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力學創始人——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年）地質學家，中國地質力學創始人，為中國地質科學的許多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

　　李四光在地質科學的許多領域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不僅創立了地質力學，而且在古生物學、冰川學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早在1921年，李四光便開始了古生物的研究，他將一種微體標準化石命名為蟲龜科，寫成《中國北部之蟲龜科》一書，不僅解決了中國北部含煤石炭紀地層劃分的爭論，而且對北美石炭紀地層的劃分產生了重大影響。

　　李四光還認識到地球自轉產生的離心力能引起地殼乃至地球內部的運動。1926年他提出“大陸車閥”自動控制地球自轉速度的學說，後來他又發現“山”字型構造，並提出了“構造體系”的概念。1929年李四光發表《東亞一些典型構造型式及其對大陸運動問題的意義》一文，1939年又在英國出版《中國地質學》一書。

　　1949年後，李四光運用地質力學在找礦和地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明確主張應該先到具有生油條件的地區去找儲油構造，然後再找油田。並具體指出石油遠景地帶，建議立即開展“物探、鑽探一齊上”的找油工作。1953年，李四光提出了“新華夏構造體系”，1954年開始，他親自組織隊伍，在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開展石油普查，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相繼發現了大慶油田、勝利油田、大港油田……接着，李四光與其它地質工作者共同努力，使我國很快找到了鎢、鉻、鈾、金剛石、煤及稀有金屬礦藏。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質構造的重要依據，李四光對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極大的精力，推翻了過去的“中國無第四紀冰川”的斷言。他早年在太行山的沙河縣、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發現了第四紀冰川遺蹟，雖遭一些外國專家傲慢地否定，他仍帶領學生在太行山、九華山、天目山、廬山等地考察，又發現了許多有力的證據。1933年，李四光以《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為題，在中國地質學會第十次年會上作了學術演講，會後專門請中外學者到廬山實地考察。此後，李四光加緊了對第四紀冰川的考察，先後在揚子江流域、黃山等地發現了大量遺蹟，最終推翻了以前外國專家的錯誤結論。

　　在地質學理論的研究上，李四光最重要的工作是創建了地質力學。通過深入研究並經過模擬實驗，他把地質學和力學結合起來，用力學觀點解釋各種地質現象，創立了一門新的邊緣學科——地質力學，並著成代表作《地質力學概論》。他運用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把各種構造看作是地應力作用的結果。

　　李四光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 此外，他還籌辦了武漢大學，任過中央大學代校長、京師圖書館副館長、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協主席、世界科協副主席等職。

　　中國現代橋梁之父——茅以升

　　茅以升(1896～1989年)，中國橋梁工程之父，土力學的開拓者，一代橋梁建築大師。

　　茅以升是中國近代橋梁事業的先軀，三十年代，在極其複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下，其主持設計並建成了錢塘江大橋，技術達到當時國際水平。這座大橋的建成，打破了外國人壟斷中國近代化大橋設計和建造的局面，是中國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中國橋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錢塘江大橋建成後，始終承擔着南北交通的樞紐作用，擔負着繁重的運輸任務，為國家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茅以升始終關心大橋的運營、養護、維修情況，並於1984年視察運行近50年的大橋後，就另建第二座錢塘江橋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議。

　　五十年代，國家籌建武漢長江大橋，面對繁雜的建築困難，茅以升組成了由20多位中外專家組成的技術顧問委員會，承擔了大橋工程的技術諮詢工作，解決了武漢長江大橋建設中的諸多難題。1959年，在首都“十大建築”的建設中，茅以升擔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為這個歷史性的重大建築貢獻了自己的技術、經驗和智慧。

　　茅以升是新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奠基人，是中國鐵道科研事業的開拓者。他曾長期擔任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工作，長達32年。他認為中國必須發展鐵道科學技術，鐵道科學是一門內容極其複雜而理論又比較高深的綜合性的“技術科學”，這是一個需要開拓和發展的領域。 他認為“在基礎科學與生產專業之間，技術科學是橋梁”，產業部門研究機構的任務是使技術經驗理論化，學科理論實用化。“生產技術是技術科學的實踐，實驗技術則是基礎科學與技術科學的實踐。對生產而言，實驗技術是生產技術的前導，有時生產技術亦有實驗技術的性質，這就是‘中間工廠’中的生產”。茅以升始終倡導學術民主，主張學術爭鳴，並且，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歷任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副校長，東南大學教授，河海工科大學校長，北洋工學院院長，中國交通大學校長，鐵路研究院院長。美國國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協副主席等職。

