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分科也就選擇了命運

一年一度，高二年級的文理分科選擇又將開始了。在重慶，這涉及至少10萬高中生對命運的選擇；在國內，它涉及的高中生不下百萬人。自1977年我國恢復高考以來，數千萬高中生都曾面臨這樣的選擇：文科還是理科，你必須二選其一，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這真是一個比哈姆萊特的“是生存還是死亡”更難把握的命題。

因為，哈姆萊特的“生與死”只是一個人，文理分科卻讓千家萬戶的家長傷透了腦筋！他們不無擔心：自己的孩子一旦選錯方向，很可能殆害終身。然而，在高考的指揮棒下，任何一個高中生都必須作出選擇。而選擇分科，也就選擇了命運。

“過早地文理分科，讓理科學生不再學習歷史、地理，不再閱讀文學經典，導致知識面狹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學生則遠離物理、化學，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科學思維與科學精神的訓練不夠。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綜合素質的提高，將成為一句空話。”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著名教育專家朱永新大聲疾呼：高中階段應取消文理分科！

取消文理分科，並不是由朱委員第一次提出。但在高考指揮棒下，文理嚴重分化的局面不但沒得到扭轉，反而愈演愈烈。於是，在我們身邊，諸如文科生不知光年是長度單位，理科生不知巴爾扎克是何人等現象也越來越多。有人說，這麼多年，我們不了解光年和巴爾扎克，不是照樣活得很好？這話不錯。但是，中國未來的脊梁如果全是連最起碼的文理素養都不具備的“人才”，又怎能奢談中華民族的復興？

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算起，中國的近現代高等教育制度已走過100多個年頭，培養出一大批文理兼容的大師級人物，如錢偉長、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楊振寧、蘇步青、陳省身等。引人注意的是，這些人才的高中、大學求學時代全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分理分科以前。相比之下，建國後我們引進蘇聯文理分科模式，特別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對這一模式的全面“深化”，我們的“瘸腿”教育越演越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因此，有教育學家認為：文理分科是一大毒瘤。

1959年，英國人查爾斯·斯諾(C.P.Snow,1905-1980)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個《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著名演講：由於教育背景、知識背景、歷史傳統、哲學傾向和工作方式的諸多不同，兩個文化群體即科學家群體和人文學者群體之間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來，相安無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擊，導致“人文學者對科學的傲慢、科學家對人文的無知”的文化危機。

這種觀點頗具現實意義。前不久，我市一位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的教育，不是片面追求升學率，而是全面追求升學率。學校比拼的是：我們的學生，北大考上了多少，清華又考上了多少……受形勢所逼，幼兒園開始學小學的知識，小學接觸初中的課程，初中學大學的知識。但到上了大學，卻又反過來學習幼兒園的知識——公交車上應該給老人讓座的起碼文明、禮儀，竟被不少人搞忘了！

當然，這不能全怪罪於文理分科。應當說，自恢復高考以來，我國高考制度從未停止過修修補補。但至今未能解決實質問題。“一考定終身”仍是鐵的事實。而考與不考、怎樣考，取決於你在高中階段對文科還是理科的選擇。重慶麒麟國際象棋學校董事長楊盛瑜以切身實踐指出，文理分科是不科學的，“作為20年前的文科生，在工作中我雖然不乏形象思維，但深感數理邏輯的欠缺，這影響了我對大局的把握！”楊反詰：馬克思算不算文科大師？但他的微積分題解很多數學家都做不出來！愛因斯坦算不算物理學大師？但他的小提琴演奏達到了專業水平，錢學森認為，“科學和藝術是相通的。我雖然不贊同當下中國要培養出多少大師，但人為地搞文理分科，對培養面向未來的人才，可以說有百害無一利！”

然而，目前高考很難擺脫它附帶的身份、地位、前途等一系列本不該由它承擔的東西，文理分科也就有了繼續存在下去的土壤。

怎麼辦？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曾在上海第九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年會”上表示：取消文理分科是今後教育改革的一個方向。

