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哲學釋義

——回Hare

Hare在我的《反思絕對》後留貼，“中軍，你需要好好體會我這句話：語言，（或任何事物），都不可以描述絕對！就像我們無法描述 “第一思” 出現“前”的大腦 “局部絕對” 性質一樣。除了能說那是 “漆黑一團”，還能說什麼？其實是漆黑一團嗎？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Hare的提醒，自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一方面是從語言指代的有限性看，介入的相對都是存在的，“存在”的概念是“某個什麼”的概念，即“something”。“ something” 的定義是 “指代者或被指代者”。所以我們關於絕對的語言描述，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是從超語言的前存在性看， “絕對”是指在頭腦中出現第一個思想出現以前大腦中的所謂“狀況”。 你說這個絕對是”存在“嗎？第一個“something”，既思想或語言，都還沒出現過。沒有語言，你用什麼來談論？絕對本身與我們怎麼形容它沒有半點關係，因為我們在使用語言。

Hare的論證有一定道理，從前提條件到結論，也能自圓其說。可是，如果由此用這個“絕對”去建構範例的整個體系，恐怕沒有足夠的必然性，甚至僅僅就宏觀與微觀的兩個世界的劃分都會有難度。原因是他的這個“絕對”擅自地離開了語言的世界，或者說範例對語言規定不具有世界的性質，只是作為一種指代交流的工具。語言，只被作為一種工具，如同我們把創新只當成一種技巧、技術活兒一樣，當然就不具有本體的意義，甚至都不具有主體的意義了。沒有本體、主體的性質的語言，當然就無法描述“絕對”了，更不用說認知絕對了。

從選取的語境看，在這種只是語言學的語境中，Hare的推導是無可非議的。可是，當年邏輯實證主義提出，任何不可驗證的陳述命題都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沒有實在意義的時候，即提出“一個句子，當且僅當它所表達的命題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經驗上可以證實的，這個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義的”時候，哲學的任務就被簡化為“清楚命題”了，什麼人文、宗教、絕對等等都沒有意義，也就說，要麼描述的語句、命題、陳述本身，即語言沒有什麼意義；要麼描述的人文、宗教、絕對，即事實本身沒有什麼意義。後來維特根斯坦醒了腔，說了句“理解一個命題就是理解一種語言”的大實話。可是，很多人還是不同意啊，不管邏輯實證內部的人，還是外部的人，都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對命題、語句、陳述等等語言的世界性質進行了探索。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伽達默爾與奎因。

今天，先說說伽達默爾對我的啟發。

我所以在Hare第20 句“所以，只有人能夠認識絕對”之後，寫下“反思：因為絕對的依存根據就在人本身，可，這個“人”是什麼規定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伽達默爾給我的突出感覺，是他釋義了語言進入了人的的本體性。

在維特根斯坦對語言做出貢獻的時候，伽達默爾更是進了一步。伽達默爾與維特根斯坦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強調語言規則的語境性及其交往的制約性，就是說，一組語言的具體意義，本質上取決於他者如何對向他所說的話語做出反應。但是，維特根斯坦被他的“語言遊戲”、“家族類似”等概念的糾纏，在他眼中，哲學不具有超於實證科學的思維，除了澄清之事便無其它積極性質，甚至哲學都不具有描述的性的任務。所以，他又說了“不要想，而要看！凡能夠說的，都能夠說清楚；凡不能談論的，就應該保持沉默”的大實話。然而，伽達默爾突破了這樣思考的限制，認為不僅“理解一個命題就是理解一種語言”，而且理解人也就是理解他的語言。只有“語言”才是人的存在模式，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人及其真理的意義就包孕在語言中。這不僅因為理解對象和活動本身都具有語言性，而且正是語言構成了“對話”，使人類在經驗世界的語言性中實現自身。

伽達默爾在這裡把語言加進了人的本體規定中。西方傳統是把人定義為理性動物，力圖通過理性、觀念來把握人。但據伽達默爾認為，希臘語“邏各斯”的本初含義乃是語言，與其它一切相比，語言才是最基礎的東西，唯在語言中才有所謂的思想、觀念等等。正是由於作為具有語言的存在，人才能夠被理解。人，就是語言的存在。這個規定，不能被理解為理解者是存在的絕對主宰，而是說一切理解都是發生在語言世界中，因為只有進入了語言的世界，理解者才與被理解的東西形成某種關係。

所以，我認為，Hare如果把“絕對”解釋為可以脫離語言，語言又無法描述絕對的話，那麼，這個“絕對”就和古典哲學的那種純粹客觀的“自在之物”成了兄弟倆了。

伽達默爾對語言的本體性的論證是這樣的:

