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社會秩序中的自然神祇與個人原恥”[1]，我談到“…自由社會主義崇尚體力勞動、提倡腦力勞動是社會生活和經濟收入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的原則，以此可以理解後來的印刷工思想家蒲魯東如何鄙視沒有任何手藝的馬克思”，在註解中提及：“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第一次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國際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40/index.htm ）收入亨利希·馬克思（父）致卡爾·馬克思的一些信件，說明了兒子的性格為人。“這完全證實了我的一個看法，雖然你有某些優良品質，但是你內心是自私的。”（1835年11月8日）“應當承認，你的信使我感到有點驚訝。/談到你附有賬單的那封信，我當時就已對你說過，這批賬目我摸不着頭腦。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錢，…這無論如何是叫人納悶的。親愛的卡爾，我再說一遍，我樂意把一切都辦到，但我是一個多子女的父親，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並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給了。//因此，既然你已經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這件事了，因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訴你，分給你的數目，是最高額。我相信，比這少一點，也盡夠用了。…但是，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再多給了，除非我碰到特別好的運氣，而這樣的運氣目前並沒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減少。我說這些話完全不是為了要傷你的心，絕對不是，而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把我這一堅定不移的決定告訴你。”(1836年3月19日) “難道決鬥也與哲學密切有關嗎？要知道這是對輿論的遷就，甚至是對它的恐懼。而那是誰的輿論呢？決不總是正經人的，可你還是！！！…你得設法不讓這種愛好，即使不是愛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裡紮下根。 …你對我沒有履行你自己的諾言——你是記得自己的諾言的”  (1836年5—6月)。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的低下人品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危害，需要另一文專論。”[2]安那祺/自由社會主義運動本來不特別在意馬克思、恩格斯的個人品質低下問題，因為從理論和政治實踐上批判他們的錯誤和危害更為重要。但是，鑑於國家社會主義利用掌握的國家權力散布的關於馬克思的太多神話，有必要專門整理一下。

首先，我們看一些正式的和私下的記錄：柏林大學畢業證書[3]上記載道：“該生在本校期間在遵守紀律方面沒有特別的不良行為，經濟上應指出的只是曾多次被控欠債。”順便指出，正如後面還會引用的那樣：“耶拿大學比柏林大學級別低，比較容易拿到博士學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裡，因此馬克思在缺席的情況下被授予了博士學位。”其實，在德奧的大學，這種博士學位只是一種職業證明，表明此學生經歷了某方面的培訓，可以從事相關的工作（如助教、記者、編輯、醫生等），最多相當於今天的碩士學位[4]。很少與馬克思通訊的馬克思母親1840年5月在最後的信抱怨道：“你從來不會為你的家族作出我們大家都為你付出的道德犧牲”[5]。除了四封來自母親和姐妹的信，馬克思保存着17封來自父親的信並終身帶着父親的相片，恩格斯還把這相片放進馬克思的棺材[6]，可以認為老父是馬克思唯一的人生“導師”。特別在經濟問題上，讓我們看看亨利希·馬克思是如何對待他的兒子卡爾的。

1835年11月8日：“非常遺憾，這完全證實了我的一個看法，雖然你有某些優良品質，但是你內心是自私的。” 1836年2月—3月初:“你這份賬單十足是卡爾式的：簡直亂七八糟，沒有結算。”“在你的支出欄內沒有提到你的旅費，這是怎麼一回事？但願你用的不是從別人那裡弄來的錢。/隨信寄來五十塔勒的現款，藉此機會我要特別告訴你，你只應關心你的學習，你的費用不應超過必要的限度，你得放棄你今後的一切妄想。”1836年3月19日：“剛剛收到你的信，應當承認，你的信使我感到有點驚訝。//談到你附有賬單的那封信，我當時就已對你說過，這批賬目我摸不着頭腦。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錢，因此我寄給了你五十塔勒，加上你帶走的，總共有一百六十塔勒。你離開已有五個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麼都沒有說過。這無論如何是叫人納悶的。親愛的卡爾，我再說一遍，我樂意把一切都辦到，但我是一個多子女的父親，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並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給了。/因此，既然你已經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這件事了，因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訴你，分給你的數目，是最高額。我相信，比這少一點，也盡夠用了。這裡的公證人彌勒先生付出更少的錢，也許能辦更多的事。但是，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再多給了，除非我碰到特別好的運氣，而這樣的運氣目前並沒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減少。我說這些話完全不是為了要傷你的心，絕對不是，而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把我這一堅定不移的決定告訴你。”1836年12月28日：“因為你知道，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計得有多高，要是沒有一顆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對我說來就失去任何意義。你自己也承認，你早就使我有理由來懷疑你的自制力。”1838年2月10日：“如果你的良心和你的哲學和睦相處的話，那是一件好事。/當然，只有在一個問題上一切先驗的東西是無能為力的，你很聰明地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保持傲慢的緘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鄙的錢，看來它對一家之長的價值你始終都沒有意識到，我卻體會得較深。我不否認，有時我責備自己在這個方面給了你太多的自由。現在才是一個學年的第四個月，而你已經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還沒掙到這麼多錢呢。/不過，如果你說，或者以為，我不了解你或者對你有誤解，那就錯了。兩者都不是。…我甚至沒有要求你對一個相當含混不清的地方作出解釋，儘管它是很成問題的。” 老父死前乞求馬克思回家見一面，不行；老父死後，馬克思還是沒有去參加葬禮，因為老父把遺產留給老母了。馬克思沒有成功從老母那裡提前獲得他的份額[7]，1861年夏天馬克思倒是回家見了老母兩天，然後很失望地告訴恩格斯：“從我母親那裡沒有弄到錢的任何希望”[8]。但1863年12月2日當老母去世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寫信給恩格斯：“兩小時前接到我母親去世的電報。命運向我們家要一個人。我自己已經一隻腳踏進墳墓了。在現在情況下，我無論如何暫時比老（婦）人更有用點。為了處理遺產問題，我必須去特利爾。…請即刻寄點路費給我，使我能馬上啟程去特利爾。”[9]