　　中國實驗胚胎學的主要創始人——童第周

　　童第周（1902～1979）生物學家、我國實驗胚胎學的奠基者之一，異種細胞核移植研究先河的開創者。

　　童第周畢生從事實驗胚胎學、細胞生物學和發育生物學的研究工作，在兩棲類、文昌魚和魚類卵子早期發育規律的研究方面，在他所倡導的細胞核和細胞質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理論方面，以及發育生物學和遺傳學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30年代童第周曾對海鞘卵子的分裂球進行多種的配合研究，用分裂球活體染色法追蹤染色部分在發育中的去向，證明海鞘的鑲嵌型發育遠不像過去認為的那樣嚴格，細胞間的相互關係或多或少是決定性的，糾正了過去的觀點。

　　抗戰期間，童第周開始進行兩棲類胚胎的纖毛運動和魚類卵子器官形成物質的定位研究。他發現纖毛運動方向的決定時間是在原腸期與神經板初期，並證明外胚層纖毛運動的方向決定於中胚層和內胚層，而且這種感應能力在個體發育中是沿着胚胎的前後軸自頭而尾逐漸減弱，形成梯度，清楚地表明了胚胎發育的極性現象。

　　童第周利用解剖技術對文昌魚胚胎發育機理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對國際上已基本達成共識的文昌魚的發育能力提出了很重要的修正意見，受到國際上的重視。他所證明的文昌魚卵早期發育的特點，進一步證明了文昌魚在進化上的地位是介乎無脊椎動物和脊椎動物之間的過渡類型。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學者成功的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通過胚胎細胞完成的脊椎動物個體重建實驗，即“克隆”。童第周於60年代初開創了魚類細胞核移植研究，他的首要目標就是在不同物種之間進行異種核移植，即“異種克隆”，以深入研究發育過程中的核質關係。1972年，童第周成功地將鯉魚胚胎細胞移入去核的鯽魚卵中，在武漢培育出第一尾屬間核質雜種魚，這一研究成果證實了脊椎動物遠緣種間的核質可配合性，克隆動物的載體不局限於同種或亞種的去核卵。

　　到了晚年，童第周和美國坦普恩大學牛滿江教授合作研究起細胞核和細胞質的相互關係，他們從鯽魚的卵子細胞質內提取核酸，注射到金魚的受精卵中，結果出現了一種既有金魚性狀又有鯽魚性狀的子代，這種金魚的尾鰭由雙尾變成了單尾。開拓了在發育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中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研究領域。

　　童第周曆任山東大學、中央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研究員，山東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海洋研究所所長、動物研究所所長、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

　　現代中國數學研究創始人——華羅庚

　　華羅庚(1910-1985)中國現代數學家，新中國數學研究事業的創始人，中國在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數學家之一。

　　兒時的華羅庚因口齒不清，行動遲緩，經常發呆，被家鄉人戲稱“羅呆子”，這個除了數學之外什麼都不懂的人,也因字跡難看而數學常得零分。因家貧，十幾歲就輟學在家的華羅庚以最本能的興趣自修數學，1930年投稿《科學》雜誌，其關於代數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了數學家熊慶來的重視，被邀到清華大學工作，開始了數論的研究。

　　華羅庚主要從事解析數論、矩陣幾何學、典型群、自守函數論、多複變函數論、偏微分方程、高維數值積分等領域的研究與教授工作並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華羅庚解決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計”這一歷史難題，得到了最佳誤差階估計（此結果在數論中有着廣泛的應用）；對G·H·哈代與J·E·李特爾伍德關於華林問題及Ｅ·賴特關於塔里問題的結果作了重大的改進，至今仍是最佳紀錄。

