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請來洋槍隊

在1982年以後的十多年間，“反偽幫”的那些“鬥士”們大約每日每時都有一種灰溜溜、賊兮兮、慘澹淡、被千夫指、遭萬人罵的感覺。與之相比，“偽科學”們雖然說不上順風順水，但卻絕對可以說是風生水起、揚眉吐氣。1982年7月，《北京文學》發表著名作家柯岩的長篇報告文學《癌症≠死亡》，其內容就是介紹氣功治癌的故事。在文章中，柯岩解釋說，自己之所以在體驗生活半年之後還不敢動筆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害怕”：

“為什麼你宣傳氣功？封建迷信，唯心主義，偽科學，騙人的玩意兒……

“為什麼你不宣傳其他治癌的單位、方法、手段？

“為什麼你宣傳郭林，氣功流派多着呢！

“你看過那些病人的病歷嗎？

“你懂得氣功的道理嗎？

“你有數據嗎？

“這些，就夠我交代不清的了，何況，還遠遠有我想不到的。我是個病人，目前還不能工作呢。”【560】

看出那些讓柯岩膽顫心驚的“質問”，都是“反偽鬥士”們的慣用套路了嗎？果然不出柯岩所料，二十年後，她的這篇報告文學被于光遠的打手申振鈺定性為“偽科學”，因為它“奠定了‘氣功作家’出現的基礎。”【513】

科學納粹就是人類機體中的惡性腫瘤

在1982年前後，中國老百姓對反偽幫的態度就像是幾年前對“四人幫”一樣，又恨又怕，避之唯恐不及。

在柯岩“奠定了‘氣功作家’出現的基礎”之後三個月，“偽科學家們”在北京召開“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第三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錢學森作了題為《這孕育着新的科學革命嗎？》的報告，其中說道：“真正吸引着我們沿這條曲折而又艱險的道路去探索的是：這可能導致一場21世紀的新的科學革命，也許是比20世紀初的量子力學、相對論更大的科學革命。”【458】僅從這個標題和這句話，你就可以看到錢學森的昂揚鬥志和風發意氣。這是申振鈺在二十年之後的評論：

“這一段話，繼續鼓舞着‘人體特異功能’研究者繼續奮鬥又近20年之久。在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籌）第三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紀要中，更進一步明確，要加強科研隊伍的建設和‘特異功能’的進一步開發。事實上，中宣部[1982]24號文件的‘不再介紹和宣傳，也不要進行批評和組織爭論’（後來被概括為不宣傳、不批評也不爭論）的三不方針，實際上絲毫沒有禁住‘不宣傳也不介紹’的最重要的第一條方針。之後的近20年，‘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勢頭，並沒有絲毫的減弱。‘特異功能’的研究，以一種新的形式——‘氣功外氣’，仍然在一些大學和研究所里進行着，所謂的實驗報告不斷地發表出來，甚至是以整本整本的著作出版發行。那些以‘氣功大師’的名義冒出來的‘特異功能人’層出不窮。這類宣傳神秘現象、特異功能、神魔鬼怪、看相算命的著作，據不完全統計，從80年代中期至1999年，就有上千種。其中僅看相、算命、看風水的就有225種。相反，‘不批評，也不爭論’這兩條，真的實施得很好。截至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出台前，幾乎沒有敢直接批評‘人體特異功能’的文章問世，就是批評‘偽氣功’的聲音也是很微弱的。”【513】

如果你注意到申振鈺把“神魔鬼怪、看相算命”也都記在“人體特異功能”的賬上的話，你就會明白她確實是得到了其主子“倒扣屎盆”招術的真傳。實際上，只有運用這樣的招術，才能把“二十年、七個階段”這個“偽理論”說得通。事實是，在1995年，為了迎合中國反偽幫一手挑起的“反偽運動”，身在美國的方舟子剽襲了其所在學校教授寫成自己人生第一篇科學哲學文章。【561】而為了掩蓋抄襲痕跡，更是為了“洋為中用”，他就硬生生地在那篇翻譯稿中塞進了幾個中國土貨：算命、氣功【562】——東窗事發之後，方舟子以“我已做恰當的改寫並舉自己的例子”【563】為由否認自己剽竊。顯然，無論時代和地域多麼不同，但“反偽”暴徒的“反偽”招數卻都是相同的。為什麼呢？因為那是他們的天性和本能，可以不學自通。

從1982年下半年到1985年年底，于光遠一夥的“反偽”活動基本上轉入地下。在這期間，于光遠鬧出的最大動靜，就是借《自然辯證法》新譯本出版之機說了“幾句話”：

“……我在重新譯編這部書的時候，常常出現在自己腦海里的一個強烈的思想，不是恩格斯所寫的有些內容的相對陳舊，而是他的許多論述至今看來還是那麼重要，值得我們讀過多遍這本書的人再仔細研究琢磨。至於有些文稿，如《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過去不被自然辯證法研究者所重視，而在今天成為一個反對偽科學宣傳的重要武器。恩格斯寫它的時候，決不會想到他寫的這篇論文，是對八十年代初，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所出現遍及全國許多地方的所謂‘人體特異功能’宣傳的有力駁斥。”【564】

對於上面這段話，你只需記住這樣的事實：在當時，“耳朵認字”的風頭早已被“氣功”的浪潮遠遠蓋過，“氣功大師”嚴新也已經出山——這是申振鈺的記載：

“1984年7月，《重慶工人報》發表了敖大倫寫的《神醫·神話·現實》的長篇報道，把在四川綿陽中醫學校任教，因搞封建迷信活動被取消處方權，淪為江湖郎中的嚴新，用當時享譽中外的海燈法師弟子的包裝裝扮起來，於是一個神醫、神話的現實被呈現出來。”

“1984年10月23日，陝西省氣功研究會成立。這個研究會雖然是個地方的氣功組織，但他的影響和作用不可小視。第一，在全國氣功研究會還未成立之時，陝西率先成立了‘氣功組織’，這對於推動全國性組織的建立，起了促進作用；第二，1982年出山，以從事‘氣功產業’作為詐騙活動的郭周禮當上了這個研究會的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在他的策劃下，國際氣功聯合會在西安建立，使西安成為全國‘偽氣功’的一個活動中心。”【513】

也就是說，到了1985年，不僅于光遠後來追認的“第三階段”早已成為昨日黃花，連“第四階段”，即“由個別‘氣功師’的活功發展到成立這個‘功’、那個‘功’的組織！”也已顯露端倪。但是，在于光遠的眼中，“偽科學”仍舊只是——也僅限於——“人體特異功能”。很可能是因為那“幾句話”勾起了自己對“人體特異功能”的切齒、刻骨之恨，于光遠在說完之後就又開始緊鑼密鼓地行動起來，將自己“反偽”文章結集出版。只不過是，那本書的問世，還要再等一年多的時間。

1986年，由國防科工委政委伍紹祖、安全部副部長賈春旺和中宣部副部長滕藤組成的“人體科學領導小組”正式成立。【513】第二年，中國人體科學學會得到了國家科委的批准，成為中國正式、合法的科學團體。【418】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于光遠的另一個門徒、曾任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時任《科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林自新趁訪問美國之機，特意跑到一個自命的“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即臭名昭著的“科學警察”（CSICOP），那裡去取經，並且在次年把他們請到了中國。這是申振鈺所作報道的第一段話：

“應中國《科技日報》社的邀請，美國‘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一行6人於3月21日至4月3日在北京、西安、上海進行訪問和學術交流。代表團成員有美國‘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主席、紐約州立大學哲學系教授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揭露‘超人—尤里·蓋勒’真相的世界著名魔術家詹姆斯·蘭迪（James Randi），《不明飛行物：公開的欺騙》的作者、美國航空周刊和空間技術雜誌高級編輯菲利普· J. 克拉斯（Philip J. Klass），《科學對異常的鬥爭》、《科學的異常世界》、《懷疑的探索者》主編、美國著名科學家肯德里克·弗萊茲爾（Kendrick Frazier），美國‘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公關處主任巴里·卡爾（Barry Karr），《超心理學：巫術的科學》作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格林敦學院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阿爾考克（James Alcock）。”【565】

問題是，即使在美國，這個“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也沒有多大名氣；那麼，中國的“反偽鬥士”們是怎麼知道他們的呢？原來，被“三不”政策堵住嘴之後，他們開始潛入地下，搜集國際上的相關資料。而就在1984年，“《超心理學：巫術的科學》作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格林敦學院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阿爾考克（James Alcock）”的“超心理學：科學還是魔術”被“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聯絡組”作為“人體特異功能問題調查研究資料”的之六和之七“非法出版”了——你一定要知道，到了九十年代，反偽幫“反偽”的利器之一就是指控對方使用“非法出版物”進行（非法）宣傳。顯然，從那時起，那幫由洋人組成的“科學警察”就變成了中土“反偽鬥士”心中的“大救星”，而他們把“大救星”請到中國來還要再等幾年。為什麼呢？因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不好意思自己出面請神，大概是怕丟“馬克思主義”的老臉。所以，他們忍辱含垢一直等到林自新當上《科技日報》的大老闆並且掌握了實權之後。

毫無疑問，于光遠一夥花大錢請來洋槍隊，和滿清政府請來洋槍隊的目的一模一樣，那就是要用他們來鎮壓中國的“叛匪”——所不同的是，當年的華爾洋槍隊使用的武器確實是洋槍，而二十世紀的洋槍隊則打着“科學”的旗號。據洋槍隊員阿爾考克後來透露，當時他曾問一個陪同他們的中國“心理學家”：既然你們已經知道那些特異功能是騙術，為什麼還要請我們來？那位心理學家答道，文革期間他在農村曾養了四年豬，如果出面戳穿騙局的話，就可能被當權者再次送去農村養豬。【566】這位反偽心理學家編造這個瞎話的心理再清楚不過：就是要藉助你們這些洋大人來綏靖攘內！

事實是，對於林自新以《科技日報》社的名義邀請洋槍隊的目的，申振鈺在二十年後交代得非常清楚。只不過是，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申振鈺在2007年謊稱當時請他們來主要是針對“偽氣功”，其次才是“人體特異功能”。【567】可惜的是，申振鈺在撒謊之際忘記了自己二十年前曾白紙黑字地寫了一篇長達三千多字的報道，也不知道他們請來的客人會在不知不覺間揭她的老底。這是那些所謂的“科學警察”當時發表的一篇報告中的開頭兩句話：

“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的五名執行理事和一名職員在中國逗留了兩周（1988年3月21日至4月3日）。我們是受中國頂尖科學報紙的邀請對中國的靈學研究現狀和相信特異功能的程度進行評估，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批評性的科學測驗。”【568】

洋槍隊放洋槍

1988年3、4月間，受中國反偽幫重要成員、于光遠的鐵杆跟班、《科技日報》總編林自新的專程親自跪請，美國科邪組織CSICOP理事會的頭面人物傾巢出動，浩浩蕩蕩氣勢洶洶地殺進中國鎮壓“科學叛匪”。回國後，他們發表了一份“初步”調查報告，算是向他們的金主交了差。反偽幫一直沒敢把這份他們花大價錢買來的“Special Report”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表。

同樣，在申振鈺的報告中，“氣功”這兩個字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是她當時“綜合”的洋人觀點：

一、人體特異功能不是新現象，是從古老唯靈論發展而來的；

二、人體特異功能不能納入科學共同體；

三、超心理學—超物理掌：超科學的理論；

四、應該繼績反對非科學的宣傳。【565】

而《科技日報》社當時也寫了一份秘密報告，其內容後來被杜繼文披着“鍾科文”的馬甲部分披露出來。看看這段話：

“有人懷疑代表團是來搜集我國的特異功能機密情報，有人說蘭迪（詹姆斯·蘭迪，世界著名魔術家）有特異功能而偽裝成魔術家，是為了破壞我國的特異功能開發應用。有人從北京打長途電話指示陝西衛生廳長不許氣功師、特異功能人與代表團接觸；下令北京飯店保衛科阻攔華夏氣功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帶人前去接受測試。有人指責中方‘反對派’帶了洋槍隊來破壞祖國優秀遺產，是‘以夷壓華’，幫助外國人丟中國人的臉。有人追查對代表團的邀請經誰批准，陪同代表團的科技日報社負責人是否點名批評了中央領導同志。陝西人體科學研究會負責人竟然登上報告會主席台質問中方主持人：‘你是什麼人？把名字寫下來!’有人譏笑代表團外賓少見多怪，用西方的辦法檢驗東方的瑰寶根本不科學。有人為表演失敗辯解，說給代表團表演特異功能的都只是二三流水平的人物。”【569, p.270】

