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濟增長四大源泉之一的科技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強勁的展示出了其空前的活力。世界經濟發展的情況愈益表明，科學技術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二次大戰後，隨着新科技革命的到來，以電子計算機為主力軍，形成了微電子技術、宇宙空間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核能、激光、光纖通訊等等龐大的高新技術群，使人類進入高科技時代，使得科學技術與生產的關係日益密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在生產當中的應用，呈現出以往所不曾顯露的特點。而科學知識的高密度、高難度、高效益、高增值性、高速度、高性能等等確立了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不可磨滅的地位，它的巨大作用充分顯示出來，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更是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有鑑於此，探求科技發展的影響因子就顯得尤為重要，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反思與探求影響科技進步的各方要素。

　　而在這諸多要素當中，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方向和速度無疑的與在該國占統治地位的傳統文化與思想體系的聯繫是最為密切的。

　　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一個多元的統一體，先秦時儒、道並為顯學，不分高下；到漢武帝時提出“三綱五常”、“獨尊儒術”；唐代時儒、道恢復並用；兩宋之際，程朱理學融合儒、釋、道而為心性之學；真正崇儒則始於元代。秦漢以前，孔子只不過是個聖人而已。但到元代，一躍而為聖者之王——“大成至聖文宣王”。自此以降，尊儒崇儒之風一直延及清末。

　　歷想這一時期，由北宋時理學興起，周張二程重建儒學的體系，反撥佛老，回到孔孟，恢復儒學的權威為序幕。再有朱熹提出“道統”的名稱，以為周程直接孟子之傳，創立理學家的道統說。宋儒的道統觀念在一定意義上保衛了民族文化獨立的地位。佛教在中國雖然廣泛流傳，但是中國沒有成為佛教國，儒學始終居於主導的地位，這與道統說有着一定關係。後來蒙古滅宋，元代統治者在信仰佛教的同時，內心卻極度尊崇儒家的道統。清初滿族入主中原，更是肯定道統的尊嚴。

　　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國是據有絕對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中國的科技發展方向和水平也是同它的關係最大。

　　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統治中國思想界達兩千多年，其影響之廣、之深是世所少見的。雖然道統之說對於漢文化的綿延不絕，常盛不衰，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道統說又有扼制自由思想、窒息創造性思維的消極作用。兩宋開創的程朱理學，志在追尋維護封建道統的“秩序”，“存天理，滅人慾”，從此不僅使中國女人纏上了小腳，也使中國人的思想套上了枷鎖。“平日坐而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坐而論道，一旦國家危難，卻是那樣無可奈何。這就是戴震所抨擊的“以理殺人”。自南宋以後，少數民族接而連三地入主中原，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滿族“清”，小而取大，弱而勝強。歷史的變遷反映了文化對現實的回應能力，中古以前是中國文化的鼎盛時期，那時無論政治、經濟、軍事、科技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到了南宋末期，中國文化的衰勢已露端睨，延至清末，已無力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

　　而且在這樣一種大一統思想的長期管制下，中國社會的評價或評判體系也隨之以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定位，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客觀上約束或限制了人生發展目標的多樣性。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的政府及其官員和富人階層，很少會想到去資助民眾去搞科學研究，甚至把科學技術視之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

　　然而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道：中國人“在許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學技術發明，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蹟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並駕齊驅，並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的確，從秦漢到宋元的千餘年間，中國的科學技術曾長期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在十三世紀以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就停留在經驗階段，科學技術的理論沒有進一步發展，近代科學也首先出現在伽利略時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國，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現在，以今人的眼光和從多年來的研究結果不難看出，造成這一難題的根本原因就是與在中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儒學以及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倫理型結構、中國的實用性科技和有着整體性觀念的科學研究密不可分的

