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N）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長文，現已列完該學說形成之政治背景分析的部分，隨後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具體形成”這個部分，敘說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這一學說之六大要點這個歷史時期學說的具體形成過程，該部分末尾是“劉少奇的反面教材作用”一節。這個大部分之後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總結”。本博將在下周暫別各位博友，何時再見面不能確定，特將”劉少奇的反面教材作用“小節標記為系列之（N）列出，臨時呼應已經列出之幾個小節內容，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板塊。願該小節基於歷史事實分析的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幾大關鍵分歧，對於各位博友認清當下政治有些許幫助。 

（2015-08-20）

劉少奇的反面教材作用

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與劉少奇對於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的背叛是有直接關係的。實際上自建國以來到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確是鬥爭不斷的，本文前面各章節已經比較零散地談到劉少奇政治上的不少問題，這裡有必要將其政治面目的幾個關鍵問題，做個比較系統的交代。

很多人把毛主席對劉少奇的鬥爭庸俗化了，認為毛主席就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劉少奇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是堅決的，劉少奇一慣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在中蘇論戰的時候，至少在形式上也是積極反對赫魯曉夫主義的，積極批判修正主義的，積極反和平演變的，可是毛主席把他打成了最大的走資派，把他從政治上徹底打倒了。由於有這些簡單的事實存在，不少人就認為毛主席是捕風捉影，是怕丟了自己的個人權力，是對人家搞政治迫害。這種庸俗的歷史觀和庸俗的權力鬥爭觀到處都是。

毛主席和劉少奇在革命問題上的差別到底在哪裡？這個問題回答清楚了，劉少奇的政治本質也就清楚了，劉少奇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危害也就清楚了，所有關於毛主席迫害劉少奇的謠言就不攻自破了。這樣說，並不妨礙我們實事求是地承認劉少奇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有功。請讀者記住，這裡談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是談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一個問題，關於劉少奇“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

1949年4月，離建國只有幾個月了，劉少奇到天津工商界去講話，宣揚資本家剝削合法，說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一黨獨裁，不是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在這樣的論調中，劉少奇已經是把共產黨和一般民主黨派相提並論了，抹煞了共產黨是以共產主義為最終奮鬥目標的無產階級革命黨的根本性質。所以，進城以後，劉少奇就只想“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不想向社會主義過渡。

他不但在城市反對對資產階級開展任何鬥爭，反對消滅資產階級，而且也在農村反對互助合作經濟，說高崗在東北搞合作化時歧視單幹，山西省委搞合作化是“錯誤的、危險的、是幻想的社會主義、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劉少奇對黨員剝削，對黨員僱工是大力支持，認為“黨員不能僱工、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這是從根本上違反馬列主義原則，因為共產黨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剝削，即使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不能消滅剝削，但要限制剝削，減少剝削，決不能鼓勵剝削，尤其不能鼓勵黨員剝削。他雖然強調他不是鼓勵黨員單幹、黨員剝削，可實際效果就是鼓勵單幹，鼓勵黨員剝削。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的剝削有功論的來源之一。

土地改革，使農民分得了土地，“耕者有其田”了，但這沒有破壞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只是破壞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是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只是符合共產黨的最低綱領的要求，不是實現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毛主席主張民主革命勝利後順勢向社會主義過渡。互助合作是農民自己的發明創造，是在生產力落後情況下，提出的社會變革要求。這個要求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所以毛主席當時要求黨的工作必須要順應這個社會變革的要求，黨的幹部都去做互助合作的促進派，不要做“促退派”。農業要實現社會化，就必須走互助合作的路，為國家必須實現工業化打下基礎。

劉少奇把國家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對立起來，並死抱着“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初看上去他是在實踐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毛主席的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但毛主席是隨着革命進程的發展，不斷調整對實際問題的看法和工作的對策，走向了新的歷史，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此時的劉少奇，還堅持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了。

