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于光遠的“自然變戲法”

誰都知道，在“改革開放”之前，僅僅靠唱過一首歌、寫過一本書，一個人就可以以“歌唱家”、“作家”的頭銜名揚天下，老本足夠吃一輩子。可是，不甘寂寞、勇於進取的于光遠卻沒有躺在床上吃“《自然辯證法》翻譯家”這個老本，而是靠着這個老本，又幹了許多的事兒：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在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期間，我倡議並組織召開了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作為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的一個組成部分。”【2】

這不僅導致教育部在1981年規定“自然辯證法”“應列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課”【3】，它還導致中國出現了成千上萬的“自然辯證法”從業人員，從助教、講師到教授、博導。

不僅如此，“1981年10月，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我是這個研究會的第一屆和第二屆理事長。”【2】這個“研究會”實際上就是那個在“文革”後被取締了的“中宣部科學處”的借屍還魂，所以它是中國科協中的唯一“另類”：它享受局級待遇、它擁有專職工作人員，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准官僚機構，根本就不是于光遠對外謊稱的“學術群眾團體”。【4】與之相比，那個比它晚成立了一年的“全國《反杜林論》研究會”才是一個真正的“學術群眾團體”，所以它才會僅僅存在了幾年，然後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5】論重要性，完整的《反杜林論》比半截子、爛尾工程《自然辯證法》要高出至少一個量級，因為列寧不僅將之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相提並論【6】，他還將之與《共產黨宣言》相提並論，說它是“每個覺悟的工人必讀的書籍”之一【7】。也就是因為如此，早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就把《反杜林論》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8】，而這個說法在六十年代得到了蘇聯官方的確認【9】。同樣，《反杜林論》對毛澤東也極為重要，有人就說：

“《反杜林論》是毛澤東一生中閱讀時間最持久、閱讀興趣最濃、重視程度最高的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正是通過長期反覆研讀《反杜林論》，毛澤東才真正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系統完整的理解，並由此奠定了其馬克思主義觀、哲學觀、歷史觀、價值觀及思維方式的思想理論基礎。”【10】

與之相比，《自然辯證法》充其量也不過是一本“單科全書”，不要說列寧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即使是知道這本書的斯大林和毛澤東，一生都不曾提及這本書。【11】可是，與身穿洋制服、頭戴大蓋帽、腰系武裝帶、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連胡同串子司馬南都跟着沾光，他進中國科技會堂餐廳吃飯比進自己家的廁所屙屎還要隨意、任性【12】、連瑞士奸商林樹坤都知道要通過行賄何祚庥來打通“中國科協出版部”的關節【13】——與之相比，“全國反杜林論研究會”卻像是一個拖油瓶、一個童養媳、一個私生子，不要說吃飯時上不了正桌，即使死去，也沒人搭理——由此可知于光遠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事實是，在當時，由于光遠一手創辦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也是“局級”。【14】也就是說，僅僅一個“自然辯證法”，就讓“大玩學家”于光遠玩出了兩個“局級單位”！在當時，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宣部也僅有“一室五局”而已。【15】而對於普通的地方官員來說，即使讓他們把一個“大集體職工”轉為“國營職工”、將“工人編制”轉為“幹部編制”，都比登天還難。由此可知于光遠“自然變戲法”的功力。好笑的是，于光遠他變出的最大戲法，也是他“反偽”的最、最、最主要的招數，就是宣布那些“特異功能”全都是魔術、全都是戲法——“完全是騙人的把戲”。【16】這與“曠世奇騙”、“絕代文賊”方舟子動不動就指控誰誰是“騙子”【17】，幾乎是同一個路數。

于光遠的“自然變戲法”本事大着呢！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把“自然辯證法”改名為“科學技術哲學”。可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這個所謂的“學術群眾團體”卻仍舊堅決保持着自己的“官名”——直至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而于光遠親手締造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室”——于光遠當時對之已經鞭長莫及——，則在1993年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室”，理由是“為了便於對外學術交流並與國家教委規範的學科名稱相一致”。【18】顯然，這個理由對於“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毫無效力，因為他們既不需要和國外進行學術交流——遲至2001年，也就是在于光遠發出“重振自然辯證法雄風”【19】這個號召的兩年之後，一個“專門以‘自然辯證法’為主題，由中日兩國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會議”才“第一次”在國內舉行【20】——，也不受國家教委的節制。他們有自己的政治使命。這是中國哲學界最高刊物《哲學研究》在世紀初對那伙人的評價：

“‘自然辯證法’從業者似乎成了對什麼領域都敢發言的‘萬金油’式的專家, 而且彼此之間往往因缺乏共同的語言而無法交流, 與國際學術界更是無法對話。”【21】

但即使長年累月地遭人白眼、冷眼，那個“研究會”卻仍舊恬不知恥地像“方舟子妻”那樣“苟活着”。【22】顯然，對於他們來說，最根本的辯證法就是 “站着死不如跪着生”、“好死不如賴活”。