對於採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第一個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10]--的創始人之一，1859年7月25日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里也如此嘲諷：“你在李卜克內西[11]先生那裡也博得如此美妙的評語，實在可笑。這些也算是真正的人！這些先生們如此習慣於要我們替他們想到，他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要求，不僅把一切東西給他們和盤托出，而且要嚼爛嚼碎，不僅把精華，而且把一切細節用最少的分量適口地給他們烹調出來。必須創造奇蹟，既不多也不少！這頭蠢驢究竟要求什麼呢？似乎他從序言的頭三行中還弄不明白，繼這個第一分冊之後，至少還要再出十五個分冊，那時他才能做出最後結論。當然，在李卜克內西看來，解決微妙的貨幣問題等等，純粹是胡鬧，因為對他來說，這些問題根本不存在。但是，起碼應當要求這個笨蛋至少注意到可能與他的微小利益有關的各點。不過，這個蠢貨能知道什麼！”[12]。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1851年8月2日）如此提到他將來的同事:“你大概肯定會得到《紐約國家報》編輯的職位。...《國家報》駐倫敦記者是無賴漢和蠢驢載勒爾。”[13]可以想象：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能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起碼人格尊重呢？總的來說，他們把這些開始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稱為die Knoten （英文knot-heads，沒有頭腦的傢伙），因為他們不夠靈活領會馬克思主義[14]。

在接受母親、荷蘭的銀行家舅舅和朋友Wolff的遺產方面，在向拉薩爾、Kugelmann等“友人”借錢的關繫上，馬克思(以及夫人燕妮)所謂的“外交與管理”小騙術甚至也被適用到恩格斯身上。他們的女兒勞拉銷毀了他們談論恩格斯的壞話，但有幾封證據留了下來[15]。1863年當恩格斯的情婦Mary Burns[16]死去的消息傳來時，馬克思的回信沒講幾句Mary而是大講他自己的難處，惹得恩格斯大為不滿：“你自然明白，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對此冷冰冰的態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給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識的庸人在內，在這種使我極其悲痛的時刻對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誼，都超出了我的預料。而你卻認為這個時刻正是表現你那冷靜的思維方式和卓越性的時機，那就聽便吧！”[17]。美國政治家的印象也證實到：“馬克思的話確實意味深長，清晰而富有邏輯，但我還從未見過其舉止如此令人惱火和令人無法忍受的人。對於不同於自己的意見，甚至不會出於尊重而屈尊考慮一下。對任何反駁他的人，他都予以極度的蔑視;對每一種他不喜歡的觀點，要麼辛辣地諷刺提出這種觀點的人無比的愚昧，要麼輕蔑地誹謗提出這種觀點的人動機不純。我極為清楚地記得他以一種傷人的傲慢說"資產階級"這個詞:資產階級，也就是令人厭惡的精神和道德極端墮落的樣板，對每一個膽敢反對他觀點的人他都譴責為資產階級。”[18]當然，與馬克思共事過的社會主義者們最知道他了：“蒲魯東在他的日記里寫到馬克思總是歪曲或故意誤解他的意思，蒲魯東更氣憤的是馬克思的抄襲”[19]。“我們常常見面，我極為敬佩他的學識、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熱情而誠摯的奉獻，雖然這中間總夾雜着個人的自負;我熱切地尋求與他對話，因為這些談話富有啟迪性而且機智，只要這些談話不是由心胸狹窄的惡意引發的話--但不幸的是，這樣的談話太經常發生了。而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真正的親密關係。我們性情不合。他稱我是感情脆弱的理想主義者，他是對的。我稱他虛榮、奸詐、陰鬱，我也是對的。”[20]“馬克思先生是猶太人出身。他本人集那個精明種族的所有優點和缺欠。神經過敏，也有些人說是膽怯，為人惡毒、自負、愛爭吵，象他的祖上的上帝耶和華那樣暴躁和專橫、瘋狂地報復別人。”“他可以用任何謊言、誹謗對付任何惹他嫉妒或仇恨的人。如果他認為可以幫助提高他的地位、影響和權力的話，他會不擇手段去達到的。”[21]

上引McLellan原書[22]對馬克思的生活/為人研究得比較中肯，但對馬克思參加的相關歷史事件（如國際勞工協會、巴黎公社）的評論不一定準確。  不過，McLellan指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共產黨宣言》包含的幾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國社會主義者中都有過清晰闡述，《共產黨宣言》堅定地繼承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傳統。巴貝夫關於革命的思想、聖西門的歷史時期的劃分和對工業的重視、孔西得朗的《宣言》（ Manifeste），所有的這些都給馬克思多方面的思想啟發。他本人第一個承認他開始使用的階級的概念，很久以前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經使用了。”“對馬克思收入的認真考察會給人以這樣一種強烈印象，即他的困難與其說來自真正的貧窮，倒不如說是希望保住面子，並且不會節用資金。這自然是人們意料之中的，因為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筆筆大數目的錢財。”[23]

有一篇介紹上述譯文的讀後感在網上很多轉載，以此也可看到中國對馬克思研究的動態：“近來，英國肯特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麥克萊倫著《馬克思傳(插圖本)》在西方暢銷不衰。此書1973年初版，1995年三版，可以說是英語世界最權威的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獻，中譯本由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王珍博士翻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全書近55萬字。… 附錄中還有馬克思一家七代人的詳細家譜[24]，這對於我國讀者了解馬克思的身世頗有幫助。…  麥克萊倫對馬克思的描述是，他的生活是“奢逸”的(一旦他有了錢的話)，不善於理財，對生活的安排顯得沒有條理，房間裡雜亂、骯髒，充滿煙草味。年輕時馬克思酗酒、打鬥，因此曾被學校關禁閉;作者甚至認為，因為耶拿大學比柏林大學級別低，比較容易拿到博士學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裡，因此馬克思在缺席的情況下被授予了博士學位。馬克思不修邊幅，外衣的紐扣時常扣錯。他性情急躁，對人有時愛發脾氣，甚至大發雷霆;不時用命令的言辭說話，對任何反對他的人都很蔑視。…過去，前蘇聯和中國在翻譯外文版的《馬克思傳》時，都刪去了馬克思有關私生子的一段。以致老一代革命家只知道馬克思與夫人燕妮的純真愛情，不知道馬克思在32歲時曾經瞞着夫人與保姆Helene Demuth私通，導致後者懷孕並於1851年6月生下一個男孩。為了不讓馬克思家的後院起火，終身未曾正式結婚而擁有情婦的恩格斯，作為馬克思最真誠的朋友，假稱這是自己的私生子，並且自己長期出資，抱去委託自己公司的一位下屬職工撫養。直到恩格斯臨終時才把真相告知馬克思的幼女。麥克萊倫的《馬克思傳》寫到這些，中譯本第一次保留了這些內容。譯者王珍女士對我說，她在翻譯這件佚事時有三天三夜想不通，後來讀了弗洛伊德有關性生理性心理學的書，認清了凡人的弱點才想通了。”[25]

