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國強訪談錄 (節選)

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美國德州A&M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

田國強教授無論是在國際經濟學界還是在中國經濟學界均名聲遠揚。然而，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後早期赴美留學的孜孜學子，他的求學道路異常坎坷，每一次都是在幾乎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出現轉機：幾乎喪失了上大學的機會、讀研究生和出國幾經波折、身無分文去美國讀書、聽不懂英語授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不懈的奮鬥，終於成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30年來最好的學生之一(美國科學院院士John S. Chipman教授的評語)。隨後，獲全美斯隆博士論文獎、改革開放後留學北美的華人經濟學家第一個獲得終身教職、第一個成為正教授，一系列的榮譽接踵而來。田國強教授所取得的成就與他廣學博識的才華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本文節選了訪談錄自初入大學到完成博士論文的部分，我們不僅可以了解他的奮鬥經歷，憂國憂民的情懷，還可以了解到他們那一代人的成長曆程。

第一部分：口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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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華中工學院入學錄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歲的生日，這是我在求學路上，歷經坎坷所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運的轉折點。

苦下功夫 打好基礎

我們師資班的同學是77年5月進校的，比同級學生晚了大半年。我在華中工學院的物理師資班呆了兩三個月，由於一次數學考試，成績還不錯，於是將我換到數學師資班，當時我非常地不情願，因為我從小的願望是當科學家。我感覺人的命運有時真的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發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巧遇或歷史誤會，所有這些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都很小，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有所變更，都不會是今天的我，瞑暝天意中，似乎總有人在指引我的人生道路。比如差一點上不成大學，比如專業的轉換。最後的轉換專業造就了今天的我。如果當時我學物理，將來可能有機會做一名物理科學家，但我便不會有機會師從林少宮教授，成為一名經濟學家，也說不定不會有現在的成就。

剛進大學的時候，頭一年我不是非常用功，在班上成績也只能算中上。我從小就很喜歡西方古典小說，可下面縣城這樣的小說不多，所以剛上大學的第一年我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從校圖書館借的各種世界名著。到了1978年，我們國家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我覺得考研究生對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只有那些已做了許多研究的人才能有資格當研究生，才考得上，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考研究生的打算。後來，我們班上兩位同學考上了武漢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對我觸動很大。我想別人能考上，我也能考上。當時我們工農兵學員水平參差不齊，教的東西相對簡單。於是我從那時候起，就“改邪歸正”，不再整天看小說，並制定了自學計劃，規定自己每周自學60個小時。這是一個非常重的學習計劃。相當於上午上完課後，每天要自學8個半小時以上。在隨後的一年中，我沒有了節假日和周末，也取消了睡午覺的時間，為了不影響同寢室同學的睡眠，有時我在路燈下、廁所里看書，那年春節也沒有回家，人一下瘦了很多。我自學了從前蘇聯翻譯過來的許多數學教材，象菲赫金哥爾茨八卷的微積分教程和復旦大學文革前出版的數學分析我就至少看了十遍以上，吉米多維茨5000道數學分析習題集也做了幾遍，並且把文革前各個大學歷年數學研究生入學考試題弄來反覆做。這段學習經歷，為我的數學基礎、邏輯分析能力及學習和研究現代經濟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即使20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能記得數學分析中幾乎所有定理的證明。

一年之後我報考了研究生。我當時的理想是報考北京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當時是一個人才空檔，非常優秀的人已經在78年考上研究生了，77級大學生才進校一年多，我認為自己考上的機會還是較大的。可是朱九思校長非常愛才，當知道我班上兩個同學78年考上了武漢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後，批評系領導不該批准他們考外校研究生。結果華工就卡着不放他們走，直到他們在武大讀完研究生後，糧食、人事關係也沒有轉到武漢大學去。由於這個事件，朱九思校長就給全校下了一個規定：優秀學生不讓考外校，只能考本校的研究生。我就這樣被朱校長留在華中工學院。當時華中工學院數學系有幾個專業招收研究生，其中一個是林少宮教授的數量經濟學。林老師1950年代初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專業是計量經濟學。經濟學大師、現代經濟學主要推動人之一郝太林（Hotelling）很欣賞他，邀請林老師去他那裡工作，但是林老師還是回國了。當時計量經濟學才起步，林老師如果那時不回國，現在一定是計量經濟學方面的世界著名教授。回國後，由於不讓教西方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林老師就改行教數理統計，結果林老師成為國內應用數理統計方面的權威。粉碎了四人幫之後，國家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特別是78年三中全會實行經濟改革後，我感覺到經濟學研究將是一個大有前途的領域，所以就報考了林老師的數量經濟研究生。當時林老師準備招收四個研究生，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我的研究生入學考試專業成績是全校第二名。