但能取消嗎？

◆文理分科戴着腳鐐跳舞 文理分科後遺症

“繞來繞去，話就是說不到點子上，寫起文章來有時三四十個字也沒有一個標點符號。”1989年從成都理工大學畢業的劉德聖，是我市某設計院的一名高級工程師。劉在單位上業務能力、外語和計算機都令人滿意，就是有貨表達不出來。

“時常，我的幾個朋友一起笑談歷史典故，我好像從來沒聽說過這些，但還是陪着他們笑。笑過之後，覺得心裡空蕩蕩的。遺憾啦！”學土木工程畢業的劉德聖說自己該早點意識到，學文科知識的重要性。“聽一些高水平的社會學專家的講座，就是來勁。他們知識淵博，把抽象的原理講得簡單易懂，幽默風趣。”如今，劉德聖也去買一些《二十四史》、《諸子百家》以及《康德哲學》等有助於開拓自己眼界的書籍。“沒事就翻翻，補補課也好。”

與劉德聖相比，重慶一中優秀的文科教師劉艷是另一番情形。“同事們常對我寫的一些論文或發表的文學作品，評頭論足。他們說我的文章最大優點是引經據典，比較大氣。不足之處在於邏輯性不太強。我想，這可能是包括我在內的每一位文科畢業生的通病吧。”劉艷談到了自己的生活，“我和丈夫都是學文的。兒子的周末，從他能讀書識字起，就跟着我倆在名著或哲學書籍前度過。在同齡人當中，兒子讀書算多的了，思想也比較早熟。兒子上了初中，對物理、化學提不起興趣，經常有一些習題不會做，便跑來問我和丈夫，‘去找外公、外婆。’我倆一頭霧水，只好叫他去請教外公外婆——退休的物理教師和化學教師。

“隨着遊戲、動漫、影視等文化產業市場的不斷擴大，社會對文化娛樂需求的不斷增長，新興科技與文化相結合的文化產業將得到極快發展，而這些行業的支柱性人才——創意人才卻跟不上市場需求，好的創意人才實在是少得可憐。”重慶新坐標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孫經理告訴記者。

“我們需要異想天開的人才。但這些人才的需求缺口已達到74%。”孫經理說，“這種短缺跟我國的教育模式、課程設置有一定關係。我國長期實行的是應試教育，不太注重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另外，從高中教育起我國就將學生進行文理分科教學，造成許多藝術專業院校的學生在文化與科學知識上根底欠缺，很難在創意領域發揮才能。而近年異軍突起的廣告、影視、商務策劃、軟件開發、藝術設計等文化類產業，恰恰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創意型人才。”

四川美院設計系大四學生劉芸，高中時讀的是文科班。她告訴記者說，“我覺得壓力好大，科技知識對我來說太枯燥，但又不得不學。”記者在劉的床頭看到，除了《英國文學》、《美術史》等書籍外，還有《奧秘》、《機器人》等科學書籍。“科技發展這樣快，逼得你不得不從頭加緊對這方面的學習。但好多東西都斷層了，中途再將其拾起來，收穫並不是很大。”

兩三年前，重慶交通學院人文學院新聞專業從高中理科班中招收了一批學生，一段時間後，一些理科生明顯感到“有點跟不上節奏”。“我在班上有一些要好的同學，高中時他們讀的是理科，連基本的剩餘價值、幾大洲幾大洋，梁啓超是誰都不知道。在學習馬克思的經典理論時，變得更加吃力，覺得很難理解和記憶。他們的思維敏捷，邏輯嚴密，但在學文方面與文科生相比幾乎沒有多大優勢。”該專業一位高中時讀文科的男生告訴記者，“我理解他們。換了是我，如果讓我去讀理科，說不定更慘。”

◆文科、理科：鴻溝真難跨越？

40多年前，英國人查爾斯·斯諾在劍橋大學作的《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中指出了文理分科導致“人文學者對科學的傲慢、科學家對人文的無知”的文化危機。這樣的危機今天仍存在。

