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與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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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一部奇書，也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一部奇書。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文化慧命即發軔於此書。在這部寶典中，涵具着卓異的“時的哲學”智慧。這一哲學曉示人們，包括人在內的宇宙萬象，都是時的存在。自戰國時代起，這一哲學又與孔子、孟子等的相關慧見漸次融而為一。從此，“時的哲學”成了儒家的基本哲學；“時的哲學”的精神，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中華民族也是自強不息、與時俱進、德業日新的民族。

4月6日，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王新春博士，舉辦了一期題為“《周易》與中國文化”的講座，我們節選其中一枝，與讀者朋友一起體味《周易》的博大精深。

1914年，著名學者梁啓超到清華大學作《君子》為題的講演，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勉勵學生，後被鑄入校徽，高懸於大禮堂的上方，成為師生共同遵守的校訓。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意謂：天(即自然)的運動剛強勁健，相應於此，君子應剛毅堅卓，憤發圖強；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增厚美德，容載萬物。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精闢地概括了中國文化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的深刻認識與辯證的處理方法。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時間的考驗和興衰變化，而一直能穩固地凝聚在一起，並保持一個偉大民族的生機與活力，是同這種深刻認識分不開的。

不斷向未來開放、與時俱進、源源而來的《周易》智慧之活水，滋養了中華文化之慧命，使其成為一日新不息、蔚為大觀的慧命長河。源清則流潔，本盛則末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了解《周易》其書的神妙和大智慧，就很難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很難契得中華文化的底蘊，很難契得並全幅朗顯中華文化慧命的總體風采。

易學的三義：變易、不易、簡易

易學，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種具備自身特有話語系統的專門之學；就其內容而言，是一種具有高度哲學性的天人之學。它既是中國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又為中國哲學獨特品格的塑成發揮了獨到作用。

北宋易學家胡瑗，在其《周易口義》中曾言：“夫《易》之道至廣而至大，極天地之淵蘊，盡人事之終始。”清代乾隆年間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其經部易類的《小序》則作過如下斷言：“《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以上識見，極具代表性地揭示了《易》及由它所引發的易學以天道與人事相貫通的天人之學的基本學術品格。正是在對易學這一學術品格有了生命深處的真切透悟之後，北宋易學家邵雍才作出了“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觀物外篇》)的著名論斷。

易學發端於宗教巫術性質的卜筮，而後升華為一種高度哲學性的天人之學，從一個側面，典型昭示出中國哲學發展中非理性的信仰與哲學理性的消長和前者向後者的轉化。卜筮體現了先民的一種預知未來的強烈祈向，誘發人們確立以理性為根基的前瞻性視野與智慧，進而打通過去、現在和未來，以此而升華出易學知來藏往的哲學底蘊。受此影響，中國哲學也成為一種具有鮮明歷史理性意識的藏往而智、知來而神的哲學。智言其智慧，神言其神妙。

變易是易學的第一義。易學開示，宇宙一直都在新故相除，生化日新；社會人生亦當革故鼎新，與時偕行。易學揭明，變中有其不變，與變易密切相關的，就是和其相對待的不易。透過變易而實現宇宙、人生中萬象位的正定，達成萬象間的和諧有致、良性互動，乃至整個宇宙、人生的有序、和諧而通泰，是變易的終極歸趨。這裡，萬象在整個宇宙、人生的大背景下所得以正定的位，與它們在此基礎上良性互動所達成的和諧共同體之序，就是不可變易的。正因乎此，於變中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有序而和諧，人生有序而和諧，成為中國哲學的基本關懷。

變易、不易而外，易學尚有易簡之義。《繫辭下傳》稱：“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簡矣。”乾天坤地在化育萬物的過程中，透顯出易簡不繁、順適暢達的品格，真切了悟到這一易簡不繁，才會通透地了悟到天地、宇宙大化之所然與所以然，了悟到宇宙、人生之妙境。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祖先崇尚要約、以簡馭繁的哲學思想和智慧。

