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水二中為防止學生跳樓而安裝護欄與亞投行女兒那讓人驚嘆的學霸經歷慢慢淡出網絡時，恰恰是反思一些問題的好時機。寒門出貴子才是教育公平的最好體現嗎？精英教育與平民教育之間的差距是不是越來越大？以及教育公平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不同階段，教育公平的含義不同

在楊東平《從權利平等到機會均等——新中國教育公平的軌跡》一文中，提到了兩個概念，一個是受教育的“權利平等”，另外一個是受教育的“機會均等”，而1949年以後的教育史，則是從權利平等逐漸過度到了機會均等，而如何更好的實現真正的機會均等，則是現在要面對的主要問題。同時，從歷史的不同階段來看，精英、平民、教育公平都有着不一樣的含義，這些含義有的受到意識形態的特定影響，有的受國家發展目標及發展模式的影響，有的則受到社會轉型後市場化的影響。

概括來說，當強調階級鬥爭學說時，教育的機會更多的給予了出身好的農民與工人，而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教育公平的天秤無疑很難傾向於他們。按照楊東平的話來說，這時的教育公平，體現在階級內部的平等，受教育的權利還沒有普及。

而當強調工業發展，需要高科技人才時，此時的教育則慢慢從之前的階級內部的平民化轉向精英化，甚至要求建立一種類似“小寶塔”式的精英教育，這樣的精英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在中小學裡設定一定數量的重點中小學，數量多少則取決於對應的重點大學的多少，兩者之間要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對應關係。

當社會需要轉型，開放市場，形成市場化辦學時，所謂的精英就不再是出身好的工人與農民，也不是側重高科技的技術人才，而是慢慢與金錢掛鈎，與權力結合。當然，此時的教育公平不再僅僅體現在“權利平等”上，而對“機會均等”的訴求慢慢凸顯出來。

硬性與軟性兩方麵條件體現教育公平

當我們看到貴州山區裡的兒童很有可能因為家境情況，早早輟學外出打工，看到超級中學裡的學生成為應試大軍里的一員，就為了拿到一張名牌大學的入場券，甚至看到網上對亞投行行長的女兒的評價：初中就通讀莎士比亞原著，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熱愛文學和藝術，鋼琴和單簧管技藝都達到了專業級水平；她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哈佛所有的本科課程；25歲拿到了哈佛經濟學的博士學位時，過度關注於他們之間家庭環境的不同，出身不同，因此才將焦點集中在了“寒門不再出貴子”，好像只要寒門不再出貴子了，教育便不再公平，但我認為，中國教育的不公平，並不主要體現在家庭環境上。

教育公平受兩方麵條件影響，一種是硬性條件，受制度影響，一種是軟性條件，受環境影響，諸如家庭環境。在中國，教育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制度設計方面，比如：城鄉之間受教育的不平等、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受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區受教育的不平等。除此以外才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會出現因為家庭環境的不同而導致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公平。

前一種不公，堪稱中國特色，原因很多，有戶籍制度的影響，形成了城鄉二元間的對立，教育資源的投放也隨之傾斜於城市；有不同地區之間經濟差異導致對教育投入的差異而導致最終產出的差異，發達地區更容易受到好的教育，而落後地區則次之；當然就高考而言，地方保護主義更使得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加劇。

後一種不公，也可以說是精英教育與平民教育之間的博弈，就是教育到底應該傾向於平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讓全民受教育呢，還是傾向於精英，推行更為精英的教育。或者說，有沒有可能，提供多種機會，讓精英人群接受更好的教育，讓大多數人不至於輟學，也能接受到教育？

如何從美國教育平權中吸收經驗

美國的教育史上也有類似中國這樣的從權利平等到機會均等的發展過程。 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公民權利法》，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一系列被統稱為“肯定性行動”的法律，規定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在招工、入學、企業競爭中受到“優先照顧”，這場發生在60年代的平權運動，讓少數族裔，尤其黑人，擁有了與白人一樣的受教育的權利。而美國第一次女權運動，乃至其後的，甚至世界範圍內的女權運動，讓女性逐漸擁有了與男性一樣的受教育的權利。

通過這些平權努力，使得弱勢群體得到了特別的“優先照顧”，看起來實現了教育公平，但事實上，在獲取教育資源，以及從家庭環境來看，弱勢群體依然弱勢。

在薛涌《美國為什麼寒門難出貴子》一文里寫到，美國常青藤聯盟最初就是富人的俱樂部，但經過了諸如取消希臘語、拉丁語考試、引入SAT入學考試、推行獎學金制度、對退伍軍人入學的優惠政策、平權運動的開展等一系列的措施，讓美國教育看起來越來越公平。至此，我們很難相信，在美國，寒門也是很難出貴子的。

薛涌在文章里繼續引述了耶魯校友雜誌上一篇文章里的數據“2013年錄取的耶魯新生，只有15%的家庭年收入在6.5萬美元以下。考慮到美國中等年家庭年收入僅為5萬美元，這意味着占絕大多數的美國家庭的子弟，只能在耶魯占據15%的位置。另外16%的學生，則來自年收入在6.5萬-12萬美元的家庭。剩下的69%，來自年收入在12萬美元以上的家庭。這大致就是收入在頂尖10%的家庭”。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與我們一般認知完全不同的事實呢？作者認為，主要在於美國的貧富差距太大，哪怕政府想要推行教育平權，但胳膊要想扭過大腿是很難的。

看到這，是不是認為，美國在教育平權化上的努力就不值得我們學習了呢？恰恰相反。

在《讓出身不再決定命運——美國教育平權運動40年》文章里，介紹了美國如何通過民間努力，建立民間組織，幫助那些窮人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比如1989年，溫迪·庫普與其丈夫理查德·巴斯創辦了公民組織“美國援教”(Teach For America)，該組織與那些常青藤聯盟畢業的志願者簽訂兩年的服務合約，讓他們到最為貧窮、落後的地區教任教，服務於落後地區。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可以說，雖然貧富差距導致窮人與富人之間受教育的機會還無法均等，但無論是通過一系列的平權運動，還是民間努力，政策支持，機會均等都是一個可以被實現的“美國夢”。

但在中國，教育不公平，關鍵還不僅僅在表面看到的家庭環境的不同，也不僅僅是寒門難出貴子的問題。問題的根本還在於，雖然擁有了表面的權利平等，但實質上，農村與城市、不同地區之間受教育的機會根本不均等。同時，伴隨着大學擴招，看起來上大學的人數增加了，但教育產業化，使得教育質量大大縮水，上大學就等於失業。

可以說，寒門出貴子，在美國是一個可以慢慢實現的“美國夢”，而在中國，一個人要想寒門出貴子，要麼讀衡水中學，還要忍住不跳樓，要麼出生在北京這樣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的城市，或者有一個可以拼的爹，再不行，家裡有錢，要麼出國，要不移民，總之，“中國夢”還很遙遠。（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