如果你注意到上段話中有“氣功”兩個字，不要感到奇怪，因為在當時，氣功與人體特異功能幾乎合流，所以，很多氣功師宣稱自己有特異功能，而那個洋槍隊要檢測的就是特異功能。實際上，《科技日報》的那個秘密報告為自己慘遭圍攻找出三條原因，第一條就是“迷信披上了科學的外衣，氣功成了不少騙術的保護傘，迷惑力相當強。”【569, pp.270-271】看到他們在氣功與科學之間畫的那個若隱若現的等號了嗎？

所以說，于光遠一夥當時根本就不是在“反對偽科學”，而是在報私仇、爭私利、奪公權，而他們要達到目的的手段就是請來洋人幫他們打群架。事實是，到了1988年，關於嚴新的神話已經吹破了天，什麼嚴新站在鄧稼先的病房中就能夠立即解除鄧稼先的病痛、清華大學教授宣布嚴新能夠使實驗室的電燈開關失靈、能夠遠距離發功能使實驗室里的化學樣品發生變化、即使站在兩千公里之外發功也能夠對物質分子發生作用、撲滅大興安嶺野火。【513】可是，面對這些比“耳朵認字”神奇億萬倍的“超自然”、“偽科學”——連錢學森都站出來批評了，說那是“神秘主義”【570】——，飛揚跋扈的中國科學納粹們卻連個屁都不敢放。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難道于光遠的那些已經很“成熟”了的科學對於“偽氣功”不管用了？

原來，當時真的有一個“大氣功師”發了功，它不僅把“佛眼通”于光遠的眼睛給封住了，而且還把他斷案的鐵嘴也給堵死了。而這個“氣功大師”不是別人，就是于光遠的大老闆胡喬木。這是他在1987年初在家中對清華“氣功幫”發的“功”：

“氣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學，這不是什麼既不要反對也不要宣傳的問題，而是要大力宣傳，以便促進這項科學研究的深入，為四個現代化服務。”【571】

按照申振鈺後來的說法，“這個講話徹底推翻了1979年、1982年胡耀邦的批示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通知，為氣功宣傳大開方便之門。”【513】也就是因為如此，他們才會專攻“人體特異功能”，而對“偽氣功”這個更大的“偽科學”裝聾作啞。換句話說就是，對於這幫“反偽鬥士”來說，一種現象是不是“偽科學”根本就無關緊要——最最重要的是用“偽科學”這根棍棒將對手打死。而這幫“鬥士”最不敢“斗”的，除了洋人之外，就是自己的上司和老闆。

一葉障目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耳朵認字”的風頭被“外氣”吹得幾乎煙消雲散，但以于光遠為代表的“反偽鬥士”們卻仍舊死死盯住“耳朵認字”之類的“人體特異功能”不放，而對鋪天蓋地般的“氣功外氣”視若無睹、充耳不聞。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他們那幫人或者根本沒有資格“反對偽科學”，或者他們根本就不是在“反對偽科學”。事實是，他們就是在搞偽科學——打着“科學”的旗號以達到個人的目的。

實際上，按照于光遠的標準，林自新請來的那個六人洋槍隊是百分之百的冒牌貨。還記得于光遠曾這樣質問“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嗎：“有多少人體科學方面的專家？搞生理的有多少？搞腦生理的有多少？”【74, p.236】連“百搭”鄧偉志都這樣教訓那些“偽科學們”：

“研究人體科學一定要有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參加，也一定要有廣大醫學家參加。”【56, p.122】

可是，那六個洋人之中，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 1925-2012）從本科時就開始學哲學，一直到去世都只與哲學打交道；詹姆斯·蘭迪（James Randi, 1928-）連高中都沒畢業，按照方舟子的標準就是一個“半文盲”【572】；菲利普·克拉斯（Philip J. Klass, 1919-2005）只有政治學學士學位，他從大學時代就給“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打工掙錢；肯德里克·弗萊茲爾（Kendrick Frazier, 1942-）從學士到碩士都是新聞學專業；巴里·卡爾（Barry Karr）只有本科學位，所學專業是電子工程；而那個被申振鈺介紹為“《超心理學：巫術的科學》作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格林敦學院社會心理學家”的詹姆斯·阿爾考克（James E. Alcock,1942-）既是一個業餘魔術師，又是一個職業“超心理學黑”，即使康奈爾大學心理學教授在美國權威心理學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他也要黑人家一下，難怪對方嘲笑他根本不從事研究，連學術期刊的審稿程序都懵懵懂懂。【573】

其實，申振鈺所說的那個“格林敦學院”（Glendon College）既不屬於多倫多大學，也不是一個研究機構，它是約克大學的一個專門培養本科生的分校——就像中國的海河大學江湖分校一樣——，連研究生項目都沒有。而所謂的“社會心理學”，就像鄧偉志的那個“社會學”一樣，即使是在“軟科學”中，它也軟得如同一灘稀泥，所以才最適合“百搭”們藏身。

鮮為人知的事實是，美國“科學警察”雖然打着“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的招牌，但他們曾在1982年發表聲明說，自己對“異常現象”的“調查”既不用“科學”、也不用“科學研究”：

“作為一個組織，CSICOP並不直接從事靈學測驗、對超常現象進行研究、或對相關事物進行調查。”【574】

那麼，他們是怎麼進行“調查”的呢？答曰：打賭。這是蘭迪當時的懸賞：

“誰能做所謂特異功能表演，我們就給予他物理學解釋，或進行魔術模仿，如果我們做不來，就證明中國的特異功能的確存在，是一種獨特現象，而且我們將馬上簽發一個一萬元的美金支票發給氣功師以做獎勵。”【575】

上面這段話中的“氣功師”三個字是中國的“反偽鬥士”們後來硬塞進蘭迪的嘴裡的，因為如上所述，蘭迪一行的目的就是——也只是——“反‘人體特異功能’”；而他的邏輯就是，如果我能夠通過魔術重複出來你的特異功能，那就證明你的特異功能是魔術。還記得那個空軍第四研究所的李良明嗎？他在證偽特異功能時，使用的也是這個邏輯。後來司馬南反偽，使用的還是這個邏輯：我通過造假、欺騙、魔術能夠重複出人體特異功能，所以人體特異功能就是假的。這個邏輯的最大漏洞就在於它的前提：它認為一種結果只能有一個原因；而這個前提之可笑，通過下面這個類比即可一目了然：

“你說自己通過勤勞致富，但我致富的途徑卻是欺騙，因此證明你的財富也是騙來的。”

實際上，于光遠的門徒方舟子在“打假”之時之所以會那麼囂張和狂妄，其心理也不過如此：“我們從小就在老師指導下學習如何背下範文應付作文考試，養成了抄襲的習慣。”【576】所以，只要我想整你，我就一定能抓到你的把柄把你整死。

總而言之，《科技日報》之所以能請得起也請得動美國科學警察，就是因為他們全都是打着科學招牌的混子，因為正經的、真正的科學家都有自知，知道自己知識的局限；他們也都有自尊，不會沒羞沒臊地冒充全知全能、心甘情願地給別人當打手。而中國的“反偽鬥士”之所以會把這幫洋混子像神仙一樣請來，充分說明他們手中“科學”的威力，連一個“半文盲”魔術師都不如。

中國科學納粹請來洋槍隊

1988年，受時任《科技日報》社社長、總編林自新的邀請，極可能是受中國方面全額資助，美國一個叫做“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的組織派出六人代表團到中國，“調查”人體特異功能。按照鄧偉志的標準，這六個人之中，只有“社會心理學家”阿爾考克與“人體科學”勉強能沾上點兒邊兒，其餘五人連“科學”的邊兒都沾不上，遑論“人體科學”。事實是，這六個人當時沒有一個人從事真正意義的科學研究。1995年，這個組織再次派人訪華，隨後林自新到該組織訪問了一年。2000年，高中輟學生蘭迪來華參加“2000中國國際科普論壇”，被正式介紹為“教授”。【577】據申振鈺說，她和林自新等人曾在1992年、1996年兩次專程赴美參加該組織的年會；從2003年起該組織在美國專門辦班培訓中國人員，而中國的“反偽鬥士”則在2003年建立了一個“異常現象探索小組”，實際上就是美國科學警察的分支機構。【567】據查證，申振鈺在那段期間發表的很多“論文”都是從自該組織成員（尤其是阿爾考克）的文章中抄襲來的。據阿爾考克後來透露，他之所以能夠成為“科學警察”的要員，就是因為庫爾茨當初就要把科學警察建成一個“國際”組織，他們需要一個“外國”代表。【566】

外牲狗，外牲狗，來了就吃，吃了就走

儘管美國魔術師蘭迪在20世紀至少三次被中國反偽幫當成祖宗一般請到中國幫他們“打假”，但這個連高中文憑都沒有的小老頭似乎一直以為自己去的是“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578】

儘管中國的“反偽鬥士”們花天價請來了洋槍隊，但總的來說，其效果遠沒能達到他們的預期，那就是把“人體特異功能”一槍斃命——林自新後來承認，那次訪問“影響不大”。【579】而聶春榮則透露說，“該代表團的領導人受到觀眾質詢，表現非常尷尬無以答對。”【284】實際上，除了申振鈺的那篇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的報道之外，你現在幾乎找不到當時關于洋槍隊來華彈壓偽科學的其他報道——那碼事兒被媒體拿出來大肆宣傳，是在七年以後【580】、甚至十多年後【581】。

“反偽鬥士”的“反偽”策略永遠都是“一計不成，再施一計；計計不成，也不放棄”——所謂的“死纏”，用方舟子的話說就是“一輩子都不放過”【582】、“我這一輩子就纏上你”【583】、“我拿你當一輩子仇敵，就要選擇性一輩子打你的假”【584】。所以，到了1988年6月底，林自新控制的《科技日報》展開了新一輪攻勢：6月29日，它在頭版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發表專題報告指出，人體特異功能迄今未獲得科學證明》。顯然是早已串通好了，《人民日報》在次日摘要轉發了《科技日報》的文章。【585】這也是《人民日報》在1982年2月25日之後第一次在標題中使用“人體特異功能”這6個字。

實際上，那篇“專題報告”就是洋槍隊訪華期間傳遞的“真經”之一（Ken Frazier, on the recent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eport on parapsychology）【586】，而在當時，它尚未正式出爐，因為CSICOP的機關刊物在那年春天還說“希望下期能夠刊登該報告的摘要”（We hope to have a summary in our next issue）。【587】為什麼美國科學警察能夠“未卜先知”，在該書出爐之前就向中國科學納粹傳授呢？因為負責那份“專題報告”的“技術委員會”（Committee on Techniques）中，有一個成員，俄勒岡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海曼（Ray Hyman, 1928-），就是他們的同夥。實際上，那個委員會共有14名成員，除了一名某公司的訓練發展部主任（Director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Wyatt Company）專業不明之外，其餘13人清一色地全是心理學家——不要說沒有于光遠、鄧偉志所規定的解剖學家，它連生理學家都沒有。【588, p.iii】更好笑的是，那份洋報告全文長達十一萬單詞，其中，耳朵（ear/ears）只出現了七次，每次都不涉及“特異功能”或“認字”。【588, p.7, pp.111-113, p.255】也就是說，它根本就不曾驗證過“耳朵認字”這項“特異功能”，因此也就無法否定它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反偽幫們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來的那本“洋經”，與其說是給自己長了臉，倒不如說是把自己的老臉抽得啪啪響。

1988年7月11日，在中國人體科學學會的理事會上，錢學森發表了一個講話，其中他援引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的這段話來解釋于光遠一夥的“第二次高潮”：

“我們碰到的是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絕對精神的瓦解過程，當它的生命的最後一個火星熄滅的時候，個個caput mortuum（死屍）的各個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們重新化合構成新的物質。那些靠哲學過活，一直以經營絕對精神為生的人們，現在都在貪婪地攝取這些新的化合物，每個人都熱心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部分，競爭在所不免…”。【570】

還用得着明說那些吸吮着腐屍、“靠哲學過活”的人是誰嗎？而對於那個被于光遠一夥奉為至寶的“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專題報告”，錢學森評論道：