三義是易學的基本義，從中已初步透出易學天人之學的基本品格。這一品格的全面開顯，則在其三才之道學說中。

易學中的三才：

天、地、人

三才之道學說是易學的核心。易學指出，宇宙間有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天、地、人，所謂三才。其中，天地是造化萬物的本原，人則是天地所造化出的最優秀分子。在天地造化的基礎上，以人文的精神，表徵人道之神聖與莊嚴，表徵天道、地道得到充分體現的人文價值化了的世界。這一世界，需要充分挺立起人繼天地之後而在整個宇宙大化中的主體性，確立人的神聖宇宙責任感與擔當感，並推出各種積極的人文舉措。由此，人的精神境界亦相應得到升華，乃至躋於與天地、宇宙大化相契無間、一體無隔的天地境界，成為“聖之時者”。這一境界之極致，乃是一種如北宋理學家程顥、明代心學家王陽明所言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它超越了有機生存、生命共同體下的境界，直接視天地萬物為我之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成就起宇宙式的大我。此一三才之道學說，確立了人在大宇宙中的主體性地位，揭示希賢、希聖、希天的人生應然追求，成了主流中國哲學的基本內容。

為實現人的這種主體性作用，易學特別強調將剛健奮勉的大有為精神與理性而深沉的憂患意識有機結合在一起，認為剛健而大有所為的人生，富有理性而深沉、長遠憂患的人生，才是真正充實的人生；如此，才可望充分實現人在整個大宇宙背景下的主體性作用和人生應然之一切。上述精神與意識，同樣成為中國哲學所崇尚的基本精神與意識，中華民族由此也成為一個既剛健有為、又深具憂患意識的偉大民族。

易學，是一部“時的哲學”

所謂“時的哲學”，乃是以一種特殊的“時”的智慧和視野。它既涵蓋了時空的基本意蘊，更在時、空、物的這種一體不分下，用價值的視野，以人為終極着眼點。簡言之，它指涉着人所值的特定時空下，大宇宙和社會人生中各相關因素互動消長的總體格局與情狀，及在此總體格局與情狀下的事事物物。

作為一部卜筮之書，古經籠罩着濃重的神秘主義的筮占氛圍。在哲學理性漸次顯豁、非理性的神學迷霧慢慢退去的時代文化背景下，通過對古經所初步透顯出的“時的哲學”方面的觀念的創造性改鑄與詮釋，《易傳》升華出了成熟的《周易》“時的哲學”。

在《易傳》看來，《周易》“時的哲學”，其第一步開示於人的，乃是明時之義。

首先，“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序卦傳》)終極言之，《易傳》認為，作為萬物中的一員，人首先是一種宇宙性的存在，社會人生的根在大宇宙中，大宇宙是終極意義上的人的生存家園，唯有以全方位的徹底開放的心態，由人的社會放眼其外的世界，人才會大開其眼界，培養並豁顯起一種大宇宙心靈，和一種與大宇宙息息相通、一體不分之意識，並由此而為更好地觀照、認識與定位自身，以及自身而外的萬物，規劃人生之當下及未來，打下可靠的基礎。

其次，由大宇宙層層向下落實，落實到人之為人這一層次，《易傳》指出，人又是一種人文的、社會性的存在。而人所置身於其中的社會人生，同樣是一種感性具體的時的存在。

依《易傳》之見，在明時之後，《周易》“時的哲學”曉示人們，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乘時、應時，如何乘時、應時而崇德廣業，開拓人自身理想的生存發展天地了。
　　
“時的哲學”孕育“崇德廣業”的人生追求

《易傳》認為，依照《易》的理念，因人道賴人文之仁義而得以確立，人文之仁義乃人之為人的終極價值根基，所以，正大的人生追求，就應當是“崇德廣業”。即一則大力提升人的內在形而上的人文德性品位，一則以此為價值根基，努力開拓外在功業，以便既善化他人及社會，又令社會人生形而下的現實生活品質也得以不斷提升。《易》正是這樣一部聖人用以“崇德廣業”的寶典。