3月28日下午6點10分，記者在重慶一中高三教學樓樓道，碰巧遇上戴着厚厚眼鏡的理科學生李勇，“三樓有5個文科班，一樓和二樓是16個理科班。“本來6：30晚自習的，你看大家全坐在教室里了，根本不用老師監督。一樓左邊3個教室全是理科班的尖子生，準備考北大清華的，就是下課了，你也很少看見他們出來活動。”李勇告訴記者。

“老師也給我們講不要搞題海作戰，但考試一次比一次重要，自己也覺得壓力越來越大，怎麼辦？初三畢業時，暑假期間還有空看看《紅樓夢》、《唐詩宋詞》。上高中後，爸爸說我不聽話，考試又不考這些。後來，我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地起床、刷牙、吃飯、上課、做作業，睡覺很少。”李勇說自己已經沒有了讀小說的興致，幾乎是麻木不仁地朝着理科的夢想進軍。

透過窗戶，記者看見教室里書桌上一堆堆的試卷和書本，問李勇，學了理科是否還有時間讀文學書。李勇搖頭，“高一下期，我被分到理科班後，感覺功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難了。抽屜里，書包里，清一色裝滿了參考書、練習冊、作業本。參加奧賽的同學，桌上更是堆滿了《奧賽金牌題典》、《高中化學專題方法》等書本，光是這些書名，把眼睛都要看花。”

重慶八中高二文科學生楊柳的話，基本代表了許多文科生的觀點。“因為數理化差，而且喜歡文學和歷史，所以選了文科。班上很多同學對理科興趣不大，分數不高，也沒有成就感。分班後，化學、物理對文科生來說成了‘豆芽’科，沒有誰認真上，老師只是象徵性地講一講，我們隨便聽聽。要麼乾脆懶得聽，每個人手上一本金庸小說或《希臘神話》。”楊柳說，“但我媽媽跟大部分家長一樣，希望我讀理科，因為理科生有更多的學校專業選擇，就業形勢更好。”

楊柳講到了同班同學，“有的同學專門研究法國革命史，還有的同學特別喜歡寫作、擅長演講，他們一片吟風弄月、書生意氣，不屑於了無生趣、抽象的數理，更愛充滿哲理的故事和悲壯的歷史。”楊柳坦陳，“我們(文科生)跟他們(理科生)幾乎沒有什麼共同語言。跟他們談話，費勁。他們不知道錢鍾書，沒聽說過陳凱歌。他們說的什麼化學反應我們也不懂。他們就知道成天研究‘原子核的人工轉變’，畫一些不知所云的圖，甚至見了樓房眼裡全是對角線，對飛過來的足球做受力分析。他們不善表達，比較內向。在他們眼裡，我們都是成績不好才讀文科的學生，我們的生活太亂，沒有價值。”

在採訪中，記者曾聽說過這樣的一件事。42中校長葉輝，為強調文理兼容對教學的重要性，在學校的一次教職工大會上說：希望理科老師能用哲學、歷史的方法來解題。文科老師，也能利用物理、地理知識來解題……話音還未落地，下面已是噓聲一片，文科教師和理科教師面面相覷，不知所云。後來，經過葉輝闡述，兩科的教師們才明白過來。

“文科、理科，確實該多一些溝通和配合。”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張老師有點擔心，“文科教師埋頭搞自己的研究，理科教師深入鑽研自己的專長，兩科教師很少來往，更別提學術交流。現在，國家要求學校能培養出綜合性的人才。但是，又有多少教師自己具備紮實的綜合知識呢？相信誰都不會樂觀。許多教師的內心深處，都打下了文理分科的烙印，他們習慣於只專注於自己所在的領域，而對其他知識漠不關心，其結果，容易出現認識上的偏差。但是，這些教師卻要承擔授業解惑的師道義務。那麼，誰又對學生的將來負責呢？這是目前國內教育系統普遍面臨的一個困境。”