包括筆者在內的無數青年都不同程度地被《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著作的崇高道德說教所吸引，[26]所以這件事很敏感，有必要多費一些筆墨。李卜克內西在自傳中回憶Helene Demuth道：“27歲。不能說美麗，但長得好看，性格令人愉快。她不缺羨慕者，也能總是找到好的對象。”“[她]是主人而馬克思夫人是僕人。馬克思總是象羔羊一樣溫順地服從她的獨裁”[27]。這段描寫可以看出馬克思家庭里的一男二女關係。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1851年8月2日）:“我正處在非常可悲的境地。要是長此下去，我的妻子就要完了。經常的操心，為日常瑣事的奔忙，使她精疲力竭。此外，再加上我的敵人的卑鄙行為；他們甚至從來也不打算在實質問題上攻擊我，而是散布一些無法形容的讕言誣衊我，破壞我的聲譽，來為他們自己的無能報仇。維利希、沙佩爾、盧格和其他許多民主派的壞蛋都是專幹這一行的。只要有人從大陸來到這裡，他們就立即向他勸誘，要他也幹這一行。…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從早到晚為極無樂趣的日常生活操勞，神經系統遭受折磨，當民主派瘟疫的陰溝里的臭氣通過愚蠢的造謠者日復一日地傳到她那裡的時候，她是不會好過的。某些人在這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冒失常常是簡直難以置信的。”[28]1962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成員、記者和在阿姆斯特丹的社會歷史國際研究所德國部門（那裡有很多納粹期間運來的馬克思原始文獻）主任Werner Blumenberg發表了《卡爾·馬克思—圖解傳記》[29]，力圖描寫“多半是政治革命家”的馬克思其人（恩格斯語）[30]，包括一封由考茨基的第一任妻子Louis Freyberger於1898年9月2日寫給貝貝爾的信[31]，得到絕大多數學者專家確認其真實性[32]。Demuth在馬克思死後又為恩格斯管家，路易斯是Demuth的朋友，在Demuth死後為恩格斯管家，她在信中她詳細確認了恩格斯死前承認自己接受Freddy（Fredrick，恩格斯名）父親的名分以“把馬克思從困難的家庭衝突中解救出來saved Marx from a difficult domestic conflict”[33]。

“我從將軍[恩格斯]本人得知Freddy是馬克思的兒子。圖西[馬克思的小女兒]也來問我，並要我直接問老人。將軍非常吃驚於圖西的固執已見。他告訴我，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說慌印證他拋棄自己兒子的流言。你應當記得，我早在將軍死以前便已告訴了你此事。此外，將軍死前數日在給Samuel Moore的聲明中，再次確認Freddy是馬克思的兒子。Moore到Orpington告訴了圖西。圖西卻堅持認為將軍在撒謊，因為他自已過去經常承認他是Freddy的父親。摩爾從Orpington回來後，再次詳細詢問恩格斯，老人堅持Freddy是馬克思的兒子的聲明，並告訴摩爾‘圖西想要維護她父親的偶像’。星期天，在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天，他專門為圖西在一塊板子上親自寫下[此事]。失魂落魄的圖西忘記了對我的怨恨，伏在我的肩膀上痛哭。將軍許可我們(Moore先生、Ludwig和我)僅當萬一他被指控不公正對待Freddy時，才能使用這一信息。將軍說他不想讓他的名譽被詆毀，尤其是掩蓋真相已不再能對任何人有任何益處。他已盡力把馬克思從嚴重的家庭衝突中解救出來。除了我們自已、摩爾先生及馬克思的孩子們（我認為勞拉知道事情真相，即使或許她不知道詳情）之外，唯一知道馬克思有這個兒子的是Lessner和Pfander。在關於Freddy的信公開後，Lessner對我說，‘當然，Freddy是圖西的兄弟，我們都知道此事，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孩子在哪兒養大。’ Freddy看上去象馬克思，有真正猶太人的臉和濃密的黑髮。只有帶偏見的瞎子才會說他象將軍。我曾看見過馬克思在曼徹斯特給恩格斯的信（那時將軍尚未在倫敦生活），但是我相信恩格斯已將該原信銷毀，正象許多別的通信的民運一樣。這些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事實。無論是從他母親或是將軍，Freddy從未發現誰是他真正的父親。我再次讀到你問此問題的信，馬克思一直擔心離婚的可能性，因為他的妻子瘋狂地妒忌。他不愛這孩子，如果他膽敢為孩子做任何事情，那醜聞將太大了。” [34]馬克思夫人燕妮於1865年寫的自傳中也言及：“1851年夏天，發生了一件我不想在這裡詳述的事件，它增加了我的煩腦。”插圖是晚年的馬克思和Freddy Demuth (1851-1929)，讀者可以自行鑑定面相。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David Rjazanov準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時又發現新的證據：蘇聯解體後，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檔案里記錄着成年後的Freddy Demuth很想知道誰是自己的父親，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們很清楚恩格斯的死前坦白，他們明知這件事卻千方百計隱瞞[35]。

以上了解了馬克思其人後，就很容易理解作為“政治革命家”的馬克思在政治事件上的立場和手段。我在“巴黎公社悲劇的意義”一文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無意和有意的誤導進行過批判，鑑於巴黎公社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利用價值，有必要再次重複，並略加補充。

【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會主義流派都在此一顯身手，所有後來的社會主義流派都為此滔滔不絕地辯論、誤導，都以此指導、修正、影響自己的實踐。其中最主要、最有影響的見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流派，特別是在中文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巴黎公社的見解是唯一的話語源。可以說，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場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治理論。

…馬克思的論斷，主要是基於豐富的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論點，與事實不符，…3月18日，公社還沒有誕生，馬克思說“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 醒了”是自己的“創作”，但人們把這一天作為巴黎公社歷史的開端。…馬克思說教“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批判巴黎民眾“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又說“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而把它交給了公社。這又是出於過分‘誠實的’考慮”，把公社的現實和理想變為一種馬基雅維里式的政治計謀，貶低了公社的意義。

90名當選的“議員”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員和專業人員（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蒲魯東派），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機構，更接近馬克思術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有64人就任議員，加上4月16日補選的17人，共有81名議員。其中18人來自中產階級、約30人來自專業階層（主要是共和派的報紙記者）、35人來自體力勞動階層。議會中有19人來自中央委員會，最有能力、熱情、經驗和影響，其中有7人屬於雅各賓派、4人屬於布朗基派、3人屬於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他們的職業為：6名技術員、6名工人、3名商人、2名專業人員。[5]巴黎公社於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區經常在圍城中與公社議會脫離關係。