“這個報導我看了一下，其中講的結論是特異功能的存在迄今尚未獲得科學的證據。是所謂‘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組織一個專門委員會下的結論。比較詳細的介紹見美國《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1988年8月號90～91頁。他們之所以要研究這個問題，是因為在美國有爭論。有相信特異功能的，贊成研究，在美國有個專門學會，研究特異現象（Paranormal），屬於美國科學促進會，叫超心理學研究會，他們的成員是贊成特異功能的。美國也有另外一批人堅訣反對，就是CSICOP（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l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Paranormal）即科學地研究超常現象的委員會，自稱‘科學’，其實他們並不科學，這一伙人是堅決反對者。到中國《科技日報》社來的是代表這個反對者組織的。美國國內贊成與反對者之間有爭論，國家研究理事會才組織了評審，評審結果是無法下結論，因而說要繼續研究。我看這一點還是可以的，也沒有說誰是誰非。所以大家不要將這兩者，即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與CSICOP摘混，這是兩碼事，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並沒有下結論。至於《科技日報》的編輯們為什麼登這篇報導？大家來研究來推敲吧！”（同上。）

也就是在“錢學森精神”的指引下，《中國人體科學學會首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紀要》這樣寫道：

“反對者不甘失敗，竟然利用洋人來否定我們。他們先邀請一個‘美國超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的代表來中國做報告，看表演，目的是否定我們的特異功能的真實性，把它歸咎於魔術。然後又借《科技日報》這塊宣傳園地公開刊登出來，先後兩版半，這就挑起了人體科學真偽爭論的第二次高潮。我們的態度是既不怕，又重視，不沉默，不迴避，積極迎接挑戰。”（轉引自：【589】。）

在那之後，雖然《科技日報》又發表了幾篇洋槍隊的文章，但那已是強弩之末，不要說興風作浪，它連死水微瀾都沒激起。

問題是，美國洋槍隊跑到中國來耀武揚威，與于光遠有沒有關係？如果有，是什麼關係？1989年1月9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于光遠的《我堅決反對反科學的所謂“人體特異功能”宣傳》一文。這篇文章從來就沒有出現在于光遠的各式各樣的文集之中，所以何祚庥培養的反偽博士曾昭貴只從聶春榮的反駁文章中摘錄了一句話：“我想有朝一日再寫一批文章，再來一次戰鬥。”【526】同樣，申振鈺從中摘錄的也是這句話。【518】而據聶春榮說，於文提到“美國異常現象調查委員會”及《懷疑者》雜誌的報道，當作“人體特異功能”不存在的證據。【284】

1996年2月，于光遠又說了這樣的話：

“在1987年我雖然沒有能集中時間去進行這個工作，但我一直在做搜集資料方面的工作，在這個領域中發生的比較重要的事情我沒有不知道的。1988年我會見了聲稱‘異常現象科學調查研究委員會’的代表團，同他們進行過座談。”【589】

到了2002年，于光遠再次推銷這個洋槍隊：

“薩根還是‘美國超自然現象說法科學探究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是由美國若干反對偽科學的科學家組成的，其中有物理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他們有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也有薩根這樣的教授、作家。在這個組織中還有其他方面的專家。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在美國都有很高的威望。我沒有機會與薩根相識，但是，這個委員會的另一個成員蘭迪大約10年前來過中國，我們見過面，一起舉行過座談。他是一位魔術大師。是他揭穿了來自以色列的尤里·蓋勒。蘭迪開出一張一萬美金的支票，向一切宣稱具有特異功能的人挑戰，說凡有誰能在他面前證明人體特異功能的存在，立即付出這一萬美元。這張支票還履行了法律手續，上面有公證部門的公證背書。他告訴我這張支票已在他懷中放了23年，揭露騙局幾百次，無人能把這筆錢拿到手。那次來華在北京他當面揭露了一位‘氣功師’的欺騙。”【13, pp.201-202】

事實是，當那幫“科學警察”在1995年派出第二個洋槍隊時，它的東道主已經不再是《科技日報》的林自新了，而是中國科協的申振鈺。而誰都知道，申振鈺就是于光遠的狗腿子，沒有于光遠的批准，她啥都不敢幹、也啥都幹不成。因此推測，林自新在1987年邀請洋槍隊、洋槍隊在次年訪華，也一定得到了于光遠的點頭同意。實際上，于光遠在1989年初突然跳出來再次對“人體特異功能”發飆，極可能是因為洋槍隊沒能打出預期的戰果，導致“於老”徹底“毛了”——他在那個山雨欲來的關頭到香港煽風點火，絕不可能是偶然的一時興起，而只可能是出於精心的密謀策劃。實際上，在1989年3月14日這一天，香港媒體突然間像是日本神風敢死隊一般，一窩蜂般地向“偽科學”發起了衝鋒【590】：

《氣功大騙局？？科技協會驗證異能十數奇人無法過關》，1989年3月14日《明報》；

《特異功能？氣功？人體通電點燈燒牛肉科技協進會拆穿把戲》，1989年3月14日《東方日報》；

《科學家與氣功師共同實驗人體通電常人亦可做實驗證明與異能無關》，1989年3月14日《商報》；

《科學異象研究組“耍把戲”“電不死”可以練成結論是氣功師身體帶電非特異功能》，1989年3月14日《文匯報》；

《人體可通電傳電、升壓降壓特異功能絕技常人亦可做到香港科技協進會異象組揭秘》，1989年3月14日《星島日報》；

《科學協公開實驗反證駁斥部分特異功能人體通電及變壓並非真實，受過適當訓練皆可做到》，1989年3月14日《成報》；

《本港一科技協會做出聯合實驗，人體通電與氣功無關，完全不是特異功能，普通人士經簡單訓練皆可做到》，1989年3月14日《天天日報》；

《人體通電科學理論與特異功能兩回事》，1989年3月14日《天天日報》；

《人體通電吞胡椒粉揭穿原是欺人把戲》，1989年3月14日《華僑日報》。

上面這一幕戲，“自發產生”的可能性是零，被人幕後操縱策劃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百。而那隻從幕後露出來的黑手，與一個叫“港科協”（“香港科普協會”）的組織密切相連【591】，它是一個叫曹宏威的港客在自家創辦的——就像方舟子的“新語絲中國文化社”一樣。果然，曹港客後來不打自招，說自己是那個組織的“創會會長”。【592】九十年代末，曹會長是極力支持司馬南詐騙活動的少數人之一。【593】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曹會長變成了香港第一方粉。【594】那麼，他在1989年到底是怎麼突然想起要開辦“港科協”並且起而“反偽”的呢？

香港科納曹宏威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港客曹宏威就打着“香港科普協會會長”的招牌與中國科學納粹勾搭成奸，曾在1989年3、4月間策動香港媒體颳起“反偽”風暴，顯然是在響應于光遠的號召。【591】他在1998年冒充“海內外著名科學家”與于光遠、何祚庥、郭正誼等人聯手支持司馬南搞“百萬懸賞”特大騙局【593】，並且構陷胡萬林【594】。從2007年起，曹宏威投靠中國科學納粹二代幫主方舟子，為其爛書《科學成就健康》的出版發行造勢。【595】2010年，曹宏威被方舟子認證為“香港大學反偽鬥士”。【596】2011年4月，曹宏威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宴請當時正被“方舟子、劉菊花夫妻雙雙抄襲案”醜聞死死糾纏的方舟子，方舟子為此不僅再次將他認證為“香港‘反偽科學鬥士’”，而且還表揚他當年“曾聯名十幾名香港全國人大代表批評武漢法院對肖傳國訴我損害名譽權一案的判決。”【597】上面的照片中的五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彭大傻子彭劍，胡同串子司馬南，港客曹宏威，科邪教主方舟子，方大腦袋方玄昌。在當時，彭、方、司馬都是鐵杆方粉，但到目前，彭劍和司馬南都已成為方舟子的死敵；只有方大腦袋似乎仍舊死腦塌地地跟隨主子繼續作惡。（照片來源：【597】。）

6、推出司馬南

在送走了洋槍隊走了之後，于光遠一夥並沒有消停。1989年，于光遠的女干將、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副處長申振鈺被派到隸屬於中國科協的科普研究所擔任學術研究室的主任。幾乎是立竿見影一般，科普研究所馬上就變成了“反‘人體特異功能’論”的大本營。這是申振鈺自己的話：

“1989年8月23日，由中國科普研究所召開會議。主題是以下幾個問題：1、展示近年來社會上流行的看相、算命等宣揚愚昧迷信圖書和印刷品；2、由中宣部、新聞出版署負責同志介紹有關政策和情況；3、請有關專家對此類圖書進行分析批判；4、交流情況討論對策。會議還安排五位重點發言人：1．近年來流傳的看相算命印刷物述評——郭正誼；2．手相、面相、血型——科學還是偽科學——郎景和；3．占星術的批判——李元；4．宗教、巫術與科學——申振鈺；5．如何看待文化遺產——兼評風水術——陶世龍。這次會議除了一些專家、學者參與外，還有國家新聞出版署出版局、中宣部出版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社教部、中央電視台、《科技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法制日報》、《中國婦女報》、《北京日報》、《北京科技報》、《工人日報》、《中國教育報》、《農民日報》有關人員到會。這是中國科普研究所公開向‘偽科學’挑戰的信號。是自1982年中宣部下達24號文件後，反對‘特異功能’、反對‘偽科學’的第一次有組織的揭露與批判的活動。在這之後，中國科普研究所又組織了多次這樣的活動。”【518】

上面這段話中透露出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交流情況討論對策”這8個字；而它隱含的最大信息就是“氣功”根本就不在他們“反對‘偽科學’”的議事日程之中。也就是說，于光遠一夥當時對付錢學森的最大“對策”就是搞“貼標籤、潑污水、打包、株連”，即給“人體特異功能”貼上“愚昧迷信”的標籤，並且拼命讓它與“宗教、巫術”扯上關係。果然，不到一個月，“由中國科普研究組織翻譯的《科學與怪異》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598】實際上，那本書的英文原名是“Science and Paranormal: Prob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Supernatural”，譯成中文應該是《科學與超常：檢驗超自然現象的存在》。而它之所以被譯為那麼“怪異”的名字，就是在使用于光遠的插標籤招數。其實，那本書不過就是美國科學警察的“反偽”文集，由美國科學警察頭子庫爾茨作序，文章作者包括科學警察教父馬丁·加德納，曾東征中國的蘭迪、克拉斯，以及海曼、薩根等極端科學主義者。也就是因為如此，這本書在美國就像科學警察撰寫、出版的所有其他書籍一樣，主要是供反偽幫在圈子內自娛自樂，在圈外，他們遇到的多是白眼、冷眼。例如，杜克大學科學史教授馬斯科夫（Seymour H. Mauskopf, 1938-）就說它充滿敵意（hostility）和十字軍東征精神（crusading spirit）、更象是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該書沒有提供多少新見解（this book provides few new insights into that issue），對相關主題的歷史沒啥用處（it of little use for the history of that issue）。【599】顯然，所有這些缺點恰恰就是申振鈺選中這本書的原因。

《科學與怪異》出版後八個月，1990年5月17日，科普研究所再次出面，召集“科技界、醫學界、科普界、新聞界的專家學者30多人”開座談會。這是申振鈺的記載：

“會議由中國科普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郭正誼主持。他說，自人體特異功能爭論以來，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雖然有中宣部文件，但並沒有管住宣傳者的聲音，相反，變換形式愈演愈烈。出於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召開這次會議，大家一起兜兜當前的情況和看法。會上一些學者就有關‘特異功能’、‘氣功外氣’、‘練功出偏’、‘外氣揭秘’、‘看相算命’等主題作了發言。參加這次會議的學者，一部分是反對特異功能的，一部分是批評‘外氣’氣功和看相算命的，這兩部分人過去沒有機會面對面交流。通過這次交流，大家認識到‘外氣’氣功，實際上就是人體特異功能的變種。可以說，這次會議是反對‘特異功能’，反對‘外氣’氣功兩股力量匯合的會議。”【518】