首先，不是人使用語言去描述世界的，而是世界體現在語言中，在語言中蘊含人類的各種世界觀念和文化建構。如同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一樣，我們同時在語言中存在。這種同時性，並不是因為我們在世界中存在而具有語言性，而是語言性使我們獲得了在世界中存在的共同性。唯在語言中，“我”與世界相互聯結，構成了世界整體，就此而言，語言本身蘊含了人的一種“世界性”。

語言，作為人在世界裡的一種生活方式，不是僅僅把意識和世界聯結起來的工具、手段，也不是科學、技術意義上的用之拿來、過後棄之的器具、設備，而根本上是人類的本質、寓所，是科學、歷史、文明之母。語言是一切理解的基礎，理解只是意味着對語言的理解，語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實現的普遍意義的源泉。也就是說，含義是實現在對對象的指代關繫上，但意義卻是通過語言世界產生的。即使是含義，最終也會以一種形式化了的科學語言與自然語言保持着密切的關係，規範的轉換基於語言的傳達和交流；科學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意義”，也是為語言的交流所引導的，是從語言中所理解到的意義，這種意義復又通過社會關聯中的語言媒介作用，影響着人們對“重要意義”重新規定和選擇。

其次，語言的本性是言說 。“言說”不僅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而且重要的是面向聽者“你”的。因而，“在語言中理解”生產着“你”和“我”的對話結構。這裡的“你”和“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之中的“你說”以及與之相對的“我說”。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說的東西，是“你”的語言。當然，伽達默爾所說的“你”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稱代詞，它實際上涵蓋着包括文獻、藝術品、歷史，文化傳統、乃至整個世界等等一切與理解者發生關係的對象。顯然，這裡的理解不再只是某種主體的行為，向着所設定的客體的單向運動，不是主體作為純粹的旁觀者去認識特定的外在客體，而是通過對話，例如傳統與現實，過去與現在，自我與它者等等之間的對話方式，通向效果歷史的運動。所以，語言本性上是一種理解生活的相互作用方式，這種方式產生了意義及其真理。因此，在他看來，真理既不是康德的超驗的東西，也不是黑格爾所設定的“絕對精神”，理解作為真理和意義的顯示，只能存在於對話雙方的關係之中。意義及其真理不是被發現的，而是一個發生過程，此一過程便是對話過程。

再次，作為世界的一種關係，語言形成了兩對話者相互理解的共同擁有的中間區域，這個區域生產着心意義。在這個區域裡，對話雙方都向着對方開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體驗，表明了他人的意見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合法存在，它已經存在着；我從中領悟了它，說明我們在對話的主題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對它作出自己的判斷，或贊同，或反對，這種判斷表達了我對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這種理解雖然是我自己的，卻是通過他人才成為清晰可見的，這就是說，我是通過他人才認識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對他人的理解同時就是自我理解。這種雙重的理解在分享中帶來了公共的意義。

從相反的角度看，一個人如果說着無人可懂的語言，這根本就不能是在語言交流，另一方面僅僅說這一種在詞、句法、文體上都完全規範化的語言的人，也完全失去了個性的魅力，把他當作誰、即使當作它，也沒有半點差別，那麼，這也不是人的交流，只是和機器的信息互換。

這種公共意義，我們也可以從兩種語言的翻譯中看到。翻譯，不僅是用不同的符號系統轉換着，而且還意味着對所言對象的創新理解，這是在特定的生活語境中形。例如， “烏龜”一詞在漢語中含有明顯貶義的成份，但在西方，卻是長壽的象徵。所以，翻譯僅僅指出另一種語言所指涉的對象是不夠的，還必須釋義出它的蘊意。翻譯過程不僅是“再現”，而且還是“再生”，是翻譯者對語言交流的重新塑造，就此來說，這種語言的理解就是再創造。這就是對話者在公共處境中生產出新的意義過程。所以，語言的本體實現及其理解過程就是意義的創造過程。

由此，可以看到，伽達默爾對語言的本體釋義，必然能邏輯地引出世界的其他範疇，因為他在世界主體的本性里找到了語言的貢獻及其根據。

我感覺，Hare關於無法描述“絕對”的語言規定，放棄了語言的本體、甚至是主體性的哲學釋義。這種語言只具有指代關係，似乎應該屬於語言學的概念，不是作為世界的存在關係。

我設想，如果Hare能站在伽達默爾賦予給語言的本體性釋義上，進入他的語言世界，再深入思考一下，可能會修正範例對“絕對”的規定，或者對“存在”的概念是“某個什麼”的概念，即“something”。“ something” 的定義是 “指代者或被指代者”的修正。

對於這後一點，可能從邏輯實證主義圈裡出來的人，對邏輯實證的反思，更會啟發我們。這個人就是奎因。

魏中軍

201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