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於錢之爭之由來

毫無疑問，于光遠之所以要在中國政府取締法輪功之際把自己打扮成“中國（現在還活着的人中）反偽第一人”，其目的就是要把法輪功與“人體特異功能”捆綁到一起，因為于光遠所謂的“反偽”，其對象自始至終都是“人體特異功能”，以及“人體科學”的總設計師錢學森——何祚庥和司馬南的靶子則是“偽氣功”。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科學納粹崛起的根基也是“反對人體特異功能”和與錢學森作對。而恰恰就是從于光遠的相關活動中，我們才更能夠看清他，以及他所率領的“反偽幫”，是怎麼“反對偽科學”的。

不論是2000年問世的《于光遠反對偽科學簡歷》，還是2001年問世的《我本人反對偽科學簡歷》、2002年問世的《我反對偽科學七十年》，于光遠都一口咬定自己“投入”反對“人體特異功能”的“戰鬥”始於1980年7月：

“從1980年7月起到1982年，我就提倡科學精神、反對偽科學問題作過多次演講，寫過許多文章，並給黨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寫過不少信。1984年結集成《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由上海知識出版社出版。1982年中央宣傳部有一個‘休戰’的決定，因此，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寫文章。我這方面是休戰了，但是，他們並不休戰，利用這個時間還在大肆活動，因此，在1983年我又投入戰鬥。”【13, pp.2-3】

但同一個于光遠還反覆強調，導致法輪功盛行的反科學、偽科學思潮始於1979年。1999年4月20日，顯然是得知“取締法輪功”已經勢在必行——實際上，方舟子在一年前就已經知道“李洪志的教派在國內已被宣布為非法”【71】——，于光遠在中國科協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紀念會上做了一個演講，這是其講演提綱的開篇：

“二十多年來在我們中國有一股反科學反社會的勢力，他們發展的勢頭頗盛，他們的活動在全國泛濫成災，十分猖撅。我認為這是一個可悲可憂的、極為嚴重的現象。我認為一切關心祖國歷史命運的人，面對着這一種極為嚴重的現象不能有任何輕視，而應該正視它、重視它，對之深思，作出恰當的判斷和採取行動。”【72】

而在法輪功被正式“取締”之後，于光遠立即利用一切機會宣講自己的“二十年、七個階段”理論：

“8月1日，我接受《中國合作新報》採訪，講了一個題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我想再講講這個題目。我認為‘法輪功’事件的發生是偽人體科學、偽生命科學、偽氣功和所謂人體特異功能長期發展的結果，也是長期對這三‘偽’一‘所謂’活動猖獗泛濫成災喪失警惕姑息放任的結果。”

“我在那個演講中說，從1979年3月《四川日報》報道大足縣一個兒童‘能用耳朵認字’到1999年4月‘法輪功’聚眾圍攻中南海，其間經歷七個階段，歷時20年。”【73】

顯然，從“偽科學”全面爆發，到于光遠向偽科學大舉進攻，有一段長達四、五百天的空檔期。而在那段時間，“反偽派”不僅早已取得了“第一階段”的決定性勝利，連“偽科學”大舉反撲的“第二階段”都快要結束了。事實是，根據于光遠的兩部“反偽文集”，即1986年出版的《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74】和十年後出版的《反“人體特異功能”論》【75】，于光遠最早的公開“反偽”活動都始於1981年夏天——連他本人都說，“從一九七九年初《四川日報》刊登大足縣一個兒童‘能用耳朵認字’到一九八一年夏天，有兩年多的時間我沒有寫文章。”【76】那麼，在第一、第二階段啥事沒幹的于光遠，憑什麼以“反偽第一人”自居呢？並且，他為什麼要把自己“投入戰鬥”的時間提前一年呢？

1、神神秘秘鬼吹燈

1979年3月11日，也就是在《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整整10個月之後，《四川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大足縣發現一個能用耳朵辨認字的兒童》。這篇文章後來被錢學森稱為“一九七九年祖國大地一聲春雷”【77】，而于光遠則把它定性為“20多年來偽科學猖獗的歷史”的起點【72】。好在該文不長，照錄如下：

“大足縣最近發現一個能用耳朵辨認字、鑑別顏色的兒童。經反覆考查，確有其事。

“兒童唐雨，現年12歲，小學五年級學生，家住大足縣團結公社建立大隊。去年舊曆十月的一天，唐雨和小朋友陳小明一起走在路上，他的耳朵無意中觸到陳小明的上衣口袋，大腦便呈現出一包香煙的牌名‘飛雁’二字。唐雨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對陳說：‘你裝的香煙是“飛雁牌”，對不對?‘陳小明對唐雨猜到他的香煙是‘飛雁牌’感到奇怪，但當時是在玩耍，未引起注意。事隔兩個多月，一天，本大隊石工韓仁甫等人在玩‘猜字’，唐雨在旁看熱鬧，就對他們說：‘我們來猜字。隨便你在什麼地方寫，寫好裹起來我猜。’

韓仁甫便背着寫了一個‘房’字，揉成小團，交給唐雨。他拿來放在耳邊，很快就認出來了，使對方大吃一驚。這樣，唐雨能用耳朵認字的消息就傳開了。

“為了證實此事，公社幹部又寫了‘豬’、‘牛’、‘馬’、‘羊’、‘狗’等字，揉成一團，唐雨接過去，貼近耳邊，靜聽一會兒，隨口就讀出來了。縣科委．文教局又派人核實，並有意在一張紙條上，將‘尖端科學’的‘端’字寫為‘瑞’字，給唐雨放在耳邊辨認。唐雨照樣一一認出，並指出其中‘端’字寫錯了。在考查中，還發現唐雨能鑑別字的顏色是紅色、藍色或是黑色，是用毛筆寫的還是用鋼筆寫的。消息傳到江津地區機關，地委領導同志經過考核，上報到省委。記者聞訊，前往現場，進一步對此事進行了考查，先後用幾種筆和不同的顏色寫了‘中國’、‘四川省’、‘安定團結’等字條，有的疊成若干層，有的揉成小團，交給唐雨用耳朵辨認。每張字條，唐雨只用了幾分鐘就辨認出來了，連用什麼顏色什麼筆寫的都能辨別。後來，又寫了幾個英語字母交給唐雨辨認，唐雨因未學過英語，念不出來，但卻照着字母的樣子描畫出來了。在場人見了，無不驚嘆。記者隨即了解到：唐雨身體健康，學習成績好，特別喜愛數學。據唐雨自己介紹：他的手像有電一樣，拿到寫有字的紙團，腦里便開始有字跡的反映；當字團放進耳門，腦海就象銀幕一樣把字的筆畫逐一顯現出來；如果心情愉快，沒有噪聲等干擾，腦里顯出來的字就十分清楚。對這一奇特現象，人們議論紛紛：唐雨耳朵的奇異功能是罕見的，人類生理學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內容。

“最近，省委負責同志到了當地，接見了唐雨及其親屬，了解了實況。省有關科學研究部門對此已採取措施進行科學研究。”【78】

這篇文章問世後，不僅馬上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更重要的是，很多具有與“耳朵認字”相似功能的兒童相繼出現——這是《人民日報》在當年五月發出的內部通報：

“自從《四川日報》發表唐雨能用耳朵認字的消息之後，全國陸續‘發現’一批能用耳、鼻、手指、腳趾、胳肢窩、胃、前額認字的奇異人物。據國家科委統計從3月14日至5月5日，全國12個省報來20名。其中省級科委上報的2名，地市級科委上報的4名，縣級科委上報的3人，基層單位推薦的3人，個人反映的8人。”【79】

而就在這星星之火即將燎原之際，于光遠擔任副主任的國家科委出面了。

原來，《四川日報》關於唐雨的報道問世後，四川醫學院受省科委的委託，派出了以科研處副處長吳家𫘜為首的四人調查組對唐雨進行了長達8天的測試，並且在4月3日出具了一份“四川醫學院調查報告”，其主要結論就是“唐雨‘耳朵認字’是假的”。雖然這份調查報告的名氣很大，但可能總共也沒有幾個看到了它的原始記錄。1999年2月，一個自稱的“中國科協偽科學典型案例調查課題組”——實際上就是于光遠的狗腿子、從1979年起就跟着于光遠打打殺殺的女干將申振鈺及其手下——在北京自行出版了一本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沒有印刷廠的“非法出版物”，題為《中國異常現象研究與“三W”真像》【80】，其第一部分就是申振鈺本人編纂的、長達百餘頁的《人體特異功能爭論始末》，其內容實際上是“人體特異功能”早期史料匯編【81】。儘管該文收集材料甚詳甚廣，但對“四川醫學院調查報告”，它卻只記錄了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合辦的《信訪簡報》在4月23日發出第93號簡報，題為《四川唐雨“用耳認字”也是假的》。【82】僅看標題，即可知道其內容；而細讀該“簡報”，你就會發現，它只給結論，卻完全沒有關於調查方法和調查內容的詳細介紹。不僅如此，該簡報主觀惡意極為明顯——這是該報告的人格謀殺：

“首先，我們對唐雨的基本情況作了一些了解。他出身於一個農村家庭，現年12周歲。從五六歲起，經常扯謊，並以為樂。現已學會抽煙。第一次‘用耳認字’就是為了騙取別的孩子的香煙開始的。”【82】