上面這段話，就是所謂的“不打自招”，而它招出的秘密，就是在1990年之前，于光遠一夥對“氣功”根本就不曾“反對”過。

那麼，“反對‘特異功能’，反對‘外氣’氣功兩股力量”是怎麼“匯合”的呢？

前面提到，從1982年下半年起，氣功如同龍捲風一般開始席捲全國，到了林自新請來洋槍隊鎮壓“人體特異功能”之際，全國練功人數已達兩、三千萬。也就是因為如此，國家科委、中宣部、和中國科協才會在1988年3月發布《關於氣功的社會活動和宣傳報道工作的通知》【518】；而那個洋槍隊才會順便“揭露了一位‘氣功師’的欺騙”——那是他們一行“揭露”的唯一氣功師；並且，他們的所謂“揭露”，和四川醫學院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對“人體特異功能”的“揭露”毫無二致，那就是鐵嘴斷案：說你是偽，你就是偽，不偽也偽。

有道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隨着氣功大師的風起雲湧層出不窮，一個叫張洪林的氣功師開始了他的“反偽”生涯，而他“反偽”的對象就是所謂的“外氣”。在1988年到1990年這3年間，張洪林總共發表了幾十篇文章質疑“外氣”的存在，而他質疑的方法與于光遠質疑“人體特異功能”的方法極為相似，那就是“哲學評論”，其主要論點就是外氣治病有效的原因不是外氣本身，而是心理暗示——對，他承認氣功確實能夠治病。張洪林當時最大的恨事就是除了幾個記者之外，根本就沒有幾個人搭理他。於是，就有了下面這個場面：

“大約1990年5月，在我們一次例行聚會上，《健康報》記者劉燕玲告訴我中國科協科普研究所要開一個有關特異功能情況的座談會。包括我本人在內，我們反偽氣功團隊的不少人當時對特異功能問題不很清楚，但感興趣。於是，由我直接與時任科普所副所長的郭正誼研究員進行聯繫，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希望參加他們座談會的想法。郭所長聽了我的介紹，不僅歡迎我們參加他們的座談會，而且希望我在座談會上，向他們那些早就形成多年的反特異功能團隊的人士介紹偽氣功的情況，因為這也是他們感興趣但不太清楚的事情。

“就是在這次座談會上，我認識了龔育之先生，以及于光遠先生、何祚庥先生等反特異功能的名人。我從專業角度對偽氣功實質的介紹也立即引起他們的高度關注。在當時反擊特異功能受到有關部門壓制很難開展的情況下，龔先生等與會人員敏銳地意識到，大肆泛濫的偽氣功實際也是打着氣功旗號的特異功能。於是，揭露偽氣功和揭露特異功能兩個團隊人員的偶然相遇，自然形成了聯手反擊偽氣功的共識。原來獨立存在的兩個團隊，從此開始匯成一個隊伍，一起開展揭批偽氣功和特異功能的鬥爭。而龔先生對我的關注與支持也從此開始。”【600】

上面這段話的重要信息全都保存在“龔先生等與會人員敏銳地意識到……”這句話之中了：只有在意識到“偽氣功實際也是打着氣功旗號的特異功能”之後，于光遠一夥才決定打“偽氣功”，而他們的真實目標，還是、仍舊是那個讓他們恨之入骨的“特異功能”。可笑張洪林畢業於中國醫學研究院，它後來改名為“中國中醫科學研究院”，因此不論是按照真洋鬼子“科學警察”的說法，還是按照假洋鬼子方舟子、何祚庥的說法，他都屬於“中醫騙子”、是“糟粕”。也就是說，張洪林在與于光遠之流聯手“反偽”之際，就已經註定了自己被“反”、被“打”的命運——所謂的“自作自受”、“自取其辱”。

對于光遠來說，張洪林的最大貢獻，除了是讓自己悟出可以通過反“偽氣功”來反“人體特異功能”之外，就是把司馬南推向了前台。據張洪林自己說，他和司馬南早在1989年就已經相識，而司馬南很快就皈依到了他的門下，即信奉“外氣治病源於心理暗示”理論。【601】後來，顯然是為了認于光遠為自己的親爹——司馬南的真名叫於力，他曾公開表示“我願意當于光遠的兒子”【602, p.348】，所以他特別熱衷於傳播這樣的謠言，故而他的把兄弟李力研在攢“拍馬”書時，要故意“闢謠”，意在炒作此事（見【602】第十一章）——，司馬南就曾撒下這樣的彌天大謊：

“據司馬南講，他本人也是在‘正’和‘反’兩方面的反覆接觸和‘反思’過程之後，特別是在接受了于光遠和郭正誼等人的理論影響之後，逐步明白了‘外氣’的實質，從而由一個‘很不容易被別人動搖’的‘外氣’迷戀者，轉化成了‘外氣’的堅決反對者。”【602, p.4】

“全國的氣功熱很快發展到狂熱的程度，與氣功相關的特異功能也被炒得轟轟烈烈，打着‘氣功大師’幌子的人遍地皆是，招搖撞騙，禍害不淺。當時于光遠率先發表了反偽氣功的文章，司馬南讀過後，也去作了番調查研究，打算寫一本氣功真偽意見兩派對壘論戰的報告文學，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審視這一社會現象。”【602, p.8】

由此可知此這些“反偽鬥士”不僅毫無廉恥，而且還撒謊不眨眼——請問“于光遠率先發表”的“反偽氣功的文章”在哪兒呀？

無論如何，在“兩個團隊，從此開始匯成一個隊伍”之後不到三個月，司馬南就隆重“出山”了。那次聚會後來不僅被張洪林說成是“偽氣功從此走向低潮”的起點【603】，而且還被郭正誼吹噓成“標誌着中國反偽鬥爭打響了第一槍”、是“四大‘惡人’首次合作”【604】。而司馬南的“狐朋狗友”——這是司馬南自己的話——李力研則吹捧說：“他之‘出山’，註定會像核爆炸，在中國大地上產生巨大的衝擊波。”【602, p.20】即使是在反偽幫的“正史”中，“司馬南出山”也屬於標誌性重大事件：

“8月10日，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郭正誼的組織下，北京科學會堂舉辦了一個‘弘揚科學氣功，揭露封建迷信’報告會。會上，張洪林等人作了《神化氣功探源》等幾場報告。另外，面對科學界、醫學界和新聞界人士，一位名叫司馬南的‘大師’表演了意念認字、抖藥片、白水變味、一指禪停電扇、電氣功等‘特異功能’。但是表演完後，他聲明那不是特異功能。原來那是會議特意安排的。那次活動標誌着司馬南正式出山，開始揭露偽氣功。”【526】

“1990年8月10日，在中國科普研究所組織過多次座談會、討論會的基礎上，在反對‘偽科學’一些學者參予策劃下，於8月10日在北京科學會堂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弘揚科學氣功，破除封建迷信》報告會。主要內容有：1、什麼是科學氣功；2、偽氣功種種；3、張香玉其人其事；4、談談走火人魔；5、近年來借‘氣功’騙錢害命案例；6、‘氣功’及魔術表演。

“參加會的有來自科技界、醫務界、教育界、新聞界、政府有關部門130餘人。報告會後，司馬南和魔術師表演了社會上流行的所謂‘神功異能’的項目。諸如，‘意念認字’、‘抖藥片’、‘白水變味’、‘一指彈停電扇’、‘意念提物’、‘口拉摩托’、‘倒拖汽車’、‘意念撥表’、‘意念移物’。還有兩位氣功師表演了‘輕氣功’、‘電氣功’表演完後，都一一作了披露。

“這次會議影響很大。它的作用和影響有三：1、揭露了打着‘特異功能’招牌的騙術，其實不過是‘魔術’、‘戲法’；2、給當時風行社會上的‘氣功大師’以重創，揭老底辨真相，擦亮了人們的眼睛；3、讓人們知道了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氣功，什麼是偽氣功，並懂得了‘眼見未必為實’的科學道理，對人們進行了一次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的教育。會後新華社、中新社及20幾家新聞單位作了報道。香港甘鉅博士看到報道後，欣慰地說，‘北京來的否定“外氣”和“神怪氣功”的報道也許能叫大人君子們和有識之士反思吧？’

“這次會議還有一個有意義的內容，就是司馬南在經歷了由一位‘虔誠的氣功修煉者由人變成神，又由神復原為人的過程’。這次會就是他的大會演。也是第一次把他的復原展現給大眾的場合，有人稱這是司馬南出山的日子，這個評價有道理。”【518】

注意上面這個記載中的這幾個字：“在中國科普研究所組織過多次座談會、討論會的基礎上，在反對‘偽科學’一些學者參予策劃下”——如果說得簡單一點兒的話，那就是“陰謀策劃”這四個字。可以想象，他們為此曾“彩排”過不知多少次。

那麼，司馬南的戲法是怎麼變的呢？這是司馬南自述其“耳朵聽字”的秘密：

“請大家注意他‘認’出的第一個紙條兒，他說紙條兒上寫的是他的名字，台下後排有一個女聲答應，是她寫的。

“這秘密，第一就在她的身上。這個一閃而過的女人，是氣功師的搭檔。其實，她本來什麼也沒寫，更沒寫什麼紅字。可氣功師一問，她為什麼又偽證自己寫了呢?

“這第二個秘密就在於有人承認了本不存在的‘紅字老師名字內容’之後，氣功師佯做驗證地打開第一個紙條，此時映人氣功師眼裡的是‘錢學森’。由於大家剛才高度注意氣功師怎麼用耳朵和天目認字、氣功師宣稱認出來了，觀眾中又有人認了帳，所以大家放鬆了對第一個紙條兒的注意，以為那不過是已認出了的紙條兒。氣功師巧妙利用人們這一心理，竊了下一個紙條的內容。”【605, pp.148-149】

司馬南一連串說出了七個秘密，但他就是沒有說出那個最大的“秘密”，即張洪林也是他的“托兒”——他倆不僅在台上表演戲法愚弄觀眾，而且還上演了這樣一出苦肉計：

“紙條辨認完了，馬上交給張洪林，又交到大家手上，可謂是個個猜中、一字不差。於是當場有人質問張洪林：‘你說外氣不存在，那麼司馬大師這種感應機制是什麼？你怎麼解釋？’

“張無語。

“司馬大師道：‘我欣賞您的觀點，您是實事求是的。我更佩服您追求真理的勇氣.’話未畢，大家轟堂大笑。

“張洪林：‘我是搞科研的，我尊重事實，我願意對司馬先生的功能進行研究和再思考。’”【606】

而他們轉了這麼大的一個圈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氣搞的這一大套惡作劇，還是基於那個“偽邏輯”：只要我能夠通過造假、欺騙的手段複製出你的特異功能，那就證明你的特異功能也是造假、也是欺騙。

神棍“反偽”

于光遠在“反偽”十年之後祭出的最大“反偽”招術就是推出神棍司馬南，讓他高舉“我是假的，誰是真的”大旗來“證明”特異功能——實際上是“氣功”——“也是假的”。只是在那之後，“偽氣功”才變成于光遠“反偽”的內容之一。上面截圖的背景來自《法律與生活》1992年第2期【607】，左下角彩圖為該期封面；右側彩圖來自搜狐【608】。而就在一年前，司馬南還承認，“在氣功現象中，確有一些是現代科學術不能做出完滿解釋的東西。”【609】

可笑的是，在當時，司馬南顯然並不知道在于光遠的眼中，“人體特異功能”與“偽氣功”之間有着天壤之別，所以他以為于光遠真的要“反偽（氣功）”，所以他才會在其出山第一書《偽氣功揭秘》（又名《偽氣功秘聞錄》》）中把所有的“人體特異功能”都稱為“偽氣功法術”。難怪于光遠後來要這樣給司馬南“糾偏”：

“在這裡我們不妨引用8月14日上海《新民晚報》中一則關於在北京舉行的一行報告會的報導中的一段話：‘眾目睽睽之下，發動前行的上海牌轎車被拖後轉，車頂上的四塊紅磚被重撞擊碎，近十米外的一杯水也在意念中變了味道……10日，在北京科學會堂，面對數百位料學界、醫學界人士，一位複姓司馬的“氣功大師”和同伴還表演了靈學提物、意念猜字、電氣功、輕功等“絕技”，當人們為之傾倒的時候，這位大師卻不無冷酷地告訴大家，這些不過是魔術而已。’但是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偽科學卻硬把‘這些不過是魔術而已’的東西,說成是真實的事實。”【610】

