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有很大的壓力——訪經管學院經濟系主任白重恩

●經管學院 頁禾

�牐牥字囟鳎�1983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並獲郭沫若獎。後留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1988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數學博士學位。1993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2年後分別在波士頓學院經濟系和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任教。2002-2004年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2004年7月正式回國,入選清華大學“百人計劃”,任清華經管學院全職教授，2005年初任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主任。

　　白重恩的研究工作包括經濟學的前沿研究，特別是對企業理論的研究，也包括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實踐中的應用。主要研究成果先後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蘭德經濟學雜誌》、《比較經濟雜誌》、《經濟與管理戰略雜誌》、《歐洲經濟評論》等高水平國際雜誌上。與阮志華合編的《技術與新經濟》論文集由MIT出版社出版。主要學術兼職包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美國密西根大學William Davidson 研究所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中心研究員，並擔任國際雜誌《比較經濟學雜誌》和《中國經濟評論》編委，國內雜誌《經濟金融年刊》、《中國金融學》及《經濟學（季刊）》編委或學術顧問。

　　白重恩教授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妻子和兒女對於他回國發展給予了極大的支持。“我夫人對我工作非常支持，她在國外曾有很好的工作，但她不得不放棄了，我真的應該感謝她對我回國工作的支持”。他的兒子在清華附小讀小學四年級。儘管回國之前也對困難有很多準備，但回來後兒子最初的適應階段仍然進行的十分艱難。由於以前兒子就讀的是香港的國際學校，沒有學習中文，第一天上課聽不懂老師說話，小男孩回來後哭了四個小時。他耐心地勸慰兒子，幫他分析自己的優勢，並主動跟老師溝通。

　　樸素感是採訪過程中，白重恩留給我的最深的一個感受。這種“樸素”我很難準確地傳遞給你——既有中國農民式認識的簡單質樸，又有西方價值觀的實在直接，是由他所篤信的“經濟學嚴謹的邏輯思維”而生？與童年隨父母下放農村的經歷有關？亦或是十幾年來旅居海外的慢慢沉澱......

數學與經濟學　　數學對白重恩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 1979年他上大學時，正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與化學和物理相比，數學的邏輯思維更乾淨，而他相信自己的實驗能力比較差，如果做化學和物理一定做不好。於是他選擇了中國科技大學學習數學。

　　“數學裡面要找一個例子最能代表數學學科的優美，應該是幾何，也就是平面幾何，希臘人建立了平面幾何的體系，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很多幾何現象，但希臘人想到能不能找到幾個最基本的公理，然後在這幾條最基本的公理上建立起一個體系，來解釋看到的這些大量的現象”，“這是一件很不直觀的事情，但可貴的是，希臘人能夠追根究底”。

　　大學畢業後，白重恩在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讀了兩年研究生，仍然學習數學。這期間，數學所推薦他參加陳省身留學計劃。聖地亞哥校區的丘成桐先生給他寫推薦信，當時的白重恩準備到聖地亞哥師從丘先生研習數學，但後來，他用了一個詞―“叛變”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知道要出國學習數學以後的那段時期，恰恰是我沒有好好學習數學的時期”。研究生的課程比本科容易多，課程也好通過，白重恩有了很多時間看與數學無關的書，當時中國經濟改革中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他看了很多這方面的雜書，隱約覺得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出國之前，他基本打定主意以後要在經濟學領域裡發展。到聖地亞哥的第一周，他就跟丘成桐先生講了自己的想法，“我是準備受責備的，我覺得老師有理由責備我，但幸運的是他對我非常原諒，不僅沒有責備我，還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說如果想學經濟的話跟他學數學就沒有太大的用處，因為他做的是純粹的數學研究，他推薦我去學統計，在聖地亞哥，數學和統計都在數學系，丘先生給我介紹了系裡幾個很好的統計學老師，這為我日後做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對於自己年輕時在專業方向上的選擇，白重恩說他無法說清哪一個更好，因為一直做數學畢竟是沒有發生的事，他沒有辦法假設。但有一點很明確，就是選擇經濟學，至今他不後悔。