…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為自己思想的社會實驗室，以他主觀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型和將來社會的雛形來歌頌、判斷它，但他本人遠離歐洲大陸，並沒有把握巴黎的實情。

…不幸的是，馬克思的誤判被後來的恩格斯放大。…“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沒有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搶劫）銀行的資產，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出來的巴黎公社“教訓”。但是，巴黎公社不是為了奪取法國的國家政權而成立的，它不可能為了奪取國家權力而發動內戰。沒收了銀行的公社怎麼可能向所有法國的城鎮呼籲建立自治的聯邦呢？公社議員為避免譴責而全體一致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正好說明公社為了捍衛自由、自製的高貴原則不惜犧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鎮或區域革命都以沒收（搶劫）銀行開始，革命不就成為犯罪的同義詞了嗎？什麼樣的人會參加或抵抗這樣的革命呢？ ...其實，公社的領導人都知道，在凡爾賽政府和德國的雙重軍事包圍中，沒有法國其他城鎮、鄉村的支持，他們的命運是註定了的，不可能像遠離巴黎的馬克思和後來的恩格斯、列寧那樣異想天開地奪取全國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價值，值得各種類型、規模（而不限於爭奪國家政權的戰爭）、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抵抗運動（從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到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西方的各種反戰運動等）借鑑，正是因為他們要求的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天賦”社會權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壓制、欺騙別人的政治權力。

恩格斯利用巴黎公社為自己的打算開路：“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在這裡為了與社會民主黨人論戰，提出了馬克思沒有明確指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與巴黎公社的實際的社會政策和性質相離甚遠。

…但在恩格斯“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的列寧，發揮得更偏離巴黎公社的實踐。在《國家與革命》[15]中，列寧抨擊到：“ 無政府主義(安那祺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為所謂‘自己的’，說它證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但巴黎公社的意義不在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俄羅斯政治家列寧最關心的“具體政治問題”，安那祺主義當然沒有興趣為此杜撰出“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他卻設定與巴黎公社無關的答案：“把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互相矛盾的任務結合起來，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致命錯誤。”“兩個錯誤葬送了光輝的勝利果實。無產階級在中途停了下來，沒有‘剝奪剝奪者’，而一味幻想在國內樹立一種最高的公理，使全國團結起來完成全民族的任務；沒有奪取像銀行這樣的機構；蒲魯東主義者關於‘公平交換’等等的理論還在社會主義者中占統治地位。第二個錯誤是無產階級過於寬大。本來應當消滅自己的敵人，但是它竭力從精神上去感化他們。它貶低了國內戰爭中純軍事行動的意義，沒有向凡爾賽堅決進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徹底的勝利。”…俄國無產階級還是採取了巴黎公社首先運用的鬥爭方式——國內戰爭。”這是對千方百計避免內戰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對作為社會解放雛形的巴黎公社，經歷過1848年布拉格和1849年德萊斯頓市街戰的巴枯寧對結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戰爭爆發時，巴枯寧就判斷普魯士的勝利會把歐洲的社會革命拉向倒退半個世紀。1870年9月28日，以巴枯寧為首的社會革命家們占領里昂的市政廳，宣告成立法國安全委員會並發布條令，希望別的城市的呼應，共同廢除國家，進一步引發德意志境內的革命。類似的起義也發生在馬賽、布萊斯特等城鎮，但都很快被資產階級的地方或政府軍警鎮壓下去了，因為法國廣大的農村和穿軍裝的農民士兵們很容易被政府利用。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他寫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會失陷，但他們不會白白消滅。”但是，“與權威共產主義的說教相反，……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們相信只有通過人們自然發生的、持續不斷的大眾、組織和協會的運動，才能達成或帶來革命的完全實現。”正如安那祺主義者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用權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國際一樣，任何從事社會公共事業的個人和組織都不應該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與因為內部糾紛被馬克思解體的第一國際（即《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不同，被國家權力鎮壓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馬克思主義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誠實”、“樹立一種最高的公理”、“過於寬大”等政治“錯誤”，才體現了殘酷的政治鬥爭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36]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系統性地抵消普魯東的影響，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則據為己有，巴枯寧稱為違反“基本邏輯”、“一場真正的戲裝的滑稽變種”。[37]馬克思1881年2月22日在回答荷蘭社會主義者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關於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勞工政府的問題時，脫離了自己的理論，更象一個現實政治家：“你可能會指出巴黎公社的例子。但除了這只是一個城市在特殊情況下的反叛的事實，公社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但是，如果能夠有少量的堅實常識，他們可以與凡爾賽達成有利於整體人民的妥協—這是他們當時唯一能夠做到的事”[38]。既然馬克思已經這樣說了，恩格斯和列寧還要發明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幹什麼呢？

除了巴黎公社，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實踐就是如何分裂並解散國際勞工協會。[39]這裡再次簡單引用我的研究。

【關於國際工人協會（也被簡稱為國際，即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幾乎所有的中文文獻和引用都持同一論調，來源於為列寧主義政治目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馬克思教義（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 …都宣示出對國際中所有非馬克思派、特別是馬克思以外的各社會主義潮流的敵視，曲解了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

 …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主要體現在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的歐文式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最先進、豐富的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發祥地法國的蒲魯東式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被後來者正確地稱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聯主義，也多少帶有對被資產階級出賣的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嚮往。如恩格斯承認的那樣，正是因為“有一個不致把英國工聯派，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拒之於門外的綱領”。由馬克思等 9人組成的秘書小組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協會臨時章程》，1866年 9月在日內瓦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成為《國際工人協會章程》。這雖然不是“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但反映了當時大多數工人願望、得到各國勞工團體的廣泛呼應。順帶指出，這個章程被收入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因為恩格斯後來聲稱“馬克思起草了這個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對於國際和馬克思都不公平。馬克思可能具體執筆記錄下9人小組討論的草案，但章程的內容（所謂版權）是國際的集體共識，與馬克思本人關於國際的運營（主要是領導權爭奪）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說教相距甚遠。