我從小就比較自由散漫，說話直爽，不喜歡弄虛作假、吹牛拍馬的那一套，欣賞道家無為而治的處世態度。道家的無為並不是說什麼也不做，而是指要按規律辦事，藉助一定的條件去取得成功，一切要順其自然 (“所謂無為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謂其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 ) 。當時數學、物理，化學等專業還不是系，只是教研室，統屬華中工學院基礎課部。我當時不被基礎課部領導喜歡，一個原因是認為我政治上不求上進，另一個原因是認為我講穿着。由於我穿解放鞋出腳汗，喜歡穿皮鞋，於是他們就說我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另外，由於我忙於準備研究生考試，從早到晚在學習，對其他的事情不太關心，所以他們認為我在走白專道路。參加完研究生考試後，快要期末考試的時候，剛好我祖母病了，我向寢室長請了假，沒有參加期末考試就回家去了。寢室長也沒有把我請假的事匯報給系領導。當時基礎課部領導認為我剛考上研究生就驕傲了，居然不參加期末考試，再加上數量經濟專業原打算招四名研究生，卻只有我一人夠分數線，最終把我的研究生資格取消了。在家裡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沮喪。記得我獨自在縣城的長江邊上靜坐了4個小時，心亂如麻，不過還要強制自己理順思路，自我檢討，如何汲取教訓和制定今後的打算。那時，文革後恢復高考已經使我認識到：自己頭上工農兵學員的帽子一定要摘掉，否則就像右派的帽子，如泰山壓頂，讓你今後抬不起頭。我自己對自己說，哪裡倒下去，就要在哪裡站起來，一定不要泄氣。然後，立即趕回學校，那時暑假才剛剛開始，準備下一年的研究生考試。在隨後一年，我處處注意，力爭有一個好的表現，參加所有班、部活動，結果被評為學校優秀共青團員，基礎課部三好學生。由於表現和成績都不錯，在80年5月畢業時我被留校當老師。隨後我報考了80級研究生，又以高分考上了。我終於在1980年9月成為林少宮老師的首屆研究生，成為林老師的首席大弟子。這是我苦下功夫的結果，為我今後的經濟學研究打好了堅實的基礎。當時協助帶我們研究生的，還有李楚霖教授。在這些恩師的悉心指引和傳授下，我從此走向了研究現代經濟學的不歸路。