　　中國的古代社會是一個倫理型的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主要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人的道德修養和人格完善。儒學所扮演的也始終是官方學說的角色。孔子核心思想的“仁愛”不是西方宗教意義上的“博愛”，而是有等差的“愛”；孔子的“禮”是維護等差格局的理性工具，儒學是一種純粹世俗化的倫理學說，而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學或宗教意義上的倫理學說，雖然“仁”與“禮”的結合，在培養整個民族的良好道德方面獲得了成功，為中華民族贏得“禮儀之邦”的美譽做了貢獻。但是，由於儒家偏重於“內在超越”，即所謂的“修身養性”，注重精神內斂，而不是象西方文化那樣向外欲求、向外發展、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外在超越”，這就鑄造了中國人怯懦、忍耐、冷漠、保守的民族性格，求靜、求穩、怕變，即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再者，儒家雖然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但更注重君臣、父子的等差序列，用“忠”來維繫君臣關係，用“孝”來維繫宗法血緣關係，用表層的溫情脈脈遮蔽了社會內在的不平等。人與人的相對距離拉大，人人面對的是大大小小的專制權威，整個教育所培養的目標也只是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各級官吏，因而與此相悖的科學技術活動就被視為“旁門左道”。一部二十四史，寫滿帝王將相、文人學士、貞女烈婦的事跡，卻偏偏沒有科技發明者的專門章節。所以從中國傳統儒學的內在基因來看，其自身很難由“內聖”開出“新外王”，而其對科學技術的指導作用也只能是一紙空文，它跟民主與科學的時代潮流更是相去甚遠。

　　雖然古代儒家兼重仁智，對於知識是比較肯定的。但儒家所重視的智主要是人文知識，向來注重人倫日用，注重切近的效益，表現出很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對於自然知識卻不甚注意。如荀子所說：“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曰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論》）把對於萬物的探究都看作“無用之辯，不急之察”，導致自然科學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也是中國沒有產生自己的近代實驗科學的原因之一。可是通過實踐證明：自然科學知識和以科學為依據的技術是重要的生產力，能滿足生產的最大需要，具有很強的功用價值。同時也有一些知識，雖並無直接用處，與生產技術沒有直接聯繫，但其卻是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也不能武斷地就否認掉它的全部內在價值。

　　正是由於中國古代對知識採取了狹隘的實用主義態度，所以中國的科學技術也就不能例外的帶有超強的實用性特點，形成一切學科、一切研究，都以“國家”的實用為最終目的的局面。如在中國古代，天文學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比較發達，但其科學研究活動都是為王朝的一統天下尋求“授命於天”的根據；如中國古代的農學也很發達，僅農書即達三百餘種，但它也是歷代王朝“以農立國”和“民以食為天”的一種反映；即使是著名的“四大發明”，也與國家的實用性目的有關。因此，中國古代的科學著作大多是經驗型的總結，而不是理論型的探討，所記各項發明，都是為了解決國家與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是企圖在某一研究領域獲得重大突破。

　　從研究方法來說，儒學長於辨證思維，卻不善於分析思維，談論問題往往是渾論不析，習慣於把天地萬物看做一個整體，在整體中各個部分息息相關。這個觀點發展到科技中來就是重視綜合性的整體研究，重視從整體上把握事物，不能把研究對象從錯綜複雜的聯繫中分離出來，獨立研究它們的實體和屬性，細緻探討它們的奧秘。如在儒學世界中一直強調一種“有對”是事物運動變化的源泉的觀點。最早提出事物有對的可能是《周易》，它通過事物的有對，即對立面的相互作用來說明事物運動變化的原因，同時記載了許多屬於對立方面的範疇，反映了中國古代辯證法的存在。朱熹認為：“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對立面。在另一個事物內部也有對，“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朱熹把它的這些接近辯證法本質的看法與邵雍的“一分為二”、張載的“一物兩體”相結合，進一步提出“有對”就是“一分為二”。這種將“一分為二”看作事物運動變化普遍規律的觀念未免有些狹隘。也正是這樣一種非此即彼，非表即里的狹隘主義，忽略了事物發展還有處於中間狀態的第三性，忽略了對事物本身的進一步的研究。導致：一方面局限了中國古代科技理論創新和發展的視野，另一方面同時也禁錮了中國人的辯證思維的進一步發展。

