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于钱之争之由来

毫无疑问，于光远之所以要在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之际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现在还活着的人中）反伪第一人”，其目的就是要把法轮功与“人体特异功能”捆绑到一起，因为于光远所谓的“反伪”，其对象自始至终都是“人体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的总设计师钱学森——何祚庥和司马南的靶子则是“伪气功”。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科学纳粹崛起的根基也是“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和与钱学森作对。而恰恰就是从于光远的相关活动中，我们才更能够看清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反伪帮”，是怎么“反对伪科学”的。

不论是2000年问世的《于光远反对伪科学简历》，还是2001年问世的《我本人反对伪科学简历》、2002年问世的《我反对伪科学七十年》，于光远都一口咬定自己“投入”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战斗”始于1980年7月：

“从1980年7月起到1982年，我就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问题作过多次演讲，写过许多文章，并给党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过不少信。1984年结集成《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1982年中央宣传部有一个‘休战’的决定，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写文章。我这方面是休战了，但是，他们并不休战，利用这个时间还在大肆活动，因此，在1983年我又投入战斗。”【13, pp.2-3】

但同一个于光远还反复强调，导致法轮功盛行的反科学、伪科学思潮始于1979年。1999年4月20日，显然是得知“取缔法轮功”已经势在必行——实际上，方舟子在一年前就已经知道“李洪志的教派在国内已被宣布为非法”【71】——，于光远在中国科协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会上做了一个演讲，这是其讲演提纲的开篇：

“二十多年来在我们中国有一股反科学反社会的势力，他们发展的势头颇盛，他们的活动在全国泛滥成灾，十分猖撅。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悲可忧的、极为严重的现象。我认为一切关心祖国历史命运的人，面对着这一种极为严重的现象不能有任何轻视，而应该正视它、重视它，对之深思，作出恰当的判断和采取行动。”【72】

而在法轮功被正式“取缔”之后，于光远立即利用一切机会宣讲自己的“二十年、七个阶段”理论：

“8月1日，我接受《中国合作新报》采访，讲了一个题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我想再讲讲这个题目。我认为‘法轮功’事件的发生是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长期对这三‘伪’一‘所谓’活动猖獗泛滥成灾丧失警惕姑息放任的结果。”

“我在那个演讲中说，从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大足县一个儿童‘能用耳朵认字’到1999年4月‘法轮功’聚众围攻中南海，其间经历七个阶段，历时20年。”【73】

显然，从“伪科学”全面爆发，到于光远向伪科学大举进攻，有一段长达四、五百天的空档期。而在那段时间，“反伪派”不仅早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决定性胜利，连“伪科学”大举反扑的“第二阶段”都快要结束了。事实是，根据于光远的两部“反伪文集”，即1986年出版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74】和十年后出版的《反“人体特异功能”论》【75】，于光远最早的公开“反伪”活动都始于1981年夏天——连他本人都说，“从一九七九年初《四川日报》刊登大足县一个儿童‘能用耳朵认字’到一九八一年夏天，有两年多的时间我没有写文章。”【76】那么，在第一、第二阶段啥事没干的于光远，凭什么以“反伪第一人”自居呢？并且，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投入战斗”的时间提前一年呢？

1、神神秘秘鬼吹灯

1979年3月11日，也就是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整10个月之后，《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这篇文章后来被钱学森称为“一九七九年祖国大地一声春雷”【77】，而于光远则把它定性为“20多年来伪科学猖獗的历史”的起点【72】。好在该文不长，照录如下：

“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查，确有其事。

“儿童唐雨，现年12岁，小学五年级学生，家住大足县团结公社建立大队。去年旧历十月的一天，唐雨和小朋友陈小明一起走在路上，他的耳朵无意中触到陈小明的上衣口袋，大脑便呈现出一包香烟的牌名‘飞雁’二字。唐雨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陈说：‘你装的香烟是“飞雁牌”，对不对?‘陈小明对唐雨猜到他的香烟是‘飞雁牌’感到奇怪，但当时是在玩耍，未引起注意。事隔两个多月，一天，本大队石工韩仁甫等人在玩‘猜字’，唐雨在旁看热闹，就对他们说：‘我们来猜字。随便你在什么地方写，写好裹起来我猜。’

韩仁甫便背着写了一个‘房’字，揉成小团，交给唐雨。他拿来放在耳边，很快就认出来了，使对方大吃一惊。这样，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的消息就传开了。

“为了证实此事，公社干部又写了‘猪’、‘牛’、‘马’、‘羊’、‘狗’等字，揉成一团，唐雨接过去，贴近耳边，静听一会儿，随口就读出来了。县科委．文教局又派人核实，并有意在一张纸条上，将‘尖端科学’的‘端’字写为‘瑞’字，给唐雨放在耳边辨认。唐雨照样一一认出，并指出其中‘端’字写错了。在考查中，还发现唐雨能鉴别字的颜色是红色、蓝色或是黑色，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消息传到江津地区机关，地委领导同志经过考核，上报到省委。记者闻讯，前往现场，进一步对此事进行了考查，先后用几种笔和不同的颜色写了‘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等字条，有的叠成若干层，有的揉成小团，交给唐雨用耳朵辨认。每张字条，唐雨只用了几分钟就辨认出来了，连用什么颜色什么笔写的都能辨别。后来，又写了几个英语字母交给唐雨辨认，唐雨因未学过英语，念不出来，但却照着字母的样子描画出来了。在场人见了，无不惊叹。记者随即了解到：唐雨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好，特别喜爱数学。据唐雨自己介绍：他的手像有电一样，拿到写有字的纸团，脑里便开始有字迹的反映；当字团放进耳门，脑海就象银幕一样把字的笔画逐一显现出来；如果心情愉快，没有噪声等干扰，脑里显出来的字就十分清楚。对这一奇特现象，人们议论纷纷：唐雨耳朵的奇异功能是罕见的，人类生理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

“最近，省委负责同志到了当地，接见了唐雨及其亲属，了解了实况。省有关科学研究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78】

这篇文章问世后，不仅马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重要的是，很多具有与“耳朵认字”相似功能的儿童相继出现——这是《人民日报》在当年五月发出的内部通报：

“自从《四川日报》发表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的消息之后，全国陆续‘发现’一批能用耳、鼻、手指、脚趾、胳肢窝、胃、前额认字的奇异人物。据国家科委统计从3月14日至5月5日，全国12个省报来20名。其中省级科委上报的2名，地市级科委上报的4名，县级科委上报的3人，基层单位推荐的3人，个人反映的8人。”【79】

而就在这星星之火即将燎原之际，于光远担任副主任的国家科委出面了。

原来，《四川日报》关于唐雨的报道问世后，四川医学院受省科委的委托，派出了以科研处副处长吴家𫘜为首的四人调查组对唐雨进行了长达8天的测试，并且在4月3日出具了一份“四川医学院调查报告”，其主要结论就是“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虽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名气很大，但可能总共也没有几个看到了它的原始记录。1999年2月，一个自称的“中国科协伪科学典型案例调查课题组”——实际上就是于光远的狗腿子、从1979年起就跟着于光远打打杀杀的女干将申振钰及其手下——在北京自行出版了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印刷厂的“非法出版物”，题为《中国异常现象研究与“三W”真像》【80】，其第一部分就是申振钰本人编纂的、长达百余页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其内容实际上是“人体特异功能”早期史料汇编【81】。尽管该文收集材料甚详甚广，但对“四川医学院调查报告”，它却只记录了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合办的《信访简报》在4月23日发出第93号简报，题为《四川唐雨“用耳认字”也是假的》。【82】仅看标题，即可知道其内容；而细读该“简报”，你就会发现，它只给结论，却完全没有关于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的详细介绍。不仅如此，该简报主观恶意极为明显——这是该报告的人格谋杀：

“首先，我们对唐雨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些了解。他出身于一个农村家庭，现年12周岁。从五六岁起，经常扯谎，并以为乐。现已学会抽烟。第一次‘用耳认字’就是为了骗取别的孩子的香烟开始的。”【82】