出國留學 幾經周折

我成為研究生之後，學校不久就開始推薦研究生出國留學，我也被列為公派出國留學人選之一。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大喜事，也是一件大難事。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出國留學。從父親對出國留洋及對錢學森、華羅庚等人高度推崇的言語中，我從小就認為出國留洋對自己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所以我讀大學的時候，對英語口語根本不感興趣，我覺得能看懂英文文章就可以了。當時我只掌握了不到一千個英語單詞，我對在大學時學英語從來不開口的短視行為感到非常後悔，自責自己太沒有眼光，但這並沒有減低我出國的熱忱，只是下定決心惡補英語。朱九思校長辦學的幹勁非常大，一生都奉獻給了教育事業。他對出國留學非常重視，想儘可能多地派人出去留學，但那時每個學校的出國留學名額有限，怎麼辦呢？朱校長剛好那年秋季到美國考察。在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訪問中，朱校長知道了在國外讀書可以拿獎學金，而不須國家花費的好事。他一回國，就讓我們這些已推薦出國的人自己申請獎學金，一旦申請成功後，就把公派出國名額讓給其他人，這樣就可以多派人出國。朱校長的這一舉動在當時是一大創舉，那時許多學校和學生根本都還不知道可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這麼一回事。由於朱校長的這一舉動及採用其它種種措施，在我出國時，華中工學院已派出200多人留學，在當時所有的大專院校出國人員為第二多。朱校長對出國人員非常重視，無論怎麼繁忙，也要擠出時間接見每一個即將出國的留學人員。我在申請出國留學和獎學金的時候，也規劃好自己要幹的事。我在學習專業課的同時，也刻苦學習英語，並開始做碩士論文。我的論文是計量經濟學方面的，是關於經濟計量模型的識別問題。我只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把它做出來了。在攻讀碩士期間，我發表了三篇英文及一篇中文專業論文。我的碩士論文後來寄給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大學費雪(Franklin Fisher) 教授，獲得他的好評。我一邊做論文，一邊申請外國的學校。把寫好的論文寄到所申請的學校。在林少宮和李楚霖兩位老師的建議下，當時我申請了四所學校，張培剛教授、林少宮教授及李楚霖教授寫了推薦信，最後明尼蘇達大學的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奇普曼教授 (John S. Chipman) 對我的論文很感興趣，他就給了我研究助理獎學金。

當時我出國的時候，英語口語幾乎等於零，不會說，但是已經能寫了。明尼蘇達大學曾經專門安排一位在北京大學訪問的教授，帶來當時流行的國際學生英語水平測試Michigan英語試卷單獨讓我考，我沒有通過。但奇普曼教授對我很有興趣，他是明尼蘇達大學校董事講座教授，在學校很有地位，由於他堅持要我，明尼蘇達大學研究生院通過特赦的方式把我的英語免了，並給我了獎學金。明尼蘇達大學第一次寄給我的是標準的I-20入學通知表，要我1981年秋季入學。但學校希望我學成後回國，把我作為公派留學的形式出國，因而要求我用訪問學者所用的J-1簽證出國留學。在我拿到IAP-66入學通知表後，很不幸那年夏天教育部有了新的規定，在校研究生不能出國，只能畢業以後再出國。這樣，我就決定加快學習進程，儘快早畢業。結果只用了半年的時間，1982年元月的時候，我就通過了碩士畢業論文答辯。明尼蘇達大學又給我寄來了82年元月入學的表格，但國內辦出國手續特別複雜，來不及，推遲到1982年9月入學，結果又錯過了。這樣明尼蘇達大學前前後後給我寄了五張入學表格，直到1983年1月底我才終於成行。我成為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國大陸出來的博士生。到美後，系裡秘書告訴我，在我之前，經濟系還從來沒有遇到過象我這麼費周折才能入學的學生，明尼蘇達經濟系主管研究生的主任布朗利(Oz Brownlee)教授曾擔任過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在美國政界有不少關係，怕我申請美國簽證時被拒簽，特別通過美國國務院給美國駐中國使館打招呼，為我的簽證申請放行。這樣，出國留學的願望經過幾經周折終於實現了。

總結自己求學的經歷，我發現只要你敢想，然後去努力，你的理想多半會實現，就怕你沒有想法。我追求的目標，比如上大學，考上研究生，出國，當教授，目前基本都如願以償。當然，你對自己要有一個大致的定位，不能空想，一旦目標明確後，要有堅韌不拔，不屈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毅力。要想辦法實現目標，也就是軍事上所謂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百分之一的希望，按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執行。沒有前面‘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哪有後面‘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前景，沒有前面‘踏破鐵鞋無處尋’不折不撓的千辛萬苦，哪有後面‘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喜人成果。事在人為，即使你沒有成功，只要你努力了，就不會遺憾和後悔。