這是該報告的結論：

“總的說來，唐雨弄虛作假的手法是比較快的，基本上採取了魔術師的那一套，但並非十分難於識破，只要認真觀察，就可以看得出來。”【82】

最好笑的是，四川醫學院的這個調查組竟然先入為主地以為“耳朵認字”必然與一個人的智力有關，所以這樣寫道：

“唐雨採取以上種種騙人手法，是否說明他智力超常呢？3月15日晚，我們對他進行了一次智力測驗，共出7題，除有一題很簡單且有人從旁幫助做得較好外，其餘6題成績很差，說明唐雨智力在同齡孩子中並不高。”【82】

而根據後來的研究發現，特異功能與“智力”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83-84】由此可知四川醫學院調查組在調查之前就已經形成了結論，而他們“調查”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給自己的結論製造“實證”。

根據《大足縣發現一個能用耳朵辯字的兒童》一文，以及後來透露出來的相關信息【85-86】，從1978年11月唐雨“被發現”，到1979年3月被《四川日報》報道，他經歷了學校教師、公社幹部以及縣、地、省級科委人員的測試，《四川日報》先發“內參”，後經省委書記批示之後才公開見報——真可謂“慎之又慎”。不僅如此，半年後，四川省江津地區科委、大足縣的科委、《紅領巾》雜誌社分別牽頭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唐雨再次進行測試，而其結論幾乎一模一樣，那就是“唐雨確有耳朵辨色識字的特殊功能”【87】、“唐雨用耳識字辨色是客觀存在的”【88】。這是大足縣聯合調查組的原話：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真理面前應人人平等。唐雨的耳朵能辨色認字，是客觀存在、千真萬確的事實，任何人也否定不了。至於唐雨的耳朵為什麼能辨色認字之類的問題，有待於專家、學者繼續探討，深入研究。我們的責任是客觀地、如實地反映情況。”【89】

這是唐雨的哥哥唐可飛後來透露的四川醫學院調查內情：

“四川醫學院負責同志：（眼科劉安貞，神經科劉協和，科研組吳家𫘜）隨同唐雨數天，親眼所見有關人員考試，屬實，並且他們3人親自考試10幾個紙團，唐雨用耳朵認字，全部給他們正確說出，可是他們三位負責同志，始終不相信，硬說唐雨是假的，是魔術，這實是無可奈何？”【90】

問題是，為什麼國家科委的《信訪簡報》要在《四川唐雨“用耳認字”也是假的》這個標題中加個“也”字呢？原因就是，就在同一天，國家科委還發布了第92號《信訪簡報》，其標題是《揭穿“耳朵認字”的騙術》，其內容就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對北京8歲女孩姜燕的特異功能調查的結果。【91】據後來揭露，那份調查報告是這樣出爐的：

“當北京的姜燕用耳朵認字的奇聞在社會上不翼而飛的時候，某科研單位的兩位科研人員會同其他人一道，對姜燕進行了測試。頭兩次測試進行得很順利，特別是第二次（4月6日）測試的結果，更使在場的人驚愕不已。這次，他們一共做了五十個試驗，有四十九次全部認對。另有一張紙片上畫有一面飄揚的小旗，姜燕說成了畫着的書本，如果將這次判為錯認，那麼準確率達到98%；如果判為正確（畫着的旗子和書本是很相似的），則準確率達100%。在場的同志在測試記錄上簽了字，願意充當試驗的見證人。”【86】

可是，不到兩周，那“兩位科研人員”變卦了：

“更為嚴格的測試由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兩名科技人員於四月十九日負責施實。這次測試的氣氛搞得特別緊張，除主試者外不准第四者在場。就連石景山區教育局那位陪着去的女同志也被拒之門外。測試完畢，小姜燕一出來就委屈地哭了。那位陪同的女同志很關心地問主試者：‘試驗結果怎麼樣？’那位主試者把皮夾子往胳膊底下一夾，說：‘無可奉告’，也沒向姜燕作任何交待，便揚長而去。”【92, p.23】

而據北京大學生理學教授陳守良等人四個月後對姜燕的測試，“發現與原來聽到的‘完全是弄虛作假’的說法出入甚大。”【93】簡言之，在50個測驗中，除了17個是“無結果”之外，其餘33個測驗中，29個給出完全正確的結果，2個給出部分正確的結果，錯誤結果只有兩個，即6%。那麼，到底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測驗結果可靠，還是北京大學的測驗結果可靠呢？據說陳守良曾這樣質問“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兩名科技人員”：

“我的（試驗記錄）可以（公開），誰來檢查都歡迎。全部實驗檔案都給你看，你們敢不敢？”【92, p.24】

他們當然不敢——實際上，我們至今還不知道那兩名打着“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旗號的“科技人員”到底姓甚名誰。而據他們的不打自招，為了獲得“耳朵認字是騙術”的證據，那兩名成年“科技人員”在那個“更為嚴格的測試”中還故意設陷阱引誘8歲的姜燕往裡面跳——更奇的是他們在事後還會得意洋洋恬不知恥地大肆炫耀：

“然後，我們又讓姜燕坐在靠窗的一張小茶几前，面朝窗，背向其他人，故意給她一個作弊的機會。在這種場合，她很快就完成了偷看的動作，所以全部‘認’出。”【91】

難怪陳守良會對他們的“實驗目的”這樣總結道：

“看來他們的實驗設計的目標是檢查姜燕在某種情況下是否會作弊，而不是檢查姜燕是否有耳朵認字的機能。因為如果是為了檢測姜燕耳朵認字的功能就應設計一套實驗讓姜燕在無法作弊的條件下進行測試，而不是設計一個環境，‘故意給她一個作弊機會’，讓她去作弊。”【94】

總而言之，不論四川醫學院還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他們“證偽”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自己成功”；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的方法只有三條：第一，千方百計地讓測試“失敗”；第二，千方百計地誘導被測試者“弄虛作假”；第三，在前兩種方法均不奏效之後，將所有的“成功”一律解釋成“弄虛作假”，“硬說……是假的，是魔術”。這實際上也是以于光遠為首的反偽幫後來“反偽”的全部套路、也是以方舟子為首的方舟科邪教“打假”的全部套路。

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的兩期《信訪簡報》，導致中宣部長胡耀邦做出如下批示：

“穆之、井丹、績偉、曾濤、香山同志一閱。所有表演過這齣醜戲的小孩都沒有罪。地縣委居然輕信，黨報居然發表，在向四個現代化進軍聲中，居然出現這樣荒謬絕倫的笑話，並由此推想各條戰線上必然存在的能同這種笑話相比美的事情，我們該要這麼警惕啊！該要這麼努力聯繫實際解決一些問題啊！”【95】

顯然是根據這個批示，《人民日報》在1979年5月5日發表了署名祖甲（即“反偽幫”重要成員陳祖甲）的文章，《從“以鼻嗅文”到“用耳認字”》。【96】據陳祖甲後來說，“寫這篇文章的根據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做的、配有‘耳朵認字’作弊照片的實驗報告。”不僅如此，他還“專門到協和醫院請教了有關的專家。”【97】可是，儘管他使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氣力，但他卻堅決不肯實地觀看姜燕的“表演”。為什麼呢？這是他的不打自招：

“說心裡話，我不願去看。因為我不是科學家。常言道，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請教過國內的心理學專家，也聽了10多位外國心理學專家的意見，他們都否定‘耳朵認字’等心靈現象的表演。我欣賞魔術表演，看不出其中的門道，又何必去湊熱鬧看‘耳朵認字’表演呢。”【97】

這實際上就是于光遠後來發展出來的“眼見未必為實”這一理論的翻版，所以他才會傻傻地這樣問道：“為什麼非得親自去看才能評論呢？”而這位《人民日報》主任記者上面這段話實際上就是自問自答：“耳聽為實，眼見為虛”。

陳祖甲後來還透露說，當時的《人民日報》科教部“根據基本的人體生理常識，大家一致認為‘耳朵認字’違反科學”。【98】據查，陳祖甲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1961年畢業生，因此，他的“人體生理常識”最多只有高中水平，遠不足以從科學上證明“‘耳朵認字’違反科學”。也就是因為如此，他的那篇報道只能油腔滑調、強詞奪理，全文都瀰漫着一股文痞流氓的味道，如他這樣嘲笑“有的領導同志”：“他們往往放不下架子，不懂裝懂，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見到一些新奇的事，便以為發現了‘新大陸’，也不問問是否合乎科學，又是接見，又是鼓勵，鬧了個大笑話。”【96】這分明就是住在京城的王府惡奴或皇宮太監在辱罵封疆大吏。難怪有人據此大罵《人民日報》是國民黨、四人幫報紙。【99】很可能是這個緣故，《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署名葉聖陶的文章，《關於耳朵聽字的新聞報道》，其反對“耳朵聽字”的理由變成了“丟中國的臉”、“一定會引起外國有識之士的訕笑”。【100】也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四川日報》、四川省委宣傳部先後就報道唐雨之事表態認錯。【101-102】接着，《人民日報》又將“四川醫學院調查報告”的主要結論以《四川醫學院的調查證明四川一個小學生“用耳認字”是假的》為題發表，算是告一段落。【103】