無論從毛主席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中看，還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和實踐中，劉少奇都是教條主義的，也是機會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巴黎公社還沒有發生，所以還沒有提出具體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發生之前，馬克思警告過巴黎的革命者不要試圖在條件不具備的時候去冒險，但是巴黎起義已經發生了，馬克思卻沒有當旁觀者，而是把之前的自己發出的警告放在一邊，積極參加和肯定這場革命，此後又在《法蘭西革命》中深刻總結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提出了巴黎公社原則，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不能簡單接過舊的國家機器，而是要打碎它，重建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專政開闢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假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革命發生後，還只是表示自己所發警告的先見之明，而不是積極支持革命，不是積極總結失敗的教訓，不對《共產黨宣言》裡某些過時的東西做出必要的修正，不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方案，那麼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就是落入教條主義了。實際上，馬克思提出了巴黎公社原則，恩格斯對這個原則完全肯定，並在1892年重版的《法蘭西內戰》中對巴黎公社的原則做了重要的補充闡述。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簡單停留在《共產黨宣言》的思想里，他們都是根據時代提出的新要求超越了自己的，都不是教條主義的。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沒有等到俄國工業化之後、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之後才搞所有制變革、才搞生產方式革命，而是在農業的俄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加快俄國經濟基礎的變革。斯大林就是依靠列寧建立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依靠新的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在短時間內讓蘇聯完成了工業化，讓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躍升為先進的工業國。列寧、斯大林都是堅持《共產黨宣言》的根本原則，又在新的巴黎公社原則的基礎上，把社會主義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革命階段。所以，列寧、斯大林在這裡也都不是教條主義的。

毛主席繼承列寧十月革命遺產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方向，又超越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歷史局限性，搞向社會主義過渡。所以，毛主席也不是教條主義者。劉少奇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後，還要堅持“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不但是教條主義的，而且還是違反毛主席提出的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接受的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理論的，從而也就是直接違反馬列主義的本質原則的，是不要馬克思主義、不要消滅私有制、不要搞社會主義、不要無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說，教條主義和機會主義都是反馬克思主義，劉少奇的這一套東西正好證明了毛主席這個論斷的正確性。

1955年毛主席批評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執行了資產階級的綱領。這個批評其實也是對劉少奇提出的，毛主席甚至不點名批評劉少奇“確保私有”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上做文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毛澤東十分清楚，劉少奇反對向資產階級做鬥爭，反對合作化， “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本質就是不想搞社會主義，所以才批評劉少奇“言不及社會主義”。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的反對意見只是暫時被壓制下去了，很多人實際上還是不接受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一有機會就會反對這個總路線，當時就出現一種論調，說“社會主義（合作化）只有三年的優越性”。這種論調就是要隨時準備抓住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造成的某些表面的缺點，去攻擊合作化的本質，去復辟“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正如後來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後，一些人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些幹部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造成的暫時的困難，去攻擊人民公社的本質，去否定集體化這個正確的社會主義的方向，去搞復辟單幹。

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沒敢寫出來建國初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這場路線鬥爭，但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1961年到1962年的全國刮出的單幹風潮，就是劉少奇在背後鼓動，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本來由他和鄧小平負主要責任，他卻在這個時候利用這些問題做藉口，完全不顧三年自然災害的客觀因素，刮出黑暗風。他這樣做意圖很明確，只要把現實說的一團漆黑，才能改變現在的路線，就是改變集體道路，只要改變這個方向，那就要走他的方向，就是搞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就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警惕和重視了，也決定了毛主席從1962年就開始思考是否有必要把劉少奇從領導位置上拉下來。

第二個問題，劉少奇如何看待黨和黨的作用？

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一個問題。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劉少奇是堅決反右派進攻的，也就是說他是要堅持黨的領導的。

毛主席對反右派運動也是堅決的，結合反右派運動前後的各種情況看，毛主席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方向】。所以，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毛主席說分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最重要的兩條是“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統一體，一旦分開，共產黨就墮落為一個非無產階級的、非馬列主義的政黨。

然而，劉少奇和黨內其他很多人如鄧小平都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方向】。

就是說，毛主席和劉少奇他們的相同的地方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但共產黨領導走什麼道路，毛主席和劉少奇他們是不一樣的。

反右派確實是全黨的一致的行動，而不是毛主席或者劉少奇或者鄧小平某一個人的決策，但毛主席和劉少奇他們反擊右派進攻的動機是顯然不同的，這個不同就顯示在他們公式中的後兩項中。反右派之後，毛主席和劉少奇他們發生分裂是必然的，因為他們的公式中不同的項開始發生作用了。