補短揚長 擺脫困境

我83年1月底來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剛到的時候，我遇到的困難非常大，主要表現在生活、學習和語言方面。首先是生活問題。由於我是自費公派，自費和公派的好處都得不到。因為不是公費留學，所有的公費待遇完全沒有，自己需要交學費和買醫療保險，也不象自費留學生，都有親戚在美國，需要時能得到幫助。我到美國時幾乎身無分文，80年代初，國內美元異常缺乏，有錢也換不到美元。去了以後，第一個月的獎學金要等到一月後才能拿到。幸好一位來自於香港叫練乙錚的學長異常熱情，給了我很多幫助，沒出國之前，就主動寫信與我聯繫，告訴我有關出國事項，到美後接我飛機，幫着找房子，帶着我註冊，並借給我400美元做生活費，雷鼎鳴學長在我剛到美國時也給了我許多幫助。學費是系研究生主任布朗利教授自掏腰包借給我的。練乙錚和雷鼎鳴在美國當了幾年教授後現在都回到香港工作。練乙錚在香港科技大學任過教，當過香港信報總編輯，現在在香港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雷鼎鳴回到香港後就一直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他們兩人現在都是香港的知名人士。布朗利教授在我還在明尼蘇達大學時就由於癌症去世了。當時四個中國留學生合租了一間兩居室的公寓，床墊、家具都是撿別人扔掉的。其實在美國撿家具是一件正常的事，許多人都撿，我們幾個研究生撿的家具、床墊都不錯。我們華中理工大學數學系還有個學生也去了明尼蘇達，他在給家人的信中提及此事。結果消息傳到了華工的數學系，有的老師就說，田國強很潦倒，撿了一個床墊睡覺，田國強混不下去了。林少宮老師聽到以後很生氣，他說：田國強有困難也是暫時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克服。我聽說了以後很感動，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學得最好，不讓林老師失望。林少宮老師的人格魅力非常大，他的研究生都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華中科技大學是最早在中國大陸介紹和講授現代經濟學的大學之一，培養了一批現代經濟學人才。其中不少人象我一樣在國外繼續深造後取得了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有所建樹。2001年夏天，林老師的十多個學生從世界各地回到母校，專門為祝賀林老師從教50周年及80華誕而特地舉行講座，大家介紹了各自研究領域的最新發展和個人研究成果。講座論文也專為祝賀林老師80華誕編集為《經濟學與金融學前沿發展》論文集，已於2002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其次是學習問題。我當時去美國學經濟學時困難的確很大。我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時，學校早已開學了大半年，況且自己現代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等於零，困難可想而知。現代經濟學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在國內研究生階段學的主要是計量經濟學、數理統計，及運籌學方面的東西。對現代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幾乎沒有什麼了解。但幾個月後，我就基本上沒有困難了。因為別人的困難是學經濟學時遇到一個數學公式他看不懂，需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而我當時的困難卻不同，由於數理基礎強，一看就懂，只是自己經濟學基礎差，需要抓緊時間去惡補。我首先花了兩個星期就把維瑞安 (Varian) 的《微觀經濟分析》自學完了，基本上有了信心。我的聽力差，聽不太懂教授講的課，但是我的自學能力很強，這是考研究生時候鍛煉出來的，我就向同學借筆記。我的許多課程就是這樣通過自學完成的，畢業時，我所有課程的成績都是A。