那麼，上面所有這些，與于光遠有什麼關係呢？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有下面這幾段話：

“1979年春末，全國自然辯證法學術討論會在成都金江飯店召開。國家科委的一位學者到會並作了《科學與民主》的重要報告。大會發言時，四川省的一位代表在正式發言結束後附帶講了這麼一段話：

“最近我們四川發現了一個能用耳朵認字的孩子，報紙已經報道了，大家都不相信，但這個事確實是真的。在這個事情上我想也應該充分體現出科學與民主的關係，要允許大家不相信，但更要允許大家去探索。

“當四川的同志講到這裡時，台下的代表們看到坐在主席台上有的同志，臉上露出一副令人難以捉摸的表情：是生氣、是反對，還是不以為然？代表們看到如此這般表情，本來對‘耳朵認字’很感興趣的同志此時被弄得尷尬窘困，感覺到這與整個會議氣氛很不相稱。有的同志仍不死心，壯着膽子貿然問道：‘會議能否安排時間讓大家去看看？’答曰：‘這有什麼值得一看的。’

“飯桌上，代表們對此議論紛紛，大為不滿：‘你昨天剛講了科學與民主，怎麼今天就採取這樣的態度？’更多的同志由此漸漸意識到，對耳朵認字絕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肯定或否定的表態而已，它將是一束無聲的信號，在無數人的心底正蘊育着一場新的論爭。”【92, p.20】

毫無疑問，那位“國家科委的一位學者”就是于光遠，因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研究》1979年第3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于光遠的《談談科學和民主》——它的第一句話就是：“有機會到成都來，四川省的同志要我跟同志們見面，談一談。”【104】

1996年，被于光遠的跟班申振鈺稱為“反偽氣功戰士”的張洪林在一本書中寫道：

“早在1979年，于光遠先生就一馬當先，義無反顧地舉起反擊偽科學的大旗，帶頭掀起了第一次反擊特異功能的浪潮。”【105】

可以肯定地說，這位“反偽戰士”不是在信口胡說。實際上，在法輪功被鎮壓後，在眾多吹捧于光遠的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四川省繼唐雨之後發現了許多‘耳朵識字’的孩子，于光遠知道此事後，授意四川醫學院出面揭穿騙局。在四川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醫學院的同志們請出六個‘耳朵識字’的‘靈童’表演他們的特異功能，同時布置了六架攝像機進行‘監督’，結果發現每個孩子都在偷看。後來于光遠先生把錄像帶直接呈送中央，希望能阻止這股偽科學勢力的蔓延，但因當時連中國科協的一位高層領導都對此深信不疑，所以于光遠的反偽科學呼籲得不到應有的重視。”【106】

上面這段話顯然來自于光遠幾個月前說的這段話：

“應該指出，這些反科學反社會的活動一開始就遭到反對。四川醫學院的揭露就很有力，如果不是某個著名科學家等人出來支持，四川醫學院的行動就會對抑止這種偽科學活動起決定作用。在第二階段，四川醫學院奉四川省委那位文教書記之命，要他們支持‘耳朵識字’之後，他們仍在1982年春節進行了一次揭露‘耳朵識字’之類的活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拍攝出小孩子如何偷看的長達幾十分鐘的錄像。”【72】

也就是說，四川醫學院之所以敢在“第二階段”對抗自己的頂頭上司，就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于光遠的“授意”。那麼，他們在“第一階段”敢於對抗“四川省委那位文教書記之命”，面對全部正確的結果“硬說唐雨是假的，是魔術”，又是在誰的指使、“授意”之下呢？

事實是，當時的于光遠不僅是國家科委的副主任、他實際上還控制着“中科院理論組”、是中國科協的太上皇——于光遠在1999年說“當時中國科協是由國家科委聯繫，黨內由我負責指導”。【107】不僅如此，于光遠與時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還保持着極為密切的個人關係——他自稱與胡是“朋友”、而胡後來則說他們兩人是“難兄難弟”。【108】顯然是因為這個緣故，2012年當劉菊花曾任于光遠保姆的醜聞甚囂塵上之際，不僅“于光遠家人澄清謊言聲明”的“作者”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其“來源”也還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穿糖葫蘆

2012年2月29日，因為遭到全球二百餘名學者聯名舉報，“方舟子妻”劉菊花成為互聯網上的焦點人物。3月3日，新浪微博認證為“新浪文化名博”的用戶潘衍江發微博說：“一個初中學歷的女子，因為當了大人物的保姆，居然連跳過高中、專科、大學本科三級，直接就跳到社會科學院讀了研究生。三年後，她碩士論文抄襲，順利畢業進了國家級新聞單位。你覺得這是個神話，還是個笑話？她是誰？她就是堂堂的新華社記者、著名打假鬥士方舟子的妻子──劉菊花。”這個帖子被轉發、評論了三、四萬次，方舟子使出了除“起訴、打官司”之外的種種手段威脅恐嚇，但都無法平息那場軒然大波。於是，“于光遠家人”出面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闢謠——該文的“作者”和“來源”都是這家網站。“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出面給于光遠站台仍舊於事無補，聯名舉報者在其後兩年多的時間裡不斷發布敦促公告，到2014年5月14日，總共發布了22期。五個月後，2014年10月22日，劉菊花與方舟子連夜倉惶逃離中國，在美國推特以“恨國”、“辱華”為業。

所以說，從四川醫學院、中科院心理所的“測試”、到國家科委和中科院的《信訪簡報》，再到胡耀邦的批示，這一系列活動的背後，都有一條于光遠的陰影在晃動。據曾任《科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林自新透露：

“我最先接觸特異功能是在1978年，看到報道說南京有一個年輕人，他能夠透視地下，能夠看到棺材裡的父親，是頭朝哪邊躺着，穿什麼衣服，都看得一清二楚；還說他能看到地下工事。那個時候，我在國家科委研究室當副主任，我和吳明瑜主任當時就懷疑這件事情。後來又報道四川有人能耳朵識字。我們馬上就打電話給四川科委，請他們關照耳朵識字的事，並通知中國科學院生物研究所測驗。我們當時就認為，科學界要關注和鑑別這些特異功能。”【109】

林自新所說的“國家科委研究室”顯然就是“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他所說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研究所”顯然就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科院根本就沒有什麼“生物研究所”。林自新沒有說的是，他和吳明瑜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于光遠。

事實是，當時尚未正式成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在1979年5月16日還曾親自出面“召集在京有關科研單位的同志，對這一奇聞進行學術討論。”【79】沒有于光遠站在背後撐腰，那些“科研單位”——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科院動物研究所、中科院力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醫三院——誰會搭理這麼一個既非政府部門、又非學術機構的不三不四的單位的“召集”啊？看看那些機構——全都是機構名稱，而沒有個人姓名——所表達的反對意見：

“①要弄清耳朵認字是否是事實。對眼睛看到的現象要去偽存真，這才是研究科學的真正態度。魔術師釣鯉魚是事實，但並非真相。從實驗看，耳朵認字的並非真相。②從生理學角度看，耳，眼等感官各有特殊的結構和功能，有本質差別。恩格斯講過人體感覺器官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歷史上有過人體感官功能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差別的唯心主義觀點，後來受到列寧的批判。用耳朵認字，從理論上來講很容易滑到唯心主義方面去。③從生物進化，胚胎發生和個體發育角度看，耳朵聽字是違反進化論的。④判斷事物，除了靠自己的感官之外，理論思維很重要。一個人不能事事都親自實驗。原有的正確理論是判斷事物的指導思想，因為這些理論是經過無數次實驗檢查的真理。對於耳朵認字也要用原有的科學，哲學知識來判斷一下。”【79】

這與于光遠後來公開發表的觀點以及思維方式幾乎完全相同，連那個被于光遠說過無數次的“魔術師釣魚”例子都一模一樣（下詳）。這是申振鈺後來透露出來的信息：

“‘耳朵認字’的事情一發生，一向對科學問題有敏銳嗅覺的大學問家于光遠就很關注。1979年下半年，兼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的于光遠就指示當時任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的鐘林同志，要了解‘耳朵認字’的事情，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的陣地，應該關心、了解‘耳朵認字’這類奇事。”【110, p.56】

事實是，儘管四川醫學院和中科院心理所的“調查報告”在後來都被證偽，但是，于光遠卻自始至終都堅定不移地拿它們——並且只拿它們——當做自己“反偽”的“科學依據”。難怪一本書上會這麼說：

“自然辯證法權威、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學家、當時還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于光遠堅決反對特異功能的存在。在他的影響下，中央某部門專門下文，把對特異功能現象的研究定為違反科學的封建迷信的復活，要求凡是宣傳了這種現象的報刊和領導幹部、記者，都要清理思想和檢查整頓。隨後，《四川日報》等報刊作了自我批評，支持報道和研究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楊超被迫作了檢討。但是，首次報道特異功能現象的《四川日報》記者之一張乃明卻始終拒絕承認有錯誤。”【111, p.97】

而鎮壓法輪功之後，于光遠就差把“我就是第一階段的幕後總導演”這句話直接說出來了。例如，他在2000年說：“在1979年，我對‘耳朵認字’之類有意沒有發言……。”【112】“有意”二字把于光遠當時在幕後窺視、操縱戰況時的神情和表情全都活脫脫地刻畫了出來，而“沒有發言”應該是“沒有公開發言”的縮寫，因為在暗中他是肯定發過言的，否則的話，那些爪牙們怎麼可能把主子的意圖落實得那麼妥帖？