…據編輯馬克思的有關國際的文獻的Saul Padover回憶：國際成立時，馬克思是一個相對無名的難民記者，馬克思與英國的激進派或勞工活動家之間沒有密切聯繫，他過着政治上被隔離的、沒有融入當地社會的來自歐洲大陸的難民生活。馬克思在大會前一周對會議毫無所聞，一個30歲的流亡倫敦的法國激進共和派 人士Victor Le Lubez邀請馬克思作為德國的代表參加大會， 馬克思又叫上另一個德國人Johann Georg Eccarius同往。可見國際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樣本，歡迎一切認同國際原則的人士加入。國際的誕生改變了他的一切。當然，正如歐文（非常成功的大工廠主）、葛德文（社會幻想家）、聖西門（舊貴族幻想家）、傅立葉（小店主）、蒲魯東（印刷工）、巴貝夫（平等派密謀家）、布朗基（政治囚徒）、拉薩爾（猶太富有律師）這些出身於各種社會階層的先進人士對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做出的獨特貢獻（以及不可避免的缺欠）一樣，非工人出身的馬克思（和後來的恩格斯）加入勞工運動，只要他們不把自己凌駕於國際之上（所謂工人階級乃至人類的“導師”），都是令人歡迎的。直到今天，國際的自由社會主義者們雖然沒有忘記馬克思派操縱國際、在無法操縱時竟然解散國際的“原罪”，但像巴枯寧當初那樣，即使“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仍然把馬克思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戰友對待，不會把嬰孩與髒水一同潑掉。

讓我們仔細回省一下在《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中體現的基本原則：…“勞動者在經濟上受獨占勞動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會悲慘、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此，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

上述原則非常簡明，沒有必要用什麼黑格爾哲學或李嘉圖經濟學來複雜解釋，因為它們與國際沒有什麼關聯。…而相對無名的馬克思以“科學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在國際取代安那祺-工聯主義，除了猶太法律學生馬克思的知識和計謀勝過歐文和蒲魯東的樸素勞工信徒等人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會主義的共敵俾斯麥的光：普法戰爭後，巴黎公社的失敗[15]迫使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樣性社會主義傳統的勞工運動轉入低潮或地下，缺少社會主義傳統和經驗的後進德國工人階級，登上了國際工人運動的舞台開始唱主角。由拉薩爾開創、控制和影響的德國工人運動，從一開始就擺脫不了普魯士型“國家”的緊箍咒。馬克思不敢在拉薩爾生前批判他，但在拉薩爾決鬥身亡後，馬克思不遺餘力地排除拉薩爾的影響，通過沒有多少理論知識的工人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獲得很大成功。

…對國際的運作的明確規定，接近於國際的名稱，實際上就是federalism。這個詞用在美國、瑞士、加拿大等國家體制，可以譯為“聯邦制”；用在社團組織或個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員原有性質、形式、人事、財務等資源不變的前提下共同締結同盟條約、義務、合同等，可以譯為自治／自由聯盟，與今天的歐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個人“掌握”協會、“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體領導”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爾召開的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國際最後一次各派代表參加的合法代表大會。代表比利時自由聯盟的Eugene Hins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聯盟和很多法國代表贊同的“勞工評議會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會採納：“代表大會宣布所有勞工都應該努力在他們的行業建立抵抗協會。一旦一個行業組合成立，就應該通知同一行業的別的組合，這樣就可以形成各產業的全國性同盟。這些同盟負責收集所有產業資料、建議要採取的公共措施並確保執行，最終由自由生產者的聯盟Federation取代現有的工資制度。代表大會責成總協議會提供對所有國家的行會組合的聯盟的支持。”“行業和產業組織的協議會將取代現存的政府，這種勞工代表制將一勞永逸地趕走歷史上存在過的政府”。這種取代政府的勞工協議會制度，就是安那祺-工聯主義的精髓：要實現完全社會革命，就必須同時消滅財產和權力的壟斷。按照這個國際的精神展開的拉丁語系和斯拉夫語系國家的勞工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道路卻背棄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如果自由社會主義派（僅僅列出以下的著名代表就夠了：吉約姆James Guilaume[25], Adhemar Schwitzgubel, Enugene Varlin, Louis Pindy, Cesar De Paepe, Eugene Hins, Hector Denis, Guilaume De Greef, Victor Arnould, R. Farga Pellicer, G. Sentinon, Anselmo Lorenzo）在巴塞爾會議上也不擇手段謀求政治權力，可以在巴枯寧本人出席會議、馬克思本人沒有到會、恩格斯還沒有資格出席會議的有利條件下，通過由貝克爾提議的按語系自由聯合的方案。那樣的話，由馬克思控制的倫敦總協議會就會“化為烏有”，而被在歐洲大陸的法語、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語、斯拉夫語、德語協議會中心所取代，國際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馬克思在國際內的職稱（總協議會委員、德國聯絡秘書、荷蘭臨時聯絡秘書、俄國聯絡秘書）和後期（1870年10月4日）進入國際的恩格斯的頭銜（總協議會委員，西班牙聯絡秘書、比利時聯絡秘書、意大利聯絡秘書），與“馬克思領導國際發動了巴黎公社”的神話一樣可笑。巴枯寧並不是不懂陰謀權術，但在事關社會主義運動的緊要關頭，寧願“被宰”而不願宰割國際的同志。“既然國際的組織的目標不是建立新的國家或專制而是激進地消滅每一個主權，國際必須有與國家組織完全不同的性質。國家是何等地對人的興趣和本性的自然發展的權威、人為、暴力、疏遠和敵對，國際的組織就應該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興趣和天性”。在既存的社會裡，博愛是博愛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王牌，但國際正是要以新的的精神和原則建立新的社會，不容許真正的自由社會主義者玩弄任何權力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以人民的名義實行恐怖的雅各賓主義最後變質為一小撮人對大眾的專政一樣，以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以及人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名義的專制／獨裁不僅不是社會主義（雖然有極個別的倡導者如巴貝夫、布朗基本人是社會主義殉道者），而且是國際勞工運動里的毒瘤。

巴塞爾會議加劇了馬克思派的恐懼和除掉巴枯寧的決心。恩格斯加入國際總協議會後，具體策劃、參加並導演了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不僅違背國際的精神，也直接違反了國際的“真理、公正和道德”準則和相關組織條例。汝拉聯盟立即發表了Sonvillier的歷史記錄，抗議倫敦總協議會的傲慢和虛偽。但是，馬克思派變本加厲，在1872年的海牙國際代表大會上偽造多數代表的身份、阻礙反對派代表赴會，操縱大會，把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者巴枯寧和吉約姆開除出國際，同時出賣了國際的廢除國家的使命，把國際變成他們的投票機器，去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真正的國際在海牙會議上被埋葬了。】[40]

馬克思/恩格斯直接分裂西班牙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事實，我在“第一國際在西班牙創立的公案--兼論西班牙安那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介紹過，值得再次引用。