毫無疑問，司馬南之所以要欺師滅祖改換門庭，就是要攀附于光遠這根高枝兒、倚仗于光遠這座靠山，就像十年前的鄧偉志、十年後的方舟子一樣；而于光遠對他自然是張開雙臂熱烈擁抱。實際上，為了討好于光遠，司馬南在“出山”之際還特意戲耍了一下錢學森，即在用“特異功能”把觀眾唬得目瞪口呆之際，他突然宣布：“我很負責地說，這不是特異功能，我以良心和黨性擔保，絕對不是。”顯然是害怕別人理解不了自己煞費的苦心，司馬南後來還特別這樣說明：“良心和黨性並不能擔保特異功能的真實性，但當時有一位大人物曾用這種方式擔保過特異功能。我也就跟着來了個‘擔保’。”而司馬南的小兄弟李力研則惡狠狠地說：“這叫‘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605, p.19】

事實是，司馬南的那本《偽氣功揭秘》雖然在1991年5月才出版，但它早在司馬南“出山”之前就已經完成——司馬南在1990年5月就說“本人著有《偽氣功秘聞錄》一書，凡30萬字，書中剖析了數十種氣功騙術，並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氣功界內幕新聞”。【611】，而那本書的的序言是郭正誼寫的，它的落款時間是1990年8月5日，也就是在司馬南“出山”之前5天。所有這些都說明，那場“影響很大”的會議就是專門為“司馬南出山”舉辦的，而出錢給他買場子、甚至買書號的冤大頭雖然在名義上是中國科普研究所，但就像是《科技日報》花天價請洋槍隊一樣，那筆錢肯定有人給他們報銷。

跳梁小丑馬前卒

截止到1990年8月，“反偽四大惡人”中只有何祚庥尚未“出山”。上圖顯示司馬南的出山之作《偽氣功揭秘》以及郭正誼給它寫的序言，落款日期是1990年8月5日。五天后，郭正誼讓自己掌權的中國科普研究所為司馬南租賃了北京科學會堂，供他表演，給他造勢。

7、重拾筆桿子

其實，于光遠一夥打出的這套組合拳——即請來美國科學警察洋槍隊、在“海外”香港造勢、招降納叛推出司馬南——來鎮壓“人體特異功能”的努力，在當時所起到的效果就是“杯水車薪”。例如，那場被“反偽鬥士”們津津樂道、認為“影響很大”的“司馬南出山會”只有百十人參加；而三個月後在同一地點舉行的“國際生命科學院、重慶國際生命科技大學聯合舉辦生命科學家張宏堡先生學術報告會”時，參加者卻有三百多人，並且全都是名人、要人，僅負責保安的武警、公安人員就有三十人。這是部分參會者的名單：

“黑龍江省的常務副省長陳雲林，山西省副省長烏傑，人事部副部長程連昌，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局長趙鈺。中顧委委員、原中紀委書記韓天石、強曉初，中顧委委員、原中組部副部長曾志，中顧委委員、原廣西省委書記喬曉光，中顧委委員張聞天同志的夫人劉英，全國政協常委、原甘肅省省委書記楊植霖，原高教部副部長高沂，原郵電部部長鍾夫翔，原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金紫光，中國幹部教育協會的常務理事、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麗和中國干協秘書長楊少平等領導同志；因故不能前來的衛生部部長陳秉章，《人民日報》社社長高狄，中顧委委員、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苹，中顧委委員，原中央辦公廳主任馮文彬，中顧委委員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劉震，原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委託秘書和夫人到會。

“原北京軍區政委傅崇碧、原海軍副司令員楊國宇，原空軍副司令員曹里懷，原蘭州軍區政委譚友林，原總政副主任、軍事科學院第一副政委梁必業，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宋文中，中顧委委員原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蕭金夫，中紀委委員、原炮兵副司令員吳信泉，原總參政治部主任馮征，原警官大學副校長常真等。在聽眾席上，記者還見到了被譽為我國哲學界五大泰斗中的兩位哲學名家--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中宣部秘書長沈一之，他們對這場報告會同樣抱着濃厚的興趣。”【612】

與之相比，“司馬南出山會”頂多也不過就是一些“小巫”、“小鬼”的小打小鬧。

也就是因為洋槍隊和草台班都沒能奏效，于光遠一夥於是又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即搞“哲學評論”。1990年最後一期《自然辯證法通訊》刊載了于光遠的“科學哲學”論文，《論科學與偽科學》。這篇文章是于光遠在“反對偽科學”八年之後做出的理論總結，也是他力圖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和高度說明“為什麼人體特異功能是偽科學”這個問題——他後來說，“這篇文章一般的討論科學與偽科學的問題，我給它們界定了內涵和外延，指出在歷史前進的過程當中，科學與偽科學各自的作用。”【13, p.103】那麼，于光遠達到這個目的了嗎？答曰：不僅沒有，它還充分“證明”，于光遠豈止沒有資格“反偽”，他連做“哲學評論”的資格都沒有。

原來，所謂的“論科學與偽科學”，乃是科學哲學中的“科學劃界”問題，而這個問題是科學哲學中的最基本問題之一，其重要性猶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物質與意識的關係”一樣。著名西方科學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什（Imre Lakatos, 1922-1974）說道：

“在科學與偽科學之間劃清界限並不只是座椅哲學中的一個問題，它對於社會和政治也至關重要。”【613】

而就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問題一樣，人們至今也沒有找出“科學劃界”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人們連對“科學是什麼？”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都說不清楚，所以于光遠的門徒方舟子在抄襲了自己所在學校教授的一篇關於科學劃界問題的文章之後，會莫名其妙地以這樣一句話結尾：

“歸根結底，科學是一種方法，是戰勝愚昧無知的最有力的武器。”【562】

而直到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方舟子也沒有告訴世人，所謂的“科學方法”到底是什麼，因此證明他仍舊不知道“科學是什麼”。

那麼，“大學問家”于光遠是如何破解這一世界難題的呢？答曰：這篇文章雖然長達七千字，但其結論完全可以用這麼幾個字來充分表述：“科學是系統化了的真知識，偽科學是（系統化了的）偽知識”——這是于光遠的原話：

“關鍵是在對‘知識’的認識上。‘科學是系統化了的知識’中的‘知識’二字是‘真知’，當然不是‘偽知’。比如，世界上並沒有什麼飛碟，所有關於飛碟的‘目擊者’的報導不是故意製造出來的謠言，便是錯誤觀察的結果。有關存在飛碟的一切所謂‘知識’都是‘偽知識’。作為‘系統化了的（真）知識’的科學中當然不包括以飛碟存在為前提的偽科學。真偽科學的區別不在於定義。我們說‘科學是系統化了的知識’，當然就是‘科學是系統化了的真知識’，這個‘真’加不加都是一樣的。問題是什麼是‘真知識’，什麼是‘偽知識’，這個問題只有對具體問題經過具體研究來解決。仍以飛碟為例，對這麼多的‘目擊者’作了報導，在實踐上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的科學報告，在道理上根本說不通報導中的那樣的飛行器可以通過這麼遙遠的距離到達地球。國際上有一個‘聲稱異常現象科學調查研究機構’曾對飛碟這種偽科學的宜傳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證明純屬子虛。”【610】

事實是，于光遠的整篇文章都是在這樣同義反覆地循環論證，而他本人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可笑。再看看它的英文摘要：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and the long-term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emergence of pseucdo-science was a social phenomenon and, therefor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hould be onducted on it,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orrespondent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Through study of the conflict with pseudo-science, more people can become aware of the rigorous scientific attitude. This is the aim of the study and criticism of pseudo-science.”【610, p.80】

如果非要把這段半通不通的英文譯成中文的話，它就是：

“這篇論文討論科學與偽科學的概念以及科學與偽科學之間長期的鬥爭。作者認為偽科學的出現是一種社會現象，因此應該對之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它比相應的自然科學研究更重要。通過研究與偽科學的鬥爭，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嚴謹的科學態度。這就是研究批判偽科學的目的。”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原來，在正文中，于光遠寫道：

“為了同偽科學作鬥爭就要對偽科學作科學研究。對偽科學的研究是一個真正屬於科學研究的課題。這種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也包括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即當某一偽科學是以自然科學的面貌出現時,我們就需要對它作自然科學的研究。同時我們應該承認,偽科學的產生是一種社會現象,因此我認為必須對偽科學作社會科學的研究。甚至我認為可以說,對偽科學作社會科學的研究比對它作自然科學的研究更加重要。反對偽科學鬥爭的長期性就是從這種研究中得出的結論。”【610, p.27】

而所有這一大套，都是建立在“偽科學是偽知識”這個“理論”之上的。也就是說，于光遠“同偽科學作鬥爭”的前提就是根據自己的信仰、教條、直覺、常識來把對方打成“偽科學”，然後再對它進行“科學研究”，並且主要是“社會科學研究”——其實質就是所謂的“哲學評論”。至於什麼是真、什麼是偽、如何檢驗真、如何辨別偽、如何證明一個知識是偽知識、一個理論是偽科學，這些問題，于光遠大概連想都沒有想到，遑論解答了。而就是這樣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在幾年後被于光遠的徒孫、何祚庥的博士研究生曾昭貴給予高度評價：

“這篇論文對科學與偽科學作了界定，並指出，同偽科學的鬥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有必要對偽科學作社會科學的研究。”【526】

三年後，這句話又被于光遠的跟班申振鈺完完整整地抄進了自己的文章之中。【518】也就是說，于光遠自己搞循環論證還不算，他的徒子徒孫們還要通過抱團取暖、互相抄襲搞轉圈論證來給他喝彩、叫好。

事實是，終其全篇，于光遠也沒有提及任何一個人對“科學劃界”這個問題的研究，更沒有給出一篇參考文獻——他只承認，他的“科學是系統化了的知識”就是“不久前我在新版的美國百科全書‘科學史’這個條目中看到”的。其實，所謂的“科學是系統化了的知識”（science is systemized knowledge）乃是19世紀的慣常說法【614】，所以杜威才會在20世紀初說這是“眾所周知的觀念”（The familiar notion）【615】。而在那之後八、九十年間，關於科學的定義又發生了何等的變化。可是，于光遠竟然如此抱殘守缺，會到“美國百科全書”中挑出這樣一個東西當作法寶來討論科學哲學問題——這與其關門弟子方舟子捧着一本過了時的《大英百科全書》與人辯論“決定人類性別的基因”問題【559】，何其相似！

實際上，早于光遠之前十年，就有人在《復旦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科學和偽科學”的文章，其中明確地說，

“凡是經得起實踐經驗的檢驗的，亦即正確的，就是科學，凡是經不起這種檢驗的，亦即謬誤的，就是偽科學。這也就是劃分科學同偽科學的經驗標準。”【616】

顯然，于光遠或者是不能接受這樣的標準，或者是對之一無所知，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你根本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也不會得知這樣觀點的存在。

總而言之，于光遠是一個最為典型的“座椅哲學家”（armchair philosopher），他最為拿手的活計就是對自己精心製造出來的偽問題冥思苦想，然後給出符合自己意願的偽答案，而對於別人的“系統化了的知識”或者茫然無知，或者不屑一顧。實際上，他的這篇科學哲學文章根本就沒有什麼“哲學”的味道——它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的“科學社會學與科技政策”欄目，而不是“科學哲學”欄目。在該期雜誌的“科學哲學”欄目中，有一篇來自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陳健的文章，題為《方法作為科學劃界標準的失敗》。【617】兩相比較，即使你對“科學哲學”一無所知，即使你從來沒有聽說過“科學劃界”這四個字，你也能從中看出個上下高低。換句話說就是，如果不是署名于光遠的話，于光遠的文章不大可能被任何有點兒水準、有點兒自尊的學術期刊接受並且發表，因為它的全部文字都可以濃縮成這四個字：不學無術。而據于光遠自己說，“反對偽科學”是他唯一可以稱為“專家”的領域。更好笑的是，于光遠的這篇文章後來竟然被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但不知什麼原因突然轉行研究“傳播學”的“博導”捧上了天，說“于光遠的論著構築了一個批判偽科學的學術話語體系，對偽科學構成一種從理論根底上予以擊毀的殺傷力。”【618】而就是這樣的痴人說夢之作，竟然還被評為教育部第五屆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619】由此可知反偽幫的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無學（問）有（邪）術，所以他們才會那麼熱衷於“打假”、“反偽”。