再看看于光遠在2002年說的話：

“這是我寫的反對偽科學文章中的第一篇，《應該停止這種反科學的宣傳》。這是1981年8月我在全國科普報刊廣播電視學術年會上講活的摘要，那時我說的反科學的宣傳已經進行兩年多了。在此以前我不想捲入這場鬥爭，上海一個專門搞偽科學宣傳的組織里產生了一個幻想，他們說這回于光遠不出來說話就好了，可是我在沉默了兩年之後終於發出自己的聲音了。”【113】

也就是說，于光遠說自己“沉默了兩年”，是指在“第一階段”結束之後的“沉默”，在那之前，眾所周知他是“說話”的，只不過那“話”既不是公開地用嘴說、也不是公開地用筆寫，而是在暗中用眼色、用表情、用肢體、用黑話來表達而已。

總而言之，于光遠在法輪功被鎮壓之後馬上為自己打造“中國反偽第一人”的金身，並不是在貪天之功，而是在收割自己理所應得的“果實”。而從于光遠在“第一階段”中那影影綽綽的表演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儘管他動不動就大談特談“科學和民主”、張口閉口都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且說“我一看到……文章的題目中‘唯一’兩個字時，非常高興”【114】、“把它當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常識”【115】、是“掛帥的問題”【116】，以及時不時地說上一番“科學之為科學就是要求人們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實踐中去運用它。馬克思主義既然是科學，就決不允許對它採取膜拜、服從的態度”【117】這樣冠冕堂皇的場面話，但實際上，他既不講科學、也不講民主，更不相信“實踐”，他唯一相信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因為在他這個“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眼中，“馬克思主義”就是唯一真理、終極標準、最高科學。只不過是，如前所述，于光遠口中的馬克思主義，全都應該打上引號，因為它們是經過“于氏修正”的馬克思主義。

眼不見、心不煩

唐雨用耳朵辨認顏色和字體的奇蹟被不計其數的人所見證。但是，從未與唐雨打過照面的于光遠卻一口咬定唐雨是在作假、是個騙子。于光遠的這個鐵口斷案的論證方式在1995年被他本人合法化了，因為按照他的說法，毛澤東所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並不是絕對的——對於像他這樣的“反偽”專家來說，他對偽科學即使“沒有調查也可以有點發言權。”【18】十年後，于光遠的關門弟子方舟子將這個無恥理論發展成“揭露違背科學原理的騙局無需舉證”這個“偽科學原理”。【118】所以，反偽幫在反偽之時或者是冒充專家，或者是宣稱自己手中握有“科學原理”，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口含天憲，不需要調查、不需要證據，任意宣布誰誰是騙子、啥啥是偽科學。（截圖來源：【119】。）

不僅知識是力量，邪惡也是力量

從1981年第10期起，《知識就是力量》雜誌開始連載于光遠的《評兩年多來“耳朵認字”的宣傳》一文，而其第一篇就公布了那個“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調查人員”拍攝到的姜燕“弄虛作假”照片——姜燕當時只有8歲，被于光遠公布照片之時也不到11歲。【120】而事實是，那兩個匿名的成年、專業的“調查人員”，在即使沒有第三方在場的情況下也無法發現姜燕“弄虛作假”，所以他們必須使用“高速照相機照相”——這是于光遠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成立大會”的開幕詞中透露的——外加設計陷阱來獲取他們在“測試”之前就立志獲取的“證據”。他們到底是太傻、太笨，還是太歹毒、太邪惡？最奇的是，三十年後，方舟子也公布了自己的私敵、新華社記者顏秉光三歲女兒的姓名。【121】

2、星星點點火燎原

上文僅僅解答了于光遠為什麼要以“中國反偽第一人”自居的問題，但沒有回答另一個問題：他為什麼要把自己“（公開）投入戰鬥”的時間從1981年8月提前到1980年7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于光遠為什麼要從幕後走向前台？

（1）偽造歷史

對於上面提出的問題，于光遠在1985年是這麼說的：

“原先我以為這樣的事鬧騰一陣子之後就會自生自滅，沒有想到竟然越演越烈。‘人體特異功能’的受騙者越來越多。在我國竟然出現了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徹底的唯物主義原理得到了伸張，另一方面如此荒誕的反科學的迷信的宣傳，卻喧鬧一時，我們的報紙、我們的電影、我們的電視台、我們的學校等甘為這種反科學的迷信的宣傳提供宣傳工具、提供便利。在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為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的國家，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竟如此肆無忌憚地得到宣傳，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實在忍無可忍了。”【76】

也就是說，于光遠之所以要親自上陣，就是因為“人體特異功能”死灰復燃了、“偽科學”、“反科學”浪潮進入了新階段。那麼，那一切都是怎麼發生的呢？這是于光遠在“取締法輪功”之前三個月說的話：

“（2）但是，這時候香港有一位名叫李學聯的在《信報》上發表意見，說這在西方叫做超常感知，是一種‘人體特異功能’。說國內對這種現象的批評是不現代化、不科學化的。在我國內地也有一位著名科學家出來說類似道理。於是事情又翻了過來。在各地各種傳媒的宣傳下，具有‘人體特異功能’的人紛紛出台。這是反科學宣傳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在台前表演的是小孩子們。在這個階段中，反對人體特異功能的工作也發展起來了。但是，由於當時我們黨的高級幹部中已經有了相信或者不反對這種反科學宣傳的人，這種反科學的宣傳還是未能遏止。最後中央宣傳部發了個‘人體特異功能不是我們研究的方向，不要宣傳介紹，但也不要批評’的通知。”【72】

而在法輪功被鎮壓之後，上面這段話馬上就變成了這樣：

“第二階段，唐雨‘耳朵認字’真相大白後，事情本該到此結束，可是，北京有位大科學家說：外國早有此類現象，叫‘超常感知’，因此四川省報的檢查是不對的。四川文教書記聽了之後，就把這件事‘翻’了過去。結果，四川很快又‘發現’30多個小孩都有特異功能，都能表演耳朵認字，其中最突出的有六個小孩。四川醫學院不服氣，於是組織了春節聯歡會，讓孩子們來表演，並在現場設置了六部攝像機，發現孩子們統統都在偷看。醫學院的同志不敢把錄像帶報給省委，於是帶到北京送給我。我立即送報中央，但是，這仍然無法阻止‘耳朵認字’現象的蔓延，因為接下來全國各地都報告：發現了更多的具有各種特異功能的小孩，發展到後來，連腋窩乃至屁股都能認字了。”【122】

“第二階段：時隔不久，個別科學家公開表示支持耳朵認字，個別黨政幹部主張為耳朵認字翻案，各地隨即出現了一批‘耳朵認字’的兒童。”【73】

也就是說，在四個月的時間內，“第二階段”的罪魁禍首就從港客李學聯變成了北京的一位“大科學家”了。而在于光遠的所有“反偽”著作中，打引號的“大科學家”或“著名科學家”專指一人、特指一人，那就是錢學森。如果你注意到于光遠故意把港客李學聯的話塞進科學家錢學森的嘴裡，則你就會明白他所謂的“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都是些什麼貨色了。

事實是，“第二階段”的興起，不僅與李學聯沒啥關係，它與錢學森也沾不上邊兒。錢學森第一次對“人體特異功能”公開表態是在1980年4月，當時“第二階段”的形勢，用“反偽幫”女干將申振鈺的話說就是，已經“風靡全國”。【80, p.28】而李學聯的《以耳認字，未必荒謬》一文雖然早在1979年6月18日就發表在香港的《明報》上，但它被內地所知，卻是因為《新聞戰線》在三個月後把它收入《報紙動態》之中。事實是，當時在廣州任職的作家、媒體人蘇晨就承認，他之所以得知李學聯的文章，是因為他的一個香港朋友在1979年9月22日寄給他該文的影印件【123】，而那個朋友之所以要給他寄那篇文章，就是因為蘇晨曾在1979年5月跟在陳祖甲的屁股後面大罵“耳朵認字”是“不值一駁的荒唐消息”、是“反科學的無稽之談”【124】。在當時，廣州不僅是中國距離香港最近的大都市，而且還是中國最得風氣之先的城市，並且，蘇晨在廣州也不是等閒之輩。如果連他都需要花三個多月的時間才知道那篇文章，其他“內地人”怎麼可能在他之前感受到來自香港的“翻案風”？從另一方面講，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小小不言的香港《明報》和默默無名的李學聯怎麼可能與一言九鼎的《人民日報》和大名鼎鼎的葉聖陶相提並論？事實是，人民日報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書，其中一章的題目就是《圍繞“人體特異功能”問題的風風雨雨》，而香港李學聯根本就不曾被提及。【125, pp.280-291】所以說，于光遠的話不僅沒有事實依據，它連簡單的邏輯推敲都經受不住。