◆文理兼修回味甘醇的歲月

文科理科並駕齊驅，在兩個王國里自由騁懷，這種歲月成為美好的回憶。時間越久，文理分科越明顯，這種感覺就來得越強烈和真實。

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物理教研組82歲的退休教師董貞熙，至今仍懷念那段日子。“1940年，我進入黃桷埡的一所教會學校廣益中學(現重慶五中)上高中。那時沒有實行文理分科，但班上的同學都知道，誰的化學、物理好，哪些人的文、史、哲不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愛好。高中時，我很喜歡物理，但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以及西方有名的哲學書籍，幾乎都被我通讀了一遍。那時也沒有太多的作業，大家學得都很輕鬆、愉快。閒暇時間，幾位要好的朋友還在一起談古論今。三年後，高中學習結束。有的同學參加了工作，想考大學的就複習準備。我的各科成績比較平衡，在物理方面多用了一些時間，後來考上了中法大學，就是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從事物理力學研究。”

“高中時，我們也學語、數、外、歷史、地理、生物等課目，與現在的學生差不多。那時不分科，同學們不但學得比較全面，同時也還有自己的興趣和愛好。當時，大學分為三類。一類是理工科，二類是醫、農科，三類是文科。在高中結束前兩三個月，大家才根據自己的特點，有側重地接受老師的補習，然後去考大學。1956年，我考入西南師範大學生物系。”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生物教研組退休教師張瑞燕告訴記者，“大學雖然讀的是理科，但我和班上的其他同學，仍對文學、歷史比較愛好，始終有一種親近感。我們在口頭和文字表達上不覺得吃力。”

1959年高中畢業，現巴蜀中學的江崇明老師認為，“最理想的模式應該在我們那個年代。”重慶晚報考評辦公室的邵健，1962年從巴蜀中學考入四川大學。“也就高考前一兩個月分班重點複習一下，而不是分科。我後來聽說現在分成文理科班了，為什麼分？我不明白。第一個反應就是分開後這些娃兒能學些啥子呢？”

記者大致調查了一下中國的大師級人物：錢偉長、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楊振寧、蘇步青、陳省身……他們學貫中西、文理兼長，既能搞科研，又能寫詩詞。通過比對，記者竟得出一個沮喪的結論：他們的中學和大學求學時代，幾乎都是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前。在他們之後，已很難找到能與之對話的人了。

我國近代物理力學奠基人之一、世界知名科學家錢偉長，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2001年，89歲的錢老回母校蘇州中學參觀，與校友、師生座談時談到，文科、理科都是可以學好的，關鍵在於要樹立學好這些知識的精神和動力。

國外也不乏這樣的例子。現代物理學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愛因斯坦，他同時是音樂家，演講家；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托馬斯·傑佛遜，集科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於一身。著名畫家達芬奇，同時還是科學家。法國數學家拉佛閣，文學修養甚至超過了文科生，他所偏愛的作家包括在沉重和苦難中拉人生之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位法國使館文化官員說：“拉佛閣是一個真正的文人。他的論證報告長達幾百頁，用詞準確精美，算得上一部真正的著作。”

王蒙在談“科學·人文·未來”時說，我常常懷念那些精通文學、文藝與自然科學的文化巨人：達芬奇，羅蒙諾索夫，萊卜尼茲等等。

在中國應試教育沉疴已久，文理分科大行其道的現實下，這種懷念不會減少，只會增多。

◆將近30年我們就這樣分過來了 被動的選擇和固執的堅持

中國的文理分科，並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在中國的教育制度的後天發育中被動接受的。

二次世界大戰後，前蘇聯損失了大批知識分子，因此以分科教育來培養社會和經濟發展急需的各類人才。事實上，後來前蘇聯對此也作了修正。但我國在五十年代初就照搬“蘇式”，並長期實行。造成很多學生嚴重偏科現象，文理兼通的綜合性高水平人才，沒有發展“土壤”。