　　這也是中國的科技水平長期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而沒能象西方一樣向實驗科學轉變的最主要原因。

　　當成吉思汗的鐵騎橫掃歐亞大陸之後，中國在宋代蓬勃發展的科學技術遭到沉重的打擊，而歐洲人則從黑暗的中世紀驚醒過來，不斷反思。西方文化或曰基督教文化；古希臘、古羅馬是其上升時期，中世紀是神權統治一切，喪失了基督教文化的生命力，後經文藝復興運動，特別是16世紀席捲歐洲的加爾文新教改革，動搖了傳統神學的統治基礎，為舊神學注入了新教義，使遠離人間的神秘宗教從天堂降臨到大地，回到世俗化的人間來。經過改革後所形成的新教倫理，為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眾所周知，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是在突破宗教對自由思想、理性思維的禁錮後，才得以發展起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哥白尼等科學家認識到太陽系的結構，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圍繞太陽旋轉的一顆普通行星的時候，聖經的權威被打破了，歐洲的宗教信徒從而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追求科學的熱情。此後，隨着達爾文進化論的發現，聖經再也無力干涉科學，或者與科學對抗。由此，宗教不得不把上帝創造生命的權力還給大自然，給予人們懷疑和反思的權利。

　　反觀中國，中古以後，特別自元代崇儒之風大盛。儒學一旦定於一尊，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便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用封建綱常倫理來禁錮人們的頭腦。加之文化的傳承者主要是“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士大夫文人，為了世卿世祿，不得不去維護那個不變的“道”，在家做孝子，在朝做忠臣，一旦失意還可以在道家那裡做隱士。其結果只能是輕賤工、商，僅是去皓首窮經，從聖賢書中體會其微言大義，而對於有實用知識的書籍卻棄若敝履，由此科學技術就失去其生存的背景和條件，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也就成為一句空話。

　　儒學大家們都善於在對話中運用修辭的技巧來教導、啟迪學生並表達自己的觀點。儒家重“道”輕“器”，重人文輕理工，慎修身體斥技藝。“君子不器”是儒家的傳統。儒家所追求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內聖外王”；在儒生們的心目中，“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是做學問的主要目的和任務。在中國，學哲學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學者”、“科學家”、“思想家”，而是鑄就有修養的“人”，只有簡潔，哲學才能在民間推廣，達到薰陶每個人的目標。因此，儒家學者一般說來大都是思想者而不是科學家，也不是技術專家。儒家的這種思想和選擇確實不利於科技的發展。

　　在儒家倫理中，思維的工具方式主要不是用來征服自然，藉助人與自然的對立關係激勵科學創造的精神，而是用於調適社會，解開人與人之間各種關係的“結”，目的是為了從根本上適應現實而不是質疑現實，這種倫理模式只能滿足於自然所賜予的農耕文明範疇，以及世俗宗法力量所支配的人文環境。而西方哲學認為天地自然與人的關係，是衝突的兩極，所以人是把自然作為滿足自我欲望的索取對象，只要滿足生存的自我目的，達到戰勝自然的目標，可以不計手段和途徑。這種工具主義理性激勵了人的科學進取精神和創造精神，也促進了實現自身價值的要求和欲望。西方這種救贖性的工具倫理，目的是為了否認現世的種種壓制，實現對自然力和世俗宗法力量的超越，它是依靠個人創造進而依靠追求幸福的價值心理來開拓人生，把人生目的與勞動本身融合在一起，並使象徵工具創造和人文理性的自我價值最終服膺於社會。