那麼，他到底根據什麼那麼說呢？

從1981年10月起，《知識就是力量》雜誌連續八期刊載于光遠的《評兩年多來“耳朵認字”的宣傳》，但于光遠在梳理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這段時間時，根本就沒有提到李學聯，而是單刀直入，直指大足縣聯合考察組、唐雨的父親和哥哥、江津行署科委。【120】于光遠第一次提到李學聯，是在1982年1月，也就是在《評兩年多來“耳朵認字”的宣傳》寫到“之四”、意欲把“人體特異功能”與國外的“靈學”捆綁到一起時，但也僅限於把它說成“是對這兩年多‘耳朵認字’宣傳發生過不小的作用的”，而其根據則完全出於臆測：

“因為這封信正發表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耳朵認字’宣傳之後，許多報刊正在糾正錯誤的時候，批評了我們黨報文章作者，支持了‘耳朵認字’的宣傳，給了‘耳朵認字’宣傳者以很大的鼓勵。”【126】

顯然是受于光遠這篇文章的影響，一個名叫袁一志的人——他從1979年4月起就不信“耳朵聽字”——在1981年2月20日寫了一篇文章，矛頭直指李學聯——這是其開篇：

“自從1979年6月18日香港《明報》發表了李學聯《以耳聽字、未必荒謬》一信以來，國內原己冷下的‘聽字熱’又重新熾烈起來。”【127】

毫無疑問，靈學專家于光遠就是從袁一志的這篇文章中得到了靈感，所以他不僅在其《評兩年多來“耳朵認字”的宣傳》“之八”中加以引用，來證明這篇文章的惡劣影響【128】，而且還在另一篇“學術文章”中這樣借題發揮：

“就在這時候,香港有一位博學的先生於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在當地一家報紙上發表意見，對於我們黨報的這種批評不以為然。他認為《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領導人對ESP（即‘超感官知覺’extrasensory perception的縮寫）這門學問或許‘所知甚少’；說我國‘某些領導人的科學知識還不夠現代化，態度似乎也不大科學化’；並借別人的話說，‘如不改變這種情況，怎能帶領群眾為四化奮鬥呢’。ESP是psi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超心理學的基本內容。應該承認這位先生是把‘超心理學’和我國四個現代化聯繫起來的第一個人。我國‘耳朵認字’宣傳者非常重視這位先生的言論。他們當時受到黨報批評，有的正在檢討，有的正在觀望，有的還在抵制。現在海外有人支持，他們的腰板就硬起來了。原先處於動搖狀態的，現在‘堅定’了。原先並沒有積極進行這種宣傳的一些人，現在得到這種信息，預見到它的發展前景，也投身到這個行列中來了。”【17】

在那之後，這個名不見經傳、居住於“香港享升街九十號地下”的李學聯所寫的一篇千字短文就被于光遠一夥認定為引爆“第二階段”的導火索。例如，“自然辯證法學派”中人董光璧就在其《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中把“唐雨案”的翻案歸咎於李學聯的文章。【129, p.160】而申振鈺則乾脆造謠，說“李學聯的信很快被大陸‘特異功能’研究者廣為傳播，於是‘耳朵認字’的風波又掀高潮”【130】、李學聯的文章“很快被大陸的一些新聞媒體轉載”【110, p.27】，連《自然雜誌》將耳朵認字改稱為“人體特異功能”都被她說成是受李學聯的影響【110, p.32】。

事實是，“傳播”李學聯文章最賣力氣那幫人，恰恰就是于光遠團伙：除了《光明日報》記者周文斌在一本書中提到李學聯之外【119, p.294】——周因此還被于光遠的走狗鄧偉志在《文匯報》上咬了一口【131】——，我至今沒有發現還有哪個“‘特異功能’研究者”提到那篇文章。而周文斌之所以會從一個懷疑者、反對者——他曾把四川醫學院的那份調查報告寫成“內參”——轉變成一名堅定的“相信者”，最主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原因，那就是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見。【132】

所以說，于光遠的“七個階段”理論完全是蓄意編造出來的，其內容除了是偏聽偏信、循環論證的一面之詞外，就是半真半假的不實之詞。而他之所以要瞪着眼睛編瞎話，既是要給這股“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打上“海外”的標籤——這一招兒後來也被方舟子學去，如他在第一次“回應”我的方學研究之時，就給我扣上了“引用……海外政治宣傳刊物的資料當證據”這樣的大帽子【133】——，又是要假手政府來公報私仇，拔掉錢學森這個山頭，因為貫穿這“七個階段”的那根黑線，即將氣功與“人體特異功能”聯繫到一起之人，就是錢學森。而在中國，只有于光遠一夥極力將法輪功與“耳朵認字”聯繫到一起，並且他們主要是在九十年代之後才把二者聯繫到一起的。實際上，在當時，于光遠尋找一切機會——即使沒有機會，他也要製造機會——來宣講這個理論。例如，在1999年給《論中國經濟50年》一書寫前言時，他也要說一說“三偽一所謂”、說一說它“連續了二十一年，經歷了七個階段”、並且把其原因歸之於——除了中國的人愚昧落後之外——在“第一階段”結束之後，“在我國卻有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出來打抱不平，說用耳朵認字這類現象外國早已有之，為唐雨事件翻了案”。【134】顯然，一個人之所以會對某件事念念不忘、嘮嘮叨叨、喋喋不休，就是因為它已經被刻骨銘心。

（2）還原歷史真相

那麼，“人體特異功能”到底是怎麼死灰復燃的呢？

原來，于光遠雖然有能耐消滅媒體對“人體特異功能”的宣傳，但他卻無法消滅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事實是，從創刊之日起，上海的《自然雜誌》就給自己定下了這樣的辦刊方針：

“根據恩格斯說的‘只要自然科學在思維着，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我們將按照黨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支持一切在科學上有創見的新思想、新學說，和一得之見，鼓勵一切勇於向自然界探索真理的實踐，提倡學術上的民主討論，讓科學的真理在爭論中發展和成長。”【135】

也就是本着這個方針，這家雜誌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科學院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顧涵森對氣功物質基礎的研究。【136】還是本着這個辦刊方針，《自然雜誌》社的朱怡怡、朱潤龍在“第一階段”已經結束之後，開始了對“耳朵認字”的調查，並且將調查結果發表在《自然雜誌》1979年第9期上，其結論就是“‘非視覺器官圖象識別’這種異常功能確有其事”。【137】

《自然雜誌》在1979年第10期接着發表了兩篇與“人體特異功能”有關的文章，一篇是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對一個叫潘錦堂的人的測試，證明“人體能感知地磁”。【138】另一篇的作者是在空軍某醫學研究所任職的羅冬蘇——這是其開篇：

“自從《四川日報》報道有一男孩耳朵可以辨認字或圖後，全國各地又陸續發現了多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起初，我抱着好奇與懷疑的心理，從4月20日起，對北京地區的一些據說有這種功能的人，做了初步的觀察和研究。最後，我選擇了王強、王斌姐妹兩人。在4個多月的時間裡，對她們進行了29次測試實驗。”【139】

而在排除了“偷看”的種種可能之後，羅冬蘇得出的結論是：“王強、王斌確實具有手、腋下、耳朵辨認圖象的特殊功能。”需要特別提請讀者注意的是：羅冬蘇的研究始於1979年4月份，即早於香港李學聯的那篇文章兩個月。

1979年11月，《自然雜誌》又發表了兩篇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文章，一篇是北京大學教授嚴守良和賀慕嚴的《關於人體一種特殊感應機能的調查報告（一）——特殊感應機能的真實性問題》【140】，另一篇是“安徽師範大學耳朵認字辨色功能考察小組”的《關於人耳認字辨色功能的考察報告》【141】。雖然北京大學的報告說自己的調查始於8月份，但安徽師大的報告卻明說自己的考察始於1979年4月。而它們的結論都是承認“人體特異功能”確實存在。

1979年12月，《自然雜誌》發表了三篇與“人體特異功能”有關的文章，其中之一的作者是在湖北中醫學院任職的謝毓瑜、王志秀夫婦，他們從這年4月中旬開始在自己十歲的孩子身上誘導“特異功能”，並且獲得成功。【142】據陳守良後來透露，謝氏夫婦的結果在當年7月就被眾人所知，他的老同學、在武漢大學生物系任生理學教師的溫璋文曾寫信告訴他。【143】

總而言之，我們在今天不僅找不到“耳朵認字”死灰復燃與香港李學聯的文章有任何關係，我們還明確地知道，早在李學聯的文章發表之前，“耳朵認字”的火焰就已經在地下燃燒了。而《自然雜誌》在1979年年底發表的另外兩篇文章，大足縣聯合考察組的《關於唐雨耳朵辨色認字的考察報告》【89】和陳守良等人的《姜燕特殊感應機能的衰退與恢復》【93】，不僅僅是將國家科委、中科院的那兩份《信訪簡報》證偽，而且還相當於抽了于光遠兩記耳光。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所謂的“反科學力量”、“邪惡勢力”之所以能夠梅開二度、進入“第二階段”，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偽科學”唬不了人，因為“真科學”站了出來。這是當時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

“只要作一個最簡單的邏輯判斷，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如果不是廣大幹部、科學工作者、記者們在調查時的方法上有錯誤，那就是四川醫學院的調查組或心理研究所調查組的調查方法有錯誤，兩者必居其一。但唯獨一點是決對不可能的：這些孩子們全部都在行騙！全都是一個個本領高明的‘魔術師’！要知道，這些孩子們多半是十一、二歲的兒童。最小的甚至只有七、八歲。如果這些孩子和家長們都在說謊，那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都想弄得自己身敗名裂嗎？”【144】

