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的作者丁學良道出全球化時代一個殘酷事實：如果不擁有世界水平的大學，國家的規模再龐大，也“永遠只能充當國際分工的小配角”，“當‘大腦國家’的‘手腳’”。那些沾沾自喜於我國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加工廠”地位的人，如果讀到這段評論，不知作何感想。

　　近年來，“建世界一流大學”在我國喊得十分響亮，高等教育的質量卻越來越受到質疑，百病纏身、積重難返的大學體制更是招致廣泛批評。但當事者自我感覺良好，忙合併，忙占農田擴張校園，忙學校名稱升格、變“大”，似乎這就已經在奔“世界一流”了。然而，這般忙乎着的人們如果不對“世界一流大學”的真諦有所認識，忙碌的結果恐怕南轅北轍。丁學良先生的《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對一流大學的真諦作了很有說服力的闡釋，值得關心中國高等教育的人一讀。

　　丁著自始至終關注着對一個目標的追求，這就是：“在中國土地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書中着重闡釋了“為什麼要創建”和“什麼是”兩大問題。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不是為了虛榮，而是基於一個重要事實：大學是國家的智力支撐，大學的興衰與大國的興衰密切相關。與此相關聯，丁學良既提供了世界範圍內現代強國崛起的豐富實例，又進行了透徹分析。他指出，國家實力包括軟力量和硬力量。大學作為孕育新知識、新觀念、新方法、新的組織形式和制度結構的基地，是國家軟力量的發源地。而在21世紀，相對於技術應用造成的硬力量，由新知識、新觀念、新的制度結構等構成的軟力量更為重要。美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這個相信“公民的大腦構成國家最大的財富”的國家，高等教育非常發達，擁有數量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學。她在世界上無誰能出其右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就直接得益於這個事實。作者還道出全球化時代一個殘酷事實：如果不擁有世界水平的大學，國家的規模再龐大，也“永遠只能充當國際分工的小配角”，“當‘大腦國家’的‘手腳’”。那些沾沾自喜於我國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加工廠”地位的人，如果讀到這段評論，不知作何感想。

　　大學的品質系國之興衰，乃因她是包括科學、制度、觀念、文化等整個社會創新的最重要源泉。但只有世界一流大學能最稱職地擔當起創新源泉。原因就在於使這些大學之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那些特質。正是通過對其特質的梳理，丁著把“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答案呈現給了讀者。在我看來，最重要處有四：

　　一是具有完整體現大學功能歷史演變三階段(即功能由教化擴展至研究再擴展至服務社會)，含文理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和專業學院的合理結構。我認為，這種結構體現了一流大學同時把知識、觀念的傳承和創新當作根本任務，在執守與變革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一特點使其既屹立變革前沿而開風氣之先，又在快速變化的現時代充當着保存人類世代珍視的那些理想和價值的諾亞方舟。

　　二是學術自由與包容。在這一點上，最突出地體現了一流大學抱持的根本辦學理念：大學的目標是開發、激活學生創造性思維，所以一流大學尊重分歧，容忍反對，鼓勵精神獨立和創見。這種大胸襟使她成為人類自由對話基地和可以就各種問題進行開放性研究的創新基地。而這對國家的發展和人類的未來都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美國那些一流大學中各種觀點多元並存、相互激活的局面既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多種選擇，又為糾正可能出現的錯誤保存了有價值的思路，所以“這個國家不會一條路走絕，不顧代價蠻幹到底”(丁學良語)。

　　三是普遍主義精神氣質。丁著指出普遍主義精神主要體現在教師來自五湖四海而堅決杜絕近親繁殖；學生來源廣泛、多樣，不以一個標準篩選、不用一個模子塑造；教授課程和研究項目上堅持普遍主義、世界主義。三者缺一不可，不過我認為最後一點尤為重要，它意味着知識和研究不囿於現實功利，而是追隨知識興趣對知識進行無私的追求，只以可普遍性為標準。事實上，自由、容忍和普遍主義是大學的傳統精神，由於這種傳統給了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自由伸展的最佳土壤，所以這一傳統同時就是孕育創新的土壤和牽引變革的力量。而在當代，只有世界一流大學最好地保存和發揚了這古老傳統，也因此最大限度保持着並不斷生長着向未來突進的潛力。

　　四是以優良的制度和獨立、有序的運作最好地體現了大學的自治傳統。學術的主導地位和長期形成的相應體制使校長的遴選，教師的聘用、升級，學生的招收，均遵循着以學術水準為主的公開、公正的標準和程序，既杜絕黑箱操作的可能，也不受包括政府、企業界在內的外力干預或影響。這樣的制度確保廣納天下英才，使聘用的教師和招收的學生都是一流；確保只有具一流領導才能、同時具高學術威望的傑出學者才能當選為校長。一流大學不僅學術體制優良，在其他種種大學事務上，包括財政管理、接受捐款等諸方面都有嚴格制度。所以正如丁學良評介的，一流大學在社會裡有着超越純專業之外的示範效應。

　　衡量一所大學是否“世界一流”，上述特質提供了有公信力的綜合標準。事實上，即使我國最好的大學也幾乎在每一點上都與世界一流大學相距甚遠，而且這種差距如丁學良先生所指出的，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質的不同。中國大學原本起點不低，它的落伍源於50多年前走“蘇式”道路後與世界大學主流脫節這一不幸事實，其中，對大學所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功利性定位導致的脫節是徹底的。這種定位延續至今。所以，作者在書中提供的標準和揭示的真相，值得我們做認真的反省。