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史是必然。據報道，曾數次因故擱淺的清史纂修工程，明年有望啟動所有課題。這本是一件讓人歡欣的事，中國歷史文明悠久並且有綿延不斷的修史傳統，左丘明盲而作《左傳》、司馬遷憤而著《史記》，二十四史巨著煌煌。現在的研究環境良好，學術研究基本上可以不受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同時人才隊伍、研究積累、研究經費也已基本具備，我們有理由期待重修的《清史》在總體質量上能遠遠超越《清史稿》。但日前，清史編纂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馬大正在論述修史態度時，所持的某些觀點——“比如清兵入關，我們會站在17世紀40年代的立場，當時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核心來領導，這個統一確實有好處，它隨後導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可圈可點的”、“對於留頭不留髮等對待漢民族的政策，提到但不會去渲染，清朝的政策也是調整的”等，卻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個人認為，這有違反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嫌。

　　編纂歷史是一門大學問，提倡史家應俱備才、學、識、德四長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唐代的歷史學家劉知幾提出才、學、識三長之說。史才，是指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對史料的組織富有邏輯性和生動性，文字簡潔、條理清楚。史學，是指史學家歷史知識的廣博，掌握資料的豐富，考證史料的嚴謹。史識，是指所持的觀念、立場問題，即應該如何認識歷史、判斷歷史。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此基礎上，又提出“史德”之說，認為“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史德是對歷史學家人品、道德、修養的要求，就是“著書者之心術也”。

　　任何一部能夠傳世的成功史書，無不貫穿與滲透着史家的才、學、識、德，尤其是後兩者——史識與史德，即編撰者的史學思想與道德標準。修史是探尋歷史演化之道的認知活動，因此史家必須“先器識而後文藝”，要有正確的識見；同時更要“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應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忠於史實，堅持善惡必書，而且秉筆直書。若按此標準，那麼清軍剛剛入關時所施行的“留頭不留髮” 政策若被一帶而過，那麼“嘉定三屠”的慘劇該如何記載？曾有人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倖存者。”如果僅因統一的“功績”而一味肯定清軍入關，那麼將如何看待“揚州十日”的大屠殺？但據史料記載，當時揚州周邊鄉村和縣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揚州城避難，死亡人數至少應有二三十萬之巨。

　　清朝歷史長達268年，在中國歷史上有着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既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終結，又是中國近代社會的開端。當代中國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諸如經濟建設、政治改革、對外關係等，追根溯源，都與清朝有密切關聯。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在清史編纂的研討會上曾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方向是現代化道路，這是個歷史趨勢，現代化道路上，哪些經驗值得總結，過去有哪些妨礙現代化的東西，最大的障礙是什麼？我們要理清楚。” 所以，編纂一部科學而翔實的清史，意義十分顯著。若要編纂出一部能夠反映當代中國學術水平、又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就一個都不能少！特別是若無史德，即使有才、學、識，所撰之書也有可能似公實私、巧偽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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