1949年後，為培養專業人才，首先從外語學校開始，成立了西安、重慶、南京等8所最早的外國語學校，並在50年代進行了專業大調整。

20世紀50年代初進行的院系大調整是新中國成立初的第一次高校合併。這次大調整的歷史背景是建國初期工業化成為經濟建設的主要目標，需要高校培養大批專門人才。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對專門人才的需要，自1952年起，國家將同類專業合併成專業學院，為國家建設需要培養專業人才的軌道，建立了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高校辦學體制。50年代的高校合併將各高校的相同專業集中合併為新的單科院校，雖然工科院校和專業得到了加強，但專業面窄，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文法、財經等學科又砍得過多，傷了元氣，較單一的專業化趨勢明顯，創造型人才的培養更趨困難。

上個世紀60年代至文革結束前，高中一般不分文理，學生學兩年便進入社會。或者因成分好，被推薦上大學。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其後，為分類選拔人才，高中文理分科趨勢加劇。從1977年算起，中國的文理分科差不多已有30年歷史。

從1992年開始，為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科學全球化的需要，高校進行新一輪的合併。通過不同學科性質的高校合併來形成綜合性大學，改變了單科性高校人才培養的局限性。文理滲透、學科融通、知識交叉的課程體系形成，培養複合型人才的條件得以改善。

1997年，中國高校擴招，更多人有了上大學的機會，應當說，應試教育的影子該逐漸淡去。但事實上，這種影子反而更加清晰了：文理照樣分科不說，中學生負擔更加沉重，為了提高升學率，生源大戰鋪天蓋地。現在中國的中學生比過去學得更苦更累……

毋庸置疑，中國的文理分科圓了不少人的大學夢。但這種夢的實現，來得太艱難。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文理分科的弊病越來越明顯。

◆拿什麼來拯救你：文理分科

1998年下半年，教育部提出“3＋X”的高考科目設置改革方案：在語文、數學、外語三門必考科目的基礎上，加考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或綜合科目中的一門或幾門。

2004年，上海、北京、天津、遼寧、江蘇、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重慶等省、市，開始實施教育部的“統一考試，分省命題”的新舉措。

但這並沒有改變文理兩科分門而設的現狀。重慶的部分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對此感到擔憂，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設想。

西師管理學院副院長、博導易連雲認為，“學校分文理是為高考做準備。目前的考試方式不合理，僅僅取消中學教學文理分科，而高考不變，絲毫不起作用。高考一旦改變，自然有了風向標。”

“也可以借鑑一下國外的方法。”童貞熙有一個在德國讀11年級的孫子，跟父母在德國已生活了13年。“德國的義務教育是13年，小學4年，從5年級開始，學生分流到好、中、差學校。從12年級開始，根據學生的情況，文理學習才有所側重。我的孫子理科成績好，他在理科方面加強了學習。”童貞熙告訴記者，“在德國，成績差一點的學生最後進入了技校，中等的學生進入中專，優秀的學生就進入大學進一步深造。他們的文理知識相對而言，比較全面。”

西南農大農學與生命科學院長李加納說，“但是，我們國家教育資源太稀缺了，估計短時間內做起來很困難，普及高中教育也不是一兩天就能辦到的。一些大學也在採取補償措施，在大學低年級加強文、理、藝各科公共必修科的建設，文理必須選修一些基礎課程。如文科生的高等數學和自然科學導論、數理邏輯等等，全部納入必修的學分。”

重慶一中高三班主任生物老師陳渝認為，“如果要取消文理分科，教育行政部門要將這一項政策的執行納入對學校的評估打分。可以學習上海3+X＋1的大綜合考試綜合考核模式。這裡面分不清有多少比例的物理知識、政治知識、地理知識，模糊文理的界限。比如中東戰爭的材料分析題，就涉及國體政體，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歷史淵源、地理、環境、生物、醫學等知識。然後在尊重個人志願的基礎上，針對農理工等專業設置類別考試，從政史地理化生中選考一門。”

