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從小學生教到博士生

北大首位文學博士講述少年時的苦悶，青年時的自卑，壯年時的幸運

陳遠

陳平原1954年生於廣東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學中文系，1984年於中大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是北大首批的兩位文學博士之一。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而後逐漸將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關注現代中國學術史，近年兼及現代中國教育史。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博士論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合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等。另著有《學者的人間情懷》、《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潮州農村裡的“孩子王”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上山下鄉像一個神話。陳平原有一次跟學生說起這段經歷，學生們都覺得很好玩：到鄉下住一段時間，挺舒服的，而且不用讀書。1969年的秋冬之際，陳平原到了潮州老家，這跟別人有點不一樣，別人是下鄉，陳平原則是回鄉。

　　跟別的同齡人不同，我的周圍都是我的父老鄉親。不管我的父親在外面如何受批鬥，鄉親們對於我這個十幾歲的孩子，還是比較客氣。

　　我記得最深的就是第一天出工，我們帶着鋤頭，挑着肥料，到離住處三四公里外的田裡去，中間還要翻過一個山嶺。我剛下鄉的時候才15歲，隊長為了照顧我，跟我說：“你只管給人家扛鋤頭好了。”我扛着兩把鋤頭，走了三公里，累得就不行了。 一年後，鄉親們安排我去教小學。當時的我，特別像阿城筆下的孩子王。那一年，我才16歲，帶着一幫孩子。

　　我需要耐心地告訴那些孩子，在上課的40分鐘內，不能隨地小便，不要去廁所。我經常會碰到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有時候正在上課，突然就有孩子舉起手來：“老師，我要尿尿”，“老師，我尿褲子啦”。不過這段經歷也讓我得意：我這一輩子從小學一直教到博士班。

　　我曾經跟好多人說過一件事情，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我說我上大學之前沒有看到過火車。當時我們村子裡有個女孩子到廣州當保姆，兩年後回到家裡，我們都覺得很時髦。我當時就有一個願望，什麼時候北京能有人讓我去當保姆，那樣的話就可以出來見見世面。當時想走出山溝溝的願望就是這麼強烈。

　　到了我考大學的時候，第一個志願是中山大學，第二個志願是華南師院，第三個志願是肇慶師專。最小最小的學校我都去，只要能考上我就要出來。有了這樣的經歷，我特別理解契訶夫筆下的《櫻桃園》、《三姐妹》中描寫的故事，故事裡外省知識青年想逃脫自己的環境到新的地方去的那種心情，跟當時的我是那麼的貼近。在那種環境裡，日常生活雖然困難，更難忍受的是那種不知道路在何方的苦悶。

　　在中山大學留下“痛苦”

　　陳平原走進中山大學的1978年，正好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學子們接受各種各樣的學說和思想，什麼都是新鮮的。但是陳平原關於中山大學的回憶，除了時代的印記，還有“拘謹”，陳平原說，那是他“不可愛的那一面”。

　　我是中山大學77級的學生，好不容易有了讀書的機會，大家都在拼命地讀書。《安娜·卡列尼娜》剛剛重印的時候，我們清早起來坐車到城裡排隊去買，因為之前這些書都是不能賣的。那個時代的學術氛圍並不好，但是我們正好處在一個時代轉變的關卡上。1979年，我們自己在學校創辦《紅豆》雜誌，我記得一本是三毛五，很多人買，但是總是賠錢。《紅豆》辦了六期之後，全國的大學生雜誌聯合在一起辦了《這一代》，但是因故只出了一期。

　　說到我的大學，前兩年和後兩年是不一樣的。我剛進大學的時候，班裡一下子就分成兩種人：大城市來的同學，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同學。至少在我看來，這種分野是自然的：和那些大城市來的同學相比，我們之前的生活環境、知道的東西、經濟能力都不一樣。小地方來的同學，有一種自卑感。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們的班主任跟我們說：以他的經驗，大學一二年級都是大城市來的學生讀書好，但是到了三四年級都是農村的學生讀書好。一個原因就是農村的學生在有一點自卑後會拼命讀書。回想起來，我大學一二年級的表現比較拘謹，放不開。

　　到了三四年級，我才可以比較揮灑自如地面對自己的課程、校園、成績以及同學。由於有了這樣一段“磨難”或者說心路歷程，所以到了北大之後就沒有把北大看得多麼神聖。在北大博士畢業沒有多久，一位女作家受命寫關於我的文章，寫完之後給我夫人曉紅看，曉紅看完之後，說把這一段圈掉，因為不可能。曉紅圈掉的那一段寫的是我初到北大有一種特別茫然的情緒，徘徊在未名湖邊。那位女作家為了描寫我的成長曆程運用了文學筆法，但是她不知道，這樣的經歷，我剛好在中大經歷過了。所以說，我真正“痛苦”或者說真正“不可愛”的那一面，已經留在中大校園了。

　　成了北大最早培養的文學博士

　　關於教育，潘光旦先生曾有“從游”妙論，意思是說老師教學生，原本不用教條，不用照本宣科，應如海里的大魚領着小魚游泳。聽陳平原講述跟着王瑤讀博士的故事，你的腦子裡大概也會出現大海、大魚、小魚……