　　“當初改學經濟學最主要的動力就是讓我能很好地理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我現在所做的這些工作都可以幫助我更好地做這件事，理解這些問題，符合我的初衷。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我現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我教經濟學也教得很有興趣”。“從數學到經濟學有一個東西是不變的，就是嚴謹的邏輯思維，經濟學家不喜歡有太多的假設，他們希望用儘量少的假設推出儘量多的結論，這和平面幾何的想法是一致的。經濟學也是找出幾個最基本的假設，在這之上發展出一套經濟學的理論。經濟學家不願意為了支持一個政策就隨便地加一個假設來說服大家，而是要用大家都認可的幾條最基本的原理，來解釋現象，從而說明哪些政策合理，哪些不合理。所以從研究方法上來說，經濟學和數學的關係非常密切”。

國內外學術環境的差異　　相較於國內的學術界，白重恩覺得一個很大的差異是國外有一個競爭的市場，他說：每個學者不一定要在一個地方一直工作下去，如果他在市場上受人歡迎，又覺得另外一個地方對他的發揮更有幫助，他就可以隨時換個地方，這對激勵有很大的作用。“流動”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在流動的過程中，就有一個對學者的評價問題，除了大家比較公認的標準，誰是一個好的學者，誰不是一個好的學者，主要是基於同行的評價，而並不是數這個人發表了多少文章，在SSCI上有多少引用。這個市場運行久了，有了一定的積累，所以大家會基於過去的經驗對推薦信的內容進行解讀，這種評價的傳遞比較有效。 也正是由於國外的學術市場有一個比較有效的評價體制，而這種評價又直接影響一個學者的市場價值，所以很多學者即使拿到了終身教職，他的積極性還是很高。

　　“國內有很多與國外不同的地方，這可能是市場的需求不一樣，美國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學術環境，做經濟學的人很多，分工很窄，每個人就會做得很深。而在國內供給方還不夠， 需求又很強大，所以當需求超過供給時，每個人研究的就都是大問題，而且研究的問題很多，也就不一定有時間做的很細。還會出現圈地現象，在學術界大家都很重視誰第一個提出觀點，所以大家都想成為第一個提觀點的人，提觀點時就不會那麼慎重 ，有的人甚至提很多很多觀點。而作為市場的需求方，判斷能力又有限。所以觀點就魚龍混雜，甚至會產生誤導。長期來說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況。”

關於“研究”　　由於重視內在的邏輯性，白重恩的研究從不會由一個結論跳到另一個結論，中間沒有一個很強的邏輯聯繫，那樣他會覺得很不舒服。但這樣做的代價是：得出結論很難。但是他執着地認為嚴肅的研究只能這樣做。他這樣來論證自己的堅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這個社會裡，很多人都在做結論，很多人做出很多結論，每個結論的質量都不是很高，大家不知道哪個結論是正確的，也不知道這些結論對社會的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另一種情況是每個人都認認真真地把一個題目做得很深很透。因為紮實，別人才會信任你，這兩種情況比較，看似第二種中每個人投入的成本很高，但因為做出的結論是紮實的，實際上總體的社會價值要大過第一種情況”。

　　白重恩就是秉承着這樣的原則，踏踏實實地在屬於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耘，在“名與利”的誘惑面前，學術的土壤也難保持它絕對的純淨和厚重，也會沾染污穢和浮躁的氣息。但在白重恩看來，不做嚴肅的研究，他會覺得少了學術的美感，也就享受不到學者獨有的快樂。並不是誰要求他這樣做，而是內心使然。

　　“回國前，我主要研究企業理論，研究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這是一個比較微觀的問題，做的工作有的是建立一些理論模型，來解釋現象，有的是做經驗研究，找一些數據來檢驗現有的模型，看是否和經驗的數據相符，是否有矛盾。這兩種做法即便是經驗檢驗，也可以做的很細很嚴謹，經驗檢驗並不代表就不需要邏輯。我和我的同事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出了一些成果，現在還繼續在做這方面的事情，這將繼續是我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

　　“還有一個方向就是研究不同產業的發展周期，我想做的主要是比較各種不同的產業的市場結構及其變化周期。所謂的產業市場結構是指一個產業里企業的分布結構，不同的產業的市場結構不一樣，有的產業很集中 ，有的產業很分散，是什麼因素起着決定作用。而且同一個產業的市場結構不斷變化，這個對我們的經濟政策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經常說某個產業重複建設，但可能重複建設是這個產業發展進程中的必然階段。我們只有對產業的演變，產業的發展有很深的理解，才能知道它的重複建設是否可以避免，是否要採取政策解決，還是順其自然，讓它發展下去，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對政策制定會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另外我國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競爭政策，或者說是反壟斷法，有些產業可能競爭到最後大多數企業會生存不下去，是否需要針對這種情況制訂反壟斷的措施。作為企業當然非常希望知道它所屬的產業的發展方向，包括目前是不是競爭失序，是不是競爭過度，最後有沒有辦法達到相對穩定的狀態等等，所以，影響產業結構的因素，產業結構的變化是我的又一研究方向”。