盛名之下，空空如也

1990年第6期《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了兩篇關於科學劃界的文章，一篇來自名不見經傳的研究生陳健，一篇來自中國第一批學部委員、聞名遐邇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于光遠。兩篇文章首尾相接，但前者屬於“科學哲學”論文，後者屬於“科學社會學與科技政策”文章；前者引用了18篇參考文獻——從亞里士多德到培根、從波普爾到費耶阿本德——，而後者只說自己閱讀了一本美國百科全書中的“科學史”辭條。于光遠用“真偽知識”來界定“真偽科學”本來就已經屬於循環論證，但實際上，他連如何區分“真偽”這個問題都沒有“論”到。也就是因為無法定義什麼是“偽科學”，于光遠的跟班龔育之後來提出了一個“很妙的可操作的定義”：“他說不要去從學術上爭論什麼叫偽科學，就是說，我們反對的是‘假借科學的名義，或者假借氣功名義，宣揚封建迷信，詐騙錢財，坑害老百姓，坑害國家的偽科學’。”【620】于光遠後來也接受了這個定義，說他所說的“三偽一所謂”的共同特點是：“假借科學名義，行坑蒙拐騙之實。”【621】也就是因為如此，反偽幫後來在反偽之時，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給對方插上“騙錢”的標籤，與它們偽不偽、科不科、學不學根本就沒有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反偽鬥士”們實際上是以編外警察自任；但對於他們同夥如司馬南、方舟子的“騙錢”行為，這幫編外警察照例會選擇性失明。實際上，何祚庥、郭正誼、司馬南等人曾赤膊上陣幫助方舟子騙錢。【622-623】

需要指出的是，《論科學與偽科學》這篇文章不僅凸顯于光遠這個“哲學家”對哲學問題，至少是“科學哲學”問題，一竅不通，它還反映出于光遠當時對“人體特異功能”的仇恨與日俱增：在文章中，于光遠只是順便提到“氣功”兩次，無一字評論；而他提到“特異功能”14次，全都是負面評論——由此可知當時讓他耿耿於懷的“偽科學”到底是什麼東西。所以，于光遠的親信董光璧在其《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中將於的那篇“論文”定性為“評論”，並且這樣總結它的內容：

“他認為打着科學旗號的特異功能宣傳屬於偽科學，與偽科學的鬥爭不是百家爭鳴的問題，而是揭露其欺騙策略。他還認為，對偽科學的研究是一個真正屬於科學研究的課題，這種研究能夠使人懂得嚴格的科學態度是怎麼一回事。”【129, p.163】

也就是說，于光遠從頭到尾都是在表達自己的個人觀點，而不知道自己撰寫“論文”的任務和目的應該是證明自己觀點的合理性、可信性、科學性，即獲得讀者的認可。

大約與寫作《論科學與偽科學》同時，1990年10月，于光遠在“《周易》和自然科學研討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題為《堅持科學態度——對當前我國〈周易〉研究的一個懇切的希望》。這篇講話稿一年後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後來又被于光遠收入多本書中，包括《反“人體特異功能”論》。《周易》與人體特異功能有什麼關係嗎？當然。看看于光遠是怎麼扯上關係的：

“1979年4月，四川‘發現’一位名叫唐雨的少年能夠用耳朵認字（關於唐雨耳朵認字的騙局在1979年報紙上刊出後不久，四川醫學院就派人作過調查，弄清這是弄虛作假）。在這之後，在我國已進行了長達十一年之久的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在這種宣傳中就不是弘揚我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東西，而是去宣揚我國哲學思想中的糟粕，祖國醫學思想中的糟粕、中華武術中的糟粕和我國古文學中的糟粕，並把它們集中起來。《周易》研究中出現的那一股文化倒退現象，同‘人體特異功能’的偽科學宣傳之間的聯繫是非常明顯的。有一本書中寫道：‘《周易》所提供的預測方法，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種種問題進行預測是否科學，目前還處在研究階段，正如現代科學對氣功、特異功能的研究還處在潛科學的階段，採取簡單肯定或否定的態度是不利於科學和學術發展的’。從這段話中就可以看出，所謂‘周易預測學’，同所謂‘人體特異功能’是同一類的貨色。《周易預測學》一書的出版者，忽然謙虛起來，說了上面所引的這一大段話，文中說不要別人簡單地肯定它，只是一句陪襯的話，目的是不要別人簡單地否定它。明明白白地是反科學的東西，難道我們能以‘有可能是科學的東西’去對待它，不去簡單直截了當地否定它嗎？”【624】

還記得于光遠在1981年“投入戰鬥”是因為肖前等人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一書肯定了“人體特異功能”了嗎？而在九年後，因為一本《周易預測學》中也含有了類似的文字——于光遠的引文來自該書“出版者”撰寫的“出版說明”——，于光遠於是就又跑到“易學界”去“投入戰鬥”了。真是窮且彌堅、老當益壯啊。實際上，于光遠跑到那裡大吵大鬧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張震寰為《周易預測學》題寫了書名。

顯然是在主子的帶動下，打手申振鈺在1991年前後也搖身一變、變成了“科學哲學家”，她先是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主辦的《醫學與哲學》雜誌上連載《偽科學的方法論特徵》【625】，然後化名“甄玉”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超心理學與偽科學》【626】。對，和她的主子一樣，申振鈺也把自己的矛頭對準了“人體特異功能”，而對“偽氣功”視若無睹。可笑的是，儘管申振鈺把洋槍隊送給她的那堆廢銅爛鐵翻了個遍，但到頭來她也不過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超心理學決不是什麼科學的‘新發現’，倒更象是偽科學。”【626】

實際上，如果論“象”的話，他們那幫身穿“科學警察”制服的人比誰都“更象”是“偽學者”——她披馬甲、蒙面罩上陣本身就證明了這一點——；而如前所述，“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偽科學組織”。

8、再拜洋大人

1992年新年伊始，于光遠就遭到當頭一棒。由中國科學院資助，《走向21世紀的生物學——未來生物學（1991～2020年）預測》一書由出版華夏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由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預防醫學研究科學院、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所五個單位的37名研究人員綜合了大約四百名高級專家——包括于光遠的老跟班何祚庥、查汝強，以及後來反偽幫的重要成員胡亞東等人——的意見，對生物科學的未來發展做出了預測。而該書的附錄就是一份調查報告，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科學家對“人體科學”研究抱持正面態度，認為它們是“偽科學”的人只占極少數，即13.6%。

也就是因為在中國的科學家中難覓知音，所以于光遠一夥再次把希望寄托在洋槍隊的身上。這年4月，由申振鈺等人編寫的《剖析洋迷信》一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628】為什麼一幫“反對偽科學”的中國人要在中國“剖析洋迷信”呢？答案非常簡單：其原因與于光遠十年前非要說“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就是靈學的一個變種”一模一樣，那就是要給他們所“反對”的東西貼上“西方”的標籤，為從政治上剿殺對手埋下伏筆。也就是說，申振鈺之流“編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給于光遠背書，所以他們才會鸚鵡學舌般地跟着于光遠痴人說夢：“英國著名科學家湯姆遜爵士在《科學大綱》一書中還寫了‘心靈學’一章。”【628, p.4】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等這麼長時間才開始背書呢？答曰：在那之前，他們的腦袋中空空如也。申振鈺後來不打自招，承認《剖析洋迷信》一書就是在美國科學警察的“影響”下完成的：

“從以上中國學者在反對超自然現象的探索研究中可以看出美國CSICOP組織的工作對中國學者的影響。這期間，雖然只有一次美國學者直接來訪，但卻給中國帶來一股新風，讓我們了解到國外的情況，從而增強了有志於此領域的中國科學工作者的信心，對進一步加強兩國學者的學術交流與合作，找到了共同的交匯點。”【567】

也就是說，從于光遠向十九世紀的德國人恩格斯乞靈，到他的徒子徒孫向二十世紀的美國“科學警察”跪拜，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都是一個：以夷制華、洋為中用、攘內必請外鬼。換句話說就是，除了拿“文明棍”打人之外，他們自己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夠拿得出手的東西。

果然，《剖析洋迷信》一書出版之後剛過半年，申振鈺就又跟着郭正誼、林自新等人顛兒顛兒地跑到美國去參加“科學警察”的年會，她還順勢成為該組織的中國聯絡員，林自新則當選為“理事”。【567】這標誌着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于光遠團伙正式成為美國科邪教的信徒和附庸——五年後，何祚庥宣布，要由龔育之控制的“兩科聯盟”出面組織一個“超自然現象、特異功能現象調查、測試、評估志願者委員會”【629】，其實質就是要在中國複製這個美國偽科學、真科邪組織。而就像四年前洋槍隊訪華時申振鈺負責新聞報道一樣，這次土奴才朝拜洋主子的活動也由她負責報道——與她的“打假”、“反偽”文章一樣，她的報道也是謊話連篇。看看這段話：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科學、非科學和偽科學的劃界問題以及對於聲稱異常現象的科學方法論問題進行學術交流和討論，會議邀請了英國、美國、加拿大的著名學者作了學術報告。”【630】

事實是，那次年會的主題是“公平、欺詐、女權主義：文化與科學的對壘”（Fairness, Fraud, and Feminism: Culture Confronts Science）。關於那次開了兩天的會議，至少有兩篇長篇報道，他們都沒有提到什麼“劃界問題以及對於聲稱異常現象的科學方法論問題”。【631-632】根據前一篇報道【631】，大會主席保羅·庫爾茨在開場白中還特別對這個組織的歷屆年會——包括1992年年會——的主題與偽科學和特異功能沒有直接關係做出了解釋。所以說，那伙打着“中國科協學術代表團”旗號的“反偽鬥士”或者是壓根兒就沒有開會，或者是根本就沒聽懂人家在說什麼，或者就是故意編造瞎話唬弄國人。接着看申振鈺的這段話：

“英國牛津大學著名生物學家理查德·通金斯（Richard  Dowkins）在會上作了‘科學思想中的病毒’的學術報告。以批判的頭腦抨擊了冒充科學思維的偽科學現象。他指出：在英國和其它國家出現的以研究人體特異功能為宗旨的組織和個人，利用現代生物學的成就，抽象地、虛幻地去解釋所謂人體的異能，這不僅無助於證實人體異能的存在，相反，助長了科學中的作偽現象。”【630】

早在七十年代，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41-）就因為出版《自私的基因》一書而名滿天下——它在1981年就被譯成中文出版。可是，直到九十年代，“中國科協”派出的“學術代表團”在親耳聆聽了他的學術報告之後還會把他稱為“通金斯”，並且還會把他的英文名字拼錯——你說這幫混子哪兒有資格搞“學術”？實際上，畢業於清華大學、一直宣稱自己根據德文版翻譯《自然辯證法》的于光遠，其英文水平也相當駭人，因為他說自己曾看到過這樣的英文：“to  have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9】方舟子不是一直死死地抓住肖傳國公布的友人信函中含有“Dr. Xiao will won Nobel prize”這樣的英文而暗示肖傳國造假嗎？【633-634】那他老恩公的“to  have know”豈不說明他從來就沒有真正掌握英文——遑論德文——嗎？

實際上，申振鈺的關鍵問題並不是她的不學無術，而是她的信口開河。“理查德·通金斯”在科學警察年會上作的那個學術報告的標題根本就不是什麼“科學思想中的病毒”，而是“意識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那個講演的內容後來被科學警察組織的機關刊物摘要介紹，全文被科學警察主席保羅·庫爾茨在自己的刊物上發表【635】，其主旨就是攻擊宗教，不僅與“人體特異功能”沒有一丁點兒關係，它與“偽科學”也沒有一分錢的關係——文章中唯一提到“science”的地方就是論證“科學不是病毒”。不僅如此，道金斯在講演的第二天還抱怨說，大會主席因為他攻擊宗教的言論而敲打了自己。【636】

你說這幫“反偽鬥士”編造瞎話的本事和膽子又多大？

科學欺詐

1992年10月，林自新、郭正誼、申振鈺、董光璧、張洪林五人打着“中國科協學術代表團”的旗號出席美國科學警察組織CSICOP在達拉斯市舉行的年會。會後，申振鈺化名“辛芃”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了一篇報道，其內容幾乎全部都是蓄意編造的。據申振鈺說，“中國學者的論文摘要發表在CSICOP組織的會刊《Skeptical Inquirer》上”；但我逐頁查詢該刊各期，也沒有找到任何相關信息。上圖左側為CSICOP機關刊物The Skeptical Inquirer發表的相關報道首頁，右側是申振鈺報道的首頁，黃色標記的文字為其信口雌黃之處。