这是该报告的结论：

“总的说来，唐雨弄虚作假的手法是比较快的，基本上采取了魔术师的那一套，但并非十分难于识破，只要认真观察，就可以看得出来。”【82】

最好笑的是，四川医学院的这个调查组竟然先入为主地以为“耳朵认字”必然与一个人的智力有关，所以这样写道：

“唐雨采取以上种种骗人手法，是否说明他智力超常呢？3月15日晚，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智力测验，共出7题，除有一题很简单且有人从旁帮助做得较好外，其余6题成绩很差，说明唐雨智力在同龄孩子中并不高。”【82】

而根据后来的研究发现，特异功能与“智力”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83-84】由此可知四川医学院调查组在调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结论，而他们“调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给自己的结论制造“实证”。

根据《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辩字的儿童》一文，以及后来透露出来的相关信息【85-86】，从1978年11月唐雨“被发现”，到1979年3月被《四川日报》报道，他经历了学校教师、公社干部以及县、地、省级科委人员的测试，《四川日报》先发“内参”，后经省委书记批示之后才公开见报——真可谓“慎之又慎”。不仅如此，半年后，四川省江津地区科委、大足县的科委、《红领巾》杂志社分别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唐雨再次进行测试，而其结论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唐雨确有耳朵辨色识字的特殊功能”【87】、“唐雨用耳识字辨色是客观存在的”【88】。这是大足县联合调查组的原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面前应人人平等。唐雨的耳朵能辨色认字，是客观存在、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人也否定不了。至于唐雨的耳朵为什么能辨色认字之类的问题，有待于专家、学者继续探讨，深入研究。我们的责任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情况。”【89】

这是唐雨的哥哥唐可飞后来透露的四川医学院调查内情：

“四川医学院负责同志：（眼科刘安贞，神经科刘协和，科研组吴家𫘜）随同唐雨数天，亲眼所见有关人员考试，属实，并且他们3人亲自考试10几个纸团，唐雨用耳朵认字，全部给他们正确说出，可是他们三位负责同志，始终不相信，硬说唐雨是假的，是魔术，这实是无可奈何？”【90】

问题是，为什么国家科委的《信访简报》要在《四川唐雨“用耳认字”也是假的》这个标题中加个“也”字呢？原因就是，就在同一天，国家科委还发布了第92号《信访简报》，其标题是《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其内容就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8岁女孩姜燕的特异功能调查的结果。【91】据后来揭露，那份调查报告是这样出炉的：

“当北京的姜燕用耳朵认字的奇闻在社会上不翼而飞的时候，某科研单位的两位科研人员会同其他人一道，对姜燕进行了测试。头两次测试进行得很顺利，特别是第二次（4月6日）测试的结果，更使在场的人惊愕不已。这次，他们一共做了五十个试验，有四十九次全部认对。另有一张纸片上画有一面飘扬的小旗，姜燕说成了画着的书本，如果将这次判为错认，那么准确率达到98%；如果判为正确（画着的旗子和书本是很相似的），则准确率达100%。在场的同志在测试记录上签了字，愿意充当试验的见证人。”【86】

可是，不到两周，那“两位科研人员”变卦了：

“更为严格的测试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两名科技人员于四月十九日负责施实。这次测试的气氛搞得特别紧张，除主试者外不准第四者在场。就连石景山区教育局那位陪着去的女同志也被拒之门外。测试完毕，小姜燕一出来就委屈地哭了。那位陪同的女同志很关心地问主试者：‘试验结果怎么样？’那位主试者把皮夹子往胳膊底下一夹，说：‘无可奉告’，也没向姜燕作任何交待，便扬长而去。”【92, p.23】

而据北京大学生理学教授陈守良等人四个月后对姜燕的测试，“发现与原来听到的‘完全是弄虚作假’的说法出入甚大。”【93】简言之，在50个测验中，除了17个是“无结果”之外，其余33个测验中，29个给出完全正确的结果，2个给出部分正确的结果，错误结果只有两个，即6%。那么，到底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测验结果可靠，还是北京大学的测验结果可靠呢？据说陈守良曾这样质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两名科技人员”：

“我的（试验记录）可以（公开），谁来检查都欢迎。全部实验档案都给你看，你们敢不敢？”【92, p.24】

他们当然不敢——实际上，我们至今还不知道那两名打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旗号的“科技人员”到底姓甚名谁。而据他们的不打自招，为了获得“耳朵认字是骗术”的证据，那两名成年“科技人员”在那个“更为严格的测试”中还故意设陷阱引诱8岁的姜燕往里面跳——更奇的是他们在事后还会得意洋洋恬不知耻地大肆炫耀：

“然后，我们又让姜燕坐在靠窗的一张小茶几前，面朝窗，背向其他人，故意给她一个作弊的机会。在这种场合，她很快就完成了偷看的动作，所以全部‘认’出。”【91】

难怪陈守良会对他们的“实验目的”这样总结道：

“看来他们的实验设计的目标是检查姜燕在某种情况下是否会作弊，而不是检查姜燕是否有耳朵认字的机能。因为如果是为了检测姜燕耳朵认字的功能就应设计一套实验让姜燕在无法作弊的条件下进行测试，而不是设计一个环境，‘故意给她一个作弊机会’，让她去作弊。”【94】

总而言之，不论四川医学院还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他们“证伪”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成功”；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方法只有三条：第一，千方百计地让测试“失败”；第二，千方百计地诱导被测试者“弄虚作假”；第三，在前两种方法均不奏效之后，将所有的“成功”一律解释成“弄虚作假”，“硬说……是假的，是魔术”。这实际上也是以于光远为首的反伪帮后来“反伪”的全部套路、也是以方舟子为首的方舟科邪教“打假”的全部套路。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两期《信访简报》，导致中宣部长胡耀邦做出如下批示：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95】

显然是根据这个批示，《人民日报》在1979年5月5日发表了署名祖甲（即“反伪帮”重要成员陈祖甲）的文章，《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96】据陈祖甲后来说，“写这篇文章的根据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做的、配有‘耳朵认字’作弊照片的实验报告。”不仅如此，他还“专门到协和医院请教了有关的专家。”【97】可是，尽管他使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气力，但他却坚决不肯实地观看姜燕的“表演”。为什么呢？这是他的不打自招：

“说心里话，我不愿去看。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请教过国内的心理学专家，也听了10多位外国心理学专家的意见，他们都否定‘耳朵认字’等心灵现象的表演。我欣赏魔术表演，看不出其中的门道，又何必去凑热闹看‘耳朵认字’表演呢。”【97】

这实际上就是于光远后来发展出来的“眼见未必为实”这一理论的翻版，所以他才会傻傻地这样问道：“为什么非得亲自去看才能评论呢？”而这位《人民日报》主任记者上面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自问自答：“耳听为实，眼见为虚”。

陈祖甲后来还透露说，当时的《人民日报》科教部“根据基本的人体生理常识，大家一致认为‘耳朵认字’违反科学”。【98】据查，陈祖甲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生，因此，他的“人体生理常识”最多只有高中水平，远不足以从科学上证明“‘耳朵认字’违反科学”。也就是因为如此，他的那篇报道只能油腔滑调、强词夺理，全文都弥漫着一股文痞流氓的味道，如他这样嘲笑“有的领导同志”：“他们往往放不下架子，不懂装懂，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见到一些新奇的事，便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也不问问是否合乎科学，又是接见，又是鼓励，闹了个大笑话。”【96】这分明就是住在京城的王府恶奴或皇宫太监在辱骂封疆大吏。难怪有人据此大骂《人民日报》是国民党、四人帮报纸。【99】很可能是这个缘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署名叶圣陶的文章，《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其反对“耳朵听字”的理由变成了“丢中国的脸”、“一定会引起外国有识之士的讪笑”。【100】也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四川日报》、四川省委宣传部先后就报道唐雨之事表态认错。【101-102】接着，《人民日报》又将“四川医学院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以《四川医学院的调查证明四川一个小学生“用耳认字”是假的》为题发表，算是告一段落。【103】