至於劉少奇在反修防修中的表現，那完全是和他一貫的思想一致，與他的“要確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理想一致。赫魯曉夫是幫了他的大忙，赫魯曉夫也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但反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毛主席反赫魯曉夫，是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即反對赫魯曉夫打着共產黨的旗號，打着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名義，實際上反社會主義。所以毛主席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所謂修正主義就是用共產黨的名義，反對馬列主義，打着搞社會主義的旗號，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劉少奇對於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方向不感興趣，對赫魯曉夫的東西十分興趣，但在毛主席的壓制下，他無法表現對赫魯曉夫的興趣。劉少奇表現出積極反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就把他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方向而傾向赫魯曉夫的真實的一面給掩蓋起來了。

在1963年2月，劉少奇專門有個《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他說：“這次鬥爭關繫到各國革命和人類命運！”

聽聽，又是各國革命，又是人類命運，這聽起來多麼迷人、多麼革命，但卻不落實到他自己的修正主義、不落實到中國的修正主義。

毛主席當時就說：“也關繫到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毛主席反修防修是要落實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的，而劉少奇反修防修是虛無縹緲的，是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只反別人的修，不反自己的修。

劉少奇說：“馬列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只對左派或者接受馬列的人有可能”。

毛主席說：“承認階級鬥爭的學說，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承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不是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學說，否認階級，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劉少奇這是一如既往迴避問題的實質（即：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等），而毛主席總是一陣見血指出問題，並去解決問題（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

劉少奇說：“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國家和軍隊組織上，防止出修正主義”。

毛主席說：“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可能是出，一種可能是不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

劉少奇就是吹吹牛皮，一點實際也不結合，而毛主席對於每一個問題都是落實到實際上的。從這幾個對話中，就不難返回去看到大躍進到底是怎麼搞出來的，劉少奇這樣務虛不務實，大躍進不出問題才不正常，出了問題才是正常的。

總之，劉少奇在反修防修問題上，聽上去看上去振振有詞，但卻都是閃爍其詞，他“堅持黨的領導”是確實的，而借反修防修反對社會主義也是確實的。他為什麼要堅持黨的領導，因為他清楚搞什麼主義都不是他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能搞成的，非需要一個黨，而且是一個強大的黨的堅強的領導不可。所以，他搞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也是需要一個堅強的黨的領導的。

所以，判斷是不是修正主義，不要光看是不是堅持黨的領導，還要看他堅持黨的領導，是搞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還是搞資產階級專政（名義上人民民主專政）和資本主義（名義上是特色社會主義）。如果搞的是後面的這兩種東西，那這個黨就是修正主義的黨，是反馬列主義的黨。把這一切搞清楚了，劉少奇（還有鄧小平他們）的“堅持黨的領導”是什麼性質的東西，就一清二楚了。劉少奇他們為什麼反右派看上去也堅決，反修防修看上去也堅決，就都一清二楚了。

其實文化大革命中，關鋒的那篇文章《“修養”的本質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把劉少奇關於黨和黨的作用的認識都說清楚了。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裡宣揚孔孟之道，按照他這個修養修出來的黨是一個孔孟的黨，封建法西斯的黨，他就是要每一個黨員，無條件當他的孔孟黨的工具。毛主席是用馬列主義的建黨原則建黨，使黨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工農兵服務，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當做自己的歷史使命。毛主席強調黨的紀律，但把黨和黨的領導幹部分開，也不要黨員當黨的馴服工具，而必須要明辨是非，對黨的領導，敢於批評，跟路線不跟人，中央出了袁世凱，要敢於當蔡鍔，中央出修正主義，就要起來造反。