　　在代數方面，華羅庚證明了歷史長久遺留的一維射影幾何的基本定理；給出了“體的正規子體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這個結果的一個簡單而直接的證明，被稱為嘉當-布饒爾-華定理。其專著《堆壘素數論》系統地總結、發展與改進了哈代與李特爾伍德圓法、維諾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計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發表40餘年來其主要結果仍居世界領先地位，成為20世紀經典數論著作之一。其專著《多個復變典型域上的調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陣技巧，結合群表示論，具體給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從而給出了柯西與泊松核的表達式。這項工作在調和分析、複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華羅庚倡導應用數學應與生產相結合，曾出版《統籌方法平話》、《優選學》等多部著作並在中國推廣應用。他善於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形象生動的方法講述數學的應用。從1958年開始的近20年的時間裡，華羅庚的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進行數學普及工作。在第一線傳授科學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取得了增加生產、提高質量、降低消耗的效果，被譽為“人民的數學家”。

　　華羅庚歷任西南聯合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伊利諾斯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中國數學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全國數學競賽委員會主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副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系主任、副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等職。

　　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

　　錢學森（1911～ ）世界著名空氣動力學家，火箭專家，系統工程科學家，中國戰略科學家，流體力學的開路人與工程控制論創始人。在應用力學、工程控制論、系統工程等多領域取得出色研究成果，為中國航天事業的創建與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1955年，錢學森衝破美國當局的層層阻撓回到了祖國，投身於創建中國航天事業當中。1956年2月17日，他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國國防工業意見書》，最先為我國火箭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極為重要的實施方案，並協助周恩來、聶榮臻籌備組建火箭導彈科學技術研究方面的領導機構。1956年4月起，他作為這一領導機構的成員，負責規劃與組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此後他長期擔負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研製的技術領導職務，並以他在總體、動力、制導、氣動力、結構、材料、計算機、質量控制等領域的豐富知識，為組織領導中國運載火箭和航天器的研製工作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他的參與下，1960年11月我國發射成功第一枚仿製火箭，1964年6月29日，我國第一枚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導彈飛行試驗獲得成功。接着又進行了用中程導彈運載原子彈的“兩彈結合”飛行試驗，導彈飛行正常，原子彈在預定的距離和高度實現核爆炸，它標誌着中國開始有了用於自衛的導彈核武器。

　　1970年4月24日，錢學森又與其他科學家一起，成功地發射了重量為173公斤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這顆衛星向全世界播送的《東方紅》樂曲，宣告了新中國的航天時代迎來了新的曙光。

　　錢學森在50年代初將控制論發展成為一門新的技術科學——工程控制論，並於1954年在美國出版《工程控制論》。從技術科學的觀點，對各種工程技術系統的自動控制理論作了全面研究，奠定了工程控制論的基礎。這為導彈與航天器的制導理論提供了基礎。他把中國導彈武器和航天器系統的研製經驗，提煉成為系統工程理論，應用於軍事運籌和社會經濟問題，成功地推進了作戰模擬技術和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在中國的發展。

　　錢學森在超音速及跨音速空氣動力學、薄殼穩定理論方面對航空工程理論有許多開創性的貢獻。他和卡門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動理論為飛行器克服音障和熱障提供了依據，為空氣動力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他和卡門命名的卡門—錢學森公式被用於高亞音速飛機的氣動設計。

　　錢學森在力學的許多領域也做過開創性工作。他在空氣動力學方面取得很多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提出了跨聲速流動相似律，並與卡門一起，最早提出高超聲速流的概念，為飛機在早期克服熱障、聲障，提供了理論依據，為空氣動力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高亞聲速飛機設計中採用的公式是以卡門和錢學森名字命名的卡門—錢學森公式。此外，錢學森和卡門在30年代末還共同提出了球殼和圓柱殼的新的非線性失穩理論。他在1946年對稀薄氣體的物理力學特性的研究，是這一分支發展的先聲。

　　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錢三強

　　錢三強(1913～1992) 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從研製原子彈、氫彈，到我國整個高能物理科學發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１948年夏天，錢三強為了迎接新中國的到來，回到戰亂中的祖國。從新中國建立起，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業的開創。50年代錢三強領導建成中國第一個重水型原子反應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儀器設備。使我國的堆物理、堆工程技術、釺化學放射生物學、放射性同位素製備、高能加速器技術、受控熱核聚變等科研工作，都先後開展起來。