那么，上面所有这些，与于光远有什么关系呢？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下面这几段话：

“1979年春末，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讨论会在成都金江饭店召开。国家科委的一位学者到会并作了《科学与民主》的重要报告。大会发言时，四川省的一位代表在正式发言结束后附带讲了这么一段话：

“最近我们四川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报纸已经报道了，大家都不相信，但这个事确实是真的。在这个事情上我想也应该充分体现出科学与民主的关系，要允许大家不相信，但更要允许大家去探索。

“当四川的同志讲到这里时，台下的代表们看到坐在主席台上有的同志，脸上露出一副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是生气、是反对，还是不以为然？代表们看到如此这般表情，本来对‘耳朵认字’很感兴趣的同志此时被弄得尴尬窘困，感觉到这与整个会议气氛很不相称。有的同志仍不死心，壮着胆子贸然问道：‘会议能否安排时间让大家去看看？’答曰：‘这有什么值得一看的。’

“饭桌上，代表们对此议论纷纷，大为不满：‘你昨天刚讲了科学与民主，怎么今天就采取这样的态度？’更多的同志由此渐渐意识到，对耳朵认字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表态而已，它将是一束无声的信号，在无数人的心底正蕴育着一场新的论争。”【92, p.20】

毫无疑问，那位“国家科委的一位学者”就是于光远，因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于光远的《谈谈科学和民主》——它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机会到成都来，四川省的同志要我跟同志们见面，谈一谈。”【104】

1996年，被于光远的跟班申振钰称为“反伪气功战士”的张洪林在一本书中写道：

“早在1979年，于光远先生就一马当先，义无反顾地举起反击伪科学的大旗，带头掀起了第一次反击特异功能的浪潮。”【105】

可以肯定地说，这位“反伪战士”不是在信口胡说。实际上，在法轮功被镇压后，在众多吹捧于光远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四川省继唐雨之后发现了许多‘耳朵识字’的孩子，于光远知道此事后，授意四川医学院出面揭穿骗局。在四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医学院的同志们请出六个‘耳朵识字’的‘灵童’表演他们的特异功能，同时布置了六架摄像机进行‘监督’，结果发现每个孩子都在偷看。后来于光远先生把录像带直接呈送中央，希望能阻止这股伪科学势力的蔓延，但因当时连中国科协的一位高层领导都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于光远的反伪科学呼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106】

上面这段话显然来自于光远几个月前说的这段话：

“应该指出，这些反科学反社会的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四川医学院的揭露就很有力，如果不是某个著名科学家等人出来支持，四川医学院的行动就会对抑止这种伪科学活动起决定作用。在第二阶段，四川医学院奉四川省委那位文教书记之命，要他们支持‘耳朵识字’之后，他们仍在1982年春节进行了一次揭露‘耳朵识字’之类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拍摄出小孩子如何偷看的长达几十分钟的录像。”【72】

也就是说，四川医学院之所以敢在“第二阶段”对抗自己的顶头上司，就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于光远的“授意”。那么，他们在“第一阶段”敢于对抗“四川省委那位文教书记之命”，面对全部正确的结果“硬说唐雨是假的，是魔术”，又是在谁的指使、“授意”之下呢？

事实是，当时的于光远不仅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他实际上还控制着“中科院理论组”、是中国科协的太上皇——于光远在1999年说“当时中国科协是由国家科委联系，党内由我负责指导”。【107】不仅如此，于光远与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还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个人关系——他自称与胡是“朋友”、而胡后来则说他们两人是“难兄难弟”。【108】显然是因为这个缘故，2012年当刘菊花曾任于光远保姆的丑闻甚嚣尘上之际，不仅“于光远家人澄清谎言声明”的“作者”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其“来源”也还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穿糖葫芦

2012年2月29日，因为遭到全球二百余名学者联名举报，“方舟子妻”刘菊花成为互联网上的焦点人物。3月3日，新浪微博认证为“新浪文化名博”的用户潘衍江发微博说：“一个初中学历的女子，因为当了大人物的保姆，居然连跳过高中、专科、大学本科三级，直接就跳到社会科学院读了研究生。三年后，她硕士论文抄袭，顺利毕业进了国家级新闻单位。你觉得这是个神话，还是个笑话？她是谁？她就是堂堂的新华社记者、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的妻子──刘菊花。”这个帖子被转发、评论了三、四万次，方舟子使出了除“起诉、打官司”之外的种种手段威胁恐吓，但都无法平息那场轩然大波。于是，“于光远家人”出面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辟谣——该文的“作者”和“来源”都是这家网站。“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出面给于光远站台仍旧于事无补，联名举报者在其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发布敦促公告，到2014年5月14日，总共发布了22期。五个月后，2014年10月22日，刘菊花与方舟子连夜仓惶逃离中国，在美国推特以“恨国”、“辱华”为业。

所以说，从四川医学院、中科院心理所的“测试”、到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的《信访简报》，再到胡耀邦的批示，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都有一条于光远的阴影在晃动。据曾任《科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林自新透露：

“我最先接触特异功能是在1978年，看到报道说南京有一个年轻人，他能够透视地下，能够看到棺材里的父亲，是头朝哪边躺着，穿什么衣服，都看得一清二楚；还说他能看到地下工事。那个时候，我在国家科委研究室当副主任，我和吴明瑜主任当时就怀疑这件事情。后来又报道四川有人能耳朵识字。我们马上就打电话给四川科委，请他们关照耳朵识字的事，并通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测验。我们当时就认为，科学界要关注和鉴别这些特异功能。”【109】

林自新所说的“国家科委研究室”显然就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他所说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显然就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科院根本就没有什么“生物研究所”。林自新没有说的是，他和吴明瑜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于光远。

事实是，当时尚未正式成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1979年5月16日还曾亲自出面“召集在京有关科研单位的同志，对这一奇闻进行学术讨论。”【79】没有于光远站在背后撑腰，那些“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医三院——谁会搭理这么一个既非政府部门、又非学术机构的不三不四的单位的“召集”啊？看看那些机构——全都是机构名称，而没有个人姓名——所表达的反对意见：

“①要弄清耳朵认字是否是事实。对眼睛看到的现象要去伪存真，这才是研究科学的真正态度。魔术师钓鲤鱼是事实，但并非真相。从实验看，耳朵认字的并非真相。②从生理学角度看，耳，眼等感官各有特殊的结构和功能，有本质差别。恩格斯讲过人体感觉器官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历史上有过人体感官功能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的唯心主义观点，后来受到列宁的批判。用耳朵认字，从理论上来讲很容易滑到唯心主义方面去。③从生物进化，胚胎发生和个体发育角度看，耳朵听字是违反进化论的。④判断事物，除了靠自己的感官之外，理论思维很重要。一个人不能事事都亲自实验。原有的正确理论是判断事物的指导思想，因为这些理论是经过无数次实验检查的真理。对于耳朵认字也要用原有的科学，哲学知识来判断一下。”【79】

这与于光远后来公开发表的观点以及思维方式几乎完全相同，连那个被于光远说过无数次的“魔术师钓鱼”例子都一模一样（下详）。这是申振钰后来透露出来的信息：

“‘耳朵认字’的事情一发生，一向对科学问题有敏锐嗅觉的大学问家于光远就很关注。1979年下半年，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的于光远就指示当时任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钟林同志，要了解‘耳朵认字’的事情，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阵地，应该关心、了解‘耳朵认字’这类奇事。”【110, p.56】

事实是，尽管四川医学院和中科院心理所的“调查报告”在后来都被证伪，但是，于光远却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地拿它们——并且只拿它们——当做自己“反伪”的“科学依据”。难怪一本书上会这么说：