國內更便於研究　也希望為經濟學教育做點事　　因為轉學經濟的初衷就是研究中國經濟中的問題，所以回國對白重恩來說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白重恩認為，研究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在國外總是隔靴搔癢，因為你人不在這兒，你對問題的把握遠遠不夠，回來後自然而然地沉浸在這個環境裡，跟這些經濟現象接觸的機會比較多，做政策性的研究結果會更好。

　　除了個人的研究，白重恩還希望能夠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做一些事。“我們很多學生都很優秀，我們也有很多很好的教師，但教師人數不夠，研究方法也不盡相同，我覺得我們應該給同學更多的機會，讓他們接觸到更多更好的教師。”正是抱着這樣一個目的，他回國後跟學生花的時間比較多，他每周會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和學生一起討論文章，讓學生自己講解文章，他和其它的同學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聆聽，在講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地提出問題，直到通過講解和提問讓聽者完全理解了文章的內容。白重恩尤其跟學生強調幾點：一是別人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二是作者是如何做的，三是他做的有什麼不足。講完後每位同學都要寫一篇關於文章的評價，交給白重恩教授。從去年七月回國至今，有十幾個學生每人有了一次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事情儘管會花一些時間，但他覺得對同學有切實的幫助就值得去做。這學期有另外幾個同學聽說有這樣的活動也希望參加進來。“我想如果問我為什麼回來，這是我回來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能夠給同學帶來一種不同的學習方式。跟同學在一起，我有一點點成就感，我希望幾年下來，對他們的經濟學素養、研究能力都有一定的提高，能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起一點作用，這是我回來後對自己的一個期望”。

　　“與學生一起讀書”看似很不起眼的舉動，卻被白重恩教授灌注了如此隆重的期許。的確，他就是這樣樸素，總是從小事着眼，可誰又能說，小事的意義就一定要小過於那些宏偉而遠大的設計呢？

　　之所以選擇到清華，白重恩教授說，一是清華有很好的聲望，另外清華的教師腳踏實地的做事，這一點跟自己的風格接近，在這裡呆着比較舒服。在來之前，白教授已經在清華經管學院做了兩年特聘教授，所以對這裡“不應該有太多的驚奇”，“並且直到現在和我預想的沒有多大差距”。

關於經濟學科的發展　　今年年初，白重恩教授被任命為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主任。身為主任，自然就要考慮經濟學科的發展方向。

　　“院裡對我們的支持還是很大的，我現在要做的有幾個事：一是充分發揮現有人的積極性，經濟系的很多教師都在扎紮實實地做事，我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地提供服務，讓他們做事更方便一點”

　　“另外要招募人才，在引進人才的過程中，信息的流通是很重要的，而顯然我在這方面有一些優勢。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風格各異的優秀人才，在清華形成一個既有基礎學術研究，又有政策參與的可持續的研究氛圍。”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是培養出更多的學生。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體制的演進，經濟學知識和素養在人們的工作中更重要了，經濟學人才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

經濟學家　有很大的壓力　　白重恩教授生在南京，父母都是師範教師，六歲時隨家人下放到蘇北淮陰，在那裡生活了九年，直到高中最後一年才又回到南京。白重恩記得第一天到蘇北的每個細節，那是1969年11月26號，他剛剛過了六歲的生日。他們被安排住在一戶農民家裡，住的地方則緊挨着豬圈，白重恩開玩笑說“人家住牛棚，我們家住的是豬棚”。

　　由於整個青少年的成長都是在蘇北農村完成的，白重恩對當時農村貧窮的狀況有極深的印象。正是如此，他始終覺得內心深處有種責任。他認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實有很大的壓力。“如果你說出來的話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可能會起一定的作用，就要格外深思熟慮”。

　　也許正是因為農村生活的這段經歷，讓他真切地看到中國農民的艱難，真切地感受到國家決策對普通民眾生活的重大影響，才讓他萌生了日後學習並研究經濟的想法，才讓他養成了格外嚴謹高度負責的治學態度與精神。對我的這一追問，白重恩教授沉吟片刻，輕輕地答：也許有這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