在《易傳》看來，現實的人生，乃是置身於一定大宇宙的與社會人生的時遇之下的。這種時遇對於他具有不可抗拒的第一位的優先性或先在性，他必然要不以其意志為轉移地接受既定之時遇的制約。換言之，對於時遇，人，無論他是什麼人，無論他是聖賢還是普通庶民百姓，皆絲毫沒有選擇的自由，他不可以、也不可能自主地選擇自己所希望的時遇，更不可以、也更不可能自主地、輕易地令己所不欲之時遇遠離自身而去。在現實的時遇面前，他所能夠、也是所應當採取的唯一正確選擇，就是直面之，並適切地回應之。

正因現實時遇的這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可選擇性，所以，《易傳》主張，人在保持其濃郁的人文情懷與“崇德廣業”的信念時，還宜涵養起針對於現實時遇的徹然豁達之心境，盡其最大之可能，以一顆平常心，坦然接受而直面各種現實時遇，並有足夠心理準備地、泰然無畏地去主動迎接各種現實時遇的挑戰，當迎來較為理想之時遇時，不致得意忘形，反能真切地領悟到，時遇的降臨是無一定之常的，理想和不理想的時遇間，每每又是循環流轉的，因而宜深度憂患而自警；而當迎來不甚理想的時遇時，也不致悲觀，更不致頹廢，反能保持無限樂觀的精神，面向着永遠充滿希望的未來。故而《易傳》稱：真正的君子，“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乾卦·文言傳》)它並特別頌揚了生不逢時的真正君子，他們之確然不可動搖的崇高人文德操與心志，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同上)

依《易傳》之見，人生最為理想的境遇，莫過於德、位、時三者的奇妙會合。時是一種遇，位也是一種遇，因此，三者的會合，實際上也可簡稱為德與時的會合，抑或德與遇的會合。《易傳》開示，德、位、時三者奇妙會合的人生境遇，畢竟是甚難為人所遭逢的，人之所逢，常常是一些等而下之的境遇。

《易傳》指出，雖然時遇是人所不可自主選擇、反卻只能承受、直面的，雖然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只能基於其所遭逢的時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時遇面前，人完全成了被動、屈從的存在。恰恰相反，對於現實的時遇，人雖不能自主地選擇，但卻可以自主地回應。只要推出適切的回應舉措，人就完全可以轉化只能承受的被動為回應中的主動，使自己成為能夠順利駕馭現實時遇的主體性存在。因此，問題的關鍵，就是挺立這種人的主體性。

挺立人的主體性，以人為中心來審視處理天人宇宙間的一切事務，就是要人從自身出發，拓展出屬於自己的人文世界，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天人之序，達成符合自己價值理念的理想天人關係圖景，使自在世界中的存在，化而為浸潤着人文精神的富含人文價值意義的為我世界中的存在，令世界真正成為為我的世界或屬於我的世界。因此，挺立人的主體性，以人為中心來審視處理天人宇宙間的一切事務，也就是挺立人於時遇中的主體性，以時為宏觀的大背景，用時的視野，從時中萬象關係格局的實際出發，由人來自主審視處理一切事務，化自在之時為為我之時或屬於我之時，化自在之時中的自在世界為為我之時中的富含人文價值與意義的為我世界，從而達成符合我的價值理念的真正屬於我的時的世界。

而要做到這一切，《易傳》認為，人需花費其主要心力予以切實解決的，就是對於當下時遇既洞悉其各個具體環節，又總攬其全局，並在此基礎上，適切因應、回應之。以故《易傳》稱：“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乾卦·文言傳》)

適切地因應、回應當下之時遇，這是一種通權達變的高度人生智慧。擁有這種高度人生智慧，人才會應時因機適遇，創拓出最為真實而理想的人生德、業之輝煌的人生之境。

(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