“自然辩证法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当时还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于光远坚决反对特异功能的存在。在他的影响下，中央某部门专门下文，把对特异功能现象的研究定为违反科学的封建迷信的复活，要求凡是宣传了这种现象的报刊和领导干部、记者，都要清理思想和检查整顿。随后，《四川日报》等报刊作了自我批评，支持报道和研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被迫作了检讨。但是，首次报道特异功能现象的《四川日报》记者之一张乃明却始终拒绝承认有错误。”【111, p.97】

而镇压法轮功之后，于光远就差把“我就是第一阶段的幕后总导演”这句话直接说出来了。例如，他在2000年说：“在1979年，我对‘耳朵认字’之类有意没有发言……。”【112】“有意”二字把于光远当时在幕后窥视、操纵战况时的神情和表情全都活脱脱地刻画了出来，而“没有发言”应该是“没有公开发言”的缩写，因为在暗中他是肯定发过言的，否则的话，那些爪牙们怎么可能把主子的意图落实得那么妥帖？

再看看于光远在2002年说的话：

“这是我写的反对伪科学文章中的第一篇，《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这是1981年8月我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讲活的摘要，那时我说的反科学的宣传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在此以前我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上海一个专门搞伪科学宣传的组织里产生了一个幻想，他们说这回于光远不出来说话就好了，可是我在沉默了两年之后终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了。”【113】

也就是说，于光远说自己“沉默了两年”，是指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的“沉默”，在那之前，众所周知他是“说话”的，只不过那“话”既不是公开地用嘴说、也不是公开地用笔写，而是在暗中用眼色、用表情、用肢体、用黑话来表达而已。

总而言之，于光远在法轮功被镇压之后马上为自己打造“中国反伪第一人”的金身，并不是在贪天之功，而是在收割自己理所应得的“果实”。而从于光远在“第一阶段”中那影影绰绰的表演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尽管他动不动就大谈特谈“科学和民主”、张口闭口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说“我一看到……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114】、“把它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115】、是“挂帅的问题”【116】，以及时不时地说上一番“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117】这样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但实际上，他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更不相信“实践”，他唯一相信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这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马克思主义”就是唯一真理、终极标准、最高科学。只不过是，如前所述，于光远口中的马克思主义，全都应该打上引号，因为它们是经过“于氏修正”的马克思主义。

眼不见、心不烦

唐雨用耳朵辨认颜色和字体的奇迹被不计其数的人所见证。但是，从未与唐雨打过照面的于光远却一口咬定唐雨是在作假、是个骗子。于光远的这个铁口断案的论证方式在1995年被他本人合法化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毛泽东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像他这样的“反伪”专家来说，他对伪科学即使“没有调查也可以有点发言权。”【18】十年后，于光远的关门弟子方舟子将这个无耻理论发展成“揭露违背科学原理的骗局无需举证”这个“伪科学原理”。【118】所以，反伪帮在反伪之时或者是冒充专家，或者是宣称自己手中握有“科学原理”，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口含天宪，不需要调查、不需要证据，任意宣布谁谁是骗子、啥啥是伪科学。（截图来源：【119】。）

不仅知识是力量，邪恶也是力量

从1981年第10期起，《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开始连载于光远的《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一文，而其第一篇就公布了那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调查人员”拍摄到的姜燕“弄虚作假”照片——姜燕当时只有8岁，被于光远公布照片之时也不到11岁。【120】而事实是，那两个匿名的成年、专业的“调查人员”，在即使没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也无法发现姜燕“弄虚作假”，所以他们必须使用“高速照相机照相”——这是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透露的——外加设计陷阱来获取他们在“测试”之前就立志获取的“证据”。他们到底是太傻、太笨，还是太歹毒、太邪恶？最奇的是，三十年后，方舟子也公布了自己的私敌、新华社记者颜秉光三岁女儿的姓名。【121】

2、星星点点火燎原

上文仅仅解答了于光远为什么要以“中国反伪第一人”自居的问题，但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公开）投入战斗”的时间从1981年8月提前到1980年7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于光远为什么要从幕后走向前台？

（1）伪造历史

对于上面提出的问题，于光远在1985年是这么说的：

“原先我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有想到竟然越演越烈。‘人体特异功能’的受骗者越来越多。在我国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原理得到了伸张，另一方面如此荒诞的反科学的迷信的宣传，却喧闹一时，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影、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学校等甘为这种反科学的迷信的宣传提供宣传工具、提供便利。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为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的国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竟如此肆无忌惮地得到宣传，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76】

也就是说，于光远之所以要亲自上阵，就是因为“人体特异功能”死灰复燃了、“伪科学”、“反科学”浪潮进入了新阶段。那么，那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于光远在“取缔法轮功”之前三个月说的话：

“（2）但是，这时候香港有一位名叫李学联的在《信报》上发表意见，说这在西方叫做超常感知，是一种‘人体特异功能’。说国内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是不现代化、不科学化的。在我国内地也有一位著名科学家出来说类似道理。于是事情又翻了过来。在各地各种传媒的宣传下，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人纷纷出台。这是反科学宣传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台前表演的是小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中，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工作也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已经有了相信或者不反对这种反科学宣传的人，这种反科学的宣传还是未能遏止。最后中央宣传部发了个‘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不要宣传介绍，但也不要批评’的通知。”【72】

而在法轮功被镇压之后，上面这段话马上就变成了这样：

“第二阶段，唐雨‘耳朵认字’真相大白后，事情本该到此结束，可是，北京有位大科学家说：外国早有此类现象，叫‘超常感知’，因此四川省报的检查是不对的。四川文教书记听了之后，就把这件事‘翻’了过去。结果，四川很快又‘发现’30多个小孩都有特异功能，都能表演耳朵认字，其中最突出的有六个小孩。四川医学院不服气，于是组织了春节联欢会，让孩子们来表演，并在现场设置了六部摄像机，发现孩子们统统都在偷看。医学院的同志不敢把录像带报给省委，于是带到北京送给我。我立即送报中央，但是，这仍然无法阻止‘耳朵认字’现象的蔓延，因为接下来全国各地都报告：发现了更多的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小孩，发展到后来，连腋窝乃至屁股都能认字了。”【122】

“第二阶段：时隔不久，个别科学家公开表示支持耳朵认字，个别党政干部主张为耳朵认字翻案，各地随即出现了一批‘耳朵认字’的儿童。”【73】

也就是说，在四个月的时间内，“第二阶段”的罪魁祸首就从港客李学联变成了北京的一位“大科学家”了。而在于光远的所有“反伪”著作中，打引号的“大科学家”或“著名科学家”专指一人、特指一人，那就是钱学森。如果你注意到于光远故意把港客李学联的话塞进科学家钱学森的嘴里，则你就会明白他所谓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都是些什么货色了。

事实是，“第二阶段”的兴起，不仅与李学联没啥关系，它与钱学森也沾不上边儿。钱学森第一次对“人体特异功能”公开表态是在1980年4月，当时“第二阶段”的形势，用“反伪帮”女干将申振钰的话说就是，已经“风靡全国”。【80, p.28】而李学联的《以耳认字，未必荒谬》一文虽然早在1979年6月18日就发表在香港的《明报》上，但它被内地所知，却是因为《新闻战线》在三个月后把它收入《报纸动态》之中。事实是，当时在广州任职的作家、媒体人苏晨就承认，他之所以得知李学联的文章，是因为他的一个香港朋友在1979年9月22日寄给他该文的影印件【123】，而那个朋友之所以要给他寄那篇文章，就是因为苏晨曾在1979年5月跟在陈祖甲的屁股后面大骂“耳朵认字”是“不值一驳的荒唐消息”、是“反科学的无稽之谈”【124】。在当时，广州不仅是中国距离香港最近的大都市，而且还是中国最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并且，苏晨在广州也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连他都需要花三个多月的时间才知道那篇文章，其他“内地人”怎么可能在他之前感受到来自香港的“翻案风”？从另一方面讲，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小小不言的香港《明报》和默默无名的李学联怎么可能与一言九鼎的《人民日报》和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相提并论？事实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书，其中一章的题目就是《围绕“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的风风雨雨》，而香港李学联根本就不曾被提及。【125, pp.280-291】所以说，于光远的话不仅没有事实依据，它连简单的逻辑推敲都经受不住。