這一點，與2002年重慶師範大學在該校化學學院設立國內第一個科學教育本科專業的作法有點相似。該專業融入了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天文等課程。雖然仍是一種以理工科為主的綜合，但它對促進文理合作具有實際意義。它培養的學生，大多對文科知識有相當的興趣。目前，該專業學生呂晶，創作的一部校園小說《邊走邊唱》，已成功上市。這部小說受到著名評論家、中國社科院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白燁的大力推薦。一些青年作家稱讚其作品“書中涉及了大量的知識與引用，充分顯示出作者豐富的知識面與內在修養。”

“文理該不該分科的問題已討論很久了，都沒找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案。”市教委信息中心主任黎擁憲說，分科與否，得經教育部批准。“文革後，高考作為一種最公平的競爭方式，還在發揮着它的社會效益。但怎麼調整呢？又恢復到以前嗎？教育部研究那麼多年了，又改革了那麼多次。不是沒有人想努力使其更好，有些問題，說來容易，做來難呀！

2004年11月，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在上海參加第九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年會”時向與會者表示：取消文理分科是今後教育改革的一個方向。教育部門計劃採取相關措施，從學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淡化文理分科現象。

長期以來，我國的高考承擔了太多本不該由其承擔的東西如身份、地位、前途等，如果不從根本上進行改革，只是在形式上取消文理分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不會消失，培養全面、和諧發展的人才，也將成為一句空話。

◆文理兩科：分還是不分？

◇支持文理分科：

29中高二學生高敏：分科可使學生學有專長，理科好就只需鑽理科。分文理也便於學生選擇專業嘛！這有利於自己個性的發展，真正做到“術業有專攻”。

重慶工商大學大三學生楊洋：贊成文理分科，我們河南以前就搞過大綜合，科目太多、複習面太廣使學生的壓力太大了。分了文理科可減輕學生很多負擔，從而不會因為要應付高考，花時間在自己不擅長或是不喜歡的科目上了。

沙坪垻區學生家長劉馨：可能分科還是要好一點，如果不分科，我的女兒考不上她現在讀的那所好大學。

四川工業學院中文教師傅瑩：我認為還是要分科。人有不同的性格和脾氣，各有所好。再者現在高中生已經很辛苦。還眉毛鬍子一把抓嗎？真正的補償應該是進大學後，文科生要求必須選修理科的課程，而理科生必須選修文科的課程。取消分科，無非是想提升培養的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在現行教育制度下，這是目前成本最低的一種方式，而效果也是一樣的。

◇分不分都一樣：

南開中學高一學生蔣東：分不分都一樣，我的兩科成績基本還可以，我不太關心這個問題，因為它對我考大學影響不會很大。

高新區學生家長張鵬：文科理科究竟該不該分，這不是你我談論的問題,教育部才最有發言權。

西師管理學院院長秦啟文：談得太多，不能改變現狀，只有浪費大家的時間。從一個人的綜合全面發展來講，應該取消文理分科。但從門類知識來將又應該分，因為人的時間和精力不允許在所有領域取得成績。如以後要學什麼方向的自然科學，分科就有好處。關鍵看什麼時候分，分到什麼程度。

◇反對文理分科：

重慶交通學院新聞專業學生王萍：高中階段要廣泛的接受知識，對一個人形成完整的思維方式是有幫助的。所謂的術業有專攻的事情應該留在大學再去做。在高一或高二，就把自己定在哪一科上不是明智的決定。而是應該在通過了高中三年學習，普遍接受的各種知識後，我們才能較清楚的了解自己的愛好和專長，從而選擇一條更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具備比較全面的知識儲備系統，是我們以後再學習、深造的前提。