到了1980年2月，《自然雜誌》主辦了一場“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其目的之一就是“擴大這一極有價值的科學研究的影響”；而這個目的也確實達到了。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院長吳學愚對“耳朵認字”曾堅決不信。可是，在現場觀摩外加親自測驗之後，他向“偽科學”徹底繳械投降了：

“‘耳朵聽字’我早有所聞，但是我根本不相信，覺得不可思議。我有個老朋友，寫信來告訴我‘耳朵聽字’是真的，我對他說，對你這個人我是相信的，但對這件事情我不相信。因為說是‘聽字’，屬我們研究的範圍，所以我是抱着懷疑的態度來的，而且態度也比較‘頑固’。那天開大會，一早我就來了，並坐在第一排。當場看了王強等成功的測試，就有一些動搖了。下午，我又親自給王強、姜燕、唐雨、謝朝暉等小朋友做了測試，試樣是我在家裡做好的，他們都做得很成功，我信服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實踐，所以我向‘真理’投降了。”【145】

簡言之，當時的情況用于光遠的鐵杆跟班鄧偉志的話說就是：“自今年二月的上海會議以後，海內外都信以為真了，報刊的輿論也一律了。”【146】對於所有這些，于光遠當時在公開場合都一聲沒吭。可以設想，假如錢學森沒有出面的話，于光遠對人體特異功能最多也不過是再搞一些幕後小動作而已，就像他在“第一階段”那樣，因為一個人的能耐再大、權力再大，面對着燎原烈火，他也會產生無能為力、欲哭無淚的感覺。

3、洋洋灑灑禍出口

1980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的《哲學研究》發表了錢學森的文章，《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和人的潛力》。這篇文章長達八、九千字，討論了三個問題，其中“自然辯證法”是起興，“思維科學”是重點，而“人的潛力”則不過是“意猶未盡”的借題發揮。而就是這個閒來之筆，將“人體特異功能”引向了“人體科學”。這是錢學森對“人體特異功能”的評論：

“近兩年還不斷在報刊上載有關於十歲左右孩子能以耳認字、辨色,能腋下認字。對此有

爭論,有人不信,說是弄虛作假；有人信,說作了比較嚴格的測驗,是什麼因為人體有第七感受器。我認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具有這種功能的都是十歲左右的孩子,再小也不行,

再大也不行。那這是不是因為太小了神經系統還沒有發育到有這種可能；而歲數太大了,又因這種功能久久不用而退化、消失了呢？有爭論不怕,應該深入下去,測試工作做得更嚴密、更全面些,一定要刨根問底。”【147】

兩個月後，錢學森親訪《自然雜誌》編輯部，並且特意提到上面那篇文章：

“最近我在《哲學研究》上發表的文章，也談到這些問題，從自然辯證法談到人的潛力。從古以來，人沒有能動地去發掘人體的潛在能力，今後應該用現代科學技術去進行研究，自覺地發掘人的潛力。所以對中醫理論、對氣功、對特異功能，都要進行研究，最後都可歸結到開發人的潛力上來。”【148】

錢學森在《哲學研究》上發表文章，其影響僅限於“哲學圈”；他對《自然雜誌》編輯部發表談話，其影響也僅限於該刊的讀者。而為了“擴大這一極有價值的科學研究的影響”，錢學森接着邁出了第三步。1980年7月5日，錢學森在自己的辦公室召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權威媒體的記者，告訴他們“研究人體特異功能很有意義”。【149】這很可能是于光遠非要把自己“投入戰鬥”的時間確定在“1980年7月”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

毫無疑問，以錢學森的威望和地位，他的出面對“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在中國的走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具體證據就是，那個在“第一階段”曾堅決反對“耳朵聽字”的《人民日報》在1980年11月也開始宣傳“偽科學”了：

“智利最近發現了一位有特異功能的女學生，她蒙上眼睛後也能認字或辨認各種複雜的形象。

“據《最後消息報晚刊》報道，這個女學生叫傑奎琳·塞爾達·埃斯佩霍，現年16歲，在安托法加斯塔讀中學。她最近在聖地亞哥舉行的心理學大會結束時作了表演，她被蒙上眼睛後，能夠確切地認出讓她辨認的紙片上的各種符號。隨後在她的眼睛和手之間加上了一層厚厚的障礙物，開始時她辨認有些困難，但後來還是準確地認出了符號。據悉，這位姑娘還能利用觸覺辨認圖象。

“傑奎琳是幾星期前被安托法加斯塔省的心理學家發現的。智利心理學協會在安托法加斯塔的負責人卡洛斯·塔皮亞說，’我們剛發現時，這個姑娘還需要用手指觸摸認字，但很快就發展到蒙上眼睛後也能幾乎準確無誤地認出各種複雜的形象’。”【150】

這相當於中國第一黨報以其特有的方式對自己先前的武斷霸道行為表示懺悔或者道歉。

只不過是，錢學森功大過亦大：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固然因為他的加盟而發揚光大，但它最後走向覆滅也恰恰是因為他埋下的一條禍根，那就是他把氣功與“人體特異功能”捆綁到了一起——于光遠認定的偽科學“第三階段”，其標誌就是“一些所謂‘氣功師’走上舞台，特異功能活動宣傳的主角由兒童發展到成人”，而其原因就是“個別科學家又認為中國有氣功傳統”。【73】確實，于光遠之所以能夠在19年後反敗為勝，將“人體特異功能”打成偽科學，就是因為他死死地抓住了這條禍根，並且順藤滅瓜——這就是他炮製、兜售“二十年、七個階段”理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

原來，雖然氣功早在新中國建國之後就開始流行，並且得到官方的認可【151-153】，但是，將“氣”外化（即所謂的“外氣”）並用它給人治病卻是“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流行的。1979年7月，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領導人方毅、耿飈、陳慕華、譚震林等在觀看了氣功治病的表演後“指出氣功是一門值得研究的科學，應予普及推廣宣傳”；而當該表演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後，錢學森還曾說過“氣功是發掘人體潛力的一門科學”、是“打開人體生命科學大門的一把鑰匙”這樣的話。【154】確實，在對“人體特異功能”前兩次表態之時，錢學森每次都把它與氣功聯繫到一起，並且，根據他在《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和人的潛力》一文中引用的文獻，他所說的“氣功”就是指“外氣”，也就是于光遠、何祚庥等人後來所說的“偽氣功”。到了後來，錢學森還把中醫也拉了進來，說“中醫、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三者是聯在一起的”，“建議在對現有學科體系進行調整、組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人體科學體系，將諸如人體特異功能、氣功、中醫理論等列入這個體系之中，以便使這一研究工作逐步向更嚴密、更系統的方向發展。”【149】幾年後，錢學森承認，“中醫、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三者是聯在一起的”這個觀點是他從衛生部中醫局局長呂炳奎那裡學來的。【156】

需要指出的是，在1981年以前，錢學森從未說過什麼“超常感知”這樣的話、也從來沒拿“國外也有”這樣的理由來為“耳朵認字”辯護。我所能夠找到的與之最接近的言論，是下面這段話：

“但我們應該以更大的努力結合高級氣功師的實踐去研究氣功，建立‘氣功科學技術’這門學問。現在國外已經對此重視，而且開展了工作。我們應該有緊迫感，不要失去時間。”【156】

也就是說，為了把錢學森打成“第二階段”的罪魁禍首，于光遠不惜造謠栽贓。

一失足成千古恨

1980年6月4日，錢學森親自造訪《自然雜誌》編輯部，對他們刊登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文章公開表示支持。在于光遠、方舟子這伙“反偽幫”的眼中，這是錢學森人生中最大的污點，比他在大躍進年代證明糧食畝產可達萬斤還要罪大惡極。于光遠手下女干將申振鈺這樣總結道：“這次訪問達到了三個目的：一是肯定了上海《自然雜誌》在倡導‘人體特異功能’中的先鋒作用，使《自然雜誌》找到了‘堅強後盾’；二是從開發人體潛能——人體特異功能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人體科學’的概念。這個理論成為‘人體特異功能’宣傳者和研究者的理論基礎；三是建議成立‘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組織。”【130】事實是，在那次訪問中，錢學森並沒有“提出了‘人體科學’的概念”，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建議成立‘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組織”。于光遠後來把《自然雜誌》編輯部稱為“鼓吹這門偽科學的中心”。【17】而錢學森的最大敗筆，除了因為學術之爭而與于光遠結下私仇之外，就是把氣功與“人體特異功能”捆綁到了一起，導致于光遠在19年後利用法輪功事件把他一舉擊敗。

4、恩恩怨怨幾十年

2013年10月，也就是在于光遠剛剛去世後不久，一個叫陳小雅的人在新浪微博公布了她在1993年2月與于光遠的“訪談”，其中最讓人驚訝的內容，莫過於于光遠在言辭中流露出的對錢學森的那股切齒的、刻骨的痛恨：

“我堅持科學家的原則，特別對錢學森反感，要我說簡直是可恥！可恥！他明明知道是假的。”