那么，他到底根据什么那么说呢？

从1981年10月起，《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续八期刊载于光远的《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但于光远在梳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这段时间时，根本就没有提到李学联，而是单刀直入，直指大足县联合考察组、唐雨的父亲和哥哥、江津行署科委。【120】于光远第一次提到李学联，是在1982年1月，也就是在《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写到“之四”、意欲把“人体特异功能”与国外的“灵学”捆绑到一起时，但也仅限于把它说成“是对这两年多‘耳朵认字’宣传发生过不小的作用的”，而其根据则完全出于臆测：

“因为这封信正发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耳朵认字’宣传之后，许多报刊正在纠正错误的时候，批评了我们党报文章作者，支持了‘耳朵认字’的宣传，给了‘耳朵认字’宣传者以很大的鼓励。”【126】

显然是受于光远这篇文章的影响，一个名叫袁一志的人——他从1979年4月起就不信“耳朵听字”——在1981年2月20日写了一篇文章，矛头直指李学联——这是其开篇：

“自从1979年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了李学联《以耳听字、未必荒谬》一信以来，国内原己冷下的‘听字热’又重新炽烈起来。”【127】

毫无疑问，灵学专家于光远就是从袁一志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灵感，所以他不仅在其《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之八”中加以引用，来证明这篇文章的恶劣影响【128】，而且还在另一篇“学术文章”中这样借题发挥：

“就在这时候,香港有一位博学的先生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发表意见，对于我们党报的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认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领导人对ESP（即‘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的缩写）这门学问或许‘所知甚少’；说我国‘某些领导人的科学知识还不够现代化，态度似乎也不大科学化’；并借别人的话说，‘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ESP是psi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超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应该承认这位先生是把‘超心理学’和我国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的第一个人。我国‘耳朵认字’宣传者非常重视这位先生的言论。他们当时受到党报批评，有的正在检讨，有的正在观望，有的还在抵制。现在海外有人支持，他们的腰板就硬起来了。原先处于动摇状态的，现在‘坚定’了。原先并没有积极进行这种宣传的一些人，现在得到这种信息，预见到它的发展前景，也投身到这个行列中来了。”【17】

在那之后，这个名不见经传、居住于“香港享升街九十号地下”的李学联所写的一篇千字短文就被于光远一伙认定为引爆“第二阶段”的导火索。例如，“自然辩证法学派”中人董光璧就在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中把“唐雨案”的翻案归咎于李学联的文章。【129, p.160】而申振钰则干脆造谣，说“李学联的信很快被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广为传播，于是‘耳朵认字’的风波又掀高潮”【130】、李学联的文章“很快被大陆的一些新闻媒体转载”【110, p.27】，连《自然杂志》将耳朵认字改称为“人体特异功能”都被她说成是受李学联的影响【110, p.32】。

事实是，“传播”李学联文章最卖力气那帮人，恰恰就是于光远团伙：除了《光明日报》记者周文斌在一本书中提到李学联之外【119, p.294】——周因此还被于光远的走狗邓伟志在《文汇报》上咬了一口【131】——，我至今没有发现还有哪个“‘特异功能’研究者”提到那篇文章。而周文斌之所以会从一个怀疑者、反对者——他曾把四川医学院的那份调查报告写成“内参”——转变成一名坚定的“相信者”，最主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原因，那就是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见。【132】

所以说，于光远的“七个阶段”理论完全是蓄意编造出来的，其内容除了是偏听偏信、循环论证的一面之词外，就是半真半假的不实之词。而他之所以要瞪着眼睛编瞎话，既是要给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打上“海外”的标签——这一招儿后来也被方舟子学去，如他在第一次“回应”我的方学研究之时，就给我扣上了“引用……海外政治宣传刊物的资料当证据”这样的大帽子【133】——，又是要假手政府来公报私仇，拔掉钱学森这个山头，因为贯穿这“七个阶段”的那根黑线，即将气功与“人体特异功能”联系到一起之人，就是钱学森。而在中国，只有于光远一伙极力将法轮功与“耳朵认字”联系到一起，并且他们主要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才把二者联系到一起的。实际上，在当时，于光远寻找一切机会——即使没有机会，他也要制造机会——来宣讲这个理论。例如，在1999年给《论中国经济50年》一书写前言时，他也要说一说“三伪一所谓”、说一说它“连续了二十一年，经历了七个阶段”、并且把其原因归之于——除了中国的人愚昧落后之外——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在我国却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出来打抱不平，说用耳朵认字这类现象外国早已有之，为唐雨事件翻了案”。【134】显然，一个人之所以会对某件事念念不忘、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就是因为它已经被刻骨铭心。

（2）还原历史真相

那么，“人体特异功能”到底是怎么死灰复燃的呢？

原来，于光远虽然有能耐消灭媒体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但他却无法消灭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事实是，从创刊之日起，上海的《自然杂志》就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办刊方针：

“根据恩格斯说的‘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我们将按照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一切在科学上有创见的新思想、新学说，和一得之见，鼓励一切勇于向自然界探索真理的实践，提倡学术上的民主讨论，让科学的真理在争论中发展和成长。”【135】

也就是本着这个方针，这家杂志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顾涵森对气功物质基础的研究。【136】还是本着这个办刊方针，《自然杂志》社的朱怡怡、朱润龙在“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之后，开始了对“耳朵认字”的调查，并且将调查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1979年第9期上，其结论就是“‘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这种异常功能确有其事”。【137】

《自然杂志》在1979年第10期接着发表了两篇与“人体特异功能”有关的文章，一篇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一个叫潘锦堂的人的测试，证明“人体能感知地磁”。【138】另一篇的作者是在空军某医学研究所任职的罗冬苏——这是其开篇：

“自从《四川日报》报道有一男孩耳朵可以辨认字或图后，全国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多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起初，我抱着好奇与怀疑的心理，从4月20日起，对北京地区的一些据说有这种功能的人，做了初步的观察和研究。最后，我选择了王强、王斌姐妹两人。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她们进行了29次测试实验。”【139】

而在排除了“偷看”的种种可能之后，罗冬苏得出的结论是：“王强、王斌确实具有手、腋下、耳朵辨认图象的特殊功能。”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罗冬苏的研究始于1979年4月份，即早于香港李学联的那篇文章两个月。

1979年11月，《自然杂志》又发表了两篇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一篇是北京大学教授严守良和贺慕严的《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一）——特殊感应机能的真实性问题》【140】，另一篇是“安徽师范大学耳朵认字辨色功能考察小组”的《关于人耳认字辨色功能的考察报告》【141】。虽然北京大学的报告说自己的调查始于8月份，但安徽师大的报告却明说自己的考察始于1979年4月。而它们的结论都是承认“人体特异功能”确实存在。

1979年12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三篇与“人体特异功能”有关的文章，其中之一的作者是在湖北中医学院任职的谢毓瑜、王志秀夫妇，他们从这年4月中旬开始在自己十岁的孩子身上诱导“特异功能”，并且获得成功。【142】据陈守良后来透露，谢氏夫妇的结果在当年7月就被众人所知，他的老同学、在武汉大学生物系任生理学教师的温璋文曾写信告诉他。【143】

总而言之，我们在今天不仅找不到“耳朵认字”死灰复燃与香港李学联的文章有任何关系，我们还明确地知道，早在李学联的文章发表之前，“耳朵认字”的火焰就已经在地下燃烧了。而《自然杂志》在1979年年底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大足县联合考察组的《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考察报告》【89】和陈守良等人的《姜燕特殊感应机能的衰退与恢复》【93】，不仅仅是将国家科委、中科院的那两份《信访简报》证伪，而且还相当于抽了于光远两记耳光。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所谓的“反科学力量”、“邪恶势力”之所以能够梅开二度、进入“第二阶段”，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伪科学”唬不了人，因为“真科学”站了出来。这是当时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只要作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判断，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不是广大干部、科学工作者、记者们在调查时的方法上有错误，那就是四川医学院的调查组或心理研究所调查组的调查方法有错误，两者必居其一。但唯独一点是决对不可能的：这些孩子们全部都在行骗！全都是一个个本领高明的‘魔术师’！要知道，这些孩子们多半是十一、二岁的儿童。最小的甚至只有七、八岁。如果这些孩子和家长们都在说谎，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都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吗？”【144】