不過，申振鈺一夥不遠萬里跑到美國，其目的並不僅是為了編造洋瞎話，而且還是要與洋大人聯手在中國搞“反對偽科學”。這是申振鈺的振振之詞：

“此次由中國科協研究中心組織的學術代表團，參加美國CSICOP組織的16屆年會,是我國學者第一次組團參加這樣的國際學術活動，有機會將中國近一、二十年對異常現象研究的現狀及學術見解在國際學術講壇上發表，並受到CSICOP組織的高度重視及與會者的關注，這表明我國對超常現象持懷疑態度學者的研究已經跨出國門，走向世界。會議期間CSICOP組織主席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著名哲學家保羅·庫爾茲（Paul Kurtz）同CSICOP組織的其它成員一起接見了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並就雙方感興趣的學術問題及今後合作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就出版問題，建立組織問題及進一步加強學術交流方面的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庫爾茲主席表示，在美國將為中國學者提供出版有關著作的條件，並希望把中國學術界關於對偽科學方面的研究納入世界研究的範圍內。會後Kurtz主席送給中國學者科學哲學和反偽科學的圖書肆拾余本,為中國學者進一步研究、了解世界有關異常現象方面的問題，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630】

上面這段話的文眼就是“接見”二字，它們明白無誤地表明，這個“由中國科協研究中心組織的學術代表團”比“CSICOP組織”矮了一個輩份，並且自認是後者所扶持、甚至豢養的精神奴僕。實際上，儘管申振鈺當時還在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稱自己及同行是“對超常現象持懷疑態度學者”，但十年後，她就徑直把自己稱為“中國懷疑論學者”：

“1992年10月，由郭正誼、林自新率領，由申振鈺、董光璧、張洪林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美國得克薩斯州達拉斯舉行的美國對於聲稱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簡稱CSICOP）第16屆國際年會。這是中國懷疑論學者第一次跨出國門參加懷疑論組織的國際會議。”【518】

看明白了嗎？那幾個人與其說是“中國學者”，倒不如說是于光遠的“干將”或“打手”——董光璧之所以撈到了那個美差，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在剛剛出版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一書中對“人體特異功能”做出了抨擊。儘管那本從十六世紀末寫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書總共不到兩百頁，但它卻在人體特異功能上面花了7頁的篇幅【129, pp.157-163】，難怪于光遠會在病榻上給它寫序，並且表示讚許：

“這本書對爭鳴方針和科學意識與非科學意識的矛盾問題，給以很大篇幅來論述，這是它的一個特點。在翻閱這本書清樣時我注意到了這一點，對之，我是很高興的。”【129,於序】

也就是說，只要你肯跟着于光遠干，你就不愁撈不到好處：既能像鄧偉志那樣成為百搭學霸、又能像申振鈺那樣當上處長主任、最不濟也能“跨出國門”週遊世界——還記得十年前于光遠曾擔心“偽科學們”會搞到“出國名額”嗎？事實是，申振鈺之流不僅不是什麼“學者”，他們連“懷疑論者”都算不上，因為他們的頭腦中只有兩套系統，一套是“信”，另一套是“不信”：他們堅信于光遠，他們堅決不信于光遠所不信或否認的所有一切，包括事實。這一思維模式被後來方舟科邪教完整複製。

也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都來自“跟着于光遠干”，所以他們那次朝聖的目的也只有一個，即取回“洋經”、拿它鎮壓中土的“人體特異功能”這個妖魔鬼怪。這是申振鈺在那篇報道中自己說的：

“通過這次參加美國CSICOP組織16屆國際學術年會同參加會議學者的交流及對美國的考察，我們感到中國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近一二十年在中國大地上一次次狂熱流行的‘特異功能’熱和‘外氣’熱，沒有引起科學界更大的震動。這種在西方已經出現了100多年的超心理學，在中國仍然以‘新的科學現象’誘惑着千萬萬人，甚至經久不衰，不僅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欺騙及至人命案屢有發生，而且使科學本身也受到了嚴重的污染。一些偽科學及封建迷信也藉此沉渣泛起。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科學界嚴重的注意。現在不僅需要科學界、學術界從超心理學的歷史考察，超心理學和科學方法論，超心理學的社會學探討等諸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而且更應該關注所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問題，那些打着超常、特異功能招牌以攢錢為宗旨的欺騙直至造成人命案的事件並沒有得到科學界輿論界的重視以及法律的嚴厲懲罰，相反，在科學的名義下還受到層層保護。我們的一些嚴肅的科學家由於厭棄把自己捲入喋喋不休的爭論中而放棄對偽科學的批評。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研究還是相當薄弱的，為了堅持科學的嚴肅性，弘揚科學精神，宣傳科學道德，清除由於欺騙、作偽以及宣傳偽科學給科學和社會帶來的精神污染，我們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630】

俗話說，聽話聽聲，鑼鼓聽音。而在上面這段話中，它的“聲”就是“超心理學”，也就是“靈學”和它的“變種”——“人體特異功能”——；而它的“音”就是“人命”、“污染”。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樣的“聲音”構成一年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出台的重要背景（後詳）。

9、圖窮匕首見

在于光遠的反偽歷史上，1993年雖然看似平淡無奇，但他卻幹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朝着錢學森發射了一支箭頭浸滿了毒汁的暗箭。

（1）“畝產萬斤”理論，永遠的瘡疤

前面提到，于光遠後來曾反覆自曝其丑，即把自己在大躍進年間向毛澤東匯報蘋果嫁接南瓜當作自己“失職”、“丟臉”的事情，它也被那些“於粉”們當作于光遠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例證。而這個故事的最早出處就是于光遠在1993年發表的《毛澤東與科學規劃》一文。這是那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1958年夏天，在‘大躍進’的高潮中，聶榮臻帶了張勁夫和我去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在中南海游泳池旁邊的臥室接見了我們。一見面毛就說：‘現在鋼指標上得這麼高，我怎麼壓也壓不下來。’顯得有些發愁的樣子。當時給我的印象是他不認為指標越高越好，而是發愁提得太高。引起我注意的是，這間臥室的牆上張貼了好幾張關於水壓機增長計劃的示意圖。聶抓緊時間向他作匯報，既講科學研究機關中的工作，也講群眾性的科學試驗活動。聶講完，張勁夫補充中科院的情況，我補充群眾中的科學實驗的情況。在我的補充中，講了山東省委給中央寫的一個報告：某個村的農民做成了這樣一件事，把正在成長的蘋果連枝從樹上摘下來，插在正在生長的南瓜里，隨着南瓜的長大，蘋果也長得比普通的蘋果大。那次我竟把浮誇到可笑地步的事當作真實情況向毛匯報。我是個學自然科學出身的人，而且是在黨的科學工作中負有很高責任的人，做這樣的事情，後來想起來，覺得自己不但失職，而且實在丟臉。當時我頭腦中‘相信黨、相信群眾’的觀念太強了，竟然忘記了維護科學。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計算得到的糧食可以大大增長的那篇《人民日報》的文章，就是在那天匯報時毛對我們說起的。我在毛處匯報中失職這件事從來沒有人提起，也不會有人記得，但是我多次反省。這些年我反對‘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就是為了維護科學性而必須堅持的嚴肅態度。”【29】

在中國科學警察們編纂的“反偽年譜”中，上面這段話——不，是“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計算得到的糧食可以大大增長的那篇《人民日報》的文章”這半句話——，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這是曾昭貴的記載：

“5月，于光遠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毛澤東與科學規劃》。文章談到大躍進時，《人民日報》曾發表有人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來計算糧食產量的文章，來證明畝產十萬斤是可能的，並把這事與特異功能相聯繫。”【526】

這是申振鈺的記載：

“1993年5月，于光遠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文章：《毛澤東與科學規劃》。文中涉及《人民日報》曾發表有人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來計算糧食產量的文章，來證明畝產10萬斤糧食是可能的，並把這事與此人支持特異功能聯繫起來，認為同樣是違背科學的。”【518】

這是塗建華的記載：

“5月，于光遠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毛澤東與科學規劃》一文指出：大躍進時，人民日報曾發表有人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計算糧食產量的文章，來證明畝產十萬斤是可能的。並把此事與特異功能相聯繫。”【545, p.231】

也就是說，儘管于光遠沒有直接挑明，但他手下的小嘍羅們卻眾口一詞，不僅都說錢學森曾在1958年發表文章“證明畝產十萬斤是可能的”；並且，他們還都說于光遠的這篇文章就是要揭錢學森的這塊爛瘡疤。除了在私下裡統一了口徑之外，怎麼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事實是，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談論“畝產”的文章只有一篇，即《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而那篇文章總共將近三千字，“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計算得到的糧食可以大大增長”的文字只有下面這些：

“最近我算過這麼一個粗淺的賬，就是地球上一個單位面積上，受太陽的能有多少。假設我們說一天太陽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時太陽光照上去，如果我們只計算1％的能用來轉變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這個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轉變為澱粉，那麼就可以在一畝面積上年產約八千市斤的澱粉。”【637】

問題是，自稱對農業“外行”的錢學森為什麼會突然間對糧食產量問題產生了興趣？

原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用通欄標題發表了一篇社論——它不僅位置顯赫，而且口氣極大，頗有君臨天下的氣派。半年後，毛澤東特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推薦這篇文章，說它“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638】看看它是怎麼布置“任務”的：

“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同農業有關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在這次大辯論中，同樣應該進一步了解中國農業的實際情況和迫切需要，更快更好地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四十條綱要所規劃的偉大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639】

果然，從那時起，“大躍進”這個詞開始充斥《人民日報》的版面。在最初，“大躍進”專指農業；但很快，它波及全國上下。最早提出“科學大躍進”之人，很可能就是那個說“罵支持人體特異功能者還怕髒了他的嘴”的馮德培，他在第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作了題為《科學工作者要鼓足幹勁，促使祖國科學事業的大躍進》的發言。【640】緊接着，郭沫若召集中科院各研究所所長開會，“號召科學工作者拿出吃奶的氣力來，促使科學大躍進。”【641】也就是在這個會議上，錢學森作了一個發言，其內容就是兩個月後的《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這篇文章。應該說，在當時，錢學森的頭腦並沒有狂熱，他的計算非常“合理”：1957年12月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有一欄的題目是《豐產榜上頭一名》，其中的一項就是“湖南省永興縣高亭鄉大城一社今年創造了山區紅薯畝產三萬斤的最高紀錄。”【642】按照甘薯澱粉含量為25%計算，三萬斤甘薯的澱粉產量就是七、八千市斤。

錢學森後來還按照陽光利用率估算糧食產量這個思路寫過多篇文章，如在《科學大眾》1958年第6期發表的《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一文，其中估計糧食“碰頂”的產量是“2000多斤……的20多倍”【643】；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其中估計的糧食產量是“2000斤的20多倍”【644】；以及在1959年第9期《知識就是力量》上發表的《農業中的力學問題》，其中估計的糧食產量是“3.9萬斤”【645】。這其中，以在《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影響最大，因為它被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到處推薦，並且被毛澤東看到；而陶鑄則用它當作駁斥“糧食增產有限論”的一個論據：

“不久以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根據他的估算，認為，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麥的畝產量就有可能達到四萬斤（見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國青年報’）。這說明了農業的生產潛力有多麼大。”【646】

據葉永烈說，那篇署名錢學森的文章實際上是《中國青年報》科學版的一個編輯代筆的。【647】

總而言之，于光遠說毛澤東向他提及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即使是提到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那也與“畝產十萬斤”相距甚遠。所以說，于光遠的狗腿子們說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是“證明畝產10萬斤糧食是可能的”，是百分之一百地蓄意撒謊造謠。問題是，即使不計標點符號，《毛澤東與科學規劃》一文也長達3200字。那麼，于光遠的那幾個又蠢又笨、狗屁學問都沒有的狗腿子——不管他們有沒有博士學位——是怎麼想到要從中把那32個影射錢學森的字摳出來，然後再濃墨重彩地記上一筆的呢？他們又是怎麼把錢學森所說的“4萬斤”篡改成“10萬斤”的呢？最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得到了主子的親口“授意”。

實際上，于光遠編造的這個故事，後來成了反偽幫對“錢學森為什麼要搞偽科學”這個問題的官方解釋。1996年，胡同串子司馬南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給“百名博士”講演時說：