“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錢這個人幹的可恥的事情相當多。美國國會的檔案解密了，翻出他抗美援朝的時候怎麼樣幫美國服務打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材料都有。”

“錢學森這個人，從科學家變成政客；從內行變成外行。江澤民居然表揚他，有嚴謹的科學態度。”【157】

查遍錢學森的所有傳記，包括張純如那本號稱“向美國國家檔案局、美國國防部等相關單位搜集了大量的歷史絕密資料”的《蠶絲：錢學森傳》，我也沒有找到錢學森在“抗美援朝的時候怎麼樣幫美國服務打我們中國”的任何“材料”。也許於處長有自己的“秘密”來源。

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職業政客于光遠會大罵錢學森是“政客”呢？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于光遠對錢學森的“反感”已經到了把自己的腦袋沖昏了的程度。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對錢學森懷有的不是“反感”，而是“仇恨”。也就是因為懷有這樣的深仇大恨，于光遠才會在法輪功倒台之後馬上就緊鑼密鼓地撒下了株連錢學森的天羅地網。據申振鈺自供，她的那部為于光遠的“二十年、七個階段”理論作注的《二十年來辯是非（1979-1999）——“法輪功”何以成勢》問世後，就“得到中央相關部門的重視，由中國社科院通知雜誌社，提供一個‘簡本’，並不要迴避要害，涉及什麼人寫什麼人……。”【158】

事實是，為了扳倒錢學森，于光遠不僅僅炮製了“二十年、七個階段”理論，他還故意曲解史料。例如，于光遠這樣注釋胡耀邦1979年的11月8日“只批給中宣部的兩位副部長”的批示：

“這類（指特異功能）科學工作者（指相信特異功能的那位大科學家）要怎麼辦，可以由他們去辦，但不能公開宣傳。宣傳這類事情對四化沒有一點用處、好處。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宣傳這類事只能增加人們的迷信和思想混亂。這一點請你們務必把關。”【112】

事實是，在當時，錢學森根本就沒有參與“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也不曾公開表態，胡耀邦怎麼可能會批評他“宣傳這類事情”？

于光遠對錢學森的憎恨還表現在他唆使、鼓勵自己的打手方舟子對錢學森進行長達十餘年的瘋狂攻擊和撕咬。

問題是，于光遠對錢學森的仇恨，真的是因為真、偽科學之爭嗎？答曰：根本就不可能。

事實是，除了公開支持人體特異功能之外，錢學森在1980年還曾多次冒犯于光遠——你甚至可以說他是故意“挑釁”。例如，1980年9月29日，錢學森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

“在另一方面，我也不贊成一味地‘吸取’外國的東西，跟着外國人跑，或‘恢復’一些本來在舊中國使用過的不妥當的字眼。現在有沒有人在趕時髦？我看好象有！我舉一件小事：現在有人從外國‘引進’了‘人文科學’這個詞，說在我國也要培養人文科學的人才等等。我認為人文科學這個詞是陳舊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的知識來源於社會實踐，而知識或學問可以分為兩大門類，一類是對自然界的知識，一類是對社會的知識。而這後一類包括了一切社會活動；歷史只不過是對過去社會活動的知識，文學作為學問，也只是對社會文藝活動規律的學問。所以國外稱為人文科學的實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一部分。沒有必要引進這個詞。”【159】

恰恰在那之前半年，于光遠在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一個講話，其中把“科學”分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數學四大領域。不僅如此，于光遠還認為，農學、醫學、工程等等“都應屬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的共同的科學領域”。【160】既然哲學屬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科學”，則它自然而然地應該屬於“人文科學”。也就是因為如此，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對“人文科學”這個名稱不僅不排斥，反倒為它的存在奔走呼號，如申振鈺就會說這樣的話：

“在可重複性和可檢驗性意義上的非科學是十分廣泛的領域，如數學、哲學、邏輯學、語言學、人文科學、藝術、宗教等都可劃為非科學。非科學不等於沒有意義，更不等於偽科學。非科學也是嚴密的知識理論體系，並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是從劃界標準的嚴格意義上，它們是非科學。”【161】

既然“人文科學”屬於“非科學”，為什麼卻“非”要叫它“科學”呢？其原因非常簡單：如果“人文科學”不存在的話，不僅“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這一論斷很難成立，連“自然辯證法”都不是科學了。確實，在“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內部，于光遠就被視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的鼻祖。【162】

其實，即使于光遠不是錢學森所說的“從外國‘引進’了‘人文科學’這個詞”的那個人，他也是使用“人文科學”這個詞最頻繁的“科學家”——直到九十年代末，于光遠還在說什麼“要崇尚理性，堅持發展以科學為中心的文化，在科學中包括人文科學”【163-164】、“我寄希望21世紀，在人文科學、人文精神方面有很大的進步”【165】、“當然我們強調的科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還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166】。到了2006年，于光遠仍舊在重複那句“老話”：“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總結。”【167】

除了上面這類虛幻的觀念之爭，錢學森與于光遠還有真金白銀般的“利益”之爭：錢學森不僅與于光遠一樣，熱衷於建立“學科”、“學會”，他還與于光遠一樣，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來構建“體系”。而在當時，因為大量西方“學科”湧入真空般的中國，所以，如何對它們進行瓜分，把它們劃入誰的地盤，就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這也是于光遠號召手下要勇當“伸手派”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創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自然辯證法學派”的唯一指導思想就是要把那些新冒出來的“學科”儘可能多地塞進自然辯證法這個“大口袋”之中。這是于光遠自己的話：

“我們不必太拘泥於自然辯證法這個名詞。它的內容和對象，要放到歷史中考察，要從工作的便利出發，要把自然辯證法的旗幟舉得很高。”【168】

這是吳國盛在2001年對于光遠的“大口袋”做的“反思”：

“于光遠先生開創的我們這個學科的範式，就是自然辯證法，是個大口袋，什麼都可以裝，結果二十年過去了，也許從1950年開始，半個世紀過去了，可以說到現在沒有範式，它還不是個學科，其成就幾乎等於零。”【169】

“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跑馬占荒的一個具體例子就是“科學學”在中國的命運。

1979年7月，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委會和《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科學學學術討論會”。于光遠不僅參加了會議，而且還做了題為《談談科學學》的主題發言。在這個發言中，于光遠雖然沒有明說科學學屬於自己的領地，但整個“討論會”的氛圍以及與會者的發言都把那個意思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例如，于光遠在發言中提出了“要建立我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這個“主張”【170】，而他的好友、中科院副院長李昌——董光璧把他與于光遠並列為人體特異功能的“最有力的官方反對者”【129, pp.158-159】——更是在自己的發言中對“把科學學同自然辯證法結合起來創建中國的科學學”這個問題詳加論述【171】。不僅如此，還有人大聲疾呼“自然辯證法工作者應大力開展科學學的研究”。【172】可是，當《科學管理》雜誌準備給那個討論會出專輯時，根本就沒有出席那次會議的錢學森卻突然插了一槓子——用該刊編輯的話說就是：“會後，錢學森同志還親自為《科學管理》寫稿，參加討論。”【173】而不請自來的錢學森說話一點兒都不客氣：

“科學學是自然辯證法嗎？或者說科學學也研究科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嗎？我看還是不纏在一起為好。如果說目前我國自然辯證法研究工作還未打開局面，因此要借科學學來走出一條路子，這不見得妥當；科學學是研究科學技術研究這一社會活動，不是研究科學技術本身，所以也不去搞科學的方法論；科學學是可以和自然辯證法分清研究領域的。自然辯證法自有其廣闊的活動範圍，比如用自然科學的新發現來豐富並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174】

錢學森之所以要反對自然辯證法吞併科學學，大概不是與于光遠的意氣之爭，而是因為在他的“科學技術體系”中，自然辯證法是指導自然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皇冠”；但科學學卻第一“是科學”、第二“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175】也就是說，把科學學裝進自然辯證法這個大口袋，在錢學森看來，不僅是亂了輩份，而且還是亂了族系。

錢學森的科學技術體系

按照于光遠，科學學應該是“自然辯證法科學群”中的一員；而錢學森則認為，自然辯證法是指導自然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學則是社會科學中的一員。（截圖來源：【174】。注意：從左至右是隸屬關係。）

儘管遭到錢學森的奚落和反對，但于光遠對“科學學”卻志在必得，非要把科學學列入“自然辯證法科學群”之中不可：

“我們可以研究的東西很多，如科學學、未來學、宗教學，還有科學史、技術史都可以放到我們的視野之內暫時成為研究對象。”【176】

果然，從1981年起，《自然辯證法通訊》在其封面加上了這樣的副標題：“關於自然科學的哲學、歷史和科學學的綜合性、理論性雜誌”。你只要注意到“關於自然科學的……科學學”這幾個字是多麼的彆扭，你就會明白于光遠當時霸王硬上弓、梨花壓海棠的勁頭有多衝了。

可惜的是，于光遠雖然可以漫天撒網，但他卻無力把天下所有的魚一網打盡。1980年年底，“全國科學學第二次學術討論會”在合肥展開，不僅與會人員中沒了“自然辯證法學派”那幫人的身影，而且他們“討論”的內容也與“自然辯證法”毫不搭界。【177】1981年10月，在北京又召開了一個“全國科學學專題學術討論會”，雖然李昌在會上仍舊重彈科學學“同自然辯證法的科學觀和科學方法論交叉、重合”、“科學學和自然辯證法界限不清”的老調，但語氣比兩年前明顯不同。【178】而其他人則要直截了當得多：