這裡順便要提一下，毛主席一直策略性認為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差別的，這給後人解讀歷史和清算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造成一些麻煩。實際上鄧小平和劉少奇的差別只是表現在具體的工作方法上，而不是在路線方向上。劉少奇對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巨大的反作用，給社會主義造成最大的困難，但是因為毛主席的明察秋毫和堅決的鬥爭，他的危害得到了制止。鄧小平後來把華國鋒搞掉後，馬上就採取了劉少奇的路線，馬上就修改1975年的憲法，廢除無產階級專政，把人民民主專政又寫進憲法，搞起了劉少奇沒有搞成的“要確定新民主主義秩序”。現在，我們的社會就是劉少奇當年想搞的“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其本質就是修正主義的共產黨領導搞資本主義。至於“堅持黨的領導”，鄧小平也完全是劉少奇的那一套，不是毛主席的建黨原則，鄧小平的路線發展到今天，“共產黨”公開把孔孟抬出來，這不是證明了劉少奇的黨就是一個孔孟黨嗎？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黨、封建法西斯黨嗎？此外，還特別要注意一種傾向，劉少奇對外反修，但對內不防修，這其實包含着一種民族主義的東西，是拋棄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現在很多人，也有利用毛主席反修防修而將毛主席的革命理論扭曲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傾向，這是危險的。毛主席反修防修是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下，在世界範圍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捍衛列寧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共同道路，是與民族主義劃清了界限的，不是任何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 

第三個問題，關於劉少奇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 

1949年前的民主革命的確是一場廣泛的階級鬥爭，但馬克思主義認為，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因為，第一，階級和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思之前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提出來的，發明權是資產階級的，馬克思只是沿着他們的方向進一步分析研究，發現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因為“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就背負着自己的對立物……無產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是無法調和的，最終是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戰勝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第二，階級鬥爭也可能是資產階級暫時處於上風，因為他們有現成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行使對無產階級的專政，鎮壓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說，從短時間看，階級鬥爭有兩個可能的結果，一個是資產階級專政，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光是承認階級鬥爭，當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只有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並且是努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最終分界線就在這裡。

馬克思主義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論者，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如果只是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也只是口頭馬克思主義的。以這個標準去衡量1949年進城後的共產黨，就發現黨內很多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只是口頭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劉少奇、鄧小平是他們中典型的代表。

當然，實事求是地講，建立新中國採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都沒有經驗，中國共產黨只是簡單模仿蘇聯的經驗，而對於蘇聯為什麼要搞一個沒有其他黨派參政議政的蘇維埃，為什麼斯大林要肅反並且犯了所謂擴大化錯誤也並不完全認識透徹，以致於1956年毛主席本人也說斯大林肅反擴大化了，這體現的是毛主席和整個中國共產黨那時對於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差別的不明確，對於馬克思用巴黎公社原則對無產階級革命發出的警告，其實也沒有深刻的領會。

在“人民民主專政”中，工人、農民數量雖然多，在當時占總人口的80%以上，但他們僅僅是靠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僅僅是要靠共產黨不變修，時時刻刻代表他們的利益，才能確保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成為專政的階級而不是被專政的階級；一旦共產黨放棄了與工人、農民的基礎同盟，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也就必然回到解放前，社會主義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了，共產黨革命也就成為了一個一般的改朝換代。

本文前面幾個章節所論述的情況恰恰表明，從1949年10月到1962年夏，中國共產黨走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道路，正在劉少奇的有意識的引導下，朝向資產階級專政而去。劉少奇比彭德懷要嚴重得多，他是真正有組織、有計劃、有目標、有行動的，要在全社會復辟資本主義。

劉少奇為什麼在1962年前後這個時候有這麼大的膽量？因為高崗在黨內接班人隊伍中第一個對劉少奇有威脅的，又是主張搞集體道路的、是毛主席最信任的，已經早在1954年就被搞掉了；彭德懷是主張單幹的，卻是劉少奇在權力上的一個威脅，也在1959年就搞掉了，而周恩來、陳雲、鄧小平這些人都是和劉少奇一樣的寧願搞資本主義，也不願意搞社會主義，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陳雲他們不同的地方是他隨時準備放棄自己的想法，至少是形式上會這樣，去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把硬對抗變成軟對抗，以己之柔克主席之剛；朱德就是老好人，什麼都可以。這樣一來，要是對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名義上是新民主主義）在政治局常委里表決，劉少奇占有優勢。此外，那時劉少奇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在全黨明確了的，而且1960年5月毛主席在接見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的時候，也直接指着劉少奇對蒙哥馬利說“……我準備好了接班人，很清楚，就是劉少奇，我死了就由他接替”。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覺得翅膀硬了，沒有人可以阻擋他搞資本主義復辟了，所以明里暗裡，公開的秘密的，雙管齊下全面推行他的單幹的一套。