　　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中國核力量後，他成為規劃的制定人。隨後，他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並匯聚了一大批核科學家（包括他的夫人），他還將鄧稼先等優秀人才推薦到研製核武器的隊伍中。

　　在蘇聯政府停止對中國的技術援助後，中央決定完全靠自力更生發展原子彈。已兼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擔任了技術上的總負責人、總設計師，直接負責原子彈研製中各個環節的攻堅任務，使許多關鍵技術得到及時解決，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成功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他傾注全部心血培養新一代學科帶頭人，使在“兩彈一星”的攻堅戰中，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核專家，讓中國在這一領域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發展速度。

　　1960年，錢三強在原子能所組織中子物理理論與實驗兩個研究組開展氫彈預研工作，為氫彈研製作了理論準備，促成了中國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僅兩年零八個月，就研製成了氫彈。

　　錢三強是發展我國高能物理和開展國際高能物理合作的最早組織者之一。“文革”結束後不久，他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就着手組織建造高能加速器，積極同歐洲粒子研究中心(CERN)和美國幾個著名的高能物理研究機構的負責人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並親自率團前往考察，把握國情特點提出建議，為我國發展高能物理起了重要作用。

　　錢三強的經歷還與中國科學院的建立有着密切關係。他和丁瓚一起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這個草案在總結舊中國科學事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描繪出構建科學院的基本藍圖，對於建院的基礎，所包括的學科範圍和科學院的性質、任務、組織系統，以及擬調整、改組而設立的研究機構等，都有詳盡說明，為建立中國科學院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

　　王大珩（1915～ ）我國現代國防光學技術及光學工程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開創並發展了中國光學技術、光學計量、激光技術、光學玻璃、光學工程等領域的工作，為發展國家尖端武器而研製各種大型光學觀測設備有突出貢獻。是我國“863”高技術計劃的主要倡導者。

　　王大珩早年曾留學英國，為了祖國的光學事業，他毅然決然在1948年回到了當時還處於戰火之中的祖國。解放初期，他用折合700萬公斤小米的經費，建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個光學儀器館，並選定長春作為中國光學產業的搖籃。後來王大珩又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光機研究所——中科院長春光機研究所，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光學專業高等院校——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使該所成為中國第一個重要光學技術發展基地，並支援了國內其他光學科學研究和教育單位的建立和成長。

　　1953年底，在王大珩的帶領下，熔制出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為建立中國的光學儀器製造業奠定了基礎。1956年在他指導下，研製出中國第一台大型光測設備，開創中國獨立自主地從事光學工程研製和批量生產的歷史。1961年，中國第一台激光器——紅寶石激光器在王大珩的領導組織下誕生。這件儀器的研製成功，使我國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擁有激光器的國家，引起了國內外震驚。

　　進入60年代，王大珩和他領導的長春光機所的研究重點轉向國防光學技術及工程。1960年上半年，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為自行研製中程導彈，委託長春光機所研製大型光學測量設備，王大珩出任總工程師。他主持和負責進行了導彈靶場光學測量儀器的研製，其中大型跟蹤電影經緯儀口徑650mm測量精度12秒，開我國自行研製設計大型精密光學工程之先河，具有光學、精密機械、電子技術、紅外、激光的綜合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他研製成功了海上靶場測量船的成套光學測量設備，用於導彈和衛星發射測量，重點解決了船體漂蕩、船體變形。對光學測量設備和雷達測量角度的修正問題，屬國內首創。由於他的開創性工作及有力的組織，開成了我國一支光學工程的隊伍，解決並提供了我國名靶場的80％以上大型光學測量設備。

　　1986年3月和陳芳允、楊嘉墀、王淦昌等4名科學家向中央提出“發展中國的戰略性高技術”的建議，得到鄧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國務院發出了“高技術發展計劃綱要”的通知，後來形成了我國波瀾壯闊的“863計劃”。