【“代表大會決定：1．把米哈伊爾·巴枯寧開除出國際，因為他是同盟的創建者，並且品行不良；2．開除同盟盟員詹姆斯·吉約姆；…我們面對着的是一個戴着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擊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條和領導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擊各國現存政府的團體。這個由其一個資產階級代表大會的少數派建立的團體，混入了工人階級國際組織的隊伍，企圖先奪取這個組織的領導權，如果這個計劃不能實現，就力圖破壞這個組織。這個團體橫蠻無禮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義綱領和自己的狹隘思想來偷換我們協會的廣泛的綱領和偉大的意向：它在國際各個公開存在的支部內部組織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這些秘密小支部服從統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過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動來操縱國際的支部；它在自己的報紙上公開攻擊一切不願意屈從它的意志的人；並且，用它自己的原話來說就是，在我們的隊伍中挑起了一場公開的戰爭。這個團體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擇任何手段，不顧任何信義；造謠、誣衊、恫嚇、暗殺——所有這一切同樣都是它慣用的伎倆。…意大利議員法奈利…的例子，都表明教皇在這方面是多麼富有諒解精神……他所指的國家，包括任何政權，不管是革命的政權還是反動的政權。”

…馬恩污衊同盟為“資產階級代表”、強調法奈利Giuseppe Fanelli短暫的“意大利議員”身份，大概是他們自己、特別是恩格斯的“跨國資本家”身份在作崇。其實，正如社會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吸引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社會主義的主要領袖人物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正好說明了社會主義的廣泛價值和意義，而社會主義的進一步成功需要包容而不是排斥非勞工階級。

…而西班牙的社會主義新信徒，正如Rafael Farge Pellicer 1869年8月1日給巴枯寧的信所示：“下一個周日的會議上，我將告訴國際巴塞羅那支部的朋友們你的信和希望，讓更加民主和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加入同盟。至於我自己，我完全接受你送給我的小冊子上的每一句話。”馬恩此文也確認道：“像通常一樣同時也是國際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島上最後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團體組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同盟的綱領和國際的綱領是一樣的，這個秘密組織到處都存在，加入這個組織似乎是一種義務，同盟努力使國際進一步發展而不是使國際從屬於自己，所以他們大多數人決定，應當讓聯合會委員會全體委員參加同盟的親信組織。”那麼，又何必指責“這個協會容忍有一個由資產者組成的秘密團體在自己內部存在並服從它的領導”呢？

與從來沒有失去過自由的馬恩不同，巴枯寧從自身的俄國牢獄/逃亡經歷，體會到共濟會等宗教秘密組織對革命的價值。實際上，任何真正的革命，特別在初期階段，都不同程度地與秘密社會相關。巴枯寧意識到“有必要在構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無政府狀態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動的統一有某種機關作為自己的體現。這種機關應當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國際兄弟聯盟。…這個聯盟的出發點是這樣一種信念，即革命永遠是既不能由個人也不能由秘密團體來進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變和事實的進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進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眾本能意識的深處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然後才爆發出來的……組織得很好的秘密團體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眾中傳播與群眾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幫助革命的誕生，並且組織——不是組織革命的軍隊，革命的軍隊始終應當是人民〈炮灰〉——革命的總參謀部，由忠誠的、堅毅的、聰明的，主要地是真誠的，而不是沽名釣譽的人，由有能力作為革命思想〈由他們壟斷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間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組成”。當然，具體在實踐上，任何秘密組織都不免帶有告密、出賣等惡跡，巴枯寧也不免被人指責，但西班牙的社會主義者們面臨政府的屢次鎮壓，被迫轉入地下，比沒有經歷過鎮壓的馬恩等人知道如何在秘密鬥爭中保持革命的原則。

 實際上，正如Casas所說：“巴枯寧和他的朋友們所屬的日內瓦同盟不是一個有正式決議和規定要求各國成員遵守的國際組織。它不是一個強制和權威的團體，不可能如此，因為它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同盟試圖在不同的國家的活躍和有幹勁的成員中建立一種聯繫，得以在各國根據當地的情況和革命運動轉換社會秩序。西班牙的民主同盟完全由當地的情況促發，獨立行動。巴枯寧與朋友們的各種信件（當然不如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那樣頻繁）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基於交換意見、勸告和解釋的想法，從來沒有指令的意圖，因為那不符合巴枯寧的方式，也不會被他的朋友們接受”。Pellicer等正是在這樣的精神下接受巴枯寧的意見和方式的。馬恩也承認說：“ 聯合會委員會表示贊同這封信，這說明當時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響是多麼微弱。” 這說明巴枯寧沒有“教皇”的能力遠程遙控西班牙，而是西班牙的廣大社會主義者自然地把安那祺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國際的理想接受的。馬恩為了排除巴枯寧，把巴枯寧在西班牙的實際作用抬得太高了。正如馬恩此文也引用的那樣，巴枯寧本人還沒有轉變為完全的安那祺主義者，只是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的“朋友”，不多不少。

馬恩進一步指責：“2月24日，拉法爾（拉斐爾·法爾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馬德里支部報告說：‘必須剷除總委員會的反動影響和權威主義的傾向。’…於是教會紀律便開始粉碎反對承認教皇永無謬誤的最後嘗試。… 由於同盟施展各種詭詐伎倆，這個委員會被遷往瓦倫西亞。…從這個時候起，聯合會委員會便連靈魂帶肉體都被出賣給同盟了。” 實際上，所謂社會民主同盟西班牙分部或同盟馬德里支部這樣的正式組織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在西班牙迅速激進化、國際的組織急速擴展的過程中，那些接受同盟思想的人不知道如何組織同盟的分部，也根本沒有必要組織同盟的分部，而是迫不及待地直接投入建立國際的各級支部的鬥爭中了。“目標是國際（的建設）。同盟在西班牙沒有當地、區域或全國的組織結構，只是一些聯絡小組。沒有任何小組之間聯絡的紀錄。把全國分散的小組連接起來的理想就是安那祺主義”。