　　我進入北大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態，我碩士畢業之後申請到社科院工作。有一次我到北大看黃子平，我把剛寫的一個文章給黃子平看。黃子平看完之後給了錢理群，老錢一看當天就跟黃子平說：“不要讓他去社科院，勸他來北大。”然後錢理群出面找到王瑤先生，拿我的文章給王瑤先生看，老錢說：“這樣的人我們應該讓他來北大工作。”

　　王瑤先生看完文章後找到北大中文系，中文系也同意了，報到北大校方。但是校方說：“我們從來不從其他大學要這種畢業生，你要覺得他好讓他來考博士。”在此之前，北大有很多老先生在第一批博士點設立的時候可以帶博士，但是他們都沒帶，說“不知道怎麼帶博士，找不到合適的”。剛好我要進北大，王瑤先生就說：“那好，你就來考我的博士吧。”當時考王瑤先生的博士的還有在北大做教師的溫儒敏。就這樣，我成了北大最早培養出來的文學博士。

　　讀博士的時候，我過得很愉快。我每周到王瑤先生家裡去一兩次，跟王先生聊天。王先生每天晚上工作，白天睡覺，十一點之後才會起床，所以我每次都是下午去，聽王先生侃大山。王先生是喝茶的，抽煙的。所以王先生總是說自己經過幾十年“水深火熱”（指抽煙喝茶）的煎熬，“顛倒黑白”（指牙齒變黑，頭髮變白），終於成了這樣一個學者。我就這樣在王先生煙霧繚繞的“薰陶”下度過了三年。那時候沒有博士課程，帶博士的就王先生一個，兩個學生，但是老溫本來就是老師，要教課，真正的學生就我一個。

　　王瑤先生經常會讓我去找其他的老師，跟他們去聊天，比如說吳組緗、林庚、季震淮。但是也沒有課程，只是私下聊天。對於我來說，一個不太好的地方就是無論是在碩士階段還是博士階段，都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好處則是任由我自由閱讀、思考和選擇。

　　北大“窮”，博士論文“縮水”

　　陳平原在北大讀博士的幾年，正是中國建立博士制度的時候，他親身經歷了這個嘗試性的過程。我在博士階段的工作就是和老錢與黃子平提出了“二十世紀文學三人談”，寫書和寫了一些自己的文章和博士論文。寫完博士論文準備答辯的時候，教育部跟北大說：在進行博士答辯之前必須有一個博士資格考試。而北大之前對此一無所知。所以我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又補了博士資格考試。當時的博士制度就是那樣慢慢建立起來的，這個制度建立起來的時候，我也就快畢業了。

　　答辯時還有一個笑話：我讀博士的時候，北大還比較窮。博士生的論文一個人就要二十多萬字，北大相關的負責人一想，這打印要花多少錢啊。所以要求我們只選其中的一部分打印。學校的說法是如果你能在這樣短的篇幅內達到博士水平，那可以畢業了。所以我選了論文下半部。到了答辯的時候，答辯委員樊駿老師問我問題的時候，我說：“這個問題我已經解決了。”他再問問題的時候，我又說：“這個問題我也已經解決了，只不過沒有打印出來。”

　　樊駿老師後來說：“你們北大以後最好不要這樣，應該把論文全部印出來。”所以到了第二年，學校規定博士生的論文都要全部打印。我1987年夏天博士畢業，第二年我的博士論文就出版了，但是這個出版的博士論文跟我們學校圖書館中記錄在案的博士論文不同，不是我修改了，而是後者當時沒有印全。這樣的事情，以後不會再發生了。

　　陳平原的博士論文建立了他在當代學界的地位。

　　■記者手記

　　在我的眼裡，陳平原是個開風氣的人。專業上，陳平原研究的是文學史，在學界，他最被認可的身份大概是小說史家。但是陳平原偏偏不肯做循規蹈矩的小說史家。從文學史做到學術史，從學術史做到教育史，再從教育史到文化史，他一步一步地走過來，到了一個程度又戛然而止。這些領域其中雖有勾連，但是在一個專業化、學科分割得比較嚴格的年代，仍然讓人覺得有些奇怪。

　　對此，陳平原說：可能是研究的興趣和習慣不太一樣，在某個領域或者方向，我知道應該做到什麼程度。開始的是開風氣立凡例，之後的是平面展開，不斷積累。而社會上比較承認的是後者。不評判兩者的優劣，但就選擇來說，選擇前者需要勇氣，也需要有足夠的靈氣。

　　就像陳平原書中經常寫到的一個詞兒：好玩兒。陳平原也是個好玩兒的人。他把學問也當做“玩兒”，陳平原說：我希望學問應該做得有趣，學問也是人生，我希望能把學問和人生結合起來。在北大，像我這樣的人大概不多，不是說我的學問做得有多好，而是說我做得愉快。這種愉快的前提就是不太在意別人對你的評價，而是注重自己與學問的契合。在這種對於學問的體認當中，我找到了陳平原之所以開風氣的原因。

　　口述：陳平原（文中楷體字部分為記者旁白）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