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整整60周年了。半個多世紀歲月長河的沖刷足以讓許許多多有關的記憶褪去顏色。然而，有些記憶非但不因逐漸拉開的時間距離而模糊，反而卻日益鮮明和突出。而最突出的當推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實施的空前絕後的大屠殺。歐洲語言很多，但對大屠殺所有的語言都用一個詞：Holocaust(源自古希臘語，意為宰殺祭祀用 的牲畜)。一提這個詞，人們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就浮現出當年人間地獄的慘烈畫面：奧斯維辛集中營里堆積如山的屍體，華沙猶太隔離區街頭絕望無助的乞兒……

　　60年來，人們之所以對大屠殺的記憶越來越鮮明，一方面是因為正是它體現着二戰的道義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至今都沒有徹底弄清楚它的根源。已經是科學昌明的20世紀了，怎麼會發生這種連中世紀也不曾發生過的具有如此規模的種族滅絕事件？猶太文化在歐洲已經存在了兩千年，希特勒的納粹竟能在從1941年到1944年僅僅3年的時間內，就把它幾乎消滅殆盡。

　　歐洲難道不是已經走過啟蒙時代了嗎？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不是已有一個半世紀之久了嗎？德國難道沒有給人類文化寶庫孕育出康德、馬克思、貝多芬、歌德等巨人嗎？為什麼大屠殺這樣的慘劇會發生在這塊土地上？二戰結束以來，幾代歷史學家———從親身遭受過納粹迫害而不得不流亡美國的社會學家漢娜·阿倫特直至戰後才出生的一代，一直在苦苦探索，然而這是關於二戰的一個最難解的問題，種種答案都無法使所有的人心悅誠服。很多人不願意深究，以“希特勒是個奧地利來的魔鬼”一推了之。

　　對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們來說，不可理解之處還在於大屠殺如何從文明發展進程上去解釋。過去普遍認為，文明的發展具有連續性應該是一條規律，而大屠殺的出現卻證明，歷史和文明的進程有時會發生突如其來的斷裂，如同火車出軌。但是，出軌也好，斷裂也好，也沒有個解釋。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在大屠殺這件事上藏着一個人類學研究的新領域。

　　迄今為止，關於納粹的興起和大屠殺的發生原因有幾種解釋。其一，認為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主要是針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這種看法的代表是德國的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他認為俄國十月革命以暴力消滅資產階級的行動使德國的上層社會感到恐懼，又因為其領導人中不少是猶太人，故而激發起德國的反布爾什維克浪潮和反猶情緒，最後導致了大屠殺。他還認為，布爾什維克的暴力革命同時又成為納粹的“榜樣”。他的看法在20多年前曾引起研究納粹史的專家們的一場大辯論。其二，以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菲雷為代表，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無非是一場反共產主義運動，二者都是反對歐洲的自由主義傳統的。其三，就是幾年以前因一部《希特勒心甘情願的打手》而名噪一時的美國青年歷史學家丹尼爾·戈德哈根。他認為，大屠殺的根源只要到德國的歷史傳統中去找就夠了。德國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來就有反猶傳統，只是希特勒把其推到了極致。簡言之，他認為，反猶就是一種“德國病”。

　　這幾種看法都犯了片面、孤立地分析問題的簡單化的毛病，因而結論不能令人信服。例如反猶，雖然歷來歐洲就有，但在20世紀初期德國猶太人處境最好。同時代的法國出現以反猶為目標的德雷福斯案件醜聞，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屢屢發生針對猶太人的屠殺事件，戈德哈根的論斷顯然站不住腳。而按照諾爾特的論點，希特勒應該是維護舊制度的吹鼓手，但是事實上希特勒並不要恢復德國的封建制度。

　　除上述幾種片面看法外，更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相當多的學者把大屠殺當作歐洲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次例外，沒有或不願意認真地從歐洲文化本身去尋找根源。漢娜·阿倫特是少數幾個要從這裡去研究和反思大屠殺的學者，她曾經指出大屠殺與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傳統有繼承關係。

　　把大屠殺發生的深層根源解釋得相當透徹的是恩佐·特拉維爾索。這位1957年出生在意大利、現在法國亞眼的儒勒·凡爾納大學教授政治學和當代史的學者，在其新著《現代性與暴力》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屠殺不是西方文明的對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個“貨真價實的產品”。希特勒本身沒有什麼獨特的發展，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種種理論，諸如反猶、“生存空間”、種族主義等等，在西方文明發展進程中都能找到根源，希特勒不過是把它們集中起來而且推向極端而已。因此，特拉維爾索把他的著作的副標題定為“納粹恐怖暴行的一個歐洲譜系學”。與戰後60年來有關二戰的汗牛充棟的煌煌巨著相比，這本書薄得很，只有150餘頁。然而，它的分量卻一點也不輕。在二戰60周年之際，全世界都說要回憶、要總結經驗教訓。總結些什麼？回憶些什麼？這本書給了人們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