巴蜀中學副校長金永：中學的每一學科都是基礎，在幾十年之後都會用到。科學教人求真，人文教人求善，藝術教人求美，多種課程的設置才適合人的全面發展。

南開中學教導主任肖力：取消文理分科不管誰呼不呼籲，遲早要取消。因為已經不適應社會要求，註定要消亡。只不過中國發展慢一點，需要一定的時間。

重大貿易與行政學院院長曾國平：文理分科曾經對因材施教，差異化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文理都不能放鬆。許多文科生在進入文理兼收的專業後，《統籌學》、《概率》等根本學不懂。考試不及格，壓力又大，這不利於人才的繼續教育。

◆部分國家文理分科和高考現狀

◇德國

剛柔並濟的“高考”過去分為古典語文文理中學、現代語文文理中學和數學自然科學9年制的文理中學，今天幾乎已消失。現在文理中學的高中階段包括11年級至13年級。在某些或某類必修課程範圍內，高中生仍有廣泛的可能根據擴充的課程設置來選擇個人的重點科目。學校的課程分屬不同的任務領域，包括語言-文學-藝術、社會科學和數學-自然科學-技術等方面。學生從而高中畢業的每一個年級中，都必須無例外地從這3個領域的每一個領域中選讀課程。除此3個領域外，必修課還包括宗教課和體育。

◇美國

從冷戰時期開始的科學教育改革，直至最近仍頗為引人注目的如《2061計劃》這樣的科學教育改革方案，都明顯地表現出越來越多地將人文文化的內容引入到科學教育中的趨勢，而且這種引入的比例與範圍也是一直持續加大，從最初僅僅涉及科學史，到後來擴展到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這樣一些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人文領域中的內容，甚至一些很有些前衛意味的內容。美國近三分之一的高校是兩年制社區學院或初級大學，僅憑高中畢業證即可入讀。另外三分之二的高校是四年制大學，多數採用兩家私人考試機構承辦的入學考試，就是ETS(能力性向考試)和ACT(綜合成就考試)。80%以上的四年制大學在招生時還要參考高中表現，即學生在高中階段的課程成績、班級排名、上課討論表現以及參加的社會工作情況等。所以同中國的高中生相比，美國高中生更重視平時的表現。因為這些都是計入總的成績記錄的。

◇韓國

政府為推進基礎教育從過去的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發展，引進美國的SAT大學入學資格類考試制度，將大學統考已改為“大學修學能力考試”，注重學生的人格與能力培養。2002年，韓國政府將數理科目分成數理A和數理B兩種，社會和科學探究附加職業探究，第二外語改為第二外語加漢文，社會和科學探究又分成若干增加所屬某一課程比重的考試科目，供學生選擇其中一門。

2004年8月韓國政府又決定，從目前中學三年級學生進入大學的2008學年度開始，將降低高考成績的比重，提高學校生活記錄簿的比重。把高考成績分為9個等級，僅提供相關等級。在高中學生成績簿中記錄每個科目的分數、科目平均、標準偏差，而且向高考一樣分為9個等級。還記錄學習成績、貢獻、讀書活動等非教科書領域等。　

◇日本

大學有初試、複試。第一次考試由國立大學聯合舉行，是全國統一選拔，包括國語、數學、外語、社會和理科共五科(社會中任選一科，理科中任選一科)。第二次考試由各大學單獨舉行，一般從第一次考試的結果中錄取90%。大學在錄取新生時，還要參考學生高中階段的學習成績和操行以及健康情況等。有些大學的一些專業憑中學校長的推薦，就可以免試保送進入。

◇新加坡

新加坡的大學不舉行入學考試，而是憑中學階段各種統考的合格證書進入相應的高校。在新加坡，中學畢業證書考試十分嚴格。學生修完中學課程後要參加劍橋普通考試，成績合格者可進入大學預科學習。完成預科課程後，要參加新加坡教育部與英國劍橋地方考試委員會聯合舉行的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考試，成績優秀者可被本科層次的國立大學或南洋理工學院錄取，進入3年制直接榮譽學士班或4年制的榮譽學士，還可就讀3年制的普通學士班。成績較好者，可被專科層次的教育學院、工藝學院錄取。成績一般的，只能接受職業訓練。

(重慶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