于光遠的“自然變戲法”本事多着呢！誰都知道，在馬克思生前，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本人就否認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23】只是在恩格斯一手炮製之下，“馬克思主義哲學”才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冒頭，而它在冒頭之初就被指責為“修正主義”——恩格斯的密友兼其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就一再說“恩格斯修正了馬克思”這樣的話，如“恩格斯在某些領域並不是馬克思的準確解釋者”【24】；在其本人遭到“修正主義”的指控後，他就直接稱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25】。可是，隨着《自然辯證法》——它是後人對恩格斯一堆未完成手稿的總稱——在1925年的問世，蘇聯哲學家德波林、米丁等人在十多年間硬是無中生有般地構建完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其中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大部分，自然辯證法理所當然地隸屬於前者。【26】可是，在中國，“自然辯證法”不僅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一部分，它連“馬克思主義哲學”都不是，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並列的“二級學科”，而“辯證唯物主義”則是三級學科。【27】換句話說就是，這兩個本來應該是父—子關係的學科，在中國卻變成了侄—叔關係。而玩出這個欺師滅祖、人倫顛倒花樣之人，就是“大玩學家”于光遠：

“儘管在新的研究規劃里，自然辯證法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的一個重要門類’，但是，由於科學技術本身在新的現代化事業中特殊的重要性，由於以科學技術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在國際上已經成為有着重要影響的學科，還由於中國有着以于光遠為首的一個比較龐大的‘自然辯證法’隊伍，於是在學科規劃中，自然辯證法被單獨列為‘哲學’的二級學科，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下面的三級學科。”【28】

顯然是針對這一大怪誕，從1956年起就開始閱讀于光遠主編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八十年代初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屆自然辮證法研究班“負責人”的韓增祿【29】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本來意義上的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同馬克思主義哲學相分離為什麼別的辯證法。”【30】

實際上，據吳國盛說，于光遠的最初打算是要把“自然辯證法”玩成與“哲學”並列的“一級學科”【28】——那將直接導致“自然辯證法”凌駕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二級學科）、甚至全部“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上。所以，在于光遠的手中，“自然辯證法”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它還是一個“學科”，一個“學派”，一個“事業”【31】——但最終，它變成了中國科學納粹手中的“核武器”。

按照2012年版《現代漢語詞典》，所謂“事業”是指“人所從事的，具有一定目標、規模和系統而對社會發展有影響的經常活動。”【32, p.1188】而“自然辯證法事業”之所以能夠產生，並不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存在這個“需要”——于光遠的主要政治經濟學思想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需要”【33】——，而是于光遠通過“變戲法”的手段活生生地“創造”出來的，而“創造社會需要”又是于光遠的一項創新性經濟學主張。【34】換句話說就是，“自然辯證法事業”是于光遠人為地——也就是“非自然地”、“反自然地”——為某些人製造出來的一個“謀生職業”、一個“鐵飯碗”。也就是因為如此，華南理工大學的一位碩士學位研究生在探索“我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發展規律”時，赫然做出了這樣的發現：

“在我國沒有哪個學科像自然辯證法這樣發展成一項事業，也沒有哪個國家的自然辯證法像我國自然辯證法事業這樣別具特色。”【35】

毫無疑問，作者的本意是在讚美這項“事業”。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讀者來說，它卻更像是嘲諷、奚落、揭露——即把這項“事業”的非自然性、非必要性、非公益性、極端自私自利性、毫無廉恥性暴露了出來。

實際上，恰恰就是因為其“反自然”本質，這個“事業”的內部一直就醞釀着“矛盾”。1982年，也就是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成立之後的第二年，方勵之以該研究會理事的身份指出，作為一門“學科”，“自然辯證法”的最大弊端就是“老”、“爺”二氣：“老”是指它“老氣橫秋、一成不變”；“爺”則是說它高高在上、指手畫腳，繼承先前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的衣缽。【36】三年後，顯然是受方勵之的影響，正在北京大學攻讀“自然辯證法”專業碩士學位的吳國盛起草了一篇《青年自然辯證法宣言》，其中寫道：

“自然辯證法作為一種社會研究事業，在共和國歷史上記下了極其可悲的一頁。不是以最新自然科學的成果，而是以自然辯證法的經典著作為出發點，不是按照一門學科內在發展的必然要求而是以行政手段強制命令來促成它的產生和成長，這種荒唐的發端就已經暗示出以後自然辯證法研究只考證注釋，不批判創新的局面。”【37】

眾所周知，由方勵之等人引發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1989年戛然而止。但是，到了1992年，就又有人開始嘮叨這個“自然辯證法事業”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它的可能“出路”。【38】顯然是要化解“矛盾”，到了世紀末，于光遠才會踩着法輪功的屍骨，“老馬嘶風”般地向徒眾們發出“重振自然辯證法雄風”的號召。【19】“雄風”二字，將科學納粹當年的囂張神態描繪得栩栩如生。

事實是，“自然辯證法事業”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幾乎全部都是負面的——關於這一點，連于光遠親手指定的科學納粹二代幫主方舟子都不屑掩飾，所以他才會在2008年親手把一篇表達這個觀點的文章“新盜”進由他一手掌控的新語絲網站。【39】兩年後，連“中國辯證法事業”的主要參與者之一許良英的親傳弟子、那個傻乎乎的中國頭號中醫黑張功耀【40】都在一個以“在為國服務中發展自然辯證法”為主題的會議上發出了“每況愈下”、“我們這個學術團體越來越遠離社會實際，而且越來越不講學術信譽”這樣的哀嘆。【41】但儘管如此，或者說正因如此，于光遠的門生、哈爾濱師範大學遠東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孫慕天教授才會在72歲高齡之際，在于光遠辭世之前兩年，恬顏無愧地高喊：

“于光遠先生……是中國自然辯證法公認的祖師爺。”【42】

或許那些徒子徒孫們確曾——也確實應該——向于光遠行過三跪九叩尊師大禮，就像趙本山的那些徒弟一樣，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祖師爺”，他們之中很多人可能連喝粥都找不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