　　固體物理學的開拓者——黃 昆

　　黃昆，(1919－ )著名的固體物理、半導體物理學家，晶格動力學的奠基人和權威，聲子物理學科的開拓者。從“黃散射”到“黃方程”，從“黃—里斯因子”、“玻恩和黃”到“黃—朱模型”，他在固體物理學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座豐碑。

　　１947年黃昆提出固體中雜質缺陷導致X射線漫散射的理論，70年代已為國外一些科學家所證實和應用，成為研究固體中雜質缺陷的一項有力的手段，被稱為“黃散射”；近年來國外在中子衍射中還證實了這種漫散射。

　　1950年黃昆與A.里斯開創了“黃－里斯理論”。他首先提出和發展了以晶格弛豫為基礎的多聲子輻射和無輻射躍遷理論，對於認識晶體的光學性質、電學性質以及雜質、缺陷對光電性質的影響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該理論在60年代被實驗證實，被國際上稱為黃－里斯（Huang－Rhys）理論，理論中的S因子被稱為Huang－Rhys因子。他和他夫人里斯（Rhys）合作的“F－中心光吸收和無輻射躍遷理論”這篇著名論文自1965年以來已被引用超過500次，成為該領域的經典文獻之一。

　　1951年，玻恩與黃昆合著了一本“從量子力學最基本的原理出發，運用演繹的方法，推導出晶體結構和性質”的書——《晶格動力學理論》。該書用量子力學原理，全面地總結並發展了晶格動力學的基本理論。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版再版，譯成多國文字，現被譽為“牛津經典著作”，是國際上晶格動力學的第一本權威著作，被該領域的大小科學家所廣泛引用。黃昆不僅承擔該書的全部寫作任務，而且在撰寫過程中對許多固體物理基本問題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他的貢獻可用波恩在該書原序中的一些話來表達：“黃昆成功地完成了任務，不過本書已變得和我原來的計劃面目全非。黃博士堅信科學的目的在於社會效益??因此，撰寫了幾章比較基本的引論??而後再逐步引申到第二篇的普遍理論。他同時重寫了我原先的內容，在許多方面使之更加普遍化，並增加了新的章節。因而，本書的最終形式和撰寫應基本上歸功於黃博士”。

　　1977年，在“闊別”科研生涯近30年後，年近花甲的黃昆壯志不墜，再次開創了第二個春天，提出了“黃-朱模型”。該模型不僅正確地解釋了選擇定則問題，還揭示了界面模的物質本質，被人們廣泛承認為超晶格拉曼散射的最正確的理論，也為更低維體系的拉曼散射理論打下了基礎。

　　80年代以後，黃昆先生大力推動我國的超晶格研究，他在1985年就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半導體超晶格的意義，將與半導體晶體管的發明相比擬。在他的倡導下，設立了國家和科學院相應的重大項目，並成立了半導體超晶格國家重點實驗室。他為打破西方國家對我國分子束外延技術的封鎖禁運，促進我國超晶格材料生長和研究、器件研製以及光電器件產業化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使得我國在很短的時間內趕上了國際先進水平。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 ）是世界著名的雜交水稻專家，是我國雜交水稻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和帶頭人，為我國糧食生產和農業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他的主要成就表現在雜交水稻的研究、應用與推廣方面。

　　袁隆平是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1953年畢業於西南農學院，被分配到偏遠落後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農校教書。1960年，罕見的人禍天災所帶來的嚴酷而沉痛的現實使他感到深深不安。於是他開始了他的水稻高產育種研究。

　　1960年袁隆平從一些學報上獲悉雜交高粱、雜交玉米、無籽西瓜等，都已廣泛應用於國內外生產中。這使袁隆平認識到：遺傳學家孟德爾、摩爾根及其追隨者們提出的基因分離、自由組合和連鎖互換等規律對作物育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於是，袁隆平跳出了無性雜交學說圈，開始進行水稻的有性雜交試驗。

　　1964年，袁隆平偶然發現了一株天然雜交水稻，優勢非常強。他設想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通過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三系”配套方法，來代替人工去雄雜交，生產雜交種子。1966年，袁隆平撰寫成了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發表在《科學通報》上。這是國內第一次論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論文，不僅詳盡敘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點，並就當時發現的材料區分為無花粉、花粉敗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種類型。