“一九五八年，我們的錢學森同志講到，根據光合作用的結果，那麼畝產十萬斤是可能的。”【602, p.205】

1998年，在中國科協的餐廳里，司馬南的門客、山西大學中文系教授路雲亭問武漢交通科技大學（即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前校長、反偽幫武漢分舵舵主朱國偉道：“聽說有些科學家對氣功、特異功能很支持，本人堅信不疑。您也是搞科學的，怎麼那麼大的科學家也信這個？”這是朱國偉的回答：

“有人早就搞這一套了。五八年搞大躍進，毛主席就問他：‘一畝地產麥子幾十萬斤，一個麥穗上得長几百斤麥子，從科學上看有沒有可能？’他怎麼說，他說呢，根據宇宙間能量互相轉換的原理，有可能。就這樣子，那個大炮就放出來了。底下吹牛的人也就越吹越起勁了麼，吹得也就越吹越不着邊際了。”【648】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于光遠那句看似漫不經心的話是他精心編造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聶榮臻率領張勁夫和于光遠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發生在1958年7月3日。【649】而據1958年12月1日《人民日報》的報道，王立治開始嫁接蘋果是在1958年的“7月上旬”。【44】也就是說，于光遠在向毛澤東匯報之時，蘋果嫁接試驗可能還沒開始呢。並且，山東蘋果的收穫時間都是在秋季，所以，無論山東省委再怎麼大躍進，他們也不可能在7月份給中央打報告說嫁接的蘋果“長得比普通的蘋果大”——而據半年後的《人民日報》，南瓜上的蘋果“看起來和樹上結的一樣。”【45】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于光遠朝見毛澤東之時，距離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來證明畝產10萬斤糧食是可能的”已經兩個多月。而在那個“日新月異”、“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年代——據于光遠說，當時僅在河南、安徽、江蘇、陝西、山東五省，畝產千斤以上的小麥試驗田就超過20萬畝、最高紀錄是畝產7320斤小麥，是蘇聯最高紀錄的490%【51】——，毛澤東幹嘛要對于光遠等人提起錢學森那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當時已經相當保守的文章？就算真的提起了，他也是應該批評錢學森思想落後、跟不上形勢。

需要指出的是，最早炒作錢學森計算畝產萬斤這個故事之人是李銳，他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寫了這樣三句話：“關於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主席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是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幾，就可能畝產萬斤，因此就相信了。”【650】于光遠與李銳是“老哥們兒”【651】，因此幾乎可以肯定，于光遠的故事就是來自李銳，只不過是他把李銳所說的“畝產萬斤”偷偷地改成了“畝產十萬斤”。而據吳冷西作於1993年的《廬山會議的前前後後》一文，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顛倒是非，歪曲歷史”、“嚴重失實”。【652】而不論李銳的書究竟如何，吳冷西那12個字對于光遠的文——尤其是其中用於構陷、影射錢學森的那句話——都適用。

在于光遠的統治下，中國“科學宣傳”的特點就是“偽大空”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彩色標題發表《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一文，並且配發社論《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按照稻穀的成分有一半是碳水化合物計算，“天下第一田”的產量比錢學森的最初計算結果高出至少兩倍。

（2）“五十步笑百步”，還是“百步笑五十步”？

俗話說，剃人頭者，其頭被人剃。就在于光遠用蘸滿毒汁的暗箭射向錢學森的瘡疤的1993年，于光遠本人的瘡疤也被人狠狠地捅了一下：長期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曾任中科院生物學部副主任的薛攀皋在中科院內部刊物《院史資料與研究》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在1958年，“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逼着科研單位與農民開展高產競賽、威脅說如果輸了就要摘牌的故事。薛攀皋與于光遠的老部下李佩珊似乎很熟，兩人曾聯手揭露“陳章良抄襲案”。【653】於是就有了下面這個對話：

李佩珊：我在《院史資料與研究》1993年第1期上讀到薛攀皋關於“大躍進”時生物學部參加同農業種植能手比高產會議的回憶文章。文中有一段說：“會議一開始，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講話。他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後來我問薛這位領導同志是誰，他說是于光遠。

于光遠：我是參加過一個農民同科學家比高產的會，這話很可能是我講的。會上指標越比越高，小麥畝產能到6萬斤。我又覺得太玄了，就說“一萬斤也不錯嘛！”其實同他們的3萬斤、6萬斤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還寫過一篇文章反映那次會議，但沒有發表。這時期我還在《紅旗》上發表過一篇講小麥高產意義的文章，可見我那時的積極性，這都是我那時頭腦發熱干出來的事。【654】

如果你只聽于光遠的一面之詞，則似乎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因為他當時比那些狂熱分子還差五十步，是在給他們潑冷水。但事實是，在那些狂熱分子當中，調門最高之人就是于光遠。先看看薛攀皋是怎麼說的：

“1958年7月5日至9日，全國科聯和北京科聯為在科技界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科學家深入實際、虛心向群眾學習’，組織首都科學家與湖北、河南、浙江、江蘇、河北、安徽、陝西等省及京郊的30多位小麥、水稻、棉花高產能手，在北京東城南河沿文化俱樂部舉行豐產座談會。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和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農業大學的有關負責人、科學家應邀參加。范長江、于光遠主持座談會。于光遠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在這種壓力下，根本不容許討論，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和中國農業科學院被迫倉促上陣應戰。”【655】

再看看于光遠在那個“豐產座談會”上作的主題發言中是怎麼講的：

“有人不相信試驗田小麥高額豐產可以達到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上的這件事情，也有人認為這是碰巧。不相信當然是不對的，說碰巧也是完全錯誤的。……小麥高額豐產這個事實，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強大的威力的證明。”

“在今年農作物高額豐產的基礎上，明年農業增產的成績一定更高。明年小麥大面積達到千斤以上的不是少數先進的合作社的事情，而是許許多多整個縣的事情了。至於在試驗田上，在這個會上我們想的已經不是‘千’字而是‘萬’字了。”【656】

這到底是在火上澆油還是在揚湯止沸？ 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在1993年沒有想起這件“丟臉事”？實際上，那個“豐產座談會”影響是如此之大，連于光遠的老恩師周培源都坐不住了，所以他才會發表《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一文，宣布“西方國家中的‘博士’也不過相當於蘇聯的付博士和我國的研究生”，並且承認， “ 在“敢想、敢說、敢作的工人、農民和青年技術人員”面前，“在國外曾獲得‘博士”頭銜的‘洋專家’……只能甘拜下風。”【657】與周培源的“進步”相比，錢學森如果不被批評為“落後”就得燒高香，哪裡還能算是“冒進”？

在逼迫科研單位與農民開展競賽一周后，于光遠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小麥增產對於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一文。看看其中的這段話：

“今年冬小麥豐產的偉大成就，一方面，大大地鼓舞了我國許多革命的科學工作者的幹勁和大膽創造的熱情；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滿腦袋蛛網塵埃的資產階級科學家，對此抱着冷淡和不信任的態度，散布各種消極和懷疑的論調，他們從資產階級貴族老爺的傲慢偏見出發，頑固地不肯承認工人農民的偉大創造。事實擺在他們眼前，他們仍然轉開臉去，說：‘我們不相信!’甚至有這樣的‘科學家’，他們參加了驗收，仍然不肯承認他們親自驗收的高產成績。他們抬出‘科學’的牌子說：‘小麥能收好幾千斤一畝？這沒有科學根據!’還有一些人竭力貶低這些成就的意義，說什麼這些成就是偶然獲得的，無法鞏固的，說什麼還得看三年才能見分曉。這種偶然論當然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試問，為什麼高額豐產紀錄沒有‘偶然’地出現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為什麼單單‘偶然’地出現在我國農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大鬧技術革命的這個時候，而且單單‘偶然’地出現在那些人們有目的、有計劃地採取了各種豐產技術措施的試驗田裡?資產階級學者的這些思想，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還是起着一定的影響的。為了促使農業科學和農業生產進一步的躍進，徹底批判各種錯誤論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必須繼續進行的一件工作。”【51】

于光遠的這篇文章還發表在1958年《農業科學通訊》（即《中國農業科學》的前身）第八期上【658】，它直接導致該刊的“大躍進”：在那之前，該刊至多報道一些百斤棉、千斤糧、萬斤菜；而在那之後，“萬斤糧”幾乎成了家常便飯。這是該刊1958年第9期的部分標題：

《建國一社創造畝產早稻36,956斤的經驗》

《樅陽石馬鄉畝產早稻16,227斤》

《長風社畝產早稻15,361斤》

《同力社二隊畝產早稻13,863斤》

《“試驗組”戰勝了“保守派”——記李桂林小組畝產早稻11,128斤13兩的經過》

《試驗田威力大突破水稻萬斤關——春光社1.613畝田早稻畝產10,597斤》

《桂湖社畝產早稻9,195斤》

幾乎是同時，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的文章。【659】那篇文章雖然不是于光遠寫的，但是，五十多天后，1958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立足現實 大膽想像——談談客觀可能性與主觀能動性的關係》一文，論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不是主觀唯心論，而是完全符合辯證唯物論的。”【660】那篇文章的作者雖然署名“曙光”，但無論你怎麼看，他都“更象是”于光遠，因為他的觀點與于光遠當時在其他文章的主題和觀點完全一致。看看“于光遠”正身說的這些話：

“我們要向前看,大膽前向看。我們是現實主義者,但是有時也不妨浪漫一些。每年生產一千萬噸鋼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應該在不太久的時間後每年生產一億噸鋼。在試驗田上每畝地幾千斤麥子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應該爭取做到在幾十萬畝、幾百萬畝的土地上平均畝產幾千斤,而試驗田上應該爭取每畝幾萬斤。”【661】

“如果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發展已是前資本生義制度下所不能設想的話,那麼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面——在未來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更是如此——生產的增長,科學技術的發展,更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夢想不到的。這不是推測而已經是事實。”【662】

“據熊毅等六位科學家在今年1月1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過去一般的植物生理學的教科書中，認為植物只能利用生長季節落在地面上陽光的1%，也有的認為一般不會超過3%到5%。而我國大躍進的實踐證明，1958年我國豐產試驗田水稻、甘薯畝產已經達到萬斤和數萬斤，太陽光能的利用率就可以達到10%、20%，甚至更多。不破除這樣的迷信，就不可能在農業生產上取得高額豐產的成就。”【230】

顯然，在于光遠當時那“浪漫”的眼中，循規蹈矩地“根據陽光輻射的數量計算得到的糧食”的錢學森簡直就顢頇冬烘得可憐可悲復可笑。可是，也就三十多年的時間，那個畏首畏尾縮頭縮腦的錢學森就又被于光遠打成了冒進的典型。為什麼呢？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不論錢學森幹什麼、怎麼幹，于光遠都能夠從中發現“偽科學”——因為他盯上錢學森了。

需要指出的是，1993年也是法輪功發家之年：李洪志的第一本書《中國法輪功》在這年出版；“法輪功研究會”也被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正式接納為分會組織。不僅如此，那些後來被“反偽鬥士”、“科學警察”們拿來大做文章的“偽科學”案件，如水變油、如邱氏鼠藥，都已經囂張肆虐了多年。但是，于光遠一夥對它們根本毫不在意。也就是說，“偽科學”也好、“邪教”也罷，對於于光遠一夥來說並不重要——一點兒都不重要。

上行下效，前車後轍

1958年7月16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4期上有于光遠的《小麥增產對於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一文，其中大肆鼓吹小麥高產記錄，還宣布河北省一地計劃明年達到畝產一萬五千斤。于光遠的這篇文章同時發表在《農業科學通訊》第8期上。緊接着，《農業科學通訊》開始大量報道農業高產記錄，糧食畝產幾萬斤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據龔育之說，因為于光遠的這篇“放衛星”文章，《紅旗》雜誌副總編胡繩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作了檢討。【663】但三十多年後，于光遠發表文章，為自己在大躍進期間向毛澤東匯報蘋果嫁接南瓜事件表示懺悔，並趁機朝着錢學森射出一支毒箭。

“四大惡人”實乃“四科子”

由左至右：科學混子郭正誼（1933-2012）、科學痞子何祚庥（1927-）、科學棍子于光遠（1915-2013）、科學騙子司馬南（1956-）。（圖片來源：【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