但是，劉少奇顯然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低估了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堅強信念。毛主席說，沒有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也不是。這是對的，所以他允許劉少奇犯錯誤，犯錯誤之後還允許他繼續革命，但不允許他搞資本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朝向了資產階級專政，背離了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是不能容忍的。所以，面對1961年、1962年的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毛主席就在1962年夏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為起點，發動了一場新的革命，這個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不破不立，破了，立也在其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所要解決的問題，就在於它要破的東西和要立的東西。破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立社會主義革命；破修正主義、立馬列主義；破資產階級專政（當時表現為“人民民主專政”），立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個破、一個立：破資產階級專政，立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個問題，劉少奇和毛主席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意見分歧的本質是什麼？

實際上劉少奇和毛主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意見分歧暴露出的問題都是同樣性質的，如何對待黨、如何對待群眾，具體體現還是在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則不同上。

四清（清工、清賬、清財、清庫）、五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根本的就是為整黨清黨打下群眾基礎。革命的依靠力量，在城市是工人階級，在農村是貧下中農。富裕中農是動搖的，具有兩面性，可以分化瓦解，把他們團結起來，而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而鬥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因為形勢已經發生改變，傳統的地富反壞作為之前的革命對象，已經遭到毀滅性打擊，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已經不能起反對革命的支配作用了，但資產階級右派、黨內新生的資產階級，他們結盟之後，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最大的敵人，只要把黨內當權的資產階級黑手斬斷，切斷他們與黨外資產階級的聯繫，就能最終奪回革命的領導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個就是毛主席的思路，非常清晰。

但劉少奇是把革命對象主要定為地富反壞和群眾，包括基層黨員群眾，不去觸動真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搞了前十條，本來很好，劉少奇卻帶領周總理、田家英他們在廣州搞出後十條，後十條下去之後效果不好，而且劉少奇還利用他當時對實際工作的具體控制權，推出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搞大兵團作戰，秘密串聯，神秘兮兮，鬼鬼祟祟，嚴重脫離群眾，把群眾當作了革命對象，下面意見很大。這是要摧垮共產黨的群眾基礎，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法進行。

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總結兩個十條的經驗教訓，搞了23條，小四清、五反運動讓位於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小四清列於大四清中的清經濟之下，更廣泛更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

但是，劉少奇不幹了，他用“敵我矛盾交叉”，“黨內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矛盾交叉”等等，來搪塞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迴避、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迴避，他要把這些交叉當作主要矛盾，遭到毛主席的堅決反對，他問毛主席那怎麼提，毛主席當然回答：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工人農民階級與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之間的矛盾。

在23條上的爭論一發生，1956年到1962年社會主義建設看似沒有阻力的的突飛猛進，而實際上暗藏其中的種種黨內資本主義復辟因素，統統都重歸毛主席的政治視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批人，劉少奇是他們的總後台，他們，包括劉少奇，必須被清除出黨。

在23條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的衝突，就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在新的形勢下的具體表現，是你死我活的（不是毛主席和劉少奇個人鬥爭的你死我活，而是兩條路線的你死我活）。這個鬥爭既然是你死我活，那就不能調和，必然升級。於是，毛主席不能不開闢新的戰場，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四清運動不了了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變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主席已經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就發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的吼聲，文化大革命從政治上講，就是要把資產階級的白骨精們、赫魯曉夫們都清理出黨的肌體，清理出無產階級的隊伍。

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了1966年5月16日到7月18日毛主席返回北京之前這個初期的文化大革命，他們要把文化大革命變成又一次的反右派運動，打算又打他幾十萬右派了事，結果搞出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1957年劉少奇和鄧小平加上彭真等幾個人就是這樣把整風運動扭轉為反右派運動，並在反右派運動中大搞擴大化，打了幾十萬右派。現在，他們又要故伎重演。但這一次毛主席不願意做出讓步了，而是堅持自己的思路，把社會主義教育、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所以當文化大革命頭50多天出現了白色恐怖鎮壓學生運動之後，毛主席就決定最終罷免劉少奇的最高領導權力。這就是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8月5日毛主席貼出《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把劉少奇轟下台去了。