　　正如梁漱溟先生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認為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其突出貢獻是民主與科學；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所以儒家的突出貢獻是倫理道德，而不是推動科技的發展。

　　中國儒學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貴“和”持“中”。注重和諧,堅持中庸,是浸透中華民族文化肌體每一個毛孔的精神。孔子講：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這是強調以禮為標準和諧，是一種貴和須息爭，息爭以護和的和諧論。“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謂之中庸。《中庸》將孔子所主張的持中的原則，從“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的哲理高度。貴“和”持“中”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項基本精神，使得中國人十分注重和諧局面的實現和保持，做事不走極端，着力維護集體利益，求大同而存小異，成了人們的普遍思維原則。這種追求和諧的天人關係和人際關係，形成了中華民族溫良、平和的性格特徵，靜態的、整體的和諧觀，有利的促進了文化的延續、思維趨同和社會穩定，對於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擴展，統一的多民族政權的維護同樣起着積極作用。

　　但是，中國儒學這種貴“和”持“中”、貴“和”輕“爭”，講和諧，求統一的觀念否認鬥爭、排斥競爭和簡單協同的道德理想，對於科技的反思就有着很大的不足，它缺乏了積極進取的精神，求穩怕變，也制約了社會、科學和生產力的發展。中華傳統儒學的特質在於一個“和”字，而西方文明的特質剛好與中華文化相反，在於一個“爭”字，西方的傳統文化具有貴“爭”輕“和”，追求主體性，講征服，形成主客對立的特點。伯里克利認為“人是第一重要的”。洛克講：“追求個人幸福或快樂是人的本性”。在洛克那裡，人、社會、國家要儘可能地幫助和保護人的幸福和快樂。科萊蒂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歷史的主體”。《聖經》則更進一步強調“人是世界的主宰”。在這裡，西方的傳統文化強調一個“爭”字，強調人的主體性，追求對自然和社會的分析、理解、征服。促進人們進取、創新，促進思想解放，使得人們具有獨立、批判精神，促進社會時時更新，蓬勃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新航路開闢以來的殖民侵略，三次工業革命無不體現了這一點。

　　當然這種“爭”的消極面也是顯而易見的，“獲顯利而憂隱患，得近利而播遠憂”雖有些絕對，但並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正是由於這種“顯利”和“近利”的驅動，包含“爭”的特質的西方文明得以盛行於世，經過三百多年“工業文明”的發展歷年所伏的“隱患”漸漸顯化為“明患”，歷年所播的“遠憂”漸漸進逼為“近憂”，西方文明強調突出個人，強調物質財富，務求一枝獨秀。由於人與人的競爭的激烈，經常發生人與人之間；過分地追逐奢侈豪華，從而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造成愈演愈烈的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以致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文藝復興以來，隨着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論斷，一種強烈的、帶有侵略性的、以科學技術為主的實證主義思潮在西方始終占主導地位，而人文主義則受到抑制。人類可以征服自然，創造新的生存條件，但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人類自身所處的生態環境有很多薄弱環節。人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破壞了生態環境，最終的結果是同歸於盡。

　　人們在認真反省當今世界千秋工業化的發展所帶來的新的倫理挑戰與困惑後，給世界發出了一個忠告：“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可見，雖然中國的儒學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促進作用，但是在當今道德衰退、生態環境惡化、人種退化等由工業化帶來的挑戰和威脅下，可以將儒學作為科技發展的護航員、一個補充來重建科技倫理道德。