 除了西班牙，代表國際多數成員的瑞士（汝拉聯盟）、比利時、意大利等支部也接受安那祺主義，所以在有代表性的國際1869年巴塞爾大會上，由德國工人Eccarius宣讀的巴枯寧提案得到代表的壓倒性支持。把國際視為個人工具的馬克思害怕起來，私下裡對恩格斯透露：“這個俄國佬想變成國際的主人。他不老實的話就要被開除”。本身還沒有資格與會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寧隱藏在幕後。如果這個該死的俄國人真想用陰謀手段竊取工人運動的領導，那末現在該是好好教訓他的時候了，該是提出一個泛斯拉夫主義者究竟能否成為國際工人協會會員的問題的時候了。這傢伙很容易被捉住。”在1871年實際上只是總委員會擴大會議的倫敦會議上，除了總委員會的13個代表，只有6個比利時代表、2個馬克思派的瑞士代表、一個西班牙代表（羅倫佐）與會，汝拉聯盟、意大利分部和巴枯寧本人沒有被邀，馬克思突然拿出違背國際原則（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的所謂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九號提案和譴責巴枯寧的問題，作為國際代表大會投票通過。

這是違背國際和普遍社會主義原則（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的“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和正式成立的標誌。為此，意大利的國際分部就發布聲明：“鑑於：倫敦代表會議企圖用自己的第九項決議把作為德國共產黨理論的權威主義學說強加於整個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是這種做法的鼓舞者和維護者；權威共產主義者的學說是對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感情的否定；總委員會為了把自己特殊的權威共產主義學說強加於整個國際工人協會這個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誣衊和欺騙這樣一些最不體面的手法；總委員會的反動精神引起了比利時人、法國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義憤，以致有人建議撤銷總委員會並且修改共同章程；總委員會在海牙這個離開這些革命國家最遠的地點召開全協會代表大會並不是偶然的。” 巴枯寧1872年4月5日於洛迦諾給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說：“據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們，即汝拉聯合會的同盟的同志們，無論在西班牙還是在其他國家都成了倫敦的總委員會誹謗的對象。真令人痛心，在這個可怕的危機時期，正當要決定整個歐洲的無產階級好幾十年的命運的時候，正當無產階級、人類和正義的一切朋友應當兄弟般地聯合成為反對共同敵人——即組成為國家的特權者世界——的統一戰線的時候，那些過去為國際出過很多力而現在被權威主義的惡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處建立那個唯一能夠製造力量的自由聯盟，卻竟然墮落到造謠撒謊、製造分裂，我說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們仇視專政、執政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原則，正如您仇視這個原則一樣；我們堅信，任何政權都是管轄者蛻化變質的必不可免的根源，都是被管轄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國家意味着統治，而人的本性生來就是這樣的：任何統治都表現為剝削。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無條件地反對國家，反對它的任何表現，因此我們更加不想在國際內部同國家妥協。我們認為倫敦代表會議和它所通過的各項決議是一個沽名釣譽的陰謀，是一場政變，因此我們表示抗議，並且抗議到底。…如果事情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的話，那末不久在整個歐洲大陸就將沒有一個可以供無產階級的代表們集會進行自由討論的地方了。”這已經預感到國際的死亡了。

巴黎公社失敗後無法在法國生活的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被派到西班牙來推行馬克思主義，要把國際轉換成在“馬克思主義者”們指揮下從事職業政治的工具，最終與其他8人被西班牙國際分部Spanish Regional Federation (FRE)委員會開除。“…在此以後，被開除的人成立了‘新聯合會’，並要求委員會承認它，但是委員會以支部自治為根據，堅決拒絕了它這個要求。於是，新馬德里聯合會便訴諸總委員會，總委員會…接受了它。海牙全協會代表大會同意了這個決定並且一致承認新馬德里聯合會代表的代表資格證是有效的。” 馬克思派的（倫敦）總委員會把代表5-7萬左右會員的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排斥在外，讓只有9名西班牙成員的“新馬德里聯合會”成為國際的西班牙分部，讓拉法格作為國際的西班牙代表出席海牙代表大會，連國際的規則也不管了。總委員會如此專橫對待不同意見的會員，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除了被總委員會“開除”，還有什麼別的命運呢？感謝馬恩在此為我們留下了國際成員們對他們的批判：“代表資格證〈總委員會委員的〉看做是個人的私產，而倫敦對他們來說則是我們協會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這種地步……他們想確保他們的特殊綱領、他們自己的學說在國際內的統治地位……作為唯一在協會中具有公民權的正式理論……於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種正統思想，其中心是倫敦，其代表人物是總委員會的委員們”。

完全依靠拉法格、Utine提供的情報對西班牙國際、包括對其領導者莫拉哥展開誹謗：“新馬德里聯合會有充分的根據說，同盟是用國際會員的錢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聯合會委員會根本沒有繳納應該上繳給總委員會的會費。… 莫拉哥——小鋪老闆、小酒館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幫工們的勞動保持自己的職業賭徒的自治。當聯合會委員會流亡里斯本的時候，他從委員會委員的崗位上開了小差，並且建議把國際的文件拋入海中。當薩加斯塔宣布國際為非法的時候，莫拉哥再次從馬德里地方委員會委員的崗位上開了小差，到同盟的港灣里躲避風暴去了。同盟沒有基督，卻有很多的聖彼得。”怪不得Nettlau總結道：“這個1873年小冊子的幾乎每一句都是虛偽和偏見。…雖然表面上是1872年海牙大會任命的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讓我們看到了製造這個小冊子的憎恨、浮誇和淺薄的環境”。

但廣大國際會員對海牙大會的抵制超出了馬恩的想象。失去理智的馬恩判決道：“在海牙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屬於少數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個抗議已經通過的各項決議的聲明。…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魯塞爾同比利時人就共同反對新的總委員會一事的基本原則達成協議以後，便到瑞士聖伊米耶參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婁羅們的幫助召開的反權威主義代表大會去了。汝拉聯合會的代表大會在這個代表大會以前就召開了，它否決了海牙的各項決議，其中包括關於開除巴枯寧和吉約姆的決議。因此，該聯合會被總委員會暫時開除。在反權威主義代表大會上，…他們宣稱，他們堅決反對海牙代表大會的一切決議，絕不承認海牙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新總委員會的權力。…於是，國際內部便宣告分裂。…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後，發表了一篇充滿了對海牙代表大會的誹謗和對聖伊米耶代表大會的頌揚的宣言。…西班牙聯合會失去了領導，其聯合會委員會被一個簡單的通訊統計委員會所取代了，甚至連把西班牙各組織的會費轉交給總委員會的職權也被取消了；最後，他們終於否決了海牙決議，加入了聖伊米耶公約，同國際決裂了。…比利時人與西班牙人同時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也否決了海牙決議。總委員會以1873年1月26日的決議對他們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宣布：參加了上述布魯塞爾、哥多瓦和倫敦的代表大會和會議或者承認它們的各項決議的一切全國性或地方性聯合會、支部和個人，已經自己把自己置於國際工人協會的隊伍之外，並且不再是協會的會員。”國際的多數成員被他們控制的“總委員會”以國際的名義一一開除了。而開除了大多數會員的國際除了自我解散外，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