文化大革命是直接的黨內大衝突，毛主席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實權派的對立，也可以說就是與整個他參與締造的但已經開始腐化變質的黨的對立，所以他不得不新建立一支左派造反隊伍，為此他發動了紅衛兵運動（8.18接見紅衛兵為標誌）、工人造反運動（1967年1月革命為核心標誌）。正因為這樣做幾乎就是對着全黨作戰，文化大革命悲劇的結局也是可想而知，而毛主席去世後所遭到的待遇（鄧小平等人全盤否定他的晚年和晚年思想）也是修正主義的共產黨對他的慘烈的報復。

總之毛主席和劉少奇在建國以來到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鬥爭不斷，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實際上體現了毛主席和劉少奇自1949年就開始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但這個路線鬥爭不是他們之間個人權力之爭而是代表了兩條道路的鬥爭，因為劉少奇確實已經走到了社會主義的反面，成為了社會主義最大的反作用力了，毛主席為了重建無產階級階級隊伍，配合反修防修、反和平演變戰略、建立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搬掉劉少奇，去掉他的權力。

毛主席對劉少奇的權力鬥爭是實際存在的，不必諱言。問題只在於怎樣看待這個鬥爭的性質，如果說那不是代表了兩條道路的鬥爭，而是毛主席為了個人權力的鬥爭這樣的說法成立，那麼劉少奇對於毛主席的鬥爭豈不是也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權力？那麼有什麼理由說毛主席對劉少奇的鬥爭是不正當的、是對劉少奇的迫害，而劉少奇對毛主席的鬥爭就是正當的、不是迫害的呢？如果鬥爭是劉少奇取得最後勝利，那又該怎麼評價這個鬥爭呢？實際上，他們都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權力而鬥爭的，他們都有自己的理想，都在為自己的理想而鬥爭，他們對於中國、對於中國革命後的建設有自己不同的主張，因此才有了鬥爭。

自鄧小平上台以來，從黨內就製造出一種輿論並傳播到社會，說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就是為了個人權力，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既是對毛主席的侮辱，也是對劉少奇的侮辱。任何從那個歷史中過來的人，如果對這樣的輿論堅信不疑，那不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就是出於資產階級的歷史虛無主義，對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完全的否定，其所體現出的要麼是他們自己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而對於毛主席所代表的無產階級缺乏情感，對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有階級仇恨；要麼是他們自己是無產階級中的變節者，成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叛徒。

馬列主義的根本是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不是消滅私有財產），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是建立各個階級平等的必由之路。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民主革命一完成，就自覺達到的，所以需要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無產階級專政，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以此來衡量劉少奇，顯然他在1949年之後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裡必須不能迴避革命二字的馬列主義性質，不能迴避革命二字是社會主義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在此意義上談論革命和反革命，是毫無意義的。你要承認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事業就是革命，那麼就要承認劉少奇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如果否定這樣的事業是革命，或者說這樣的事業是反革命，那麼劉少奇就是革命的，毛主席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鬥爭本質上就是這樣的，代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而不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

劉少奇在反帝的民主革命鬥爭中是有功的，但這不能證明他不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反過來，說他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要抹煞他在民主革命時期的貢獻。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是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的發展，而社會主義革命是完全無產階級的革命。劉少奇就是在這個革命中成為了革命的反動力量。此外，如果說毛主席對劉少奇的鬥爭是個人權力之爭，那麼鄧小平對於所謂四人幫，對於華國鋒的鬥爭，不也是個人權力鬥爭？這同樣是庸俗化了政治鬥爭。而且如果庸俗地認為那都是個人權力鬥爭，那又為什麼要貶損毛主席對劉少奇的鬥爭，要謳歌鄧小平對所謂四人幫、華國鋒的鬥爭？現在有那麼一些所謂的歷史學者、黨史專家，他們自己是極端庸俗的權力論者，把任何的政治鬥爭都要解釋為某某人和某某人的個人權力鬥爭，這種庸俗的歷史觀代表了資產階級右派的主流，在無產階級中也有一定市場。這是必須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