　　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猶如一把雙刃劍，在使人類享受極其豐富物質利益的同時，也迫使人類捲入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的心靈與追求之間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人類日益吞食着因生態、社會、道德、精神乃至價值等危機帶來的苦果，而人類最新的科技成果更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科學技術作為人類認識自然的活動，離不開協調主體際關係的活動而獨自存在和發展。當“科學研究成果開始獲得應用時，這也就標誌着倫理思考和道德思考的闖入”。在科學活動中科學家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科學探索者，必須有科學精神，以追求真理和科學為目標，堅持科學的客觀性；另一方面他又是社會中的個體，對社會負有責任，他要用他的科學活動服務於社會、這種雙重身份使得科學活動不可能是純粹的探索真理的活動，同時必須是價值活動為實現一定目標而從事的活動、科學家不能保持價值中立，他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接受社會對他工作的評價，並且把自己的活動放到社會價值活動之中。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任何一項科學技術的使用，它所帶來的影響都不能說只僅僅影響某個人抑或是某些人，它所涉及的一定是全人類的利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留給後代一個健康、美麗、和諧的生存空間，發掘傳統儒學的優秀精神，重建科技倫理已成為世人之共識。

　　儒家倫理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它不是一種宗教，而是道德的總和。它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吸收其他思想而得到豐富和發展的，它維護了中國的整個社會秩序。儒家傳統是一種歷史現象，又是一種生命形態，其中有其哲學意義、宗教意義、人文學意義、人類學意義。它不僅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東亞文明的體現。中國傳統儒學屬於人文類型，其核心內容是內聖外王之學，注重探討理想人格與理想世界，回答社會與人生的問題。儒學中“天人合一”、“明禮誠信”、“貴和尚中”、“仁愛寬囿”“、憂患意識”等基本精神和價值觀念都是解決現代社會危機、重建倫理道德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

　　人類征服自然過程中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使人類的繼續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其出路是人類確立與自然協調共進的意識。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共同的本源，並且密不可分的連結在一起。這種觀點雖然與近代科學發展的理念背道而馳，沒有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複雜的現象，自然有自然界的複雜現象，兩者不能混淆，混為一談；但是它卻將人類現實利益與理性智慧、科學態度與道德精神相結合，強調人與自然是統一的，人也要善待、善處萬物和自然，彼此共生共存，造就了中國儒學解決當今生態危機的一把鑰匙。正如英國學者唐通所說的那樣：“中國的傳統是很不同的。它不奮力征服自然，也不通過研究、分析去理解自然，目的在於與自然訂立協議，實現並維持和諧。”

　　“明禮誠信”原本屬於傳統儒家所一貫提倡併力求踐履物道的原則和行為規範。它作為一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無論對於處理國際關係、社團關係、人際關係抑或個人的安身立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在面對以科技和知識為發展主導的大潮流，“明禮誠信”將成為融洽國際關係、促進國家發展、導正社會風俗、完善個人道德、提升民族素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行為準則，也是解決人與人之間道德危機的另一把鑰匙。

　　儒學思想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影響、滲透於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哲學、倫理、心理、美學、民俗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愛幼、安定家庭、協調社會、治國安邦、順應自然、天人和諧等多種功能和影響，對中華民族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優良傳統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現代生活中，儒家倫理仍具有一定的現代價值。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儒學應更加開放，接納科學知識及相關經驗法則，應平衡教育，冀使儒家的仁愛道德精神與科技相結合，東西文化得以互補而相得益彰，同時以儒家的道德教育來抑制物慾膨脹，由此德性之知，連貫心性涵養、倫理規範，使得現代化的生活，更臻和諧而完美，以期老“內聖”能真正的開出新“外王”。

　　最後，我們可以用“國際智者”阿諾德·約·湯因比的觀點來為本文做結。他在《歷史研究》中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文化時代，並在一次“展望21世紀”的演講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指出中國文化將是21世紀人類走向全球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劑，特別是人類掌握了可以毀滅自身的高度技術文明手段，同時又處於極端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營壘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寬容與和諧。他指出如果中國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為人類的主宰，那麼整個人類的前途將是可悲的。

　　俱往矣！在全球科技發展的“革故鼎新”的時代，儒家的理論缺失定會得到釐正，其貢獻也定將會得到發揚光大，其時當是儒家子民之幸，全民之幸！

(搜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