第三就是語言問題。我的英語差對我的學習也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由於我沒有通過英語考試，學校就讓我邊上專業課邊去學英語。當時我的英語口語幾乎等於零，和奇普曼教授一談話，我猜想他一定非常失望。因為我的英語根本沒法和他交流，而又是他給我獎學金讓我過去的。當時奇普曼只好讓我作一些核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我看了數據就頭痛，費時間，且學不到東西。我想，這多半是一個對我失望的信號。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我應該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我就問奇普曼：你有什麼文章能給我看。花了一個月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後，我說我有一些想法想與他討論，我一說出來他就兩眼發亮。然後我又花了一個月把這篇文章寫了出來。這時，我剛到美國才兩個月左右，這篇文章是關於線性開支函數估計問題的一篇論文。這個問題現在還很難，難度是其誤差項的方差距陣是奇異的，有很多種估計方法，就是沒有一個精確估計的完美答案。後來奇普曼對系裡的一位美籍華人教授說，田國強真的不錯！從此奇普曼不再讓我弄數據了，即使暑假也給我提供獎學金，和他一起寫論文，到我畢業時，我一共和他寫了5篇論文，後來都發表在經濟學期刊和論文集中了。等到我博士畢業，奇普曼在為我找工作的推薦信中寫到：“田國強是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30多年來最傑出的學生之一，令所有人吃驚的是，他不僅取得了傑出的學術成就，而且進步神速，遠超於一般的博士研究生 ……” ，“田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多面手……通過他的研究成果，我對田抓住問題核心的能力與解決疑難問題的獨創性印象深刻 ……”，“他非常具有創造性，他對他所接觸的任何領域都會在已有的觀點上進行突破。他可以同我們已在頂尖高校中任教的最優秀學生相媲美。” ，在信的結尾中，奇普曼寫到：“田是一個非常高質量的人才，對於任何擁有田的學校來講，他都是一筆很大的財富。”我發現有時候命運真的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當你遇到困難，別人不了解你看不起你時，那麼你能不能補短揚長，自己擺脫困境，找到一個突破點，來證明你自己呢？

名師雲集 進步神速

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是很好的經濟系，主要在宏觀和微觀經濟方面特別強，是理性預期學派的大本營。當時，除了盧克斯(Robert Lucas)外，其他理性期望學派的大師都在明尼蘇達大學，象薩靳特(Thomas Sargent), 沃勒斯( Neil Wallace), 普艾斯卡(Edward Prescott), 賽姆斯(Chris Sims)等教授。理性期望學派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它接近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它的核心是強調經濟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及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的無效性。這是由於人們往往會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來抵消和降低政府經濟政策的作用。按中國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從而使得政府政策失靈。微觀經濟理論和數理經濟學方面有赫維茨 (Leonid Hurwicz) 和奇普曼這兩位美國科學院院士，赫維茨主要是做經濟理論和數理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奇普曼主要做國際貿易和計量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奇普曼是新古典國際貿易方面的權威，是一個真正的多面手，在國際貿易、偏好總和理論、消費理論、計量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線性代數、經濟文獻史、總和需求開支函數的估計等許多領域中作出了重大貢獻。除此，還有數理經濟學家威克特(Marcel Richter)和喬丹(James Jordan)等一批知名教授。在美國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一般非常難。特別是在明尼蘇達經濟系一般要5到7年才能拿到博士學位，明尼蘇達經濟系非常強調紮實的宏微觀經濟學理論基礎的培養和理論分析工具的訓練，但三分之二的博士生在求學期間會被淘汰，拿不到學位。

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的博士資格考試非常難，一年之後幾乎要淘汰一半左右的學生。主要是要求通過四門課程的博士資格考試來淘汰學生。一年學時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系列課程是必須考的博士資格課程，還要自選兩門一年學時的專業系列課程作為博士資格考試課程。好的學生按正常進度一般也要兩年才能通過四門課的資格考試，有些學生三、四年後還沒有通過所有資格考試。只有通過了四門課程的博士資格考試才能有資格成為博士候選人。當時我和我的同學最大的願望就是能通過每門課的博士資格考試。考試完以後，要等兩、三個星期才能知道結果，考試成績放在封好的信封中。我記得有個美國同學拿到通知信後，不敢馬上打開，開車跑到很遠的湖邊，先向上帝禱告一番後，才拆開看結果。除此，還要上另外兩個一年學時的專業系列課程及其他博士課程。然後是博士論文的選題，博士論文題目答辨，寫作博士論文，到最後博士論文答辨，才能拿到博士學位。

