫无效力，因为他们既不需要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迟至2001年，也就是在于光远发出“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19】这个号召的两年之后，一个“专门以‘自然辩证法’为主题，由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才“第一次”在国内举行【20】——，也不受国家教委的节制。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使命。这是中国哲学界最高刊物《哲学研究》在世纪初对那伙人的评价：

“‘自然辩证法’从业者似乎成了对什么领域都敢发言的‘万金油’式的专家, 而且彼此之间往往因缺乏共同的语言而无法交流, 与国际学术界更是无法对话。”【21】

但即使长年累月地遭人白眼、冷眼，那个“研究会”却仍旧恬不知耻地像“方舟子妻”那样“苟活着”。【22】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最根本的辩证法就是 “站着死不如跪着生”、“好死不如赖活”。

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本事多着呢！谁都知道，在马克思生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就否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3】只是在恩格斯一手炮制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冒头，而它在冒头之初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恩格斯的密友兼其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就一再说“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这样的话，如“恩格斯在某些领域并不是马克思的准确解释者”【24】；在其本人遭到“修正主义”的指控后，他就直接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25】。可是，随着《自然辩证法》——它是后人对恩格斯一堆未完成手稿的总称——在1925年的问世，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米丁等人在十多年间硬是无中生有般地构建完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大部分，自然辩证法理所当然地隶属于前者。【26】可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不仅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它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是，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二级学科”，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三级学科。【27】换句话说就是，这两个本来应该是父—子关系的学科，在中国却变成了侄—叔关系。而玩出这个欺师灭祖、人伦颠倒花样之人，就是“大玩学家”于光远：

“尽管在新的研究规划里，自然辩证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在新的现代化事业中特殊的重要性，由于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有着重要影响的学科，还由于中国有着以于光远为首的一个比较庞大的‘自然辩证法’队伍，于是在学科规划中，自然辩证法被单独列为‘哲学’的二级学科，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面的三级学科。”【28】

显然是针对这一大怪诞，从1956年起就开始阅读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八十年代初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届自然辫证法研究班“负责人”的韩增禄【29】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本来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分离为什么别的辩证法。”【30】

实际上，据吴国盛说，于光远的最初打算是要把“自然辩证法”玩成与“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28】——那将直接导致“自然辩证法”凌驾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甚至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所以，在于光远的手中，“自然辩证法”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学科”，一个“学派”，一个“事业”【31】——但最终，它变成了中国科学纳粹手中的“核武器”。

按照201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所谓“事业”是指“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32, p.1188】而“自然辩证法事业”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这个“需要”——于光远的主要政治经济学思想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33】——，而是于光远通过“变戏法”的手段活生生地“创造”出来的，而“创造社会需要”又是于光远的一项创新性经济学主张。【34】换句话说就是，“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于光远人为地——也就是“非自然地”、“反自然地”——为某些人制造出来的一个“谋生职业”、一个“铁饭碗”。也就是因为如此，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位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探索“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规律”时，赫然做出了这样的发现：

“在我国没有哪个学科像自然辩证法这样发展成一项事业，也没有哪个国家的自然辩证法像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这样别具特色。”【35】

毫无疑问，作者的本意是在赞美这项“事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它却更像是嘲讽、奚落、揭露——即把这项“事业”的非自然性、非必要性、非公益性、极端自私自利性、毫无廉耻性暴露了出来。

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其“反自然”本质，这个“事业”的内部一直就酝酿着“矛盾”。1982年，也就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后的第二年，方励之以该研究会理事的身份指出，作为一门“学科”，“自然辩证法”的最大弊端就是“老”、“爷”二气：“老”是指它“老气横秋、一成不变”；“爷”则是说它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继承先前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衣钵。【36】三年后，显然是受方励之的影响，正在北京大学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学位的吴国盛起草了一篇《青年自然辩证法宣言》，其中写道：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社会研究事业，在共和国历史上记下了极其可悲的一页。不是以最新自然科学的成果，而是以自然辩证法的经典著作为出发点，不是按照一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以行政手段强制命令来促成它的产生和成长，这种荒唐的发端就已经暗示出以后自然辩证法研究只考证注释，不批判创新的局面。”【37】

众所周知，由方励之等人引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1989年戛然而止。但是，到了1992年，就又有人开始唠叨这个“自然辩证法事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它的可能“出路”。【38】显然是要化解“矛盾”，到了世纪末，于光远才会踩着法轮功的尸骨，“老马嘶风”般地向徒众们发出“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的号召。【19】“雄风”二字，将科学纳粹当年的嚣张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

事实是，“自然辩证法事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几乎全部都是负面的——关于这一点，连于光远亲手指定的科学纳粹二代帮主方舟子都不屑掩饰，所以他才会在2008年亲手把一篇表达这个观点的文章“新盗”进由他一手掌控的新语丝网站。【39】两年后，连“中国辩证法事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许良英的亲传弟子、那个傻乎乎的中国头号中医黑张功耀【40】都在一个以“在为国服务中发展自然辩证法”为主题的会议上发出了“每况愈下”、“我们这个学术团体越来越远离社会实际，而且越来越不讲学术信誉”这样的哀叹。【41】但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于光远的门生、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孙慕天教授才会在72岁高龄之际，在于光远辞世之前两年，恬颜无愧地高喊：

“于光远先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42】

或许那些徒子徒孙们确曾——也确实应该——向于光远行过三跪九叩尊师大礼，就像赵本山的那些徒弟一样，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祖师爷”，他们之中很多人可能连喝粥都找不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