到了1980年2月，《自然杂志》主办了一场“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其目的之一就是“扩大这一极有价值的科学研究的影响”；而这个目的也确实达到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吴学愚对“耳朵认字”曾坚决不信。可是，在现场观摩外加亲自测验之后，他向“伪科学”彻底缴械投降了：

“‘耳朵听字’我早有所闻，但是我根本不相信，觉得不可思议。我有个老朋友，写信来告诉我‘耳朵听字’是真的，我对他说，对你这个人我是相信的，但对这件事情我不相信。因为说是‘听字’，属我们研究的范围，所以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的，而且态度也比较‘顽固’。那天开大会，一早我就来了，并坐在第一排。当场看了王强等成功的测试，就有一些动摇了。下午，我又亲自给王强、姜燕、唐雨、谢朝晖等小朋友做了测试，试样是我在家里做好的，他们都做得很成功，我信服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所以我向‘真理’投降了。”【145】

简言之，当时的情况用于光远的铁杆跟班邓伟志的话说就是：“自今年二月的上海会议以后，海内外都信以为真了，报刊的舆论也一律了。”【146】对于所有这些，于光远当时在公开场合都一声没吭。可以设想，假如钱学森没有出面的话，于光远对人体特异功能最多也不过是再搞一些幕后小动作而已，就像他在“第一阶段”那样，因为一个人的能耐再大、权力再大，面对着燎原烈火，他也会产生无能为力、欲哭无泪的感觉。

3、洋洋洒洒祸出口

198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研究》发表了钱学森的文章，《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这篇文章长达八、九千字，讨论了三个问题，其中“自然辩证法”是起兴，“思维科学”是重点，而“人的潜力”则不过是“意犹未尽”的借题发挥。而就是这个闲来之笔，将“人体特异功能”引向了“人体科学”。这是钱学森对“人体特异功能”的评论：

“近两年还不断在报刊上载有关于十岁左右孩子能以耳认字、辨色,能腋下认字。对此有

争论,有人不信,说是弄虚作假；有人信,说作了比较严格的测验,是什么因为人体有第七感受器。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具有这种功能的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再小也不行,

再大也不行。那这是不是因为太小了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到有这种可能；而岁数太大了,又因这种功能久久不用而退化、消失了呢？有争论不怕,应该深入下去,测试工作做得更严密、更全面些,一定要刨根问底。”【147】

两个月后，钱学森亲访《自然杂志》编辑部，并且特意提到上面那篇文章：

“最近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也谈到这些问题，从自然辩证法谈到人的潜力。从古以来，人没有能动地去发掘人体的潜在能力，今后应该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进行研究，自觉地发掘人的潜力。所以对中医理论、对气功、对特异功能，都要进行研究，最后都可归结到开发人的潜力上来。”【148】

钱学森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其影响仅限于“哲学圈”；他对《自然杂志》编辑部发表谈话，其影响也仅限于该刊的读者。而为了“扩大这一极有价值的科学研究的影响”，钱学森接着迈出了第三步。1980年7月5日，钱学森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权威媒体的记者，告诉他们“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很有意义”。【149】这很可能是于光远非要把自己“投入战斗”的时间确定在“1980年7月”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

毫无疑问，以钱学森的威望和地位，他的出面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中国的走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具体证据就是，那个在“第一阶段”曾坚决反对“耳朵听字”的《人民日报》在1980年11月也开始宣传“伪科学”了：

“智利最近发现了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女学生，她蒙上眼睛后也能认字或辨认各种复杂的形象。

“据《最后消息报晚刊》报道，这个女学生叫杰奎琳·塞尔达·埃斯佩霍，现年16岁，在安托法加斯塔读中学。她最近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心理学大会结束时作了表演，她被蒙上眼睛后，能够确切地认出让她辨认的纸片上的各种符号。随后在她的眼睛和手之间加上了一层厚厚的障碍物，开始时她辨认有些困难，但后来还是准确地认出了符号。据悉，这位姑娘还能利用触觉辨认图象。

“杰奎琳是几星期前被安托法加斯塔省的心理学家发现的。智利心理学协会在安托法加斯塔的负责人卡洛斯·塔皮亚说，’我们刚发现时，这个姑娘还需要用手指触摸认字，但很快就发展到蒙上眼睛后也能几乎准确无误地认出各种复杂的形象’。”【150】

这相当于中国第一党报以其特有的方式对自己先前的武断霸道行为表示忏悔或者道歉。

只不过是，钱学森功大过亦大：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固然因为他的加盟而发扬光大，但它最后走向覆灭也恰恰是因为他埋下的一条祸根，那就是他把气功与“人体特异功能”捆绑到了一起——于光远认定的伪科学“第三阶段”，其标志就是“一些所谓‘气功师’走上舞台，特异功能活动宣传的主角由儿童发展到成人”，而其原因就是“个别科学家又认为中国有气功传统”。【73】确实，于光远之所以能够在19年后反败为胜，将“人体特异功能”打成伪科学，就是因为他死死地抓住了这条祸根，并且顺藤灭瓜——这就是他炮制、兜售“二十年、七个阶段”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

原来，虽然气功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就开始流行，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151-153】，但是，将“气”外化（即所谓的“外气”）并用它给人治病却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流行的。1979年7月，国务院和全国人大领导人方毅、耿飚、陈慕华、谭震林等在观看了气功治病的表演后“指出气功是一门值得研究的科学，应予普及推广宣传”；而当该表演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学森还曾说过“气功是发掘人体潜力的一门科学”、是“打开人体生命科学大门的一把钥匙”这样的话。【154】确实，在对“人体特异功能”前两次表态之时，钱学森每次都把它与气功联系到一起，并且，根据他在《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一文中引用的文献，他所说的“气功”就是指“外气”，也就是于光远、何祚庥等人后来所说的“伪气功”。到了后来，钱学森还把中医也拉了进来，说“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三者是联在一起的”，“建议在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调整、组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体科学体系，将诸如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理论等列入这个体系之中，以便使这一研究工作逐步向更严密、更系统的方向发展。”【149】几年后，钱学森承认，“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三者是联在一起的”这个观点是他从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那里学来的。【156】

需要指出的是，在1981年以前，钱学森从未说过什么“超常感知”这样的话、也从来没拿“国外也有”这样的理由来为“耳朵认字”辩护。我所能够找到的与之最接近的言论，是下面这段话：

“但我们应该以更大的努力结合高级气功师的实践去研究气功，建立‘气功科学技术’这门学问。现在国外已经对此重视，而且开展了工作。我们应该有紧迫感，不要失去时间。”【156】

也就是说，为了把钱学森打成“第二阶段”的罪魁祸首，于光远不惜造谣栽赃。

一失足成千古恨

1980年6月4日，钱学森亲自造访《自然杂志》编辑部，对他们刊登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在于光远、方舟子这伙“反伪帮”的眼中，这是钱学森人生中最大的污点，比他在大跃进年代证明粮食亩产可达万斤还要罪大恶极。于光远手下女干将申振钰这样总结道：“这次访问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肯定了上海《自然杂志》在倡导‘人体特异功能’中的先锋作用，使《自然杂志》找到了‘坚强后盾’；二是从开发人体潜能——人体特异功能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这个理论成为‘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和研究者的理论基础；三是建议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组织。”【130】事实是，在那次访问中，钱学森并没有“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建议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组织”。于光远后来把《自然杂志》编辑部称为“鼓吹这门伪科学的中心”。【17】而钱学森的最大败笔，除了因为学术之争而与于光远结下私仇之外，就是把气功与“人体特异功能”捆绑到了一起，导致于光远在19年后利用法轮功事件把他一举击败。