除了這本小冊子，恩格斯的“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關於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義的札記”也同樣利用“新馬德里聯合會”，重複對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西班牙沒有“巴枯寧主義者”）的無端攻擊，發揮不着邊際的想象。

“海牙委員會新近公布的關於米哈伊爾•巴枯寧的秘密同盟的報告…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陰謀詭計、欺騙勾當和空談，他們企圖用這種種手段使無產階級運動為他們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務。…在西班牙，當國際發生分裂時，秘密同盟的盟員是占優勢的；大多數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們走。當1873年2月間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時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 …巴枯寧派的首領們完全張皇失措了。…我們從上面提到的馬德里的報告中可以看到：‘這些人拋棄了海牙代表大會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踐踏了國際的章程，從而引起了西班牙國際隊伍的分裂、內部鬥爭和混亂；這些人厚顏無恥地在工人眼中把我們描繪成借工人階級奪取統治之名而行自己爭奪權力之實的貪功圖名的鑽營之徒；這些人自命為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革命者等等，正是這些人這一次卻熱心地投身於政治，而且是投身於最糟糕的、資產階級的政治。’

…與恩格斯對徹底擺脫了他們控制的西班牙安那祺主義的詛咒相反，西班牙社會主義在經歷屢次政府鎮壓後反而發展壯大，特別在1936年7月18日，正是安那祺主義者力挽狂瀾、拯救共和，堅持抗戰，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為蘇聯等反抗法西斯聯盟最終勝利贏得了寶貴的3年時間，才真正體現了國際的精神，是國際的真正傳人。】[41]

馬克思、恩格斯完全沒有預料的普法戰爭的爆發，他們袒護俾斯麥的言行引起第一國際中的拉丁語圈的憤概[42]。與擺脫馬克思、恩格斯控制的西班牙社會主義運動相對照，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在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的直接控制下才產生了作為政治實踐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由此衍生的列寧主義。一般讀者都很熟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及從中獨立出來印發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從這書的前言可以感受到恩格斯對一個獨立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學者的恐怖，晚年特意花費的巨大精力來抵消杜林的影響[43]。

其實，我們對於中產階級的德國知識分子如何參與、教育、領導勞工階級的“不間斷摩擦”、“進退兩難”過程都很不熟悉，Stanley Pierson提供了一個僅有的研究參考[44]。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沒有理論指導的無產階級將誤入歧途，但資本主義制度阻礙了無產階級發展出足夠的知識了解自己的歷史使命。以上的例子舉出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通訊中對“勞工的智力局限、愚蠢和狹隘意識”的蔑視，恩格斯特別擔心找不到年輕的知識分子加入他們的工作幫助勞工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考茨基就成了他們不可或缺的高足，這也正是考茨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地位的來源[45]。例如，考茨基反覆說教到：“如果社會主義要超越幼稚，代表達到社會的相互聯繫的遠見，就必須要進行系統的考察。…科學仍然是占有階級的特權，所以無產階級不能創造出關鍵的社會主義。只有那些擁有資產階級科學技能、把自己置於無產階級立場並由此發展成新的無產階級地位的思想家，才能把社會主義帶給無產階級”[46]。雖然是拉薩爾最先在德國勞工階級中鼓吹社會主義[47]，但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無產階級觀點”就是想向勞工灌輸的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48]理論而已[49]。而在缺乏英法那樣的相對自由社會環境的德國快速發展的工業化過程中脫落下來的知識分子，就成了普及馬克思主義的生力軍[50]。但社會民主黨也只能提供很少的考茨基那樣的編輯職位，那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年青知識分子，如Vollmar，“看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革命目標與(社會民主)黨的實踐脫節”[51]，在農民[52]、軍隊[53]、文化[54]、哲學[55]、倫理[56]、工會、預算[57]等具體政策上，或通過直接與恩格斯通訊等方式深感失望[58]，有些人組成了獨立社會主義政黨[59]，有些人脫離了社會主義運動。對馬克思主義正統的最大挑戰來自於儘管沒有學位卻自學成才、在社會民主黨非合法時期堅持在德國外編輯出版機關刊物的理論家伯恩斯坦的修正貢獻，如批判對無產階級的“幾乎神秘的崇拜”，認為“無產階級作為有自覺意識目的和觀點的階級”主要是“想象的虛構”，社會主義運動並不帶來新的激進精神狀態，而再次賦予舊價值和道德感情的持久活力，等[60]。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解決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的挑戰，實際上也為更不擇手段的俄羅斯政治家拋棄考茨基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開闢了道路。

這裡無意展開對馬克思主義中的“偉大的歷史運動規律”[61]和經濟研究的理論的評論，除了篇幅的限制，還因為馬克思比較誠實地承認了前任的工作，也得到後人（指西方學術界主流）的比較客觀的認可。這裡舉出兩本客觀的學術研究：Isaiah Berlin的思想傳記是至今還在印刷的經典著作之一[62]，雖然書中夾入的冗長的議論往往很難分清是馬克思的還是作者的意思，但他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特點，如“希望改變（普魯士）國家或推翻它在道德上是壞的，因為那樣就違反包含在國家中的合理意志；而且不管怎樣都是徒勞的，因為那違背了歷史的決定論。這是我們後來熟知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形式”[63]。另一本至今仍再版的上個世紀30年代作為托洛茨基分子的Sidney Hook的巨著[64]是研究馬克思理論的經典，雖然作者本人早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

正如對基督教的研究[65]揭示了宗教的社會本質一樣，通過還原馬克思其人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們再次顯示出：正是人類社會的半開化程度、人類精神的半啟蒙狀態孕育了本來沒有任何神秘性質的馬克思主義（及其衍生的列寧主義、毛主義等）的誕生。馬克思的信徒們喜歡引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這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但哲學家們本來就不是馬克思那樣的職業政治革命家，即便對於要改變世界的政治家們，問題也不在於是否改變世界，而在於以什麼樣的手段改變世界，以及把世界改變成什麼樣子。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而言，我們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家之言、一家流派所具有的價值、經驗和教訓，但更重要的是去除其中的毒害（如一黨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主義），汲取歷史的教訓（特別是譴責對非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鎮壓），揚棄馬克思的國家社會主義，回到（第一）國際、（巴黎）公社等確立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下。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5年4月3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