儘管如此，幾個月之後，我自學補上了拉下的所有課程，成為班上最好的學生之一，自己也變得雄心萬丈，起初想一下子將四門課程博士資格考試全部通過。為此，我複印了同學借給我的所有課程筆記，閱讀了授課老師所指定的大量論文，反覆練習當時十年來的所有資格考試試題。最後為了有把握，同時也在一些學長的勸告下，我放棄了兩門，在83年夏天首先通過了自認為有把握的微觀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兩門資格考試，然後過了半年通過了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兩門課程的資格考試。這樣，來到美國短短一年之後，我成為了博士候選人。之後我開始選修資格考試以外的其他系列課程，有時註冊，有時為了省錢自己去聽而不註冊。我感到非常的幸運能在名師雲集的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學習，使得自己進步快速。在經濟系學習的同時，我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時間去數學系旁聽為數學博士生開的課，為今後的高深研究打好數理基礎。

學界泰斗 親自指導

1984年春季我基本上完了所有課程，秋季開始做博士論文的選題工作。在國內我是在林少宮教授的指導下做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本來打算跟奇普曼教授寫我的博士論文，其風險很小，因為到那時為此，我已經與他合寫了三篇論文，完全可以作為我的博士論文一部份。但是，赫維茨教授的經濟機制理論這門課引發了我的研究興趣。激勵機制設計理論是專門研究一個經濟制度或企業組織中個人理性與社會目標或委託人目標是否及如何讓它們激勵兼容的理論，這個理論的一些結果和思路正好可以用到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和經濟改革當中去。於是我就決定選經濟機制理論的開創者赫維茨作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為了怕奇普曼教授不高興，我特別要求他作為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明尼蘇達大學與美國許多學校不一樣，指導老師和答辯委員會主席可以由不同的教授來擔任。開始，我向赫維茨教授要博士論文題目。赫維茨對學生要求很嚴，從不給學生論文題目，要你自己去找。對我也一樣，他沒有給我任何題目，而是給我了一堆文章和列了一批論文文獻讓我去讀。通過三個月左右的大量閱讀論文，我列了四個博士論文題目和對每個題目我想解決的問題給赫維茨看，他看後對我說，任何一個課題做出來後，都可拿到博士學位。其中有一個題目就是關於如何設計出簡單、可行和具有一些良好性質具體激勵機制的題目，另一個就是最近幾年我剛做出來的，論證私有的競爭市場機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並且產生了資源有效配置和個人理性配置的機制。我當時為了保險，就選了第一個課題作為我的博士論文。這個題目相對容易，就是關於具體激勵機制設計方面的題目。我的老闆赫維茨還對我說，你應該以先拿到博士學位為首要目標，要減少自己不能拿到博士學位或教職的風險，等畢業後再做重大或開創性的研究。