4、恩恩怨怨几十年

2013年10月，也就是在于光远刚刚去世后不久，一个叫陈小雅的人在新浪微博公布了她在1993年2月与于光远的“访谈”，其中最让人惊讶的内容，莫过于于光远在言辞中流露出的对钱学森的那股切齿的、刻骨的痛恨：

“我坚持科学家的原则，特别对钱学森反感，要我说简直是可耻！可耻！他明明知道是假的。”

“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钱这个人干的可耻的事情相当多。美国国会的档案解密了，翻出他抗美援朝的时候怎么样帮美国服务打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材料都有。”

“钱学森这个人，从科学家变成政客；从内行变成外行。江泽民居然表扬他，有严谨的科学态度。”【157】

查遍钱学森的所有传记，包括张纯如那本号称“向美国国家档案局、美国国防部等相关单位搜集了大量的历史绝密资料”的《蚕丝：钱学森传》，我也没有找到钱学森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怎么样帮美国服务打我们中国”的任何“材料”。也许于处长有自己的“秘密”来源。

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职业政客于光远会大骂钱学森是“政客”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于光远对钱学森的“反感”已经到了把自己的脑袋冲昏了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对钱学森怀有的不是“反感”，而是“仇恨”。也就是因为怀有这样的深仇大恨，于光远才会在法轮功倒台之后马上就紧锣密鼓地撒下了株连钱学森的天罗地网。据申振钰自供，她的那部为于光远的“二十年、七个阶段”理论作注的《二十年来辩是非（1979-1999）——“法轮功”何以成势》问世后，就“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由中国社科院通知杂志社，提供一个‘简本’，并不要回避要害，涉及什么人写什么人……。”【158】

事实是，为了扳倒钱学森，于光远不仅仅炮制了“二十年、七个阶段”理论，他还故意曲解史料。例如，于光远这样注释胡耀邦1979年的11月8日“只批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的批示：

“这类（指特异功能）科学工作者（指相信特异功能的那位大科学家）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把关。”【112】

事实是，在当时，钱学森根本就没有参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也不曾公开表态，胡耀邦怎么可能会批评他“宣传这类事情”？

于光远对钱学森的憎恨还表现在他唆使、鼓励自己的打手方舟子对钱学森进行长达十余年的疯狂攻击和撕咬。

问题是，于光远对钱学森的仇恨，真的是因为真、伪科学之争吗？答曰：根本就不可能。

事实是，除了公开支持人体特异功能之外，钱学森在1980年还曾多次冒犯于光远——你甚至可以说他是故意“挑衅”。例如，1980年9月29日，钱学森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在另一方面，我也不赞成一味地‘吸取’外国的东西，跟着外国人跑，或‘恢复’一些本来在旧中国使用过的不妥当的字眼。现在有没有人在赶时髦？我看好象有！我举一件小事：现在有人从外国‘引进’了‘人文科学’这个词，说在我国也要培养人文科学的人才等等。我认为人文科学这个词是陈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知识或学问可以分为两大门类，一类是对自然界的知识，一类是对社会的知识。而这后一类包括了一切社会活动；历史只不过是对过去社会活动的知识，文学作为学问，也只是对社会文艺活动规律的学问。所以国外称为人文科学的实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引进这个词。”【159】

恰恰在那之前半年，于光远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其中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数学四大领域。不仅如此，于光远还认为，农学、医学、工程等等“都应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共同的科学领域”。【160】既然哲学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科学”，则它自然而然地应该属于“人文科学”。也就是因为如此，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对“人文科学”这个名称不仅不排斥，反倒为它的存在奔走呼号，如申振钰就会说这样的话：

“在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意义上的非科学是十分广泛的领域，如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人文科学、艺术、宗教等都可划为非科学。非科学不等于没有意义，更不等于伪科学。非科学也是严密的知识理论体系，并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从划界标准的严格意义上，它们是非科学。”【161】

既然“人文科学”属于“非科学”，为什么却“非”要叫它“科学”呢？其原因非常简单：如果“人文科学”不存在的话，不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论断很难成立，连“自然辩证法”都不是科学了。确实，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内部，于光远就被视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鼻祖。【162】

其实，即使于光远不是钱学森所说的“从外国‘引进’了‘人文科学’这个词”的那个人，他也是使用“人文科学”这个词最频繁的“科学家”——直到九十年代末，于光远还在说什么“要崇尚理性，坚持发展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在科学中包括人文科学”【163-164】、“我寄希望21世纪，在人文科学、人文精神方面有很大的进步”【165】、“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166】。到了2006年，于光远仍旧在重复那句“老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总结。”【167】

除了上面这类虚幻的观念之争，钱学森与于光远还有真金白银般的“利益”之争：钱学森不仅与于光远一样，热衷于建立“学科”、“学会”，他还与于光远一样，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构建“体系”。而在当时，因为大量西方“学科”涌入真空般的中国，所以，如何对它们进行瓜分，把它们划入谁的地盘，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这也是于光远号召手下要勇当“伸手派”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创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要把那些新冒出来的“学科”尽可能多地塞进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之中。这是于光远自己的话：

“我们不必太拘泥于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它的内容和对象，要放到历史中考察，要从工作的便利出发，要把自然辩证法的旗帜举得很高。”【168】

这是吴国盛在2001年对于光远的“大口袋”做的“反思”：

“于光远先生开创的我们这个学科的范式，就是自然辩证法，是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装，结果二十年过去了，也许从1950年开始，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到现在没有范式，它还不是个学科，其成就几乎等于零。”【169】

“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跑马占荒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科学学”在中国的命运。

1979年7月，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于光远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做了题为《谈谈科学学》的主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于光远虽然没有明说科学学属于自己的领地，但整个“讨论会”的氛围以及与会者的发言都把那个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例如，于光远在发言中提出了“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这个“主张”【170】，而他的好友、中科院副院长李昌——董光璧把他与于光远并列为人体特异功能的“最有力的官方反对者”【129, pp.158-159】——更是在自己的发言中对“把科学学同自然辩证法结合起来创建中国的科学学”这个问题详加论述【171】。不仅如此，还有人大声疾呼“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应大力开展科学学的研究”。【172】可是，当《科学管理》杂志准备给那个讨论会出专辑时，根本就没有出席那次会议的钱学森却突然插了一杠子——用该刊编辑的话说就是：“会后，钱学森同志还亲自为《科学管理》写稿，参加讨论。”【173】而不请自来的钱学森说话一点儿都不客气：

“科学学是自然辩证法吗？或者说科学学也研究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吗？我看还是不缠在一起为好。如果说目前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还未打开局面，因此要借科学学来走出一条路子，这不见得妥当；科学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研究这一社会活动，不是研究科学技术本身，所以也不去搞科学的方法论；科学学是可以和自然辩证法分清研究领域的。自然辩证法自有其广阔的活动范围，比如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丰富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174】

钱学森之所以要反对自然辩证法吞并科学学，大概不是与于光远的意气之争，而是因为在他的“科学技术体系”中，自然辩证法是指导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皇冠”；但科学学却第一“是科学”、第二“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175】也就是说，把科学学装进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在钱学森看来，不仅是乱了辈份，而且还是乱了族系。

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

按照于光远，科学学应该是“自然辩证法科学群”中的一员；而钱学森则认为，自然辩证法是指导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学则是社会科学中的一员。（截图来源：【174】。注意：从左至右是隶属关系。）

尽管遭到钱学森的奚落和反对，但于光远对“科学学”却志在必得，非要把科学学列入“自然辩证法科学群”之中不可：

“我们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如科学学、未来学、宗教学，还有科学史、技术史都可以放到我们的视野之内暂时成为研究对象。”【176】

果然，从1981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在其封面加上了这样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你只要注意到“关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学”这几个字是多么的别扭，你就会明白于光远当时霸王硬上弓、梨花压海棠的劲头有多冲了。