“科學學與自然辯證法是二門科學，各有各的領域，各有各的使用，它們都應得到發展。……實際上它們誰也代替不了誰，誰也包含不了誰。”【179】

連中國科協副主席錢三強都說了這樣的話：

“我回國三十三年了，幹了點什麼事呢？不就是科學研究的管理，參與決策和組織領導工作麼！三十多年來，我干的基本上就是屬於科學學的工作，不過，當時還沒有科學學這個名詞。只是盲目地在做科學學的工作，是一個不自覺的科學學工作者。”【180】

1982年，“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變成了與“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平起平坐的一級學會，錢三強親自出任理事長，于光遠、錢學森都只是顧問。【181】雖然錢三強在五十年代對于光遠的部下“小何”都得點頭哈腰陪笑臉，但在進入“科學的春天”之後，他的地位即使不說比于光遠高，那也可以說是比背齊肩。1980年，胡耀邦邀請中科院的科學家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領導開辦科學講座，開講之人就是錢三強。【182】很可能是這個原因，于光遠後來曾對自己早年拋棄科學投身革命而感到有些懊悔。【183】無論如何，到了1982年，于光遠的大口袋再怎麼大，它也裝不下“科學學”這條大魚了。所以，從1982年起，《自然辯證法通訊》封面上的“科學學”被改成了“社會學”；從1983年起，《自然辯證法通訊》中的“科學學與科技政策”欄目被改成了“科學社會學與科技政策”。而到了1994年，于光遠在繪製自然辯證法“學科體系”結構圖時，不但“科學學”不見了，連“科學社會學”也都沒影了。【184】而所有這些折騰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錢學森的那篇文章。

《自然辯證法通訊》的大口袋

《自然辯證法通訊》創辦於1979年，第一任主編就是于光遠。該刊實際上是文革期間在上海創辦的《自然辯證法雜誌》在北京的延續。在1980年以前，該刊的封面上只有刊名、年份、期號，但從1981年起，它封面上開始出現副標題：“關於自然科學的哲學、歷史和科學學的綜合性、理論性雜誌”。從1982年起，副標題中的“科學學”三字被“社會學”取代。

自然辯證法：一個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應該幹些啥的“學派”

1994年出版的《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正文首頁是于光遠、龔育之、查汝強三人合寫的《自然辯證法》辭條，其中的自然辯證法學科體繫結構圖中，既沒有科學學，也沒有科學社會學。

天狗吞日，我便是我了！

很可能是因為“自然辯證法”這個“大口袋”太大而顯得空虛，于光遠在九十年代曾“構想”了一部《自然辯證法辭典》，其中的辭條不僅包括“食物”，還包括“水”；並且，他親自撰寫的這兩個辭條都長達萬言。據刊載這兩篇文章的《自然辯證法研究》編者說，“我們通過這項科研工作，看到了自然辯證法中國學派的勃勃生機。”【185】好笑的是，在那之前，于光遠曾撰文攻擊王同億編纂的《語言大典》收詞過多過濫。【186】

于光遠的眼睛當時除了盯上科學學之外，還盯上了另一個熱門學科，那就是系統工程學。在他主持制訂的《1978年-1985年自然辯證法規劃綱要》中，就有這樣的話：

“在技術學科方面，例如要研究人工智能、控制論、信息論和仿生學中的哲學問題，對系統工程學的分析等。”【187】

如果說于光遠意欲霸占科學學還屬於“跑馬占荒”的話，那麼他對系統工程學的覬覦則相當於“強搶民女”。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雖然早在1977年以前就有人譯介“系統工程”【188-190】，但是，目前公認的是，錢學森等人在1978年9月發表的《組織管理的技術——系統工程》一文【191】才是“系統工程中國學派”誕生的標誌。所謂“系統工程中國學派”，亦稱為“錢學森學派”，其特點就是將“組織管理”融入了“系統工程”這個概念之中【192】——這也是于光遠等人要把系統工程裝進“自然辯證法大口袋”的唯一理由。據說錢學森曾說過“系統工程才是我一生追求的”這樣的話。【193】確實，錢學森在1979年就組建了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籌委會；次年，錢學森特意撰寫了《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和人的潛力》這篇文章，它也是錢學森第一次在文章的標題中使用“自然辯證法”這五個字。看看一身戎裝的國防科委副主任錢學森的單刀直入：

“什麼叫自然辯證法？現在有些人想把自然辯證法的研究範圍擴大到遠遠超出恩格斯的原意，說這才是自然辯證法的現代化。例如，他們要引入控制論，引入系統工程，引入科學學。其實控制論是技術科學，系統工程是工程技術，科學學是社會科學，怎麼能都當做是自然辯證法呢?自然辯證法總不能無所不包地把現代科學技術的各個分支、新學科都吸收進去，如果那樣，還有什麼學科的合理劃分和科學技術的體繫結構了呢？”【147】

這年9月，中國科協批准成立“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兩個月後該學會召開成立大會。【194】與之相比，于光遠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雖然自稱成立於1978年——源自鄧小平在1978年1月2日的簽字——，但中國科協給它確定的生日卻是1980年10月【195】；並且，其成立大會的召開比中國系統工程學會晚了整整一年。如果說錢學森和于光遠在“科學學爭奪戰”中誰都沒贏的話，那麼，在“系統工程爭奪戰”中，錢學森則大獲全勝，而于光遠則輸了個精光。

實際上，以錢學森的教育背景和學術成就，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得起于光遠這個半拉子“科學家”和半吊子“哲學家”。《錢學森年譜》在1979年12月9日這一天有如下記載：

“就自然辯證法發表看法。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分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辯證唯物主義的社會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學。還認為，自然辯證法是哲學走向自然科學，也是自然科學走向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以必須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一起探討。但是現在我國搞自然辯證法的同志看來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自然科學家，困難當然較多。錢學森指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把現在的自然辯證法隊伍分作四個部分：(一)轉而進修馬克思主義哲學；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辦進修班；(二)轉而進修自然科學理論；(三)繼續搞一般教學，講‘自然辯證法’；（四）轉入科學學研究。”【196】

也就是因為對“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自然科學家”的于光遠心懷不屑，錢學森在《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和人的潛力》這篇文章中除了敲打于光遠那隻伸出來的手之外，還故意捅了一下于光遠的爛瘡疤：

“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的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並沒有把科學技術的新成果用來豐富和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往往反而錯誤地去批判這些新理論，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例如摩爾根遺傳學和基因的發現，化學鍵理論的共振論，控制論，人工智能，電子計算機代替人的一部分腦力勞動等等都曾受到過某些批判。這些批判都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必須全部收回。”【147】

誰都知道，儘管五十年代的“資產階級科學大批判”的大背景是“全盤蘇化”、向“老大哥”學習，但它們的具體實施卻都是在于光遠的領導下進行的。而錢學森在“新時期”把這些陳芝麻爛穀子翻出來晾曬，不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其客觀效果都只有一個，那就是對于光遠的直接羞辱。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在那之前幾個月，于光遠剛剛把自己“在青島遺傳會議上的兩次講話”拿出來發表【197-198】，顯然是要美化當年的自己。而錢學森的文章，則相當於告訴他：痴心妄想！實際上，直到八年後，錢學森還在指着“自然辯證法學派”那些人的鼻子繼續教訓他們說：“自然辯證法要與科學技術同步發展”。【199】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就是，不搞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根本就沒資格搞自然辯證法研究。

錢學森捅破于光遠大口袋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1985年10月，錢學森在一個會議上這樣說道：

“關於自然辯證法的內容，現在有爭論。我不同意于光遠同志的看法。他認為自然辯證法是多門學科的學科群。我覺得不能那麼看。我認為還是應該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恩格斯在開始構思他的自然辯證法時，曾給馬克思寫過一封信，向馬克思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物質世界、物質世界的運動、物質在時空中的運動、物質運動的層次、不同物質運動層次之間的聯繫，這就是自然辯證法的內容。”【200】

這篇談話被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評論為“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不僅見解精闢，而且看法新穎”。（同上。）而于光遠則繼續搞向外擴張，在1986年前後指使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和上海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創辦《方法》雜誌，“指導思想只有一個，宣傳唯物辨證法的方法論”。【201】而實際上，錢學森早在1980年就明確表示“方法論……不歸入自然辯證法為好”。【147】

總而言之，在與于光遠長達三十年的明爭暗鬥中，錢學森雖然一直占上風，並且還打贏了幾場戰鬥甚至戰役，但他卻最終輸掉了整個戰爭。2009年10月30日，錢學森去世。在其後的一個月內，方舟子在新語絲上發表了四十篇文章對錢學森鞭屍，除了方舟子本人赤膊上陣之外【202】——其內容部分內容，如錢學森與林彪的關係，頗像是于光遠提供的——，作者中很多都是當年跟隨于光遠“反偽”之人，如社會渣滓司馬南【203】、文痞無賴陳祖甲【204-205】、學術混子塗建華【206-207】等人。

你說于光遠對錢學森的仇恨到底是什麼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