赫維茨教授是猶太人，1917年出生于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來到美國，是我至今遇到的最聰明，最有才智的的人。最高學位是在波蘭時拿的相當於碩士學位的一個法學學位，來美國後，他沒有去拿博士學位，就直接從助教授做到正教授。赫維茨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他開始的興趣主要是計量經濟學，對動態計量模型的識別問題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他在1947年首先提出並定義了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概念。他和阿羅 (Kenneth J. Arrow) 等人做出了如何從需求函數的存在來證明效用函數的存在這一結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結果。效用是現代微觀經濟學消費理論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整個現代經濟學的基礎。但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認為效用是一個唯心的概念，它不存在，在以往的國內政治經濟教科書中一直受批判。他和阿羅等人還對競爭市場一般均衡的穩定性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當然，他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開創了經濟機制設計理論。激勵或激勵兼容現在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一個核心的概念。儘管赫維茨教授 在 學術上 獲得 了 許多 榮譽 ， 比如 他 是 美國 科學 院 院士 ， 美國經濟 學會 院士( 一年 只有 一個 ，比 美國 科學 院 院士 更 難 拿) ， 總統 獎 獲得 者 ，明尼蘇達大學校董事會講座教授等，20多年以來，一直被提名為經濟學諾貝爾獎候選人，可惜至今還沒有獲得。但應用該激勵機制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開創信息經濟學領域的委託代理人理論的密勒斯(James Mirrlees) 和維克瑞( William Vickrey)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獎。許多人都為此感到遺憾，但獲獎與否具有一定隨機性，並且可能是機制設計理論太抽象，所用數學太高深，還沒有被經濟學家所廣泛了解。赫維茨的數學和數理統計都非常好，也是明尼蘇達大學數學系和統計系的教授。同時，他的興趣非常廣泛，對語言學頗有研究，和我們學生聊天時，很多時間往往聊的是語種的發源和各語種之間的關係。赫維茨教授也非常風趣，很能活躍課堂和會場氣氛。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非常有興趣，到中國訪問過多次。可能是關心中國的原因，我和他師生關係很好，經常被邀請到他家去吃飯。為了訪問中國時方便，我在明尼蘇達大學念書時，他還自學中文，認識好幾百中國字。赫維茨這個人特有意思，可能是猶太人的原因，雖然拿系裡最高工資，卻有時象我這個窮學生一樣到處找免費停車的地方，而不去要交費的地方停車。赫維茨教授還有一大特色，他能夠根據每個人的經濟學知識的多少和訓練的不同，用非常通俗或嚴謹的語言把高深問題講得異常地透徹。他的課非常有趣、且通俗易懂，同學們都喜歡聽，但他的考試卻很難，我記得在我修他上的微觀經濟系列III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得C，三分之一人不給成績，需要重修或完成附加的要求後再評定成績。我這個老闆對他指導的博士生也非常嚴格，他手下的學生一般要學6、7年才能拿到博士學位，很多人最後往往拿不到學位，所以他的博士生不多。但是，“嚴師出高徒”，他培養的學生一般都比較優秀，比如他的學生麥克法登 (Daniel L. McFadden) 在200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選定博士論文題目後，花了半年的時間，博士論文的主要結果就基本出來了。在赫維茨指導我作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例如考慮問題的方法和角度，寫文章的簡潔和嚴謹性。論文第一章的初稿是84年底完成的。赫維茨在一個星期後將論文交還給我，他把我的論文看得非常仔細，論文上寫得密密麻麻。赫維茨告訴我寫論文一定要直接了當，不要故弄玄虛，不通常見的術語要給出定義，新定義還要適當作經濟含義方面的解釋，思維要連貫，文字要簡單，證明要嚴謹，還指出了論文引理中一個錯誤。我回到辦公室後，坐在書桌前細讀在文稿上的修改與質疑，越看越佩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非常榮幸能這麼一位經濟學界泰斗的親自指導和教誨下學習，讓我學到了許多終身受用的東西，使我進入了一個新的研究境界。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用了四年多一點的時間就拿到了博士學位，但其實在前兩年多的時間內我就完成了論文，此後兩年主要是旁聽各種學術講座和翻閱大量經濟學方面的論文。

興趣廣泛 博覽經籍

我個人興趣比較廣泛，除了自己的專業研究外，還喜歡看各類經典的書籍，來到美國後，對時政、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書籍報刊開始感興趣，以前在國內念數學時對這方面的東西卻沒有太多的涉閱。在那時，我也開始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20年前到美國時，中國和美國在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我對美國的經濟發達、富裕，公共設施的完善和先進(如高速公路) 感到吃驚。不象現在，那時中國還沒有這麼發達，人民還很貧窮，國際地位也談不上有多高。那時美國的媒體對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報道。這些反差強迫我思考如何才能讓中國象美國一樣的富強。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結合國外各種經濟、社會模式思考一些關於中國經濟改革與中國體制轉型的一些制度性問題。也經常和雷鼎鳴學長及許多中國留學生一起探討、爭論中國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探測前景。在明尼蘇達的最後兩年中，閱覽了許多非經濟學書籍。明尼蘇達大學有一個東亞圖書館，藏有中國歷代直至現代的許多經典書籍，期中許多書在國內無法看到，我差不多每個下午都呆在那裡，將館裡幾乎每一本書都翻遍了，翻閱了許多傳記、史記、名人回憶錄、年代久遠的期刊雜誌。這些書籍對開闊我的眼界和幫助我思考很有作用。古人管仲說的好：“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他告訴我們，如果現實生活使人困惑，就應看看古人，如果想預知未來，就應該讀讀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