可惜的是，于光远虽然可以漫天撒网，但他却无力把天下所有的鱼一网打尽。1980年年底，“全国科学学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合肥展开，不仅与会人员中没了“自然辩证法学派”那帮人的身影，而且他们“讨论”的内容也与“自然辩证法”毫不搭界。【177】1981年10月，在北京又召开了一个“全国科学学专题学术讨论会”，虽然李昌在会上仍旧重弹科学学“同自然辩证法的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交叉、重合”、“科学学和自然辩证法界限不清”的老调，但语气比两年前明显不同。【178】而其他人则要直截了当得多：

“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是二门科学，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的使用，它们都应得到发展。……实际上它们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包含不了谁。”【179】

连中国科协副主席钱三强都说了这样的话：

“我回国三十三年了，干了点什么事呢？不就是科学研究的管理，参与决策和组织领导工作么！三十多年来，我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科学学的工作，不过，当时还没有科学学这个名词。只是盲目地在做科学学的工作，是一个不自觉的科学学工作者。”【180】

1982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变成了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平起平坐的一级学会，钱三强亲自出任理事长，于光远、钱学森都只是顾问。【181】虽然钱三强在五十年代对于光远的部下“小何”都得点头哈腰陪笑脸，但在进入“科学的春天”之后，他的地位即使不说比于光远高，那也可以说是比背齐肩。1980年，胡耀邦邀请中科院的科学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开办科学讲座，开讲之人就是钱三强。【182】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于光远后来曾对自己早年抛弃科学投身革命而感到有些懊悔。【183】无论如何，到了1982年，于光远的大口袋再怎么大，它也装不下“科学学”这条大鱼了。所以，从1982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封面上的“科学学”被改成了“社会学”；从1983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中的“科学学与科技政策”栏目被改成了“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而到了1994年，于光远在绘制自然辩证法“学科体系”结构图时，不但“科学学”不见了，连“科学社会学”也都没影了。【184】而所有这些折腾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钱学森的那篇文章。

《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大口袋

《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办于1979年，第一任主编就是于光远。该刊实际上是文革期间在上海创办的《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北京的延续。在1980年以前，该刊的封面上只有刊名、年份、期号，但从1981年起，它封面上开始出现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副标题中的“科学学”三字被“社会学”取代。

自然辩证法：一个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啥的“学派”

1994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正文首页是于光远、龚育之、查汝强三人合写的《自然辩证法》辞条，其中的自然辩证法学科体系结构图中，既没有科学学，也没有科学社会学。

天狗吞日，我便是我了！

很可能是因为“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太大而显得空虚，于光远在九十年代曾“构想”了一部《自然辩证法辞典》，其中的辞条不仅包括“食物”，还包括“水”；并且，他亲自撰写的这两个辞条都长达万言。据刊载这两篇文章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者说，“我们通过这项科研工作，看到了自然辩证法中国学派的勃勃生机。”【185】好笑的是，在那之前，于光远曾撰文攻击王同亿编纂的《语言大典》收词过多过滥。【186】

于光远的眼睛当时除了盯上科学学之外，还盯上了另一个热门学科，那就是系统工程学。在他主持制订的《1978年-1985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中，就有这样的话：

“在技术学科方面，例如要研究人工智能、控制论、信息论和仿生学中的哲学问题，对系统工程学的分析等。”【187】

如果说于光远意欲霸占科学学还属于“跑马占荒”的话，那么他对系统工程学的觊觎则相当于“强抢民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早在1977年以前就有人译介“系统工程”【188-190】，但是，目前公认的是，钱学森等人在1978年9月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191】才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诞生的标志。所谓“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亦称为“钱学森学派”，其特点就是将“组织管理”融入了“系统工程”这个概念之中【192】——这也是于光远等人要把系统工程装进“自然辩证法大口袋”的唯一理由。据说钱学森曾说过“系统工程才是我一生追求的”这样的话。【193】确实，钱学森在1979年就组建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筹委会；次年，钱学森特意撰写了《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这篇文章，它也是钱学森第一次在文章的标题中使用“自然辩证法”这五个字。看看一身戎装的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的单刀直入：

“什么叫自然辩证法？现在有些人想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远远超出恩格斯的原意，说这才是自然辩证法的现代化。例如，他们要引入控制论，引入系统工程，引入科学学。其实控制论是技术科学，系统工程是工程技术，科学学是社会科学，怎么能都当做是自然辩证法呢?自然辩证法总不能无所不包地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分支、新学科都吸收进去，如果那样，还有什么学科的合理划分和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了呢？”【147】

这年9月，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两个月后该学会召开成立大会。【194】与之相比，于光远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虽然自称成立于1978年——源自邓小平在1978年1月2日的签字——，但中国科协给它确定的生日却是1980年10月【195】；并且，其成立大会的召开比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晚了整整一年。如果说钱学森和于光远在“科学学争夺战”中谁都没赢的话，那么，在“系统工程争夺战”中，钱学森则大获全胜，而于光远则输了个精光。

实际上，以钱学森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成就，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得起于光远这个半拉子“科学家”和半吊子“哲学家”。《钱学森年谱》在1979年12月9日这一天有如下记载：

“就自然辩证法发表看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还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哲学走向自然科学，也是自然科学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必须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起探讨。但是现在我国搞自然辩证法的同志看来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自然科学家，困难当然较多。钱学森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把现在的自然辩证法队伍分作四个部分：(一)转而进修马克思主义哲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办进修班；(二)转而进修自然科学理论；(三)继续搞一般教学，讲‘自然辩证法’；（四）转入科学学研究。”【196】

也就是因为对“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自然科学家”的于光远心怀不屑，钱学森在《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这篇文章中除了敲打于光远那只伸出来的手之外，还故意捅了一下于光远的烂疮疤：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反而错误地去批判这些新理论，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摩尔根遗传学和基因的发现，化学键理论的共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电子计算机代替人的一部分脑力劳动等等都曾受到过某些批判。这些批判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必须全部收回。”【147】

谁都知道，尽管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科学大批判”的大背景是“全盘苏化”、向“老大哥”学习，但它们的具体实施却都是在于光远的领导下进行的。而钱学森在“新时期”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晾晒，不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其客观效果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光远的直接羞辱。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那之前几个月，于光远刚刚把自己“在青岛遗传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拿出来发表【197-198】，显然是要美化当年的自己。而钱学森的文章，则相当于告诉他：痴心妄想！实际上，直到八年后，钱学森还在指着“自然辩证法学派”那些人的鼻子继续教训他们说：“自然辩证法要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199】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不搞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根本就没资格搞自然辩证法研究。

钱学森捅破于光远大口袋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1985年10月，钱学森在一个会议上这样说道：

“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内容，现在有争论。我不同意于光远同志的看法。他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多门学科的学科群。我觉得不能那么看。我认为还是应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恩格斯在开始构思他的自然辩证法时，曾给马克思写过一封信，向马克思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运动、物质在时空中的运动、物质运动的层次、不同物质运动层次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内容。”【200】

这篇谈话被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评论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仅见解精辟，而且看法新颖”。（同上。）而于光远则继续搞向外扩张，在1986年前后指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创办《方法》杂志，“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宣传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论”。【201】而实际上，钱学森早在1980年就明确表示“方法论……不归入自然辩证法为好”。【147】

总而言之，在与于光远长达三十年的明争暗斗中，钱学森虽然一直占上风，并且还打赢了几场战斗甚至战役，但他却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2009年10月30日，钱学森去世。在其后的一个月内，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表了四十篇文章对钱学森鞭尸，除了方舟子本人赤膊上阵之外【202】——其内容部分内容，如钱学森与林彪的关系，颇像是于光远提供的——，作者中很多都是当年跟随于光远“反伪”之人，如社会渣滓司马南【203】、文痞无赖陈祖甲【204-205】、学术混子涂建华【206-207】等人。

你说于光远对钱学森的仇恨到底是什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