　　但是從1964年發現“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70年，袁隆平和助手們仍然沒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達到100％的不育系來。袁隆平總結了６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利用“遠緣的野生稻與栽培稻雜交”的新設想。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1970年袁隆平及其助手們在海南島發現了雄性敗育的野生稻——“野敗”。到1972年，第一個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繼而育成了恢復系。1973年實現了“三系”配套，第一個具有較強優勢的雜交組合“南優2號”獲得成功，並立刻顯示了它的增產效應，畝產達到623公斤，單產一般比常規稻增產20%左右。在獲得成功後，袁隆平慷慨地把辛勤培育了近一年的“野敗”材料分送給我國有關單位，共同進行實驗研究。這促進了我國雜交水稻的全面發展。

　　1974年袁隆平突破制種難關，研究出一套秈型雜交水稻生產技術，使中國雜交水稻研究居於世界領先地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培育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人。

　　1995年，袁隆平與其助手和美國康奈爾大學合作，用分子標記的方法，結合田間試驗，在野生稻中發現了兩個重要的QTL基因位點，分別位於1號和2號染色體上，每一位基因位點具有比雜交稻增產18%的效應，將常規育種手段與分子育種技術結合起來，利用水稻的遠緣雜種優勢，使雜交水稻又有了新的突破。

　　在推廣應用方面，1976年至2003年，我國累計種植雜交水稻45億畝，增產稻穀4500億公斤。目前，全國雜交水稻種植面積穩定在2.1億畝，約占水稻總面積的50％，產量占水稻總產量的60％。近年來，袁隆平主持的超級雜交水稻研究又取得突破性進展：1999年至2001年，在江蘇、湖南、河南等省多點較大面積上，實現了農業部“中國超級稻”中稻畝產700公斤的指標；2003年，超級稻中稻大面積畝產800公斤的目標首次實現，使雜交水稻的產量再上新台階。

　　現代畢升——王 選

　　王選（1937～ ）中國計算機應用專家，他主持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被譽為中國印刷技術的再次革命。

　　王選院士是著名的計算機應用專家，主要致力於文字、圖形、圖象的計算機處理研究。1975年以前，從事計算機邏輯設計、體繫結構和高級語言編譯系統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75年，王選開始主持我國計算機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和以後的電子出版系統的研究開發，跨越當時日本的光機式二代機和歐美的陰極射線管式三代機階段，開創性地研製當時國外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針對漢字字數多，印刷用漢字字體多、精密照排要求分辨率很高所帶來的技術困難，王選發明了高分辨率字型的高倍率信息壓縮和高速復原方法，並在華光Ⅳ型和方正91型上設計了專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實現復原算法，顯著改善系統的性能價格比。他領導的科研集體研製出的華光和方正系統在中國省市報社和出版社、印刷廠逐漸普及，並出口港、澳、台和新加坡等地。為新聞、出版全過程的計算機化奠定了基礎。這些成果的產業化和應用，取消了我國沿用上百年的鉛字印刷，推動了我國報業和印刷出版業的發展。同時，他又相繼提出並領導研製了大屏幕中文報紙編排系統、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統、遠程傳版技術和新聞採編流程管理系統等，這些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在國內外得到迅速推廣應用，使中國報業技術和應用水平處於世界前列。

　　王選不僅僅滿足於科學性的發明創造，他是最早致力於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科學家之一。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王選就開始着手進行研究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工作，經過一番不懈的努力，成功地闖出一條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市場化道路，使得漢字激光照排技術占領國內報業99%和書刊（黑白）出版業90%的市場，以及80%的海外華文報業市場，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王選的激光照排系統被譽為引發了一場出版業的“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革命。

　　20世紀90年代初，王選創立方正電子集團，在其後的幾年裡，方正以100%的速率迅速擴張，並且在近10年的時間裡，印刷一直是該公司的主要利潤來源。至今為止，北大方正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中文電子出版和印藝產品軟件開發商及系統集成商，王選成為方正，乃至中國IT產業的領袖級人物。

　　王選現為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文字信息處理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電子出版新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團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顧問，中國科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